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现状与发展对策-以新能源企业为例

　　摘要：能源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属于中国的基础工业。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烟雾霾，能源供应逐渐紧张，也敦促人们寻求新的无污染源。因此，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全球关注的问题。吸纳21世纪的W新能源技术的进步也极大地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国新能源产业抢抓机遇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投资；对策；新能源

　　各种新能源政策的出台为我国能源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空间，国内新能源企业在有利政策的引导下开始飞速发展。国内能源市场很快被瓜分殆尽。恰逢此时、金融危机爆发、国内能源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各类新能源企业开始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国外，中国能源企业的身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的在世界能源市场，中国能源企业凭借实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尖端的技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无论是以西欧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甚至是经济极度贫困的非洲国家及地区，均能在能源市场见到中国能源企业的身影。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也在稳步攀升，并在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各类能源企业也因此获得丰厚的收益，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国内能源企业在国际市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2013年出现转折：新增能源项目数量减少，市场占有份额止步不前，不同的能源企业在盈利水平上开始出现较大差异。究其原因：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能源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企业竞争压力开始加大，企业原有的资金优势被削弱；其次、一些国内能源企业忽视了企业技术研发、造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因此被大幅削弱，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惨遭淘汰。而一些放眼长期利益、注重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新能源企业则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继续良好的发展势头。

　　国内新能源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投资研究也是在本世纪初才开始的，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和完整的研究方法。一些国内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成为关注对象，并围绕问题展开相关研究，如何针对目前的投资发展趋势优化投资策略常常成为研究的核心。国内能源企业在国际市场投资的整体态势则常常被忽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缺陷。分析国内能源企业国际投资整体态势需要大量的数据研究为支撑，数据容量越大，研究科学性越高。无法获得足够量的基础数据，成为制约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本着自愿原则提供数据，没有配合研究的义务。而相关数据作为企业机密之一，愿意主动提供数据的企业数量少之又少。XX相关部门成为数据的主要提供者，然而，XX部门所获得的数据数量十分有限，且所提供的数据缺乏连续性，无法满足研究需要。各种制约因素使数据研究犹如盲人摸象，难以取得突破。虽然数据方面的研究无法取得突破，但是新能源海外投资领域的研究涉及因素众多：投资国的能源政策、能源经济水平、市场运行规则、国家历史文化等均会给企业投资造成影响。且这些方面的研究受数据限制较小，先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同样可以使研究取得突破，为处于投资困境中的中国能源企业提供帮助。

　　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刚形成的时候，关于区位选择的研究尚不存在。直到1966年，X学者弗农，根据产品的市场寿命，将贸易与投资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较好的说明了资金流向的问题，成为较早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在此之后，邓宁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967年，邓宁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影响国际投资的基本要素包含区位优势(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认为影响区位优势形成的条件有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XX的鼓励政策和贸易壁垒等。在这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来越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眼光投向寻找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上来。许多学者通过沿用邓宁的思路，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了诸如距离、税收、汇率、贸易额、文化差异、贸易壁垒和激励制度等一系列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克鲁格曼(1991)在《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中完成了对D-S(垄断竞争)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认为经济活动会在空间内均匀分布，为企业舍近求远的区位选择提供了解释。邓宁(1998)通过比较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影响区位选择的不同因素，发现，制度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制度因素导致的资源可得性与内部市场的资源互补性可形成巨大的区位优势，其中还提到了产业集聚对海外投资资金流向的影响作用。亚历克斯(Alex,2006)详细论述了国际税收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阐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间接税收和税法的透明度对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双边税收协定对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洛尔夫(Rolf,2012)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战略选择制定了概念框架并对投资机会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波特尼和皮泽(Buntaine&Pizer,2015)对发展中国家对清洁能源投资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证明政策支持对清洁能源产业投资的重要作用。琼斯(Jones,2015)详细论述了在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所存在的障碍，并为如何克服障碍提供了解决办法。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由于中国一直以来以利用外资为主，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大国，且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统计资料，因此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部分以国外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此为经验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对策。李国平(2000)对日本在中国的对外投资选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研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基本分析框架。沈坤荣(2002)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质量对吸引外资的区位分布的影响关系进行研究。喻世友(2004)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划分，认为影响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包括区域中己有的外商投资总量、激励政策、产权保护力度等。鲁明汉(2004)运用计量模型对制度等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决定中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孙一飞、温坷(2006)通过分析区位选择的模仿行为，研究了国内外资研发机构过于集中的问题。杜巨澜(2008)等，考察了经济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从6288家X跨国公司在中国的1993个地区投资的数据集中发现X跨国公司更喜欢投资于那些有很握的知识产权保护，XX很少干预企业行为，XX行政效率高，合同可以顺利执行的商业地区。康远飞、蒋福明(2012)综合传统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根据中国对其东南部的八个经济体为期十三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概念框架，阐明了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较高水平意义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于我国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目前比较少，还未形成系统的一般理论，但仍有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值得借鉴。赵云峰(2012)研究了我国矿产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对外投资问题，通过具体企业的实证分析，说明了我国矿产企业对外投资取得成功的原因。冯华(2014)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对绿地投资与并购两种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周亚虹等(2015),张卫国等(2015)都对我国XX在新能源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通过演化博弈等方法说明了我国XX对新能源产业投资者的重要引导作用。

