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厢记》《牡丹亭》看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要：王实甫的《西厢记》与汤显祖的《牡丹亭》在剧作中刻画了两个生动且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两部作品的描述集中反映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的一个生活状态，崔莺莺和杜丽娘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元明时代千千万万女性的一个缩影。在这种背景下撰写出来的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研究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生存现状、生存背景、时代背景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造就了不同的人物特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爱而不得，只能用另类的方式来侧面实现自己的希望，《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情形。通过每个不同时间节点的界定，让戏曲中的角色丰满而具有可读性，这使得两部剧称的上是记录中国女性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

　关键词：《牡丹亭》；《西厢记》；女性意识；社会发展；

　引言

说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首先要对本文的“女性意识”下个定义。本文中的女性意识主要是指，在特定时期某些女性对自身有一个自觉的认识，认识到生存的价值意义，生命中的理想追求，认识到内心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认识到现实的生活环境，各种客观因素能不能允许她的自我意识得到认可实现。她的追求想法在现实可能得不到实现，会形成一种精神压迫以至于是心理挫折，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仍然坚持自我信念，大胆追求内心的想法，哪怕是付出宝贵的生命。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几乎没有追求爱情的自由，其命运被男权社会牢牢控制，人们只能将对美好感情的向往诉诸超然于残酷现实之外的文艺作品。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情是封建礼教无法禁绝的，在女性解放的漫漫征途中，如花朵般绽放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一直在为追求美好爱情而作不屈斗争。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正在成为命运的主宰者。女性意识的发展在崔莺莺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平等爱情婚姻的追求,这不仅是她清醒的自我意识、全面情感观照的表现,也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封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牡丹亭》对于女性读者魅大之巨大，而这魅力的来源，最主要是因为作品通过杜丽娘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深深触动了当时妇女渴望自由美好的爱情婚姻而不得的压抑心灵。

　一、《牡丹亭》与《西厢记》中崔莺莺与杜丽娘生活环境之比较

　　（一）元明文化背景下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时代特征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XXX。由于他们在经济上进行残酷的民族掠夺，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吏治腐败，科举废立无常，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一直动荡不安，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采用汉制，加上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实现了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封建道德观念,虽为统治者接受,但已远不如前代那样受到尊崇。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也开始确立，同时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思想控制相对松弛。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正符合这一时代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包容，给了女性社会空间的相对自由。《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敢爱敢恨，勇于同封建礼教做斗争，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她价值观念的改变，歌颂了自由精神。崔莺莺是一个美丽、贤淑、温顺、“针凿女工,诗词书算”样样精通的相国小姐。但她却只能生活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在这样寂寞的闺阁中,她的命运犹如众多女子一样,早就掌握在封建家长的手中。她的父亲在生前就与郑尚书定下婚约。受过多年封建教育的莺莺深知,她只能遵循这样的生活安排。但当她在普救寺遇到张生,并一见钟情爱上他时,她陷入到了极度的矛盾痛苦中,一边是自己的心上人和幸福,另一边是自己深知的礼教约束,经过自己艰难的挣扎和红娘的层层帮助,崔莺莺果敢地迈出了追求自己幸福和自由婚姻的脚步。

