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逐渐增加和养老资源分配不均的日益严重,如何缓解我国各个地区养老困难、实现养老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了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将通过对老人的个人、家庭情况,以及当前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因素进行详细分析,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阐述,再通过调查问卷法,收集问卷数据研究上述养老行为对地理选择的影响。根据问卷数据分析结果,对缓解养老地区的养老压力提供可学习、可应用的意见和相关的保险行业建议。
【关键词】养老行为;养老地理选择;老年人口迁移
1前言
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各个国家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老龄化的产生在经济、社会、国家安定管理等方面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如何更好地给老人养老成为了各个国家迫切解决的难题,学术界的学者纷纷研究如何解决养老问题。中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各个方面快速增长的状态,随着老年人口和卫生福利的增加,我国的老龄人口快速上升。截止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40005万人,其中69周岁以上人口占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据统计,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对比2011年,在2017年上升了36%,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者需要多抚养2个老年人,据专家预测在2020年人均人口抚养比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2030年甚至有可能会突破20%[1],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
刘厚莲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人倾向于回家养老[2]。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养老地,养老地区不止局限在家乡。老年人在进行养老地转移的这个动作称为迁移。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迁移的老人对养老地区的选择,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即促使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的力量和吸引外地人口迁入本地区的力量,两种力量单一或者同时作用所导致迁移的行为称为推拉理论。讨论迁移老人迁出常住地的影响因素,以及迁入地的吸引因素。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迁移人口已经达到26139万人,流动人口全家一起迁移和在迁入地长期定居的趋势逐渐明显,老人跟随子女迁移的方式也日趋增多[3]。老年人口的逐渐上升,劳动者的平均抚养人数慢慢变多,老年人的迁移造成部分地区进入重度养老城市,造成迁入地区养老压力上升,这一个个现象都在提示我国的老年问题在逐渐加重,如何解决我国养老资源分配不均,完善养老体系成为当前之急。
我国目前的养老制度呈现的非统筹管理,不同的省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养老金发放标准是不一样的。研究出不同老人对养老地区的偏好选择,找出影响最大的养老方式,提出解决方案,使得该地区的养老压力得到缓解,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养老问题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和谐,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若解决不好可能会导致群众幸福感降低,严重甚至会导致政治动荡。因此了解清楚老人养老行为之间的共同行为特点,在掌握特点的基础上缓解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并完善养老体系,成为了本课题研究的最主要意义。
目前阅读国内外资料和文献,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某一地区的养老情况、养老政策,或某一地区老人的养老方式,从而提出对该地区养老困难的解决方法。较少对老年人的养老行为进行某一具体因素的分析。本论题将对因养老行为所引起养老地区偏好性聚集进行分析,针对研究老年人的不同养老行为,观察其养老行为是否与地理选择有关。在本文中,养老行为概括性地分为不同地区养老金高低、老人自身与家庭因素、当地环境因素,从这三大类进行扩展,看不同老人的不同的养老行为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是否有显著的关系,分析出选择原因,并对养老偏好地区进行养老体制分析,从老年人养老行为方面引出一些隐性问题,进行解决并给出完善养老体制的方案,并从保险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从而提出缓解我国养老困难问题。
2养老金对地理选择的影响
2.1养老金制度
自从我国实行统账结合的新制度之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也逐渐扩大,但是,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基金征缴收支赤字增加,养老金支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善等问题。
2.2我国目前养老分布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统筹层次偏低,各省之间基本养老保险财务情况差异巨大,而我国省际人均养老金空间分布有以下特点:第一,西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基本养老退休金较高。第二,东北与中南部地区的人均养老金水平长期偏低。第三,省际人均养老金的高值地区或低值地区呈现出地域相连的特征,近年来表现更加明显[4]。
