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孝陵与泰陵的比较研究

摘要

顺治帝孝陵和雍正帝泰陵，分别是清东西陵区的首陵，为后世帝陵的选址及规制提供了参照，也为东西陵区的后续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整个清朝陵寝建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搜集相关材料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将二者从陵主生平和性格、陵区选址和风水布局、陵寝规制与建筑结构三方面进行详细地比较。最后从二者不同的葬制谈起，以已发掘的裕陵和崇陵的地宫形制为主要依据，推测两座陵寝的地宫结构，得出结论：清朝陵寝继承和发展了明朝陵寝的规制，但由于满族本身的民族习惯，葬制经历了由火葬到土葬的转变。除道光帝慕陵之外，帝陵地宫结构一般为前中后三室，九券四门。从这个基本理解出发深化对清孝陵和泰陵的认知。

关键词：清孝陵；清泰陵；规制；地宫结构；比较

前言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由商周发端起源，历经隋唐宋元的变化，至明清进入了全面发展并集大成时期。清朝皇陵继承了明朝皇陵的基本形制，但由于满族自身的习俗和特点，呈现出一些与明陵不同的特征。顺治孝陵和雍正泰陵分别是清东西陵区的首陵，在陵宫结构和建筑形制方面相似而又有很大的差别，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皇帝本身的性格都有着紧密关系。清朝关内九座帝陵中，只有孝、泰、昌、慕四陵没有被盗而保存完整，裕、崇二陵地宫发掘开放，地宫形制均为九券四门。通过史料和“样式雷”​[1]​留下的建筑图纸来看，昌、定、惠三陵地宫也为九券四门，唯独道光慕陵较特殊是四券二门，孝、景、泰三陵的地宫形制至今没有定论。对孝陵和泰陵地宫形制的推测，是两陵比较研究下的延伸和深入分析，为清朝陵寝建筑和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一、顺治帝和雍正帝生平和性格比较

（一）世祖顺治帝生平和性格概述

世祖福临（1638.3.15—1661.2.5），清太宗第九子。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太宗皇太极驾崩，礼亲王代善同诸宗亲大臣商议，决定立太宗九子福临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2]​改次年为顺治元年。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灭明。同年五月，多尔衮大胜李自成军队，占领北京城。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3]​正式即位，清朝完成了定鼎中原的任务。

顺治八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帝正式亲政。他在位的十八年，是清朝巩固统治的时期。为了尽快融入汉族中原文化，缓解满汉人民的矛盾，顺治帝一方面重用汉官，“十年春正月庚午，谕曰：‘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1]另一方面，对于各地的反清起义，顺治帝推崇怀柔政策，安抚招降。一定程度上这体现出顺治帝的宽仁平和。

清初虽沿袭了明朝现成的制度，以六部为核心中枢机构，但由亲王、郡王、贝勒等宗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有绝对的决策权，这就与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矛盾。亲政后的顺治帝独断专权，“（九年三月）丙午，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2]，并且让满汉官员共同奏事，以汉臣牵制满臣。可见亲政后的顺治帝雄心壮志，力图集中皇权。

顺治帝对佛事极为崇尚，经常与临济宗禅师茆溪森畅谈佛法。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顺治帝宠妃董鄂氏病逝。顺治帝悲痛之余萌生出家的念头，但最终在茆溪森师傅玉林秀的劝谏下作罢。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驾崩，享年二十四岁，次年葬于孝陵。

（二）世宗雍正帝生平和性格概述

世宗胤禛（1768.12.13—1735.10.8），清圣祖第四子。童年的胤禛由孝懿皇后佟佳氏抚养，六岁开始入上书房读书，后受封雍亲王协管朝政。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被废，康熙帝诸皇子开始了激烈的夺嫡之争。为了平息诸皇子的夺嫡之争，康熙帝又将太子胤礽复位，但不久再次废黜。经历了太子的两废两立，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以皇八子廉亲王胤禩为首的八爷党​[4]​在朝中对峙。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驾崩，胤禛即位，改元雍正。他在位的十三年，是清朝鼎故革新的时期。康熙朝奠定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但是，晚年的康熙帝倦于政事，朋党、火耗、士绅特权等方面的弊病凸显，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鉴于此种情况，雍正帝锐意改革，推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及士民一体当差纳粮等新政，增加国家赋税，缓和社会矛盾。

皇位继承无定制是康熙朝夺嫡局面产生的直接原因。雍正帝一继位就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元年八月）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http:​/​​/​baike.baidu.com​/​view​/​44080.htm”\t”_blank​)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http:​/​​/​baike.baidu.com​/​view​/​868168.htm”\t”_blank​)咸宜知之。”[3]这使得清朝皇位继承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雍正帝以严明冷酷著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清朝积累已久的弊病，遭到了固守祖制的宗亲大臣反对，但他仍是坚持。另一方面，雍正对于政敌也是毫不留情的，曾经与他争夺帝位的胤禩和胤禵一直是雍正的心结。即位之后，雍正就将威胁最大的胤禵贬至景陵守陵，后夺爵囚禁。对胤禩、胤禟、胤誐更加严苛，胤禩更名为“阿其那”，胤禟更名为“塞思黑”，削去王爵予以囚禁，并将罪行公布于中外。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后年葬于泰陵。

