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者行为意向分析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问题接踵而至，但由于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又由于消费者是电子废弃物回收实施项目的源头，直接推动着回收的顺利进行，所以本文以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研究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回收进行探讨，为了解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现状以及潜在的影响因素，同时也为我国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回收管理体系构建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与A-B-C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与我国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研究变量，分别为实际行为、情境因素、影响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根据建立的理论模型，本研究设计了针对消费者回收行为的调查问卷，发放并回收了397份有效问卷，最后用SPSS15.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用描述性统计、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系统地分析实际行为、行为意向及其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的四个因素分别是：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和环境知识，且他们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力依次递减；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在消费者行为意向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前主要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对如何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回收进行探讨。从而给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提供建议，为制定合理的电子废弃物处理措施提供参考，对回收物流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电子废弃物；理论模型；行为意向；回收行为；回收模式

　　1.1.1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

　　电子废弃物是被使用者所弃置的电子电器产品。电子废弃物中通常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溴化阻燃剂等有毒有害物质，若得不到妥善的回收处置，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产生严重后果。同时，电子废弃物中也含有大量的贵金属、稀有金属等可再生资源，具有极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因此，如何实现电子废弃物的资源再生，控制电子废弃物所带来的污染，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大量的电子废弃物。据估计，目前X每年产生大约600万吨电子废弃物，每年废弃的手机约为1.3亿部，废弃的电脑数量约为4000万台[1]。日本电脑拥有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X，根据2001年日本的统计数据表明该年日本仅淘汰的废旧电脑总量就为8万吨，相当于450万台台式电脑，日本每年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更是不低于60万吨[2]。从上面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量十分惊人。面对电子废弃物带来的环境压力，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展开了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实践证明，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均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基本能够实现相关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以及再生目标。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和消费国之一，目前已进入电子电器产品淘汰高峰期。据估计，到2014年，我国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计算机等的年报废量将达到10亿台（部）。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完全是经济利益驱动下自发进行的，但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正逐步建立和规范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政策，在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实践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2003年12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了浙江省、青岛市为国家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省市，但是，从两个试点省市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实际情况来看，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例如，2006年，青岛海尔共计回收电子废弃物3981台（其中从市政机关事业单位回收1296台、家电商场“以旧换新”方式回收1893台、通信公司等企业回收792台），而这个数量与其所预计的60万台套相差甚远[3]。许多专业处理企业处理能力虽强，但大多由于货源不足，长时间处于停工状态，造成大量设备的闲置。根据目前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对于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工作，试点省市负责人均表示，“工作开展的难度非常大，建立回收体系非常难”，“收不到足够的废旧电器”。这种现象与消费者回收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消费者是电子废弃物回收项目实施的源头，直接推动着回收的顺利进行，若没有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整个回收网络体系将无法正常运转。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法规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细化，消费者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回收渠道的现实可行性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1.1.2课题来源与选题意义

　　本课题来源于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新苗人才计划），创新项目的名称是基于消费者行为意向分析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研究。

　　目前，受区域经济发展、交通状况和政策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从沿海向内地呈带状分布，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回收处理及再利用体系，但是尚未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不论是针对具体类别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的调查，还是针对拆解企业积聚区环境污染情况的研究，都表明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领域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不仅许多可再生资源没有得到回收利用，而且已经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电子废弃物回收，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又由于消费者作为电子废物回收的起点，其行为直接关系到电子废弃物回收能否顺利进行，所以提出基于消费者行为意向分析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研究这一课题，对促进我国电子废弃物有序回收有着重要的意义。

　　（1）加深人们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认识。在我国，对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的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的成功经验、定性分析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的现状等方面，针对各行为主体的深入研究较少。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等方法，深入分析消费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加深人们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认识。进一步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理论的研究。消费者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活动是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系统的起点，通过对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理论的研究。

　　（2）本研究通过对消费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帮助认识消费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形成机制和过程。这样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本质上认识现行电子废弃物收集率低的原因。

　　（3）本研究可以为构建有效的回收体系及制定切实可行的电子行业宏观政策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强调消费者在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从某种程度上促进电子废弃物以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经济、环保的方式处理，从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本文是以调查当前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为主要方向来研究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研究，通过调查当前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的现状和消费者行为，运用实地调研、现场访谈、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并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调查结果，在消费者行为意向分析的基础，进行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1）确定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在回顾和借鉴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和文献，详细归纳总结现有文献中影响消费者回收电子废弃物行为的因素基础上，筛选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变量，重新梳理研究变量间的关系，继而提出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最后，确定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模型主要包括影响因素、行为意向、情境因素、行为以及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此模型主要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为基础，并结合A-B-C理论中外部变量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探讨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群体在电子废弃物中消费者行为意向和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

　　（2）识别影响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忽视对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研究。本研究通过结合我国实际，选择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中的行为主体之一——消费者的回收行为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识别影响电子废弃物中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为XX和企业开展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实践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的选择提供依据。

　　（3）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研究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促进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促进当前回收模式的合理、有效地发展，为构建有效的回收体系及制定切实可行的电子行业宏观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所用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文献了解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消费者回收行为等相关理论，并了解目前电子废弃物研究现状和不足，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

　　2. 问卷调查。设计问卷，对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识别出与消费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有关的各个因素。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下图1.1所示：

　

　　2.1.1电子废弃物的概念及特征

　　电子废弃物是对其拥有者来说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各类电子电气设备。目前，对电子废弃物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化的定义。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对电子废弃物是这样定义的：电子废弃物是指任何使用电力的达到其生命周期末端的设备，也可认为是各类对其拥有者来说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电子电气产品。

　　根据欧盟WEEE指令的定义，“电子电气设备”指的是设计使用电压为交流电不超过1000V和直流电不超过1500V的、正常工作需要依赖电流或者电磁场的设备和实现这些电流与磁场的产生、传递和测量的设备。而电子废弃物，是指电子电气设备在达到使用寿命后报废后的产物。

　　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环境管理的公告》中对电子电气设备及电子废弃物的定义是，电子电气设备是指依靠电流或电磁场来实现正常工作的设备，以及生产、转换、测量这些电流和电磁场的设备，其设计使用的电压为交流电不超过1000V或直流电不超过1500V。电子废弃物则是废弃的电子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上述定义与欧盟WEEE指令基本一致。

　　因此，从上述概念来看，电子废弃物包括现有的所有电子电气产品，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电子电气产品不断研制和开发，电子废弃物包括的内容还将不断扩大。

