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也是晚清外交外交的能臣是整个晚清时期所有外交的灵魂人物,他主持晚清的外交长达30余年,其外交思想和奉行的对外政策则成为晚清对外交往的主要策略,而其外交思想也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的一生“以外交受众望于国际,亦以外交负重谤于国内”,本文主要从通过分析其外交思想形成国内外环境和其理论基础,与其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再结合国内外评价和当时的时代效应以一孔之见来简要评析他的外交思想。
关键字: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戎”;“自强”;“以夷制夷”;“宗藩”体制;评析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意义
历史滚滚而去,但总有些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李鸿章不可不谓之为不可或缺之人,其外交思想也成为主导晚清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所研究的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是研究晚清外交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分析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1.1理论意义
晚清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要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个时代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这个时代中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向列强“门户洞开”,这个时代是研究中国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则是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研究材料,通过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到了解到我们国家的历史,学习其中优秀的思想,摒弃其中的糟粕并引以为鉴。
1.1.2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都有人在研究李鸿章在晚清到底有着怎样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九十年代,国内外对于他及其思想和政治行为更是兴趣浓厚,当然是褒贬不一,其中国外对于其赞美多于唾骂,国内则是大多带有批判意味。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李鸿章,从外交思想方面进行客观的认识,分析他的思想,从而学会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面对事情我们要针对具体事件进行客观分析,实事求是。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对李鸿章的研究层出不穷,对其外交思想的研究更是接连不断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了,这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并对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及位置做了透彻得分析。虽然在外交上,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联纵之策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这也实属无奈。梁启超的这著作为李鸿章的评价定下了基调。后后的苑书义撰写的《李鸿章传》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学术专著,他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对方面的分析与评价,而对于李鸿章的“和戎”外交,苑书义认为他策略的出发点和所想要的结局是好的,他是想通过妥协退让来争取时间并利用和平环境为中华民族奋起的赢得机会,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不如人意的。
也有学者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是站在抨击者的立场上进行的,就如胡滨所著的《卖国贼李鸿章》,在他的整部书中几乎全是批判与讽刺,他认为李鸿章得整个人生都是对内镇压人民和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1.2.2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李鸿章的研究分析更多的是国外的著作,较客观的分析也开始的更早。在李鸿章身处的那个年代,与国内对其的看法评价相反的是国外大部分都是以好评居多,例如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而在西方,李鸿章被称赞为“东方伸斯麦”,并与德国首相俾斯麦,X总统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而恰恰相反的是到了现代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风生水起之时,外国的研究渐渐步入衰落期,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第二章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形成
2.1理论基础
2.1.1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出生地为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于1829年(道光九年)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四书五经;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习时被选为优贡;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拜入曾国藩门下;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与此同时,因受业于曾国藩门下,致力学习经世治国之学;1850年(道光三十年)翰林院散馆后,又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一步步走来,都与学习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其成长过程和思想形成过程中可以说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儒家的政治观就是对君主、对统治阶级的忠贞不二,作为地主阶级的李鸿章也必然会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万事首先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清XX的统治,因此当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并设法进行殖民入侵时,清XX为求自保维护自身必然会不断妥协退让,李鸿章也势必会执行清XX的这一妥协路线。