顺治帝和雍正帝在位期间，对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顺治帝进取中有所保留，雍正帝却更彻底，这与二人的阅历和所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顺治帝年少即位，英年早逝，政治经验不足；但雍正中年即位，即位前便帮助康熙处理军国政事。另一方面，顺治帝在位期间清朝入关不久，重在巩固；康熙时期传统制度的弊端和社会矛盾凸现出来，雍正帝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总之，顺治帝在性格上还有孩童的幼稚和任性，而雍正帝却是久经政坛的老成持重，果断而又严明，极具改革创新精神。

二、清朝陵区分布及东西陵区的选址、风水和布局比较

（一）清朝陵区分布

清朝共开辟了四处陵区，分别是永陵陵区、沈阳陵区、东陵陵区和西陵陵区，其中帝陵十二座、皇后陵七座、妃园寝十座，加上辽阳东京陵以及东西陵区内外周围的公主、王爷、阿哥、保姆等陪葬墓在内，形成了大型的陵寝体系。

永陵陵区位于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启运山下，又称为兴京陵。此处葬有肇、兴、景、显四位先祖和他们的后妃，以及太祖弩尔哈齐​[5]​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永陵原先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家族墓地，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因得辽沈之地及迁都辽阳（东京）[4]，太祖将启运山下一系列宗亲的遗骨迁到了东京鲁阳山下，建起了东京陵。顺治十五年（1958年），景祖和显祖被迁回永陵​[6]​，东京陵只剩下了其他宗亲，保存至今的只剩下舒尔哈齐园寝、穆尔哈齐园寝和禇英园寝。

沈阳陵区包括沈阳东北的福陵和北部的昭陵。福陵葬有太祖弩尔哈齐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大妃阿巴亥，东北部建有妃园寝，葬有太祖寿康太妃、安布福晋和绰奇德和母三人。昭陵葬有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西部建有妃园寝，葬有太宗宸妃、康惠淑妃和懿靖贵妃等十一人。两陵妃园寝因战乱已不复存在。

关内的清东西陵是清朝陵寝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处陵区。清东陵位于今河北遵化昌瑞山下，自康熙二年首建孝陵起，到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慈禧陵竣工止，修陵时间历经近两个半世纪。[5]建有孝、景、裕、定、惠五座帝陵，昭西、孝东、菩陀峪定东、普祥峪定东四座皇后陵和五座妃园寝。风水墙外还建有黄花山六王园寝、朱华山端慧皇太子园寝、端敏固伦公主园寝等陪葬墓。

清西陵位于今河北易县永宁山下，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最后一座陵寝工程完成于民国四年（1915年），修建过程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五年。[6]建有泰、昌、慕、崇四座帝陵，泰东、昌西、慕东三座皇后陵和三座妃园寝。风水墙内外还建有端亲王园寝、怀亲王园寝、慧敏固伦公主园寝等陪葬墓。

（二）清东西陵的选址、风水与布局比较

古人在阴宅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周围的风水条件，“《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7]清朝统治者对自己陵寝尤为重视，在选址方面非常注重四周的封闭性，要求陵寝有龙山、朝山、案山、砂山以及河流相称，让陵寝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起到“众星捧月”的效果。

1、清东陵的选址、风水与布局

清东陵位于昌瑞山脚下，“一峰挂笏，状如华盖。复龙雾灵山自太行逶迤而来。”[8]以雾灵山为祖山龙脉由北至南，居中为昌瑞山，是东陵的靠山。陵区以南为金星山，是东陵内大部分陵寝的朝山。陵区首陵孝陵神功圣德碑楼之后为影壁山，是孝陵之案山。东西两侧分别是黄花山和鹰飞倒仰山，以砂山地位起到拱卫作用。

除了山势之外，水法也是陵寝选址中非常重要的。东陵境内西有西大河，东有魏进河，分别发源于兴隆县的若呼山和花林子，左右缠绕，[9]给陵区增添了灵气和勃勃生机。

清东陵的选址是从孝陵的选址营建开始的。孝陵一般认为是顺治亲卜选择的，“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鞢掷之，谕侍臣曰：‘鞢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10]但这段史料经考证源自礼亲王昭梿所撰《啸亭杂录》，仅仅说明顺治用掷鞢的方式决定陵址，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侍奉出外卜陵的大臣，而且方式过于草率，所以有所怀疑。后来在康熙六年（1667年），苏克萨哈上奏请求为顺治守陵时说到“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11]这样就确定了顺治在苏克萨哈、索尼、遏必隆三臣侍从之下亲自卜选陵址的事实。至于时间，由《清世祖实录》可得知，顺治一生仅在顺治八年和顺治十六年来到过遵化，且顺治帝悼妃和荣亲王​[7]​先后在顺治十五年葬在了昌瑞山西边的黄花山，可见顺治在顺治八年卜选陵址的可能性较大。

清东陵以顺治孝陵为核心，西边分别是乾隆裕陵和咸丰定陵，东边是康熙景陵，东南角为同治惠陵。孝东陵和两座定东陵均在孝陵、定陵之东修建，五座妃园寝在帝陵之西修建。除此之外，东陵风水墙外、大红门以东是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