　　电子废弃物通常含有大量的重金属、溴化阻燃剂等有毒有害物质，若得不到妥善的回收处置，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产生严重后果。但电子废弃物中往往含有大量的贵金属、稀有金属等可再生资源，具有极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因此，电子废弃物不仅是环境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58%的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更是一个资源问题。可见电子废弃物具有两重性，即有害性和资源性。

　　2.1.2电子废弃物回收研究现状

　　电子废弃物是各种达到或接近其生命周期终点的电子产品通称。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匾乏，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社会对环保的日益关注，催生了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并促进了它的发展。广大学者针对各国及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各个角度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必须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Mayers和France[4]研究了作为废弃物管理新的方法——生产者责任制在电子废弃物管理上的应用。通过研究发现，生产者责任只有在立法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才有效，这需要制造商之间、制造商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更积极主动地合作，并且良好的价格机制会产生有效的环境进步；Nagurney和Toyasaki[5]根据电子废弃物持有者、回收商、处理商以及再生产品消费者的决策行为，构建了一个多层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模型。

　　而国内在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多数是对国外管理模式、先进经验的介绍和我国现状进行的一些定性的分析。毛玉如和李兴[6]介绍了我国及世界上废旧电的现状与处理状况，分析了废旧电器具有的潜在环境污染性与可作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资源性的双重特性，探讨了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循环经济之路及其相关的政策、方法和措施等；阎明[7]对废旧电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属性、小商贩回收活动的性质、旧货市场存在的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废旧电器处理企业的发展方向；魏洁等[8]在分析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及传统回收模式弊端的基础上，设计建立了废旧电子电器回收的逆向物流模型——回收经济循环模型和回收逆向物流模型。

　　2.1.3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研究

　　为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逆向物流、逆向供应链、闭环供应量等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进行研究，相应地，对废弃产品的回收渠道、回收模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Markus和Hendrickson[9]研究了回收产品部分进行再制造、部分进行材料再生时的回收方案定价策略。以回收电力工具为例，应用研究模型确定产品的最优回收价、最优单位回收成本等。Savaskan等[10]对三种收集方式：制造商直接收集、通过零售商收集以及转包给第三方收集进行了比较研究。

　　姚卫新等[11]对再制造条件下回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文中假设需求函数为简单线性函数，强调了回收方努力对回收率的影响，但未考虑回收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魏洁和李军[12]定性地比较分析了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约束下逆向物流的三种回收模式：生产商负责回收、生产商联合体负责回收和第三方负责回收。同年，在假设回收率和回收成本是相对独立的变量的条件下，通过构建模型对三种回收模式进行了定量的比较研究。而在实际中，回收率和回收成本存在一定的关联度。比如，企业为提高产品回收率，通常会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来鼓励消费者返还产品，从而回收成本相应有所增加。王玉燕等[13]对基于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进行了研究，应用博弈理论对闭环供应链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分析，分别得出非合作模型的均衡解和合作模型的均衡解，进一步对两种定价策略的效率进行了分析。樊松和张敏洪[14]研究了闭环供应链中回收渠道选择问题，建立并求解了回收率随回收价格变动的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的最优利润模型。引入初始投入系数，以区分不同供应链成员建立回收通道的难易程度。通过案例分析，给出了不同情况下回收渠道选择策略。

　　2.2.1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是Ajzen[15]提出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是在FIshbein和Ajzen[16]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由Ajzen扩展而来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影响现实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行为的意向。行为的态度（即个人对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达到有价值的结果的态度）、主观规范（即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感觉到的行为控制会通过行为意向影响现实行为。TPB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关系如图2.1所示。

　

　　在该模型中，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以两种方式影响行为：第一，它影响执行该行为的意向，第二，它可能对该行为有直接的影响。该理论假定：人倾向于执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的行为，即对自己执行该行为的能力有足够信心的行为。

　　TPB理论主要从三个阶段来分析行为的形成过程：（1）决定于个人的行为意向；（2）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等三者或其中部分的影响；（3）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决定于人口变量、人格特质、对事物的信念和倾向态度、工作特性、情境等外部变量。

　　很多学者应用该理论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及行为意向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国外，Lauren等[17]在欧盟大力关注大型电子废弃物回收的情况下利用TPB分析了消费者对小型电子废弃物回收的态度，识别了与这些小型电子废弃物回收相关的应用《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指令》（简称WEEE法令）的关键问题；Davis等[18]应用TPB分析了英国的电子废弃物回收问题，指出填埋土地日益减少和资源节约会导致个体和社会经济领域回收行为倾向的不同。Christer[19]通过在瑞典北部城市的问卷调查发现TPB中道德动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与废弃物相关的回收成本。

　　在国内，Kara[20]对香港173个公共住房的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对香港的固体废弃物回收进行了分析，得出环境态度在预测行为意识和行为方面是最重要的因素；Hamid等[21]在对香港大学生签署的一份反污染请求的调查中，利用TPB分析发现行为意识与态度、主观标准和认知行为控制有20%的分歧，并得出态度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行为贡献最大，主观标准次之，而认知行为控制基本上没有贡献。

　　2.3.2扩展的TPB分析方法

　　TPB分析方法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一些学者根据具体情况在TPB模型中加入一些其它的变量，期望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如Mannetti等[22]将自我认同尺度加入回收行为TPB分析，并证明该扩展TPB优于TPB；他同时调查了230个意大利消费者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识，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指出个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回收意识。Tonglet等[23]则在TPB模型中加入了道德准则、以往的回收经验、环境因素和回收结果等变量，发现对回收行为影响最大的是超前回收意识（如适当的回收机会、设施及知识等），其余变量也有重要作用。此外，Hornik等[24]通过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将影响消费者回收行为的变量分成了内在动因、外在动因、内部推动、外部推动、人口统计学特征这五类。

　　尽管TPB理论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它的提出使行为关系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生机盎然的景象。TPB理论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很多社会心理学学者也普遍采用该理论模型对环境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该模型已经成为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研究领域中最为基础的理论依据和概念构架。

　　2.3.4A-B-C理论

　　Guagnano等[25]提出了预测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A-B-C理论。该理论模型是在Stern和Oskamp[26]提出的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行为模型基础上改进而来的。Stern和Oskamp的复杂环境行为模型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系列因果相关的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具体结构、社会制度和经济激励，内部因素包括一般的和特定的环境态度和信仰、信息以及行为意向。基于这个环境行为模型，Guagnano等提出的A-B-C理论认为，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是个体对循环利用所持有的态度变量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25]。其模型框架如图2.2所示。

