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衡量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研发支出。本文以中国深沪两市2013-2015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制度环境、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与制度环境和研发支出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更低;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越好，其研发支出水平越高。研究结论对解释中国企业研发支出水平较低的原因，这对思考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机制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制度环境；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研发支出；民营上市公司
1引言
作为企业实现年度财政项目达标、规避财务风险和获得长足发展的必要策略手段，企业的研发投资组成了公司发展策略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研发投资的支出还是投入都会对公司将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研发支出作为是务实研究派和理论学术派所共同关注和研究讨论的焦点。早在Modigliani和Miller(1958)[1]时期就以当时理想的资本市场为先决条件，通过仔细研究对企业的研发支出所存在的资本结构模型进行了仔细的构建。由于受到资本是流动不受控制的理论的影响，研发投资也被定义为一种与资本内在的结构无关的具有独立行为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发展情况。然而，在现实环境中，由于市场存在一定不完善，使得企业往往会因为其表面的完美而导致信息接受不全面和不对应等问题的影响，从而导致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过程中的部分自身性质表现出一些不正常，这些偏离企业自身性能和发展机遇的低效率的投资行为导致了理想资本市场状态下无法达到最适合的投资模式，而研发费用过度支出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也是指企业在超出了可以维持资产原状和达到正的预期净值的基础上的额外的研发投资支出(Richardson，2006)[2]，它不但浪费企业资源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升值空间，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对研发支出变量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过度的研发支出还是过低的研发支出都值得我们深究。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通过对相关因素的研究，如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为主，来衡量研发支出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遭遇了市场经济急切需要改变市场结构和加快市场转型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发展策略，通过拓展自主创新能力的范围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科技创新中坚力量的企业，通过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自主创新活动是使得这一策略得以尽快实现的关键点之一。研发支出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对由内外部机制共同驱动的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研发支出总体水平仍然只能略微提高，且根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WDIOnline的数据显示其水平远低于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从表格中可知，2005年之后的四年里的中国R&DExpenditure占总GDP的比值的逐渐上涨，但是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X。由此可见，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的R&DExpenditure较低，这使得中国企业被鼓励从而增加研发支出水平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研究了影响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可能存在的因素，进而进行整理和推测，从而推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企业本身性质、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高层管理三点则作为大量文献的主要切入点。国内外学者认为可以将企业资产负债率、行业规模等作为主要研究影响R&DExpenditure的企业本质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将以制度环境和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为大背景，结合之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学者做出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2010年后的这4年里在民营公司的研发支出存在一些数据与企业的业绩有关，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或者进一步促进这种关系的异态发展。首先，对研究过相关内容的学者所使用的政治关联的测量方法进行借鉴，从整体上验证关键高管政治关联对研发支出程度的影响；其次，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根据各地区制度环境完善的程度不同，通过增加调节变量引入XX干预程度，来探讨在高管的政治关联对研发支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是否不同省份的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被促进发展。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有相当多的文章研究了研发支出可能对企业水平存在的影响，而这些文章大多以企业的行业特征、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公司高层的管理等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并进行归纳并且大胆的提出结论。