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分析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示着其作为“绿色产业”的无穷魅力，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增长速度快，而且大部分文化产业园区都初步具有了品牌意识，开始构建园区品牌；但是，相关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速度。我国文化产业园区按照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并且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刚刚起步，绝大多数文化产业园区处在文化产业园区的萌芽阶段，刚刚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只有极少数的文化产业园区处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成长阶段，通过提升园区的集群形象，向文化产业园区成熟期过渡；而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还基本处于空缺状态。

　　关键词：文化产业园；发展；建设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依托于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通常以聚集形态出现在城市边缘地带和老工业废弃区等地价相对便宜的区域。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逐步向集群化和园区化的方向发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园区模式运营的内在动力来划分，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一、自发集聚型。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北京798艺术区，它是由文化艺术人士自发聚集而形成的文化产业园区，是在租金、文化、区位等要素作用下的自发聚集。自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及其以外的众多艺术家就开始集聚798厂，并且自发的形成了至少300位以上艺术家(包括国外艺术家)入住园区或以此为主要创作空间。二、产业生发型。深圳的大芬村油画村是产业型的典型代表。产业型文化产业园区多是同由文化商人、企业、民间协会牵头组织形成的，其原创能力强，产业链完整，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导向型模式。三、XX主导型。目前，这一类型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主要方式，典型代表为辽河文化产业园区、西安曲江新区等。这种类型的产业园区出现较晚，它们以XX为主导，在其统一规划下，将大量相关文化企业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并按照集团化商业模式运营[1]。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大多处于构建的初级阶段，而且对文化产业园区构建的规律认识不够，在今后的发展上仍然会面临不少问题。总的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品牌构建中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要条件是文化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的条件有保障。浙江省桐乡市北端的乌镇景区，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凤凰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等成功案例，揭示国内丰富的地区文化资源及其空间分布，如配合适当的历史文物保护政策、科学和现代化的设计规划，既可达到保存古迹及文化氛围，又能善用文化资源推动商业、产业发展的理想模式。

　　一些地方XX没有细致研究地区文化资源，盲目圈地建设园区，不熟悉该发展何种文化产业。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因城市化过度扩张而造成空间挤压，或因保护政策不当、文化资源过度开发，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环境和资源因而变质或只能分散存活、孤立地作遗产保留；北京胡同区大量消失、上海市旧区被视作城市肿瘤而加以清除、沈阳老工业区遭大幅拆迁等事例，表明有形文化资源和建筑群在迅速消失；一些街区特色、风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更往往因城市变迁而荡然无存。这里反映出内地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方案，不少只关注园区内基本建设和布局，较少从宏观角度思考地方文化资源的分布、地理特点、保护状况、文化传统与社群文化活力等问题，更少有从文化、经济和城市规划三方面政策作通盘考虑，因而众多文化园区的规划只是“就园区而论园区”，错失了保护、盘活和发挥地方文化资源优势的机遇[2]。

　　目前，对文化环境进行保护这一观念尚未成熟，不少园区规划并未意识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文化社群在个别地方形成聚落、传统节庆和富有地方色彩的庆典活动、各地形成的特色文化市场、传统民俗工艺较发达的地方等都是文化资源的载体。保护各类文化资源及其发展环境是转化相关资源成文化资本，借此发展依托文化资源活动的文化园区的基础。以北京的文化艺术群落为例，大多数关注宋庄文化社区发展的规划方案都以推动该地成为原创艺术品、复制加工品、美术用品、影视媒体制作的发展基地，因此园区规划注重改善公共设施、兴建美术馆、展览厅、画廊等设施；798旧工厂区改造方案则以打造该区为文化艺术、展览、休闲活动及文化消费的中心为发展目标[3]。

　　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具有特殊的政策特征，并采用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同时基于土地极差、较大规模集中用地等方面的考虑，通常将园区建于城市郊区。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类型繁多，其不同类型的园区主要特征不同，对园区选择要求也不同。可按照文化产业园类型细分方法及类型特征要素，分析其对园区选址的要求。

　　不考虑文化资源的合理布局，将园区建于郊区，这种做法符合现阶段城市扩张的发展规律、同时可以满足人们追求田园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期望，但这种选址布局的方式不符合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特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特点是围绕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进行的，且选址于郊区容易造成园区与城市脱节，形成“孤岛”，不利于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还会因为居住和生活服务设施的不足与滞后，导致居民生活的“钟摆”现象。

