曼纽尔·卡斯特尔媒介思想研究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各种人际连接、各种生活场景都处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社会关系网络等的融合状态之中，信息技术带来社会的网络化。作为“信息时代的首席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建立了著名的“网络社会”理论体系。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扩散普及，“网络社会”议题引发传播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推动这一社会形成的关键就是信息技术。卡斯特尔的媒介研究就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在他看来，网络和通信技术本身就是作为媒介存在，任何关于媒介的论述都无法撇开技术，也一直致力于探究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RANTANEN T.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J].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5,Volume 1（2）.

　　]因此，技术观成了卡斯特尔媒介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要厘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则必须加入人的因素来考量。当今媒介渠道通畅，“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在技术接触门槛普遍降低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使用媒介技术上是否存有着不同的模式？

　　任何新技术的产生到扩散都有着时间与流程，正如罗杰斯所说“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技术的接收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在对媒介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方式上同样如此。关于媒介技术扩散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较早就出现，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提出了“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作是特殊的传播形态。他同时也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大类，以及以“接触大众传媒”为中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卡斯特尔同样认为整个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存在着差异模式，这种差异化不仅体现在技术接触采用的“量”上，也体现在使用行为的“质”上。根据卡斯特尔的统计，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构成中以男性以及具高等教育背景的为主，占比高达90%，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恍如隔世。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女性互联网使用者已大幅增加，而在手机广泛普及后，情况更是大为不同。为此，卡斯特尔在建构“移动网络社会”理论的过程中首先就对世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

　　1.1.1社会分化模式

　　一种新技术的采用，受到与它相关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影响，加之终端用户的不同需求，通常导致其采用过程也不同。从人口统计学来看，不同的社会人群对技术的采用率会有所不同，从受众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出于效用考虑，不同的成本与需求以及不同的效益追求也会导致人们对技术的采用存在广泛的差异。卡斯特尔以全球性的视角，对当今最为流行的移动电话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使用情况进行观察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通信技术的采用是不均衡的，也就是“量”的分化，从宏观上来看，这种分化是以社会利益和价值为潜在背景；从微观上，使用行为是差异化的，也就是“质”的分化。这种差异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地区、群体、个体之间，并从受众分析的角度具体提出导致差异的原因，即用户的社会属性。

　　量的方面，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通信技术使用量存在差异。[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何睿，薛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青年人的手机人均占有率以及手机使用时长、手机应用数量与种类都远高于中老年群体。但是这种年龄层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并非绝对，而与技术的整个发展推广过程相关，表现在移动互联网设备上尤为明显。移动互联网产品初期定位中年商务人士，而中后期则定位青年群体，因为经济水平提升，经济因素对技术使用限制迅速降低，青年人逐渐成为新技术的使用主体和引领者。年龄对技术推广影响受限于实际需要和技术的发展阶段。[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这点卡斯特尔比其他学者看得更加细致合理。“性别因素同样影响技术的使用量，世界各地不同性别人群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有所差异，技术扩散程度越高的地区，性别差异越小”。[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社交网络应用使用量女性高于男性，他们更多的使用移动电话来维系社交网络和组织家庭生活，女性倾向于使用移动电话时将私人生活拓展为公共领域，而男性则正好相反。另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也会造成移动通信技术使用量的差异。在移动电话技术发展初期，移动电话价格昂贵，它非常明显的限制了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有经济水准在社会中上层的人才会使用移动电话，普通群体移动电话使用量极低。而在之后的移动电话使用量上，学历、社会经济地位对技术的使用量也是有影响的。除了上述因素，技术使用者的个人身体素质也会影响技术的使用量，例如残障人士受个人身体条件限制，相比于正常人群在新技术使用量上往往会落后。

　　质的方面，不同群体对移动通信技术的使用效率以及信息价值把关上存在差异。信息时代最大特点是知识爆炸与信息流通便利，受众的信息获取途径多样便捷，信息获取量增大。海量数据，多维数据的大数据时代也让信息更大程度的涌入受众视野，但信息过载、冗余的情况也更加严重，对于信息价值判断、信息渠道筛选都需要更高的受众媒介素养，不同人群，不同媒介素养，在技术使用质的方面必然存在差异。移动互联网功能选择在不同年龄层有着明显差异，青少年娱乐化趋势明显，游戏、影视以及相关网站浏览为该群体主要使用模块，中老年群体则是门户网站使用较多，其获取的有用信息以及对社会动态的了解往往多于青少年的娱乐化使用。而不同知识储备与经济地位人群在移动电话、互联网使用的质上更是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中国则是城乡二元与地区差异的连带表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达，受众经济与文化素养往往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媒介技术使用上更倾向于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获取知识信息，提升自我，而对这些新技术的使用与关注也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致新形式的互联网经济在北上广发展迅速，互联网订餐、互联网租赁等迅速出现，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人群，新通讯技术使用上仍然是较为粗犷的信息接收，信息把关与判断明显不如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人群，在移动手机的使用上，主要应用仍然是通话、短信等，即使是新的微信、微博手机应用，这些人群也往往只是简单、被动的接受信息，而缺少筛选和深度思考。

　　不同社会属性的用户在技术工具获取和使用上存在或质或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模式规律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则会进一步导致“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概念最先诞生于X的新闻报道当中，1995年XXX在发布互联网发展情况的相关报告时正式将这一术语提升到官方层面，数字鸿沟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的出现。

　　1.1.2数字鸿沟

　　基于以上分化模式的分析可以得知，技术扩散中的差异在不同阶段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差异或扩大，或缩小。伴随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而来的是数据爆炸式增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落差也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数字鸿沟”现象，也称信息鸿沟。尽管人们对它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对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的表述。这一概念虽不是卡斯特尔最先提出，却与他在“网络社会”理论中所论述的“信息化”“信息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且在20世纪末写作信息时代三部曲之时，就极富洞察力和远见地提到了信息鸿沟，并在之后的论著里也多次提及数字鸿沟问题。卡斯特尔指出，经济信息化、社会网络化、文化虚拟化是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进程，也是网络社会的主要特征，信息主义成为普遍范式，由此产生信息资本主义，即信息成为资本，类似工业革命中的能源，信息技术具备了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具有有效竞争力的往往是拥有技术知识和创新的国家或地区，网络社会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和地区边缘化，被排斥在信息流动的网络空间之外。所以说，信息资本主义趋于增加不平等。

　　卡斯特尔的“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在信息技术和工具的占有及使用方面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不公。学者基本将数字鸿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数字鸿沟是数字技术的接入差距，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对数字技术的拥有率存在差异，人均移动电话拥有量，家庭宽带接入率都是接入层面数字鸿沟的重要考察因素。第二阶段的数字鸿沟聚焦于不同人群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差距，尤其是经济与技术水平发展后，数字技术接入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却有所不同。卡斯特尔以移动电话为例，在探究使用层面的数字鸿沟时，指出通话时间、信息输出频率和篇幅、互联网使用时长都是考察的重要指标。而第三个阶段的数字鸿沟则是在知识层面的关注，不同人群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会导致知识获取上的差距，是将原有的“知识沟理论”放置于现有的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中。人们之所以多个层次关注数字鸿沟，是因为无论技术的接入、使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知识上的鸿沟都将直接关系到信息社会中个人和社区的生存和发展。[韦路，张明星，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卷，第4期.]数字鸿沟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差异，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以及个人层面公共生活差异都是研究比较关注的三个层次，也可以看出数字鸿沟在信息时代对全球的普遍影响。这种新的鸿沟已经远远超出国家层面，正在深入个体、群体、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不公正”。[曹卫东.开放社会及其数据敌人[J].读书.2014(11)]

　　卡斯特尔的社会分化模式道出了数字鸿沟产生的具体原因。之所以产生数字鸿沟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个性结构、文化水平等，诸如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种族、居住地、爱好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他们对于新技术的获取与使用存在差异，最终体现在信息和知识接收的量与质上，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分化。当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用“鸿沟”的概念来定位这种分化，在数字时代，也就成为“数字鸿沟”。社会分化模式所考察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基本囊括数字鸿沟产生的具体因素。无论是在接入沟、使用沟还是知识沟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都会存在数字鸿沟。卡斯特尔所指出的技术发展流程也与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和知识沟相对应，在技术推广的不同阶段人们的技术使用会存在不同层面的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信息传递与接收渠道垄断权力完全稀释，个人媒介涌入，那么数字鸿沟是否在随着技术进步而减少甚至消失？卡斯特尔在提出社会分化模式时指出技术使用质量差异并非一成不变，相反，这种质量的差异是技术扩散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差异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技术渗透的差异也会随之消失。[曼纽尔·卡斯特尔,等著.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付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在比较发达的欧洲地区，移动电话覆盖率超过90%，这种技术差异几乎被消解。这点类似于对知识沟探讨中所提出的“天花板效应”，[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他的发展并不是无限的，在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放缓，而社会经济地位落后的人就会不断赶上，最终二者出现平衡状态，因此信息鸿沟也会逐步缩小甚至消失。但是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因为新技术被平衡后还会不断的有新技术产生，对技术的采集和使用上，社会经济只是一个因素，思想意识、冒险精神等都会影响到技术的采用。所以这种因信息技术在工具占用及使用方面的质量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并不会消失。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时空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原因也是直接表象。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重塑时空，改变人类的时空感知。纵观媒介发展历程，从口语文字到印刷到电子媒介到今天的数字传播时代，就是一部逐步挣脱时空桎梏的历史。电脑、手机的出现使得人际沟通的随时随地性成为可能，不再受到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地理空间的影响不复存在，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使得信息瞬间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地球村”概念也成为我们的普遍认知。

　　关于时空感知的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有物理学领域的时空的测量、时空的相对性等，这些理论将时间与空间相互联系起来。马克思提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将实践观念从自然时空延伸到了社会时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探讨时空的概念和理论。电子媒介环境下，对时空观念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包括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卡斯特尔等，那么在借鉴与发展的基础上，卡斯特尔的时空观念是怎样的？

　　卡斯特尔的时空理论是以网络社会为背景环境，他认为现代网络发展完全突破了原来了时空限制，对整个人类的时间和空间是有着巨大的重塑效果的，这种重塑后的新的时空形态就是“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以及“无限时间”（timeless time）也被译作无时间之时间，网络社会时空的这种流动性和无限性（不可测量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流动空间”概念是他整体理论中最难掌握却又较为基础的一个概念，它最直接地表达了生活中的技术变革，是理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关键。

　　1.2.1流动空间论

　　“流动空间”较早见之于密斯在建筑美学上相对古典静态所提出的新概念，而这种流动仍然是物质领域的空间概念，其中的流动也是基于建筑材料创建的地域空间的虚实与透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概念是与原有地域空间即原来意义上与地点和场所相联系的空间相对应，因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脱离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中，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这种新空间是与拥有历史根源的空间组织中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容的地区相对应。流动空间是经由信息流动形成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网络社会的电子信息技术将物理空间分割开来，又使之交互联系，形成新的空间概念。因此，电子信息技术并不是仅仅打散了人们的活动，或把人们的活动凝聚到一起，而是同时具有二者的能力，即“流动的空间”，这一概念不是指某一个特别的地点，而是指利用电子技术把不同空间组织到一种形式之内的能力，它同时包括“集中化”和“去集中化”的过程。

　　流动空间与原有地方空间有着鲜明差异，但地方空间也是流动空间建立的重要基础。传统地方空间概念中，物理化特征明显的空间形式、功能以及意识领域人们所理解的空间意义都包裹于客观物质地域之内，形成固化、相对静止的地方空间。在这种地方空间中“边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边界划分的地方空间之内，人类的互动也限于其中，经验、历史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在其中创造，这种地方空间的典型便是民族国家。而流动空间则更强调流动性内涵，描述的是变化中的关系空间，他与地方空间的固定于一成不变完全相对，他强调的是由节点为核心而建构的信息与符号物质流动的空间，而由于现实中每一个节点的功能与地位不同，由节点所搭建的空间关系注定是一种变化的、流动的结构关系。流动空间极大的弱化了原地方空间所强调的边界或者是更加明确的行政边界，打破了原有空间限制。

　　流动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时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物质性的建构，它将各个地方链接起来，作为各种工具性网络的节点。类似传播中心的城市或者地区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的意义只是这些网络的节点，这种节点化也是流动空间的主要特点。流动空间中流动的是信息与代表物质的符号，是物质性的心理建构，网络就是流动空间中的信息。[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3-86.