2、清西陵的选址、风水与布局

雍正帝即位之后，派遣怡亲王胤祥和福建总督高其倬出外为自己选择陵址。本应该在东陵境内选择陵址的雍正认为孝陵、景陵周围已经没有像孝陵那样风水极佳的地方，所以寻找的范围有所扩大。雍正五年四月，两人发现距离遵化城不远的九凤朝阳山是一处不错的地方。于是雍正将此处定为建陵之地，也开始了建筑材料的筹备。大约在雍正七年下半年，九凤朝阳山基地工程破土兴工，竞发现穴中之土含有砂石。[12]对陵寝极为重视的雍正帝毅然放弃了九凤朝阳山吉地，另选他处。同年，胤祥为雍正找到了易县泰宁山​[8]​吉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天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13]雍正帝很是满意，但因为易州较父祖东陵太远，他有所犹豫。大臣们看到了皇帝的犹豫，于是上奏劝谏，认为汉唐帝陵虽相距较远但仍位于陕西境内，遵化和易州也都在直隶省境内，并且距离京师顺天府都很近。于是雍正帝才心安理得地在泰宁山下建陵。

清西陵在永宁山脚下，以云蒙山为祖山，连绵起伏，形成了从西北至东北半围合式的“龙脉”，分为十支是西陵内各陵的少祖山。永宁山居中是西陵的靠山，陵区南面为朝山元宝山。元宝山西有九凤山，东有九龙山，并有东西华盖山，以砂山地位拱卫陵区。泰陵石像生北段有一座蜘蛛山，是泰陵之案山。陵区大红门外有易水河环绕，形成天然水势。

清西陵以雍正泰陵为核心，西边分别是嘉庆昌陵和道光慕陵，东边是光绪崇陵。泰东陵和慕东陵位于主陵之东，昌西陵位于主陵之西，泰妃园寝和崇妃园寝位于主陵之东，昌妃园寝位于主陵之西。

清东西陵区的开辟，都是从首陵孝陵和泰陵的营建开始的。两陵区风水符合传统社会的“觅龙”、“察砂”、“观水”等理念，龙山象征国运龙脉，砂山、水势一方面起到拱卫作用，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陵区的灵秀和活力。孝陵和泰陵分别以金星山、元宝山为朝山，影壁山、蜘蛛山为案山，实现了陵区错落有致的层次感。孝陵和泰陵来龙、左右砂山、远朝和近案具备，实为后世陵区所望尘莫及的。

顺治帝亲卜陵区和雍正帝另辟陵区，与两位皇帝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顺治帝年轻气盛、果断任性，对自己陵寝选址的事亲力亲为，而雍正帝负有抱负、积极进取，不愿墨守成规，坚持改革而另辟陵区。

同时，东西陵区都以首陵为核心，后世帝陵分别位于首陵东西；陵区内皇后陵、妃园寝都建在本朝帝陵之侧，妻随夫葬、等级严森。两陵区内，帝陵神道除慕陵、惠陵和崇陵外，都和首陵主神道相连；皇后陵神道除昭西陵、昌西陵和慕东陵之外，均与帝陵神道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树状连系，以实现清朝各代的同气连枝。

三、清孝陵和泰陵的规制和结构比较

（一）陵寝整体建筑结构比较

清朝帝陵整体结构分为三部分：神路区、陵宫和地宫。作为首陵的孝陵和泰陵，因为地位特殊，所以规制与结构与一般帝陵有所差异，二者之间因为陵主的性格和所处时代的不同也有所差异。

神路区部分，两座帝陵都以石牌坊、大红门和具服殿为始。关于石牌坊的差异在后文中将进行详细论述。大红门是陵区的正门，孝、泰二陵规制基本相同，庑殿式建筑，三洞拱券式，另设左右掖门。[14]比较特殊的是，泰陵大红门前有两尊石麒麟，这在清朝帝陵中是独一无二的。大红门向北，两陵东侧均有具服殿一座，单檐歇山式建筑，坐东朝西，四周以红墙围合，西侧墙外中间开琉璃花门一座，南北对称两个随墙门，殿后还有净房一座。具服殿也称更衣殿，是皇帝谒陵时更衣、休息之处。[15]进入大红门，正北便是圣德神功碑亭，又称大碑楼，碑亭内竖立着功德碑，以满汉双重文字篆刻着皇帝一生的功绩。碑亭外四角各立一座华表。由于地势的差异，孝陵大碑楼以后便是案山影壁山，神道自西弯曲向北延伸后再向东折，此后便是孝陵石像生。而泰陵大碑楼后直接就是石像生，石像生后是案山蜘蛛山，神道自东北方面弯曲后向北延伸再向西北折。孝陵和泰陵的石像生均以一对望柱为始，但差异非常大，后文中将进行详细论述。石像生后是龙凤门，形式一般为三门六柱三楼四壁。[16]四面琉璃影壁正反均有雕刻，南面正中是云中游龙，北面正中是荷花和鸳鸯，影壁四角也有四季花雕刻。龙凤门作为神路区和陵宫的分界，高大而又精美，起到了收拢视线而突出石像生的作用。