明朝是封建专制及封建礼教得以强化的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三纲五常”来维系人心,巩固XXX,延续其统治。身处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犹如生活在铁樊笼之中。统治阶级对妇女最直接的手段是为妇女树立贞节牌坊,用表彰孝妇、烈女的欺骗手段,引诱妇女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明代贞节牌坊立得最多,这些牌坊下面所镇压着的,是一个个贞节女性痛苦不堪的灵魂。明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的条件下,思想文化界也开始活跃起来,哲学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王守仁“心学”诸流派,成为社会上主要的哲学文化思潮。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其“良知”即所谓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显然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但它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封建儒学的神圣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王学传播天下,形成了多种流派,其中的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更具离经叛道的倾向。他们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主张“百姓日用是道”,肯定了人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应当“率性而行,纯任自然”,驳斥了理学的禁欲主义。李贽提出“童心说”,反对把“欲”与“理”相对立,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以绝世之资,大讲“童心”,提倡“私欲”,开辟了近代自然人性论。在泰州学派的宣扬下,一股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文化思潮弥漫于明代社会。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便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她渴望拥有自由，追求思想上的解放，但是杜丽娘受到的禁锢比莺莺更加严重。杜丽娘只能通过梦境来寻觅自己的幸福。她在封闭的环境中,不能与自己的爱人相遇,只能通过梦境去寻觅。杜丽娘在梦中与自己钟情的柳梦梅相会,但梦醒后却发现一切且为虚幻,最终因思念柳梦梅成疾而去。到了阴间,化为鬼魂仍然不忘记柳梦梅,依旧与其私会。这份执著,感动了阎王,最终让其还魂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西厢记》《牡丹亭》中崔莺莺、杜丽娘两个女性主人公都是封建社会贵族阶层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要冲破封建势力、受到的压力所需要的力量也不一样，思想斗争过程也不相同。因此，二者虽然都具有叛逆精神在觉醒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相同点但也存在着觉醒的差异。第一、从觉醒的相同点来看，首先，两人的共同点体现在对爱情的不懈追求上。在封建社会中男权压抑着女性，社会一直遵循着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在《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从小便接受着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她的婚姻也早早的由父亲定给了郑尚书之子郑恒，然而在寺庙与张生的相遇促使

爱情的种子在崔莺莺心里开始萌发。但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现实与理想，礼教与情感始终是横在崔莺莺心里无法跨越的一道横沟。后来孙飞虎围寺，母亲的承诺带给了崔莺莺一线希望，然而当张生找来救兵解决了危机之后，母亲却出尔反尔让自己和张生认作兄妹。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崔莺莺开始认识到依靠别人的力量终究行不通，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需要自己争取。终于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传简——叛简——赴约的思想斗争之后，她毅然决然的抛弃先前的婚约，向传统封建礼教发起了挑战，开始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

相对于崔莺莺，杜丽娘的命运受到了更严格的掌控。杜丽娘生于理学盛行的年代，出生官宦家庭。就连衣服上的一对儿鸟儿，母亲怕她多想也不会让她看见。杜丽娘每天生活的地方只有书房和绣楼，连自己家的后花园也没有去过，一生接触过的男性只有父亲杜宝和教书先生陈最良。父亲杜宝请来迂腐守旧的教书先生陈最良，用杜太守的话说，教丽娘接触书卷并非为了“念遍孔子的诗书，但略识周公礼数”而已。陈老先生给丽娘和春香上的第一课是“诗经课”，讲的是《关雎》。儒家经义中，这是关乎“后妃之德”的一首诗，但丽娘却说“圣人之情，尽见于此乎。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她感性的的认为，这是一首情诗。这把杜丽娘心中的情丝触动了。终于杜丽娘走进了后花园，她发现原来满园春色都被辜负了，正如自己的青春一样被光阴虚度。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杜丽娘“因情而梦”。她梦到一个书生与自己相会，而梦中的情景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寻求爱情的信念。然而礼教的束缚与感情的真挚，残酷的现实与美好梦境的反差使杜丽娘最终为情而死。死后的杜丽娘也没有放弃对柳梦梅的爱情，终不负有心人，柳梦梅被杜丽娘所找寻到。并且以鬼魂的方式和柳梦梅再次相会，最后在花神，判官等人的帮助下杜丽娘重新为人，并与柳梦梅结为夫妇。从一开始的被现实的生活压迫着，到和柳梦梅梦中的相会，和后面的阴间寻夫。虽然过程曲折还遭受到了反对但是她始终没有向它们低头，最终使他们的爱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比起杜丽娘崔莺莺的爱情历程要平凡的多，杜丽娘爱情过程要更艰难、更轰烈，杜丽娘为了自己的爱情甚至连性命都可以不顾，她做的一切的所有仅仅只是为了所谓的“情”，所以对于封建礼教对于自己的束缚与桎梏心里产生了格外强烈的反抗意识，不管道路多艰难，都要坚持不懈的去追求自己的那份爱情。

