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字狱比较研究

　　摘要

“文字狱”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在此之前多被称为“史祸”“诗祸”“文祸”和“表笺祸”，是指因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它的形式是因文章中的文字而获罪，不同于一般的进谏、劝谏，行为上作者没有触及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仅因自己的主观意识施加罪名。在中国古代，文字狱伴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愈演愈烈，到明清达到顶峰，而文字狱与封建专制之间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它只是一种概然的现象。明清文字狱的程度、影响又因其朝代和帝王自生的特殊性而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主要从明清文字狱产生原因、类型、特点来对比其异同，阐释其影响。

　　关键词：文字狱；专制；原因；特点；比较

　　前言

文字狱是中国王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衍生物，其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王彬在《禁书•文字狱》一书自序中说：“研究这一历史，认识其背后的规律，对于认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某一侧面（黑暗的、残暴的、专制的），并由此观照另一侧面（民主的、光辉的、灿烂的），无疑会使人感慨万端”[1]（P5）。在明清两代，它对统治者而言，虽是其加强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但也致使其走向灭亡；对人民而言，如同妖物，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阻滞；对文化而言，“台阁体”诗词侵占文坛，乾嘉史学独占鳌头，史实被扭曲，败坏了学风和社会风气，可之谓文化史的倒退；对社会而言，破坏了社会秩序，拉大了与西方各国的差距，使社会停止不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目前，学术界对清朝文字狱的研究有很多，关于明代文字狱的研究亦有不少，但大多数都以个案研究和断代研究为主，而将二者对比起来研究比较少。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和列表法对明清文字狱进行对比探究。从文字狱的定义入手，重点是在原因、特点上对明清文字狱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阐释其对当时统治着和后来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文字狱概述

何为文字狱？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因文字而获罪。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文字狱”作为一个抽象的专有名词始于清代，在此之前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多被称为：“史祸”、“诗祸”、“文祸”和“表笺祸”，到清代才被称为“文字之祸”、“文字之狱”。

“史祸”。中华名族是个历史悠久的名族，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史家及史书，所以文字狱中最先受害的也是史官。史官世代沿袭，一辈子与文字相伴，更是有“书法不隐”的传统，遇到虐政，也总是遵循着秉笔直书的道德原则。据史书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臣崔杼设计杀庄公，更立国主。齐国太史载曰:“崔杼弑其君”[2]（P10），就因一个贬义的“弑”字，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与太史遭遇相同，到该太史最小的弟弟任太史时，还以“弑”载史，他才停止了杀戮；还有我们熟悉的司马迁，也是因直书了景帝和武帝的过失而获罪受刑；再后来，北魏崔浩修《国书》，“备而不典”的写法，致使他以下、童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组”[3](P6)；唐以后，开始了官修史书，禁止私人撰史，史祸就比较少了。

“诗祸”。古人常说:“诗言志”。周朝就有“采风”即通过搜集民间诗歌来了解社会情况。但诗的抒情言志又并不是只歌功颂德，它也会对一些社会现实和个人问题进行批露，这种借诗托讽的背后，就引发了文字狱中以诗罹祸的“诗祸”。屈原被认为是“诗祸”的最早受害者。谢苍霖依据《史记·屈原列传》推测屈原致祸，是因为《离骚》中愤怒指责的词句激怒了尹子兰致使他流放江南，葬身汨罗江[4]（P86）。下来就是被宋人罗大经称为“诗祸之首”的“杨恽种豆祸”。因杨恽所编著的《报孙会宗书》一书中录有“南山种豆”[4]（P87）诗，因诗有嘲讽之意，使他得祸。隋唐时期，政策比较宽松，君主比较开明，诗祸虽有发生，但规模不大，涉及的人数也不多。可两宋时，党争激烈，文字陷害严重，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狱高潮，我们最熟悉的有苏轼“乌台诗案”。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程度的不断加深，诗祸的发生愈加频繁，如高启因《宫女诗》获罪、张尚礼因《宫怨》诗遭腐刑、陈鹏年因“重游虎丘”诗下狱等。

“文祸”。文祸是写文章而招来的灾祸。前面我们说到汉代杨恽的“种豆之祸”，杨恽因事丢官后，把不满和积怨倾诉给好友孙会宗，写了《报孙会宗书》，后被人告发，以“大逆不道”罪名被腰斩，妻、子被流放，好友被免官。胡光奇称：我国文祸悲剧的“开端”，当以西汉杨恽的“种豆之祸”作为突出标志[2]（P7）。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三国时期的嵇康因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被司马昭杀害；明代的高启因写《上梁文》被腰斩；清代的函可因自撰《变记》得罪，等等。