　　]这种信息与符号的流动基于电子线路和交通技术所铺设的流动轨道，由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中更为频繁的知识、商品、资本等内容交换，地方空间也随着这种流动逐渐被征服，地方空间原有状态与经验被网络时代的流动化所取代。信息在之中的流动，是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以及符号解构当中，居于不同地域空间的社会行动者信息符号的交换与互动。信息与符号的流动传递意义，也将不同时空的社会行动者拉入到统一空间，也就形成流动空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基础即“同时性”。所谓“同时性”其实就是在同一时间社会群体纳入相同社会实践，这种“同时性”打破了原有社会形态的地域基础“邻近性”，也就造成了空间的变化与流动。

　　流动空间的社会意义在于更快捷进行社会表达，而非机械的进行社会反映，这种主动化的表达就更加接近社会现实本身，对社会现实更准确的判断则会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流动空间所带来的信息、符号物质流动进一步推动资本与知识的流动，全球化在这种空间形式中逐步建立，而社会行动者交流加深则有利于人的现代化。但是这种流动也并非完全自由，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体对流动的信息占有以及流动的自由度仍然受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严格限制。所以，精英阶层往往占据流动空间的主动权，他们往往更偏爱这种空间实践方式，因为流动空间中的信息和符号物质交换更具有效率，并能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和政治控制，最终形成社会结构有目的的改变。移动互联设备的出现则对这种原有精英阶层的流动控制有了更大的冲击与改变，它使得原有节点建构权被稀释，例如手机的随时随地接入以及操作的便捷性使更多人群能够进入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就使得流动空间的塑造符合更多社会阶层的需求。这也就是说，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的节点被纳入网络空间，流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基于移动设备能在任何情境下操作，人们可以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同时阅读、能在驾驶、走路、上课、工作等任意情况下使用手机进行流动空间实践，因而也引发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变迁。

　　1.2.2无限时间论

　　卡斯特尔认为空间组织了时间，在此前提下，与“流动空间”对应，继而提出了“无限时间”（timeless time）概念。根据他的定义，无限时间是指密集排列或瞬间即时排列的社会行为的先后顺序。[卡斯特尔,等著.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付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45]惠特洛[惠特洛（Whitrow,1988）]曾指出时间概念的动态性，时间随着历史变动。思里夫特[尼格尔·思里夫特（Thrift,1990）]也提出主要事件成为时间的标尺。但无论历史还是事件，都代表了一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然而，网络社会中的事件和历史被重组进了节点构造的流动空间中，类似时空压缩和重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可以被重新设定并彼此互动，社会行为的顺序被打乱，时间意义不再是线性而不可逆的。无限时间是网络社会主导的时间类型。

　　网络社会中的“无限时间”具有永恒性的特征。传统时间概念往往具有线条性，即先后顺序，这种线条是受时空限制，很难使得同一件事情在远距离分割同时进行，但是在互联网社会当中，时空限制被很大程度上克服，如上述所说，空间是流动性的，而空间作为共享时间的物质基础，如此，传统的时间线条也被打破，它会随着空间的流动而被重组。这种流动空间使得原本混乱无序的事件能够同时并存，从而消解了时间，打破了原有的线性方式，同时形成了未被划分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永恒性，最终形成“无限时间”的概念。

　　“无限时间”还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在网络社会当中，因为空间破碎，这种“无限时间”成为一种主导时间类型，其产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因为网络社会带来整个时间顺序会被打乱而进行随机重组，另外一种使无限时间产生的方式则是压缩。[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第三版.夏铸九,王志弘,殷宝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网络社会本身就极具碎片化的特征，因为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以传媒机构为节点的一对多的比较机械的单向传播已经完全被打破，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界限模糊，或者说传播主体对于正在进行的传播活动并不会有太多的方向或者人数的界定，而是完全碎片化的，传播的形式和效果也呈现碎片、模糊趋势。卡斯特尔的“无限时间”概念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莱布尼茨的影响，因为在莱布尼茨的时间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的时间存在的基础都必须是要有先后的顺序，要有客观对象，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对象也就没有时间存在了。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如果序列不存在了，那么也无所谓时间的概念，而在网络社会当中，碎片化就完全打破了序列，超链接的方式、多任务操作、跳跃式的阅读其实都是这种无序化与碎片化的体现，无序也就打破了时间的概念，也就是“无时间的时间”。

　　无限时间经由移动通信技术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在移动传播的环境下，时空的束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原先对于计算机的物理依赖几乎不存在，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情境下使用，无线网络比如WIFI也逐渐普及，因此有线网络的束缚也被大大减弱，人们可以在自由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传播信息和其他活动。一方面，事件可以被重叠安排，比如约会的时候使用电话安排工作，机场等待航班时查阅邮件，会议期间为处理个人事务而发短信，我们完成多项任务的效率提高很多，生活节奏加快。而另一方面，工作和上课期间使用手机聊天、消磨时间，聚会或者会议间隙的闲散时间使用手机打发时间，睡前刷微博微信朋友圈，对手机产生依赖现象，以致任何情形下的使用。这就造成了“公共时间”和“个人时间”界限的模糊。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述所说的碎片化现象就更加普遍，传播的中心被去除了，也即无中心或是呈现无数中心和随即中心的状态。“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促成了网络社会以及移动网络社会中“网络化逻辑”的扩散，构成新的社会构造的物质基础。

　　1.2.3移动网络社会论

　　移动网络社会是网络社会发展后期的社会转型，卡斯特尔认为，移动通信已经完成了类似十年前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社会的更为重要的扩张，与技术扩散同步的还包括构成网络社会统一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时空、文化等层面的变迁。为了区分之前的“网络社会”，他提出了“移动网络社会”概念，简单地说，移动网络社会是由于新的无线通信技术的使用，在网络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新增加。以强调通过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方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存在的网络逻辑的扩散。[卡斯特尔,等著.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付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

　　在新的信息技术产生之时就已经有学者将整个社会系统网格化、网络化看待，卡斯特尔则结合信息时代的背景，将网络社会进一步系统化。网络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一种新社会形态，因为在新时期信息已经作为生产力资源完成了新的社会变革，并且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其角色堪比工业革命中的蒸汽和电力，网络则是现代使整个社会运转的组织基础与动力，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网络社会形成的基础是“网络化逻辑”。所谓“网络化逻辑”是因为网络是以节点连接，而节点会随着社会意向与社会利益而发生变化，因此，网络成为一个开放主体，在同一网络中的接点连接距离几乎为零，但是在不用的网络则距离为穷大。在互联网技术成熟以及基础建设逐步完善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由各种节点联通构造的网络社会，基于“网络化逻辑”的现实应用也极为丰富，将不同空间有着供求联系的群体相连接的打车软件就是一种节点，将线上线下交易相连接的现代消费方式与移动支付方式也同样是“网络逻辑化”的典范。网络社会的形成是因为信息化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逐步由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整个社会的网络化带来了网络化逻辑，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的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网络社会并非单纯的互联网主导社会，而是整个社会的网络化，由节点连接，以“网络化逻辑”为运行方式的领域都是网络的体现。由于网络本身不具备地缘性，是可以无限扩展的系统，网络中的接点如果能够完成编码与解码工作，建立共通的意义空间，就能实现连接，构成网络社会。而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过渡到有手机为代表的无线通信技术时代，这种“网络化逻辑”更是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便携型与灵活性扩散到了社会各处，从而塑造了“移动网络社会”。移动网络社会的根本结构仍然与网络社会一样，是将整个社会以节点相联通，遵循网络化逻辑，只是这种节点之间的链接具备了移动通信技术的特征，即链接的制进一步缩小。

　　无论是网络社会还是移动网络社会，其构成的物质基础都是前述的“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二者带来了网络化逻辑。移动通信技术的扩散使得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进一步建立，移动技术使得没有固定位置的空间在移动网络的节点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形成区域构造，这种新的空间构造相比网络社会的空间更具移动性与灵活性，其与移动技术特点紧密联系。但是移动通信的这种空间构造并非使原有空间位置或者卡斯特尔所说地方空间完全消失，而是重新界定空间位置含义。在“无限时间”上，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对其进一步强化，因为移动性更加打破了周期性和线性时间所拥有的预测序列。所以，构建移动网络社会的时空基础在移动技术的推动下变得更加稳固。

　　无论移动网络社会还是网络社会都是基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联系，而对于媒介技术本质的认识以及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传播研究中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派别，典型的比如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卡斯特尔的传播理论思想同样是基于对技术变化与社会变化的观察思考，他在对技术的认识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媒介环境学派是兴起于北美地区的现代媒介研究的重要学派，以关注媒介介质和媒介渠道著称，并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人与环境以及社会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一学派又与完全的技术主义观念不同，他们的分析研究中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关注整个社会环境，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在卡斯特尔的研究中，对媒介和技术的关注非常之多，他的著作也都是从媒介技术角度出发来探讨媒介、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从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信息化城市》中便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空间的影响，分析城市、地区与空间转化。再到“信息时代三部曲”着手建构网络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网络社会理论。《认同的力量》探讨新的技术带来的身份认同变化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则是细致地分析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主导下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以及人的个性特点变化，不同的人是如何使用这些新的技术等。这些都契合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特点，同时，在探究媒介、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卡斯特尔对技术的认识又更加的多元和综合，是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创新与发展。

　　1.3.1技术的本质——麦克卢汉的影响

　　在对媒介技术本质的认识上，卡斯特尔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观点有所继承。卡斯特尔曾明确表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艾柯、麦克卢汉、英尼斯。[RANTANEN T.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J].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5,Volume 1（2）.]他的书《互联网星系》的标题就是对麦克卢汉的《古腾堡星系》致敬。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也是媒介环境学派在中后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理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热媒介、地球村等为大家所熟知。他将媒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当中，将万事万物都视为媒介，包括口语、服装、广告、印刷术、电话、广播、电视等。他对媒介技术极力推崇。“每一种媒介发出的信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速度、类型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介入人们的生活，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其传播的效果如何，媒介自身就会给社会带来某种信息，促成某些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即讯息。[]卡斯特尔认为，媒介即是讯息强调技术在创建一个领域的制约因素和可能性的内在动力。他在论述新媒体与受众分化时，正是运用“媒介即讯息”这一观点。卡斯特尔明确写到“由于媒体的多样性，以及有可能锁定特殊观众群，我们可以说在新媒体系统里，信息即是媒介”。[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第三版.夏铸九,王志弘,殷宝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21.]在他的信息化城市理论中，他关注城市变迁的过程，卡斯特尔结合信息时代与网络通信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他与许多技术乐观主义的学者一样，认为技术就是生产力，那么技术的发展就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化。无论《网络社会的崛起》还是《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都是在论述新的通信和传播技术带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网络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它改变了原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体系，使得经济全球化更加突出，而且信息作为资源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普及，人们很多时候是围绕着信息作为出发点来展开工作，由节点联结的网络就是流动空间中的信息。这无疑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非常直接的继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第三版.夏铸九,王志弘,殷宝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另外，卡斯特尔对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也有汲取之处。他认为互联网与人脑控制的生命系统有相似的逻辑，都是基于网络联结和反馈渠道衍生出来的复杂特性。在《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卡斯特尔也明确写到手机短信和手机通话成为新的语言方式，使得语言文字能在短时间能实现长距离的传输，这就是技术对人嘴巴的延伸。而在卡斯特尔的“无限时间”与“流动空间”理论中，阐述了新技术造成的时空破裂，信息在瞬间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这在麦克卢汉的叙述中就是“地球村”的核心概念，同样也体现了技术对人体的延伸。但是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上，卡斯特尔并非同意其描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庄，而应该是全球网络系统下的个别休闲村舍，他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是全球化的，分配是地方化的，所以一座座村舍具有个性化。在卡斯特尔看来，“电脑、通信系统、基因的解码与程式化，都可说是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电脑本身无法变成主体，但可以将电脑当成人脑的延伸。这些都毫无疑问的说明了卡斯特尔在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上继承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观点。

　　在吸纳麦克卢汉重要媒介思想的基础上，卡斯特尔也有不少创新与发展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多元视角看待技术影响，客观对待技术本质以及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媒介技术这三个方面。首先，卡斯特尔摆脱了麦克卢汉的单一技术影响倾向，从多元综合角度考虑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充满了各种因果互动”，能够塑造和扭曲技术的用途。[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1.]所以，哪怕是出现互联网这样革命性的新技术，也不能断定一切都将改变。他考虑到社会意向在技术普及以及技术影响上的作用，“社会按照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观来使用技术”，并认为技术同样受制于社会主流群体。其次，在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上，麦克卢汉颇有技术决定论之嫌，认为技术对社会变化起主导作用，卡斯特尔则明确指出技术并非社会变化的核心因素，网络逻辑与技术发展共同塑造了社会变迁。比方说有些事情的完成离不开互联网，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有了它，事情可以完成得更好。最后，在传播研究方法上，麦克卢汉偏向于直觉研究，他的著作往往极少注释、语出惊人。而卡斯特尔对于技术的探析，则结合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收集样本数据，并在论著中多次旁征博引，进行理论解读，总结分析媒介技术本质与变化、影响趋势。较之于麦克卢汉的微博式写作、没有根据的论断性结论更为科学严谨。

　　1.3.2技术的影响——英尼斯的影响

　　卡斯特尔一直比较推崇英尼斯的媒介观点，除了艾柯、麦克卢汉，他谈到自己到达X开始对媒介感兴趣后，读得最多的就是英尼斯的作品。[RANTANEN T.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J].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5,Volume 1（2）.]尤其是英尼斯的媒介技术观和关于媒介发展导致时空观念变化的解读。哈罗德·英尼斯早期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所以英尼斯对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极具宏观性，他往往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媒介技术的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卡斯特尔早期主修的法律与经济学，后在法国取得政治经济学学位。同样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背景使得他们都看到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组织乃至更大的国家建设和稳定的影响。英尼斯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其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提出的“空间型媒介”和“时间型媒介”的划分，也就是认为媒介是具有时空偏向的，空间型媒介往往轻便，适宜传播却难以保存，如广播，时间型媒介则是耐久，利于传承的，如汉字。[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他也从媒介角度出发将人类历史进行细致的时空划分，对整个媒介历史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卡斯特尔著名的“流动空间”和“无限时间”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英尼斯的媒介观点的继承。“航海时代的帆船作为重要的工具能够建立跨越海洋的统治与贸易网络，骑马的古老时代信使则是帮助维持庞大帝国的中心统治，实现对边缘地区的信息传递和稳定控制。但是这种传统传播方式都会限于反馈时间和单向传播的被动性。而网络则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制，实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双向扩展”，卡斯特尔认为网络作为现代媒介是具有时间型与空间型的双重属性。另外，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概念指出通信技术发展带来信息的流动，使得社会节点化，原有距离空间被打破重塑，其本质与从伊尼斯的“空间型媒介”相似，伊尼斯所论述的空间型媒介就是对传播距离的突破，从而实现远距离传输，比如纸张，而网络在卡斯特尔的论述中就是对这种空间限制的进一步突破。“无限时间”表达了流动空间带来的混乱事件的相继次序使事件同时并存，从而消解时间，打破线性秩序，以及创造未分化时间，一定程度上实现永恒。将之与伊尼斯的“时间型媒介”相比，“时间型媒介”媒介就是对信息保存时间的无限延长，而这种延长到一定程度也就无所谓时间，本质也是对原有线性次序的打破，如云技术带来的存储外部化和记忆的永久化，都是“时间型媒介”所致无限时间，二者本质如出一辙。可以说，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对卡斯特尔的时空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是伊尼斯的“媒介决定论”对卡斯特尔的影响，卡斯特尔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关于认同、网络社会的论述几乎都是从媒介技术角度出发来阐释新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群体的影响，足以看出他对技术的推崇和对技术的强大力量的认可。《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直接表达了卡斯特尔的技术观，在卡斯特尔看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变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书中他论述了青年文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基础都是从技术发展角度作为变化原因开始论述，比如网络技术发展，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青年的自我表达加强，再分析整个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等，可见其对技术的大力肯定。