　　1.3.1研究内容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与日俱增，本文以国内的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本文详细总结了当前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理清了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特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当前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哪些风险，并研究了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最后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和文献研究成果对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对国内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1.3.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结合相关媒体的数据和报道，大量阅读中英文文献，中文文献通过学校电子图书馆、互联网络、中国CTI论坛及eNET硅谷动力等相关网站大量搜集数据和资料，包括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查询。英文文献主要来自全球5大通讯社相关新闻报道。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分析，在理解了原作者的主要思想的情况下，借鉴其理念和原始数据来指导本文的写作。

　　（2）经验总结法

　　基于多年相关学习，积累了相关经验。对于近年来我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发展和变化有深刻的理解。

　　1.4.1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较为深入的对我国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建议，为今后的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1.4.2创新点

　　优化我国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实施对策。结合实证分析结果，针对性提出了XX层面和企业层面战略实施的对策。

　　2.1.1新能源对外投资的政策梳理

　　1979年以前，国家发展政策思路相对封闭，国际投资明确禁止。1979年改革开放后，xxxx出台了15项经济自由化措施，从而使国际投资合法化。1991年国家计委出台了加强境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1999年xxxx鼓励加工装配企业的海外发展。2001年，国家“十五”计划首先提出“走出去”战略。拟议的战略是1979年首次标志着中国XX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然后合法化和鼓励它，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优先标志。那么从2001年到现在，政策的鼓励趋势还在继续改善。新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打造中国跨国公司，增加全球市场份额，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鼓励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走出去”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1.2新能源对外投资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新能源领域吸收的外资规模居世界首位。2012年，共接受外商投资651亿美元。但从投资角度看，中国也逐渐成为国际新能源领域的重要投资国。事实上，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投资近400亿美元在海外的太阳能和风能产业，涉及124个海外项目和33个国家。其投资包括投资海外新能源项目，制造工厂，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和合资企业以及并购。

　　X能源市场具有市场发展稳定、资本雄厚、新能源普及程度高的特点，因此成为中国新能源企业最为理想的投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投产的各类新能源项目超过了30个。以英国、爱尔兰为代表西欧国家则因靠近海岸线，阳光充足，成为理想的太阳能投资国家。如果想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中国的兄弟国巴基斯坦、金砖国家之一的南非均是理想的投资目的地，中国对新能源的直接投资从2005年稳步增加，过去两年迅速爆发增长。

　　从控制海外资产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上讲，新能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选择大致可以分为基层和先进两个层次。前者是指非资产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贸易和商品，服务，技术和服务的特许经营。对于新能源企业而言，进入模式的基本水平，公司不需要或只有少量的资产投向国外市场。进入模式的上级主要是指资产进入方式，即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收购，合资，新设全资子公司，即三种形式的绿地投资。高级模式企业需要考虑独立生产或寻求与外商合作的生产问题，还涉及资产控制的决策。

　　企业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如此开放，不论是否投资海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个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并投资海外，无疑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是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随着全球经济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环境影响的不断加大，国际社会在清洁能源产业和中国对外投资新兴产业的国际环境方面的积极投入和技术升级，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这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也改变了各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也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每个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新能源企业出国投资的国际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由于世界上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席卷了整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也显得稀松平常，国际贸易的体量与日俱增。投资自由化这一概念也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多个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倡开来，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各类国际投资协议数量已达3,271个，其中双边投资协议达2,926个。各类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需要特别关注以X，日本和欧洲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和投资协定，如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拥有最多人口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拥有最大GDP份额的X和欧洲跨大西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IPs），其中一些协议涉及国家协议新能源企业，清洁能源合作等，将对新能源投资的规则和流向产生深远影响。

