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白话诗的特征

摘要

在中国的新诗发展开创开端时期，刘半农先生搜集了当时胡适、李大钊等诗人作家的26首诗，整理编纂了《初期白话诗稿》。五四新诗开创了“作文如作诗”的新型创作立场，诗歌风格逐渐平实化，语言口语化，诗体也得到了解放，出现了自由诗体，破除固定格式和韵律的桎梏；在情感表达上也更加直接明白，倾向于说理性，重视创作的情感丰富度。《初期白话诗稿》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就是新诗的典型集合，鉴于此，本文拟从五四时期诗稿创作者的审美美学，诗歌的创作艺术特征以及所收录诗歌的内容、抒情方式等角度来对先生的《初期白话诗稿》进行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创作立场；艺术特征

　第一章引言

在1917年到1921年期间，出现了许多诗人的新诗作品，也彰显出新诗发展的迅速和扩大化。而它们的创作和表现形式在以往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很明显，与传统的诗词相比，新诗是一个全新的文学面孔。品鉴当时个人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风采，但刘先生的初期白话诗稿却不一样，诗稿收录了1917到1919年间八位诗人的作品，可以说已经能够展现五四时期白话诗的整体风貌了，当时文人为新文化运动所作的文学改革也体现了出来，彰显出来新诗的精华之处。所以才会将诗稿奉之为中国新诗史的开端象征，第一部白话诗集，也算是不辜负当时作者的努力，将诗歌创作文学展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在诗歌的创作手法、表达情感方式以及作者对于新诗文化的理解就不一样。那时的新诗改革确实也是困难的，刘半农先生的编纂对于新诗理论的再建以及诗歌创作实践都是极有帮助的。诗歌，和小说这些不同，中华民族文化渊源流长，诗歌文化更是具有极其丰厚的底蕴，无论是诗歌形式还是创作艺术都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在这样坚固的体系中现代新诗的出现是对传统诗歌的传承发展，但同时也会面对巨大的挑战，如此规范讲究的诗歌传统又怎会轻易被打破呢，这就需要新诗从根本文化和诗歌理论上去挖掘，争取打破常规。这也是当时新诗诗人为之奋斗的愿望，《初期白话诗稿》也从一定角度上展现了他们奋斗解放的过程以及刘半农先生如何解读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合理融合。

第二章“以文为诗”的创作立场

　　2.1建立以文为诗的新形式

以刘半农和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改革派在早期提出了“作文如作诗”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也就和宋诗的“以文为诗”的言论是有相似之处的，说更具体点是传承性的发展。但这一理论出来后备受争议，确实如此，要将诗歌创作的理论完全改变，包括诗体，用韵，捡词造句方方面面全部脱离传统诗歌体制是十分困难并且有风险的。一个新的诗学理论的出现和健全是需要最健全的支持的，不仅与推行者的审美美学概念有关，更与时代性相关联，同时要积极地接受先驱前辈的优秀经验。

所以不是直接地接受以文为诗，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其中部分，概括为“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说则容易，实践则难，当时很多文人志士对此持反对意见，比如穆木天，在他的观点里，这是个完全错误荒唐的抉择，“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虚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1]于是胡适做了很多文学书籍和期刊来作该理论的支撑点，究竟是如何的沿用以文作诗，借用古代的实践成果来对这个理论进行针对性的解释。