　　卡斯特尔的著作中几乎都涉及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且是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制度的变化到城市建构，再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等都有所涉及。[张凌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影响观变迁——以媒介技术为视角[J]，当代传播，2016（11）.]自卡斯特尔到X之时其传播思想就开始受到英尼斯的重要影响。但是，卡斯特尔并非囿于英尼斯的技术派思想而成为“技术决定论者”，他对于英尼斯的思想创新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权力与传播结合上，英尼斯因早期从事政治、经济研究，倾向于从历史变迁角度研究权力形态，在过程中结合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卡斯特尔较之英尼斯的宏观显得更加细致具体，是直接从传媒形态角度细致论述政治权力、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分析媒介技术角色。英尼斯非常肯定媒介形态的历史作用，认为媒介形态是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力，对世界文明发展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认为媒介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全部成果，卡斯特尔则是跳出这种狭隘的技术决定论思维，而是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充满了各种因果互动，技术在其中有时候会被扭曲和塑造，所以，仅仅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就断定社会将因此改变这种轻易的论断是不可取的，“技术不会决定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才会推动社会变迁。[]这是卡斯特尔一贯所持的多元媒介技术思想。

　　综上，在技术角色的探讨上，卡斯特尔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同媒介技术是人体的延伸，他赞同技术对整个社会推动的强大影响，承认技术就是生产力，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基本物质基础即时空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他又多次宣称自己并非技术决定论者。那么卡斯特尔对于技术所持态度到底属于哪一类型？

　　1.3.3对技术的态度—中性主义

　　对技术所持态度的群体往往分为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以及中性主义三块。技术乐观主义可以追溯至较早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断言技术会推动生活进步，而技术乐观主义形成思潮的起源则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乐观主义被推崇备至，社会大众普遍欢迎技术对劳动力的解放、对人的解放。[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技术悲观主义者往往持有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技术对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构成的发展变化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人的意识也是跟着技术变化，而不具有完全主动性，人也是技术决定的一部分。[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张燕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中性主义者则是介于二者之间，提倡适度利用技术，中性主义者观点里，他们首先承认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并非决定力量。技术应富有人文关怀理念，从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上都是如此，不提倡抑制技术或取消技术。人类应当尽力减少与控制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技术更好的服务社会。

　　保罗·莱文森就是当代媒介乐观主义的代表，莱文森专注于对媒介技术变革研究，从媒介技术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建构媒介理论。他在探究媒介技术发展变化时从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角度出发，其最著名的理论“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补偿性媒介”“软媒介决定论”[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体现了对媒介技术所持的基本乐观态度。他认为技术的变化直接带来媒介的变化，媒介虽然会存在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会被新的媒介所“补偿”、修正，因此，技术会越来越人性化，但是人并不会被技术所困，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因此，技术的应该被乐观看待。卡斯特尔同样认为技术不仅是单纯的应用工具，而是有待发展的过程。正如他对于网购的描述，在他看来，网上购物是补充了商业区域，但并没有取而代之。我们不会因为网购的方便，就忽略了地方空间中对真实物体的感受，对商品材质、大小、功能等等真实客观的体验是无法被代替的；另外，在谈及网络成为学校教学的必备品时，认为学校的教学完全实现虚拟化很难实现，虚拟课堂授课可以改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方法，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美好情谊却是无法替代的。

　　卡斯特尔的媒介理论思想中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汲取成分很多，在前述已经分析，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现代代表保罗·莱文森与尼尔·波兹曼也同样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卡斯特尔对二者也同样有汲取，但卡斯特尔却并非属于绝对化的技术乐观与悲观态度的一种，而是更倾向于中性主义。

　　在卡斯特尔看来，技术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技术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这点在《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卡斯特尔曾明确指出，但卡斯特尔也多次强调社会变迁并非是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卡斯特尔反对技术的不可控观点，也不支持人对技术的绝对统治，而是较具人文色彩的看待二者关系。“使用者可以使用技术，创造与使用符号，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心智与技术都会参与到社会生产体系”。[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在剖析网络以及移动通信技术上，卡斯特尔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角度分析技术力量，在承认技术改造力的时候并非过度积极乐观的看待技术作用，而是充分理解其双刃剑效应，因为技术的发展同样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移动礼仪、病毒、垃圾信息、隐私泄露等一系列风险与问题，但这些问题也同样没有将卡斯特尔推向技术悲观主义者一类，而是更加理性的看待技术。技术本身既不为这个社会行善，也不助其作恶。[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0.

　　]主张从人类自身角度出发，合理利用现代技术为社会发展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卡斯特尔认为二者是共同推动、共同进步的，“新技术不仅是单纯的应用工具，而是有待发展的过程”。媒介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进化。“电脑的反应和帮助影响人脑，带来人们和他们各自的机器之间个性化的共同进化”。所以，中性主义则更适合表述卡斯特尔对于技术的态度立场。

　　文化一般是由六种基本要素构成，它们分别是价值观、信仰、符号、规范和法令、技术以及语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作为主要的传播渠道，共享价值观和意义符号的交流工具，其塑造媒介文化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文化研究也是卡斯特尔媒介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具有整合所有媒介的包容性、潜在的互动性和传遍全球的广泛性等多种特点，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已成为全球使用最普遍的沟通媒介，也因此新的文化类型应运而生。这种新文化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文化核心。然而，在深入探究一种文化形成的原因时，单从技术方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看到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内在动机和意识。为解释全球众多社会运动和文化现象，提供具有普适意义的关键线索，卡斯特尔提出了身份认同的观点。

　　文化由沟通过程所组成，不同媒介所主导的社会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沟通形式也自然不同，这同样要回归到不同时空概念所塑造的社会运行逻辑与方式。印刷媒介时代的时空观就是线性、有次序的时间和受界限划分的地方空间，给人类社会带来线性逻辑与沟通方式，使得社会运转更加规则化、程式化，也打破了原有知识、与真理的垄断，推动文明的进步，也在此基础上实现文艺复兴和人性解放，直到资本主义倡导以文字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而电子媒介、网络以及移动媒介的普及则带来了卡斯特尔所言“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基于这一物质基础，“网络化逻辑”成为社会运转主要方式，这种网络社会多媒体系统和电脑互联网系统的统合对社会的沟通过程与文化表现造成冲击，使得碎片化、跳跃式的新沟通系统建立，形成了新的文化，即“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的文化以及移动青年文化，在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要提及的就是身份的建构以及认同的力量。在卡斯特尔的媒介思想中，认同和身份建构都是具有文化属性的，认同的过程伴随压力的释放，因此也是社会发展内在动因之一。

　　身份认同一直都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而这些学科本身就是传播学的重要奠基学科，因此，身份建构与认同被用于传播行为与媒介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践行者，卡斯特尔试图找到能解释世界各地社会变迁的关键线索，为此，他提出一个核心，即“网络和身份的双重逻辑：一方面是新技术推动下的工具性的网络，另一方面则是身份的力量”。[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9.

　　]卡斯特尔将其与传播相联系，认为身份建构对于各种传播行为有着极大的推动力，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的变化。它是理解和解释世界范围内诸如女权运动、父权制终结、环境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等各种文化现象的关键。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在寻求着身份的认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他们对身份的意义建构也不同，身份认同的力量促成了网络社会中旧文化的解构和新文化的形成。

　　2.1.1身份的概念和类型

　　身份概念是卡斯特尔一直关注的，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试图去理清的重要概念，它是认清社会本质以及自我角色的重要概念。如果不能够弄清楚那自然也不能够理解网络社会的本质。[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身份”是指社会行为主体对意义的文化建构。[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2.

　　]身份是源于外文翻译，最早源于拉丁文的idem，英文则是对应的identity。在以往学者给出的研究中，对身份往往有着多层的含义，包括个人将自身等同于一个对象，或者是说认为自己与所描述的某种对象是一致相同的，在这个基础上就到了后来大家普遍研究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在对自我的身份构建和认同当中，群体以及社会的整体特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身份认同就是去看清楚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个人定义自身为中产阶层、白领，就是在社会中认同某一类群体的共有属性，包括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等，在这种划分的过程中就涉及到对自我的认识以及与他人、群体的比较。身份认同涉及到主我、宾我的概念，包括传播学中符号互动理论，也有对主我、宾我的探讨，这种探讨往往是从自我中心再到社会中心最后到无中心的自我认识。对身份认同随环境的变化会带来社会群体的不断划分而不断变化发展，在当今新媒体、移动媒体的时代，社会大众在身份认同上也会有许多新的研究方向。认同则是对客观对象判断与识别，是获取经验与意义的主要途径，而在这种认同的过程中最经常涉及的就是个人对行为意义的判断和认可，在卡斯特尔看来，这种认可行为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也是社会中人类压力和矛盾的产生地。卡斯特尔认为，身份首先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对身份的认同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者机构，这些主体会对自我有一个定位，比如：我是女人、我是基督徒、我是中国人。社会中的个人会对自我有标签化的身份认识，这就是身份认同。在这种自我标签化的表达中能够体现社会主体对自我的定义，而且会认为这些自我的定义是具有意义的，他们会需要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来帮助自己更明确的去与他人交流或者说去安排工作，处理关系等。而且，身份是随着社会主义所在的环境以及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会随着这些对自我定义也就是身份认同感知的变化来适当的调节自我的行动，从而更好的担当自我社会角色。

　　在身份认同的定义明确之后，则是对认同类型的划分。对特定的个人和群体而言，所认同的身份可能有多种，卡斯特尔在其理论中详细划分了三种身份类型。[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第一种身份类型是合法化身份，是精英建立的一套身份体系，主要为合理化精英阶层的观点服务。而这种合法性身份的建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也就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精英阶层确立了自我的社会地位，这种合法化身份解释为自由、共和的代表。这种身份认同的建立是依赖于语言传播的垄断化，即让法语成为唯一语言，并且在基础教育中灌输这种合法化身份概念。第二种类型是抵抗性身份，这种认同是与现代的亚文化有类似的概念，是与主流价值观共存的身份群体。而且这种抵抗往往会增加这些身份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使得自我的身份概念更加稳固。第三种类型则是规划性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变化灵活的身份，往往是在身份认同之后向这一身份的社会标签变化，就比如个人先定位自己是“勤奋的人”，从而将自己的身份将这一方向转变。

　　可见，无论是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还是规划性认同，都是社会行动者通过符号传递完成自我表达或者是抵抗一种表达的行为，认同是在压力的基础上去建构不同的社会规划，社会大众是在行动中建立认同并将认同内在化，这种认同又使得他们有建立身份意义的基础，之所以出现反抗、变动以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就是因为社会大众自身的认同与现行主导文化、秩序相抵触，在卡斯特尔看来，认同建构过程就是压力释放的过程，而释放的最主要具体外在形式就是传播行为，所以，身份认同对传播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

　　2.1.2身份认同的变化与力量——形成新文化

　　卡斯特尔认为，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尤其是识字率低下的历史阶段，对于社会标准以及价值观的解读往往只是在少部分人手中，传教士、贵族都是典型的少数代表，因此，对身份的意义解释自然也是在少部分人的手中，社会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解释空间非常狭小，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具备的特点以及他们需要遵循的行为标准都是由少数群体建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整个身份认同的现代化趋势十分明显，历史语境对人的身份限制也非常小，而现代的国家身份、社会职业身份则越来越多的被社会群体所认同，大家会普遍的人认同“我是X人”或者“我是中国人”这种国家身份，另外“我是教师”，“我是医生”这种职业身份也是频繁使用，而国家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变动都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国家身份。

　　信息社会环境下，个人接受的信息大大增加，尤其是在新媒体和移动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是麦克风，都可以扮演以往大众传播机构的角色来发布和传递信息，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关注都比以往的时代要更加强烈，这就会推进个人的表达和对身份的建构，那么如何来表达和建构？传播活动就应声而出，向个人或者是对数人的传播行动都会传递一定的符号，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同时也会在与他人的交流、比较当中来实现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这与符号互动理论颇为类似，卡斯特尔所言现代传播社会中的认同也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过程。除了理论研究以外，卡斯特尔还融入丰富的实际观察，并指出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是民族的人们开始深挖历史或者是宗教文化等，希望对自我身份进行明确的界定。[曼纽尔·卡斯特尔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另外，现代传播中的大众身份界定会趋向于从更加实践的角度来定位自己，也就是从更加直接的符号意义来描述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在跟别人的交流当中，人们希望能够在尽量简短的语言里表明自己的社会身份，比如在介绍自我身份的时候，人们会更倾向于说我是个“经济学家”来表明自己实际的工作领域和所擅长的部分，而不是仅仅说“我是个教授”这种比较模糊的概括，这点在低语境文化的西方比东方国家表现的更加明显。