　（二）元明文化背景下崔莺莺与杜丽娘的生活境遇

《西厢记》的故事背景是唐代，但从其精神内涵上来说，是作家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真实反映。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统治的朝代，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政策，加上宗教自身的发展和传承，因此宗教十分盛行。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分为四等人。而汉族处于被压迫地位，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礼教更加推崇，汉族中男女婚嫁讲求门当户对，一直就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思想。结婚成了两个家族权势利益的结合，这样的婚姻完全是政治性的，中间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情感喜恶。崔莺莺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她早早被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尚书之子，只能表露出无奈，但是无奈并不代表内心的遵从。除了时代背景，崔莺莺的生活环境也在影响着她。崔莺莺是相国的女儿，大家闺秀。从小就生活在相国府里，家教严厉，自己一直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影响着，在崔莺莺的内心深处，开始有了斗争，自己究竟是为了家族利益嫁给这个品行不端地纨绔子弟，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拒绝这门早已商定好的婚事，崔莺莺内心不断纠结。

《牡丹亭》的故事写于明朝，作品深刻的反映出了明朝特殊的社会环境。明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理学，统治者以《女戒》、《内训》等女子范本规范女性伦理纲常，极力表彰妇女贞洁，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害比起其它朝代则更加严重。杜丽娘生于名门，长于深墙，四堵高墙把她与现实完全隔离，竟连家中偌大一座花园都未曾去过。在杜丽娘的周围，恰似一个封建礼教的牢笼，严酷地禁锢着她的身心。她没有崔莺莺那样可以随着崔夫人去寺庙的机遇,在她的一生中只接触过两个男人：严格管制她的父亲和迂腐的老头子陈最良;她平时只能做些针线女红,或者熟读、背诵班姬的《四戒》；跟随身为太守的父亲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这样狭窄的天地,森严的封建礼教,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她不仅与社会隔绝,而且也与大自然隔绝,丧失了一切自由和权利。

　（三）元明文化背景下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命运变化

莺莺的父亲已不在人世，虽然受到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庭制的束缚，但她的行动却有很大的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她与张生的一见钟情奠定了基础。崔老夫人和莺莺要带相爷的棺椁回乡下葬，途中客居普救寺，恰巧张生进京赶考路过普救寺，两人不期而遇，相见恨晚。于是，崔莺莺不顾封建礼教的训斥，不管佛门净地，大胆地与张生眉目传情。经过红娘的帮助，莺莺与张生在西厢结合，生米已然煮成熟饭，最终逼迫老妇人不得不妥协。但老夫人的妥协是有条件的，即张生一定要考中状元。张生果然不负众望，功成名就，满足了老妇人的要求，最终夫妻团圆，和和美美。

与莺莺相比，杜丽娘连一见钟情的条件都没有。她的世界不允许她与任何青年男子进行接触与沟通。闭塞窒息的生活环境和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使她不能随意行动，不能自由思想，只能遵循封建家长的意志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和崔莺莺相比，杜丽娘的生命中没有出现郑恒那样父母包办婚姻的对象，而且也享受不到崔莺莺游玩佛殿那样的少许自由，更不用说碰上崔莺莺和张生相遇那样的偶然机会了。因此，她只能凭借梦幻与想象创造一个与之相恋的男子。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感情则充满坎坷。柳梦梅中了状元之后，已经达到了封建家长光耀门楣的愿望，按理说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理由了。但是杜宝却不肯承认这桩婚姻，他认为男女之情是“妖孽”之事。最终经过杜丽娘在金銮殿精诚所至的诉说，皇上为之感动，承认并御赐了他们的婚事。因此，他们的婚姻是在柳梦梅功成名就，并且杜丽娘争取到皇帝御赐婚姻的条件下实现的。