　　我国不少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位以发展创意产业为目标，并尝试建立XX从事一级开发，二级开发由“XX引导、企业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开发模式。各地园区的空间布局、园区定位乃至前期开发工作大多由当地XX完成规划，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XX引导的原则，但按照国内园区的发展状况，“政策管市场”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所谓“管”是指XX忽视市场环境、企业发展条件等因素，以过度规划的方式调控文化经济活动及其空间布局，忽视地区经济发展条件而在当地进行产业移植。

　　国内文化企业产生集聚效应的成功例子，如上海赤峰路建筑设计公司集群、北京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等个案有助我们揭示产业集聚的逻辑。上海赤峰路建筑设计集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依托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这个有利条件，由于同济大学师生承担了不少建筑项目的相关设计工作，促进建筑设计及相关服务市场的形成，也吸引更多企业进驻；邻近高校也培训了更多专业人才进入市场，由此形成了一个持续有活力的建筑设计人才劳动力市场。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样受惠于邻近高校科研机构的有利条件，因而形成一个集科研、开发能力及庞大科研人才于一体的市场。国家对中关村发展提供的支持，特别是科研项目的投入、校园建设及产业优惠政策等相关措施，也是促进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期投资高新科技产业的投资者，不论是境外还是留洋回国的本地投资者，中关村富有社会文化网络(如高校、科研机构的师生网络)、高素质劳动力、科研智力资本密集和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条件，是吸引他们投资和集聚中关村的主要原因[4]。

　　上海赤峰路建筑设计集群和北京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两个例子说明，产业布局一定程度而言受限于特殊人文地理条件，也是特定经济条件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商务和交易活动频繁、充沛而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是形成集群的两个重要条件，企业也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基础下才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市场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门类产业之问讲求高效率和柔性协作，因此，文化企业的产业环境较传统静态的、上下游结构相对稳定的产业有所不同。以电影、音乐或表演行业为例，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越趋向多边协作，领域越广，也越依仗从业者多层次的社会文化网络来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周期。因此，媒体产业集聚趋势明显的地方，也必然是大批传媒工作者、媒体企业、各式各样文化人和组织，以至文化投资者集聚的地方。

　　在“文化智力资本”汇聚的条件下，创意企业把握商业机会、善用高素质劳动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的创作潜能和开拓市场机遇。国内不少园区的规划事实上没有考虑相关的产业条件，不少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园区本身所属的文化、经济地理条件并不充分，外围也缺乏关联的文化产业和智力资本，因此，园区即使有战略定位也难以促成集群形成。而相关条件不具备的地区要发展全新的产业群，需要多方面宏观条件配合，从城市规划、经济政策、教育和技术资源整合，乃至招商、吸引合适的产业进驻当地，若把精力过于集中园区内的基础建设，地方XX投入大量基建及相关设施投资，反而忽视了必须改善的基础经济和文化条件，很可能造成公共投资错位的问题。

　　关于产业园区的文献就集聚的空间规模没有共识，一些产业集群可以指国家某个区域性集群，例如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电子产品集群、X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城的西北区“好莱坞”电影及多媒体产业集群，但也有一些集群位于相对狭小的城区或街区(例如伦敦SOHO多媒体集群)。这说明集群的空间规划有很大的随意性，也没有研究证明怎样的空间规模才能产生较理想的经济效益；简言之，产生问题的原因是集群的空间规模应有多大?

　　集群理论描述的对象是一大批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它们经济功能的相互依赖密度和关联度很高。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活动和组织形态，乃至文化消费市场的特点跟集群理论描述的企业系统有一定差异。举例说，不少文化企业的创作活动并非纯粹营利性的，而且由创作期到利用创作产品进入商业性生产的阶段往往有长有短；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也有不同规模，对特定行业而言组织规模上的差异是长期存在而且难以改变。这些问题与企业的关联度、企业组织型态有关。

　　文化产品或服务本身也有空间上的特点，一些产品有较高的“属地依赖性”(即产品需要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消费)，另一些产品则有较高的地域流动性。忽视这种差异性，僵化地套用产业集群模式来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收不到预期的经济效果，而且有可能误导资源的运用，最终错过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机遇。