　　行业知识强度加大，部分生产过程脱离企业形成新兴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是当今国际产业格局的主要特征。在知识经济中直接建立生产，使用和分配信息和知识的工业活动，对于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和应用新技术和知识至关重要。新能源产业与传统能源开采业不同，控制关键技术是新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较晚，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滞后于发达国家。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引进先进技术。技术转移，项目售后服务，设备维护等产业结构升级分离的环节也为中国新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各国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了加强。一个国家的工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结构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还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新能源产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客观上来说贸易自由化对国民经济有着推动作用，但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水平和综合国情都有很大差异，许多国家还存在这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出口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共接受了97次复核调查，成为全球两位数反调查的领头羊。作为国家政策大力补贴的新能源产业，海外投资一直受到双反调查的困扰。X和欧盟双反调查中国光伏产业，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光伏产业苦苦挣扎，甚至连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商尚德在2013年宣布破产。如何解决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摩擦是新能源产业出国前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的推动下，中国新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取得初步成效。外商直接投资所在地的选择也从初始测试阶段开始进入全面进入阶段。新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根据前人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分为四类。其中八个国家集中在经济发达，建立健全和政治稳定的地区。这些国家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其自身的新能源产业非常成熟和发达。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可以在一大批发达国家投资建厂。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核心科技。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新能源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可以与外资企业竞争。

　　另外从聚类结果可以看出，在政策驱动的目标国家的选择上，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正在逐渐将自己的眼光投向非洲和邻国。这一选择表明，一方面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正在逐步走向另一方面，投资新兴市场将缓解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欧盟和X进行“双反”调查的压力。

　　4.2.1总体流向分布过于集中

　　从聚类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新增投资的对象国几乎都是经济发达，装备精良，政治稳定的国家。除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六个国家都位于欧洲和北美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能源企业的选择主要集中在欧盟和北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发达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健全的基础实施和成熟的目标市场;其次，中国新能源企业希望在发达国家投资，引进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但是随着欧盟和X开始对中国的光伏和风能产业实施“双反”，海外华人新能源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海外投资越来越多。而且这种地域分布的集中现象不利于中国新能源企业发挥多层次的竞争优势。资本过度集中也会引起资本间的竞争，从而影响其盈利能力。

　　4.2.2文化差异较大

　　因此，中国新能源企业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家与我国文化普遍存在较大差异。投资成本与历史文化差异成正比，中国与投资国的历史文化差异越大，投资成本越高。从这个角度出发，除却部分亚洲国家与中国存在文化渊源外，欧美非洲国家及地区均与我国存在较大文化差异。历史人文因素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值得企业重视，企业领导人应该在此方面多加考虑，制定相应对策。否则难以建立社会经济网络，导致与当地XX沟通解决问题，这将影响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果”。特别是风电，太阳能等行业对海外安装工程完成后的维护保养工作也至关重要。文化差异会给中国新能源企业带来更大的麻烦，否则这些企业在后勤服务方面会有所欠缺。

　　4.2.3政策因素权重较大

　　从聚类结果可以看出，南非和巴基斯坦分别属于一类，共同点是它们都被新能源政策所吸引。这两个国家政局不稳定，经济条件差。南非这个国家由于地处非洲，其文化经济面貌与中国相去甚远，而且南非各种基础建设在国际上都处于吊车尾的水平，所以虽然南非在吸引投资上有政策优惠，但是综合考虑南非的国情，南非并不是新能源投资的价值高地。新能源产业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宠儿。各种补贴的颁布鼓励了我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但是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应该避免盲目的海外投资，在不了解其他当地投资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目标市场，这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因此，在投资这些新兴市场时要更加谨慎，在投资前做好充分准备，避免投资受挫。

　　投资领域的选择是投资东道国的首选，关键取决于其规律，经济政策是稳定的。

　　只有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运行同时这个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有着较为明朗的发展前景才会得到国内新能源投资者的青睐。同时投资东道国是否是一个稳定的法治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因素，因为只有有法可依才能充分保障国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宏观环境确定之后，新能源资源评估是接下来的重头戏，投资评估是投资规划的基础，也是后续投资工作开展的先行条件。其次是设备和选择的大小。这与新能源项目未来经济效益的实现直接相关，因为设备规模是与未来设备利用率，设备选型相关的电力生产能力水平有关的，所以今后直接关系到实现利润。

　　根据新能源产业的特点，新能源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由于开发和利用新能源的成本很高，这与XX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国外，它涵盖了东道国各方面投资的条件和因素，如基础设施条件，智能电网发展程度和新能源发电的销售等，都与能源未来投产的项目是否可以设计平滑电网整合与有效期密切相关，必须得到XX和当地社区及居民的支持。