陵宫以陵寝门分为“前朝”和“后寝”。“前朝”宫殿区，以神路桥为始。由于地势的不同，孝陵先后有一孔拱桥、七孔拱桥、五孔拱桥和三路三孔拱桥，然后到达神道碑亭；泰陵分别有一路三孔拱桥和三路三孔拱桥，直通神道碑亭。神道碑亭又称小碑亭，形制和大碑楼完全一致，但规模较小。碑亭内树一通神道碑，碑上以满蒙汉文字篆刻着皇帝的庙号和谥号。神道碑亭向北直通隆恩门，东西两侧分别有东西朝房、东西班房。神道碑亭东侧广场上有一方形院落，叫做神厨库，院内坐东朝西单檐硬山式神厨一座，南北对称单檐悬山式神库两座，东南角还有重檐歇山式省牲亭一座。隆恩门后是整个陵寝的核心祭祀区，正北是隆恩殿，隆恩殿前放置铜鹤、铜鹿，东西两侧是配殿，两座配殿南侧与宫墙之间，各有一座金光闪闪、小巧玲珑的琉璃炉，叫焚帛炉，也称做燎炉。[17]孝陵和泰陵在“前朝”宫殿区一系列建筑的形制基本相同，在细节上有所差异。

陵宫“后寝”部分，孝陵和泰陵基本相同，只是孝陵多了两座平桥。以陵寝门为始，又称“琉璃花门”、“三座门”，单檐歇山式建筑，并排建在方台上面。中门有琉璃椽飞、斗栱，上身镶嵌中心花与岔角花。[18]陵寝门后是二柱门，形制如同单阙牌楼门，柱头上分别雕刻着两只蹲龙面对面。二柱门后是台石五供，上面陈列着鼎式香炉一座，烛台、花瓶各两只。方城明楼建在石制方台之上，方城中间门洞券南北相通，穿过门洞券则是哑巴院，哑巴院北面是月牙城，月牙城正中为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则是地宫入口。方城之上是明楼，重檐歇山式建筑，两檐之间匾额上以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陵”，楼内放置朱砂碑，碑上同样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篆刻“***皇帝之陵”，这两处陵名都是满文居中，蒙汉文字分居左右。孝陵和泰陵的方城明楼形制基本相同，唯独泰陵两处陵名是嗣皇帝乾隆帝亲自书写的，并在右下角盖尊亲之宝。而且孝陵明楼碑上满文较蒙汉文稍大，泰陵三种文字则大小相同。哑巴院东西两侧有转向蹬道可通向明楼和宝城。月牙城以后则是宝顶，即坟头，宝顶之下即是地宫。宝顶外围是环形宝城以及马道。宝顶形状两座帝陵由长圆形转变为正圆形。

（二）陵寝部分细节比较

1、石牌坊

孝陵和泰陵的石牌坊，形制基本相同，均是六柱五间十一楼仿木式结构，六柱之上是六座庑殿式小屋顶，五间之上是五座庑殿式大屋顶。每根柱子下面，都有两块夹柱石分居南北，以增强牌坊的稳定性。夹柱石顶部用半圆雕的手法，雕刻着南北面石兽各一：中间两柱是卧麒麟，一共两对；东西四柱是卧狮，一共四对。六组夹柱石的南北两面均以浮雕技法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中间两块夹柱石雕刻着云龙戏珠，往外两块夹柱石雕刻着异兽衔花​[9]​，再往外两块夹柱石雕刻着双狮戏珠。

两陵的石牌坊在体量、数量和雕刻上稍有不同。首先体量上，孝陵石牌坊面宽31.35米，高12.48米；而泰陵石牌坊面宽31.85米。高12.78米。数量上，孝陵石牌坊仅为南面一座，但泰陵石牌坊却是东、西、南三面均有一座。虽说体量上两陵石牌坊差之毫厘，但数量上泰陵远超于孝陵。关于泰陵为什么设置三座石牌坊，史学界没有定论。说法有三：一是雍正帝偷自明十三陵，二是蒙古王公相建，三是源于雍和宫前的三座牌坊。笔者认为，前两种说法过于牵强，三座石牌坊的设置可能与追迹雍和宫外三架石牌坊有关，是雍正帝个人意志的体现。雍正帝以严明著称，在陵寝规制的改革方面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体现自己的威严和独特。

两陵石牌坊在额仿、龙门仿上的雕刻有所差异。孝陵石牌坊额仿、龙门仿上以旋子彩画为主，至今仍可见彩画的颜色。但泰陵石牌坊却以二龙戏珠为主，并且在中间部分没有任何的雕刻。而且，石牌坊通体的石材也是不同的，孝陵石牌坊以青白石为料，但泰陵石牌坊则以青花石为料。雕刻的不同以及石材的差别，与施工队主观上的设计理念关系紧密，想必和两位皇帝的主观意识也有很大的关系。

2、神道及石像生

孝陵神道自大红门开始，总长5600余米，是清朝帝陵中最长的，雄伟壮观。经神功圣德碑亭后绕过案山影壁山，来到孝陵石像生。孝陵石像生南端有正六棱柱形望柱一对，往北依次为卧立狮、卧立狻猊、卧立骆驼、卧立象、卧立麒麟和卧立马各一对，武将、文臣各三对，总共十八对，均伫立在须弥座上，是清朝帝陵石像生中数量最多的。武将身披甲胄，身着贝勒贝子等级的四爪正蟒补服，双手叉腰而左手扶刀柄，右手拇指佩戴拉弓的扳指；文臣身着一品九蟒四爪官袍，前胸后背为仙鹤补子，头戴裘帽，身配香袋，颈上戴有由一百零八颗珠子组成的朝珠，并恭敬地以双手托扶着朝珠。[19]可见清朝统治者的尚武精神，以及佛教对清朝统治者的影响力。孝陵石像生自孝陵建造一开始就有，雕刻技法继承了明朝的特点，古朴而又粗犷，讲求神似而不刻意追求形似，属于清朝早期雕刻作品。

