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的快速发展，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人类社会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时代。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代，各种社会思潮与矛盾不断出现，突发事件也不断增多，在大众传播时代，舆论引导显得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简述突发事件的内涵，然后对突发事件发生时舆论导向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突发事件报道中舆论引导力的对策，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以人为本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在时间上具有突兀性，在形态上具有隐蔽性，在类型上具有多样性，在事件后果上具有不确定性，在利益关系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1]。近年来，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舆论事件往往因突发事件引起，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巴东“邓玉娇事件”、“杭州市飙车案”“日本地震”“日本核泄露”等。突发事件自身的多重特殊性，决定了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具有与生俱来的挑战性。

　　我国已进入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期，首先是自然因素，我国地缘辽阔，自然现象多变，经常会出现南方洪涝北方旱灾之类的自然灾害。其次是社会因素，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各种矛盾不断碰撞，基尼系数愈加拉大，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愈加活跃，大众迫切期望政治体制改革和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对撞，也导致了突发性公共事件愈演愈烈。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因其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必然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心理震荡，公众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突发性事实的真相，渴望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倘若不能有效地遏制大众的信息恐慌心理，谣言便会跑在事实真相前面。同时，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一旦受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的影响，大众会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从而表现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忽略事实真相，进一步放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危害性。舆论向来不仅仅是表达和展示观点，舆论也会导致社会出现不和谐的音调，对社会安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XX一方面要关注公众的舆论，千方百计地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则要对一些不合理的舆论甚至是流言、谣言等进行纠正并加以引导，以保证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体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2]。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思想文化多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的今天，舆论引导的作用就显得日益重要。

　　面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巨大挑战，新闻传媒是最为合适的舆论引导方式。新闻传媒担负着传递信息、观点的职能，在突发事件中，它针对性强，话题灵活广泛；时效性快，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同步现场传播；影响范围广，能够通过现代传媒将几乎所有的受众覆盖到。因此，在突发事件当中，新闻传媒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注重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引导。

　　1、日本地震与核泄露事件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历史超强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日本发生9.0级地震之后一两天之内，国内一些网络媒体、网络论坛上出现了争论的核心竟然是，中国到底该如何对待日本地震。关于日本地震的网络舆论一时间变得有些模糊。而后，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几个机组相继发生爆炸，出现核泄漏，中国各地各种谣言流传，更是爆发“抢盐”风潮。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即发表社论《巨震当前，以悲悯之心为人类祈祷》。13日这天，国内有影响的评论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该文呼吁“面对地震海啸灾害，中日两国人民要心连心，手拉手，有难同当。”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危难时刻，人类需要相互温暖》，文中谈到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也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自己。《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乔彬的文章《我们看日本，世界看我们》指出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如果对另一个民族长期怀着仇恨或崇拜的心理，这就是一种弱国心态[3]。超越了这样心态，特别是在灾难面前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他人，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之快，为了很好地引导公众，国内媒体迅速行动起来，利用新闻媒体，积极的开展舆论引导。中日关系错综复杂，因此面对日本地震，国内的网络舆论呈多方面发展。各大媒体的系列评论文章，两三天之内的集中刊发，强有力地引导了舆论，大量媒体的转载和跟进，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议程设置”是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也是媒体自我功能的体现。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设置议程，一定要慎之又慎。电视台在2008年的几起重大突发事件中，乱设“议程”，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程度不良的影响。比如在“512”四川汶川地震中，中央电视台希望通过报道的“范跑跑事件”，试图树立不良典型，从而强化主流舆论，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所呈现的这种不和谐声音，激怒了公众，他们纷纷在网络上把矛头指向了报道的不公正。很多网民认为，“范跑跑”本人是灾民，对其报道，无论对其人格和身心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样，中央电台在“家乐福事件”中，也犯了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设置好“家乐福事件”的议程，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对家乐福超市进行围攻的暴力场面，造成了事态的不可控制性，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和营造奥运会的祥和气氛产生了不利影响。