　二、《牡丹亭》与《西厢记》中崔莺莺与杜丽娘叛逆性格之比较

　　（一）崔莺莺与杜丽娘叛逆性格中的相同点

崔莺莺与杜丽娘都是封建社会的女性，虽所属时代不同，但是两人都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较深，封建伦理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她们的思想意识中，但她们性格中对于情爱的追求却又异常的坚定，往往使追求自由爱情的“我”和遵从封建礼教的“我”不断的对立斗争。崔莺莺虽有碍于封建伦理的影响，一开始并未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张生的爱恋之情，但还是欣然去赴约，赴约以后还要假意告诉崔夫人，实则内心对这一切充满了欣喜之情，表现出崔莺莺性格中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而杜丽娘则通过宣扬后妃之德的《关雎》唤醒了她沉睡的青春，打开了她禁锢的心灵，虽未有其人与之相会，但是杜丽娘一直把心中所想之人寄托于梦境中，同样表现出杜丽娘对于美好事物的心之所念，梦之所依。

　（二）崔莺莺与杜丽娘叛逆性格中的不同点

莺莺的性格软弱，独立行动的能力与杜丽娘相比逊色了些，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是被动的。她在佛堂只与张生见了一面，便对他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但由于所处的环境、身份、地位的影响，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没有大胆的对张生的爱慕予以回应。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色，“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由于对红娘并不十分信任和放心，便谨慎的加以掩饰和试探，装腔作势要她责备张生，其实是让红娘传递让张生月夜赴约的书简。等到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账，当着红娘的面把张生斥责了一番，至此她还是没有抛开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名门闺秀的修养。当老夫人逼迫张生上京赴考求取功名时，崔莺莺即使不忍心与张生分别，却也默认了老妇人的做法。

和莺莺相比，杜丽娘的性格有更大更深的突破。她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探索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道路。但冷漠、残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和封建礼教的坚固牢笼，严重的束缚了杜丽娘的身心。内心深处的孤独、苦闷无法排遣，她只能凭借梦幻与想象创造一个与之相恋的男子。因此在百般无奈与纠结下，她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情爱追求的终结，反而是新的追求的开始。她为情而死，但可贵的是做了鬼的丽娘还敢于与阎罗王据理力争，质问判官自己情人的姓名。最终历尽艰险，为情复生。死而复生后的杜丽娘更加具有反叛精神，面对父亲在金銮殿上的绝情和狠心，杜丽娘据理力争、慷慨陈词，最终使皇上为之感动，甚至亲自为她主婚。因此，杜丽娘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比莺莺更为主动、更加大胆，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更为强烈、更加深刻。

　三、《牡丹亭》与《西厢记》中崔莺莺与杜丽娘女性意识之比较

　　（一）崔莺莺与杜丽娘女性意识的内蕴解读

汤显祖和王实甫笔下的两位女性都极具反叛性格。比较其生活境遇她们都是封建礼教家庭中的受害者，她们的叛逆性格与当时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两位剧作家便通过这个矛盾来刻画她们的人物性格，同时再通过具体的生活环境从侧面展示了她们反抗性格形成的全过程。因为环境的改变,使得她们的性格之间并不相同，都各自带着那个时代的独特性。王实甫的《西厢记》产生于儒家思想相对松弛的元代,但《西厢记》剧中的相关题材却来源于唐传奇中的《莺莺传》,封建时代的传统观念还在一脉相承,且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纲常依然还在,崔莺莺的生活环境仍然还被封建思想所包围着，这在《西厢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了崔莺莺的生活状态，她处在礼教的压抑与束缚之中。在崔相国生前,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他把女儿许配给郑恒，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在崔相国死后,老夫人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便用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对女儿严加约束，这为《西厢记》中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矛盾冲突的展开,铺设了一个及其特殊的环境。普救寺院这个清净的佛家圣地，成为了崔、张二人如期密约之地,这里的“庄严妙境”俨然成了培育爱情之花的花圃。在封建礼教中关于丧期的规定:“父丧未满,未得成合。”这在剧情与崔莺莺恋情发生的节点产生了巧合，恰巧在其父丧期，本应该是悲恸之际，却生出一段恋情。正是这段剧情和剧情中的场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对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同时也凸显了崔莺莺敢于反抗的精神，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充满坎坷，却依然无惧封建礼教的束缚。这里面的人物性格的形成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