　

　　图2.2中横轴为外部条件，是指所有支持和反对环境行为的外部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资金资源、法律和社会资源。外部条件分为不利的外部条件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中，正轴部分代表有利的外部条件，负轴部分代表不利的外部条件；图中纵轴为循环利用的态度，正轴部分代表积极的态度，指个体在非强制情况下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负轴部分代表消极的态度，指个体只有在强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135°对角线为行为的分界线，即在分界线上方，循环利用行为可以发生；在分界线下方，循环利用行为不会发生。由图可以看出，在第一象限，即积极的态度加有力的外部条件，人们将一定会实施循环利用行为；在第三象限，即消极的态度加不利的外部条件，人们将一定不会实施循环利用行为；在第二象限，只有态度的数值大于外部条件的数值时，循环利用行为才会发生，否则，将不会有循环利用行为；而在第四象限，只有外部条件的数值大于态度的数值时，循环利用行为将会发生，否则循环利用行为也不会发生。

　　基于此模型，Tucker等[27]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模型，将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融入到模型中，并认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外部条件共同决定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

　　A-B-C理论是第一种专门针对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而建立的理论，首次提出了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是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是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一部分，所以A-B-C理论是研究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很多学者纷纷对居民环境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试图识别那些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因素。根据文献回顾，现有的研究都涉及到一般环境行为和特定环境行为，又由于这些研究涉及到的变量都相当繁杂，因此本研究主要对现在有关电子废弃物管理中消费者回收行为以及这些研究中提及频率最多、影响最显著的各种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1. 行为态度。根据TPB理论，行为态度是指行为主体对某种具体的、特定的行为所持有的一般而稳定的倾向、立场或看法。绝大部分研究都把环境行为态度视为预测环境行为的最重要的心理变量，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积极的环境行为态度对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8]。

　　2. 主观规范。主观指的是对行为主体有重要作用的人和社会的期望而使行为主体做出特定行为的倾向程度。Fishbein和Ajzen[29]认为其他人的行为意识以及对该行为的接受程度是一个人是否会实施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在很多研究中己经得到了验证；Schultz等[30]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认为，首先在社区居民中树立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典范，然后通过这些典范劝说那些没有实施回收利用行为的人参加回收利用项目，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Werner和Makela[31]通过询问居民如果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实施生活垃圾回收是否会带动他们实施，并运用层次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其他人的生活垃圾回收意识是是否实施回收行为的一个显著预测变量。

　　3.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很多学者在环境行为的研究中使用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这一变量来预测环境行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分为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技巧、能力和信息；外在因素包括资源、机会以及与他人的合作等，等同于情境因素。很多对环境行为的研究都探讨了各种内在或外在的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条件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如感知到的时间障碍（是否浪费时间）、感知到的方便条件（是否带来麻烦）、感知到的经济约束（是否有资金做）等因素对消费者回收行为都有显著的影响。

　　4. 环境知识。有关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的研究表明：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有显著的影响。Sia[32]对X伊利诺斯州居民环境行为（包括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研究发现，知识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通过逐步回归分析，Sia认为与某种特定环境行为相关的知识（即具体知识，如电子废弃物回收知识）是该种特定环境行为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之一。Weigel和Amsterdam[33]的研究中指出具体知识在态度和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知识可以使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从0.11显著提高到0.55；Kallgren和Wood[34]在研究态度一行为关系时，也检验了具体知识对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那些掌握较多与具体某种环境行为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人，其态度和该中行为的关系更稳定。

　　5. 行为动机。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产生的。动机是指一个人为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活动的意念或想法，是某种需求被满足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说，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是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达到某一目标的过程。在电子废弃物回收中，消费者对回收方式的选择，可能是由某种动机所支配和主宰的。蓝英和朱庆华[35]使用相关和回归分析方法对用户电子废弃物处置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表明行为动机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6. 情境因素。是指居民个体在进行环境行为选择时面对的客观环境，也就是指那些对居民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有影响的外界因素。许多研究者在环境行为研究中分析了情境变量的作用，以期表述不同情况下非个体特征（即外界客观条件）对个体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事实上，情境变量在促发或阻碍个体环境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的确具有显著作用。Hines等[36]学者应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整合了以往环境行为的研究文献，数据分析发现，情境变量可以预测环境行为的发生。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和公众宣传对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回收渠道仅只是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解释变量而非情境变量。

　　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虽然由XX和生产商组织进行，但消费者是回收项目实施的源头，只有通过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具体的回收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最终用户的分散性，在整个回收处理过程中，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消费者积极主动地参与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规范消费者的处置行为，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消费者回收行为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通过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XX有针对性地优化政策实施过程，提升政策实施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有的放矢地构建合理的回收体系，降低回收成本。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虽然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消费者的处置行为对回收体系建立的重要性，但主要是定性的说明，缺乏定量分析，难于指导XX和企业的具体实践。普遍的观点是只要建立合理的回收体系就能达到预定的回收目标，没有必要研究。但是，两个试点省市（浙江省和青岛市）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两地都遭遇了收不到足够的废旧电器的局面，消费者的参与程度不够成为回收体系建设的瓶颈问题。因此，为提高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率，有必要对消费者的回收行为进行研究。

　　本章以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为依据，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消费者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模型，并提出相应的假设。进一步地，通过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对所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在现有有关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及其他方面的回收行为（如垃圾回收）的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成果还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缺少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同时各研究对研究变量的概念界定和选取非常不一致，因此本文通过参考大量的相关文献，以及实地访谈，需要重新梳理和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和内涵，并据此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1. 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和行为意向

　　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行为意向作为研究的主要变量之一，行为意向和行为的设计主要是参考遵循Fishbein和Ajzen[37]的建议，并参考段显明等[38]的观点。将行为意向设计为3个题项即消费者参与电子废物回收、购买电子产品时支付回收费用以及今后半年内参与回收的意愿。而将实际行为题项设计为消费者过去一年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频率、过去一年内参加过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已参加过的以旧换新活动和计划今后半年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

　　2. 行为态度

　　由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属于环境行为，所以这里所指的行为态度即特定的环境态度。目前在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把“环境态度”视为环境行为最重要的一个预测变量，鉴于此，本文将行为态度列为研究变量，有关的测量问项参考了曲英和朱庆华等研究[39,40]，将题项设计为：电子废弃物回收有利于保护环境；电子废弃物回收有利于节约资源；电子废弃物回收有利于减少垃圾处理成本；积极参与回收是一件应该做的正确的事；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能给我带来成就感；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能让我感到高兴。