泰陵神道自大红门开始，总长2500余米，经圣德神功碑亭后来到石像生。泰陵在始建时是并没有石像生的，包括康熙帝景陵早年也是没有石像生的。康熙景陵之所以未设立石像生，是因为景陵神道在设置石像生的那一段是弯曲的，如果设置石像生则会让石像生之间参差不齐，非但未起到仪仗队的作用，还显得很是滑稽。泰陵未设石像生也是与地形有关。到了乾隆朝，乾隆帝为了给自己的陵寝设置石像生，但又担心逾越祖陵，所以在乾隆十三年便给景陵和泰陵都增设了石像生。泰陵的石像生南端也是望柱一对，往北依次为立狮、立象、立马、武将和文臣各一对，总共五对。两座陵寝的石像生相比，最大的差别是刀工技法。孝陵石像生手法粗犷，但是到了乾隆朝，石像生的雕刻手法就开始繁琐起来。泰陵石像生中，立狮身上佩戴着笼头，立象背上增添了宝瓶，意味着“太平有象”，而且立象的鞍韂上雕刻着云龙戏珠和海水江崖的图案。泰陵文臣武将的基座表面上，雕刻着海水江崖和“卍”字、绶带的图案，寓意着“江山万代”。这在清朝帝陵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想必是乾隆帝对自己父亲特殊情感的体现。尽管泰陵石像生的雕刻比孝陵更加精美，但体量却比孝陵小得多，气魄稍逊于孝陵。

孝陵和泰陵的神道石像生，分别是清前期和中期帝陵雕刻艺术的代表。孝陵石像生设置在孝陵修建期间，手法粗犷古朴，而且石兽体量较大，颇有明孝陵石像生的风姿，洋溢着清初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20]然而泰陵石像生设置在乾隆初年，经历康雍两朝近八十年的努力，清朝国力增强，人民生活稳定，盛世之风已现，所以帝陵石像生的雕刻手法也开始繁琐精细，特别是立象背驮宝瓶以寓“太平有象”，更加显示出太平盛世的雍容华贵。

3、圣德神功碑亭、神道碑亭

圣德神功碑亭和神道碑亭，俗称大小碑楼，形制完全相同。大碑楼由碑亭、功德碑和华表三部分组成。碑亭建造在方形基台和须弥座之上，重檐歇山式建筑，黄色琉璃瓦盖顶；墙体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拱形券门，券门内地面是用青白石墁铺，四面基台中央都是砖砌式斜礓碴，通向券门。碑亭内部地面由金砖墁铺，顶部是井格天花板，上面绘有莲花水草。两陵大碑楼的差别在于，孝陵大碑楼的四处券门外围是没有券脸石的，之后的景陵也没有券脸石，但泰陵的大碑楼四处券门外围有一圈券脸石，上部和两侧都刻有缠枝西番莲，下部刻有海水江崖。泰陵之后的裕陵、昌陵的大碑楼也有券脸石。按照清朝陵制，大碑楼由嗣皇帝修建并且亲自书写亭内碑文。由此可见，大碑楼四处券门增添券脸石的举措，是从乾隆朝开始的。此外，泰陵天花板上密布小圆孔，在清朝大碑楼中是独一无二的。

碑亭内部竖立的是功德碑，阳面用满汉两种文字篆刻陵主的生平功绩，由嗣皇帝亲自撰写。功德碑碑体是磨光长方体，碑头是两条蛟龙相交结，碑额篆刻着碑名。功德碑下面是神兽赑屃，龙首龟趺；赑屃下面是方形水盘，表面刻有海水江崖图案，四角水涡里刻有鱼、鳖、虾、蟹四水族。两陵功德碑最大的差别体现在数额和名称上。孝陵功德碑为一通，称为“神功圣德碑”，所以孝陵大碑楼称为神功圣德碑亭；但是泰陵功德碑为两通，称为“圣德神功碑亭”，所以泰陵大碑楼称为圣德神功碑亭。早在康熙景陵碑亭修建的时候，雍正帝因“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甚多，一碑不能尽载”[21]而树立双碑，东碑刻满文，西碑刻汉文。自景陵之后的泰陵、裕陵和昌陵三座碑亭也都沿袭了这样的制度。与此同时，功德碑的碑额从景陵开始也由“神功圣德碑”改为“圣德神功碑”，这是为了区别创业之君“神功”和守业之君“圣德”。顺治帝是清王朝的开国之君，有创业之“神功”，包括顺治帝的谥号中也有“定统建极”四字，后世君主以守业为职责，自然更强调“圣德”二字。所以这样的调整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对祖宗功绩的认可。此外，孝陵赑屃顶上长有两角，在清陵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碑楼的附属设施是碑亭外四角矗立的华表。华表由蹲龙、柱身、云板、须弥座和栏杆栏板五部分组成。蹲龙位于华表顶上，南面两华表蹲龙面朝南，北面两华表蹲龙面朝北。华表柱身盘旋着一条升腾向上的五爪龙，上方插着一块镂空云板。华表柱身下面是须弥座，外围是八柱八板组成的栏杆栏板。八块栏板内外侧和须弥座上雕刻着二龙戏珠和海水江崖图案，拦柱表面各雕刻一条升龙和海水江崖图案，柱顶雕有蹲狮。孝陵和泰陵的华表形制基本相同，只是栏板上的二龙戏珠图案有所差异。孝陵栏板上内外侧的二龙戏珠，均为一前一后追逐的样子，前龙龙头向后顾盼后龙；但泰陵栏板外侧的二龙戏珠龙头相向，内侧两龙虽然也是前后相逐，但前龙却是昂首向前。