汤显祖笔下《牡丹亭》中杜丽娘同崔莺莺一样,也在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与崔莺莺比起来，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完全由家长主宰。在生活环境上，其实她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是大致相同的，都是大家闺秀。但在汤显祖的笔下，杜丽娘的生活与崔莺莺比起来更为残酷。她生活在更冷漠、更严酷、更加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杜丽娘生在名门,成长在深闺之中,但是外界的四堵高墙却把她与现实世界完全阻隔,她与崔莺莺相比而言她的生活更加的不幸。崔莺莺还能拥有片刻的自由，能在普救寺遇上张生,但是杜丽娘除了父亲与老师外,根本见不到任何同龄男性。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她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她需要遵从礼法、家规、女诫、妇道等等,这一层又一层的枷锁已经紧紧地套在了她的身上。

生活中仅仅因为疲乏,她在白天时只要稍微的睡一会儿，就会被认为行为放纵且有失检点。就连自己的裙子上面都不能绣上与爱情相关的任何图案，仅仅只是因为绣了对花鸟,也会引起家长的不满,认为她是产生了邪思妄念。在封建礼教的教育下，她被驯服得像一只小绵羊。杜丽娘所处的森严压抑的环境，恰是明晚期社会女性生活环境的缩影。

杜丽娘没有崔莺莺幸运，她既没有红娘的帮助，更没有张生这样的人求爱。由此她不得不借助人生虚幻的梦境,因为只有在梦境中她才能让情感得到释放,才能感受青春悸动中情欲的美好。造就这梦境的其实并不是杜丽娘一时生理冲动亦或心理冲动,而是汇聚了她对全部生命的渴望与执着的追求。

在此期间，她不惜用生命与环境对抗,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之中。杜丽娘的死对于她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痛苦的选择,恰巧是她理想当中的升华,也是她基于现实世界中另外所寻求的一条能够实现理想与希望的新道路。

这种封建道德伦理下的杜丽娘，她的冲突对象归根结底是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传统意识。她向死而生，用生死来寻求自由，这种封建礼教重压下的自由太过于残酷，也残害了许许多多和杜丽娘一样努力追求自由生活的女性。

（二）崔莺莺与杜丽娘女性意识的具体表现

　　1.女性意识中的思想突破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深入人心，作者以故事情节为主线刻画了其女性的主要思维轮廓，通过思想上的描绘将其定位为一个拥有独立思想，期望拥有人身自由、婚姻自由的独立女性。但这与当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并不相符。以唐代《莺莺传》为蓝本的《西厢记》通过改编，将结局通过另一种方式进行诠释。在对女性思想的描写上，着重于其人物与故事情节间的时间节点界定。通过描写崔莺莺的行为变化来突出她思想上的转变。崔莺莺从被家庭主宰命运的一个懵懂少女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在她思想的成熟度上做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这也是崔莺莺从懵懂少女过渡到成熟女性思想成熟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自明代朱熹提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将人情与天理形成对立。通过《牡丹亭》中所表达的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展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以及冲破枷锁的愿望。杜丽娘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冲破道德伦理纲常，违背天理，勇于维护自己的爱情，但她却在爱情修成正果以后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这种思想的反差和梦境中的自己形成了强烈对比。看似是两个不同的人，其实汤显祖想表现的是一种向往而生的形式，虽然梦境很美，但是最终还是要向现实妥协，那结局最好的方式就是逆天命而为。