曾国藩作为李鸿章的老师,其本身就是有名的儒生,在李鸿章向其讨教外交方针策略的时候,曾国藩将儒家的“忠、信、笃、敬”原则教授与他,并告诉李鸿章外国人一定可以被中国儒家的为人处世原则所感化,纵使他们现在还没有摆脱野蛮,但随着交往一定会被儒家思想所俘虏。对此即使在其老师逝世之后,也一直贯彻着老师所“教导”的原则。而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忠、信、笃、敬”原则也就成为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所一贯运用的外交原则。
2.1.2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李鸿章仕出于曾国藩的湘军门下,后建立淮军,成立淮系,但是其淮军的主要士兵与将领的大部分都是安徽人,甚至于在淮军的9大将领中有7人都与李鸿章同乡,也就因为如此所以在淮军中有一种独特乡土观念,使整个淮军具有一种独特的凝聚力。也就是这种特质形成了李鸿章的淮军的另一个特点:家长宗族式统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合作的关系。而作为淮军诞生地的安徽,其宗族家长制是遍布整个安徽,而封建宗族势力则是安徽人民形成自己团体的重要支撑,因此这在淮军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特性。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数千年间,安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小农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农村中大宗小族血缘关系亲密的都集中分片居住,并且在很多小城镇也有封建性的行会、帮会。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儒家宗族联系起来,当一个安徽的儒商有一点发展,其就会回到自己的宗族进行教育、生产的投资。宗法势力更是是历代统治阶级既要利用又非常忌惮的力量。这些宗族群体往往都有自己的土堡、土围、武装、监狱、公堂,有自己的家庙、祠堂。作为大部分人员都是皖系的淮军必然与宗族派系有密切联系,同时这也使淮军带有了一定的私军色彩。
所以李鸿章在其后期外交活动中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这不仅是出于晚清XX自身实力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李鸿章看来他的淮军可以说是自己的军队,他不愿意因为战争或是一些别的因素让他的私军不复存在,并且他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其自己的宗族亲人和老乡同伴。
2.1.3唯武器论的主观论断
在西方世界多次向中国发起侵略的同时,武器落后晚清XX代表李鸿章被则深深地被他们的军事力量所震慑所折服,“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1],并在之后的多次向国内外发言时强调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2]。在他的认知下武器是一国实力的最重要因素,他认识到清XX的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因此在进行外交交涉中不断妥协退让躲避便成了他的主要思想。
2.2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国内外环境
2.2.1国内环境
李鸿章外交活跃在风雨飘摇的19世纪的中叶晚清,是清XX穷途末路主权沦丧的三十年,那时的晚清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文化凋敝蒙昧、社会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危机四伏。
第一经济上,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当时的社会远远落后于时代步伐,新的生产因素无法进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与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抗衡.
第二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晚清XX内部腐败,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在面对外来侵略时,不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而各行其是,借此作为争权夺势的契机与筹码,各怀鬼胎的统治阶级无法与“同心勠力”想要攫取利益的侵略者相对抗.
第三文化上,土本固守“天朝上国”、“四书五经”与“等级”思潮和外来“自由、平等”思想激荡角逐;
第四社会上,社会矛盾尖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无法与已经建立起新兴相对较稳定xxx的列强相匹敌。
2.2.2国外环境
首先,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李鸿章看来这是个对于晚清来着可以获得缓冲的机遇,他认为:较为强大但正逐步受到威胁的英国力求保持原来的格局,维护现有的利益,不会主动挑衅;南北战争使X分身乏力,无法向清廷发难;法国和普鲁士正在进行“普法战争”,在欧洲抢夺,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注意;俄国由于农奴制改革的推进,暂时无心参加东方的争夺;急于对外扩张的日本由于自身实力不足,羽翼未丰,现阶段无法对清廷掀起多大风浪。正是由于李鸿章对此国际环境的分析,他认为应该抓住机遇,审慎外交,在力保和局的前提下徐徐图之,争取变法自强时间。
其次,对外侵略为主题的国际局势。19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大幅度上升,产品被大量生产,在此环境下国内市场日益狭小无法满足资本家的资本扩张需求。然当时中国仅开放几个通商口岸已无法迎合资本家的胃口,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纷纷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泥塘。
2.3本章小结
在那个从传统封建向半殖民地过渡的风雨飘扬晚清时代,在李鸿章的思维中传统封建与西方传入的民主思想发生激烈碰撞,从而形成了其矛盾交加的外交思想。
第三章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自古以来,内政与外交便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有序内政是有效外交的前提基础,有力的外交是强大的内政的表现。只有国家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个国家XX可以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保持常态化,并从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往中获得有益发展,这些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制度健全的外交。
