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公司代理理论”将公司治理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四个部分，而这四个部分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文章的研究重点。本文的样本选取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10%，涵盖证监会新公布的所有20个行业分类共119家样本公司，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解释变量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经理层薪酬水平和监事会规模，另外选取公司规模和盈利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Eviews进行回归后发现，这四个解释变量分别都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
关键词：公司代理理论、治理结构、环境信息、回归
一、引言
与西方总体水平相比，我国对于这一会计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提高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不仅仅有利于明确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也使得人们对环境信息更加关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了关于环境保护的“32字方针”，随后在1982年，环保事业正式被纳入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基本国策之中；九十年代，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来了，也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提供了方向。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个企业想要长期地、健康地、稳定地发展，就要对环境保护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只有对公司治理结构有着高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才可以从公司内部层面出发，完善环境信息的披露。因此，这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970年，比蒙斯（F.A.Beams，1971）和马林（J.T.Marlin，1973）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污染的会计问题》，正式开始了国际环境会计的研究。随后，另两位学者（Jensen，1976；Mecklling，1976）提出了“公司代理理论”，实现公司经营中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门职权，减少了投机现象，提高了信息披露水平。
1.股权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于股权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与两个方面，其一是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其二是股权的构成。
一些国外学者（Morck，1988；Haskins，2000；Pavelin，2006；Brammer，2006）发现股权分散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因为一旦某些股东的控股比例比较高，就会牺牲小股东的权益来满足自己。同时，另一种观点（Ruland，1990；EI-Gazzar，1998；Holderness，2003）认为这二者应该是正相关的，因为控股股东拥有更大的股权就会对公司产生“归属感”，这使得他们会监督环境信息的披露。
2.董事会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
董事会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两方面。国外主流的理论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ama，1983）。另外，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女性懂事越多的公司就会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K.K.Rao，2011；Simon，2001；KarShun，2001）。
3.经理层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
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他们没有公司的所有权，但是有管理权，经理层的出现标志着委托代理理论的成熟，但近些年来，经理层倾向于用“内部人”的优势，对社会公众只“报喜不报忧”，所以，经理层的薪酬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值得关注。
4.监事会与环境信息披露
公司的董事、经理层和普通职工代表组成了公司的监事会，它与董事会是并列机构，而且只对股东大会负责，所以监事会是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的机构。国外学者（Bonmer，1992；CarceMo，2001；Lennex，2002）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监事会成员越多和职工监事的比例越高，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的监督就越有效。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环境会计起步晚。1992年一篇名为《九十年代西方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的文章在我国突然出现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篇介绍了西方盛行的环境会计的概念，至此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一领域也吸引着很多学者。有些人认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应当两个部分：环境问题对公司的影响和环境绩效（孟凡利，1999；耿建新，2002；许家林，2004；蔡传里，2004）。
1.股权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
国内学者们在这方面意见各不相同。一种理论（王化成，2006；佟岩，2008；邹立，2008；舒岳，2010）发现股权的集中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另一种理论（王田，2010；胡立新，2010）认为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认为股权集中程度对环境信息披露并没有显著影响的也有一部分学者（李晚金，2008；匡小兰，2008；龚光明，2009；卢馨，2010）。法人股比例，是法人股方面一个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李晚金，2008；匡小兰，2008；龚光明，2008）。
2.董事会与环境信息披露
在董事会规模方面主要分两派观点，其一是董事会人数越多，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就多，质量也就越高（邹立，2008；王田，2010；胡立新，2010；舒岳，2010）；其二是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卢馨，2010；田云玲，2010；洪沛伟，2010）。国内研究没有很多争议的声音体现在独立董事比例方面，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是成正比的。
3.经理层与环境信息披露
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可以“二职兼任”方面问题被放在经理层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主要位置上。有观点认为CEO两职状态的存在会干扰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损害董事会包括审计公司信息披露政策在内的监督和管理能力（张猛，2010）；也有学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蒙立元，2010；李苗苗，2010；向春华，2010）。
4.监事会与环境信息披露
我国在对于环境信息披露与监事会的研究并不多，这取决于我国特殊的监事会环境。和国外很多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行xxx是远远高于监督权的，我国监事会的存在像是董事会的附属品，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也就大大被削弱。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反映规模越大的监事会，它所起到的监督作用就会越显著，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会被影响的更高。
（三）评述
通过对文献综述的分析，不难发现，世界上对股东大会的主流研究关注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构成；董事会被分为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女性董事比例以上三方面；国外在经理层方面着重薪酬激励制度，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则在国内重用；监事会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英美文化中用外部审计制度替代了监事会制度。在对本篇文章的研究中，对文献的说明描述做出合理分析和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考虑到国内外的差距、中国的特殊国情、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主要研究以下四个方面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的规模、经理层薪酬激励水平、监事会规模。另外还选取了公司规模、盈利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设计