“表笺祸”。就是因表笺触祸，它作为文字狱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由朱元璋开创的。最初，“表，始于汉代，是臣下向皇帝进谏，劝请，陈乞，进献推荐陈谢、庆贺、慰安等的上行文书。笺，源于东汉。[5]（P65）”明朝初期规定，官员在春节、皇帝生日、重大册封典礼和受到重大赏赐时，必须书写谢恩的表笺。这些表笺本来是一种官方文书，以歌功颂德为主，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但朱元璋在自卑的心态下，常常带着敌意的猜忌去看表笺，就使其变了味，如“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福州府学林伯在撰《贺冬表》有‘仪则天下’被杀;尉氏县许元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处死；亳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遭诛杀等。[6]（P43）”因这些表笺中音与“光”、“僧”、“贼”、“早失太平”等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触动了朱元璋自卑的心态，使他们遇祸。

文字狱作为一个抽象名词而出现要归功于清代著名学者赵毅，他是第一个将历朝历代因文字获罪的案件科学地概括为“文字之祸”的人。嘉庆年间，“文字之狱”这种说法首次在官方往来文书中使用。直至《清代文字狱档》的编成，“文字狱”的提法才被人们普遍认可。

近现代，人们在文字狱研究中。对其概念的界说却不尽相同。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辞海》的解释:“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7]（P72）”很显然，这是站在受害者角度下的定义，它把危及统治者统治的作品、触及统治阶层忌讳和行为上有所触讳的诬陷案不视为文字狱；第二种是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的定义:由于著书立说而被惩罚，视为文字狱。[8]（248）(​javascript:;​)这是从文人学者的角度作的认定，因为著书立说是一种优良传统，一直被人们视为不朽的事业，而封建统治者制造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是文人，著书立说也就成了一种载体；第三种是郭成刚、林铁钧合著的《清朝文字狱》一书中的定义：“是指因文字而获罪的案件，它的形式是因文字作品而获罪，不同于一般的进谏、劝谏，行为上作者没有触及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仅因自己的主观意识施加罪名或者依据作者的意思治罪”[3]（P9）。这几种解释各有其强调点，就客观而言，第三种说法更符合文字狱的实际与特征，所以本文对文字狱概念的运用，也会以郭、林二人的定义为准，以此来对明清文字狱作进一步探究。

　　二、明、清文字狱类型及特点比较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发展，文字狱也越演越烈，到了乾隆年间更是达到高潮。如果说明代文字狱呈马鞍字形，两头高，中间低，则清代文字狱的演变可以说呈波浪式上升，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谓一路高涨。依据郭成刚、林铁钧《清朝文字狱》一书中对文字狱数量的说法：“清世祖六起，清圣祖在位六十年少于十起，清世宗在位十三年约二十起，清高宗在位六十年达一百三十起，共约160件。[3]（34）”可见其数量之多。为了更好的了解明清文字狱的差异，依据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一书，将文字狱依性质分为十三类，特作下表：

明、清文字狱类型表

明朝清朝

华夷狱函可《变记》案、黄毓祺戮尸案、孙奇逢《甲申大难录》之祸、何之杰幸脱文网、屈大均文字之祸、庄氏《明史》案、吕留良案。

反对本朝狱程通上疏死于狱、叶惠仲重修《太祖实录》被族诛毛董倬等坊刻“制艺序”丧命、冯舒编辑《怀旧集》被杀、南北“逆书”案、赖宏典上书被斩首、李驎《虬峰集》案、祝庭诤《续三字经》案、叶廷推《海澄县志》案、高治清《沧浪乡志》案、回民海富润携带经书案、《南山集》案、《苏报》案。

冒犯皇帝狱《大明律读法》案、《王本才》案、詹仰庇误用“照”字被廷杖削籍、朱元璋删《孟子》、叶伯巨建言下狱死、李时勉文字之祸、《忧危立宏议》和《续忧危立宏议》案。朗坤上疏贾祸、苏努之灾、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王尔扬撰李范墓志案、王锡侯《字贯》案、僧人明学等经卷悖逆案、范世杰呈词案、严譄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金从善条陈悖逆被斩决、孙嘉淦名义奏稿引起真杀戮案。