国际领域的学者们大多对研发支出可能对企业存在哪些影响进行由浅入深的探究，其中以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各行各业的既定规则、企业出发展可能性、公司的产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业绩等企业的一些特性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Bhagat和Welch(1995)[3]发现，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X和日本，当负债率呈现上升水平时，X公司的研发支出因此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该公司的研发支出水平降低，而日本公司却得出了与X公司不同的结论——当负债率呈现上升水平时，日本公司的研发支出并未因此受到限制，也没有导致该公司的研发支出水平降低，反而上升了。Chiao(2002)[4]则是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提出了IT公司的研发支出水平与短期债务水平呈负相关。Hirschey、Skiba和Wintoki(2012)[5]为了研究X的民营上市公司内部产生的R&DExpenditure费用呈逐年增长趋势的原因，通过面板数据的整合仔细地分析了1970年之后的四十年间的数据，他们提出了新的假设，他们认为公司的行业特性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现象。Harley和Roy(2002)[6]则发现企业发展的越快，研发支出的水平也会随之越高。柴俊武和万迪昉(2003)[7]则提出则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R&DExpenditure与企业发展规模的最贴切的关系是U型的结论。本文通过对理论依据的主要内容为关键高管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与企业密切相关)进行分析，对海量的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对研发支出水平在民营上市公司可能被影响的原因有哪些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和总结。
2.1政治关联方面的假设
温军等(2011)[8]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并不是只要公司的发展规模拓展，研发支出水平就会升高，而是随着公司业绩的变好，研发支出也会随之增多。这些学者主要研究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因素有哪些，并且着眼于金融背景、税收政策和国家补助政策、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外部方面。(1)在融资环境方面：Bloch(2005)[9]研究证明了研发支出作为对企业发展具有一定分量的影响因素受到企业内部资金的影响，这更是说明了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会受到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环境的影响。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10]则提出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会被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推动的猜想。(2)在税收政策和补助政策环境方面：Waegenaereetal.(2012)[11]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将国与国之间共通的税收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结合起来，并提出了结论认为如果在国内生产产品使用研发专利，国内税率与企业研发水平呈负相关；如果在国外生产产品，税率与企业研发水平则呈正相关。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12]通过收集大中型企业的面板数据并对具体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实证得出的结果显示XX施加的税收费用和补助政策的大环境下对存在的企业研发支出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企业的研发支出也会受到减免的XX资助和税收影响。(3)在法治和市场环境方面：Linetal.(2010)[13]通过对中国企业被世界银行检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产权保护环境对企业研发支出活动有促进作用。
North(1990)将制度环境为正式成文的法律条文和一些非正式的潜在行为规范的总称的定义[14]。与其他转型中的国家相似，我国的企业也在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15]尤其是面临缺乏保护企业的法律、XX过度干预、不健全的制度约束等问题。从计划经济向更为复杂的市场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地理条件、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国家部分政策制定的影响，导致各个省市以及特区之间的制度环境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差异。樊纲等(2007)[16]和罗炜和饶品贵(2010)[17]提出制度环境对会严重干扰公司进行投资融资或利润分配等财务行为Dyck和Zingales(2004)[18]以及陈运森和朱松(2009)[19]均提出猜想，他们认为制度环境会作用于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重要外部因素如企业的研发支出等，使他们的过程或结果被影响或改变。首要的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专利权在内的企业合法权益需要被保护起来。制度环境和研发支出与企业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被提前保护起来并避免受到这两个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这就表明了制度环境与企业未来所得利益正相关，随着法律制度的越来越健全所得利益也会随之增多，因而可能产生在外部的风险就越小，使得研发支出不易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而改变策略。其次，企业所在地区除了正式的制度环境如契约、伦理道德和思想层面等越健全，人们积极地按照行为规范的可能就越高，互相存在的信任感在社会各个经济组织和团体中越多，稳定的社会就越容易形成，其架构也会更易稳定，对研发支出决策产生不利因素的可能性就越小。最后，在约定成俗的行为规范和正式严肃的外部制度环境共同作用于企业所在地区，使得市场化被加快发展、企业所处的营业环境变得更安全，良性的竞争也更好的在企业之间存在，用于创新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在企业快速发展加大创新投入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对于发展为社会前端的有前景的大企业和具有较高的与同行竞争的能力的需求就越大。
假设1：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制度环境越健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水平也就越高，即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和研发支出水平呈正相关。
2.2制度环境方面的假设