而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封建相对落后的帝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交往时,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支撑,而要想使一个国家基础巩固、国力强盛是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为前提的,李鸿章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各国又岂有异?惟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功夫”[3]。因此在李鸿章从视角来看,最需要的就是在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去给予晚清发展壮大的时间与机遇,在此之下,其外交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3.1“外系和戎,内须变法自强”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与除晚清XX之外的XX与官员的交往亦可谓是“第一人”,在于他们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对比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发现差距之大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首先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英国大炮轰开了之后,一直以来自称“天朝上国”与“龙的传人”的晚清XX与晚清人民的自尊与自信便受到了暴击,至尊无上的神话被打破,并且处于一种“你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任人宰割的局面,面对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首当其冲想到的是怎样给“大清王朝”争取得以喘息的机会。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后面的一段时间之内,西方列强与清XX的关系发生一系列曲折变化,适逢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王朝形成对峙之势,而西方列强在这场对峙中作壁上观想要坐收渔翁之利从而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同时加紧对清XX的讹诈,并在1856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在其后不断挑起各种战事,利用强势逼迫清XX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后在清XX几乎完全屈服毫无抵抗之心的时候,列强认识到只有维持清XX对中国的统治他们才能更好的攫取利益,就与清XX“合作”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个阶段清XX与列强关系的变化,使李鸿章对列强产生“合作”的想法。于是他便游走于各国XX与晚清XX之间,试图与西方列强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虽然最终并没有如愿以偿。
其次,李鸿章对列强一直抱有侥幸心理,他一直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4],甚至异想天开的认为只要适当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就可委曲求全地通过避免战事来获得使中国自强发展的时间。
但是在李鸿章“和戎”思想的初期实践阶段,当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更是几乎毫无反击之力,李鸿章根据此情况提出的“和戎”确实避免了与西方大规模的战争,为清XX赢得的一丝喘息之机。至此,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正式形成发展。
3.1.1“和戎”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维持和局从而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的时间前后、因果关系的基础上上提出的“和戎”外交,从整体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免战争,力保和局,即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为贯彻此项“原则”,李鸿章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向列强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在天津教案中,李鸿章坚持“中国立意不与开衅”[5]的原则,坚持“不论势之强弱,总以义和为是”[6],最终以处死18人,赔偿白银46万两,充军流放25人的来结束这次事件。尤其是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更是坚持僵化地执行“和戎”外交,在战争中他所做的并不是在前线布置防务以应对法国的进攻,而是说道:“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妨”[7]。且在朝廷击败法国进攻基隆,准备派军舰增援X时,李鸿章拒绝增援,并且说道:“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8]。最终清朝在李鸿章“力保和局”的策略下与法国的战争不战而败,并与其签订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损失更多的国家利益。
其次,就是坚持“忠、信、笃、敬”的外交原则,恪守“诚”字诀。李鸿章于同治年间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一职,虽是如此但依然未忘曾国藩的教导,特意去拜见曾国藩向他讨教当政之道,曾国藩问李鸿章要方式同外国人打交道,怎么样进行其外交方针,李鸿章的回答并不是他后面的外交政策所一致的,他说的是运用“痞子”呛与其周旋,但曾国藩教导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的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9]。之后李鸿章谨听老师的教诲,并说道:“吾学先贵立诚,固合人己而一以贯之者”[10]。在其与外国列强XX打交道的时候,谨守与其老师的约章,妄图通过当时近乎虚无的国际法与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来避免战争,力图自强。到结果却给了李鸿章响亮的一记耳光,证明这只是他的一种自我幻想,他以为只要签订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列强们就会有所约束,其实不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更加不堪重负。
3.2“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以夷制夷”策略即是对他人之间的矛盾,加以运用使其相互冲突,削弱其各自的力量,用敌人来制服敌人,以期望达到他人互相残杀而自身得以获益的思想。“以夷制夷”的思想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并立,苏秦、张仪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发展成为横纵连横之术,联合其余六家对抗秦国,从而维护自身统治,并且在后来历代王朝中都有统治者利用其去维护自己的统治。