朋党狱查嗣庭之狱、年羹尧之死、汪景祺被枭示、钱名世—名教罪人、李抜谢济世案、胡忠藻在劫难逃。

讪谤怨望狱陈子桱“谤”主被戮、何文渊畏罪自缢、岳正草诏人狱、胡缵宗等被祸、李默以试题下狱死、张楷以《除夕词》坐罪、韩邦奇以诗句下狱、叶经筹策风语涉嫌被逮治、汪汝璧等被逮治。裘琏戏笔瘐死狱中、、陈鹏年“重游虎丘”诗祸、邹汝鲁《河清頌》案、朱思藻吊时被正罚、余豹明首告余腾蛟讪谤案、孙继汾《孙世家仪》案。

妄议朝政狱《留都防乱公揭》事件、僧人大悲被斩刘震宇献书授首、李冠春上条陈被斩、张震南献策被斩、余朴疏稿案、魏塾批《徒戎论》被诛、吴英拦舆献策遭凌迟、仙鹤翎让賀表招祸、陆生楠魂断边陲。

触忌犯讳狱犯太祖、成祖、世宗、神宗等忌讳而祸罪主要有国内表笺案、国外表笺案、诗案（僧一初、僧来复、寺僧、张尚礼、张信教、高启等）。欧阳蒸等犯忌得罪、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黎大本《资孝集》案、韦玉振刊刻《行述》案、“明”“清”二字招祸的有徐骏被斩决，全祖望侥幸脱网、智天豹因编制《本朝万年书》打入文字狱。

妖言煽惑狱秦鏜上书被诛、涂仁用进呈著作被流放、颜志雨献书殃及其徒、罗学渊献书陷囹圄、王凤等人险被斩首《无声戏二集》序文惹祸、李浩《孔明碑记图》案、王道定被流三千里、《武生立品集》引起的斩首案、刘翱《供状》丧性命、贺世盛《笃国策》之祸、朱方旦死于非命。

离经叛道狱朱季友进书案、陈公懋改书治罪、林希元下视程朱得罪、、何心隐创为异说被杖毙、李贽之死。陈安兆著书案、谢济世再罹文祸。

狂悖狱丁耀亢之祸、吴茂育《求志篇》案、沈伦《大櫵山人诗集》案、李雍和潜递呈词被枭示、邓文亮妄递启文被戮、张明炫写“狂语”被发配、王殉遗兄呈书被斩、冯王孙著书遭凌迟、艾家鉴科场贾祸、吴碧峰刻书籍罹难程明湮代写寿文招祸、乔庭英与李一互讦诗句悖逆案、郭大至妄递稿本受极刑、阎大镛《俣俣集》案、金从善条陈悖逆案、沈大媛著作案、石卓槐《芥圃诗抄》案、孙继汾《孙氏家议》案、黄检私刻奏疏案、悲哉尹嘉铨

恶逆为伍狱王蒙观画案、孙贲题画案、朱同之死、程敏政下狱之谜、吴怀贤之祸孙文豸等人被祸。曾静及吕留良的“恶逆为伍”、蔡显《闲渔闲闲录》案、徐大夔案的恶逆为伍者、程树榴《爱竹轩诗草·序》案、吴兆赛及方章钺科场蒙冤。

冥顽不化狱章朴藏方孝孺诗文被戮沈伦《大櫵山人诗集》案、试而信家藏不法邪言案、周瑞家藏妖书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丁元甲传贴符词案、查世柱私撰《全史辑略》案、澹归和尚《遍行堂集》案、文遴宗谱案、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卓长龄等《亿鸣诗集》案、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一柱楼诗集》

诬民惑世狱王肇基献诗案、刘裕后《大江滂书》案、扬淮震投献《霹雳神刺》案、刘德照逆贴案、刘朝干妄布邪言案、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王寂元投词案、林时元投呈字帖案、刘三元缮写逆诗案、王宗训悖逆案、柴世进造作逆词案、徐鼎试卷内《平缅表文》案、王作梁逆书案、张毅书词悖逆案、王铁山投递狂诞纸片案、梁三川《奇冤录》案、冯起炎欲行投呈案、疯人丁文彬案。