　　个人或群体的身份认同诉求推动了大传播时代的传播行为，造成众声喧哗的现象，以及个人极力地自我展示，人们在认同过程中对行动进行规划，重新界定自我身份，抵抗现有组织制度或价值观，使得传统主流价值观式微或推动社会运动，这就导致了旧文化的解构和新文化的形成。在卡斯特尔看来，种族解放、恐怖活动、反全球化、环境运动、父权终结、政治合法性危机等都是身份认同力量的推动，同时也在逐渐建构新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在网络大规模覆盖后，根据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聚集的网络社群也越来越多，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显得更加需要，而为了建构身份、传递身份等，大家又会不停的进行传播活动。网络作为新的沟通系统，由于其传播迅速、开放包容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特点，使得人们纷纷围绕自我扩展社会交往以扩大认同范围。人们经由弱纽带而聚集，形成虚拟社群。这些虚拟社群构成了网络社会中的文化单元，也凸显了网络社会的文化特征。

　　正如字母的发明沟通了口语和语言，使说话人与所说的话分离开来，互联网则通过超文本和元语言,首次将人类沟通的文字、口语和视听模式整合起来，并将人类精神的方方面面统合入同一个系统中。这种新的沟通系统也塑造了网络社会中新的文化特征，即“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的文化。卡斯特尔如是分析这种网络社会文化，虚拟是因为它建立在电子的基础上，是一种“通讯的虚拟过程”，[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19]而说它真实（并非虚构）是因为我们经验基础的真实，也就是说这种虚拟过程是真实的。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因而“建构出一个新的象征环境，使虚拟性成为我们的现实”这就是网络社会文化的特征。[张咏华.卡斯特尔笔下的传媒转型[J].文化与传播.2014(02)]

　　新的传播环境改变了原有社会交往的连接方式，社交渠道增加以及随机性社交的扩大化，使得“弱纽带”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交连接主导方式，原有基于真实身份的社交基础崩塌，网络传播与移动传播的传者、受者、渠道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受的主体来看，标签化、虚拟身份都已经是现代网络传播中重要特点，网络传播中如QQ名等昵称构成的二元身份也属常态，这些符号都与背后的传播者自身身份特点相联系，是一种真实与虚拟的双重存在。另外，在网络传播中人们扮演的角色也在随时发生变化，有时甚至十分模糊，在网络传播中的个体需要扮演不同社群中的角色，如新闻网站的忠实受众同时也可能混迹于游戏贴吧中，所以，真实与虚拟在网络世界中的切换要比现实场景中的个人身份切换速度快得多，而网络文化就具备着这样真实与虚拟相互粘合的特点。这种真实虚拟的文化与认同与身份建构联系紧密，因为新的时空观念塑造了新的社会运行方式，人们的身份也在网络和移动社会中发生诸多变化，社会大众开始建立新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建构中经常出现的自我建构就是网络世界中的自我身份与现实中的自我身份磨合，亦即真实虚拟文化对个人的塑造，使个人能够最终建构稳定的社会身份。

　　文化由沟通过程组成，一切沟通形式实质都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因此，要理解网络社会文化的真实虚拟性特征则必须借助符号的意义。[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2.]如布鲁默提出的象征互动论所指出，在刺激反应的过程中必然有解释作为中介，解释就是符号、意义的互动理解过程，也就是传播。在构建互动中的核心力量即是象征，社会生活不是对环境的反应而是对以象征为中介的环境的反应。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解释来修饰、运用这些意义。现实与象征再现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社会中的人类都生存在象征环境之中，所以，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这种真实虚拟并非网络媒介创建，而是将其塑造成为主导的文化类型。真实虚拟自符号诞生就已经存在，因为所有的符号都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对符号意义的解读并没有完全客观的标准，符号本身就是“暧昧的编码”，而正是这种“暧昧”使得文化表现有不同的形式，所以符号永远不可能完全展现现实，现实又必须由符号与象征来沟通，而象征在对照其派定的语义意义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偏移。就此而论，虚拟不会完全消失，一切现实的在感知上都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媒介变得丰富、多样、富于延展性，使得媒介在同一个文本中吸纳了人类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经验，符号意义则更加多元，结果就将这种真实的虚拟变得更加丰富、流通、便捷，也就造就了真实虚拟的文化。

　　真实虚拟的文化仍然建立在“流动空间”和“无限时间”的物质基础上，如本章开头所述，网络社会的新时空观也塑造了新的沟通方式，网络技术将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即前述所言由节点所构成的时空当中，网络技术所带来其特有的超文本和后设语言的结构在历史上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入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将人与计算机相连接，形成机械与人类社会之间新的互动方式以及人类的沟通方式，而沟通也确定无疑的建构了新的文化。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并非如其所然的观察现实，而是见到现实在我们语言里的样态。我们的语言便是我们的媒介，我们的媒介是我们的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张燕,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将这一逻辑带入网络社会中，媒介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也必然造就了新的文化。卡斯特尔将这种真实虚拟的文化视为网络社会中文化的核心，在网络社会中游荡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这种真实虚拟的文化特点。诚然，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使用互联网、移动新媒体等作为接受信息的渠道，在生活、消费中都是如此，技术正是在不断占据日常生活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时也建构某种文化，网络社会中所塑造的就是卡斯特尔所描述的真实虚拟的文化。[卡斯特尔,等著.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付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现代社会中真实虚拟的文化正在凸显和成熟，这其中包括互联网社会中这些人的身份特点、消费方式特点、社交关系特点等。互联网所塑造的文化虚拟性对现代社会影响显著。微博、微信等所塑造的新媒体世界也是如此，而使用这些技术的主体则是青少年。

　　卡斯特尔对全球各个地区的青年文化都进行了比较持久的观察和探究，他认为，无论在什么地区，青年正在网络社会中建构着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受关注的文化类型，而且这种文化正在凸显和成熟，这其中包括互联网社会中这些人的身份特点、消费方式特点、社交关系特点等。这些具有多元特点的人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文化共存是因为平等、互动性强的网络传播环境给几乎所有人找到了栖息地，他们很容易在网络社交中找到与自己有共同话题或者说是有共同兴趣的人，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群，这些社群则是形成网络社会文化类型的重要单元。

　　青年人具有天然的技术敏感，对新技术持开放的态度并有着很强的让技术为我所用的能力，他们是移动通讯使用数量最多的群体。前述新技术所构建的网络社会带来了新时空观，同时也创新了文化的物质基础，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大众开始对个人身份实现新的构建与认同，而这种认同推动传播活动频繁发生，个人表达欲望增强。在移动网络社会中，青年是用户主体与引领者，所以青年也是表达的主体，青年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个特定年龄群中表达和展示行为的独特观念和理念系统，并由此展示出与其他群体的显著差异，可以说，认同推动的传播又进一步塑造了本节所述的青年文化。移动青年文化的建立也基于网络社会所构建的有着相同身份特点的虚拟社群，使得青年个人所体现的个体性文化不会被孤立，而是在日益增长的选择和自我导向的接触方面，改变原有社交模式，形成自身文化。

　　这种文化需要被放置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这种文化的分析也同样基于卡斯特尔在本世纪初提出的假设，即存在这种青年文化，“能在移动通信的交流中，充分形成表达模式，并且不断对其强化”。移动通信与网络技术所催生的认同行为其实质是符号的交换与消费，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虚拟消费，其本质都是如此，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开放，青年群体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也逐渐凸显。

　　2.3.1社交关系网络化

　　卡斯特尔认为，移动青年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文化，移动电话的广泛普及加强并拓展了现有的青年网络，导致社交结构以及社交能力的转变。青年人可能会寻求独立，但又不是完全的独立。构建他们自己的群体以及同他们所选择的人保持联系同样也是他们生活的一方面，他们会为实现不同目的而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在使用行为上也会有别于其他年龄群体，这点在社会分化模式已经论证。而移动电话恰好满足了他们业已存在的需求和自主使用。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特性，移动电话创造了亲密的新领域和传播的新方式、新时刻。移动电话的便携性和丰富的应用选择以及其私密性都使得青年群体可以使用移动电话进行灵活的、创造性的交流活动，帮助打破原有组织性和空间性界限，从而建构青年群体自己的群体组织和交流方式，这种创造性与灵活运用也在加强了青年群体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化趋势的同时形成“随时亲密群体”，它们共同形成青年社会身份的重要特征，卡斯特尔将这种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称之为同龄群体构建。

　　同龄群体的构建是基于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连接可能性。移动电话能够创造、维持和加强联系。一方面是可获取性，青年可以决定何时何地他们能够被联系到。另一方面则是微观协调，青年可以决定和谁联系多和谁联系少，这样就既能加强同龄群体，同时也能形成排斥。“借由同龄人之间产生的更强烈的亲密感，他们增加了集体身份认同和相互连结的情感”。移动电话的可获取性与微观协调帮助创造、维持和加强联系，青年群体可以利用移动电话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而移动电话的私人性也让它具有与使用者的亲密性，而丰富的应用方式和便携性使得青年群体可以灵活的应用移动电话应对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就帮助建立、补充和维持了社交关系。而对于这些运用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青年群体的集体身份。尤其是移动电话的短信功能，卡斯特尔在各个国家的调研中都发现了短信功能在青年群体中进行工具性和表达意义的传播时，都帮助构建了青年自身的社交网络，尤其是较为私密的社交网络。对于移动电话的个性化使用构建了青年群体的集体身份，他们对移动电话的使用不用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其父母。在短信的使用上，他们热衷于建立自身私人排外的语言，例如情侣间特殊短信符号的含义或者是更为广大的青年群体中较为通用的短信符号意义，另外，青年人也在通讯费用有限的情况下创造性的对手机短信进行使用，综合其他的移动电话使用方式都创造、维持和加强了青少年之间的集体身份，这些行为方式让他们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

　　新的移动通信技术给当代青年身份建构带来了结构性的改变，这些新技术“使得青年群体远离传统社交结构的影响范围，比如家庭、教育系统和广播电视媒体等”，而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交以及身份认同选择的范围，引起所谓“界限危机”。[]根据卡斯特尔的研究，移动电话作为一种私人传播工具对青年社交网络模式以及他们同长辈之间的关系都有着深远影响，使全球范围内的青年群体有较为随意的社交网络化趋势和消费主义、流行趋势等特点，卡斯特尔在全球范围内探究的这种青年人群体移动文化的持续性模式极大地支持了青年文化正在全球产生，其在移动通信中找到了准确的表达和强化模式的观点。而传递青年集体身份与文化的语言也是移动通信时代所特有的无线通信语言——移动超文本语言，这种移动超文本语言在无线移动通信多模式的基础上也表现为多种模式整合的传播方式，包括短信、彩信以及现代的多媒体融合通信方式。青年群体对这种移动超文本语言的使用更是具有创造性的集体特征，集中表现在早期的短信符号语言和现代的网络语言。

　　2.3.2消费主义化

　　消费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通过符号寻求地位以及共有价值符号的等级相对应的个人的层次，都是青年消费主义的重要维度。[]消费主义化倾向也是卡斯特尔发现的移动青年文化的特征之一。它是基于消费主义提出来的概念，直接表达就是社会大众对消费主义的认可与趋向。根据卡斯特尔的理解，青年消费主义主要是指这一群体的消费模式以及关于什么应该被消费的价值观，移动网络社会中，消费主义的这两方面与以往社会都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里包含了青年群体的消费主义倾向也是在不断的符号创新、群众心理、模仿、地位寻求等因素。具体来说，青年的消费主义化倾向体现在将手机作为时尚物品以及手机使用中的娱乐性维度。

　　青年群体个性化的寻求自我身份特征以及其具有的创造性、流行性集体身份特点推动了消费主义倾向在青年群体中的产生与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青年加强个人身份建构和时尚建构的产物。网络时代青年的消费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这一群体的消费模式以及关于什么应该被消费的价值观，移动网络社会中，消费主义的这两方面与以往社会都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里包含了青年群体在的消费主义倾向也是在不断的符号创新、群众心理、模仿、地位寻求等因素。在他看来，网络社会给青年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对物质的消费与享受方式，对互联网的使用、对移动电话的使用。这些消费中有很多时候是现代青年希望借此来寻找一定的符号意义，对流行服饰的追求、对新的媒介技术或者是手机应用的使用等往往也都有这样的符号意义在其中，而这种消费的追求在现代来说有着强大的力量，在很多时候，青年的消费方式与消费领域都是引领时尚的重要力量，这与以往的时尚诞生方式也大相径庭。

　　卡斯特尔认为，随着网络社会、移动媒介时代的不断发展，青少年所面临的消费市场以及自身的消费能力都在不断提高，而追求时尚性、娱乐化的消费以及整个的消费观念都是有着膨胀的趋势。虽然消费主义倾向不是青年文化的所有，但确是现代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被重视与警惕。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是不赞同现代所有的消费方式的，他认为过度单一的追求，而且是非常基础的追求是在物化自己，而使得自己变得不够丰富，这种单向度的消费行为会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和其他方面，在青年人中尤为如此。日常生活中就能够看到青年人对奢侈品的不当追求、金钱观念的扭曲等，这些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社会中的青年文化形成一定的塑造成分。在频繁的消费行为下，在青年中的确存在的消费主义倾向对传统文化，甚至传统美德也是有着负面影响和消解作用的。

