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

摘要

乔叶的《认罪书》是一部探索中国普通人罪与恶的小说，该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之间，通过金金和梁知的婚外情外壳，以及金金被梁知摈弃所开启的复仇模式，描述了一段人人都沉默的历史，书写了一些普通人的罪恶、忏悔与救赎。小说中，几乎每个人都有罪，也很难逃出道德的审判，只有认罪、知罪并忏悔，才能获得心灵的救赎。该小说对历史的研究和人性深度的探究，对于当代文学的创作有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认罪书》；人性之罪；忏悔与救赎；文革叙事

引言

乔叶作为“70”后作家，她的作品继承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方法，暴露了当下社会的现状以及弊端，并努力的寻找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和途径。她的《最慢的是活着》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角度来剖析奶奶和二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象征传统观念和当代意识在碰撞。除了《最慢的是活着》她的其他作品也从人性切入，对人性与人心进行了描述。例如《我承认我最怕天黑》，从婚姻、爱情和欲望之间的关系上探寻了道德与人性，对《认罪书》则采用了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的双线结构，对人性进行了反思，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真实。

一、人性之罪

中国古代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佛家也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之心，怜悯之心是人们的潜意识，是人们产生的自然而然的行为，是一个人对于弱者和不幸者表示的怜惜、同情和关怀。佛家又说：“痛改前非，立地成佛”，这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才能做出的事情。但是西方宗教一直强调人是生而有罪，人的一生却都是在自我救赎，这种罪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但其实罪恶产生的根源并不是因为人生而有罪，人生来就是善良的，罪恶的滋生是人们后天的欲望、贪婪、嫉妒等。

《认罪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有罪，主人公金金，她的姓名就和“斤斤计较”中的斤斤是同音。金金的母亲曾说过，假如金金的名字是三个字，那绝对是“理常在”和“常有理”。金金从小就与几个哥哥争斗，到后来，甚至比几个哥哥还横行无忌。她在捉弄，笑话，欺负哑巴的同时又毫无顾忌地享用着他提供给自己的一切，她以自我为中心，一味地索取，不知回报。在得知哑巴就是她的父亲及得到母亲的证实后，她拒不承认哑巴是她的父亲，而是感到污泥一般的耻辱和怨恨。她还希望他死，并为之付出了行动。金金作为一个孩子，竟有杀人的想法，实在恐怖。后来在母亲病重，直到去世，甚至到自己成婚、哑巴去世，金金都没有去看过哑巴，她害怕自己接受了哑巴会遭到别人的嘲笑，觉得接受哑巴也是一种耻辱。金金从卫校结业后，她利用院长儿子对自己的爱，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和院长儿子的感情来换取工作。但在得到工作后，她立即向院长儿子提出分手，结果就是遭到了院长一家的报复，她最终丢掉了工作。她决定去郑州，在梅梅酒家找到工作后，她遇见梁知，并从心底里喜欢他。她想依靠他，决定为他生儿育女，即使知道梁知已经结婚，她也不愿意放弃。后来，金金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后到源城去找梁知，告诉他，她怀孕了，她要为他生下孩子，但梁知却无情地拒绝了她，并给了她两万元钱，要求把孩子打掉。金金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侮辱，于是她要战斗，要雪耻，要报复梁知。她来到梁知的单位想要告发他，但是理智又告诉她，她和梁知是一体的。随后，她遇见了梁知的弟弟—梁新，她觉得这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她要站起来。她要为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和怀着的梁知的孩子一起嫁给梁新。她一步步地展开了她的报复。她不爱梁新，她只是将他当作可利用的工具。当梁新发现梁知和金金的关系后，因难以接受而在车祸中身亡。