上表中，从文字狱的类型看，明清文字狱大多是为了维护本朝及封建皇帝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是王朝思想和皇权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凡是冒犯皇帝，触动本朝，都很难被帝王容忍，致使明清时期，反对本朝狱，冒犯皇帝狱，讪谤怨望狱，妖言煽惑狱频频发生，而所谓的“妖言”“讪谤”也只是统治者对于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语言文字视为“妖言”而罗列的罪名。相较于明，清因王朝的特殊性，华夷狱和朋党狱更是盛行。其次，从离经叛道狱可以看出，明清都重视思想的控制，凡是与程朱相抵触，与统治者所尊崇的经道相背离，就被视为离经叛道。还有最重要的是，清朝文字狱不论是数量还是类型都远远超过明代，呈现出一种文祸多面观。从而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一是明与清，朝代不同，时代不同，打击对象也不同。明代，初期因阶级矛盾及朱元璋猜忌，打击对象多是上奏贺表的官员及作诗的文人；成祖时，为掩饰夺位事实，打击对象多是建文遗臣；中晚明，内乱外患日渐严重，统治者日渐失德，打击对象多是上谏官员。清朝，因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所以在清初打击对象多是反清思想的汉族士大夫，并从源头上进行控制，故出现了多起华夷狱；雍正时，为捍卫皇位，打击对象转为朋党，如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乾隆年间，可谓传承祖、父衣钵，为巩固皇权不仅打击明党，镇压汉人民族意识，还把疯子精神病患者作为其打击对象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丁文彬案等。

其二，从数量和惩罚力度来看，清远远超过了明。明朝文字狱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太祖与成祖年间，以及明朝由盛转衰时期的世宗与神宗年间，在这两个高潮里，文字狱大多都是賀表案、诗文案、触讳案等，处罚一般都较轻。而清代，依据何西来给周宗奇《文字狱纪实》一书作序知：清朝文字狱主要发生在清朝前期四代君主，且在时间长短上、案件上、规模上、诛连上、花样上、手段上都超过了前代[9]（P11）。最典型的有庄廷鑨《明史稿》案，曾静、吕留良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逮捕时，大多被抄家，打入监牢；审问时，用严酷的刑法；到结案时，重者杀头、株其全家，轻者流放边关，充军为奴，人已死了，还得从坟墓挖出来，拖出尸体，剉碎焚烧。若是一本书有悖逆、诽谤之言时，书的书版要上交销毁，书的作者、写序者、题诗者、出资刻印者，雕刻者，印刷者，贩卖者，购买者等人，都会以“瓜蔓抄”的方式一一找出，依次定罪。如庄氏《明史稿》案中，凡是书中提到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参与了编篡，全都受到株连，连死了的庄廷鑨都被刨开棺材戮尸。雍正时的汪景祺，因诗中“皇帝挥毫不值钱”和《西征随笔》获罪，斩首后，头颅便被长期悬挂于菜市长，乾隆时期，才被取下埋葬。

其三，在作者的行为和罪名的认定上，明代因文字而获罪的作者，大多并没有相应的行为，罪名的认定上更显得荒唐可笑，而清代表面上虽然是文字的触讳而实际上也伴随着行为的触讳。如朱元璋当过和尚做过红军，所谓红军就是XX、官僚口中的“红贼”“红寇”，所以凡是字音或形像“光”“秃”“僧”“贼”等都被视为文字狱的祸源，只要表笺中有“作则垂宪”“建中作则”“藻饰太平”“法坤”之类的，他都能将其误读，随意猜测给作表之人定罪。例如诗文中“陈养浩所作的‘城南有嫠妇，夜夜哭证夫。’视为动摇军心；衮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视为不敬；高启给魏观撰《上梁文》因有‘龙蟠虎跃’视为有不轨之心[6]（P49），等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罪，都定为死罪。甚至连亚圣孟子，他都有不满，还说如若孟子活在当下也不会罢免。以上作者大多是没有任何实际行为，都是被附会定罪。而清代，如康熙时的戴名世案，戴名世在研究南明历史时，把清代从南明灭亡算起即康熙时期才能算正统，且还不用清朝纪年，首先在思想上他都是有罪的，而此时也是最忌讳满汉关系、明清关系的时候，他这就是故意触讳，就不能算作冤狱；雍正时曾静、张熙劝岳钟琪谋反案，这就是典型的行为触讳；乾隆年间的诬陷案，这种向他人索取贿赂，以及清末苏报案章太炎和邹容都是革命党人，他们通过《苏报》来发表排满的文章，可以算作犯了革命罪。因此清代文字狱特征较于明代是不同的，获罪者不仅仅是因文字而被治罪，而获罪者的行为也已经触讳了。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特点：1.明、清统治者都爱借题发挥。如明代朱元璋硬将“殊”说成“歹朱”；在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因写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句，太祖硬把“式”看作“弑”，“弑君父”[3]（P101），看作是反动。清朝雍正时期，因考官出了道试题有“维民所止”被雍正视为砍了他的头，后被戮尸枭首；乾隆年间，徐述夔因诗中有“大明天子重阳见，且把壶儿搁一边”，“明朝斯振宇，一举去清都”[2]（P237），而遭戮尸灭九族，等等。2.明清文字狱虽都与禁书毁书相结合，但清代查办禁书不论数量还是手段都远远超过了明代。明代，朱元璋对《孟子》中不利于其统治的民贵君轻思想仅仅删去改于《孟子节文》；成祖时，李贽的著作能从万历三十年（1602）下禁毁令，到1625年再次下禁毁令，可见禁毁令并不严，著作并非真正禁毁。但清代，乾隆年间，文祸第二高峰的兴起正和查办禁书有关，在数量上“遭劫的书本竟达71万卷”[2]（P221），且在全国范围内整本整本地烧毁，后又借编成“钦定”的《四库全书》之名，进行大规模的毁书，更恶劣的是还“抽毁”删改。