　　青年文化构建动力重要一方面就是其集体身份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集体建构的身份是对主流文化的破坏，这种与主流对抗的过程中就会造成青年对生活、消费、文化等具有娱乐性的一面。网络环境则为这种对抗提供了便利渠道，娱乐、游戏以及媒体都成为青年文化娱乐化倾向中重要的因素。青年文化会如同其他服务和活动一样，遵循同样的模式，成为青少年无线环境的一部分。在卡斯特尔的传播思想中，这种娱乐化的倾向也许是对比较严肃的主流教育或者是价值观宣传的一种对抗和消解方式。青年人是网民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而娱乐化倾向之所以成为互联网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全世界的网民构成以青年人为主联系紧密，青年人有较强的好奇心理和创新意识，他们对新事物、娱乐方式有更多的偏好，青年群体在目前的整个社会结构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处在青春年少的生理阶段，心理上也有不成熟的成分，在思维方式上也表现出更多的跳跃性和迅速的对新信息做出反应，这些特点都让青年人群体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娱乐化倾向特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倾向于娱乐的群体。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机也正好契合了我们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潜在需求和网络社会的独特性。在当今时代受到更多的流行文化因素影响，或者说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些娱乐因素，比如摇滚、电子游戏，甚至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追求自我的价值取向，使青年人身上的娱乐化倾向表现在政治倾向、人生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在政治取向上更多的是一种反向解读或者是不关心的态度，对于其严肃性嗤之以鼻，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的娱乐化倾向则更明显，“游戏人生”的态度在一段时间也极为流行，而在道德上则也会出现许多冷漠情感。这些都是网络时代青年文化娱乐化倾向的重要表现，而对于这种娱乐化倾向在引起警惕的同时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从教育、实践的角度多层次地引导青年文化的良性发展。追求时尚、娱乐化的消费倾向都使得青年群体成为个性特征鲜明的同龄群体，因此也积极促成了青年文化中的个性化倾向。

　　2.3.3个性化倾向

　　卡斯特尔表示，青年用户不但是消费者，同时还是创造者。他们通过使用不同于成人尤其是其父母的方式来使用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构建他们自己的个性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个性化倾向体现在青少年对移动技术的态度和他们对其产品的偏好。移动电话本身是一种个性化的通信工具，比如移动电话的丰富应用软件、铃声和墙纸、图标等都能看出。青年群体能够表达自我个性也是基于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低门槛而对无线设备的所有权足以支撑自主权，也就能够实现对移动通讯设备的个人化。在这些设备的使用中包含了丰富的自我意识展示、自我评价和自我提高的过程。

　　在卡斯特尔看来，技术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系列的，这些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无线通讯技术以及最新的新媒体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创新会带来青年人与相关社会群体关系的转变，因此，青年群体的行动与心理都会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形成自身的个性特点。另外，现代的网络传播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平台与技术往往使得青年群体远离传统社交结构的影响范围，比如家庭、教育系统和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等，而这些传统媒体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当中所传递的往往是主流价值观体系，青年群体在远离这种传递的情况下，就会更加追求个性表达和自我展示，这也是青年文化的个性化倾向的原因。新的技术环境下，青年人对原有的家庭依赖逐渐减少，例如对父母的沟通依赖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社交网络上的朋友，这些与传统家庭的隔断会造成传统的家庭威望和父系权力的减弱，形成比较现代的新的家庭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有利于青年心理性和社会性的解放，青年人往往是联系家庭关系的核心，所以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力和表达权力，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青年文化的个性化倾向形成。

　　卡斯特尔认为青年群体的个性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文化倾向，青年群体在社会中会承认和肯定自己所扮演的群体角色，但是同时也会展现非常个人的具体特质，形成个人身份的强化。这种个性化的倾向是肯定共享文化中的每一个个体，认为群体有群体的特征，但是群体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在传播的活动中，这种个性化的倾向就会使每一个人都会将他们的信息以及传送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个人化。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青年群体在安全问题上的自主权管理具有主动性，以手机、电脑为代表的移动网络设备所具有的传播便捷性以及移动通信设备的丰富应用也给了青年群体更多的选择，如通话易被监督，而短信交流则更加私人化、隐匿化，帮助青年群体在原有较为紧张的父母监督和管理模式的家庭关系下找到自我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青年通过使用不同于成人尤其是其父母的方式来使用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构建其他们自己的个性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个性化倾向体现在青少年对移动技术的态度和他们对其产品的偏好，比如移动电话、铃声和墙纸、图标等都能看出。青年群体能够表达自我个性也是基于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低门槛而对无线设备的所有权足以支撑自主权，也就能够实现对移动通讯设备的个人化。在这些设备的使用中包含了丰富的自我意识展示、自我评价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无线通信技术使得他们能够持久生动的表达个人身份，同时还能同当下时尚潮流保持一致。这就是卡斯特尔所说的个性化倾向，其实质是一种个体自主权的强化。

　　总之，移动青年文化的出现与社交关系的网络化和无线通信技术的随时随地连接性都是密切相关的。网络社会是节点式的社会，个人与机构、城市都可能成为这其中的节点，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媒介渠道与信息内容的垄断被打破，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公众才能够追求娱乐与个性化，实现自我身份建构以及所在集体身份的建构，个性化的表达推动自我传播盛行，必然导致原有媒介权力模式的改变，形成卡斯特尔所论述的新的媒介权力模式。

　　权力一直都是重要的探讨话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都是关注的对象。自新闻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关于媒介的权力就一直被关注，从最早的“第四权力”再到现代的“媒介审判”等，都是在展示着媒介的强大权力。卡斯特尔在学术采访中曾经谈到，他之所以转向传播学研究，正是凭借着对权力和信息技术的关注。[卡斯特，陈韬文，等.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3)

　　]在新技术环境中，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形成的横向传播网络等也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和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于是在67岁高龄里又出版了专门论述传播与权力关系的著作《传播力》，足见其对媒介权力研究的重视。“权力”作为卡斯特尔传播思想的重要关键词，关乎权力的思想几乎渗透在他的每一本著作中，那么在卡斯特尔的论著中是如何定义权力，媒介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以及他如何来看待媒介权力，拥有怎样的权力观，这种权力在传播中是怎样运行的？这些都是本章要探讨的话题。

　　3.1.1卡斯特尔的权力定义

　　权力一词在各个民族语言中都有对应词汇，都有对权力的概念解释，一般普遍认为中文的权力是与英文“power”相对应，而英文中原本是没有power一词的，它是英国人从法语“pouvir”借鉴而来，其最早的来源是拉丁语中的“potesas”或“potentia”基本与“能力”是一种意思。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对于权力的定义也往往从多个角度进行概括，行政、法律、人权等角度的文献则是比较集中的。例如有布洛克等主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中就对权力的概念做了具体的解释，词典中对权力的界说主要是从主动、被动的角度来说的，认为权力是一种让其他人服从自己意愿的能力，这种能力则往往具备着强制性，让他人不得不就范。[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M].社会并学文献出版社,1983:453]我国的一些学者也通过结合我国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具体因素，同时借鉴西方学者观点，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看法。周永坤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自身利益角度对权力概念做出了一定解释，他认为权力是改变人际关系或者是处理财产人身等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也就是合法的，才能称为权力。[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7:241]权力和媒介的关系在传播学中经常被联系到一起，如经常接触到的传播即第四权力的说法，对于传播所带来的权力的具体阐述，包括获知权、接近权等，都是将信息、传播看作是一种权力。

　　卡斯特尔的权力概念在《传播力》一书中有明确指出，该书的第一章“what is power”，即“权力是什么”中，他提出“权力归属于一部分使社会行动者，它能够维护持有权力的社会群体的意愿、利益和价值观，而不对等地影响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决策方式的相关能力。权力是通过强制来执行的，或者基于社会行动者指引其行动的话语而构建意义来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由一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统治构建，统治就是最直接的权力体现。权力的相关能力以统治的结构性能力为条件，但并不由其决定。体制可能参与依赖于统治而得以实现的权力关系”。[]这里的行动者的概念指的是各种行动主体：个人行动者，集体行动者，组织，机构和网络。所有组织，机构和网络表达人类行动者的行动，即使这一行动已经制度化。[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卡斯特尔对于权力概念是基于网络社会、传播的大环境提出的。

　　卡斯特尔的权力概念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卡斯特尔权力概念中有明显的关系属性。他指出权力是关系能力，使社会行为者能够以有利于赋予权力的行为者的意志，利益和价值的方式非对称地影响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决定，这与我们上述总结的西方社会对与权力概念的定义有相似性，强调了行为强制性，在卡斯特尔看来，权力也同样是赋予少部分人的，他在关于网络社会中的媒介权力也提及到这些观点，包括对一些媒介权力机构的分析。关系能力意味着权力不是属性而是关系，它不能从权力主体以及在特定背景下受到这种赋权的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抽象出来。不对称意味着，在关系中的影响总是互惠的，在权力关系中，一个行为者对另一个行为者的影响总是更大。其次，卡斯特尔强调权力的相对性。这是他权力定义中一个较为核心的概念，在权力的相互关系中总是存在抵抗的可能性，使得双方对权力关系产生怀疑。此外，在任何权力关系中，拥有权力的人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程度的遵守和接受，不存在绝对的权力也是因为权力关系很难变成非社会关系。这是因为，如果权力关系只能通过依靠暴力支持的结构性支配来实施，那么为了维持其统治，那些权力关系必须破坏抵抗性行为者的关系能力，从而取消关系本身，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可能保持在持续的社会状态之中的，任何国家都是。再次，指出暴力因素对权力建构作用的有限性。“暴力只是权力建构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所有”，因为，一旦权力关系在其多个组成部分中重新建立，多层权力机制的复杂性再次发挥作用，使得暴力在更广泛的决定因素中只发挥部分作用。暴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往往是一定的利益在建构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权力系统建立的初期，为了维护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者是建构部分群体的利益，这种诉求越强烈，诉诸暴力的必要性就越大。权力的建构与运行依赖较为综合的力量，如话语、政治统治、文化塑造等，都是权力建构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卡斯特尔尤其看重“话语”的力量，虽然暴力所带来的社会行动者的强制性在塑造权力方面往往能够直接奏效，但是这种权力的持续性与话语或者思想所建构的权力相比起来要差很多。“折磨肉体并不比塑造观念更为有效，权力的最基本形式是能够塑造人类思想”。[CASTELLS M.Communication Powe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3.]因此，卡斯特尔更加提倡权力的“非暴力”运行。

　　卡斯特尔明确的说明了权力的定义，并且对这些定义中的各个要素做了逐一的细致分析，同时分析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建立和变化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他也指出了权力的相对性，分析相对性存在的原因。传播对于权力的塑造、运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传统媒介时代到新媒介时代，从“第四权力”到“传播平权化”，权力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也从垄断的媒介机构与部分阶层到普通民众手中，卡斯特尔的权力概念同样基于网络传播的大环境，在《传播力》一书中，卡斯特尔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理清传播与权力的关系。

　　3.1.2传播与权力的关系

　　传播与权力是传播学中经常被联系到一起的两个对象，我们接触到的传播即第四权力的说法，再到对于传播所带来权力的具体阐述，包括获知权、接近权等，都是将信息、传播直接看作是权力的塑造者。卡斯特尔在权力概念中已经指出二者的紧密关系，尤其在谈及暴力与话语对权力的塑造上。这是因为卡斯特尔的权力理念受到福柯权力观的影响，他同样强调“话语”对权力塑造的重要性，而且话语对权力的维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话语与传播的关系显而易见，传播是符号的流动，符号的流动则带来话语权，对符号传递渠道的占有，对符号解释权的占有都能够带来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就是权力，以致诸多学者在“物质暴力”的基础上提出“符号暴力”，因为在传播中的不平等关系与暴力的本质属性一样，只是施展暴力的形式不同而已，再将这种符号流动（就是传播）扩展到更大的领域，用“符号城市”或者是“符号互动论”观点来看，任何现象都是符号流动所建立，个人对身份的建构更多的是追求符号意义，如名牌穿着带来的是进出高档场所的权力，与会证件带来的是参会的权力，这些本质都是符号，都是信息的传播，都是话语的展示。因此，卡斯特尔认为在网络社会中传播是权力的重要来源，是权力的运行方式，在当今网络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权力就是传播权力。

　　卡斯特尔的权力观念是基于整个网络传播环境，信息时代的社会运转依赖强大的传播体系，同样，权力也离不开传播，如上述所言，对符号、信息以及话语的控制就是对权力的直接控制，互联网则是当今信息传递的最主要手段，由此，互联网带来的传播对权力有着显著影响。第一，网络环境下的传播使得权力的行使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原有国家和民族的限制。这点最集中的体现是X对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全世界互联网的基本输出源于X，海底电缆的建设也是由X主导，因此，对于信息传递渠道上，X占有绝对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得X的权力借助互联网能够扩展到世界各地，对太平洋地区的信息监督便是具体的权力行使。第二，网络社会中的传播对原有权力关系带来巨大冲击。当今传播环境的变化带来信息传递渠道的丰富便捷，个人接触信息的量大大增加，而个人信息传播的快速便捷则带来信息解读权力的下放，在网络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信息解读，对国家政策、社会事件都是如此，因此，原有的话语权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话语权的动摇则会直接带来权力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网络社会传播对权力带来的第三个重要影响，平权化。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形成的横向传播网络使社会成为节点化的网络构造形式，而每个人、机构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节点，这就导致大众自我传播[]的兴起，“用户是内容和服务的制造者”，这种自我传播的盛行对原有传播机构甚至XX机构对信息权力的控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个人对固有信息来源的依赖大大降低，原有的传受关系被打破，这就导致了权力关系中制约与被制约程度的变化，权力双方的差异减小则带来了如今社会中的传播平权化。

　　卡斯特尔在最初定位权力概念时已指出权力的塑造因素综合复杂，但是在网络社会中，他承认传播是当今社会建构权力的直接、重要来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权力就是传播权力，而对这种传播权力的最直接掌控者是媒介，无论个人媒介还是集体的媒介机构，因此，卡斯特尔同样对媒介权力做了重要分析。