李丹蒙和夏立军(2008)[20]根据民营上市公司作为主体样本的数据，通过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所属的地区市场化程度明显的促进了企业内部的研发支出水平方面。国际学者主要将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因素控制在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等公司高管层。(1)股东方面：Baysingeretal(1991)[21]、Wahal和McConnell(2000)[22]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投资人员持股所占比例对企业内部研发支出水平有促进作用，这说明积极地谋求更好的发展的企业编制人员所持股份的比例越高，更多对企业自身的更好发展的需求也越多，研发支出的费用也随之增多。(2)董事会方面：Baysingeretal(1991)[21]研究大量数据表明，董事所占企业内部的比例和企业内部的R&DExpenditureLevel呈显著的正相关。Deutsch(2007)[23]则提出企业研发支出水平由于外部董事受到期权激励而明显地提高。(3)管理层方面：刘云国和刘雯(2007)[24]则是通过实证研究对2000年后的几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发现随着高管的离任时间的延迟，研发支出水平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促进作用；将要离职的高管也会抑制研发支出水平。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发现其中大部分文章都认为，政治关联是在各大小企业中最司空见惯的存在，并对企业的业绩和企业本身价值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Krueger(1974)[25]则认为企业关键高管会通过一定时间和金钱等资源的支出，以经营执照等经济方面的动机为目的，同XX形成牢固的羁绊。Fisman(2001)[26]和Faccio(2006)[27]通过分别研究印度尼西亚25家上市公司(都是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和47个世界各地的将近20000家民营上市公司，他们提出的猜想在企业的内在价值可能会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方面一致。Faccio(2006)[27]则是主张制度不完善的国家的企业价值会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而快速提升，这也是由于他发现了在国际范围内有近8%的比例在这些上市公司中是存在政治关联的。徐龙炳和李科(2010)[28]则发现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融资和物质资源的政治关系其中就有以提升企业的总价值为目的的。
投资的规模大、回报时间长、风险性高和回报率高是典型的企业研发支出特性，陈闯和刘天宇(2012)[29]认为由于企业想要维系与XX存在的稳固的政治关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这使得企业的关键高管可以正确的权衡些因素在进行研发支出决策时相当重要。杨其静(2011)[30]由于挤出效应的产生，经费的消耗会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多少，由于时间的压迫和精力的损耗则会抑制企业家在本行业以及衍生行业方面的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研发支出的减少。其次，特许的经营牌照更容易被哪些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而这些受XX监管的特许经营项目由于投资回报时间更短、风险更小、获利更高更受到政治关联企业的青睐并会将更多企业资金等资源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导致研发支出的减少。最后，余明桂等(2010)[31]认为XX的补贴会被一些企业更多的获得尤其是在那些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
假设2：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支出呈负相关，且政治关联越密切的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越低。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2013-2015年深、沪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筛选并且可以作为实验对象的标准为以下几点：(1)排除如不是民营的或具有其他性质的上市公司。(2)需要将有ST或PT股票存在的公司从中淘汰，这是因为有会使得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数据存在，会计算结果产生误差过大，从而影响论文结论的客观公正性。(3)一些在相关变量上存在极端值的民营公司也会被淘汰。(4)那些由于财务资料存在遗漏或部分数据被恶意隐藏的会使得研究结果受到不良影响的公司也会被排除在外。
在此基础上，经过人工计算和矫正的数据库提取的样本数据最终是1791家，这些民营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包括了956家处于2013年当年度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前十名的省市。
3.2构建实证模型与研究变量的解释
以下的两个作为本文采用计量模型被用来验证前面提出的假设1和2：
为验证假设1建立模型（1）：
RDR=β1+β2MAR+β3GOVI+β4FIN+β5LAW+β6DEBT+β7FSD+β8AREA+β9SIZE+β10IND+∑YEAR+ε（1）
为验证假设2建立模型（2）：
RDR=β1+β2PC+β3ID+β4FSD+β5IR+β6AREA+β7SIZE+β8IND+∑YEAR+ε（2）
β1为常量，β为回归项，ε为误差项
2.2.2变量定义
（1）RDR作为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
（2）PC为本文的模型的通过计量用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存在XX背景来衡政治关联PC量，如果样本中存在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正在担任或曾成为过XX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则将该样本企业存在政治关联，PC赋值为1；若该样本企业不存在政治关联，PC定义为0，由于将PC作为定序变量，如果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如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任或现任国家级的具有政治性质的职业如人大代表等职务的，变量值为3；如果任职省级相关职务的，变量赋值为2；如果任职市级及以下相应职务的，变量赋值为1(吴文峰，2008)[32]
（3）ID为独立董事比例，由此我们可以定义ID=样本企业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FSD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作为样本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IR为企业成长性变量，变量的计算方法可以是IR=(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1/上年营业收入；ROA是公司业绩变量，定义为样本企业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样本企业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是SIZE为企业规模的定义。IND是所处行业特征的意思，当公司属于制造业时，虚拟变量设置为0；当公司属于信息技术业行业时，虚拟变量设置为1。