　　三、明、清文字狱产生原因比较

　　（一）明与清文字狱产生原因的相同之处

依据上文文字狱的类型和特点，可知文字狱在明清初期，频频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为了巩固皇权独尊的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横扫六国，开启了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新纪元，无上的尊荣与不可侵犯便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关系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随着专制在明清达到顶峰，文字狱也就成为极权专制制度的产物，它在维护与巩固这个制度的同时，也随着其发展而发展。专制制度越完善，文字狱就越频繁，波及面也就越大。到明代可以说文字狱正处发展阶段，到清代则达到高潮，这正是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所引起的，致使明清文字狱一度高涨。如朱元璋删《孟子》；朱棣杀建文遗臣；乾隆实行禁书等，都是维护其专制。

其二：明清初期亟待健全的法令制度。《明史·刑法志》记载，明代法律制作过程是“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三十年始颁示于天下”[10]（P2284）。清代，据高涛解读冯舒案可知，“顺治律颁行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1]（141）”如顺治二年的冯舒案，就是贪黑的常熟县令瞿四达怀疑冯舒上告他贪状，记恨在心，后来利用冯舒在《怀旧集》自序中未标明清朝国号年号的漏洞，挑出其诗中触讳部分，以此诬陷冯舒毁谤朝廷，将其杀害。本来讥讽毁谤本朝是属于谋反大逆罪，但当时《大清律例》是尚未颁行的，瞿四达利用的就是清初法令制度的不完善。

其三：中国汉字内涵深广。汉字由字体、字音、字义构成。而在字形构造中又有象形（用形表意）、指事、会意、形声（半取声半取意）四条原则，统治者往往借此，望文生义，滥用拆字，如朱元璋硬把表笺中的“殊”说成会意字“歹朱”；查嗣庭案中，把试题中“维民所止”认为是去雍正的头等。在字音上，又分同音字、异音字。同音字音同，意不同，但往往被用作谐音，如朱元璋以为“生者，僧也”就把它当做音义相关，致使明初发生了多起表笺祸。异音字又分音近义近、音异义同、音近义别、音异义异四中，他们语境不同，意义就不同，但为找文字把柄，往往被撇开语境，如乾隆帝把“明朝斯振翮”里的朝本是早晨的意思他却故意读错理解为朝代。汉字的字义上有语序的先后表语意轻重，又有一字多义之别，这种岐解也会被人利用，如雍正帝看到年羹尧奏章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给他定了个“狂悖之罪”，就是从语序上找文字把柄；乾隆帝把“一举去清都”的“去”本来在此语境是到、往之意，他却理解为废去之意。可见明清文字狱盛行与汉字结构特殊、内涵广博、外延丰富、高度精炼有着间接的关系，而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两朝自身的特殊性及统治者性格和心态的不同。

　　（二）明与清“文字狱”产生原因的不同之处

明朝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使专制制度获得高度发展，明太祖借胡惟庸案，废中书省，罢除宰相，把相权分给六部，为解除对皇权的威胁，杀功臣，为达到文化专制更是发动了一系列血腥的文字狱。然明朝文字狱与清朝相比，有所不同。