　　3.2卡斯特尔的媒介权力观

　　在现代社会中对媒介权力推崇备至的人很多，传媒帝国塑造者默多克曾言传播的入口也是整个世界权力的入口，掌握媒介的权力就可以支配世界。而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感知或者重视，在许多时候也是媒介权力的负面表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前几年的《新快报》“请放人事件”。[2013年10月23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收受不法利益捏造虚假事实被刑拘事件系列报道.]就算是在X，整个新闻行业的执行标准和道德标准趋于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较高的情况下，在新闻事件当中也会出现记者或者媒介集团的权力滥用现象。而这个问题回到中国，则显得更加突兀和严重了。如何定位和看待媒介权力？卡斯特尔做出了相关解释。

　　3.2.1媒介权力概念

　　什么是媒介权力？国内的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媒介权力在许多特质上与其他的比如行xxx力、公民权力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依附在传播行业中的媒介权力也必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将权力拓展到媒介权力的过程中，比较早的奠基者是福柯，他结合自己的语言学研究，充分拓展了原来比较集中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权力概念。[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在对媒介权力的初步界定中，有部分学者是从信息传递和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的，他们认为媒介权力在传播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主题通过对媒介资源的占有来实现对现实的再度塑造，从而实现对受者信息世界的相对控制，在这个基础上迫使被支配者在认知、态度或者是行为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上趋向于符合支配者利益需求的方向，这与我们的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是由异曲同工的。[吴予敏.帝制下的媒介权力[J].读书，2001(3).]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则将媒介权力定义为一种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的形成过程则是和之前我们说的西方学者表述的差不多，是因为媒介机构对传播资源的掌握从而在信息和传播中占有优势，最终通过传播实现对大众的影响。[丁柏铨，陈月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19卷第2期，2008年3月.]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和传播机构往往是有着对社会控制的权力的。[田大宪，媒介的权力以及异化[J]，山西示范大学学报，第34卷第6期，2005年11月.]徐卫华深入探讨了媒介权力的本质，他认为媒介权力与公众权力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媒介权力本质上来说就是公众权力，媒介之所以拥有权力其实也是一种转让行为，是公众将某一部分人或者是机构委托为它们信息接收中的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则代替公众行使权力。虽然在实际的媒介权力使用中也许偏离了这种本质上的赋权，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媒介权力也是公众权力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是因为媒介权力具有自身的双重特性，即工具性和社会性。[徐卫华，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2003年2月.]

　　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介权力是什么以及媒介权力的相关特征都有一定的研究，而卡斯特尔的媒介权力观中也有许多是从以往研究中进行汲取和拓展，包括媒介权力的定义和媒介权力的实现方式等，所以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也是对以下探讨卡斯特尔媒介权力观的重要基础。

　　卡斯特尔在《传播力》一书中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权力，之后则开始讨论媒介的权力。他认为各国的学者关于媒介权力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权力理论，基本都是共享一个类似的分析框架，就是从“社会权力建设”的多方面分析。在卡斯特尔看来，媒介权力的概念要基于现有的一些关于权力的性质的假设。媒介权力主要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是本地多媒体大规模通信网络中实施的通信过程，这些信息传输的过程在人类思维中构建意义，例如，伊拉克战争是在外部宣传当中是布什XX在“反恐战争”框架下进行的反击运动，但是在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首先需要树立战争的动机，战争的正义性，这就需要依靠XX的媒介权力首先通过信息的发布来征服X人的头脑，之后才可能征服伊拉克。在现代的大众传播中，媒介权力主要掌握在媒介机构的占有者手中，这些机构可以是公立的也可以是私人的，他们主要是通过财政，法律，制度和技术手段来组织和运营大众通信网络。媒介权力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些人是那些在最后往往能够决定通信的内容和格式，根据现有的条件来最好地实现他们的利益分配从而获取最终盈利。综上，媒介权力是指包括在构成全球网络社会的核心行动者和组织者，他们对远离这些传播核心的人有着支配的力量。[]权力制作，文化制作或上述所有，这种形式的权力通过排斥与包容来运作。

　　3.2.2媒介权力来源

　　卡斯特尔指出权力来源的第一部分是媒介语言。在媒介发展史上，文字的产生、印刷术产生以后，精英阶层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垄断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的解读也开始以媒介载体的方式出现，比如书籍、报纸，在这样的基础上就诞生了非常重要的媒介语言，不算是任何事件，都需要用一定的媒介语言表达出来。而能够塑造媒介语言的主体有限，这就形成了媒介权力。媒介语言是符号语言的一种，它与权力是紧密联系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已经从结构主义上分析了语言符号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因为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没有硬性关系的，符号之所以有意义是人的建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少部分群体能够优先使用符号来解构意义，同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读信息，让其他群体认同这种解读的权威性，从而最终以这种媒介语言实现媒介权力的运作，维护自身利益。[郝滢.从电视节目方言热看媒介语言的权力表达[D].华中科技大学，2008.]卡斯特尔认为，塑造媒介语言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XX或媒介机构，也可以是公众或个人。媒介语言在过去往往是官方的权力表达。如纸质印刷媒介时代，清朝康熙年间编纂《康熙字典》，就是要对汉字实现权威的解读，明朝《永乐大典》当然也是要对历史、社会等各种事件进行官方解读，将媒介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在一些特殊时期更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印刷物还是电影、广播等，都受到XX的强力控制，运用媒介权力为战争胜利服务。在实际应用中，媒介语言更表现了其对媒介权力塑造的力量。如果按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社会语言交换市场理念来看，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任何的活动一旦涉及到权力关系，往往都是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和表达的，无论是权力的竞争与合作，都是需要语言作为载体，而媒介语言则是一个社会中权力表达更加官方的形式。因为，信息传播活动当中，媒介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资源占有量与其所拥有的媒介权力息息相关，这就是由媒介资源赋予媒介语言带来的媒介权力优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多种网络应用技术的不断更新，大众媒介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和介入都愈发明显，例如现代的支付方式、购物方式等，都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媒介语言则是借助现代大众媒介突破时空限制的特点实现了更大的个人权力表达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语言借助大众媒介不仅实现人体的延伸，同样也在实现权力的延伸。一方面，大众媒介中大量的信息传递，都直接与舆论导向有关，比如最直接表达观点的新闻体裁评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人民日报》的评论其根本作用就是通过媒介语言直接传达了社会权力争斗与表达。

　　信息和通信的控制作为权力的来源由来已久。[]在卡斯特尔看来，现代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造成的一定程度上全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落差”也是媒介权力的来源。即使新的沟通系统已经覆盖大量人群，但是对于那些缺乏接入系统的人群来说，则会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障碍，并且通常会和其他信息资源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卡斯特尔,等著.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付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19

　　]类似于知识沟和数字鸿沟一样，这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之间的信息差距也是媒介权力的重要来源。人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信息落差可以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信息的量的落差，例如落后地区的人群由于接入渠道限制（比如WIFI等）或者是支付能力（比如宽带费、话费、付费内容等）的限制，会导致基本信息接收量的差距，这点在中国的内陆与沿海地区，城乡之间都有所表现。另外一方面则是信息的质的落差，这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对于信息的解读和筛选不同。由于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总体接收的信息量不断增大，但是冗余信息、无用信息也不断增加，在没有合格的把关人的情况下，受众对于信息的把握和提炼则与自身能力关系更大，这就会造成不同水平的人群接受的信息的质会有明显的差距，这种质量的双方面差距也会导致媒介权力的产生。比如我们熟悉的公众号大V逻辑思维，最开始的盈利模式就是付费阅读，为什么逻辑思维能够实现媒介权力到利益兑现？就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群掌握更有质量的信息，而需要减少或者是消除这种落差则需要付费，这个过程就是媒介权力的产生过程。媒介权力主要是通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进行把关和筛选，这样就使得传播者以及媒介机构能够决定报道的主题和内容，而通过内容、议程的设置来实现传媒人或者是传媒机构本身主体意志的外化。而“信息落差”则直接导致了把关和筛选能力的不平衡，拥有这种优势能力的人则成为媒介权力的掌握者。媒介权力的实现往往是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通过传播平台吸引关注，实现将个人或者是机构的意见转化为全社会的舆论倾向，这其实就是一个意见领袖的传递过程，意见领袖的实质就是部分群体与其他群体间存在的“信息落差”。

　　无论是媒介语言还是信息落差，其本质都是媒介资源的分配，所以，媒介权力的本质来源仍然是对媒介资源的占据。在占据媒介资源，获取媒介权力后，如何实现媒介权力的运用则是下一步具体要讨论的，即媒介权力的运行方式。

　　3.2.3媒介权力运行方式

　　卡斯特尔认为权力的运行根本是需要通过排斥与包容来推动的，当然他也指出具体的媒介权力的运行方式有多重多样。媒介权力的运行在媒介日常的行为轨迹中主要是通过对信息传递过程的干预来实现，比如通过加工、处理、传播信息,来引导舆论走向，从而建立或者是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受众心理上树立观点或者主张的合理性，从而给受众以一定的引导或者是约束，这就是媒介权力运行的具体方式。以往社会中，在这个运行方式之中，公众的参与度非常小。但是，卡斯特尔指出，这并非意味公众参与对权力运行可有可无。媒介权力运行方式在现实中必须要看到它的两部分，上述所言公众参与很少的部分是媒介权力拥有者的运作方式，但是这种权力的最终实现，仍然需要“公众意见”来形成，因为就算媒介权力所有者在资源和渠道上的优势巨大，最终没有在引导“公众意见”上产生实际效果的话，这种媒介权力相当于没有实现最终的效果，也就无所谓权力了，因为它失去了本质意义，也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性影响。而在网络时代，这种公众参与不再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给了社会公众信息传递、符号解读的参与渠道，大众自我传播盛行，由此带来的“反权力”现象更加凸显，所以，以下将分别从公众参与少的国家、XX的权力运行以及公众参与较多的个人或群体的反权力两方面阐释网络社会中的媒介权力运行方式。

　　国家或XX的媒介权力运行方式主要通过相关媒介政策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媒介控制。[]建立媒介权力运行的外在形式是媒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媒介政策是其媒介权力运行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介政策都是媒介权力产生与运行的重要基础，[Castells,M.(2009).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而所有的媒介政策在卡斯特尔看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宣传与控制（Propaganda and Control），虽然许多文章都分析了媒介与政策、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但媒体和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最古老和最直接的形式仍然是宣传和控制。直接控制包括国家机构对传播机构的设置或者对传播行为的直接管制，如国有制的电视台、报社，我国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等，XX直接掌控媒介机构和媒介资源，并且对媒介从业者有直接的管制权力。即使在网络社会中，卡斯特尔仍然认为这种直接控制并未有较大的削弱。基于国家利益或阶级利益的争夺让权力所有者仍然将对媒体的直接控制视为保障利益的有效手段。这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传播学当中也有非常著名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即发展传播学指出的国家发展优先理论，如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文中从宏观战略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促进现代化，而此时的媒介权力运行几乎完全要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媒介政策与发展政策相统一。[(美)施拉姆(Schramm,W.).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间接控制表现为国家权力对媒介行为的间接干预或者是隐蔽指导，通过行政审查或者是行业立法，国家机构限制媒介行为只在有利于当权者利益范围内行动，尽管全世界都倡导媒介自由，但国家、XX对于信息传递活动的间接控制却无处不在。如对信息来源的控制，各国XX宣传机构有权限制获取XX重要信息的记者权限，X白宫可以指定出入记者，中国XX发言人也同样可以限制哪些记者可以进入而获取信息。对信息传播范围的控制，网络防火墙、净化网络的相关管制法规或行为等，都是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

　　既然媒介政策在权力的运行当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必须要谈及国家在媒介权力运行当中的角色问题，卡斯特尔认为国家仍然是通过通信网络定义权力关系的关键行动者。[Amedo,JoséF.(2006)La Conspiración:ElÚltimoAtentado de los GAL.Madrid:Espejo de Tinta.]此外，互联网的全球性，以及其网络的相对开放性，也让许多国家越来越痴迷于信息的控制。卡斯特尔分别分析了X、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媒介控制情况，并且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媒介政策作为媒介权力运行方式的代表。其中，在分析X媒介运行方式的时候，卡斯特尔指出了X将军队嵌入媒体的重要运作方式（Embedding the Military in the Media），俄罗斯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的关键机制是通过媒体网络的直接或间接的官僚和财政控制，例如俄罗斯XX对于国家网络电视NTV的精确性控制。关于中国的媒介权力运作方式，卡斯特尔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媒体的媒介权力运作方式，二是互联网媒介权力的运作方式。卡斯特尔首先就指出了中国历来有比较严格的媒介运作限制，媒介权力基本是在XX手中，而这种媒介权力的控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在1430年就禁止建造远洋船只，以减少与外国的互动，这些在国外研究者看来是孤立主义者措施，而这些孤立措施都造成了中国技术革新的延迟，当然包括媒介技术。[Mokyr,Joel(1990)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另外，卡斯特尔还特别指出中国媒介权力的运作方式更为特殊，因为XXX传统宣传部门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在媒介管理上完善了方法，并且直接指出了我国宣传部在媒介权力的运作当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有权力就有反权力，在卡斯特尔看来，网络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媒介运行方式主要表现为“反权力”。在权力概念界定时，卡斯特尔就指出权力的存在不具有绝对性，权力与反权力本就是相互依存的，反权力可谓是权力关系的固有属性。而网络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播垄断环境，塑造了大众传播，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更多反权力的资本与机会。公民不仅仅只是使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来大规模的沟通，还将数字通信转变为“通过占领城市公共空间大规模示威的工具”。[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郑波，武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50.]互联网和大众自我传播是草根民众发起社会运动、表达利益诉求、建构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有力工具。卡斯特尔认为，反权力是社会行动者对现有社会制度所搭建的权力关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个较为明显的反权力表现是公众对政治的自我解读。在政治生活中，以往电视、报纸强大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功能使得国家和XX机构的政策宣传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电视滚动播放和报纸头条持续宣传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民意见交换的平台被搭建起来，对于XX政治宣传信息的接受与解读都变得多样化，网络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政治宣传的不用声音都或多或少的得到表达，这种表达就是对现有媒介权力体系的一种反权力表现，而如果相关政治宣传极具一面性还可能造成社会大众中的“回力飞镖效应”，导致部分群体对XX政策的恶搞式解读，进行较为直接的反权力行动。卡斯特尔认为，反权力的另一表现是网络舆论监督。网络渠道更新了舆论监督的方式，社会大众通过电视、报纸行使反论或者是自我表述的权力限制在网络社会中基本不存在，因为网络信息传递的门槛极低，移动通讯设备有给了公民许多“记者”工作的便利，因此，有照片、视频为证据的网络举报、网络监督成为了新的舆论监督方式，而国家相关的纪律监督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更是为公众开辟了直接的舆论监督通道。由网络监督带来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经由这种新的舆论监督落马的贪腐XX官员也不在少数。这都是社会大众对现有权力关系反抗的表现。