　　3. 主观规范

　　根据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回顾表明，主观规范对个体实施该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主观规范的测量上，本研究整合了蓝英和朱庆华等研究[35,39]，题项主要包括家里、朋友、邻居、社区以及所在单位。

　　4.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

　　很多学者在环境行为的研究中使用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这一变量来预测环行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分为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技巧、能力和信息；外在因素包括资源、机会以及与他人的合作等，等同于情境因素。本研究的行为控制变量取其内在因素部分，即感知到的行为障碍。主要包括回收太麻烦，给日常生活带来不方便；没有时间与精力参与回收；没有能力参与回收。

　　5. 环境知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对环境的认知可以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鉴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相关研究[35,39,40]，将环境知识的题项设计为：电子废弃物是城市固体废弃物中重金属的主要来源；电子废弃物中含有铅、铬、汞等重金属，随意丢弃会污染环境；电子废弃物零部件的焚烧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电子废弃物处理后的废液随意倾倒会污染地下水；拾荒者会使得电子废弃物流入不正规回收渠道，易造成二次污染。

　　6. 行为动机

　　一般来说，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是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达到某一目标的过程。而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因此本文将行为动机视为一个研究变量。鉴于我国目前多数消费者趋向于电子废弃物的有偿回收，所以行为动机主要考虑经济动机这一方面，将题项设计为：参与回收是为了获得一点收入；参与回收可以获得一定收入；有偿回收对我比较重要。

　　7. 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是指个体在进行环境行为选择时面对的客观环境，也就是指那些对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有影响的外界因素。许多研究者在环境行为研究中分析了情境变量的作用，以期表述不同情况下非个体特征（即外界客观条件）对个体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事实上，情境变量在促发或阻碍个体环境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的确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主要参考了蓝英和朱庆华[35]的方法，将情境因素概括为回收渠道、政策法规与宣传，将题项设计为：附近没有回收点；回收渠道不方便；没有专业机构进行回收；制造商、零售商或售后服务机构不回收；没有提供上门回收服务；提供的上门回收服务让我不满意；提供的上门回收服务要收取一定费用；没有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强制回收的相关政策；制造商、零售商或售后服务机构没有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相关宣传信息；各种媒体（电视、报纸等）没有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相关宣传信息。

　　8.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在影响因素与行为的关系中，如果模型中引入了行为意向，则应首先考虑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行为意向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纳入到研究变量中，具体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收入。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的指导，基于上述研究变量，构建出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理论模型如图3.1所示：

　　

　　依据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理论模型中的研究变量及其路径关系，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关系如下：

　　H1：行为意向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行为态度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主观规范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5：环境知识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行为动机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行为意向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H8：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因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而有显著差异。

　　3.2.1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5个部分：个人信息、影响因素、情境因素、行为意向及实际行为。

　　影响因素包括20个题项，其中环境知识包括5个题项（A1-A5），主要参考文献35、41开发出来的，根据消费者对电子废弃物的认知程度分为5个等级（-2=完全不了解，-1=了解很少，0=一般，1=比较了解，2=完全了解），其余15个题项（A6-A20）主要参考文献15、35、36、42开发出来的，问题回答也份5级（-2=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0=一般，1=同意，2=完全同意）。情境因素包括11个题项（B1-B11），主要参考文献17、35、41、43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发出来的，问题回答分为5级（-2=毫无影响，-1=无影响，0=一般，1=有影响，2=非常有影响）。行为意向包括3个题项（C1-C3），实际行为包括4个题项（D1-D4），主要参考文献开发37、38、39、44出来的，其中行为意向的问题回答是5级（-2=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0=一般，1=愿意，2=非常愿意），实际行为问题回答也是5级（-2=完全没有这么做，-1=不会这么做，0=偶尔会这么做，1=经常这么做，2=一直这么做）问卷中除个人基本信息外，其余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问卷具体构成详见附录。

　　3.2.2数据获取与分析工具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消费者对电子废弃物回收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向状态情况，具体可参见附录1调查问卷。本研究选择杭州市消费者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408份，有效问卷397份，有效回收率97%。基本数据描述如表3.1所示。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处理。

　　

　　从样本总体填写来看，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等结构比较合理，符合实际情况。

　　量表检验是对量表的效度、信度进行检验，效度与信度的概念来源于心理测量中关于测验(例如关于能力、绩效、人格等测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研究。通过自身所设计的问卷或成熟量表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必要对调查问卷本身进行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的评价分析，才能保证调查的准确性、统计分析结果的科学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效度就是指一个测验能够测到该测验所欲测的心理或行为特质的程度。效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效标关联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度常以题目分布的合理性来判断；效标关联度指测验与外在效标间的关联程度，如果相关越高，表示此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愈高；建构效度指实际的测验分数能够解释某一心理特质有多少，下文所做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目的在于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

　　采用SPSS中的KMO样本测度法和巴特利球体检验法，当KMO值在0.9以上为非常适合采用因子分析；KMO值在0.8至0.9之间为很适合采用因子分析；KMO值在0.7至0.8间为适合采用因子分析；KMO值在0.6至0.7间为不太适合采用因子分析；KMO值在0.5至0.6间为采用因子分析很勉强；而0.5以下则为很不适合采用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之后，为了进一步了解问卷的可靠性，要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信度（Reliability）是指问卷测试结果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在研究过程中，即使使用的是前人编制的成熟量表或会成熟量表有稍作修改，也最好重新检验其信度，因为受试对象会因时间或外在干扰等因素对量表的内涵产生不同的知觉和感受。按照Nunnally于1978年、Churchill和Peter于1984年所建议的信度标准，即Cronbachα系数在0.6以上即可接受，0.7以上为较高的信度，大于0.8则表示信度非常好，学者们一般常用Cronbachα系数来检验李克特态度量表的信度。

　　针对检验有效性进行的因子分析，原则上，应该将所有变量的测量一并纳入到因子分析中，但是由于本研究的模型中变量的个数太多，所以将模型中的变量分为几组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研究将所有的变量按影响因素、情境因素、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分为4组，分别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