而从老年赡养率分析来看,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辽宁省、江苏省等东南沿海城市的老年赡养率较高,而2019年缴费赡养率(制度内退休人数占缴费人数的比率)最高的黑龙江为99.8%,紧随其后依次是吉林和辽宁,缴费赡养率都接近90%,而超过70%的还有内蒙古、重庆、甘肃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之相比,广东的缴费赡养率最低,仅为19.1%,而福建、北京和西藏的制度赡养率也较低,均不到30%[5]。特大城市的老年赡养率较低,但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老年赡养率比西北地区的老年赡养率高。养老制度的改革,未来可能会有异地养老趋向。
2.3养老金差异对养老地区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基金的主要来源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二是企业为员工缴纳的部分,三是由国家财政补贴拨款。目前我国在不断地调节政策,其中在2019年4月xxx办公厅发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通知》(国办发〔2019〕13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为16%。这次“降费”政策的出台,把企业缴费率统一至16%,还把统一缴费基数落实到位,不能因为在不同地区随意调整这些参数[5]。
早在1983年,国家就开始了区域差异整合的制度实践,把广东、江苏、辽宁等省作为养老费统筹试点,但结合这数年的统筹效果来看,截止至2010年,真正意义上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寥寥无几,只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等少数几个省份,甚至连辽宁省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6]。我国依然有2000多个统筹单位,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养老金差异。结合1998年-2015年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数据[1998-2000年人均养老保险费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内的平均养老金水平]来看,地区间养老金的绝对水平上呈现为“中部陷落”,即东部、西部地区的养老金大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
不同的地区在2019年全国各地养老金上调,总体调整水平是2018年养老金的5%左右。在查找文献中发现辽宁省的现状和常规分析的状况相反。辽宁省人均上调养老金最多,每人每月增加70元,处于全国第一[7]。辽宁省的养老金年差异高,该地区的老人赡养率也高居前首,但是辽宁省的养老金排名[8]却是处于中后位,两组数据对比说明了辽宁省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下,即使是较高的人均社会养老金,也无法让辽宁市处于一个较好的养老水平。通过分析辽宁省这个老龄化严重的省份,再结合上文老年人赡养率的数据可知,辽宁省处于东部地区养老金年上调幅度较大、老年人扎堆出现的省份。而广东省的养老金排名处于中上水平[8],根据中国六普显示广东省登记省外户口人数达2149万人,相对于2000年增加了42.71%。外籍人员和外省人口的增加拉高了广东省平均养老金金额,广东省劳动力人口的攀升,冲淡了广东省的养老压力,而且广东省的抚养比也从2000年的43.32%下降到31.01%[9]。广东省和辽宁省最大的不同是广东省的年轻流动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低,人均养老压力较小。
实现养老金的全国统筹,保持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险缴费标准程序一致,能简化一些参保者在办理跨省市转移个人保险手续时,转入单位和转出单位的程序流程都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为办理个人保险关系转移省下不少时间,方便了每一位参保者。养老制度的改革方向对老人迁移至养老地区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目前有一部分老人都会选择在医疗卫生不是特别发达的县城、乡镇作为养老地区的选择,全国统筹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部分老人往某一特定的地区进行迁移养老的现象,随着养老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这个现象将会逐渐明显。
3个人及家庭因素对地理选择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发展,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在我国各个省市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迁移人口数量为934.4万人,占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为5.26%,占全部迁移人口比例为5.79%。刘颖(2014)认为老年人口迁移在性别、年龄、婚姻情况、身体情况、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她把迁移原因分为三种,老年人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地区经济因素。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本劳力、社会网络等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段成荣,2001;严善平,2007;童玉芳,2017)。胡宗秀(2006)则认为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前提下,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老年人口选择养老的比例在逐渐增加。迁入地不一定是子女生活或者工作的地方,而是气候宜人,医疗条件好,养老服务设施发展较先进的地方(南海网,2012)。Glasgow(1995)发现影响迁入地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健康情况等特征带来的相关需求,而不是迁移本身。