2.女性意识中的生存境遇突破

《西厢记》中关于这位相国之女的介绍比较简单，此女自幼学习琴棋书画在针织女红方面也是无不精通，当然长相则更是拥有闭月羞花之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大家闺秀的经典特征都在崔莺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崔相国在世时，就已将其许配给门当户对尚书之子。但是在佛堂之上，张生在与崔莺莺擦肩而过的瞬间萌发了爱情的火花。仅仅在有过一面之缘后，张生想尽万般方法，用“彻夜吟诗”打动了崔莺莺的心。

张生在崔莺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但却因家中家道中落、境况窘迫而遭到了崔母反对，崔母劝诫张生另取佳偶。从这段情节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门当户对”是多么的重要，门当户对成了大家闺秀婚配的先决条件。但当时正处于元代，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儒家学说中所倡导的封建思想和礼数并不能在实质上起到约束的作用。所以当时的女子在婚配过程中，可以在爱情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热情。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一改往日对张生的不屑，从不情不愿到主动接受。在张生深夜吟诗的过程中主动与其对诗。张生：“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在和诗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崔莺莺其实也是饱读诗书，从小受到道德礼教的教育，新时代的新思想对她的心理有了冲击。她对美满的婚姻爱情充满了憧憬，并开始了大胆的试探与追求。但毕竟是大家闺秀，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封建礼教的限制，因此在“动情”的基础上，无论是行动还是内心也依然会受到一定的约束。这时候身边的婢女就成了牵线的红娘。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封建礼教的限制依然深入人心。但在爱情面前，崔莺莺她大胆的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封建礼教面前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愿妥协。且在其母亲反悔后，通过自身的奋力抗争，最后她冲破了封建礼数的束缚，因爱以身相许。崔莺莺的这种生存状态是当时封建礼教下所不能容忍的，但崔莺莺依然凭借自己的信念冲破了当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枷锁。

《牡丹亭》中所描写的杜丽娘也是大家闺秀中的一员，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深宅大院书香门第中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所以大家在戏剧中看到的大家闺秀与平日里所见到的平民家中的民妇性格也截然不同。大家闺秀自小就被要求学习《女诫》、《内训》等女子教学范本，其对女性的品德、行为举止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同时，由于是世家小姐常处深宅内院，并不宜经常出门、见客。所以，长居闺房的她们也因此性格内敛沉稳，与人交谈礼貌和善，通常情况下知书达理，面对事情从不喜怒于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在封建礼教的种种牵制与约束下，使得这些千金小姐们的人生也多半被父母及长辈早早地规划安排好。在封建社会的角度考量下，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成年后的婚姻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随心所欲的进行，更甚者就连平日里她们心中的小情绪也不能轻易的表现出来。这才有了杜丽娘梦回时分在梦境中与爱慕之人幽会的场景，这种情感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相较于《西厢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封建礼教的约束更加的明显，对女性的压迫也更深了一层。

　（三）崔莺莺与杜丽娘女性意识的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相比照,杜丽娘的觉醒更贴近女性的自我本真,更加符合人性和人欲。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可以从爱情萌发阶段来看,《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生是在佛殿前的一见钟情,互被对方的容貌所吸引,在《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四支曲子作者刻画了莺莺柔弱娇媚的美态。正如剧中写到：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旦回顾觑末下]

