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治桑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

摘要

乔治·桑，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派代表女作家，她一生的作品不胜枚举。在其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写作特征便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亦是贯穿人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通过对乌托邦的追溯,拜读和赏析乔治·桑后期作品，本文主要以《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其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浓郁的乌托邦写作特征。乌托邦精神是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寄托。如果丧失了这种精神寄托，无异于行尸走肉，这样的话就如同你在旅途中失去了指南针没有方向感般可怕。因此，从乔治·桑的具体作品入手，体味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乌托邦思想，探究其作品散发出的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是必要的。

关键词：【乔治·桑；乌托邦；理想化；“乌托邦”式写作；】

绪论

作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学派杰出的女作家，致力于追求“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冲破传统的道德思想观念、阶级地位的界限，打造一种“理想化”的社会蓝图，是乔治·桑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思想体现。自“乌托邦”一词诞生于16世纪的西方社会以来，许多学者便对此有着不尽相同的见解，有褒扬、有贬低。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被赋予了多重的含义，也具有多重的指向。可以说是西方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作为一个新名词，“乌托邦”不但没有被退出历史的大舞台，反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广泛地折射于哲学、文学、艺术学、政治学等诸多不同的领域。即使“乌托邦”有很多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也具有理想的成分。即便不能够完全地实现，它本身所秉持的价值也往往具有“风向标”般的作用。因此，研究这种想象是必要的，也拥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拜读、鉴赏乔治·桑的后期作品，以《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为例，探究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乌托邦思想。她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两部作品中非常清晰地折射了出来。本文主要从乔治·桑的个人生活及情感经历入手，在个体、社会和自然三个层面上深入探讨乔治·桑小说文本中的女权意识和民主意识，发掘其中贯彻始终的乌托邦思想倾向，分析其特有的“乌托邦”式写作特征，从而探寻其作品释放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一、纵观历史长河，探寻“乌托邦”

（一）“乌托邦”的内涵

“乌托邦”这一新名词，在产生伊始就备受人们关注，而对于“乌托邦”这一名词，在当代社会的使用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相信大家并不感到陌生，在对于这一名词的认识上，当代的许多学者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因为如此，“乌托邦”这一名词也是被冠以多重含义、多种指向。众所周知，这众多不同的声音里，有两种相对对立的声音最为有力，也是目前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一方面，有学者持一种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这其中虽然也有某些幻想的成分，但有些理想也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变换为现实；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则完全采取了否定的、消极的、甚至不惜贬低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这完全就是不能够实现的“痴人说梦”或者更为夸张一点地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般的狂想罢了，他们将乌托邦直接等同于“做白日梦”，认为这完全就是一场毫无依据的无稽之谈。前者将社会理想化，这表现为对未来社会乃至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向往；后者是认清社会现实，更为理性。那么，至于以上的这两种言论，究竟哪个更有说服力？哪个在思想上会更胜一筹，在这里我们先不做任何评判。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我们只能说，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社会特质，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有其特定的社会规律。

我们一直都在说乌托邦，那么究竟何为乌托邦？什么样的思想就会被界定为乌托邦？还有，乌托邦思想又为什么会产生？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伴随着“乌托邦”这一名词的诞生而应运而生。这些问题也始终吸引着古今中外热衷于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尝试着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对于西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的乌托邦的足迹，进行反观、对照，从而探寻人们追求自由与解放思想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理性主义精神。想要探寻“乌托邦”这一新名词产生的最基本的根源，还要回溯历史的长河：“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于《乌托邦》，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托马斯·莫尔，16世纪的英国人。当然，“乌托邦”是作为被莫尔赋予了新意，兼顾“至善至美”“乌有之乡”的语义双关的一个新的名词而存在的。单从莫尔最初创造这一名词的出发点来说，“知其不可而努力为之”，这或许在今天看来依旧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幻想，但这种“至善至美”“乌有之乡”的空想背后，却是莫尔对当时整个社会格局进行思考的结果，是对于一种“近乎和谐、自由、完美生活”的理性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充满了理想化、浪漫主义情怀，这也未尝不可。虽然，“乌托邦”这一名词，在产生之初并没有非常明晰、严格的界定，它可以是一种“至善至美”“自给自足”“完美和谐”“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国度，但这也只是一种近乎不可能实现，可遇而不可求的完美追求罢了，虽然如此我们也绝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将这一最初意义上的乌托邦与激进的行动主义或革命乐观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个人觉得，看待任何问题，我们都需要全面地考虑，要以实际的社会环境为基本出发点，以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行辩证地思考，这样才有可能还原乌托邦作为近代西方社会以来探寻理想社会秩序的客观“图景”，清晰地反映历史现实。