神道碑亭，亦称小碑楼，形制和大碑楼相同，重檐歇山式建筑，但规模稍小，上檐四面各显一间，下檐四面各显三间，碑亭外四角没有华表。亭内树一通石碑，碑上以满、汉、蒙古三体文字刊刻所葬皇帝庙号及尊谥号，其排列方式为中满文、左（东）蒙古文、右（西）汉文，承以赑屃。[22]只不过孝陵神道碑上满文较蒙汉文字稍大，泰陵三种文字则大小相同。泰陵神道碑亭同大碑楼一样，券门外围有券脸石和雕刻，而孝陵则没有。与此同时，泰陵神道碑上的字是嗣皇帝乾隆所书，并且落款是乾隆皇帝尊亲之宝。包括孝陵在内的前四座帝陵神道碑都是钦定书法家书写的，雍正帝在给康熙帝景陵立神道碑时首创御书并刻尊亲之宝的字样，这种制度为后世帝陵所沿袭。

4、神路桥

神路桥是清朝陵寝中受水势影响最大的设施，水势的不同导致陵寝神道桥的数量、排列有所差异。孝陵和泰陵共有的神路桥有三种：五孔拱桥、七孔拱桥和三路三孔拱桥。位置上，孝陵七孔拱桥、五孔拱桥和三路三孔拱桥都在龙凤门与神道碑亭之间，南北排列，而且在龙凤门外、七孔拱桥前，还有一路一孔拱桥，并在陵寝门前和方城前各增添了一孔平桥。而泰陵则与孝陵不同，五孔拱桥在陵寝最前面，桥之北是三架石牌坊，七孔拱桥则在圣德神功碑亭之后、神道石像生之前，而且在圣德神功碑亭前泰陵还有一路三孔平桥。三路三孔拱桥和孝陵一致，都在神道碑亭之前。

三种共有的桥，在形制和材料方面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长度宽度的差别。桥体由望柱、栏板、抱鼓石等组成，以青白石制成，桥墩以豆渣石砌成，桥下为拱形券洞，望柱柱头为火焰望柱头，下刻莲瓣。唯独泰陵的三路三孔拱桥比较特殊，望柱柱头是龙凤图案。泰陵拱桥相比孝陵，最为特殊的是在每座拱桥的每处拱券处雕刻了吸水神兽蚣蝮，有拱卫桥体不被水患所伤的寓意，这一增添为后代帝陵拱桥建造所沿袭。

5、隆恩门及三殿

隆恩门之后，隆恩殿和东西配殿以及东西燎炉构成整个帝陵的核心祭祀区。隆恩门，单檐歇山式建筑，黄色琉璃瓦盖顶，主体六柱五间三门，进深两间。东门仅供皇帝出入，西门为臣属侍卫及其它祭祀人员出入，中门较东西二门偏大，为帝后棺椁进入之门。梁枋上绘有旋子彩画。隆恩门建在基台之上，门前为大月台，正中为斜礓碴。门后只有踏跺而无月台。隆恩殿在隆恩门后正北，是陵寝的祭祀大殿，重檐歇山式建筑，黄色琉璃瓦盖顶。殿前为月台，月台踏跺五出，南面三座，中间踏跺九级，并有浮雕丹陛石一块，月台东西各踏跺八级，[23]丹陛石上雕有龙凤呈祥图案，下面是海水江崖，周围蔓草花纹围绕。月台周围环绕着汉白玉石栏杆，由望柱、栏板和抱鼓石组成，望柱柱头雕有龙凤图案，月台东西转弯处各有一处螭首。月台上放置着铜炉、铜鹿、铜鹤各一对，取六合同春之意。隆恩殿殿内建有三间暖阁，各设置一座神龛，神龛中放置宝床。中、西暖阁里供奉的是帝后和其它陪葬帝陵地宫的皇贵妃神牌，东暖阁里供放陵图等其它物品。孝陵中暖阁供奉的是世祖顺治帝和孝康皇后的神牌，西暖阁供奉孝献皇后的神牌；泰陵中暖阁则供奉的是世宗雍正帝和孝敬皇后的神牌，西暖阁供奉敦肃皇贵妃的神牌。殿内有金柱十八根，其中沥粉贴金钻金柱有四根。隆恩殿外东西两侧，分别是东西配殿，六柱五间有前廊，单檐歇山式建筑，建在基台之上，正中有踏跺。