（4）衡量解释变量企业制度环境INS分别用其所在区域的MAR、GOVI、FIN、LAW四个指标。
（5）YEAR则作为年度虚拟变量。这保证了论文度量制度环境变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比性。企业所在的年度(Year)作为控制变量，对可能产生的误差如因年度的差异对结果产生影响的进行消除。
4实证结果与讨论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4.1.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研发支出的均值为79410444.1925，极大值为4893868000.00，极小值为10458.86，这表明在不同民营上市公司中，因为研发而产生的支出也存在很大的的差距。市场化水平的极小值为0.38，极大值为8.3758，说明我国民营公司的市场化水平分布的很不平均，通过结合不同的行业特征和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企业的极大值和极小值来分析，可以认为市场化水平受到国家不断深入的改革影响，尽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环境影响因素以及各行业性质的不同，市场化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XX干预程度的极小值为-12.95，极大值为10.00，但是均值为6.8290，由此可以看出极少部分民营上市公司是存在XX干预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极大值为12.92，极小值为6.14，均值为10.9905，标准差为1.06105，差距不算很大。法律环境的极小值为0.13，极大值为20.73，均值为12.7984，这说明我国不同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中仍存在一些公司不具备较好的法律环境，因此在公司的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而大部分公司的法律环境还是比较健康和健全的，因此法律环境的平均值与极大值的相差不是很多。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3，但是它的平均值仅为0.90，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只有较少的人进入了政治领域并担任一些政治职务，同时也说明了公司可能存在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只是一小部分。公司规模的极小值为19.242575，极大值为25.155895，极大值与极小值相差的比较小，标准差为0.972083535的结果也充分表明选取的样本公司规模大小差距不是特别大，说明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总体规模的已经算是比较接近，进一步说明大部分的公司以及得到不错的发展，使得规模上的差距得以缩小。资产负债率的极小值为0.011034 ，极大值为0.819737，标准差为0.193267032，总体的也是比较接近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为0000和 0.600000，均值为0.37422080，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差距比较大，也说明了不同公司的内部董事分布差距比较大，公司高层结构呈现多样性。
4.1.2相关性分析
通过分析表2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发现首先在关键高管政治关联变量PC中，我们发现政治关联和研发支出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当一致。在制度环境的相关变量中，市场化水平越高，XX干预程度越低，金融行业市场化水平就越高，法制环境越健全，研发支出水平就越高。另外，我们还发现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所在地区也是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企业规模越大越会比较倾向于研发并进行研发费用的投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容易存在研发支出的现象，企业所在地区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研发支出水平越高。
其次，通过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看，市场化水平越高，XX干预就越少，金融业发展水平越高，法制环境越健全。企业资产负债率会在市场化水平高，XX干预少，金融业发展快，法制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较低，且资产负债率在那些独董比例较高的企业也呈现比较低的水平，而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指数则在该些地区较高。我们通过分析地区变量也可以得出这些结论。通过进一步总结可以推出结论，我们发现研发支出水平RDR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关系来看，政治关联变量PC和RDR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制度环境变量MAR、GOVI、LAW与RDR显著正相关，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2一致
4.2回归分析
4.2.1制度环境与研发支出的回归分析
表3为假设1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F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较为显著，且调整后的R2均在20%上下的一定范围内，模型拟合的整体程度较好，实验比较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认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数据处理中引入的自变量是比较有效的。
由全样本回归得到的GOVI的回归系数为-0.388，它与研发支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从MAR、FIN与LAW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越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高，法律制度越健全，民营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就越高。在全样本回归的样本中AREA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处在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那么企业总体的研发支出水平也会越高，这与假设一的两者正相关的假设是一致的。股权集中度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我们知道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一般在制度比较健全的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使得研发支出水平会随着制度的健全为满足日益增多的研发需求而产生更多支出，假设1再次得到证明。表4其他地区样本中的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制度环境的健全对于企业规模的扩大有促进作用，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需要通过加大对研发费用的投入和支出来进一步而发展，从而证明了假设1的可行性。