（二）“乌托邦”的形成

西方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便开启了乌托邦的旅程。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构思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借此来反照政治危机四伏的现实城邦。应注意一点，他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并不是立足于现实的经验存在，但也并不是没有丝毫的价值，至少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线索。直到16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托马斯·莫尔首次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乌托邦”这一新的名词。在《乌托邦》这本书中，莫尔首次采用“寓言式”的嘲讽手法：用“养吃人”的事实来嘲笑讽刺、揭露罪恶的“圈地运动”（后来这种提法曾被马克思多次引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公有制”的举措。并且详细地讨论了尊重人性、平等和谐、自由婚恋、尊重女权、安乐死、多元化的宗教等一些与现当代社会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根据可考资料显示，莫尔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信仰精神的人，宗教观念在他的思想中很突出，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创作出了“乌托邦”这一新词。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宗教思想的影响，他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成就，“乌托邦”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理想国度，英国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的代名词。所以说，“乌托邦”一词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是人类思想意识的超前考虑，是人们对于现实社会进行了理性思考、反思的必然产物。根植于莫尔本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文化信仰，促使了“乌托邦”一词的萌发。

自16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首次正式提出“乌托邦”这一新的名词开始，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信仰的精神突围。“乌托邦”一词也是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的流变过程，历经几个世纪，许多学者对于“乌托邦”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总体来说，可以算作是一种理性的漂移。

（1）起源：16世界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又名《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乌托邦”这一概念。但其实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已体现出乌托邦思想。莫尔通过寓言式的嘲讽，希望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的陈腐和道德败坏的关注。采取的是“人道主义的新原则”。

“乌托邦”一词是出于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蕴含着人类对于一种“桃花源”式的虚拟的世界的追求与美好幻想的成分。一般被人们认为是不存在的，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但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的乌托邦作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关注的是道德和人的问题，关心人的道德自主的问题。

（2）17世纪，以后以“知其不可”为特征的乌托邦则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变。像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逐渐形成了以理性、自由、平等为价值中心的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思想。

（3）18世纪，让·梅叶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号召人们运用理智和智慧的自然法则，创造完善的社会，从而永久地享受幸福、快乐与安宁的生活。摩莱里认为，要改变社会的现状，就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一个精确无误的道德科学。18世纪开始，乌托邦作品将人类理性视为一种创造力，这一对待理性态度的极度自信，使他们在俗世观与历史观方面形塑了机械的进步论，并认为这种力量会带来社会、科学和道德中必然的进步。

（4）19世纪，乌托邦坚信天赋人性的完美，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改造，以培养完美的人格，于是乌托邦的实现近在咫尺、指日可待。罗伯特·欧文，实行“教育制度”通过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性格，消除人的罪恶，因此实行最优良的教育是使人摆脱蒙昧进入黄金时代的最佳路径。圣西门，构想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吸引”原则。然而这些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希望均是以失败而告终。

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等西方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家和革命家等沿着早期乌托邦的思想旅程继续发展，形成西方社会主义乌托邦潮流。19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近代乌托邦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

（5）20世纪后，哲学家重新定义乌托邦，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乌托邦，用来指代一种与现实不同的指向未来的美好憧憬与期待。理想属于人类的意识活动领域，是人类对于未知的的、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对未曾经历或体验的未来生活的预先设定。这种设定很有可能通过人们的努力而转变为现实，也可能不能实现而沦为空想，空想和理想最细微的区别就在于意识与现实之间接近的程度。

（6）从16世纪到19世纪，乌托邦思想更多地得人们的尊敬与参与，但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出现了各种“反乌托邦思想”以及一些“反乌托邦”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但事实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人类就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去割舍掉乌托邦，乌托邦思想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二、从乔治·桑看“乌托邦”式写作