李鸿章曾经说过:“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能够交得上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11]”,因此在晚清实力不足、地位欠缺的窘况下,只能利用各国XX之间的利益纠纷与列强周旋,从而在力保和局的基础上维护国家权力,即只能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寻求国际调解。李鸿章希望借助外力,进行干预调停,从而达到避免战争,争取自强的目的。如1875年马嘉理案发后,虽然李鸿章奉是命与英国大使威妥玛进行交涉谈判,但是威妥玛仗着自己国家国力强大傲慢无礼的对待李鸿章,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还特别要求提云南巡抚岑毓英到京城对峙,这种在他国侵略本国领土,本国将领奋起反抗的前提下反而要将本国将领提取审问追究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忍受的。然后在烟台重开谈判后,他放出风声说此次谈判将重修《天津条约》,于是各国公使并便纷纷来到烟台,李鸿章决定借助这次机会向各国公使阐述此次事件,从而迫使威妥玛妥协让步。趁着慈禧万寿节的时机,特意设宴宴请款待各国公使,在宴会上,李鸿章抓住时机“昌言于众,以彼无实在依据,岑抚断难提京之理[12]”通过他的讲述得到了公众舆论的同情,迫使威妥玛态度逐渐软化下来,在第二天和威妥玛谈时,提出免提云南巡抚岑毓英,威妥玛同意,之后他们开始其他条款的谈判。李鸿章的这一谈判的部分胜利,在整个晚清“一败涂地”的战局中迎来不易的一场胜利,提升了他的国际声誉,这次的胜利也是他的“以夷制夷”思想运作的一个直接体现。
第二,联合与结盟政策。一开始时,李鸿章是想联合日本的,从而形成“东方防线”。他认为“日本距苏、浙仅三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成为外俯[13]”,因此他积极主张与日本签订条约,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日本竟于1876年逼迫一直以来向中国朝贡的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破了李鸿章想要联合日本的幻想。之后的在处理中、日、俄关系时,因领土矛盾中俄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同时,而日本又因吞并琉球群岛与中国再次发生激烈的矛盾,与此同时,日本也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发生较大摩擦,李鸿章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因为朝鲜问题的争端日俄是不会联合的,在经过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与“侵占”朝鲜后中日更是不可能联合,于是,李鸿章便采取联俄制日的政策,至此其联众思想正式形成。但是,联俄的结果是却并不如人意,虽然在签订1896年《中俄密约》使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的中国的国际声望得到稍微恢复,但是却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第三,“各国均沾”的合作性外交策略。李鸿章的“与其听各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的这一外交策略是希望通过引入各国的各方因素,一方面表达对与列强形成友好合作的强烈美好希望与强烈愿望,寻求列强的援助,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利用列强的利益矛盾平衡他们各方利益,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与安全。这个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希望各大国都可以参与到对朝鲜利益的瓜分上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独占朝鲜。
可以说“以夷制夷”这个外交策略的实施成果是不如人意的,并不是说策略是错误的,而是说在那个环境下是无法发挥其效能的。
3.3李鸿章“宗藩”体制思想
3.3.1“宗藩”体制思想形成的原因
首先,在中国传统的番邦思想上,中国与各个番邦属国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治的所属关系,对其内政外交并不会干预太多,只要维持朝贡和礼仪即可。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李鸿章的“宗藩”体制也受这一传统番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对待各藩属国时并不应该干涉其内政外交。
其次,李鸿章的弃“藩邦”,保本土的思想及其做法,最重要的还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由于闭关锁国的国策使中国与各属国之间的联系日益薄弱,到了晚清时期更是松散,相互之间的交往大多是毫无意义的交流。加之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资本主义纷纷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纷纷加入殖民入侵争夺殖民地的行动中。在此情形之下,实力弱小的琉球、越南、朝鲜自然在列强眼中是块肥肉。由于中国自身实力有限且自古无暇的原因,在面临两难的选择—-是保护宗藩从而将自己卷入战争还是保全自身,最终李鸿章还是忍痛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3.3.2“宗藩”体制思想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朝鲜朝鲜问题。在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借此登录江华岛,日本国早已知晓中国与朝鲜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一定会想尽办法解决这个是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于是,日本极力否认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而当时李鸿章是部分认识到日本的狼子野心的,他清楚明白的知道日本否认的原因,但李鸿章对于朝鲜的心思太过复杂多样,既想维持住作为宗主的权益,又不愿主动挑起中国与日本国之间更大的矛盾,害怕他的结果是更多的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所以纵使不愿却还是放弃了自己国家的宗主权益。这正中日本国的下怀,于是他加紧对朝鲜的军事与外交各方面的逼迫,最后朝鲜不得不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而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异想天开的认为只要朝鲜国承认中国是为其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根本无关大局,撼动不了什么。此外清XX还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分干预藩属国的内政外交,但是殊不知朝鲜是可以自行拒绝否认日本,他不知道的是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中国是有权力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外交的。且如果一国的属国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第三国是否承认宗藩关系,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着朝鲜为“自主之邦”的借口,故意造事并积极与朝鲜方直接谈判,竭尽全力排除中国的干涉的可能,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不断伸向朝鲜国伸进,将朝鲜紧紧抓在手心,对其内政外交干预,侵蚀其国家人民利益。