综上,个人因素包括老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养老储蓄的多少等,而家庭因素则是包括老人子女本身的意愿、子女的家庭情况、子女的经济收入情况等。老年流动人口的移动,会进一步改变中国人口空间上的分布,还会对地区养老政策、经济住房、医疗、养老机构等相关规定的制定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老人本身的养老需求入手,探讨这些需求的对养老地理选择的影响,从而观察出目前甚至预测未来老人迁移养老地区的分布,为养老发展做好准备。下文将对这两方面进行叙述。
3.1老人自身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偏好
老人自身的意愿和思想上的区别往往会影响他们对养老地区的选择,从老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养老储蓄的多少这几个方面来说明影响地理选择的程度。
3.1.1年龄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
景晓芳的研究数据表明,老年人口的迁入大省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刘颖通过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五普的数据来说,六普数据显示因经济原因迁移的老年人口迁移比例有所提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在60-64岁和65-69岁这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口迁移率最大,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率逐渐减少。猜测比较年轻的老人可能会选择就业机会更多的城市作为养老地区选择,因为有一部分的老年人口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所以就会存在有一部分老年人出于工经商原因,进入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但绝大多数的老人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10]。到80岁之后老年人口迁移数量逐渐减少,纷纷定居在一个地区进行养老。
表3.1迁移老年人口年龄构成
3.1.2性别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
一般看来,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在养老方面,女性在选择养老地区,可能更多地选择留在子女身边,渴望得到子女在情感上的关心,女性对子女在感情上的依附性可能会影响女性老年人口对养老地区的筛选。根据199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1990年以前迁入或流入的老年人性别比仅为62.8,说明女性老年人的迁入比男性老年人要多很多。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老年人口可能更倾向于独立,而女性老年人口更希望得到子女的陪伴[11]。而根据景晓芳(2019)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流动老人定居迁入地的机率更高。
3.1.3受教育程度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有可能成为决定老人选择养老地区的条件。根据安方琳(2019)在2018年街头调查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更易于接受先进的现代观念,要比文化层次低的老人更多的选择机构养老;老年人文化层次越低,想法则越传统,即认为应该与儿女一起养老,“养儿防老”的观念十分强烈[12]。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可能会选择更加新型的养老方式,比如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之类的,这时养老地区的养老机构发展情况就会成为迁入老人的考虑因素之一。侯建明(2017)等人的调查结果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打算居留在迁移地区的流动老年人口占比逐渐增加,分别为64.3%、69.6%和76.4%[13]。
3.1.4收入和养老储蓄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
收入状况对老年人的养老行为影响很大,老年人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养老除了定期发放的养老金之外,还有年轻时存下来的养老储蓄。孟向京等人(2004)分析发现老年迁移人口多为以前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有可观的收入。安方琳的一项调查问卷发现月收入在2000以下的老人,主要还是选择在家养老,因为老年人的现有资金刚好能维持其生活的基本开支和基本医疗服务[12]。Clark和White研究(1990)发现拥有高收入的老年人迁移的概率更高[14]。收入越高,老年人对养老生活的要求越高,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也更加自由。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可能会选择自己独自养老,选择温度适宜,消费较高,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而收入较低,储蓄较少的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在四五线城市、县城或者农村养老。
3.2家庭因素对地理选择的影响