本文主要是通过研究乔治·桑的后期作品，分析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这一新名词，最早出自于16世界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但具体到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作家对于“乌托邦”这一文学现象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思想就被界定为乌托邦思想，作家们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进行创作的，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同时，乔治·桑的哪几部作品中都体现出了乌托邦思想，从哪些细节可以体现出来这种思想，这是我们将要探究的问题之二。

（一）乔治·桑简介

作为19世纪法国文坛上可以与雨果相提并论的世界著名女作家之一，乔治·桑可以说是如同神话般的存在。乔治·桑原名阿芒·丁娜·吕西列·奥洛尔·杜班，1804年她出生于法国中部安徳尔省的一个名叫诺昂的小乡村。想要了解到一个人创作中的主流思想，那么首先我们得了解那个人生活的社会大背景，以及那个人的生平、遭遇等。首先，我们来大概了解一下乔治·桑的家庭生活背景。乔治·桑的父亲的身份是贵族，在当时的法国的拿破仑军队里任职。然而，她的母亲的身份较之其父亲这样的贵族身份来看，就略显尴尬了。据乔治·桑的自传中所讲，其母亲本人只是一名舞蹈演员，或许也有可能“连成为舞蹈演员”这种身份的资格都够不上，只是巴黎通俗剧场中的一个配角而已。其母亲的出身类似于那种流浪的波希米人那样的家庭。那么，试想一下，一个有着上层社会地位、贵族身份的男子和一个甚至“连舞蹈演员都算不上”的平民女子之间相恋、相爱，并且还有了爱的结晶，也就是后来的乔治·桑。这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可笑、滑稽、浪漫。然而，更蹊跷的事情竟是，作为乔治·桑的外祖母，那个一直想方设法拆散这对青年夫妇，不想承认他们婚姻，却在看到亲生孙女的时候爱不释手最终妥协的老太太，她自己本人也并非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乔治·桑的祖母叫玛丽·奥诺·徳·萨克斯，是萨克斯元帅和一名叫玛丽·兰多的女演员的私生女。虽然有着这样略带尴尬的“私生女”身份，又从小失去了母亲，跟随有着同样演员身份出身的姨母长大。但她的祖母品行端正，知书达理。后来，与一个家财巨万，十分富有的老人结了婚，从此也过上了富有，豪华的生活。看，这一切都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啊！那么，难道你会认为这纯粹只是一场巧合？因此，从她生活的家庭背景，种族关系来看，也都有着贵族和平民之间进行通婚的超越阶级限制的爱情婚姻的不争事实。因此，或许在乔治·桑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一颗超越阶级限制的种子，事实也证明，在乔治·桑的血液里真实的流淌着贵族与平民两种阶级的因素。那这样看来，也不难解释乔治·桑在自己中后期的作品中总是会念念不忘的歌颂跨越阶级、超越门第的爱情，那么这一观念也并非偶然之奇思妙想。

乔治·桑从1832年的第一部作品《印第安娜》的创作开始，一直辛勤耕耘，可以说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其作品的范围涉猎甚广，有小说，戏剧，童话，散文等诸多方面。总体来说，按其创作主题的不同，乔治·桑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妇女问题、社会问题、田园生活、童话与奇幻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说，这四个方面见证了作家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自然神论和人文思想的发展。作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乔治·桑通过小说表达了自己在婚恋、社会、自然、人性等方面的崇高的个人理想。乔治·桑的祖母对乔治·桑的一生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从小教她读书。我们知道，在乔治桑的父亲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祖母与母亲长期婆媳关系不和。甚至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乔治·桑在被送到修道院期间对于文学的痴迷，这些也都为乔治·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创作基础。