宋代的以文为诗，其实是多方面的，不光是要以口语作诗，更是在作诗时注重诗歌意境美的，不是单独脱离才学的语言化作诗。由于唐代诗歌的发展趋势导致在宋时期诗歌创作必然会改变，加上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有杜甫等现实主义派诗人的代表，大多是人开始从单纯的写景抒情转向写实讲理，以记叙社会时代变迁的历程和百姓劳苦生活为主，抒发情感，讲述哲理，于是诗歌多以议论为主；叙事自然要以平铺直叙，真实自然的语言作为基础，也就有了以文为诗；至于在诗意美感上，当时的诗人也下足了功夫，既追求实际，又不是完全撇开诗歌的传统用词押韵等格律规则，所以利用才学丰富完善纪实性的诗文，这才是宋人所提倡的以文为诗。为了保证诗歌不过于直接浅显，在追求自然朴实、情感真挚的同时又要优雅高贵，宋诗人利用他们的才学知识做到了“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2]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作诗如作文”理论之所以不受追捧，很大原因是当时的时期变革是全面性的，不保留旧诗的体系和诗歌用词，押韵，讲究平仄，采用典故等方法。这意味着完全无基础的重新建立新的诗歌体系，但是单方面的追求作诗的简洁性，保证作诗要想说话那样，自由表达就会片面导致诗歌缺乏意象、缺乏才学性。宋诗的以文为诗和胡适等人的作文如作诗理论虽有相似准确来说是胡适对于宋诗理论的学习借鉴，但是在成熟度和定义上是完全不一致的，更不能相提并论。民国时期的说话作诗也强调用语言直接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直接简洁，但是二者在变革的前提上不一样。宋诗理论改革继承保留前人的旧体格律，旧体格律诗的创作方法，包括韵律、遣词造句、句式长短、用典、诗歌意象采用和描述等都使得诗词在改变的同时既有口语化，又能具有诗词的美学特征，不至于丢掉本质。这也是初期白话诗想要全面改革的一大难题，现代新诗是需要完全抛弃掉旧诗的格律体系的，那就不再有固定的稳定格式可以规范诗词的美感。因此对于创作者考验极大，要想诗词有古典性的和谐美、韵律美，又要完全以新格式写作，自然十分困难。

　　2.2展现新诗与传统诗学的“血缘”关系

虽说提出以文为诗的复兴风格有些难度，但依然为大部分文人所接受，其中原因还是与新诗改革与传统诗学的根本关联性。胡适等人倡导的理论其实是全面否定传统旧诗的，那时可以借鉴的也就是西学理论。前文也有介绍为了证明理论的成立必须从历史资料中选取证据和支撑点，诚然，即使革新也要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去找到规律和证据。

任何时期做出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决定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首先基础从何而来，理论支撑又从何而来，没有这些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胡适理论可以让大多数人采用是因为在抛弃传统的同时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了许多历史成就来证明可行性。既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利用历史成功例子的帮助来进行诗词创作的新发展，它会广为流传也不奇怪了。以历史正名，借用历史的成功文学创作例子来证明放弃旧格律和繁杂的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作诗是合理的。这和西方某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表面反传统、提革新，但依靠历史事件来证明其合理性和时代必然性。除了胡适，早期白话诗人中还有其他代表，比如沈尹默，他的《三弦》[刘半农著：《初期白话诗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第三章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兜子绿茸茸细草，都浮若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3]

《三弦》也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叙事写人的，全诗描绘了一幅荒凉凄惨的情景，以及两位孤独的老人。一个在烈日炎炎下不紧不慢地弹奏着三弦，另一位老者穿着破衣烂衫，在炎夏的中午什么也没戴就一直蹲在外面听着这弦声。两人境况都很惨淡，但心态似乎很好，有点伯牙子期知音相遇的意思。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现实生活的愁苦凄惨和人物心态的轻松自在的对比。这里面的诗学美感就体现在言之有尽，不谈理由，不谈原因，就展现画面，读诗的人自然会去联想回顾，这就是诗词意象深远，言尽意未尽的朦胧美。

再者此诗的音韵也是极美的，既有新诗的改变之处又保留了传统诗词特有的音乐美。采用了双声叠韵的手法，提升了节奏，读来抑扬顿挫，富有美感。这就是对新体诗的选择性改变，利用旧诗的方法让它更加完美。

由此可见，新诗的出现与发展是历史必然趋势，作诗如作文理论也是可以在历史中有所见证的。根本上看以文为诗是胡适理论的背景基础，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应当抛弃文言文也找到其合理存在性。否认传统但有史实的支持所以当时的新诗改革，作诗口语化倾向才能顺利开展并大势所趋，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第四章诗体自由，口语入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解放运动就是一场对诗体的大改造，刘半农的无韵诗，胡适的白话诗，郭沫若等人的自由诗等等，其实就是与旧诗相对立的，要求诗歌创作要相对自由，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和语言限制。就像郭沫若当时所说，“我相信有裸体的诗，便是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的观念之推移，这便是所谓散文诗，所谓自由诗。”[4]总多诗人的推崇与理解加快了五四时期新诗的发展与自由化的转变，这也才有了后续诗歌语言与内容的改良。

