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约束对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发展的影响——基于15家上市银行的实

　　摘要：本文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因素影响其同业资产发展的理论基础上，结合2010-2015年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越高、监管政策越宽松，商业银行同业资产所占比重越大，且拨备覆盖率与大型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银行业同业业务健康稳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字：同业资产；金融监管；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以传统存贷款为主营业务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存贷利差缩小、存款负债剧烈波动等问题，其获利能力受到一定的削弱。在这一背景下，同业业务以其节约资本、规避金融监管、支持利润增长等优势成为了商业银行发展新兴业务的重点。

　　从2009年初至2013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同业资产从6.21万亿元增加到21.47万亿元，增长246%，是同期贷款增幅的1.73倍；同业负债从5.32万亿元增加到17.87万亿元，增长236%，是同期存款增幅的1.87倍。同业资产及负债增幅远高于存贷款增幅的现状表明了商业银行在这一业务领域的风险正逐步积聚、暴露。央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通过研究表明，应提高同业业务外部监管要求和透明度。

　　对此监管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范同业业务的监管政策。2013年至2015年，上市银行同业资产的规模从10.21万亿元下降至10.02万亿元，前几年快速增长的趋势被基本遏制。然而监管力度的加大并不能否认同业业务的利润增长潜力，如何继续发挥同业业务的优势来支撑利润增长，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此，研究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在监管约束下的发展趋势，对于监管当局检验监管政策的时效性和商业银行选择正确的同业业务发展策略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依托同业业务实现新的利润增长。

　　国外学者主要对有关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在发展中所形成的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研究如下：

　　Sam、Zijun和Tomohiro（2014）通过构建多层次的银行间同业体系，认为这种核心外围结构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围银行的违约所造成的随机震动。[1]Craig和Peter（2014）基于德国的银行体系，通过同业分层将其拆借市场适用于核心外围模型，指出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规模及专业化程度与其在这个网络模型中的位置有关。[2]Uwe和Harald（2014）将双边谈判模型和纳什议价方法应用于同业拆解，得出商业银行在进行同业拆借中对拆入一方的特征更加敏感，而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溢价幅度减小。[3]Masahiro（2013）运用面板回归技术，对东亚国家商业银行间交易和其股票价格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同业拆出的对象中，在股票市场表现较差的银行所占的比例有所减小。[4]Smith、Walter和Benston（1998）认为商业银行与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同业业务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5]Upper和Worms（2004）对德国的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具有很强的风险传染效应，效应的强弱与同业交易中的违约损失率密切相关。[6]Freixas、Parigi和Rochet（2000）发现存在流动性风险时，银行间因同业业务形成的网络结构会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7]

　　国内学者对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大量研究兴起于2011年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的急剧增长，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和其在监管新格局下的发展趋势及策略两大方面。

　　李安和黄磊（2015）从同业业务的业务形式角度，指出了近年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中的通道业务比例增加，强调在业务功能由资金清算向资产负债管理的转变下，银行同业业务的风险必然增加。[8]吴霞（2012）则从银行同业业务的合作机构及对应的具体形式说明了银行同业业务形式的多样性。[9]李捷（2014）根据2008-2012年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占比、同业负债占比以及非利息收入占比等数据，得出信贷受限、存款波动同时扩大了银行的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并进一步带动了非利息收入的增长。[10]肖崎和阮健浓（2014）基于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及负债结构的分析，认为买入返售和同业存放成为同业业务的主流。[11]窦魁（2014）基于不同类型的上市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状况，指出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相对于国有银行更重视同业资产、负债的扩张。[12]李刚、王晴和贾亦真（2014）针对同业业务监管新规的具体措施，指出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将回归流动性，同时网上同业资产定价引导网下定价的传导机制将不断完善。[13]周凯、张兰和张明凯（2013）认为，随着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同业非标业务监管的加强，资产证券化成为商业银行将成为商业银行转变同业非标业务的主要形式。[14]唐楚薇（2014）认为未来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深化同业合作，尤其是仍停留于较浅层次的银保合作、银证合作，通过不断创新挖掘监管红利。[15]张礼莉（2014）以银行创新买入返售的业务模式为例，说明了在商业银行灵活规避监管的情况下部分监管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16]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关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研究中，侧重于运用数理模型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量化分析.而国内学者结合本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实际发展数据，对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而对相关趋势的分析基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因此，本文将根据一些可以量化的监管因素，通过实证分析监管约束对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发展现状的影响。

　　银行同业业务是指以金融机构客户为合作对象，以同业资金融通为核心，对金融机构客户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业务。合作对象主要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各行业。作为衡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的两大指标，同业资产包括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而同业负债包括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Tufano(2002)认为金融创新是由于监管约束加强而引发的。[17]Finnerty（1992）认为银行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18]Kane（1984）认为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利润而回避XX的监管所引起的。[19]此外，一些学者都认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双方处于一个互相博弈、直至均衡的过程，抑或是一个“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回顾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历程，起初同业业务只是单纯的一种管理银行短期流动性的方法，然而随着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对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约束愈发增强，银行不得不扩展同业业务等中间业务以增强其盈利能力。可以说，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监管约束的强弱影响着其同业业务的发展现状。