　　XX应从更高层次审视园区可扮演的角色，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提升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为多元化文化创作、促进创意经济创造有利的条件。在中国创意经济崛起进程中，文化园区应是一种催化剂，也就是说它最大的社会功能是作为拉动整体产业环境发展的驱动杠杆，而不是为了体现产业效益最大化而存在。但由于过度依赖产业集群理论，国内文化产业园区规划形成了一股偏重经济效益、视园区为创意经济示范载体的思路。各地省市推出若干支持园区发展的政策基本依循上述的思维模式，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产业发展，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或为园区提供税项和租金优惠、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等相关措施，着力促进文化产业园发展成为产业中心区。考察海外文化园区的发展经验，反思内地园区规划的特点和问题，我们认为，今后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有必要重新调整园区的宏观视野，从文化规划、城市规划和经济规划三个层面开发文化产业园区的各项潜力，使园区履行它的使命为提升文化、社会和产业环境创造条件。以下是重新思考文化产业园区规划模式的建议[7]。

　　地方XX应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思考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文化产业园区不是为了趋同，每个省市都搞动漫产业、影视制作中心等园区，最终只会导致重复兴建一些效率低、千篇一律的园区。文化园区的存在是为了展示不同文化环境、传统和文化发展型态，它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因此，各地文化园区的规划应善用本身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和特点，发展有不同特色、不同模式的园区。

　　文化产业园区应按照各地文化资源的状况和分布，承担维护、保护、盘活地方文化资源的角色。文化资源因地而异，既可以是实体的文化设施、历史建筑群，也包括活态文化，如传统工艺、民俗生活以至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国内这类文化资源的蕴藏量特别丰富，因此文化园区通过结合当地保护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以保护优先、适当遵从市场法则并引入商业元素，将有助地方XX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和不同形态的文化园区。从保护角度而言，文化园区引入商业操作原则时应有所节制，园区作为保护手段，它的功能是维护、传承、培育、推广文化精神的原貌；商业活动并不是这类文化园区的主体，反之过度开发会冒浪费文化资源内涵的风险。依托文化资源的园区即使主体活动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它对拉动外围商业活动仍有重大作用，因此也能体现推动本土经济发展的效益[8]。文化产业园区不应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措施的副产品。城市内部自然形成的文化社群、文化脉络往往是社会活力和文化资本的集聚载体，因此文化园区应在此基础上强化文化社群的活力而不是取代或消除原有文化社区，以包容、减少行政干预、鼓励自由创作等原则促进它们的发展。在内地自然形成的各类艺术村、文化工作者群落是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园区最大的资产，以此为依托，将有利于推进文化社区的发展。维护文化社区的成长应从适应社群需要着手，故园区策划者应大力支持自发组织和活动，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这种介入方式有利巩固文化聚落的内部网络和活力。为进一步推动文化社区成长，园区应配合当地公共文化政策为区内外社群提供支持，如可考虑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原创文化，支持自发组织文化活动，鼓励文化社群融人社区，为社区建设作出贡献。

　　我国应该对文化产业园区本质进行思考，调整规划和政策，虽然进入高速发展期，但也揭示了过程中多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相当部分可通过调整公共政策使园区发展模式更趋完善。但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在于XX、企业和公民对文化产业园区定位的反思和期望。就园区的本质重新进行思考，有助我们厘清XX角色、调整和完善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相关政策这些问题。创意经济及文化产业有本身发展的轨迹，创意经济的内核是以国民文化智力(即创造力)做支撑点；创造力虽然是个人内在潜力，但培育文化智力却需要合适的土壤、社会人文环境和商业环境。一个文化智力充分开发的社会，文化智力用之于商道则促进文化企业兴起，用之于人文创造则缔造生气勃勃的文化艺术，用之于创造则推动创新力量[6]。

　　我国己经初步形成了文化产业的园区化发展趋势，在XX各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名目繁多的文化产业园区在各地应运而生。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却远远的落后与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速度，因此，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理论做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对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构建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丁新军,田菲.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经济空间动力机制与实践创新——以唐山市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培育为例[J].特区经济.2011(12)

　　[2]李露露.我国园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企业研究.2011(14)

　　[3]张智慧,刘睿劼.基于DEA方法的建筑业效率评价实证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1(03)

　　[4]刘丽,张焕波.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5]霍淑华,白翔.以文化产业园区带动山西文化产业发展[J].经济问题.2006(08)

　　[6]约翰•霍金斯.创意产业充满竞争[J].投资北京.2006(06)

　　[7]梁启华,何晓红.空间集聚: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机理与途径[J].管理世界.2006(03)

　　[8]王伟年,张平宇.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区位因素分析[J].人文地理.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