老年人的迁移和流动不同于年轻人,我国本身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老人一般都会留在出生地或者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养老。根据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检测检查数据显示,有76.7%的人会选择老家养老[2]。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愿望可能成为独居老人迁移的最主要因素(齐明珠,2004)。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人口的迁移不仅是取得家庭收入最大化,也实现了家庭风险最小化,该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地位[15]。在这个理论的假设下,老年人对养老地区的选择变成了由整个家庭进行抉择。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上,某些因素没有出现地区差异,而某些影响因素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16]。
目前来说,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是中国特别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因为我国一直沿袭下来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左冬梅等人(2011)发现,中国老人一方面内心想依赖子女,倾向于在家让子女照顾养老,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维持代际和谐,又渴望独立[17]。另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具有迁移行为的老年人多是为了与子女团聚、为子女照顾家务而迁移到现居地。陈盛淦(2016)认为我国的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以家庭为中心,其行为决策通常是由本人和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决定。丁志宏(2014)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更新,“去家庭化”趋势明显,更多人倾向于依靠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18]。正是老人现在的思想变化,导致中国老年人是否需要在子女身边养老变成了可能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意愿对老人养老地区选择的权重增加。通过站在子女的角度,从子女本身的经济情况和子女本身的家庭情况来讨论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
3.2.1子女的经济情况对老年人养老地理选择的影响
因为一部分老人要跟随子女一起居住,子女本身的经济情况决定了老人的养老地区选择。根据沈阳市的调查问卷说明,有53.1%的老人偏好与子女居住和在家养老[11],说明有一部分老人会以儿女的城市选择作为自己对养老地区的偏好选择,但是也有一半的调查对象不会选择和子女一起居住,如果老人单独养老,这时老人的养老地区选择则会由自身因素决定。
3.2.2子女的家庭情况对老年人养老地理选择的影响
根据2015年家卫生计生委的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照顾晚辈是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之一[19]。刘厚莲(2019)认为因为中国人受“落叶归根”的思想影响,大部分的乡城流动人口希望回老家养老。但张晓娟(2007)以广州市老年人口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家庭因素是促使老年人迁移至养老地区的主要原因,迁入地子女家庭存在6岁以下的小孩需要照顾也是老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孟向京等人(2004)调查也发现大多老年人是为子女照顾家庭而迁移到现居地的。而关于X老年人口的研究中发现,与子女住在一小时车程以内的老人对迁移到退休社区的意愿较弱[20]。以X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养老保险模式[21],XX积极鼓励雇主养老计划和私人养老计划的发展。国外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导致了X比较富有的老人会呈现享乐型移民。而中国本身的传统观念导致我国没有享乐型移民这一迁移方式。
4被选择地区环境对养老行为的影响
4.1自然、经济环境对老人地理选择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东部地区无论是医疗水平、生活便利程度都较西部地区好,全面小康政策的发展,大部分人已经处于脱贫状态,老年人口的地理选择受经济影响的效果日渐增长。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大部分老年迁移人口会向具有经济较发达、气候温暖湿润、医疗卫生水平较高等特征的大城市转移,说明老年人口迁移受地区经济因素的影响等[22]。而根据刘颖的数据调查分析,老年人的迁入地方向与青壮年的迁入地方向基本一致,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23]。迁移老年人口的迁入地主要是选择在城镇,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更愿意往经济发达的地区定居养老。卓一(2007)认为,综合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中,老年人最理想的养老城市需要气候宜人、环境好,但消费水平不高,并且要有较完善养老保障机制和医疗保险体系。各类养老机构和旅游业的发达也是老人选择养老城市的因素之一[24]。白光润等(1999)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差异形成人口迁移的区域生态场势。Ratzel(1882)认为自然环境在迁移中起核心作用。根据文献可知,环境在影响人口迁移中起到主要作用。
5老年人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5.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资料主要用于调查老年人对养老地区的影响因素选择,通过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本文的一些观点。该数据是由笔者在广东省清远英德市街头通过问卷访问形式进行随机调查,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问卷所得。回收有效问卷88份,被调查者大部分为广东籍退休人士,有少量在职人士。