　　Jackson（1999）认为对于资本充足率表现不佳的银行来说，资本监管在降低其投资机会和资产组合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其盈利，进而导致银行进行资本套利行为（如以证券化的方式扩大表外资产）的产生。[20]由此可推知，在监管要求下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越高水平的银行，其信贷规模受资本监管的压制越强，通过传统存贷业务获得利润的空间缩小，转而扩张具备规模经济效应的同业资产的动力得到越强。同时，同业资产能将100%的资本占用变为25%的资本占用，以此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Simon（2003）对亚洲七国1992-1999年的银行运营绩效进行分析后，认为银行运营成本和资产质量存在紧密的联系。[21]资产质量越差的银行，其运营成本就越高。为了维持利润增长，选择批量发展具备较低经营成本的同业资产以形成规模经济。同时，一些商业银行以发展同业资产的名义将一部分贷款发放给了产能过剩的企业，实现了净利润的顺利增长。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这些企业的资金链纷纷断裂，银行运营成本也就节节攀升,形成了不良循环。

　　自2012年以来，监管当局为了优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逐步放宽了存贷款利率管制，以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金融市场逐步趋向完全竞争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被不断压缩，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盈利模式急需改变。巴曙松（2013）认为银行在此背景下，大力拓展低资本消耗的新兴业务以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是今后一大趋势。[22]通过对同业业务模式的创新，银行能够提高其资产的收益水平。

　　一些学者认为，存贷款期限的不匹配是如今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加快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和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是更科学的。由此可推知，对于存贷比更接近监管指标红线的中小银行来说，通过贷款扩张资产的规模和速度受到的限制更多，转而发展同业业务实现资产迅速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2010年至2013年，针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中相继出现的一些新模式，如银信合作、同业代付、信托收益权转让等，银监会出台了72号、14号、237号等文件，但银行为规避监管采取了“收缩原有业务、另辟蹊径”的策略。因此2013年以后，央行与银监会先后颁布了127号、140号、387号，对同业业务的范围、规模、统计口径、标的资产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推动同业资产的标准化进程。

　　影响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发展现状的因素很多，除了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流动性、同业业务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对资金成本的影响、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等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因篇幅有限，不逐一列举。

　　本文借鉴吴军与黄丹（2015）的多元回归模型[2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并通过豪斯曼检验，利用Stata12.0软件对样本中的三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探究上文提到的资本状况、资产质量、存贷利差、流动性、监管政策变化五个因素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Yit=β0+β1Cit+β2Ait+β3Rit+β4Lit+β5Dit+μit

　　其中，i=1,2,……,15表示选取的第i家上市银行，t=2010,2011,2012,2013,2014,2015表示年度数；Cit、Ait、Rit、Lit、Dit为解释变量，Cit、Ait、Rit、Lit、Dit分别表示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存贷利差、存贷比、时间虚拟变量；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商业银行同业资产规模；β0表示常数项，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其他因素中，一些因素缺乏具体数据或难以准确计量，故不予考虑。

　　1.同业资产占比（Yit）。该指标最能代表商业银行同业资产的发展现状，数据来源于15家上市银行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同业拆放、存放同业和买入返售资产三项科目的余额加总。商业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比越大，表明其发展同业业务的倾向也就越明显。此处，将其同业资产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2.资本充足率（Cit）。该指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是衡量一个银行资本水平与承担经营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越强，而代价是可供支配的信贷资金和利息收入就越少，越需要发展同业业务来支撑资产和利润的增长。此处，将资本充足率作为解释变量，假定它与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成正相关。

　　3.拨备覆盖率（Ait）。该指标是一个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对其不良贷款余额的比率，是衡量一个银行承担信用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越高，表明从利润中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越多，也就越倾向于选择扩大运营成本较低的同业资产。此处，将拨备覆盖率作为解释变量，假定它与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成正相关。

　　4.净利差（Rit）。该指标是一个银行净利息收入对其生息资产的比率，是衡量一个银行存贷利差和盈利状况的重要指标。净利差越大，存贷利差越大，通过存贷业务获得的利息收入越多，发展信贷以外业务的动力就越小。此处，将净利差作为解释变量，假定它与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成负相关。

　　5.存贷比（Lit）。该指标是一个银行的贷款余额对其存款余额的比率，是衡量一个银行流动性状况的重要指标。因为商业银行部分同业资产属于表外资产，不占用信用额度，所以同业业务对于存贷比较高的银行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此处，将存贷比作为解释变量，假定它与银行同业资产成正相关。

　　6.时间虚拟变量（Dit）。该指标反映2014年前后监管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趋势的影响。前期监管政策对单一品种的分部门监管促使商业银行不断创新同业业务；后期以混合品种和多部门联合监管为特色的监管新政对同业业务起到了真正的约束作用。此处，将时间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如果时间为2014年（不含）以前为1,2014年以后则为0，假定它与银行同业资产成正相关。