在当时的法国，封建贵族家庭中到处都是私生子、私生女。可见，两性关系之混乱。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我的放纵与对“自由”的追求。那我们不妨再来说说乔治·桑的爱情经历。其实，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十八岁时与一位名叫卡西·弥·杜徳望的军人结了婚，三十一岁时因厌倦生活而提出离婚。于是，三十一岁的乔治桑从此过上了独身的生活，直到老也没有再婚。虽然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但乔治·桑在她辉煌而漫长的一生中，不断的有着新鲜的爱情血液的注入。而这些“血液”的出现，也不断地给她的文学创作带来新的灵感，更加不断地刺激着她的创作思想，为她带来无穷的力量。无论是她和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缪塞之间的爱情，还是后来和非常著名的波兰作曲家肖邦，长达十年的恋爱和同居生活，都曾深刻的影响过她的文学创作。也都是乔治·桑绵延无尽的爱情长河里最璀璨的一颗明星。乔治·桑早期最崇拜的偶像就是著名哲学大师卢梭，也可以这么说，乔治·桑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卢梭是著名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乔治·桑思想中的那种“民主”“平等”“博爱”“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热情，很大一部分都受到思想大师卢梭的影响。当然，勒鲁也同样是一个有着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在当时的法国。勒鲁的思想也同样最大化的影响过乔治·桑的创作。乔治·桑不但对勒鲁本人顶礼膜拜，甚至将勒鲁的那一套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全盘接收，还热情的支持法国工人运动，参与法国的革命运动。从乔治·桑的一生来看，她的生活经历、情感经历也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后期的关于社会思想问题小说的创作，都渗透着乔治·桑的思想认知与思想主张的表达。但这种思想的表达看似完美，但是缺乏现实精神。这一点，从她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在这两部小说中，乔治·桑构建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表现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她寄希望于那些贵族，希望贵族能够放弃金钱、贵族地位的观念，幻想一种“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压迫，仿佛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化的国度。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般美好。或许是由于乔治·桑本人认知的局限，对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并不是那么熟悉，才幻想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矛盾。实质上，当时的法国各种阶级矛盾也已相当尖锐，靠这种幻想来缓解各种阶级之间矛盾的方式，当然也只能是徒劳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评价的那样，“您（指乔治·桑）追求的是那种本来应该如此的人”可见，乔治·桑追求的正是一种“本该如此”的理想主义罢了。她的这种理想多多少少都会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乔治·桑的这种理想化的写作方式，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写作。

（二）从具体作品分析乔治·桑“乌托邦”式写作

在乔治·桑的社会问题小说中，这种“乌托邦”式写作的痕迹可谓是无处不在。例如，《木工小史》中，贵族千金小姐绮绶·徳·维勒普娄与平民身份的青年木工比埃·于格南之间跨越阶级的、打破门第成见的爱情。乔治·平桑塑造了理想化的、开明的、勇敢追求幸福的贵族女性形象，甚至不惜放弃贵族的身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只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一个贵族女性形象。其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也写到了阿莫里和老伯爵的侄儿媳妇，侯爵夫人约瑟芬的不正当关系。

以及阿莫里和萨维尼安娜这个平民妇女之间的感情。乔治·桑过分的理想化了萨维尼安娜的形象，她的识大体，通情理，对待感情的忠诚，以及即使是遭遇了阿莫里对于自己感情的不忠诚她都可以毫无怨言，只责怪自己太草率，这显然不合乎常理，然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抱怨，也绝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委曲求全。然而在，乔治·桑的笔下，她却让一个本该正常有血有肉的、本该勇敢追求自我幸福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非常通情理、识大体的新平民女性形象。这在当时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呀。当然，这也正是乔治·桑思想中人道主义同情的高度寄托。

还有，在《安吉堡的磨工》中，乔治·桑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首先集中表现在对于金钱罪恶的批评上。这种批判，在作品中大体由两对青年的恋爱故事来完成的。这两对青年人的恋爱，恋爱中的纠纷，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贫与富的矛盾，经济地位的悬殊横梗在两对青年恋人之间。机械化列莫尔与贵族年轻寡妇玛塞尔之间热烈，痛苦的爱恋。磨面工格南·路易与暴发户之女罗斯是青梅竹马的情人，却有着充满坎坷的恋爱过程。

列莫尔是出于对金钱的厌恶，格南·路易则是苦于贫穷。金钱像一根无形的魔棍，贫富悬殊像一条鸿沟阻隔了两对恋人的爱情道路。但他们的结局最终是圆满、欢乐、美好的，有情人也终成眷属。那么平衡这一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因为玛塞尔破了产，而格南·路易获得了一份意外的遗赠。这又是多么巧合、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呀。然而这也正是乔治·桑的人生信条“艺术的使命是情感与爱的使命”，即“爱能战胜一切的信念”的正面张扬。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因此，这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社会图景。种种迹象表明，乔治·桑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创作。