　　4.1.1影响因素量表的效度、信度分析

　　（1）影响因素量表的效度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主成分，并运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正交旋转来得到维度。在因子分析时，进行项目筛选时依据三个原则：一是因子载荷小的项目（小于0.5）；二是在两个因子上载荷比较接近的项目；三是说明某个因子的项目过少。

　　对影响因素的20个初始变量进行第一次因子分析，KMO指标值为0.844，A10和A11这两个题项在公因子1和公因子3上的载荷大于0.35且相互之间非常接近，因此剔除这2项，然后按照特征值选择法重新进行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量表KMO指标值为0.828，表明该量表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巴特利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01，拒绝了球形假设，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影响因素量表KMO样本测试结果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如表4.1所示。

　　采用特征根大于1以及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可提取5个影响因子，累计贡献率为72.7%，即可以反映20个初始变量72.7%的信息量，说明影响因素量表因子结构清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提取的5个因子分别定义为：环境知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动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其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2所示。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极大方差旋转法：旋转次数：6

　　（2）影响因素量表的信度分析

　　由信度分析结果可知，五个维度Alpha系数均大于0.7的标准，且影响因素量表的总体一致性达到了0.835，因此保证了因子构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说明量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4.1.2情境因素量表的效度、信度分析

　　（1）情境因素量表的效度分析

　　通过对情境因素的20个初始变量进行第一次因子分析，KMO指标值为0.913，发现B06这一题项的因子载荷小于0.5，因此剔除这1项，然后按照特征值选择法重新进行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量表KMO指标值为0.91，表明该量表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巴特利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01，拒绝了球形假设，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情境因素量表KMO样本测试结果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如表4.4。

　　采用特征根大于1以及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可提取2个情境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5.7%，即可以反映20个初始变量65.7%的信息量，说明情境因素量表因子结构清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提取2个因子分别定义为回收渠道、政策法规与宣传。其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5所示。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极大方差旋转法：旋转次数：3

　　（2）情境因素量表的信度分析

　　由信度分析结果可知，两个维度Alpha系数均大于0.7的标准，且影响因素量表的总体一致性达到了0.907，因此保证了因子构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说明量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4.1.3行为意向量表的效度、信度分析

　　（1）行为意向量表的效度分析

　　通过对3个初始变量作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行为意向量表KMO指标值为0.71，表明该量表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巴特利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01，拒绝了球形假设，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行为意向量表KMO样本测试结果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如表4.7所示。

　　按照特征根大于1以及方差极大旋转方法提取因子，可提取1个主因子反应行为意向的含义，这1个主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65.4%，即他们可以反映原始3个变量65.4%的信息量，说明行为意向量表结构清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将此因子定义为行为意向，其因子载荷矩阵表4.8所示。

　　（2）行为意向量表的信度分析

　　为了验证因子分析得出的同一个因子的各问题是否测量同一问题，我们进一步对行为意向因子进行了信度分析。行为意向因子Alpha系数为0.731，大于0.7的标准，因此保证了因子构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说明量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4.1.4实际行为量表的效度、信度分析

　　（1）实际行为量表的效度分析

　　通过对3个初始变量作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际行为量表KMO指标值为0.78，表明该量表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巴特利球体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01，拒绝了球形假设，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行为意向量表KMO样本测试结果和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如表4.9所示。

　　按照特征根大于1以及方差极大旋转方法提取因子，可提取1个主因子反应实际行为的含义，这1个主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71.23%，即他们可以反映原始3个变量71.23%的信息量，说明实际行为量表结构清晰，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将此因子定义为实际行为，其因子载荷矩阵表4.10所示。

　　（2）实际行为量表的信度分析

　　为了验证因子分析得出的同一个因子的各问题是否测量同一问题，我们进一步进行了信度分析。实际行为因子Alpha系数为0.863，大于0.7的标准，因此保证了因子构造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说明量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4.1.5检验量表总结

　　通过上述几节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有关影响因素、情境因素、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所包含的因子总结如表4.11所示。

　　本小节主要对问卷中影响因素、情境因素、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这四部分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从总体上考察所设计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

　　4.2.1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们还是比较了解电子废弃物的相关知识，且环境行为态度良好。

　　4.2.2情境因素的描述统计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回收渠道，还是政策法规与宣传信息，都对消费者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4.2.3行为意向的描述统计

　　从行为意向来看，行为意向的均值在0到1之间，表示居民在行为意向上还处于中立的态度上，并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愿意这样做。

　　4.2.4实际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实际行为的均值在-1到0之间，可见人们并不经常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回收程度较弱。

　　4.3.1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的关系分析

　　（1）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的具体关系结构，首先要对前小节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5个影响因素因子和行为意向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用于描述两个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它反映的是当控制其中一个变量的取值后，另一个变量还有多大的变异程度。对5个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16所示。

　　从表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行为意向与环境知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显著正相关，与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显著负相关，而与行为动机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种情况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2）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中的各因子的贡献率仅是因子作用的权重指标，体现了因子对研究目标潜在的作用程度，但是并不等同于因子的实际作用水平，即统计分析有可能得出与调研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性或预测性结果相反的结果，同样的结论也适合相关分析。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类影响因素对消费者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首先进行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的回归分析，对自变量的选入方法，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即首先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大小，按由大到小挑选贡献最大的一个先进入回归方程；随后重新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并考察己在方程中的变量是否由于新变量的引入而不再具有统计意义。如果有，则将它剔除，并重新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如果仍有变量低于入选标准（标准：进入概率为<0.05，移出概率为<0.1），则继续考虑剔除，直到方程内没有变量可被剔除，方程外没有变量可被引进为止。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17所示。

　　以行为意向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其决定系数R2为0.393，回归模型F检验值为40.556，显著度水平P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5个影响因素变量中除了行为动机外都进入回归方程，且对影响因素的t检验结果表明其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意义（P<0.05）。行为动机因子被排除于回归模型之外，说明此因子的回归系数未达到显著。

　　由上表可以看出，4个影响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因素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和环境知识。其中：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环境知识对行为意向为正向的影响，即消费者主观规范越强、行为态度越积极、环境知识越好，则消费者的行为意向越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为负向的影响，即感知到的行为控制越大，消费者的行为意向越弱。

　　4.3.2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的关系分析

　　（1）相关分析

　　对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进行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为0.486。表明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是正向的相关关系。

　　（2）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行为意向与行为的具体关系，需进行以行为意向为自变量、以行为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对自变量的选入方法，本次回归分析仍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18所示。