　　传播、权力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卡斯特尔的权力观念对认清现实社会中权力运行、权力监督都有着较广泛的现实意义，而前述媒介技术、媒介文化同样与生活、现实息息相关，技术与人的关系、如何对待媒介技术，我们塑造媒介文化的方向在何处以及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媒介文化等，都是现实的问题，卡斯特尔的媒介思想也在各个方面对现实有着影响意义。

　　4.1.1深切的人文关怀

　　卡斯特尔从来都否认自己是“技术决定论”者，他重视人的主动性，这也是他对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继承和发展表现。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的变迁，并且试图寻找一些综合并且合理的方法和概念工具以帮助人们去理解这些变迁。在他的研究中，都是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对于技术的分析从来不是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忽视人的价值。在《传播力》一书中对权力、传播力量的解释，卡斯特尔是从多个国家和社会形态来进行分析，比如X、中国、俄罗斯等，而且对不同社会的分析他采用的是不同的尺度和关注角度，而不是一概而论，在这之中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实证分析和多元的文化视角，他关注世界各地的人民生活与感情表达，而不是单独的从技术角度进行机械的分析。另外，在分析网络社会文化的时候，卡斯特尔看重的是个人身份的建构，是探究网络社会给社会个人带来的表达欲望，个体自主权对原有权力关系体系的突破，从而得到新的自我认知，实现身份的建构，他强调的更多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新的觉醒。因此，他在分析各个社会中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时并不认为技术是这一分析的核心，而是网络和身份的双逻辑。可以看出，不仅关注技术的网络，还关注人的身份与认同，一方面是新技术的推动性下的工具性的网络，一方面是身份的力量，其将人们的头脑固定到历史、地理、文化当中，这些都体现了卡斯特尔对个体心理的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新都市运动兴起，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社区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卡斯特尔则在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开始分析城市中的社会群体，关注具体的人，这使他摆脱了早期结构主义的束缚，并且是从行动者个体、文化等多元角度来解析城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他的《信息化城市》一书也是分析技术发展对城市结构和社会构成的深刻分析，而不仅仅是止步于技术论的观点，而是从城市环境、城市居民生活节奏、主体个性等多个角度阐述，关注点也最终回归到城市中的人，这本书中也能够充分感受到他的人文主义色彩。卡斯特尔的人文关怀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的“反权力”观点。在卡斯特尔的权力观中，浓墨重彩的介绍的“反权力”一说，他关注的是在现行权力体系下，媒介技术发展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他们有对现有权力进行反抗的新途径，卡斯特尔认为技术发展带来的平权化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总体而言，卡斯特尔的著作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各种处境：他会分析权力构成来表达自己对权力垄断与资源不平衡导致的社会不公的愤慨，对女性、儿童、弱势群体、贫困国家和地区生存处境的同情，呼吁发达国家多施行人道主义。在对技术的分析中也明确指出技术的双刃剑，表示出信息技术被利用于犯罪以及垃圾信息、病毒、个人隐私的侵犯等担忧，也敏锐洞察到技术环境会形成特定的社会问题，比如接入系统和用户属性差异造成的信息鸿沟；驾驶中使用移动电话导致交通事故等新风险增加；手机使用行为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电磁波环境对健康的潜在影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界限的日益模糊；用户所处位置持续被监控的个人隐私问题等等。卡斯特尔对这些问题的强调，意在提醒人类从社会根源层面来解决问题。他在采访中谈到，我们的生活彼此相连，我们的地球是共同的家园，如果国家机构不关心他们的人民，如果技术的部署并没有考虑到人的价值而只有商业价值的话，那么即使有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也是无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

　　4.1.2跨语境及全球视角

　　卡斯特尔的理论思想出发点往往都具有全球视野，融合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和文化区域的大量分析数据和研究成果。卡斯特尔与其妻子精通多国语言，并都有着周游世界的丰富经历，使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收集数据以及做出深入的分析成为可能。在其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如日本语、朝鲜语和俄语等其他语言助理同事的帮助。[卡斯特尔.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傅玉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3]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去过很多国家，我想要我的著作跟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有关系”在写作信息时代三部曲时就在许多国家进行了艰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大量使用不同国家、城市和地区的信息。在这些探究中卡斯特尔指出了无线通信技术在全球发展中的相似性，也分析了不同区域各自的发展特征，体现全球与地方、技术与文化的冲突。

　　他关注的都是世界范围内的现象，比如《传播力》中对媒介权力运行方式卡斯特尔是从多个国家和社会形态来进行分析，比如X、中国、俄罗斯等。他关注世界各地的人民生活与感情表达，而不是单独的从技术角度进行机械的分析。他的著作《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在介绍移动通信对社会改变的作用时，首先就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通信技术发展情况，如欧洲的7个主要国家的电话普及率，再到非洲、美洲、亚洲等移动电话的人均占有量等，在了解了世界各地主要国家的通信发展情况之后，他才开始论述通信技术发展对各个社会的变迁作用。在对中国的分析中，他也是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信息流动的分析，他在看到中国各个方面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结合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来分析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并且认为互联网并不是这一鸿沟的罪魁祸首，使得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村人口接近信息文化的机会变得更加渺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拉大，从而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对立更加突出。这些分析完全是全球性的视角，结合到了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作为美籍西班牙裔，在谈到民族主义情绪时，他并不是站在X文化的视角来分析，而是从更高的角度，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思潮，而这些民族主义思潮会通过互联网反应出来。卡斯特尔不拘泥于所在国度和文化领域的限制，兼容并包的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化理论。跟很多西方学者不同，卡斯特尔一直对非西方社会感兴趣，所以他在世界各地包括东京、台北、莫斯科、新加坡、香港、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圣保罗和智利圣地亚哥等不同城市的20余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对这种跨文化方法的强调，本质上是为了在讨论时避免一种民族优越感，此外，他所研究的信息技术本身就具备全球传播的特点。因而，从网络、信息等现代基础环境出发，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化和城市发展并且不囿于传统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研究领域的限制，结合所处的现实的信息社会的状况开展分析就极具现实意义。

　　除了在地域、文化上的跨度，卡斯特尔因其自身的学习生涯和个人经历，其媒介思想也极具跨语境、跨学科的特点。卡斯特尔大学期间主修法律与经济学，后抵达法国取得政治经济学学位，这为他的后期传播学研究以及城市学研究往往能够从政治运行视角联系媒介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卡斯特尔看来，经济是整个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结构塑造的决定因素，信息技术是作为资本，作为生产力而发挥作用。但是完整的社会结构必须还要政治与文化系统共同组成，而之后的传播研究中他更是指出传播、身份认同对社会形态塑造的作用，并且联系政治、经济、文化多个角度进行阐述，公民社会、移动青年文化，都是卡斯特尔将传播学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直接产物，当然也来源于其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经历。除了政治、法律与经济学，社会学也是卡斯特尔媒介思想的重要背景学科。卡斯特尔在巴黎大学取得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博士，这也是他的传播思想理论中充满对人、权力关注的重要源泉，除了理论基础，卡斯特尔年轻时代热衷政治也亲历过社会运动[卡斯特尔曾卷入法国“五月风暴”而遭放逐。]，更为他的思想理论与社会学相关的权力、民主概念结合提供动力。在《传播力》一书中，卡斯特尔就对权力概念做了自己的解释，分析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以及信息控制是权力获取的直接或间接基础”，权力在媒介机构中的渗透与控制在任何传播时代都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建立与传递有重要影响，权力与媒介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可见卡斯特尔在论述传播理论时也同样有着成熟的社会学家视角。

　　卡斯特尔深厚的、广泛的多学科背景与全球化的跨文化视角使其思想理论有着广泛的适用性，这种跨文化方法使得卡斯特尔的研究有效的避免了民族优越感带来的偏见，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在继承各个主要流派理论时并不会将自己囿于其中，无论是对批判学派、经验学派还是其最为推崇的媒介环境学派，他都是以扬弃的态度吸收，真正做到兼容并包。

　　4.1.3开放包容的理论特点

　　因早年学术背景和参与社会运动的个人经历，卡斯特尔不仅有着人文价值取向，开放多元的文化视角，同时也使得他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由主义的风格。卡斯特尔曾是无XX主义者，并将自己定位于独立的左翼人士，学术涉猎广泛，凭借个人兴趣进行研究领域的转向（他转向传播学研究时已近六旬高龄）。在学术采访中也表明，虽然他受到过杜汉、艾柯、英尼斯、麦克卢汉等的影响，也多次跟其他学者比如安东尼·吉登斯进行合作，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将他跟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在学术研究中，他更喜欢单干，自成一体。[RANTANEN T.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J].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5,Volume 1（2）.]正是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格，使得他在研究中不拘泥于任一方法流派，在著论中旁征博引，兼容并包。

　　传播学发展至今已大致形成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以及媒介环境学派三足鼎立之势，而卡斯特尔博采众长，其主要理论特点对比可见下表，可以说他的思想理论是对这三大范式流派的集大成。

　　卡斯特尔与传播学三大主流学派的比较

　　学派

　　比较方向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派卡斯特尔

　　主要阵地X欧洲北美欧洲和北美

　　理论基础经验主义欧洲批判哲学技术决定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

　　研究主题

　　传播效果

　　传播与社会、政治关系

　　传播与大众文化

　　技术媒介与文化、社会变迁传播与权力（反权力）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

　　传播媒介与个人生活传播与大众文化

　　研究取向注重研究方法注重理论注重理论方法与理论并重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哲学、社会学思辨文献研究、直觉研究实证研究、

　　理论探索

　　学术视角中观、微观宏观宏观宏观、中观、微观兼顾

　　研究传播学的目的控制社会，维护体制批判社会，寻求解放利用传播

　　促进变迁通过传播解决现实问题，引领未来

　　经验主义学派主要指以X的传播学派为主要力量的主流传播学，他们主要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经验性方法考察研究社会现象。“经验”代表了一种方法论、社会观及传播观念。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如“两级传播模式”、“沉默的螺旋模式”、“议程设置模式”等都是经验学派的代表理论。经验性的方法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认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自身的客观规律并可以被揭示，认为人有能力揭示这些社会现象。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或者可重复的方法来获取所需要的结论。卡斯特尔也明确指出，要分析传播与社会变迁、传播与文化建构是需要立足于观察与分析之上的知识整理，而不仅仅是基于通信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前景来勾勒某种梦想或隐忧。他也坦言自己从来不做预言，在卡斯特尔看来，未来学家或空想家没有实际基础的论断是不可取的，应该在研究中采取较为严谨的社会研究方法，而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是来自经验主义学派。[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0-31..]卡斯特尔理论思想分析也确实基于已有的统计条件。[见卡斯特尔多本著作中的图目录，表目录.]以《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为例，在分析社会变迁时他首先分析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同地区和国家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包括网络宽带的普及率、移动电话的人均占有率等，这些数据性基础统计是他分析总结的基础。而基于数据的分析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就是对经验学派的重要继承。除了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的继承，卡斯特尔在研究方向上的设定也同样受到经验主义学派的启发，其理论不仅仅关注媒介本身，更多的是关注媒介技术发展、传播活动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如经验主义学派一样，卡斯特尔关注传播的效果与功能。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他从信息技术的发展角度出发，分析技术发展、传播变革带来的整个社会效果，包括信息主义范式、时空变迁、文化转型以及信息化城市的建立，书中更是具体分析传播所导致的企业运行改变以及城市工作结构变化，这些都是对效果与功能的关注。

　　但是卡斯特尔并非将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方法奉为圭臬，之前我们已经阐述了他的人文主义色彩和多元视角的分析，他并非单纯从技术和数字角度来分析社会，而在很多时候关注人本身，在他的研究中他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建构效果，详细分析了网络社会所建构的移动青年文化，与此同时，卡斯特尔的全球视角也决定了他对经验主义所持有的族群中心主义观点的批判态度，在分析社会形态与理论建构中，从较为客观的视角审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变迁，在谈到民族主义情绪时，抛弃X文化以及西欧的主流视角来分析，而是从更高的角度，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思潮，而这些民族主义思潮会通过互联网反应出来。在卡斯特尔看来，科学工作有其严谨与严肃性，客观实证的研究往往需要从一个小的切口着手，不断拓展丰富，实现量的进步，并且也承认高度集中的试验仍然是科学的核心。但卡斯特尔认为科学的探究并非止步于此，对试验结果的判断与反馈需要从综合角度进行，需要科学工作者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体系，才能够将试验的客观结果演化成真正能为人所用的科学理论。[[英]曼纽尔·卡斯特，[英]马汀·殷斯著，徐培喜译，对话卡斯特[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5-237.]然而现实的学术科研领域中，人们往往被名利误导，停留于狭窄的研究领域，这在国内外都是不可否认的现象。卡斯特尔对实证为核心的经验主义学派主要观点有积极的认可，但更可贵的是批判性的继承发展，对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魔术子弹理论、研究主题狭隘而分散化的现象进行批评，也能由此看出他身上有批判学派的身影。