　　本文以15家上市银行在2010年至2015年间六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容量满足多元回归模型要求的最低样本容量。利用Excel作出2010-2015年间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发展规模、占比及结构的变化图，如下所示：

　　1．同业资产规模及占比

　　2010-2012年度，上市银行为规避金融监管而创新出了银信合作、票据买返、同业代付及非标买返等同业业务新模式。而在2013-2014年度，银行业因流动性风险爆发了“钱荒”现象，警示了同业资产增长过快的风险隐患。紧接着央行与银监会分别颁布了127号、140号文，对商业银行同业非标业务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

　

　　如图1所示，2010-2012年度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因同业创新业务出现了飞速增长。2013-2015年度，上市银行同业资产规模及占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截至2015年12月末，在监管新规下上市银行正处于消化同业资产的时期。

　　2.上市银行同业资产结构

　　在同业资产的运用上，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小银行的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可以更加便利地通过“买入返售”的方式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此外，在2014监管新政之前，银行的存放同业受到的监管约束较弱，而同业拆借的期限、额度、用途等要素受到央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的约束。

　　如图2和图3所示，在2010-2015年上市银行同业资产结构中，中小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所占比例高于其他两项同业资产，并且高于大型银行同类资产。而大型银行存放同业和拆出资金所占比例分别高于中小银行同类资产占比。此外，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其同业资产结构中拆出资金所占比例均相对较低。

　　本文利用Stata12.0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下：

　　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上市银行全体、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prob值均小于临界值0.1，因此都应选择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结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市银行整体同业资产占比与资本充足率、反映监管政策变化的时间虚拟变量显著相关，并且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净利差、存贷比等因素对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拨备覆盖率对大型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比影响显著。

　　通过对上述回归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充足率与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正相关，中小银行效果更加显著。

　　资本充足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同业资产占比分别上升1.24和3.35个百分点。Van（2007）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的信贷总资产降低，并促使银行增持信贷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24]由于近年来中小银行资产扩张速度相对更快，在资本监管约束下需要不断补充资本以维持较高的资本水平，所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才会更倾向于占用资本较少的同业业务进行类信贷交易。而就信贷市场体量而言，大型银行远远超过中小银行，并且其中间业务种类更加齐全，资产选择的范围更广，所以影响效果上中小银行更加显著。

　　2.拨备覆盖率与大型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正相关。

　　拨备覆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大型银行同业资产占比分别上升0.02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五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不得不从利润中计提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以保持较高的拨备覆盖率，代价是净利润增长率不断下降。这时同业业务所具备的低运营成本和批量获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另外由于同业业务可以通过表内资产表外化将信贷资产伪装成非信贷资产，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监管，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2010-2015年五大国有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与其同业资产占比的基本变化趋势较为吻合。

　　3.时间虚拟变量与同业资产占比正相关。

　　反映监管政策变化的时间虚拟变量与同业资产占比的相关系数为正，表明2014年以前的监管政策促进了上市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对同业业务的创新，而2014年以后的监管新政才真正意义上对其同业业务的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对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方式正朝着“整体设计、合力监管”的方向过渡，以前简单的模式创新方式不再可行。具体表现在2014年以前，银行同业业务重心向非标准化偏移，经历了“银信合作—同业代付—信托受益权三方合作”的模式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与监管层对原有同业业务的规范有关。而2014年出台的127号文和140号文，对同业非标业务的属性认定、会计处理和授信管理等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了监管套利的产生。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状况、资产质量、存贷利差、流动性和监管政策变化等五个因素对银行同业资产规模的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利用15家上市银行从2010-2015年6年的同业资产占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净利差、存贷比的实际数据，并结合反映政策变化的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银行整体同业资产占比与资本充足率、反映监管政策变化的时间虚拟变量显著相关，其他因素对其同业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

　　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监管约束下资本状况、资产质量和相关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发展同业业务的影响。金融监管促进了金融创新，引导着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方向。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金融创新，都应该以促进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针对于此，有如下建议：

　　一是对于银行来说，应该建立完善的资本补充机制。依靠同业业务虚减风险加权资产以节约资本金不是长久之计，以内部留存收益提高资本水平才是可持续的。应该摒弃复杂的同业创新模式，让其回归流动性管理的本质。同时应促进中间业务的多元化，转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并非只有发展同业业务一条路。在高度信息化和金融综合化的当下，银行拥有的客户资源和信息技术可以让其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二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该根据银行的经营状况调节一些固有的监管指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下，商业银行要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而150%的拨备覆盖率对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根据2015年上市银行年报显示，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在该指标上均跌破150%。因此适当的微调有助于银行积极消化存量的同业资产，也有利于其风险控制能力的增强和健康稳定的发展。2015年监管部门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改为流动监管指标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三是监管部门和银行之间应该协调推动同业业务的标准化进程。对于同业业务要堵偏门，开正门，除了继续规范同业业务的发展外，还要为现有的同业非标资产提供疏导之路。双方要改变相互博弈的状态，努力推动同业非标资产朝着证券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合理的同业非标资产流转平台。同时完善银行间同业业务信息披露系统，发挥同业业务的真正效用。这对于监管部门的风险外控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内控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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