　4.1打破旧诗诗体的桎梏

初期白话诗的发展奋斗可以说都缩影在了刘半农的《初期白话诗稿》里，为创造新诗时代，就要打破旧律，破除常规。要做出与旧诗不同的作品成果，旧诗讲究格式，注意押韵，诗句句式也有固定的规律遵循；而新诗不一样，追求的就是自由洒脱，不必固定形式，不用按照以往的规矩以同样的句式去框架着创作。最重要的，白话诗不押韵，也不崇尚古典，不注重刻意的华丽辞藻修饰。要的是以口语入诗，以写实为主。因此诗人们做了很多新的奋斗与改革，有了尝试之后的收获，诗歌创作中有了很多与以往不一样的新面貌：叙事诗、散文诗、白话诗、无韵诗等等。

和康白情所言相似，“旧诗体大体遵格律，拘押韵，讲雕琢，尚典雅。新诗反之，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陈套，只求其无悖诗底精神罢了”。[5]

事实上来说，当时的新诗变化主要就是集中体现在新意境和新语句上，意境改变，要书写古人没有见过的景象，找寻开发他们没有开辟过的意境，如今所闻所见都是新时代的产物，皆可以作进诗中，这就是新的，是前人从未有过的。另则，要有新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语言通俗话，白话入诗，要遵循本心和实际情况，有时候自己所说的话就可以成诗，作为作品的灵感源泉；要采用新的诗句格式，注意改变，用一些新的词语和句型，也可以将口语放进诗歌创作中。这才会出现当时的诗句句式多变，风格各异，甚至有散文诗的流传。例如胡适的《尝试集》，这部诗集呈现了胡适新诗创作的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阶段的胡适作品偏于形式上的变革，新诗创作还不算完美，根本原因还是换汤不换药，虽然是白话诗没错，但是根本的诗体框架却没变，还是采用之前传统诗词的语音词句结构，五言或是七言。这二阶段则不同，不再是“经过简单涮洗的旧诗”而是他自己新诗时代的新开启，认识到了要做真正的白话诗就要做新的字，句，格式，音律，框架，意境，总之一切都不能于从前一般。要创作出格式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也就是他所倡导的“诗体大解放”，要将束缚新诗创作的一切桎梏打破，走出新道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做。[6]在最开始的创作时期，他们曾在音节问题上有过迷茫期，开始是沿用古典诗词的音节结构的，这个结构要么就是五言七言，要么就是双言三言的变化，但内在特点都是一样的，根本的节奏也没有变化。古人诗歌采用固定结构的好处就是方便押韵，很容易找到节奏感，白话诗最初的创作也是如此，但体会便利的一方面，也遇到了困惑，就是固定结构会限制诗词材料创作，难以随机变化，这给新诗的发展和当时胡适等人对于诗体解放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阻碍。经过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最后决定改变音节使用，还是要从诗词本身入手，写什么诗就用什么音节。提出“自然音节”说，即诗的音节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也就是说诗的音节一定要顺应诗意的发展变化，诗意有起伏不定，音节也要随之高低不定。[7]后面的新诗就在平仄和押韵上有了较大突破，诗的句式长短也是根据具体诗的意思来选择，有的甚至是三五个字为一句，只要顺应意思，符合文意，断句就算合理；另一方面，韵律追求自然和谐，诗的意思和情感决定如何去变化音韵。

虽然当时的新诗体制改革，口语入诗是一种违背大流的做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胡适周作人等人的选择，周作人曾在《古诗今译》中说：“口语作诗，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韵；只要照呼吸的长短作句便好。现在所译的歌就用此法且来试试；这就是我的所谓自由诗。”[8]胡适认为凡是可以表达出诗歌情绪的节奏韵律就是好的音节，也是最自然简单的音节。[9]古人叫做‘天籁’，译成白话，便是自然音节。也有的人强调的是诗歌情感的表达自由与自在，郭沫若认为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性的文学创作，自然的情绪表达就是一种音节，诗就是情绪的音节，文字就是情绪自身的表现。[10]