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2014年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中，着重探究以下几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①控股股东所持有股比例。②董事会的规模。③经理层薪资水平和监事会人数。第一步，在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统计沪市A股2014年的年报以及社会责任报告和计算出相关的环境信息指数；下一步为了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去构建和利用回归分析模型。
（一）研究假设
本文从内部治理结构中选取了几个典型的、关系密切的方面，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
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在公司控股股东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上，有国外学者Ruland和Holderness提出了理论：控股股东比例越高，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大。同样的观点体现在我国王化成等人提出的“正相关”理论，并且随后舒岳在2010年对这一理论进行加固，最终得出结论：一般公司最大股东的行为对公司的经营治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就会对公司产生“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得他们会督促企业相关会计信息的披露，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水平。由此，提出假设：
H1：控股股东持股股东比例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呈现显著地正相关关系。
2.董事会规模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独立的受聘，只对股东大会负责，它的职责主要有：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奖惩、聘任。在董事会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二者的关系上，著名的是国外学者Fama等人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披露的环境信息水平呈明显正相关。同样的，中国学者王田和胡立新等人在2008年也提出董事会人数越多，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就多，质量也就越高。
董事会的规模越大，外部董事的人数越多，就更加可能避免公司内部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董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使得董事会作出更合理的决定。由此提出假设：
H2：董事会规模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呈正相关关系。
3.经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
中国学者张猛于2010年提出，经理层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管理企业日常活动和处理行政事务，其受雇与董事，他们没有公司的所有权，但是有管理权，经理层的出现标志着委托代理理论的成熟，但近些年来，对于高管过高的薪酬激励，特别是股权激励，经理层倾向于用“内部人”的优势，对社会公众只“报喜不报忧”，所以经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经理层并不是以会议做出决策的机构，而是以自己的职业判断、经验做出决议，越高的薪酬水平，会促使他们更加积极、负责。由此提出假设：
H3：经理层薪酬水平越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呈正相关关系。
4.监事会规模
国外对这一方向的研究主要从监事会规模和职工监事的比例两方面，学者Bonmer和Carce等人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在对于环境信息披露与监事会的研究并不多，这取决于我国特殊的监事会环境。和国外很多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行xxx是远远高于监督权的，我国监事会的存在像是董事会的附属品，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也就大大被削弱。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反映规模越大的监事会，它所起到的监督作用就会越显著，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会被影响的更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在近十年信息监督的手段越来越完善，监事会人数的增多可以起到提高监督效率的作用。因此，监事会规模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监事会规模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呈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选取自2014年。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保险公司中剔除了ST后共1194家公司，选取了10%共119家，样本数据也达到833个，涉及到以下20多个行业。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做了如下特殊考虑：（1）在选取样本时不考虑ST(特别处理)公司，是在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基础上做出的安排；（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
本文通过测算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来评价一个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EDI的测算主要靠人工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分“定性”和“定量”来分别赋值。本文的年报来自巨潮数据网、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社会责任报告来自于和讯网，其他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证券网和新浪财经网。论文使用Eviews和EXCEL软件进行分析。
表1样本行业分布情况
（三）变量描述
本文将分别设定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解释变量—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经理层薪酬水平、监事会规模。
1.被解释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指望的度量比较困难，因为环境信息比较抽象，难以收集和量化，并且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还处于自愿化阶段。目前还没有国际上统一的环境信息衡量方法。国外的学者常使用加权汇总法来度量EDI，该方法主要是先提取企业环境信息条目，对各个条目赋予一定的数值，然后用加总或者乘以权重的方法来测算EDI，但是这种方法不免带有主观性，难以兼顾各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本文为了尽可能获得详细全面的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从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其他公告中手工搜集所需数据，并根据详细程度、相关性等维度赋值，取得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
本文主要参考国内学者（王建民，2008）所界定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项目表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的研究做相应的增减，由此确定以下内容：
表2环境信息披露项目
资料来源：王建民.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和外部制度压力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6）：54-62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可以通过上表中的11个部分进行计算。如果关于某一项目，在公司的报告中有“定性”披露的，则赋值该公司的EDI为1,；若有“定量”信息，则赋值2；没有就不赋值。可以加总，所以一个公司最大的EDI为33，具体公式如下：
2.解释变量
考虑到研究目的、研究可行性、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以下四个：
（1）MS（MajorityShareholder）表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2）SCALE用来表示公司的董事会规模。
（3）CB在本文中表示经理层薪酬水平。
（4）JD表示公司的监事会人数。
3.控制变量
本次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应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角度分析。在本文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已经包括在了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的测量里，因此这里不作为控制变量；行业差异在下文会从行业Max、Min、Mean值给出具体的分析，因此这里也不作为控制变量；公司层面里，根据国外学者（Patten，1992；Frost，2000）的研究，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还会受到盈利水平和公司规模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设置两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公司盈利水平ROE。
（四）建立模型