　　以行为意向为自变量、以实际行为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对为0.486，回归模型F检验值为82600，显著度水平P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对行为意向的t检验结果表明其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意义（P<0.05）。由上表可以看出，行为意向对行为是正向影响，表明行为意向越强，则消费者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越强。

　　4.3.3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在数理统计中也叫做交互作用。交互作用A*B是指某一因素水平（A）下各水平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将随着另一因素水平（B）的改变而改变。根据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受到情景因素的调节作用，即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随着情境因素的改变而改变。此时，交互作用变量为行为意向与情境因素的乘积，如果对该变量进行的统计分析具有显著意义，则表明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为了验证提出的这一假设，首先进行情境因素与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情境因素与行为意向和行为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于情境因素与行为意向相关，也与实际行为相关，所以前面提出的假设：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可能为真，为此需要进行分层调节回归分析进行验证。

　　（1）回收渠道的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来检验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统计分析过程中，分三步使各变量分别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行为意向作为自变量输入到回归模型中；第二步，调节变量与行为意向一同输入到回归模型中，即行为意向和回收渠道输入到模型中；第三步，两个交互影响变量，即行为意向与回收渠道这两个变量的乘积，同前面的两个变量一同输入到模型中。如果因变量方差的变异大部分可以被交互影响变量解释，并具有统计意义，或者对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具有统计意义，又或者整个回归模型的F检验具有统计意义，都可以表明情境变量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为避免交互项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定中心”的方法。定中心方法主要是采用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偏差值来进行回归分析。其分层调节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20。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当每一次新的变量被带入到回归模型后，对因变量实际行为的解释能力都增强了（R2逐步增加），且模型1、2、3的F检验结果均在显著度水平0.001下显著，表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交互变量行为意向和回收渠道对实际行为的回归系数t检验结果为在显著度水平为0.01下显著，表明回收渠道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2）政策法规与宣传的调节作用

　　此分析也采用分步骤进行，第一步，行为意向作为自变量输入到回归模型中；第二步，调节变量与行为意向一同输入到回归模型中，即行为意向和政策法规与宣传输入到模型中；第三步，两个交互影响变量，即行为意向与政策法规与宣传这两个变量的乘积，同前面的两个变量一同输入到模型中。同时为避免交互项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定中心”的方法。其分层调节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2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模型1、2、3的F检验结果均在显著度水平0.001下显著，表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交互变量行为意向和政策法规与宣传对实际行为的回归系数t检验结果为在显著度水平为0.01下显著，表明政策法规与宣传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得到验证支持。

　　4.3.4人口统计变量的差异分析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月收入四个变量。本研究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来探讨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在行为意向和行为上的差异。

　　（1）性别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探讨性别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详见下表。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性别在行为意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实际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的实际行为稍高于女性的实际行为。

　　（2）年龄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年龄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的差异。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年龄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3）学历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学历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的差异。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学历在行为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PSS输出的LSD法事后结果比较表明，学历较高者，行为意向较强。学历在实际行为上无显著差异。

　　（4）月收入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收入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的差异。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收入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PSS输出的LSD法事后结果比较表明，月收入较高者，其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较强，其中属3001-5000收入的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最强。

　　以上是对人口统计变量的探讨，由于人口统计变量在各类行为研究中并未得出趋于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人口统计变量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因此，本研究对人口统计变量的讨论就不与以往研究进行深入比较。

　　根据本章前面的数据分析，可以针对第三章提出的研究假设作以总结，本研究假设验证结果具体如表4.26所示。

　　根据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的结果，本研究第三章提出的假设检验从总体角度而言得到了验证。因此，可以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进一步细化修正为如图4.1所示。

　　5.1.1现行主要回收模式

　　目前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模式主要有个体回收者回收、生产商或制造商回收、专业拆解公司回收、旧货市场回收以及其他类型的回收。

　　（1）个体回收者回收

　　目前我国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主要以个体回收者回收为主，个体回收者回收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市场自发而形成的。流动的个体回收者分布于各个省市乡镇，骑着三轮车以走街串巷专门的形式收购电子废弃物，他们甚至采用了上门收购的形式收购电子废弃物，其回收利用体系分布广、流动性强，回收网络基本覆盖了各个城市乡镇乃至农村。

　　为了从中获利，他们自己对电子废弃物进行分类、简单维修设置拆解。其对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有两种：第一，直接投入市场。他们会对电子废弃物进行简单的维修，转售给二手市场；第二，回收电子废弃物中的零部件以及金属。若回收来的电子废弃物无法整机出售时，那么他们会将电子废弃物拆解，并将其中完好的零部件挑选出来，回收其中的铁、铜等金属，再投放到市场中去。

　　此回收模式的优势在于分布广，个体回收者分布于各个城市乡镇农村，且流动性较强，难于管理，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同时，此模式回收顺畅，货源充足。个体回收者在利益的驱动下积极通过走街串巷、上门回收等途径扩展货源，确保货源充足。

　　但此回收模式容易扰乱市场秩序，这些从事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个体回收者几乎都是无照经营，在高利润的驱使下，故意提高回收价格争取货源，扰乱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回收者的拆解工艺落后，所以此模式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个体回收者往往采用焚烧或强酸浸泡等工艺提取其中的贵重金属，加上电子废弃物随意进行拆解分类加工，拆解加工后的遗留废弃物随意丢弃会或就地焚烧，清洗废水随意排放等，这不仅浪费可用资源，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生产商或制造商回收

　　电子废弃物回收的另一模式是生产商或制造商回收，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回收：第一，通过“以旧换新”的促销活动，回收电子废弃物；第二，设立相应的维修站或者售后服务部，将难以维修的电子废弃物进行收购；第三，通过消费者购买新的电子产品时，通过上门安装，顺便回收旧的电子产品。

　　在电子废弃物的处理上，生产商或制造商要么自行拆解处理，要么就是委托电子废弃物专业拆解公司进行处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处理，其处理工艺都是较为先进的，努力实行高效率处理，重视“三废”的处理，实现无污染排放，所以此回收模式的环境污染小，并且生产商或制造商通过拆解电子废弃物，能够获取生产原料，降低生产成本。

　　不过此回收模式的回收方式缺乏主动性，基本敌不过个体回收者，致使其货源严重不足，回收渠道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商或制造商需要对电子废弃物进行高效率、无污染处理，必然会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处理费用。

　　（3）专业拆解公司回收

　　自从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将浙江省和青岛市列为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省市后，各地纷纷建立电子废弃物专业拆解公司，专业拆解公司除自己设置回收点之外，还与家电制造企业合作，负责回收处理生产过程中淘汰的电子产品。