　4.2新诗散文化倾向

当时胡适，周作人等人都在倡导格律变化的同时要注重新诗内容散文化。他认为作诗就要像做文章一样，内容丰富优美。在我看来这就是诗歌创作将一些原本与诗歌无关的散文内容划入诗歌文本，要的是诗歌既有诗的内容，又有散文的形式。加上前面有诗歌诗体的改变基础，文人们对诗体的范围放的越来越宽，形式也变得更加自由解放，所以才会出现散文化倾向，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其实散文化一直较有争议，一方面认为散文倾向是推向新诗改革，诗歌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则认为散文一说是新诗肤浅化的罪因。所谓的诗歌散文化其实就是语言太过散漫，诗歌意思浅显易懂，情感流于表面，文本整体缺乏想象力，很平实质朴，有些缺乏古代诗歌的意境美。《初期白话诗稿》所收录的诗歌也有共同的特征，整体来说诗的文字没有太大的魄力和张力，少了些优美的诗意。这也是由于诗体自由，没有了音韵的限制和固定结构的规范，诗歌的句式自由，意思也变得广大随意，白话的采用性也不好掌握就导致了选取诗料不准确，撰写言语过于平庸懒散，显得陈述没有规则，叙事写景或是爱情题材的诗都变得浅显易懂，表达的情感一眼便知。

其实这时期的诗歌散文化与前面胡适所推行的诗歌大解放有关系，散文化主要也是不押韵，没有平仄之分，句式结构较自由，在诗的已经情感表达上和散文相似，比较有逻辑性。字法结构多数会用虚词等来联系上下文。所以散文化倾向是必然的历史发展结果，尽管文坛对于散文化这一现象的好坏争议一直存在。确实也推动了新诗的白话转向，也在一些方面造成了诗歌太过规矩，情感表达肤浅化。刘半农个人早期自己的诗歌走向也是他作《初期白话诗稿》的原因之一，他的观点与胡适等人是一致的，要发展就要大胆实践，无论创作出的诗歌是否与传统诗歌有所比较。在探讨白话入诗与文言诗歌的焦点上，他的见解也很独到，“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进行之策如何?耶，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11]

　第五章情感真挚、风格平实

在早期的新诗创作中，内容上讲究平实，表达的思想要真实充沛。浮夸华丽的辞藻搭配不再是诗歌的重要之处，反之要革新，新诗意境要平实，语言质朴真挚。诗歌的平实风格需要说理性和叙事性做铺垫，表达的意境要深远，具有哲理性，写作风格上以叙事为主，从实际生活、百姓疾苦的内容上入手。这些理论也为后来的说理诗兴盛和现实主义的出现奠定基础并产生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5.1独立真挚的情绪表达

《初期白话诗稿》收录了沈兼士的一首诗，《真》[刘半农著：《初期白话诗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我来香山已三月，领略风景不曾厌倦之。

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何新奇？”

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12]

沈兼士在诗中将白话诗和草树、冷泉、石头等天然之物做对比，就是突出了白话诗的最大特征—-“真”。真指的是情感真挚，态度诚恳，精神独立。和天然之物一样，白话诗也是天然去雕饰，不需要多加修饰也能美不胜收的文学作品。这个真是否突出主要看写诗的人是否用心，是否敢于表达。要像做人一样有真性情，创作的诗才是真诚的，而不是矫揉造作，故意难为情。

发展初期的白话诗创作困难是极大的，首先要变革就要先改变形式，早期重视的就是形式的创新，后才是内容的丰富。既然只有形式那么时间一长自然会破绽百出，遭人诟病。因此要想在形式和内容的改革期综合一下，就要靠情感，情感表达真诚就是新诗得以存留的关键。作诗无非是抒情讲理，理说到底也是人的情绪表达，因此如何抒情，抒情内容是什么，该以何种态度作诗就是最重要的。人的情绪和心情都是可变的，瞬间的，容易冲动的，诗词恰好是表达情感的良好载体，因此要让读者共鸣便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就要直接抒情，这样的作品才是令人感动的，直接的，不会让人觉得冗杂混乱又缺乏美感。许多人批判当时的白话诗缺乏想象力，诗歌意象不完整或者说在一首诗里并不会会出现繁密的意象。但不能否认，早期白话诗正是因为它的真才与众不同，这种简单质朴既体现在诗的格式上，又体现在诗词的情感表达上。叶维廉曾说过：“言志在晚清到民国以来影响深邃，几乎每一个批评家有意无意间都是要‘发掘”盲之有物’的意如为诠释和评介最后的依归。……许多作品真正能感染激荡读者的有时其盛载的思想并不深刻。”[叶维廉著：《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6页。]所以说明了看似简单质朴的东西越有可能情感深厚，道理丰富，引人深思，感动人心。简单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沉淀，也会更加有韵味，久而久之再来回顾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感受，这正是白话诗的生命力所在。