　　新闻追求真实，在进行全景式的报道，容易出现舆论导向上的偏差，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比如在拉萨“3.14”事件报道中，进行全景报道，人们看到如此动乱和血淋淋的场面，在心理上容易造成恐慌。在“512”四川汶川地震中，真实再现灾民的各种生活原生态，甚至是血淋淋的场景和诉说不堪回首的经历等。新闻全景式报道不仅会对公众的心理造成影响，还会影响灾民的心理，甚至会为谣言的传播创造条件。

　　在“南平惨案”的报道过程，大部分媒体都倾向于挖掘事件中体现出的社会问题，进而批判XX的行政理念，而忽略了对受害生命本身的关注。尤其在后续报道过程中，许多媒体的报道角度缺乏人文关怀。如《新民晚报》在《南平看来还没有重视善前疏导》中报道：“一中年妇女向前往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XX雷春美下跪喊冤，高喊‘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被XX工作人员当即强行架走。”一些媒体用“补偿金”等语言，将有关部门对该事件的处理描写成一场赤裸裸的交易，令冷酷、虚伪的官僚形象跃然纸上[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于XX部门行政理念落后、漠视人性的官僚作风的批判，正是受众所愿意看到的，对于中国政治生态乱象的舆论监督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当我们的媒体站在道德高地上进行批判时，更应该保持对生命的尊重。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所涉及的新闻客体往往是地震、火灾、民族矛盾、战争等政治性突发事件。这类事件往往具有突然性，容易激化与恶化，容易朝不好的方向发展。由于一些记者专业素质所限，他们往往把握不到突发性的事件性质和走向，因此在进行舆论引导时，正向的舆论引力不强。突发事件报道由于其突发性的特质，决定了舆论导向的模糊性，就容易造成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前期的舆论导向的缺位。地方XX和国家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都比较关注，他们的思路往往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重大突发事件，而记者们往往更多地从新闻传播的眼光来看到问题，这就造成了对待重大突发事件理解上的偏差。

　　由于一些部门的危机公关意识落后，危机公关能力低，他们一遇到突发事件，最先想到的就是封锁一切消息，对媒体采取拒绝的态度，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由于是突发事件，公众的关注度就会很高，他们很希望详细了解事情的进展。然而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突发事件通常是一些带有负面影响的事件，事发机关怕舆论的报道，损害企业的形象，而当地的基层领导怕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影响其工作业绩，怕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其实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相关部门要尽快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公开事件的真相，要通过传媒的影响力，引导公众客观地评价事件，而不是任公众任意猜测，不做任何回应，这都是失败的公关策略，不利于正向舆论的形成。

　　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XX总是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对社会舆论加以引导和控制，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出现时，XX对舆论的控制会比平时更加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通常会控制受众的知情权，信息被有意隐瞒，导致危机被掩盖，最终造成更大损害。2003年国内对“非典”的初期报道及其社会影响，就是最好的例子。2010年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凶杀案，造成该校学生9人死亡，4人受伤。此后的40天内，全国又陆续发生多起校园血案。校园血案频发的原因有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心态畸变、学校管理不善等等。在这一系列突发的校园血案中[5]，公众拥有知情权更应该受到重视，媒体舆论引导作用急需提高。开始时媒体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会导致谣言四起，公众由于对事实不知情会不断猜测陷入茫然无助的境地，引起社会恐慌。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在2011年底突破5个亿，网民数量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通过互联网对社会突发事件进行关注。并在关注的过程中通过微博等舆论互动平台发表自己对社会突发事件的相关观点。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媒体舆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人们的舆论导向。互联网媒体以实时、快捷等原因成为众多网民所青睐的舆论引导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尤其是微博发表对任何事件的看法，于是互联网为大众传播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对于广大媒体来说，传统的报道模式主要是对突发事件进行正面的报道。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传统媒体相对很被动，而网络媒体却会很主动，相关的新闻报道会不断抢占话语权，影响传播媒体的影响力。网络舆论不像传媒媒体一样，它是有特定的群体组织的，都是具有一定的行业水准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网络舆论是大众思想的传播，由于受一些不良用心人的诱导，会使得网民缺失判断力，造成网络舆论的引导方向不正确，影响社会不稳定。

　　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突发事件还会不断发生，突发事件往往会考验媒体舆论引导力，如何在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正确引导公众的舆论方向，抢占舆论制高点，成为媒体工作的重点。