5.2被调查者基本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男性受访者共有47名,占总人数的53.41%,女性受访者有41人,占总人数的46.59%。年龄层上面,40到50岁的人群共有9人,占总比的10.23%,50到60岁人数最多,共有33人,占总比的37.5%,60到70岁共有23人,占26.14%,70岁以上共有23人,占比26.14%。在受教育程度上,人数占比最多的是小学、初中学历,共有41人,占总比的46.59%,具体数据可看表5-1所示。
表5-1样本特征频数分析结果
5.3养老金水平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由表5-1可知,有62.5%的人购买了社保,而有37.5%的人没有购买社保,而询问被调查者原因是单位社保太贵没买、农村人没有买社保、没退休之前没有自行购买社保。在购买社保的55人中,有92.73%的人购买的社保均和出生地一致,仅有7.27%的人曾经购买过异地社保,说明调查问卷种绝大部分老年人在工作地退休,并且退休地和出生地一致。而购买异地社保的人中,有75%(表5-4)的人选择了因为家庭原因才购买异地社保,并且这部分中途购买异地社保的人群都是在还没退休的时候就搬到现居地(详细频数分析可看表5-2)。
而询问购买了社保的调查者中,有33.33%(表5-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家政策下来的话,就愿意搬往异地养老,理由是想迁往退休养老工资高的领取地。有66.67%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原因是:年纪大了,不想到处折腾了。
根据两组数据可知,大部分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心态都比较平和,并且大部分老年人都不愿意因为养老金的高低变动而再迁往其他养老地区,原因如下:一是怕麻烦,觉得年纪大了,不愿意搬来搬去。二是认为退休工资高的地区往往伴随着物价消费高,自身消费不起。
部分老年人认为物价水平高是影响他们迁移养老地区的重要阻碍之一。所以目前就我国养老退休制度来说,地区养老金的高低,不是影响老人选择养老地区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统筹的规划改革,在未来几年、几十年能实现养老金不受地区限制时,才有可能将会受养老金发放地的影响。
5.4个人因素数据的养老分析
个人因素的数据分析简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分析老人本身的个人因素,包括从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这些因素对老人地区选择的影响。第二部分是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子女的经济情况、子女本身的家庭情况)影响老人自身的选择意愿,进而对养老地区的选择产生的影响。
5.4.1年龄对养老地区选择数据分析
研究不同年纪的老年人对养老地区的选择,对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利用交叉表研究年龄段和选择养老地区这两组数据的关系,结果如表5-5所示。
表5-5年龄与选择养老地区交叉分析表
表5-6年龄对地区选择的卡方检验
由表5-6可得数据的p值为0.003<0.05,拒绝原假设,说明年龄的大小对选择养老地区的选择有显著差异,根据表5-5可知40到50岁人群主要选择就业前景更好的一、二线城市和医疗水平较好和物价水平较高的三、四线城市,而50到60岁的老年人呈现平均分布,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偏向于选择能满足基本生活水平的五六线城市和乡村养老。
通过与被调查者的交谈得知,大部分年纪较大的老年人都会选择回到家乡养老,其一是家乡里面亲戚熟人比较多,其二是家乡的物价水平都比较稳定,生活开销不用担心。而刚刚退休或者50岁以下的老年人,还会有想找工作的想法,但是年纪较大,没有劳动保障的老年人通常会选择一些散工或者是兼职来维持生活,所以通过数据会反映出50岁以下刚刚退休的老年人会考虑有较多就业选择的城市进行迁移养老。
6.4.2性别对养老地区选择数据分析
面对性别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是否有影响,可用作性别与养老地区选择作交叉表进行分析,如表5-7所示。由表5-8数据可得数据的p值为0.956>0.05,所以得出性别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且通过表5-7可知,大部分老年人都偏向选择五六线的小城市。
表5-7性别与养老地区选择交叉表
通过交叉分析(见表5-9)观察得知,老年人的性别对帮忙子女照顾家庭上没有显著的人数差异。通过威尔克森检验得知其检验统计量为1680.00,p值为0.669>0.05(结果如表5-10所示),所以男性与女性对同住原因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5-9性别与同住原因交叉分析表
经过调查可知,无论是男性老年人还是女性老年人,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带孙子的时候,都会选择帮忙带孙子,但是基本都不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传统观念,大部分老年人本身意愿就是和子女一起居住,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部分的老年人还在和子女一起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分开居住过,进一步说明了性别和同住原因没有较大的关系。
5.4.3受教育水平对养老地区选择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检验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对养老方式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来证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不同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越高。通过表5-11可知p值为0.239>0.05,可知在本次调查中,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结合表5-12也可知,无论是什么学历的老年人,都偏向于居家养老。