确定了本文的变量之后，接下来就是环境信息披露与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构造。本文的模型借鉴了本文中国学者王建民于2008年在对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之后提出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影响因素的模型，他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之间应该呈线性关系。所以本文在借鉴了学者的理论，再考虑到本次研究的重点之后，提出了将采用以下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其中：
为与诸因素无关的常数量，
为回归系数，代表的意义是：当自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时所引起的因变量大小的变化。
表3变量说明表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统计
作者对统计的119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2014年披露的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得出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如下统计结果：
表4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条目统计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从上表来看，即使到了2014年，上市公司的EDI也不是太高，在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条目中。具体来看，其中报告中有“与企业有关的环境法规和政策”信息的有69家，达到了样本公司的57.98%，是披露的最多的信息。“企业获得的环保部门的奖励或荣誉”仅有21家公司披露，这一数字是样本总量的17.64%。
表5不同行业的EDI情况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行业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从环境信息披露的均值来看，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最高的是D类行业；F类行业和J类次之，随后是C7行业、E类，C6类和K类紧随其后。余下的各行业EDI较低。
不仅仅是行业间，行业内各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也比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明显，说明行业内环境信息披露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二）描述性统计
表6样本公司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最高为26，最小为6，平均值为14.3277。我国的EDI指数在行业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总体的披露水平比较低。
另外，MS的平均值是37.44%，最大值为80.64%，最小值为6.43%，不同的企业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异比较大；根据有关规定，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人数应保持最低5人，最低9人，而现实中董事会人数有很大的差异，在所调查的样本中，董事会平均人数为9人左右，最少为5人，最大为17人，规模差异比较明显；经理层薪酬激励水平大约为36.31%，最大值为77.97%，最小值为12.64%；监事会人数差异较大，最小值为2人，最大值为8人，平均4人。
（三）变量相关性检验
一般来讲，再做回归分析之前，要事先对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作出分析，如果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较大，则会影响整个回归的结果。下表为各变量之间回归的结果：
表7变量相关性矩阵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从表中可以判断，上述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为变量之间最大的相关系数是0.4714，低于0.5。只有在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5以上时，才会引起多重共线的问题。
从表中可以看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经理层薪酬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3138，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同时，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是正相关。
关于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通过Eviews检验出的值为-9.554768，小于1%显著水平的检验值-3.574446，所以在99%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数据是不平稳的假设，因此，此数据是平稳的。
（四）Logit分析
为了检验EDI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做Logit分析
表8 Logit分析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二者之间确实是正相关。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主要股东而目的就越明确，信息披露的就会更加完备。因此，假设1成立。
（2）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是正相关。董事会的成员都拥有专业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一旦一个董事会人员较多，就会提供更有效的监督，这就会要求管理层披露更多的包括环境信息在内的相关信息，同时对于披露的信息也有鉴别其有效性的能力。假设2成立。
（3）经理层薪酬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系数为1.4241。通过了显著性为5%的检验。因此企业中的薪酬激励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经理层并不是以会议做出决策的机构，而是以自己的职业判断、经验做出决议，越高的薪酬水平，会促使他们更加积极、负责。假设3成立。
（4）监事会人数越多，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这一假设通过显著性为1%的检验，虽然我国的监事会并没有实际控制权和决策权，只有监督权，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样化的监督方式和手段使得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越来越显著。
五、研究结论
对照着信息披露在我国的状况，文章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为切入点，2014年抽样了10%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抽取了119家样本公司涉及到大约20个行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被披露的不够充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董事会的人数、监事会的人数、经理层薪酬的多少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表现为正相关，而公司规模的大小、盈利水平的高低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根据以上可以得出结论，管理层的行为主要是被控股股东、董事会的人数、经理层薪资高低（经理层持股的优点：可以提高经理层“主人翁”的意识，更好为公司盈利，化解委托代理矛盾）所影响。鉴于此，为了切实有效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管理层进行指导和约束：
（1）加强法治建设，也就是对XX部门的监管程度和政策的执行力度进行加强。在我国，大部门公司都是国有控股，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决定了XX部门的监管直接影响管理层甚至企业的决策，并且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XX部门要对环境信息披露制定强制的规定，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进行明确的强调，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行为加强监督并严格规范。
（2）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采用薪酬对经理层实行激励制度。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采取不同方式的股权激励，这就要积极推行股权激励制度。随着这一比例的提高，大股东的“主人翁”意识就会更强，其行为决策就会对公司越有利。
（3）增加董事会、监事会人数来扩大规模，董事会属于独立的机构，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之中的每个董事都是独立之身，并且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为公司提供更积极有效的董事意见。而监事会能提供监督信息。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1）没有一个确定、统一的尺度来衡量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去确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项目，并且信息主要依靠手工搜集，这些信息来自年报和社会责任报表，其他信息几乎被忽略，因此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不是特别严谨，衡量环境披露水平的能力需要加强和完善。
（2）本文的研究样本是那些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社会责任报告较全面的沪市上市公司中10%的企业。在选择环境信息披露时，对于其他公司管理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们会考虑哪些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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