　　当发生突发事件时，事发部门了为维护部门的形象，当地XX为了维护当地社会形象，都会采取封堵消息，希望以此来杜绝舆论的引导，殊不知这样更容易引起公众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因此，相关部门要转变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观念，要提高公关能力，要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相关部门要尽快进行事件的原因调查，第一时间召开权威的新闻发布会，让公众通过权威渠道了解事件的情况，从而杜绝了一些谣言的产生。同时，相关部门要根据事件的发展，定期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与相关媒体合作，通过媒体对事件进行客观的报道，从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也维护了部门的形象，减少了形成负面舆论的发生。

　　“以人为本”，就是要强调在世间千事万物中“人”是第一性的，“人”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切工作的最终的落脚点。新闻报道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精神，就是要把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在新闻报道活动中更新观念，改进报道作风，在新闻报道中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关爱生命，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例如，在对英模人物的报道中，我们既要表扬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又要展现社会组织和群体对于生命个体的体恤和关爱之情。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仅要报道事实的进展，更要从人性化角度来进行报道，不要过多地展示血淋淋的场景，不要过多地将伤者的情形再现，这不仅是对伤者的再一次伤害，也是对公众的精神折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传媒报道更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舆论学认为：“信息与其说是旨在储藏，不如说旨在流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信息和科学的状况适应于国家的种种需要，则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安全。”[6]在互联网时代，传媒媒体与网络媒体相比，如果不积极主动进行报道，它的话语权就会被网络媒体所抢占。媒体没有舆论话语权，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给XX工作很严重的影响。信息渠道不畅，公众得不到可靠的信息，从而任意猜想，为失实报道、谣言的流行打开方便之门。

　　突发事件由于发生的特殊性，必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会形成不同的舆论主导。面对突发事件，公众最想知道事件的进展，就是要拥有基本的事件知情权。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XX与媒体不应该封堵舆论通道的做法，而应该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如实、客观地报道事件的情况。XX要通过建立合理的通道去化解社会舆论集聚与过热。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如果缺乏及时性、权威性、可接受性的信息，必然导致其他负面的非主流的信息的泛滥，影响社会舆论。坚持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是疏导舆论的最佳办法，XX与媒体应该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只有事实才是引导舆论的根本，能够对媒体和公众形成最有力的导向。

　　舆论学认为：“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由于公众成分的复杂性，一般存在着多种行为舆论，这就给媒介提供了以正抑负，从而在观念上控制局势的可能性。”[7]突发事件会出现不同的错误舆论，这就急需要正向权威的信息发布。传媒应发挥权威性优势，讲究舆论引导艺术，报道事实真相，及时地对公众的情绪和突发事件进行权威的解释和引导，使可能诱发重大突发事件的热点问题积怨、利益纠纷冲突、过激情绪膨胀等得到淡化和疏导，使群体事件消逝在萌芽状态。

　　对社会的破坏的程度很大。如果没有正面地舆论导向，容易很快形成很多负面的舆论导向，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因此，当发生突发事件时，要综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信息公开后会产生的相关影响，从而客观地引导舆论。媒体一定要坚持正向引导，如像在“512”汶川地震中，要坚持以人道援助和关爱灾民的心理恢复为重点。

　　突发事件通常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XX出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一般都会对信息加强控制，传媒在传播时也会受到XX的影响，不能很好地进行传播，影响了突发事件报道时的舆论引导力。笔者认为在突发事件中，XX要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媒体要要加强自律，强化社会责任，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化解突发事件报道中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和各种冲突，使得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达到动态平衡。媒体要注重报道的艺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舆论的正向引导力，促进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蔡晓婷.突发性事件中的微博客传播.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1期

　　[2]邱巍.突发性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青年记者,2011年第27期

　　[3]论突发事件中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力——以日本“3•11地震”为例.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4]李恬.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受众心理干预.传媒观察,2010年第09期

　　[5]黎宁.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系列校园血案”报道的启示.青年记者,2010年第32期

　　[6]王眉.国家形象与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责任.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6期

　　[7]黄建省.灾难性突发事件的传播谋略初探.新闻战线，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