第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草根出生，心理的自卑，“雄猜”恶浪的掀起，这是文字狱兴盛的主要原因。朱元璋从小为了生计，出家到黄觉寺当了和尚，后来加入了红巾起义军，慢慢的发展到统一明朝，年号洪武。因他的经历和出身的卑微，虽然位居九五之尊，但他不光彩的为僧为盗生活史，一直是他心中的阴影加上他文化水平低，如《卄二十札记》载：“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12]（P466）”他怕士大夫瞧不起他，不为他所用，便在法典《大诰》里又硬性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2]（P91）”这时雄猜的恶浪之下，又掀起一股谗言阴风。

黄溥《闲中古今录》是这样记载：初，洪武甲子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明太祖）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锁今表笺而祸起也。[2]（P91）

由这段记载可知，“表笺祸”是文字狱的一种，由太祖朱元璋“发明”且表笺祸不需要其他人告发，也不需他人审理，全凭朱元璋处决，他可以以此之名任意宰杀，以此维护他的专制。但在另一面也反映了他文化上的薄弱，在文人日益得势之日，他的自卑感就越严重，所以当别人奏上表笺时，他就会带着敌意的猜忌去看，不自然的就迎来了血案。

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文字狱的推动因素。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最初是很尊重读书人的，可旧地主阶级文人及士大夫对于这位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暴发户”皇帝，他们是人人心底不服，不承认他的君主地位，怀疑新王朝的前途，加之新王朝刑法的严酷，他们不愿意出仕，从而加剧他们之间的裂痕，使朱元璋不得不对他们痛下杀手。如士人秦裕伯不愿出仕，朱元璋就写亲笔信威胁他，致使他被迫入京；文士陶凯因躲避使者，朱元璋就对使者说：“陶凯如果不来，把他九族以内亲XXX脑袋割来。[4]312P）”苏州文人姚润被征不至，最后被斩首示众。

第三，明后期文字狱盛行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与明朝的官制有关。明朝重视监察，言谏制度，都察院人数的编制超过了宋朝的御史台。且增设六科给事中，总数近六十员。这么多官员，人人都要尽责，其余官僚也要说话，往往会使小事闹大，大事成疯。此外，明朝还设立了特别机构和特别的人员即锦衣卫、东厂、西厂，作为办事机构负责拘捕、审讯和处理犯人，还设立了检校，侦探君臣言行。所以说，明代冤狱、疏谏祸案严重，与明朝官制有一定的关系。

清代从1644年清兵入关到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历经10帝共267

年的历史。文字狱更是超过了前代，从函可《变记》案到戴名世《南山集》案来看，首先是尖锐的名族矛盾，使清朝文字狱不同与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XXX，在汉人的思想里，夷狄统治中国是有违汉族文化中的正统观念。故明朝灭亡，人民在心里是不认同清王朝的，而行为上清XX又强行实行“剃发易服”，这又改变了汉人的生活习惯，致使他们民族敌忾情绪爆发，从而通过各种文字作品表现出来，引发一系列文字狱，如清世宗时的吕留良案。

其次，帝王的性格和心态也是导致清朝文字狱泛滥的重要原因。因为满族人不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文明，都是落后于汉族，可作为统治者，他们是很难承认这一点的，也就会受一种自卑感影响，而帝王的性格更是起了决定作用，譬如雍正乾隆父子两人天性刻薄、残暴，致使雍正统治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朝近一百三十起以上。具有代表性的钱名世案，在判为“悖逆”时，按照法律其会被斩首，可独出心裁的清世宗，却将他放逐回家，赐他‘名教罪人’四字，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官府每月初一十五查看，除此还让京城在任举人、进士出生的官员每人写一首热讽冷嘲的诗。雍正帝这种非常规手段，阴狠毒辣的做法，或许是受其自卑心态的影响，因为对于雍正的登基，一直都是一个谜，虽然他屠兄戮弟诛杀异己，但潜意识的自卑心理，也促使他以文字狱来维护独裁地位和绝对权威。乾隆帝的残暴就更不用说，他为了自己的专制，把不少精神病患者都定为“大逆”等罪，最典型的就是丁文彬，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疯子，本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照，却因幻想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而被凌迟处死。可见帝王的性格和心态也是导致清朝文字狱泛滥的原因。