三、乌托邦的影响

（一）乌托邦的文化价值

乌托邦是一种独特的西方文学现象，是一种精神养料，更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从16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产生伊始，“乌托邦”一词也应运而生。从“乌托邦”一词产生到现代社会，已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虽说经历了流变，停滞期，但却依然从未断绝。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文明，思想意识的不断进步。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种乌托邦思想并非只是诞生之初的那种意境，人们对此也开始有了最新的了解与探寻，好像之前的一部分看似空想的东西经过数年来人们的不断努力可以最终实现。在这两百多年中，不断地有爱好乌托邦这一文学现象的学者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发现，也一次有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与优秀著作。像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逐渐形成了以理性、自由、平等为价值中心的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等西方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家和革命家等沿着早期乌托邦的思想旅程继续发展，形成西方社会主义乌托邦潮流。罗伯特·欧文，实行“教育制度”通过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性格，消除人的罪恶，因此实行最优良的教育是使人摆脱蒙昧进入黄金时代的最佳路径。圣西门，构想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吸引”原则。虽然这些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希望均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乌托邦思想的价值还是不可磨灭的。

（二）乌托邦的独特的意义

乌托邦，作为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产物，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却不断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学者。乌托邦于我们而言，依然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信念支撑，就算在当代快速发展的文明社会，我们依然需要乌托邦。乌托邦活跃于各个领域，有哲学，有政治，有艺术等各个方面。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在艺术领域最显著的成果就是歌曲创作：民谣乌托邦。

相信大家对于“民谣”这一名词并不陌生，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民谣”和“民谣乌托邦”这两个名词之间有何关系呢？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民谣”。大多数喜欢音乐的、尤其是喜欢民谣朋友，毫不夸张的说有些粉丝对于那些民谣歌手简直可以到“爱不释手”，甚至于有些热衷于民谣的粉丝们简直可以爱他们到疯狂的程度。举个简单例子：前段时间民谣又一次更加直接、纯粹的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民谣歌手更是备受人们追捧，比如歌手赵雷更是被众多喜欢听民谣的耳迷们亲切的称为“灵魂歌手”。“灵魂”多么美妙的一个词，多么高的赞誉，然而我想说，这个赞誉他值得拥有。

从前两年马頔的一首《南山南》开始，这首歌迅速的蔓延至全国各大院校，被各大院校的音乐才子们改编出了独属于他们学院特色的《南山南》。还有，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音乐《成都》，几乎传遍了大街小巷。听了这首歌简直有一种“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互相倾诉心肠”的冲动。《成都》传唱范围更广，被各行各业的有才之士改编的也是堪称美妙，于是，又有了不同版本的《成都》，例如军营版本的，护士版本的，教师版本的，这简直完全就是唱出了我们普通大众的心声啊。无论是像赵雷的《成都》、马頔的《南山南》还是宋冬野的《安和桥北》，都备受人们追捧。为什么音乐会如此神奇，我想那是因为那一刻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产生了共鸣，找到了彼此心灵沟通的桥梁，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是啊，这样的“灵魂歌手”，怎能不喜欢。我不知道大多数人为什么也那么热衷于“民谣”歌曲，他们或许和我一样，在别人的歌声里感受到自我的内心深处的情感，感受到来自歌曲带给我们的慰藉吧。

民谣最大的魅力，就是直击灵魂深处，能让闻者落泪，一把吉他，一壶小酒，三五好友，沉默无语，简单纯粹洒脱。你若用心聆听，你会发现，他们‘以歌为媒’。那不是唱，那是在讲故事，在讲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的最真实的故事。由于我本人也是比较喜欢民谣，因此，歌曲刚出来那段时间基本就是从早上睁开双眼便按下“播放”，再到一个人走路、吃饭、跑步时也会戴着耳机，甚至百无聊赖的周末，听得入迷了，这些旋律在我的小屋缱绻一整天也不足为奇，这一个月里，连我自己也惊讶于它所带给我的感动竟是如此悠长，耐得住内心的浮躁，也经得起时间的洗礼。有时走在路上，会不由自主地哼唱几句；有时大雨将至，心情失落，夜半出门，或是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总能信手拈来一句唱词应景，也抒发内心的悲欢喜乐。就好像赵雷的这些歌，如《南方姑娘》、《理想》等虽然时刻提醒着我感受孤独，但每一次感到悲伤的时候，至少还有他的音乐和自己同在，像是一种慰藉，无法割舍。这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态度。那么，“民谣乌托邦”，毋庸置疑，最通俗易懂一点来讲，就是歌者采用演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情感。简单、直白、不掩饰、充满热情。这就是最舒适的音乐，也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最能打动人心。所以说，“民谣乌托邦”是“乌托邦”的延续，即使在高度发达的今天，“乌托邦”也许会换种形式存在，但绝不可能消失。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人们就无法真正的割舍乌托邦。