　　在中国新能源企业投资海外之前，必须重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可以与东道国的知名企业和咨询机构采取合作，利用东道国企业更了解本国国情的优势，对东道国所处的产业结构层次、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一个摸底调研。具体来说政治经济情况包括调研东道国是否参与战争或者存在战争隐患，国家局部是否存在战乱；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否整体发展良好，经济结构是否稳定；产业环境考虑整个电力行业发展情况，公众对新能源发电的接受程度以及新能源发电的比例等。

　　应该说服新能源的投资，做出决定，其次是别人。中国的新能源企业的决策层要建立健全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机制，遵循按章决策的原则。新能源企业的决策层是对外投资项目的最终审核人以及负责人，因此在做每个投资决策的时候都要群策群力，在吸取各方面有意义的信息基础上综合判断投资形式是否良好，投资项目是否有发展空间，投资金额是否能够得到保障。部分涉及到需要上级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不能犹豫踟躇，应及时上级和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或批准。

　　企业自身的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识别外商投资风险，评估和预防三部分内容。风险识别是预测，识别和合理推断和总结潜在或现有的各种风险。结合预先设定的风险警示线，风险识别也可以起到风险警示的作用。风险评估是风险可能性与风险造成损失程度的结果。如果风险较小，风险较大，风险不大。之后，风险量也必须转化为风险决策信息，起到了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的作用。风险防范是指为减少损失和减少损失的频率而采取的行动。

　　结论

　　外商投资是中国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体现，也是促进中国能源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可行途径。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企业集群的发展，近十年来，国内能源企业的海外投资已经从无到有，其经营理念迅速成熟，经营形式不断完善。实力也稳步增强，逐步成为有区域影响力的新型投资大军。因此，在世界投资市场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企业的外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是，更高的起点和更多的政策支持使得它有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优势，并逐步缩小与国外投资集团之间的差距。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国能源企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国外投资，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曹春苗,胡涛.中国企业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环境履职问题及其建议[J].东南亚纵横,2014(02):70-75.

　　[2]吴坚.面向东盟市场的广西与X工业合作对接重点领域探析[J].东南亚纵横,2014(03):59-66.

　　[3]李悦,杨殿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4(21):62-75.

　　[4]韩乃志,田惠敏.中国海外投融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J].中国市场,2014(32):27-33.

　　[5]李强,魏巍.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战略分析[J].社会科学,2014(09):63-73.

　　[6]史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挑战[J].中外能源,2013,18(02):1-7.

　　[7]陈利君.中巴能源合作问题探讨[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01):71-79.

　　[8]徐军,冯德连.中国汽车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化动因及对策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2,19(02):22-28.

　　[9]史丹,杨丹辉.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对策[J].中外能源,2012,17(08):29-35.

　　[10]黄海雁,徐永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1(04):37-41.

　　[11]王伟,余梦秋.“一带一路”背景下成都企业“走出去”现状、问题及对策[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27-35.

　　[12]王衍飞,张红霞.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国际比较——中美日三国对比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7,25(05):43-49+56.

　　[13]付静.基于SWOT分析的中国光伏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J].河北学刊,2016,36(04):202-206.

　　[14]申万，柴玮，张广军.中国对外化石能源投资特征和现状分析[J].亚太经济，2014（04）：105-109.

　　[15]张宁.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条件、模式与促进体系研究[J].中外能源，2014（02）：1-7.

　　[16]刘志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对东盟能源投资的障碍及对策[J].中国矿业，2013（01）：30-33.

　　[17]张跃军，王兆华.我国未来能源投资需求预测及特点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1（06）：83-89.

　　[18]周铁军，刘传哲.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10（06）：56-59.

　　[19]史春阳.后危机时代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11（08）：23-26.

　　致谢

　　论文已经完成了收尾，在这个时刻，心里有着莫大的喜悦，也有着淡淡的忧伤。喜悦的是四年的辛勤学习终于有了收货，论文里记录着我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忧伤的是我即将离开校园这个象牙塔，走入社会这个熔炉中去，回首灯火阑珊，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在大学度过了紧张而难忘的学习时光。这四年来，我系统地学习了金融学的各方面知识，深深的佩服各位专业老师的学识，从中我不仅仅学习到金融知识，而且学到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我要感谢学校所有老师，你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爱岗敬业的治学态度，不仅使我对管理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将理论和自己的工作互相印证，受益匪浅。而且使我能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继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同时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的支持与帮助，你们永远是我坚实的后盾和前进的力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