清朝文字狱泛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迫害或者诬陷他人，以此获利，造成诬陷案频频发生。王撰有首诗说：“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3]（P3），矰缴二字正好道出，文字狱已造成用文字迫害人的手段。如南北“逆书”案中的南“逆书”案，就是文祸索贿的诈骗案。有的人更是对于其认为“违碍”者，或是挑文章中犯忌讳之作，以此来恐吓敲诈勒索钱财，如庄廷龙《明史》案，最初正是吴之荣因勒索不成受其辱才告知刑部；康熙年间的《岭云集》案、沈天甫等诗集案都是通过文字陷害敲诈勒索。

　　四．明清文字狱的影响

　　（一）维护了明清当权者的统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的出现并不是每朝都有，它与帝王的经历以及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与帝王的性格和他们注意力的转移也有关，往往为强化封建统治，镇压民族意识，打击朋党，加强人们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就发生了文字狱。到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助推其达到极致的文字狱也就越猖獗，带来的影响也更深远。一方面是统一了文人的思想，维护了明清统治者的统治，镇压了威胁皇权的朋党势力和反动势力，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加强集权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也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二）阻滞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文字狱因文字获罪，故首当其冲的是思想文化。赵毅说：“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13]（P741）”可见，其对文人而言，教训之惨痛，更是有士人在问罪时警告子女“终生不必读书，似我今日[3]（P56）”这种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让人不敢从事有使用性的学问，不能探讨撰写历史，甚至不敢读书，以致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如明初，文字狱使大多数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做官的文人学士也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文化层如死水潭一般，读书也只能读《性理大全》。清人焦循评价说“有明二百七十余年中，拾宋人之唾余，以大全讲义取士。[14]（P399）”到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滋生，诞生了具有启蒙思想的著作，如黄宗羲《眀夷待访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这些杰作与欧洲同期水平不相上下，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因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文字狱的猖獗，民主科学的精神遭扼杀，大批古籍被销毁篡改，扭曲了历史真相，使得明清科学文化衰落；文人学士整天埋头书堆，从事考据学，经世之学被遗弃，这阻滞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三）败坏了学风和社会风气

文字狱泛滥，阻碍了文明的进步，吞噬了人的良知和真善美，必然导致了学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对当时和后来都是种摧残。

文字狱打击对象多是读书人，处罚时殃及亲友，使得文人学士人人自危，不敢做学问，不敢论国事，甚至不敢读书，思想陷入僵化状态。一生都浪费在啃经书究八股上，或是埋头纸堆从事考据学，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梁启超也长叹到：“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14]（P411）”长时期陷入这种局面就会使士人风气败坏。除此，文字狱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法律对获罪者罪行的认定，没有明确规定，全凭帝王的主观臆断，这不仅使帝王权力滥用，也会使奸人以文字之固勒索或陷害他人，致使告讦之风盛行，社会风气混乱。

　　（四）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文字狱如毒瘤一般，在其泛滥之时，国家肌体就会受到毒害，如若再加其他矛盾，则会阻碍历史的进步。如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因猜忌随意杀人，弄得人心惶惶，加之恐怖的政治氛围和特别手段，使社会处于恐慌不安之中，文人不愿步入仕途，拒绝征召，甚至避而远之，这直接造成官员素质低，国家统治机能弱化，从而缩小了明王朝统治基础，导致了燕王篡位，都是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清代，“壁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3]（101），文字狱使人养成奴性，加之闭关政策，阻挡了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使得清王朝更加夜郎自大，社会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

综上所述，明清文字狱的盛行，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但更多的是造成了社会的黑暗，使社会陷入一种恐慌的状态，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它也抑制了士人的思想，士人为官总是提心吊胆，害怕“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15]（13）”官员不敢写字，文人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扼杀了民主、自由、科学的萌芽，使文化的传承受阻。可以说，它对人民是种灾难，对文化是种摧残，对社会是种倒退。

　　参考文献

[1]王彬.禁书•文字狱[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2]胡奇光.中国文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会，2006

[3]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4]谢沧霖.三千年文祸[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

[5]郑红英.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J].延边大学，2011

[6]商传.明代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7]喻大华.清华文字狱新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

[8]周谷城.中国政治史[M]北京：中华书局(​javascript:;​)，1982

[9]周宗奇.文字狱纪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

[10]张廷玉.明史·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高涛.“文字狱”的另一面[J].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12]赵毅.卄二十札记[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

[13]王树民校.卄二十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15]李钟琴.致命文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