四、浅谈乔·治桑小说的现实性影响

（一）乔·治桑小说的文化价值

乔·治桑一生的小说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她一直辛勤耕耘，可以说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其作品的范围涉猎甚广，有小说，戏剧，童话，散文等诸多方面。总体来说，按其创作主题的不同，乔治·桑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妇女问题、社会问题、田园生活、童话与奇幻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说，这四个方面见证了作家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自然神论和人文思想的发展。作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乔治·桑通过小说表达了自己在婚恋、社会、自然、人性等方面的崇高的个人理想。乔治·桑的祖母对乔治·桑的一生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从小教她读书。我们知道，在乔治桑的父亲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祖母与母亲长期婆媳关系不和。甚至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乔治·桑在被送到修道院期间对于文学的痴迷，这些也都为乔治·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创作基础。她的小说主要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她可以将整个社会的现实状况用一种近似于空想的写实性手法完美的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在赞叹，羡慕作者的独特写作才能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惊叹其独特的艺术视角以及其小说中体现出的独特的文化价值。有一点毋庸置疑，在乔·治桑的小说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一种被作者理想化了的，带有一种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成分，她的这种思想说白了就是一种乌托邦思想，那么她这种思想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也是一种乌托邦式创作的结晶。乔·治桑的小说创作，置身于当时的法国大背景下来看，或许是一种妄想，亦或者可以说是痴想，因为残酷的社会现实，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作家笔下那种完美的社会景象。但不能因为如此，就一味地否定作家的思想成果，她的这种大胆的设想具有超前性。这也是众多学者一直以来研究乔·治桑小说的重要原因。乔·治桑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与钻研。

（二）乔·治桑小说的独特意义

乔治·桑的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就是其理想社会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乔治·桑采用了浪漫派的惯用手法，过分地美化、理想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试图构建一个幸福美满、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界限、一派其乐融融的美好社会景象。乔·治桑后期的小说，主要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但需要注意一点，乔·治桑的小说既有理想的成分，又有空想的成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乔·治桑小说是在尊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构想社会蓝图的，说乔·治桑小说具有理想是成分是因为，乔·治桑当时已身处社会变革之世，她积极的参加一些工人运动，参与法国的民主革命斗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乔治·桑思想中的那种“民主”“平等”“博爱”“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热情，很大一部分都受到思想大师卢梭的影响。当然，勒鲁也同样是一个有着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在当时的法国。勒鲁的思想也同样最大化的影响过乔治·桑的创作。我们都知道，乔治·桑不但对勒鲁本人顶礼膜拜，甚至将勒鲁的那一套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全盘接收，还热情的支持法国工人运动，参与法国的革命运动。由于受到多为大师思想的影响，乔·治桑小说创作也具有了空想的成分。但乔·治桑小说中这种空想的思想也是在尊重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萌发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虽说在当时很难实现，但却是乔·治桑思考整个当时法国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乔·治桑小说创作不仅有一种超前性，更有一种标向性的作用，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可，但却是事实。

五、结语

乌托邦，是一个时代伟大的精神产物，它承载着数百年来人们的精神世界，亦是一种精神寄托。在历经了数百年的历史流变与发展洗礼之后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中，这不得不称得上是一种奇迹。能经受住岁月的洗礼，社会的考验最终成为社会发展前进过程中的不竭动力，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乔·治桑更是19世纪法国文坛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女作家，其创作的小说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不仅是对当时整个法国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更是对于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思想。在某一段时期，也是引发了研究乔·治桑的热潮。她作品中最可贵的地方恰好就体现在其“乌托邦”式的创作方面。她的创作，不仅具有超前性思想，又具有标向性的作用。因此，研究乔·治桑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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