当金金进入梁家以后，在对每个人的询问中，得知每个人都有罪。

首先是张小英有罪。张小英和梅好同在县剧团唱戏，认识了刚从大学毕业的梁文道，相处一段时间后，她便自作多情地以为梁文道喜欢她。没过多长时间，梁文道却和梅好定下了婚约。张小英一气之下嫁给了一位医生，生下了梁知。张小英刚坐完月子，“文革”便开始了，因为梁知的爸爸是肛肠科医生，她便打心眼里嫌弃他，并向组织反映他的问题。梁知的父亲在承受不了组织的批评后，便跳了群英河。张小英一直妒忌并羡慕梅好的美满生活，当梅好的父亲梅校长被批斗，紧接着要被枪毙时，梅好救父心切，便不惜以身体受辱来换取父亲的生命。梅好遭受的侮辱，换来的只是造反派们一种变态的心理满足。梅好因此发疯，当她准备投河自尽时，她的丈夫梁文道眼睁睁的看着她一步步走入群英河，并没有出手阻拦。张小英也没有阻止她，她只是在一旁作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她甚至还暗自感到庆幸。张小英借当时的政治动乱偷偷地实现了取代梅好的愿望，以“人性之恶”满足了自己的欲望，终于嫁给了自己一直想要嫁的梁文道。梅梅是梁文道的女儿，从小就和梁知亲密无间，在梁知和梅梅谈恋爱期间，张小英出于对梅好的恨及维护门面的心理，硬将他们拆散。再加上梅梅和梅好长得极像，这便成为张小英的心病，她时时厌恶、排挤梅梅，她在梅梅高考失败后，以给梅梅找工作为借口，将她送到源城市副市长钟潮家当保姆，其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前途。梁知也明知道母亲把梅梅送到钟潮那儿当保姆是不安好心的，但他还是顺从了母亲的安排。他为了自己的仕途，放弃了与梅梅的爱情。钟潮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迫梅梅与自己发生关系，又狠心地抢走梅梅的孩子，夺走了梅梅最后的心理依靠。秦红为了和梁知交往，误导梅梅失去贞洁。赵小军因为狭隘，把梅梅的孩子送给钟潮。当梅梅从南方回来讨要孩子时，梁知没有去帮助梅梅，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设计将梅梅送回南方。在梅梅的出租屋内，梁知竟无耻地利用梁新，对梅梅在言语上进行伤害，以期击溃她对生活的最后希望，这实质上是间接地把梅梅送上了自杀之路。

造反派头目王爱国及甲、乙、丙在梅好发疯之事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直接造成了梅好的悲剧。除此之外，梅好的家人及满怀心思的情敌、冷酷无情的寄信人也是造成梅好悲剧的助推者，他们人性中所有的自私，无情，嫉妒甚至比暴力都可怕。当这些造恶者在时过境迁之后，却都矢口否认自己所犯得罪，认为自己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所以不需要承担法律或者道义上的责任。如果说梅好的悲剧呈现了“文革”时期人性的泯灭，梅梅的悲剧则是一个更大群体作恶的结果。梅梅是梅好和梁文道的女儿，她遗传了母亲姣好的容貌，老姑又给她传授了隐忍和仁慈。她的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高考失败—民办教师—被母亲送去给钟潮当保姆—怀孕并南下打工—讨还孩子无果后跳楼自杀。梅梅的悲剧是由她身边的“恶”一步步合力形成所导致的。张小英、梁知、梁新、钟潮、秦红和赵小军，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梅梅的悲剧，使一朵像花一样绽放的生命从此凋零。

《认罪书》以梅好和梅梅两代女性的悲剧写出了张小英、梁知、梁新，王爱国、钟潮等作恶群体的形象。但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恶”和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是有差别的。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但《认罪书》中的人物所犯的罪却是他们主动犯下的罪，但其中有许多罪是可以避免的。对于张小英而言，她根本没有必要把梅梅送到钟潮家当保姆，她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是为了拆散梁知和梅梅的恋情，是为了梁知可以平步青云。在梅梅回来讨要孩子时，梁知和梁新不但没有为梅梅伸张正义，还设计把她送到南方。对金金来说，当她得知梁知对自己没有情义时，她完全可以过另一种新的生活，但在复仇欲念的驱动下，她还是选择嫁给梁新，并开启自己的复仇模式。对钟潮来说，他当时完全可以把梅校长是假枪毙的实情告知梅好，这样也不至于发生后来的悲剧。