　　批判学派源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影响下，以欧洲的学者为主要阵地。该学派起源于20世纪初期，他们往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评性研究。[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56]卡斯特尔的主要批判对象是“以X或西欧经验为基础的族群中心主义”，在他看来，未来学家们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是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是将X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卡斯特尔对批判学派的继承还体现在对人的关注，而不是机械枯燥的理论探讨。其论著中不仅仅是对社会、技术、城市发展的机械分析，在很多时候他都是站在人的视角来解释技术，在看到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能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给社会带来的不利一面，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原有社会情感与社会关系的淡泊与破裂，他明确表示技术不是考察社会变迁的核心，而是网络逻辑和人的身份认同力量。这种对人的基本生存与权力的关注也如上述所说与卡斯特尔的早期社会运动经历与社会学、法律学的学科基础相关。在卡斯特尔的理论中充满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大众自我传播所带来的个人权力和个性解放都是卡斯特尔认为的对弱者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关注人以外，卡斯特尔对技术双刃剑以及现行体制的批判也是对批判学派的重要汲取，在《传播力》中，卡斯特尔就传播塑造的权力群体以及权力控制传播以维护少数群体得现行利益与体制做出了批判。[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对批判主义学派，卡斯特尔在汲取的同时做了重要发展与融合，他在汲取批判和人文思想的同时也尽力贴合实际需求，从现实观察与数据整理的基础上探究传播对社会变革的作用，技术与人的关系等，其理论相比批判主义学派的“乌托邦”色彩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而对媒介环境学派的继承与发展贯穿于卡斯特尔的整个传播思想，从早期到达X对应英尼斯的借鉴，再到受麦克卢汉的重要启发创建自己的主要媒介观点等，都在论文前面部分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4.1.4卡斯特尔媒介思想的现实启示

　　卡斯特尔被现代学者赞誉为“信息时代的首席理论家”，他的理论思想充满对网络社会关注和信息时代理解的时代意识，也极具批判性思考与吸收各个传播学派的问题意识和开放意识。他的著作所包含的理论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指引作用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爆炸、数据海量的时代，如何来看待媒介、如何来看待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变迁中人们对待信息的价值方向，如何充分利用信息发展完善自己，这些问题都能够从卡斯特尔的理论思想中汲取养分。

　　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尼葛洛庞帝，多数学者都已经表述过我们的社会正在数字化运行，人类社会构成也逐渐信息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如此。信息时代区别于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资源化、货币化，信息与知识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资本，正如梅焯忠夫所描述的信息时代社会现状，信息与人的生存发展越来越相关，社会大众不仅需要接受信息，还需要利用信息，如何在网络社会更好地获取信息，建构个人也是卡斯特尔研究的重点。在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就是传播，传播媒介以及传播内容决定着人们的基本信息环境，传播渠道多样化、个人化使得当今社会中早已出现信息爆炸的情境，甚至信息过载都已是现实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卡斯特尔也在其研究中多次指出垃圾信息对人们把关的消耗，也时刻警醒当今受众需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提高甄别信息的能力。卡斯特尔所描述的由节点连接的网络社会，距离被消解，个人也更加容易暴露于公众之中，甚至遭受网络暴力，个人信息在不知情中被披露甚至倒卖滋生的电信诈骗，网络宣传塑造的虚假医疗都牵连社会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云存贮等技术使得网络行为与信息在互联网中更容易被记录与查询，隐私权问题也更频繁发生，由此，大众在数字时代所接受的海量信息和碎片化传播之时更应当具有自我防范意识，对媒介也应当存有敬畏之心而合理利用。

　　无线通信已经延伸到和具有互联网特征的大众媒体相关的自主权领域，个人表达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资源与渠道的垄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社会个人的权力，为政治自治与民主提供了强大平台，如卡斯特尔在介绍菲律宾第二人民力量中所述，公民崛起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特点。网络与移动媒体就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改变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并且成为民意反映的重要渠道，发展壮大的政务微博、刚刚结束的两会直播便是例证。利用网络、移动媒体实现充分的自我表达不仅是诉求传递，真正实现媒介监督责任也是推动社会进程的重要一方面。网络监督依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社会民生、经济政策甚至法律法规都是其关注所在。聂树斌案最终实现司法公正，雷阳事件在媒体督促下严格审查流程等，这都与网络监督的推动密切相关。

　　在注重个人权力，关注社会民主之外，卡斯特尔的社会分化理论也无疑给广大通信运营商以及手机制造商、应用设计者等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借鉴。不同社会经济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而网络社会更带来了碎片化的消费方式，个人特性需要充分表达。与此紧密联系的分众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分众传播策略也应在运营商、制造商以及应用供应商中形成趋势，运营商需要紧跟社会发展实际，了解用户分布与使用习惯，完成精准用户画像，这之中不仅包括用户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应包括消费习惯、接收习惯等，在此基础上设计适应资讯套餐才能拥有竞争优势，而制造商、应用设计行业也是如此，小米的精准定位与创新营销就是对中国不同受众的精准把握才能够在三星与苹果之下实现自己的手机市场瓜分，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其将受众分化的思想应当被汲取。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络外卖，都是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而这种对个性需求的定位与满足也应当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重要的运行逻辑，这也是卡斯特尔传播思想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

　　虽然卡斯特尔的理论思想博大深邃，意义非凡，但也存在着局限性。许多媒介理论家把媒介放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心。然而对于卡斯特尔来说，他对（数字）媒体的关注也可归因于他对社会哲学的兴趣和对完整而连贯的理论框架的追求，认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当囊括在内。他的著论宏大深邃，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也正因为此，有时显得过于雄心勃勃，虽然卡斯特尔在多项研究中一直强调自己的实证方法和多元视角，但也存在一些细微之处，他的判断出发点仍显得有些单薄。比如司瑞福(Thrif)就曾批评了卡斯特尔的网络概念是抽象的,假设包含了世界，没有看到网络总是局部的。所以，我们仍需要批判性和务实地去评价卡斯特尔的理论思想。

　　首先，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是抽象的、几乎无人存在的，它把全球的人类活动整合进去，人类活动各部分之间的斗争、现实情况的复杂、人和小事情都被忽略掉，劳动只存在于地方空间。并且这种流动空间建立在网络在运转的前提上，而未分析是什么促使网络工作的。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观念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其实质是对伊尼斯传播偏向的再一次现代化翻译，并没有对时空观念提出根本性的创新。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意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第三版.夏铸九,王志弘,殷宝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5.]其核心本质仍然是媒介对时空的突破从而带来时空观念的变化，这是对英尼斯的“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观念的放大，将“时间”的打乱和无限延长和将“空间”的重组，并没有根本性的创新。另外，这种时空观念极大的依赖了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构建的新媒体环境，在其他领域并不能有很强的适应性。

　　其次，卡斯特尔的二元对立观也被人诟病，比如将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权力与反权力、大众媒体与互联网割裂开来。卡斯特尔将大众传播与大众自我传播分割开来，认为大众传播出自媒体机构，受到少部分人的资源与渠道控制，从而不具备完整的意见交换平台性质，而在对待大众自我传播上，卡斯特尔则认为这是社会大众在现代社会中反权力的重要渠道，是公众意见表达的主要方式，对此他是积极乐观的支持态度。但是，网络社会本身就已经模糊了大众传播的概念，大众传播往往被定义为利用机械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传递信息，网络和移动媒介已经给了个人同样的权力，所以，卡斯特尔明确划分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自我传播在界限上已经模糊，另外，卡斯特尔对网络、移动媒介带来的个人传播权力非常赞赏，但现代传媒环境下也同样有着不负责任的个人传播现象、谣言散播、网络暴力、垃圾信息与冗余信息等，大众自我传播也为信息环境塑造了阴暗的一面，这是卡斯特尔在论述大众自我传播时并没有明确指出的。

　　但是，要做到集大成又能够在细微处考虑周全本就不是易事，卡斯特尔以人文的视角关注社会、关注人，并且提出了如此丰富而创新的见解已实属不易，应当积极汲取借鉴，服务于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

　　卡斯特尔媒介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著论揭示了信息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展示了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进程，技术、文化、权力是其媒介思想的主要内容，三方面的进程彼此联系，相互强化。网络社会的文化具有“真实虚拟”的特征，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是主导的时空类型。节点化的网络以“流动空间”和“无限时间”为物质基础，而网络社会中这种占主导的时空类型流动空间与无限时间经由移动无线通信技术得到进一步强化，网络化逻辑也得到更为广泛的渗透和应用，从而形成移动网络社会。基于手机的自主使用，全球性集体身份移动青年文化形成，消费主义、同龄群体社交、个性化都是这种文化类型的特征。移动青年文化是一种集体身份的构建，也是个人身份的强化，其实质都体现了自主权的加强。这种自主权的变化必然导致原有权力模式的转变。因此，本论文分别从技术观、文化观、权力观三个方面抽取卡斯特尔的重要理论和观点进行阐释和比较分析，并将其思想置于整个传播学史中进行比较定位，以体现其独特价值。

　　首先，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作为媒介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使用存在差异化模式，不同国家和人群对技术的接触和使用存在或质或量的分化，这种分化是与用户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等社会属性密切相关的。随着网络社会中的信息资本化，这种分化超出国家和个人层面，演变为数字鸿沟。然后再进一步探究信息技术的广泛扩散是如何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在卡斯特尔看来，技术之所以能推动社会变迁是因为人的内在逻辑变化，而非技术的直接结果，网络的本质是网络化，是这种网络化逻辑的扩散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经验、文化、权力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从而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尔将其概念化为网络社会。在看到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与影响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探究卡斯特尔的媒介技术观，通过对比发现卡斯特尔对技术本质、影响的认识与媒介环境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英尼斯、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的观点有所继承，包括借鉴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补偿性媒介、时空偏向等理论。在对媒介技术的探讨上，卡斯特尔并非像以往技术学派或者是典型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那样，完全以媒介技术为线索，从技术角度看待社会中的人的变化，他明确指出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并非技术，这是他与媒介技术偏向以及媒介环境学派不同的地方。而在这里的重要飞跃就是他之后提出的身份认同的力量，是因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意义建构和认同诉求才促成了各种的传播活动。在对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的影响探索上，卡斯特尔也同样是以人文的、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他并不一味鼓励新技术、歌颂新技术，就像在谈到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上，他甚至认为正是新技术加剧了这种对立。所以，在谈论技术的时候，卡斯特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仍然将技术归结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上，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这对新媒体时代我们面对的物化的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文化观上，卡斯特尔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身份认同是推动传播的重要力量。他认为人们对身份的意义建构是随着社会环境以及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当今传播环境下，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社会意义方面的身份建构。卡斯特尔的“身份认同”观念为理解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式微以及网络亚文化社群的跨文化共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受到新的信息或者新的思想冲击时，我们也可借鉴卡斯特尔“认同的力量”来理解各自行动的动机，这样就有利于在新媒介环境中更好的表达和塑造自己，做好自我管理。

　　再次，卡斯特尔的媒介权力观对现实借鉴意义也十分丰富。在谈及媒介权力来源的时候，卡斯特尔指出社会传播以及信息差距是重要因素。而现实社会中，新的技术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使得信息差距增大，那么媒介权力也自然随之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对于个人媒介的管理，包括微博、微信上的大V以及其他平台的网络红人，如何使得个人媒介权力合理应用，如何使得国家、XX的媒介权力与社会中个人或团体的反权力相互平衡，协力合作，以此来防止网络暴力的发生，防止媒介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媒介审判、虚假新闻等，卡斯特尔的媒介权力观理论都能给我们以一定的指导。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主要是传播权力，在新的媒体时代，阻止传播、闭塞信息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只有掌握传播的主动权，科学传播，适当引导舆论方向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统一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国家发展。卡斯特尔媒介权力观中的权力非暴力运行、媒介权力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理论都能给予我们的XX传播活动以及舆论宣传、政策普及等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总之，卡斯特尔以其多元的全球化眼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的高度。他积极汲取了批判学派、经验学派以及媒介环境学派等的观点，并将其结合全球传播的最新现实情况做出相关分析，给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发展观点，又再一次发展了传播学的理论。

　　传播学科发展至今不到百年，但经过诸多领域的学者奠基，各种范式、理论层出不穷，涌现出的思想名家也似夜空中的繁星般照耀着我们前行，然而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功力尚浅，对于整个传播学史尚不能有全面而精确的把握，且卡斯特尔思想庞杂而深邃，中文译本不足，在解析原著的基础上既要准确理解又要恰当定位，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另外，卡斯特尔投身学术研究几十年，学术成果颇丰，专著及合著多达40多本，发表的学术论文也逾百篇，文本分析工作量巨大，且其著作中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广，因此在论述时只能有所取舍，重点把握不到位、断章取义、妄下结论等问题亦在所难免。卡斯特尔曾实现研究领域转向，本论文对于其前期的著作和理论未进行深入分析，也因此可能没有把握好前后理论思想的关联，理解上可能存在片面性。最后，由于篇幅、学科知识短板的限制，对卡斯特尔著论中大量提及的经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未进行阐释。以上这些都是此论文的遗憾和不足之处，有赖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完善。

　　卡斯特尔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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