隆恩门和隆恩殿的牌匾上，是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隆恩门”、“隆恩殿”，其中满文居中，汉蒙分别居左右。不同的是，孝陵牌匾上的文字是书法家所书，而且满文稍大；但泰陵牌匾上的文字则是嗣皇帝乾隆所书，并盖尊亲之宝，三种文字大小相同。这也是雍正帝的首创，后世帝陵除同治惠陵外都实行这样的制度。

（三）附属陵墓的比较

清朝陵寝制度和明朝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后妃的葬制。明朝妃殡之葬多不近帝陵，或在天寿山东、西井等处，或远至于西郊金山。清代妃殡则集中建园寝，各树帝陵左右，[24]而且从景陵开始，帝陵地宫内开启了附葬皇贵妃的先例。明朝皇后驾崩后一律入葬帝陵地宫，即使地宫闭合也不论时间相隔长短而开启地宫附葬。清朝陵制则不然，皇后如果在皇帝之前驾崩或帝陵地宫未闭合，都有机会入葬帝陵地宫。否则，只能在帝陵之侧修建皇后陵。正因如此，清朝入关后分别建有七座皇后陵和八座妃园寝。其中孝陵之侧有孝惠章皇后孝东陵，泰陵之侧有孝圣宪皇后泰东陵以及泰妃园寝。

孝陵后陵孝东陵，陵主是顺治帝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五十六年驾崩，康熙帝为她修建了清朝第一座皇后陵。因为处于开创阶段，所以规制尚不完善。孝东陵以三孔桥为始，神道与孝陵神道相连，自南至北分别是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台石五供和方城明楼宝顶，三孔桥之东为神厨库，之西有九孔平桥一座，西朝房之后有三孔平桥一座。方城前东西两侧以纵向分列二十八位妃嫔的宝顶，宝顶下面都没有月台。

泰陵后陵泰东陵，陵主是雍正帝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乾隆皇帝的母亲，乾隆四十二年驾崩。泰东陵修建于乾隆二年至乾隆五年，是西陵陵区的首座皇后陵，以三孔桥为始，三孔桥之东为神厨库，神道与泰陵神道相连，由南至北依次为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台石五供和方城明楼宝顶。泰妃园寝在泰东陵东南一公里处，以一孔拱桥为始，由南至北分别是东西朝房、东西班房、宫门、燎炉、享殿、园寝门和后妃宝顶。

相比帝陵来说，皇后陵和妃园寝的规制较低。标准的皇后陵没有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龙凤门（牌楼门）、神道碑亭、二柱门和哑巴院；妃园寝则更低，裁撤东西配殿和方城明楼，而且妃园寝均配备绿色琉璃瓦盖顶，宫门享殿也不允许称“隆恩”二字，坟墓不允许称为“陵寝”而只能称为“园寝”，体现了严森的等级之分。从整体上看，孝陵没有妃园寝，孝东陵是皇后和妃嫔的混葬坟墓，但仍以孝惠章皇后为陵主称之为陵寝；泰陵既有皇后陵也有妃园寝，皇后与妃嫔分葬，划分很严明。与此同时，泰东陵相比孝东陵规制更为完善，地宫内首次雕刻经文佛像，隆恩殿前首置铜鹿、铜鹤，隆恩殿东暖阁首置佛楼，这都体现了清代皇后陵规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且，孝东陵内后妃宝顶无月台、分居皇后方城前东西排列也是独一无二的，同为妃墓的泰妃园寝及其它妃园寝，宝顶都建在基台之上；同为皇后、妃嫔混葬坟墓，道光慕东陵内妃嫔宝顶位居皇后宝顶之后。

总而言之，孝东陵、泰东陵和泰妃园寝，是清朝后妃陵墓制度前期和中期发展的代表，为后世皇后陵和妃园寝的建制提供了参照。

四、清孝陵和泰陵地宫葬制比较与形制推测

孝陵和泰陵地宫至今未被打开，地宫形制没有定论。但是根据资料显示，孝陵和泰陵地宫的葬法有所不同。“庚子，祭世袓章皇帝行奉安宝宫礼”。[25]可见孝陵以火葬方式入葬，地宫内安放的是顺治帝以及孝康章皇后、孝献皇后的骨灰坛。火葬的习俗在东北地区一直流行，女真族也深受影响。顺治之前的太祖、太宗两位帝王也是以宝宫形式入葬的。康熙即位后，清朝内部汉化程度已深，火葬已不适应当时的入葬方式，于是，康熙亲政以后，这种局面开始改变,帝后葬俗汉化在康熙朝完成。[26]所以，泰陵地宫以遗体入葬，安放的则是雍正帝以及孝敬宪皇后和敦肃皇贵妃的棺椁。

明清两朝陵寝地上建筑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根据已经发掘的明定陵和清裕陵、崇陵等实证资料可见，帝陵地宫形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明定陵于1956—1958年发掘清理，玄宫​[10]​由前殿、中殿、后殿、左配殿（北侧）、右配殿（南侧）五座殿宇组成，[27]都用条石砌成，拱券而无梁柱，每座殿宇都有石门。但后代泰昌庆陵“陵寝有后殿、中殿、前殿，重门相隔。有为门之枢纽者曰铜管扇，冶铸甚艰，旧例责内侍监造，时因庆陵择定九月初四日窀穸，内侍以期太迫，再四规避。工部尚书札臣万爆董其事，甫一月而功成。”[28]未提及配殿，可见在泰昌帝营建庆陵之时可能已去掉了左右配殿。