[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

[聪云]休胡说，这是河中府崔相国的小姐。

[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

崔莺莺对张生的顾盼之意,尽在这无声的回顾一觑中,与张生见崔莺莺后的惊诧羡艳相呼应。这一爱一恋,构成一部西厢情的基础。首先,我们来看莺莺下殿前的这回顾觑,不难想象,回看的更多的是张生英俊潇洒的外表形貌,因为尚未来得及有只言半语的交流的一对青年男女,是不会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爱慕和吸引的。其次,我们来看张生眼中的莺莺,作品连用“观音现来”、“天姿国色”、甚至不放过“那一对小脚儿”,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张生之所以对莺莺顿生爱恋之情,完全是被她的美色征服了。与之相比,杜丽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和自己钟情的男子去相会。《西厢记》为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发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机会,也为她们爱情的发起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而杜丽娘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她只能在梦中去找寻自己爱情的足迹。所以,单就爱情萌发来说,杜丽娘注定要比崔莺莺艰难,在这其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来说,杜丽娘也一定且必须比崔莺莺坚决和彻底。其次,我们再来看爱情的发展的结局来看,在《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的一见钟情建立在封建教条、门第观念相对立的基础上。莺莺内心经过无数次的挣扎和徘徊,终于艰难的“超越”自我,主动来到西厢与张生相会,走到这一步,她已经实现了渴慕已久的爱情追求。情必须超越礼的束缚,才能为之合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红娘的帮助,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娘的帮助,也许崔张的爱情会“失重”,最终无法实现,莺莺也可能始终徘徊在自己的艰难抉择中。所以,崔张在实现其美好愿望的时候多了几分被动。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则有所区别,她在追求爱情方面和女性意识方面,都比莺莺要坚决和彻底。她真正做到了“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人间情。她对自己所认定的情人一往情深,她追求爱情的决心异常坚定。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她不惧皇帝的审问,也不畏父亲的威逼,依然坚持自我,永不放弃。她在实现自己爱情梦想的征途中,始终占有着主动权,始终抱有女性觉醒的坚决意识并充满必胜的信念,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人间诠释了什么是“至情”。

　四、影响与启示

　　（一）《西厢记》《牡丹亭》对社会的影响

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大胆向传统礼教发起挑战，反对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两部艺术戏曲之所以从古至今一直被后人所敬仰和吹捧，是这两部作品中体现了坚贞不屈、敢于挑战封建礼教束缚，为爱而不惜违背封建正统的精神。”《西厢记》作为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剧作，改变了传统《莺莺传》的思想主题和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向我们表现了处于封建社会中的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追求爱情时的困难，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把爱情与婚姻联系起来，把爱情当做婚姻的基础，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作品问世之后就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西厢记》问世之后，就曾被誉为‘春秋’。”《牡丹亭》《红楼梦》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西厢记》所影响，由此可见《西厢记》的卓越不凡。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中浪漫主义色彩可谓达到顶峰，究其原因也是熟知《西厢记》中的艺术神韵。“《红楼梦》正面描写了林黛玉私下里读《西厢记》、听《牡丹亭》曲，并由衷赞赏，这在当时可谓出人意表的一笔。”《牡丹亭》作为一部浪漫主义戏剧，以独特的手法和剧情设置展示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生死离合。它之所以在社会引起反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超越自己时代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牡丹亭》所赞扬的“至情”是对封建礼教的坚决反抗，在剧中作者塑造杜丽娘这一“至情”人物，通过杜丽娘对情的追求，对理的反抗，肯定了人欲，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无情批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部作品推出之际就对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西厢记》中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开始追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打破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其次《西厢记》的出现还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突破了传统一人主唱的惯例，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而《牡丹亭》剧本推出之时也同样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情感受到压抑的妇女群体，甚至有杭州女伶在演出时伤心不已扑地而死，剧本中的爱情故事犹如一道春风温暖了那些深受迫害的女性。其中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也被社会中的青年男女追寻，对反对封建传统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西厢记》《牡丹亭》中女性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林林总总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以尊重女性、追求女性独立和婚恋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意识。以后世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来看，《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座丰碑，不仅很好地承续了《西厢记》《牡丹亭》所体现的较先进的女性意识，而且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意识表现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部作品继承了《西厢记》《牡丹亭》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发展。