　5.2“不重想象”的平实风格

朱自清先生说过，作诗要提倡“诗的经验主义”究竟何为经验主义，那就是要突出展现实际生活状况，轻于想象，也谓之“不重想象”。在展现实际生活风貌的同时要强调说理，胡适曾谓之：“吾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甚少。”[12]追求实际生活为主题就一定会造成诗歌风格过于平实，缺乏情趣和想象力，因此有好处也有坏处，平实风格也是当时新诗创作的普遍创作特点。确实在传统诗歌上也有此特点，中国是农耕古国，历来以农耕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石，农民百姓的朴实生活就成了人们作诗的灵感来源。在物质生产上农耕依靠的是自然的供给和资源的给养；而百姓的家庭生活则是家族维系，历来我们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艺术产生于平凡的遭遇，确实如此，从古至今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体系固定，所以大家关注的无非就是生存问题和生活态度。这也是为什么诗歌创作会从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描写，会去展现很无趣的平淡生活，这些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最好见证。这也是我们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最根本原因，我们的农耕文化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基础，也就奠定了平凡朴实的基本风格。中国文学看重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实际生活经历，时代生活变迁，情感的变化。胡适曾将这种写作态度表达在自己的诗歌自序中，“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官。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13]之中形式空洞就是因为只重外在，忽略诗歌的内涵依附，必须要从实际生活来源，否则就是缺乏真情实感和感染力，是虚无缥缈的。

例如胡适的《鸽子》；沈尹默的《三弦》《耕牛》《除夕》；沈兼士的《山中西风大作》《早秋》；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等基本都是直接描写景或者事件，整个诗歌读下来平实而不华丽，直接叙事，都没有过多的想象成分包含在里面。

诗歌的诗体确实得到了解放，与传统诗歌不同。但是内容上也实在有些平实而无趣味，或许是过分满足诗歌创新的追求反而有些平庸。沈兼士被收录于《初期白话诗稿》中的六首诗部分还是残留了一些旧诗的传统性问题。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以下雪天为背景描写了两个扫雪人的工作情景，展现了两位扫雪人的形象。“一面尽扫，一面尽下”两位扫雪人在纷纷大雪下努力地工作着，但这天气下他们宛如两只蚂蚁爬行在这皑皑白雪之间，所扫的地方很快又被雪堆满，他们只是尽职地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动作。诗歌完整地塑造了两位工作尽心，认真负责的扫雪人的鲜明形象，通过展示他们扫雪的过程和工作内容讴歌他们坚持不懈、积极认真的工作生活态度，同时体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从平淡生活进行入手创作，基于现实的诗歌就会更加接地气。

　　第六章结语

刘半农的诗稿收录了当时文化新思潮出现时的部分新诗，为后世对于现代新诗的发展研究留下了巨大的贡献。初期白话诗是对传统诗歌的挑战革新也是对旧文化的有效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因为新诗与传统诗歌的结合才会有诗歌发展史的又一历史性进程。诗稿就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彰显了民族与世界的融合，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白话诗的出现并不是在完善的文化背景下，因此还是固守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旧体制，残余的不足之处也被带了进去，虽然有改革但不彻底。始终有些陈词滥调参杂在诗歌创作里，学习西方诗歌的同时也有些照搬的意思，还是形式大过内容。所以当时的初期白话诗稿是新诗创作初期的一个新时段，也是诗体改革不足之处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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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玉.五四新文学与国语建设新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1):82-89

[5]李春阳.“白话文百人百论”七白话文百人百论之苏曼殊、章士钊、高一涵[J].社会科学论坛.2022(01):244-256

[6]王云杉.诗意与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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