清朝帝陵中，乾隆帝裕陵和光绪帝崇陵都已经发掘清理并对外开放，两座地宫分前、中、后三殿，由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头道门洞券、明堂券、二道门洞券、穿堂券、三道门洞券和金券九层拱形券洞构成，石门四道。乾隆裕陵地宫石门、券壁以及门柱各处都雕刻着佛像、佛经等佛教事物。光绪崇陵地宫面积较裕陵略小，而且只有四道石门和门柱上有所雕刻，券壁其他地方没有。根据“样式雷”所留图纸和原始资料可见，昌陵、惠陵地宫的形制和裕陵一样，也是九券四门，且雕刻有佛教图案。道光慕陵改变祖制，构造了特殊的陵寝规制与结构，同时削减地宫结构而成四券二门。咸丰定陵地上建筑回归祖制，由此可断定，定陵地宫也回归祖制而成九券四门。综上所述，自乾隆至光绪朝，除道光慕陵之外，清朝帝陵地宫形制都是前中后三室，由九券四门构成。

除了帝陵之外，清朝目前发掘的还有乾隆帝纯惠皇贵妃地宫、容妃地宫和慈禧太后定东陵地宫。纯惠皇贵妃地宫由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构成，一道石门；而慈禧太后定东陵地宫，仿照慕陵地宫由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构成，两道石门。由此可见，皇后陵地宫一般是五券二门，即使像昌西陵、慕东陵这样缩减规制的皇后陵也是五券一门，那么像孝东陵、泰东陵这样规制一般的后陵，最起码也是五券，门数很难判断。纯惠皇贵妃地宫也是五券一门，那么同属乾隆朝修建的景陵双妃园寝地位更为崇高，规制不会不如纯惠皇贵妃地宫，最起码也是同级的五券一门。

孝陵营建时间距离泰昌庆陵营建相距不过三十年，地上建制相似，所以地宫形制也很有可能相似。第二帝康熙景陵，上距孝陵营建十余年，应该和孝陵一致。按照纯惠皇贵妃地宫五券一门形制可推测，同时代营建的景陵双妃园寝地宫也应是五券一门，但作为更高一级的泰东陵，形制应该比皇贵妃地宫等级高，相比慈禧定东陵和昌西陵、慕东陵，泰东陵也应是五券二门。以此推论，作为泰东陵夫陵的泰陵，等级肯定比皇后陵高，而且根据档案记载显示，泰陵地宫所用金砖500块，临清砖12519块，所构成的地宫落空面积与裕陵地宫相仿，可推断泰陵地宫很有可能也是九券四门。作为景陵双妃园寝的夫陵，景陵地宫等级应该比其高，相比后世帝陵，景陵也应是九券四门。那么上距十几年修建的孝陵，形制应该与景陵相同，也是九券四门。

综上，清朝关内九陵地宫，由孝陵至昌陵均为前中后三室，九券四门。道光帝一改往常而缩减地宫形制为四券二门。而定陵之后回归祖制为九券四门。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清孝陵和泰陵在表面上，陵宫结构和建筑形制基本相同，主要的差别在于：第一，石像生的数量减少，而且雕刻工艺更加精细奢华；第二，功德碑的数量由一通增加至两通，“二碑三匾”的文字从由书法家撰写且满文较蒙汉文稍大，变为均由嗣皇帝亲自书写，并加盖“尊亲之宝”且字体大小相同；第三，地宫葬制由土葬转变为火葬，地宫内开始附葬皇贵妃的先例。

其次，两座陵寝之所以会存在上述差别，既包括了国力的强弱、陵寝地形地势、建筑施工队等客观因素，也和两位皇帝自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顺治帝即位期间基本上沿袭了关外陵寝的规制和满族原有的火葬习俗，并对满族和满文化极为推崇。但经历了康熙朝六十余年，满汉文化交融，葬制转为土葬，且雍正帝即位期间对清朝陵寝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景陵大碑楼的营建开始，至乾隆朝为景、泰二陵增添石像生，再到后来兆葬制度的确立，康雍乾三朝是清朝陵寝制度完善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雍正帝及其泰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说，孝陵表现的是清前期继承与巩固的时代特征，体现出顺治帝的年轻昂扬和平和仁弱；而泰陵表现的则是清中期改革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清朝陵寝制度得以完善，体现出雍正帝的老成持重和严明果断。

最后，由于孝、泰二陵地宫至今没有打开，形制没有定论。但已发掘了乾隆裕陵、光绪崇陵以及纯惠皇贵妃和慈禧太后等陵寝地宫，再加之“样式雷”资料图纸，对清朝帝陵地宫的规制作了一定的推测：清朝帝陵地宫，由顺治孝陵至光绪崇陵，除了道光慕陵是四券二门之外，其余地宫均为九券四门形制。

帝王后妃陵寝是国家与XXX的产物，见证王朝兴衰，反映帝后性格，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陵寝建筑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保护文化遗产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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