　　专业拆解公司最大的特点是拥有先进的处理设备，完善的处理工艺流程，对电子废弃物实现无污染和高效率的处理，具有强大的生产处理潜力，处理过程中的“三废”都有专门的设施进行专业化处理，实现无污染排放。

　　在回收方式上，此回收模式与生产商或制造商回收模式相类似，都缺乏主动性和竞争性，回收货源严重不足，经常出现“无米下锅”的现象，例如杭州大地环保公司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就遭遇了“废品回收游击队”的价格阻击，虽然公司曾计划2年内达到年处理20万台电子废弃物和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但迄今为止从居民和部门、事业单位只回收了200多台。而且此模式的投资大、处理费用高，现代化的处理设备多是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初期投资大。

　　（4）旧货市场回收

　　旧货市场回收是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回收模式，其在电子废弃物回收系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主要向消费者、个体回收者、企事业单位进行收购电子产品。

　　其收购来的电子产品都是功能出现故障的产品，它们一般由回收人员回收后经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修理出现故障的零部件，替换不能维修的部件，进行表面的处理，如清洗、重新喷漆等，然后投入二手市场销售。很多二手市场的销售人员同时也就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他们在现场对产品进行处理。这类二手电子产品一般销售给城市中的低收入者及流动人员，他们一般是城市低收入居民、刚参加工作的人群、工作变动频繁的人群、各旅馆等营业场所。另外还出货到外地，主要是农村。

　　不过旧货市场的拆解作业过于简单，污染严重，很多二手市场上拆卸的零部件堆积、杂乱无章，堆积着许多废弃的零部件、外壳，由于许多零部件和外壳含有一些对人体对环境有害的重金属，如汞、铅等，还有在现场焚烧的垃圾，这些都对周边居民、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5）其他类型的回收模式

　　其他类型的回收主要有市政垃圾回收或拾荒者回收、物资回收公司回收以及捐赠到农村和贫困地区等。

　　有一部分消费者出于方便，或是就近没有回收点，就直接将电子废弃物作为垃圾丢弃，垃圾丢弃的一部分被拾荒者拾获，一部分由市政垃圾回收，由于电子废弃物混杂于各类垃圾中，所以被拾获或回收的比例极小，且回收之后一般是卖给旧货市场。

　　物资回收公司主要是正式注册了的民营企业，也有极少量的国有企业，他们共同特点是回收品种繁杂多样，其回收的项目包括金属、工业设备、工业原料、办公电器、办公家具、酒店设备、建筑废料、库存积压、家具，网络设备等。不过在当前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系统中，物资回收公司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回收的电子废弃物比例极小。

　　另外，消费者通过公益活动（如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募捐等），将家中更新换代下来还能继续使用的家电捐赠到农村和贫困地区再用。

　　在这些类型的回收模式中，由于回收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不确定性，另外在回收处理上也存在着多样性，所以对于其回收范围、污染程度等方面难以估计。

　　5.1.2现行回收模式比较

　　针对上述五种回收模式的分析，现对这五种回收模式在回收范围、回收数量、回收便利性、污染程度、处理技术、处理费用等方面的比较如表5.1。

　　从上一节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模式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大量电子电器产品超期服役和任意处置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产生的安全隐患、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且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置完全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发进行的，对环境影响很大。正规的回收模式虽然存在，但离完善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回收方式上远敌不过个体回收者，导致大量的电子废弃物以非预期的方式回收和处理。

　　当然可以从多角度来解决以上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困境，但由于消费者的参与行为是制约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运行的关键。作为电子废物回收的起点，其行为直接关系到电子废弃物回收能否顺利进行，不管是哪种回收模式，都需要依靠消费者的支持和配合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本研究在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并根据以上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的分析与比较，以消费者回收行为意向为基础，对促进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以及促进其回收模式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规范个体回收者

　　各种回收模式的总结表明个体回收者在回收范围、回收数量以及回收便利上的优势非常明显，这与实证研究结果（回收渠道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回收渠道越便利，则越能促进消费者回收）不谋而合。可见我们要充分利用个体回收者这一回收优势，但个体回收者由于拆解技术落后，极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规范个体回收者是必要的。

　　然而规范个体回收者需要XX、生产商或制造商、消费者、专业拆解公司等各方共同的努力才行，XX要积极引导个体回收者，鼓励个体回收者将其回收的电子产品送往正规处理点处理，而不是自行处理，生产商或制造商、专业拆解公司可以与个体回收者合作，由个体回收者负责回收，由他们负责处理，这既能解决个体回收者的就业问题，又能为专业拆解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充分利用专业拆解公司的技术优势，为社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这也能满足消费者的便利性需求，促进消费者回收。

　　而早在2005年，X加州就实行了这个办法，他们对个体回收者进行授权，这些收集者通过CA资源（供加州消费者使用的一种网络信息资源）收集加州的电子废弃物，这一办法促进了加州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提高了电子废弃物回收率。

　　（2）努力扩大正规回收渠道的货源

　　从上述的回收模式中可以看出，生产商或制造商回收、专业拆解公司回收都属于正规回收渠道，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处理技术高、环境污染少，但回收范围、回收数量、回收便利性上都很低，表明目前我们并没有充分发挥正规渠道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而扩大货源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提高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

　　扩大货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①建立便捷的回收网点、增加网点的数量

　　建立便捷的回收网点、增加网点的数量不仅可以提高回收的便利性、还扩大回收范围，回收网点有社区回收点、家电产品零售店和其它形式的回收网点构成的，例如，瑞典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主要以社区回收为主，每个垃圾回收点都设有电子废弃物回收箱，丢弃者只能往里放，不能往外拿，以防止电子废弃物重新流入社会。瑞典每4～5个社区就设有一个垃圾分选处理站，收集分类和整理后再送往预处理厂。又由于回收渠道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说明建立便捷的回收网点、增加网点的数量能够很好的解决回收渠道与消费者之间的接口，能够促进消费者回收。

　　②对消费者加强环保宣传，鼓励其将电子废弃物送往正规回收处理中心

　　消费者个人主动性在电子废弃物回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问卷描述性统计可知，人们在有关的电子废弃物环境知识上的均值在0.5左右，实际行为上的均值在-0.5左右，可见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除了消费者自身主动了解电子废弃物相关知识外，企业、XX等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宣传环保力度，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和满足消费者对社会承认的需求。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手段，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成果展示会、印发宣传品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相关知识，宣传先进典范，提高全社会对电子废弃物回收的重大意义的认识。积极引导消费者将电子废弃物交予正规的回收中心。