《认罪书》描写的人物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正因为他们普通，所以可以被人们原谅，甚至视若无睹。但他们身上的恶却给他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对自己的罪和恶却不承认。比如在“文革”中参与侮辱梅好的丙，就轻描淡写地认为自己当时只是瞎胡闹，因为是集体活动，自己又只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只是跟着集体混而已。若果说错，那应该是集体的错。由此可见，丙是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恶，自己有罪。对与“文革”，不论是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受难派，还是糊里糊涂、昏头昏脑的盲目派，或是漠不关心、见死不救的逍遥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持控诉和辩解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把自己亲历过“文革”当作荣耀，他们很少去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忏悔。但只有真正忏悔了，真正赎罪了，才能知罪、认罪并且赎罪。

二、恶的忏悔和救赎

人们要有惭愧和羞耻之心，只要真正明白自己错了，才能得到救赎，抚平良心上的不安，得到上帝的赦罪而重新拥有一片安舒的天。

70后作家乔叶，通过《认罪书》这本小说的发表，给21世纪的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要认罪，每个犯罪者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罪恶其实并不可怕，关键是施恶者对自己本身所犯罪恶持有的态度和立场。

金金认为自己是一个复仇者，但其同时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对于梁家人所掩藏的秘密，就好像是一直被冰冻在记忆中的一坨屎，因为冻得时间太长了，而缩成很小的一团，即使有时候拿出来，或者碰一下，它也因为冻得太久，臭味也不会到处弥漫。而且，又很快会被送回到记忆的深处。人们都想把它的掩藏在记忆的深处，或者是彻底的忘了，但金金却把它从记忆的深处里取出来，把它一点点的加热，让它的臭味到处弥漫。正如这段话所言，面对梅好和梅梅的凄惨遭遇，人们选择掩于岁月，不声不响的态度。金金则充当了良知的审讯者，打破世俗的的约束。当金金揭穿了梁知的隐秘后，她也幡然觉醒：自己本身也许跟梁知一样坏，也可能比他还要坏，对自己所犯罪恶理解的很深刻。金金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哑巴，由刚开始的引以为耻和怨恨，不与他相认和欺负他，到最后，则坦然面对自己的良知，认祖归宗，为哑巴建了一座墓碑，并署名金金。她对于自己以前利用过的中医院长儿子，或是张小英、梅梅、梁知和梁新等人，她都真诚地忏悔并且去赎罪。不管是对待钟未未和梁远，还是老姑，金金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和关心他们。她尽自己的所能去真诚的忏悔，使破碎的灵魂可以得到修补，并且能直抵心灵的纯净之地，在通往幸福的途中，懂得去关爱他人。金金在临终处理自己财产时，也不忘记梁远和未未。她留下最后的一个愿望，便是将自己和梅梅的骨灰放在一起，是想让梅梅也得到心灵的慰藉。

张小英，她制造和参与了梅好和梅梅人生悲剧,但是她面对自己以前所犯的罪恶并不知道赎罪，还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罪。当张小英躺在病床上时，一个基督教的老太太游说她入教，并告诉她说主圣可以原谅她所有的罪。但是她拒绝了，虽然后来勉强答应入教，那也是人对那即将到来的死亡一种无谓的寄予，与认罪无关。同时很坦然地表达自己无罪的态度，认为她这辈子心态好，也很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就是对待梅梅，她也是尽心尽力，用心照顾，没有亏待她。自认为自己在享福的年纪可以活的更久。她在文革中检举自己无辜的丈夫，眼睁睁看着梅好投河而不施以援手，葬送梅梅的幸福。但张小英觉得这些都不是罪。张小英对这份“罪”视而不见，并不自知，但让我们胆战心惊。此外，“文革”中的王爱国、钟潮、铁卫红等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采取了淡忘或抵赖的态度，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自己就原谅了自己。

梁知在这本小说中可以说是罪贯满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认识到只有通过真诚的忏悔和赎罪，他的精神桎梏才能打开。当他遇见与梅梅长相相似的金金时，便对她产生好感，想要通过对金金的爱和关怀来弥补自己之前所犯的罪，后来金金对他的残酷问责，他选择默默接受。当梁新发现他和金金的关系时，由于难以接受而惨遭车祸去世。梁知便在梁新的坟前下跪痛苦哭，以表达自己的愧疚。当庄雅发现他出轨并提出离婚时，他选择净身出户。他最终放弃了自己以前所视若珍宝的事业，和金金母女并肩走在大街上，一起去超市购物，去菜市场买菜，抱着安安去医院。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救治患病的安安时，他只有通过自己肉身的湮灭来完成生命的蜕变来以实现自身的救赎。