根据笔者走访的几家养老院情况调查可知,调查地区的几家养老院、托老所的老人基本都处于昏迷状态或者精神意识不清醒,在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交流得知,大部分养老院的老人住在养老院的原因都是因为子女工作忙没时间照顾老人,并且老人本身丧失自理能力。根据以上几点总结为:目前我国虽然在推行不同的养老方式,但是大部分的老年人还是偏向居家养老这种模式,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正在发展,但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无法实现时,老人才会选择机构养老。
表5-11检验统计
5.4.4收入水平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数据分析
通过研究不同老年人的月收入水平对养老地区选择是否有显著差异,得出是否月收入水平越高,会选择更好的养老城市的结论。对老年人的月收入和养老地区选择作交叉表如表5-13所示。
表5-13收入水平与养老地区选择交叉分析表
5.5家庭因素对养老地区选择影响的数据分析
本论点可通过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两个方面来讨论家庭因素对养老地区的影响,若老人不和子女同住,则归到个人因素对养老地区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所以在讨论家庭因素对养老地区选择的影响情况,都默认老人与子女同住,并且是讨论子女对老人的影响,进而决定老人对养老地区选择。
5.5.1子女经济情况对养老地区选择的数据分析
通过分析子女的月的收入情况对养老地区选择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来判断子女的收入对老年人的地区选择是否存在影响。对子女的收入水平与养老地区选择进行交叉表如表5-15所示。通过表5-16可得p值为0.996>0.05,接受原假设,说明子女的月收入水平对老年人养老地区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表5-15子女收入水平与养老地区交叉表
5.5.2子女家庭情况对养老地区选择的数据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子女同住原因数据可知,只有小部分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原因是因为要帮子女照顾家庭,大部分老人都是因为自身想和子女同住才住在一起的。而讨论老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的原因,频数分析如表5-17所示,根据数据可知大部分老年人都偏向于自己独自养老,有41.67%的老年人是因为子女不想同住才独自养老的。
表5-17不同住原因频数分析表
在询问被调查对象其不同住的原因,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本身有退休金,可以自己养老;有一部分原因是家庭关系很好,只是饮食习惯不适合所以搬开来住;而选择子女除经济情况以外才分开住的老人家,原因是子女要去大城市打工,所以自己留在老家养老。通过分析上述两种情况可知子女的家庭原因对老年人养老地区的选择影响不大。
5.6被选择地区环境的数据分析
针对不同文献对养老地区选择的阐述,大部分老年人都偏向温暖的地方养老。根据表5-18可知有65.91%的老年人选择夏季多雨、气温较高的地区,有80.68%的老年人选择了临海、临河地区,有80.68%的老年人选择了绿色植物较多的地区,通过频数分析表5-18可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偏好选择温暖、绿色植被多,并且靠近河海的地区。而根据自然环境的描述统计表5-19显示选择绿色植物的均值为0.81,说明老年人对养老地区是否存在较多的绿色植物是影响老年人是否选择该地区进行养老的重要因素。
表5-18自然环境因素频数分析表
在调查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现居地自己的常住地,所以无论气候有好或者是不好的情况,都可以适应。
结合调查数据经济环境选择的频数分析表和描述统计分析表(如表5-20,5-21所示)来看,选择交通便利选项的比例占65.91%,其后是选择老年人群体较多选项,占48.86%,物价水平稳定和医疗水平高占比差不多。根据经济环境描述统计表显示交通便利依然是老年人选择养老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说明我国的老年人在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是交通便利,物价水平较稳定、老年人群体较多。
表5-20经济环境因素频数分析表
5.6.1回归模型检验
(1)变量解释
应用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老人自身的月收入、子女的经济情况。数据解释如表5-22所示。
表5-22数据变量解析
自然环境影响 夏季高温多雨、气温较高=0,夏季温暖、冬季寒冷=1,临海、临河地区=2,植物繁茂=3,内陆山较多=4,其他=5
经济环境影响 交通便利=0,医疗水平高=1,生活基础设施较多=2,养老机构发展完全=3,房价便宜=4,物价水平稳定=5,治安稳定=6,老年群体多=7,其他=8
(2)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表5-23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自然环境影响因素中,60到70岁老年群体对自然环境中的“夏季高温多雨、气温较高”选项有显著影响,并且60-70岁的人群是40-50岁人群的40.392倍。说明60-70岁的老年人群更偏向于定居在夏季高温多雨的城市。受教育程度为小初中学历的人群对选择临海临河地区有显著影响,是未受过教育人群的6.384倍。小初中学历水平的老年人群更喜欢定居在靠河、海的地区。
在经济环境影响因素中,小初中学历的人群和高中/中专/大专学历的人群选择生活基础设施较多的地区有显著影响,是未受过教育人群的5.191倍和13.986倍。说明学历越高的人群更偏向于闲着生活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50-60岁人群和70岁以上人群选择房价便宜地区具有显著性影响,是40-50岁人群选择的0.057倍和0.062倍。房价是50-60岁和70岁以上人群选择养老地区的影响因素。