　　由第四章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法规与宣传在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所以对电子废弃物的宣传不仅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改善他们的行为态度，还可以促进消费者回收行为的实施。宣传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各方要大力倡导节约资源、污染少而有益于环境的经济行为，鼓励消费者将电子废弃物送往正规回收处理中心，这样一来，正规处理中心与消费者之间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彼此加深理解，提高正规处理中心的货源，提高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效率。

　　（3）鼓励消费者互相支持与监督

　　由第四章的数据分析可知，主观规范对消费者的行为意向的影响力最大，当朋友、邻居和所在社区以及单位都积极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时，人们通常也会积极的参与回收。可见企业、XX等相关部门在大力倡导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时，要重视主观规范的作用，积极鼓励消费者之间相互支持和监督。

　　例如，可以在社区内设立电子废弃物回收之星排行榜，对排行榜前几位的消费者给予奖励，这样一来可以让其余消费者向他们看齐，同时也能够起到鼓励大家参与回收的作用。久而久之，大家会把电子废弃物回收看成与垃圾回收一样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还可以设立乱丢电子废弃物排行榜，鼓励大家举报乱丢弃者，由于人们都比较在乎自己的声誉，所以也只好乖乖的回收电子废弃物，而不是将电子废弃物随意丢弃。

　　（4）完善电子废弃物相关的法律法规

　　国外己有很多关于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发达国家一般规定消费者有义务配合将电子废弃物转交给销售商，并支付收集、运输和再循环利用所需的费用。

　　目前我国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出台了一些，但是关于消费者的确很少。由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回收的相关政策对消费者的回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政策法规与宣传在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之间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可见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可以促进消费实施回收行为，同时也便于电子废弃物正规回收渠道的发展。

　　本章将根据研究结果的讨论与分析，结合文献回顾和实际意义，对论文的研究设计和结果进行总结，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目前我国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活动尚处于无序状态，也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回收处理活动不规范，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所以，迫切需要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进行分析。在消费者行为意向分析的基础上，对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以及其回收模式的发展上，提出几点建议，不仅有助于XX和企业进行决策，建设完善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也有助于改变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管理落后的现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1）通过分析表明消费者并不经常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回收程度较弱

　　我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系统的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但在两个试点省市（浙江省和青岛市）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两地都遭遇了收不到足够的废旧电器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消费者的忽视。实证研究显示：消费者实际行为的均值在-1和0之间，也表明消费者并不经常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

　　（2）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是揭示其回收行为形成机制的一个中间变量，各类影响因素通过行为意向而间接影响行为，同时，调节变量，即实际行为实施的外部因素对行为意向可否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大规模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A-B-C为基础，提出了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本文验证了行为意向是揭示回收行为形成机制的一个中间变量。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的行为，同时情境因素这一外部条件对行为意向向行为的转化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3）良好的回收渠道能够促进消费者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

　　实证研究显示：回收渠道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因此，良好的回收渠道，例如提供上门回收服务，设置相应的回收网点，制造商、零售商或售后服务机构积极提供回收等，可以在提高消费者回收行为意向的同时，更好的将这种意向转为为具体的实际行为。

　　（4）相关的政策法规与宣传能够促进消费者实施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

　　实证研究显示：政策法规与宣传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因此，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对电子废弃物相关知识加以宣传，能够将消费者的行为意向更好的转化为实际行为。

　　（5）影响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五个影响因素上，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的影响较强

　　通过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与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为动机对消费者回收行为意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和环境知识。其中：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环境知识对行为意向为正向的影响，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为负向的影响。

　　（6）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在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上存在差异，但结果并不稳定

　　①性别。性别在行为意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实际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的实际行为稍高于女性的实际行为。

　　②年龄。年龄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③学历。学历在行为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学历较高者，行为意向较强。而在实际行为上无显著差异。

　　④月收入。收入在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月收入较高者，其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越强。

　　（7）现行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中主要以个体回收者回收为主，又由于其拆解技术落后，易造成污染，所以有必要规范个体回收者

　　目前我国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主要以个体回收者回收为主，流动的个体回收者分布于各个省市乡镇，骑着三轮车以走街串巷专门的形式收购电子废弃物，他们甚至采用了上门收购的形式收购电子废弃物，其回收利用体系分布广、流动性强，回收网络基本覆盖了各个城市乡镇乃至农村。其回收渠道相当便利，可见我们要充分利用个体回收者这一回收优势，但个体回收者由于拆解技术落后，极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规范个体回收者是必要的。

　　（8）以消费者回收行为意向为基础，对如何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回收以及如何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由于消费者的参与行为是制约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运行的关键。作为电子废物回收的起点，其行为直接关系到电子废弃物回收能否顺利进行，不管是哪种回收模式，都需要依靠消费者的支持和配合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本研究以消费者回收行为意向为基础，对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以及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的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分别为：规范个体回收者、努力扩大正规回收渠道的货源、鼓励消费者互相支持与监督和完善电子废弃物相关的法律法规。

　　6.2.1研究局限

　　（1）在开发量表过程中，本文借鉴了其它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但根据研究对象不同，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由于缺少可参考的范例，本文根据文献研究和研究对象特征开发的量表，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2）本研究试图构建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理论模型，但在最终的模型检验过程中，只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对杭州市进行了抽样调研，并以此抽样数据进行分析和假设关系检验及模型修正。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数据收集，但是作为以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没有广泛性，且所得的数据是静态的，难免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

　　（3）分析是建立在大样本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运用上存在局限。另外，统计分析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如问卷设计的科学性，调查分析的合理性等问题，都或多或少的给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因此日后的研究中需要尽量加以避免。

　　6.2.2研究展望

　　针对本研究的研究局限，结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际体会，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1）问卷中调研题项的选取是根据其它环境行为研究成果及本文研究对象开发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多项指标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研究消费者回收行为的形成机制，并对所包含题项作进一步扩展，从而识别出更为本质、更能反应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

　　（2）为进一步扩展研究结果，在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方面，可以按照城市类别或地域特点进行样本选取，如研究大型城市与中小型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理论模型及其差别。

　　（3）正如研究局限中提到的一样，本研究对于如何促进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方式和方法的研究还很粗浅，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对如何促进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方式和方法上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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