《红楼梦》中女性意识第一体现在男主人公贾宝玉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子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在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这样明目张胆的宣扬女性至上这一观点。第二是体现在我们的作者曹雪芹塑造的一群拥有着独立的个性，追求自由、充实极富才华和灵性的女子身上，而林黛玉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我们在作品中的那些底层女性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体现，例如身份虽然低微，但心却比天还高的晴雯，她的身上依旧有着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像最大胆且热烈的尤三姐，她对爱情真诚且专一，在遭到柳湘莲悔婚后在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自刎……我们从这些底层女性人物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三体现在女主人公黛玉身上，在这个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子就应该走仕途的社会下，她饱读诗书、不屑于仕途名利以及与宝玉的思想灵魂之合注定是不被家庭社会所容的，因此她是叛逆的，她所受到的压力和拥有的勇气是崔、杜所没有的。

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分别生活在元明清三个不同的朝代。而曹雪芹的身世要曲折的多，虽然他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对于封建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却有着极其深刻的认知。黛玉之所以比崔杜自我意识觉醒更深刻，就是因为她拥有比崔莺莺、杜丽娘更为先进的爱情观、人生观。她饱读诗书、思想先进、蔑视功名利禄，虽对贾宝玉痴情无比但并不会使她丧失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从她决定咏赞作品《红拂传》中女主人公而不是自己熟悉的崔莺莺、杜丽娘时，我们可以看到黛玉虽然很喜欢《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曲子，但并没有欣羡、激赏崔莺莺和杜丽娘。她具有独立自尊的女性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崔莺莺和杜丽娘。曹雪芹是在王实甫、汤显祖塑造崔莺莺、杜丽娘的基础上，更加充分肯定女性价值、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强调女性的独立和尊严、追求自由婚恋等先进观念。《西厢记》和《牡丹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在《红楼梦》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红楼梦》也由此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反映女性意识的高峰。

　结论

在《西厢记》《牡丹亭》中关于女性意识的反抗都集中体现在了与情郎幽会的时候。因为封建礼教中的压抑与束缚，让女性除了隐忍以外，更多的是意识上的同化教育。但崔莺莺和杜丽娘却游离在这封建礼法之外，崔莺莺通过在其父丧期间发展一段恋情来挑战封建礼法的束缚，杜丽娘则通过研习《诗经》后在梦境中偶遇情郎，来侧面挣脱封建礼法的束缚。她们两个之间的意识反抗都集中出现在每段故事的封建礼教发生的节点中，同样的都是通过节点的巧合来诠释她们反抗意识的觉醒。

综上所述，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崔莺莺与杜丽娘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爱情追求过程造就她们不同的婚姻结局。她们的情爱和反叛，无不蕴藏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映射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崔莺莺、杜丽娘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广大民众反对封建的时代要求，更是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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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娅辉,2011年03期,ISSN：1009-3605,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605(2011)03－0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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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舟著：《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2页

[6]夏庭芝著：《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第1版

[7]马克・波罗著：《马克・波罗游记》远方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32页

[8]出自明代谢肇了制著：《五杂俎卷八•人部四》及清代《四库全书》

[9]转引自熊笃撰：《论元散曲中的青楼词兼论元代妓女特点》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5期

[10]夏庭芝著：《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第1版

[11]张国微撰：《元杂剧妓女形象》新疆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

[12]邢铁著：《中国家庭史•第三卷宋辽金元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35页

[13]郑恩玉撰：《元杂剧<灰阑记>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结构分析》剧作家2010年5期

[14]陈仕国撰：《元代青楼戏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102年硕士毕业论文

[15]宋濂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卷五十八•地理志

[16]宋濂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卷六十四•河渠志

[17]宋濂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卷一百六十三•张飞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