6建议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知在个人因素来说,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老人收入情况对养老地区的选择都不是主要因素,面对不同年纪的老年人,对待养老地区的选择则有所区别,40-50岁的老年人大多会选择就业前景更好的一、二线城市养老,年纪越大的老年人更偏向在能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养老城市或者县城养老。就家庭因素来说,是否需要照顾子女的家庭不是主要决定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主要原因,所以家庭因素,即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不是决定老人选择养老地区的主要原因。面对不同养老地区的自然及经济环境,我国老年人更加偏向温暖、靠近河边海边地区。老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生活设施健全的地区的选择偏向更明显,而对50-60岁、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房价便宜是他们对地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6.1针对数据分析的建议
6.1.1针对不同老年人劳动力的建议
在调查问卷数据可知,大部分刚退休的老年人会因为经济落差太大,而选择就业机会更多的城市养老,这恰恰反应了目前我国在对待老年劳动力使用不当造成的。可以通过推行养老金制度改革,重视年龄管理。一是可根据劳动者的个人意愿、个人能力等延迟退休年龄,在考虑到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也鼓励老年人能做到再就业。老年人再就业可以进一步缓解养老地区的养老压力,增加该地区养老金收入。二是重视年龄管理,鼓励用人单位全面树立年龄管理概念,充分认识到年龄管理方法对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作用。三是提高年龄管理工具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培育新型年龄管理人才,与国外有经验的年龄管理平台对接,吸收和应用年龄管理有效做法[25]。通过对老年劳动的资源开发,把很大一部分老年人的本身需求转变为对老年人养老的供给资源,进一步改善老龄化严重地区的问题。
6.1.2推行不同的养老方式
无论是什么受教育层面的老年人,在面对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时,都偏向居家养老,并且根据调查数据可知,跟随子女养老和独自养老的占比几乎是各占一半,说明在我国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会跟随子女迁往其他养老地。很有可能会出现城市扎堆现象,这时,推行自我养老和互助养老[26]的思想对缓解养老地区压力有一定的作用,老年人在75岁以下时,很大可能是还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推行自我养老的思想,鼓励老年人在自身有能力的情况下独自养老,互助养老则是通过社区统一安排,通过由低龄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的做法,发挥老人自身的潜能,实现“老有所为”[27]。这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跟随子女迁移养老城市的现象,进一步避免养老地区老年人扎堆的现象,从而减轻养老资源的分配压力。宣传良好的养老方式,宣传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方式,建立正确良好的养老观念。
大力推行智慧养老[28]在我国的发展,促进智慧养老产品行业的发展,制定智慧养老产品的行业标准,实现以市为单位的现有公司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智慧养老的推行,能更好的减轻老年化问题,随着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减缓目前居家养老造成的养老质量低下的问题。XX政策的推动和企业技术的支持,能更好的改善我国养老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6.1.3减缓各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差异
老年人选择养老的地区,其中包括了该养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作为老人选择的参考,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学历越高的人对养老地区生活设施健全较高,所以在无法改变养老地区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可尽量缩小不同养老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尽量做到经济发展一致,养老资源分配较为平均。第一,从XX层面支持社会养老资源连锁化发展,促进养老资源的合理布局[29]。从我国我经济分布来说,我国的东部地区发展快,西部地区发展较慢,从现在我国开展的西部大开发来看,我国的西部经济逐渐跟上东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XX应该积极鼓励优秀的养老服务企业,扩大规模,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第二,精准拓宽社会养老资源的投资融资渠道,把XX的投入之间精确地使用在养老资源投资融资上,兴建基本公共养老机构,将社会养老资源建设纳入到XX年度财政预算。第三,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以机构为几点,进一步完善机构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链接,让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最大程度上帮助到周边老年人口。
加速城镇化的发展会造成大量的青年人口迁移,面对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青年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了迁移人口的过分集中,导致了我国的城市资源和养老资源分配不合理,及时地推动部分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有利于避免大部分人口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迁移。可通过宣传支持年轻人向中部地区异地发展的思想,推动我国全面的城市化。开放异地户口在本地的优惠政策,促进异地年轻人的迁入,为本地经济提供发展的空间。
6.1.4保险行业针对性建议