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表4的控制变量包含了三个不同地区样本容量的，但是变量系数也包含了显著和不显著的存在，这也使得论证的更具科学性，使得论点论证的更具客观性，譬如，SIZE的系数在10%、10%和5%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其总体研发支出水平就越高；这些结论与李丹蒙和夏立军(2008)［20］等研究结论一致。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与现实的经验和理论假设所预期的相符。
4.2.2政治关联与研发支出的回归分析
表4为假设2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F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全样本回归的数据在调整后使得的R2达到了20%以上，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较好。可以判断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引入的自变量也是有效的。
从表4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PC与RDR呈显著负相关，这也就是说明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越紧密其研发支出水平就越低，说明结论与假设2一致。
在制度环境与研发支出的研究中已经证明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均在1%的水平上表现显著，而这个结论仍旧适用于这一节的回归分析。资产负债率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李丹蒙和夏立军，2008)［20］提出PC的系数对RDR的系数应显著为负，因为这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自主研发支出水平更低。根据研究数据中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相对于总体研发支出水平，政治关联对自主研发水平的挤出作用更突出。该结论也证实了假设2的观点。但是本文采用2013-2015年的数据却没有得出上述结论，我们将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xxxx后针对腐败官员及其相关的政治关联影响进行了深化改革，这完善了中的市场化程度，这也督促那些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更应该依靠企业对自身的改进和对研发费用的支出来促使公司又好又快发展，以此来获得更长足的发展。
4.2.3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模型以及主要测试变量研发支出费用，并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进行了分析，通过RDR2替换RDR1来检验上文的结论是否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经过反复检验表3和表4的研究结果，最终得出的结果显示，除了小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和模型在估计系数的大小出现一定的误差外，其余结果均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结论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披露的研发支出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以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为本文研究的大背景，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主体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的水平进行检验，研究相关性和回归性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并论证了具体对R&DExpenditure产生影响的有哪些因素。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企业的政治关联对研发支出水平有抑制作用。这说明企业为了与XX维持良好的关系花费大量的金钱、人力等资源，这种方法虽能够借助特许经营获取相当丰厚的垄断收益，但也会使得企业家创新精神得不到鼓励，使得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从而对企业研发支出水平发生挤出作用。(2)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对其R&DExpenditure正相关。这就说明了在良性的制度环境下，竞争的公平和公正更易被大众接受且可以促进构建更健全的市场环境，这也使得企业的创新精神被有效的鼓励和激发，这也促进了企业研发支出水平的提高。以上的两个结论可以在一些方面大概的中国企业研发支出水平较低的原因进行解释和阐述。
将正面临着需要调整和转型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作为本文的研究背景，本人认为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可以参考以下这三点建议：(1)行政管制就是所谓的XX干预需要逐步被放款，减少一些外部条件如研发支出可能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如政治关联等。XX掌握的一些具有限制性的资源会随着管制的逐步宽松而减少，企业家花费财务、时间等资源在维护与XX关系上也就越来越少，转向研发费用和时间等肺、非实质的资源支出则会越来越多，这也逐步激发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2)在逐步完善制度环境的进程中，为了减少企业的一些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如研发支出等，越来越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竞争平台被搭建，通过形成具有良好的激励和自主创新的市场、法制和经营等制度环境等，使得企业被引导从而积极的将研发支出水平提高。(3)为了提供更准确的经验证据和参考价值给企业的管理实践。由于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产生的是一种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动态的、持续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考虑运用面板数据对本文研究的课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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