另一方面，申明和金金都在执着的摸索恶，靠近恶，申明批判盛春风，并不是因为他有名，借批判他提升自己的名气，而是批判盛春风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态度。盛春风自以为他在“文革”时，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他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才奋斗的。他说自己本身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但在“文革”结束后，他又为自己冤屈，为自己报不平，说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是“文革”给他的青春罩上一层阴影。申明认为，盛春风对历史的态度比他做了什么事更重要。那段历史，你可以闭口不言，但如果你要去谈，你就不该那样去谈。申明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名叫“我们”向社会征集亲历者的故事，以“文革”年代为主，不论对的、错的、好的、坏的、荒谬的、诙谐的，只要是真实的故事，都在征稿的范围之列。一段几乎人人都参与过的错误历史里、如果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错误，或者是不觉得自己有错误，再或者是不去面对自己的过错，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难道他们不应该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吗？申明开辟“我们”专栏，就是要让人们正式的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

由此看来，《认罪书》书写了人们的种种恶行，但面对这些恶行时，犯恶的个体并不知罪、认罪，也并未进行自我救赎。虽然张小英用心照顾金金，梁知则用金钱来补偿自己对金金所造成的伤害，金金则通过为哑巴建造墓碑，来表达自己的愧疚，让我们看到了人物内心仅有的善良。但总体上，张小英、梁知、钟潮、梁红等人都缺乏认罪意识。虽然《认罪书》呈现了普通人的罪恶以及自我救赎，但小说始终缺乏自我认知、自我忏悔和善恶难辨。

三、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结构

比较与之前的作家，70年代后作家对历史缺乏浓厚的兴趣。但当乔叶的创作日渐成熟时，便在《认罪书》中大篇幅的写出有关“文革”题材，并在其中融入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难得的尝试。

乔叶在《认罪书》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该小说借着婚外情的外壳，书写出一段人人都想要逃避的历史，并牵扯出几代人命运纠葛的情感故事。由此想要告知人们，罪恶并不可怕，只有坦诚的面的自己的罪恶，并真诚的忏悔与救赎，才能得到心灵的救赎。该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认罪书》中对文革的书写在整部小说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该小说中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正面强攻的书写，而是重视历史和现实相呼应，这种历史不是书本中的历史，也不是图书馆中的历史，而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小历史，是个人人对历史应该承担的责任。乔叶在书写文革的时候，是由近到远，由高到低。对“文革”那个时期，乔叶在小说中对许多生僻词汇做了解释，比如：阴阳头、黑帮分子、红宝书、三忠于，四无限等，另外乔叶在书写文革时，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和解密的眼光去探寻文革有关“文革”的知识，在《认罪书》中出现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不同形象。一是学者对文革的研究和忏悔，是后人对文革的重新理解。二是热闹的文革，一个农村作者说，在文革时期，只要你不是被批斗的人，你就有资格批斗别人，这样就可以干轻活并且多拿粮票，多挣工分，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是一大部分人对文革的经验，对文革的理解。三是消费主义的文革，地方XX把文革遗迹打造成旅游区，让人们暂时忘记“文革”所带来的痛苦回忆。四是陌生化的文革，小说描写了一个纯真且直率的职员—小乔，在这一代记忆中，文革是逐渐淡化、模糊化的历史。

其二，《认罪书》已从个人情感进入到历史化写作。“文革”是沉重的历史，现在人们对历史的叙述，亲历者是对“文革”的回想和追忆，70后是从书本上或从他人那了解到有关“文革”的知识。而乔叶及同代作家在书写历史时，最多的是亲历者对“文革”的记忆和自己合理的猜想。金金曾说过，她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文革很遥远，很陌生。如果有人说自己对文革并不陌生，那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他们的记忆也不会绝对的准确，即使是亲历者，也会颠倒错乱，混淆黑白。尤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的记忆，他们甚至可能颠倒黑白。回忆的本身就夹杂着很多主观和客观原因，更何况还是这种苦不堪言的回忆，当事人就会对回忆进行编造，正如小说所说的，所有当事人的回想，都是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表达自己认为的“史实”。其中有太多的遮掩、规避、修改甚至是欺骗。