张东敏、张思锋(2012)认为省际人口迁移能有效缓解迁入地老龄化的问题,降低迁入地养老地区的压力[30]。对应当前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统一不同地区养老金转移手续最为有效,简化参保人员跨省迁移就业的步骤可以减少迁移人员跨省就业的障碍,对减缓迁入地区的养老压力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倩雯,和晶晶,丹增.“未富先老”背景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困境调查及改进建议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J].经济技术协作息.2019,(27):43-44.
[2]刘厚莲.靠谁养老、去哪养老:乡城流动人口养老意愿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9,(3):57-66.
[3]杨晔琴,符丽燕,余昌妹等.温州市迁移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2,5:4-6.
[4]苏宗敏,王中昭.我国基本养老金增长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J].经济敬畏,2017,(3):19-24.
[5]齐传钧.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方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8):62-65.
[6]孟荣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区域差异整合的实践及效果分析——基于1998年-2015年统计数据[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7,(6):93-99.
[7]新媒体聚合平台.2019年全国多地养老金上调[N].人民日报微博官方号,2019-07-16.
[8]山西招警考试.全国各省份养老金排名一览表,看看不同地区相差多少?[N].搜狐新闻,2018-08-08.
[9]杨大杰,郑育丰,黄桂玲等.广东省人口变动情况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4,(25):105-107.
[10]景晓芳.老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长期居留意愿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2019,(4):34-43.
[11]周皓.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J].中国人口科学,2002,(2):35-41.
[12]安方琳.城市居民养老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J].辽宁经济.2019,(3):32-33.
[13]侯建明,李晓刚.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7,(6):62-70.
[14]Clark,WilliamA.V,K.White,1990.Modelingelderlymobility.EnvironmentandPlanning,22:909-924.
[15]陈盛淦.人口迁移视角下的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6,(3):83-88.
[16]蔚志新.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4,(3):100.
[17]左冬梅,李树茁,宋璐.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1):24-31.
[18]丁志宏.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J].人口研究,2014,(4):101-111.
[19]梁宏,郭娟娟.不同类别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比较——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2018,(1):94-108.
[20]Silverstein,Merril,andDianeL.Zablotsky,1996.Healthandsocialprecursorsoflaterliferetirementcommunitymigration.JournalofGerontology:SocialSciences,51:150-56.
[21]牟海侠,吴秀红.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10:411-411.
[22]李少清.依附性老年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23]刘颖.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特征与影响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学:2014.[24]卓一.这些城市最适宜养老[J].人人健康,2007,(10):60-.
[25]张昕.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规范——以北京市老人为例[J].劳动保障世界,2019,(20):3-4.
[26]卢桢妤,庞书勤,吴异兰等.城市居家老年人养老行为的质性研究[J],全科护理,2018,7:875-878.
[27]吴金晶,梁博姣,张旭.城市老人从事志愿者活动对自身主管幸福感的影响[J].南方人口,2012(5):24-31.
[28]张泉,李辉.从“何以可能”到“何以可行”——国外智慧养老研究进展与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9,(2):109-118.
[29]李芬,高向东.我国社会养老资源配置均衡性探析——基于省会城市差异的视角[J].人口与社会,2019,(5):48-56.
[30]张冬敏,张思锋.省际人口迁移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1):89-94.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打字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530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