其三，乔叶她发挥了其善于叙事的写作能力，表现在细节的描写，心理的揣摩，以及情感的表达。借助以往写作过程中所累积的叙事经验，把所叙事内容写的生动而又形象。如小说中“梅好受辱”这一段，这是乔叶通过对“文革”这段历史的了解和自己合理的猜想而拼凑所形成的故事，但乔叶通过细腻的语言描写和浓重的气氛渲染，将现场所发生的事件描写的惊心动魄，将普通人的罪恶和历史的残忍性表达的炉火纯青。

最后，乔叶甚至还调转笔头，写了一个和故事无关的单姓老人，用这个老人的故事，去证实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这位老人对金金重提往事，讲述自己在文革时期对李老师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非常的后悔，并想得到李老师原谅。这位老人与故事的整体结构没有关系，是一个偶然遇见的人，但也是因为这位老人，让乔叶更有理由去质问每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是否去认罪、知罪，并真诚地忏悔。

《认罪书》中的叙事结构非常独特，作者巧妙地将现实和历史、认罪和知罪、忏悔和救赎、故事叙述和人性的反思有机的相融合起来，构成一部长篇佳作。《认罪书》的结构模式就是略萨所谓的“中国套盒”。略萨就是：大玩偶里面套着许多小玩偶，这些玩偶只是体积一个比一个小，但是形状都是相同的。乔叶在《认罪书》中设置了三层不同的故事框架，首先是编辑“我”的耳闻目睹，其次是主人公“金金”的故事，最后是金金挖掘出梅好和梅梅这两代女性与梁家爱恨情仇的故事。这样的结构说不上巧妙，但用在这里却显得最为妥帖。这样独特的结构能够赋予主人公金金这个叙述者以较多的话语权，不仅可以叩问自我灵魂，而且与他人的叙述构成完整性，具有强烈的现实逼近感。

此外，叙事者的自白和忏悔也是其特有的叙事结构，《认罪书》这部小说的主体是由复杂的现代生活题材构成的，作者借这部小说描写了许多普通人的罪恶，并且想要唤醒人们对自身之罪的忏悔与救赎。该小说是以回忆作为主体的，是金金书写自己和别人的认罪、知罪和忏悔构成的。在小说的最后，几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罪恶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并真诚的去忏悔。其中，该小说中还穿插着许多现代生活的罪与恶，例如见死不救，唯利是图，冷漠无情乃至各种残酷的冷言冷语，残忍却又无言的冷酷心理，小到个人生活，大到社会现象，都被作者精心选取成为这部小说最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这些罪包括：空气之毒，食物之毒，更甚至是人心之毒，这些看似很平常，很微小，但唯有微小才可怕，如同人心理那份无足轻重的坏，正是这些小小的“罪”构成了《认罪书》的内在根基。

最后，“编者注”和“碎片”这两部分也是其特有的叙事结构。“编者注”就是将一些历史词汇进行精确而严谨的解释。这其中有关于“文革”时的政治词汇，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反右运动。也包括专门的时事名词，如罂粟壳、霾等。还有一些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豫北方言，如贴胃、贴下等，碎片则是过去与现在的对照，更便捷的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这两部分贯穿于整部文本之中，充当起整部作品的连接的材料。

“文革叙事”已成为现在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革至今过去40余年，不同的人对文革有不同的态度和认知。成长与文革的人与文革发生后成长的人，有着明显着认知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导致了几代作家在对文革叙事上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关于这一题材的创作，乔叶的《认罪书》以独特的写作手法，为“文革”这一题材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写作中直抵人性的罪恶。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革叙事”范本。

结语

乔叶作为“70”后作家，她的作品一贯以女性情感作为题材的切入角度，她把“女性”作为关注的对象，对女性的心理世界进行细腻的描写，将写作的匕首轻易地切入女性内心深处的隐秘，剥出让人想要极力逃避并感受到羞愧的真实，并探测生活中的尴尬，直抵人性的卑微。她的小说以犀利而温婉的文学气质，为我们呈现出最真实的社会与人性。《认罪书》以女性婚外恋折射出社会世象。通过叙述群体的叙述，暴露了历史和人性的真相，实现对现代人良知和理性的深层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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