其次是.越南问题。中越的番邦关系起源于宋朝初年,直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才宣布告终。1874年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的签订,使晚清XX对于越南的藩属关系逐步重视起来。面对法国的威胁,晚清XX在外交层面上通过留驻法国的大使曾纪泽向法国重申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在军事层面让在越南剿匪的军队原地驻扎,还下令李鸿章“妥筹越事”,但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在对法国进行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交涉的同时,对越南方面则先令轮船招商局密切关注越南,并使轮船招商局成为中越使节来往的主要渠道,利用此积极与越方与法方交涉,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交涉的结果并不好,清XX一方面想要维持对越南的宗主国权限,不管是为了“天朝上国”的面子,还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另一方面,又因自身实力不足与对法国的忌惮和不愿开战之心,最后还是以《中法新约》的签订结束中国对越南的宗属关系。
3.4本章小结
在李鸿章的一生的思维活动中他对于很多事情都是与他的外交思想密不可分的的,无论是在看晚清自身国家与藩属国之间抑或是西方侵略者的关系还是看待自己切身和外人之间,他都切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对西方列强的妥协,对藩属国的舍弃,对他人利益的牺牲,但同时这又是历史的必然的,从国家角度来说是国家利益至上,从个人立场来说大家都是利己主义者。虽然李鸿章的利己涉及到了威胁甚至损坏他人权益这一点是应该给予谴责的,但在面对民族生存危机时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他错误的估计了局势有时候。
第四章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析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里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是纷繁芜杂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着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人物形成的思想活动更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背景出发。而李鸿章作为一个活跃在对中国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国际舞台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动是不能仅仅用成功或失败这样简单的武断的词来论断的,而作为本身就见仁见智的思想更是无法用有用或无用来做单一评判的。
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的思想活动的评价都是与其当时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可分割的。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迎来工业革命并部分取得成果而晚清依旧是抱残守旧的“天朝上国”思想和“闭国锁国”的国策的时候,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的同时中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此巨大危机并不是仅靠李鸿章的一人之力利用外交可以避免的。诚如李鸿章曾评价自身为“裱糊匠”,在他的军事也好,外交也罢都是徒有其表的,整个清朝的大厦将倾,以一人之力无可挽回。但是在十九世纪那个年代来的中国社会而言,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但自古以外,内政与外交本身就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在晚清自身实力欠缺的情况下,无论外交手段有多么的强大有时候都是无济于事的,李鸿章也清楚的认识的了这个,但是他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够全面,他希望通过他的外交活动为晚清赢取“自强”的机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却低估了列强的野心,从而带来的国家利益受损,这大概就是这么多年来人们对其“谩骂”的原因之一吧,加之其本身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局限性他的美好希望只能以失败告终并由此被变相说成“卖国贼”。
4.1评价其具体的外交思想
4.1.1对“和戎”思想的评析
这些年来人们对于李鸿章的“和戎”思想评价基本持以下几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XX所推行的外交是没有所谓“和戎”外交,有的其实就是对外妥协投降与卖国求荣,是清XX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对中国的统治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清XX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卖国贼”,他们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只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损失在他们眼中不说无关紧要但至少不是至关重要;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李鸿章在外交上是有一些的过失之处,且经他手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这种观点认为其纵使是应该加以抨击,但这并不是他一人过错,不该其一人承担,更不能将责任归咎其一人之身。吴福环认为,在评价李鸿章外交思想时应该考虑如下几点:“第一,李鸿章是19世纪后期清XX外交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还不是最后的决策者;第二,李鸿章在许多外交谈判中是尽了努力争取挽回权利,减少损失的。”[14]以这种观点来看,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是无奈之举,包括后期签订的条约也是实属无奈,他作为一个代表着晚清XX的外交官有的只有参与权并不具有决策权,我们不应该把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后果归结于他身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鸿章作为代表国家的外交官,他的外交思想形成的很多出发点并非为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例如他兴办洋务事业,但是在需要洋务军去对抗列强时他却舍不得手上的这张王牌,并且在本应给予军务的资金中一些被私吞,无论是为慈禧筹办寿宴还是自己中饱私囊,这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利益。并且在其兴办洋务和作为外交大臣的这些年里他所攫取的利益远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这也是后面人民不相信他是为人民为国家谋利益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这些评论各有其合理之处,当然不合理之处也不在少数。首先第一种观点是有点偏激的,只是一味地埋怨,没有真正看清那个时代中国的无可奈何之处,因为不可否认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XX虽然有其腐败之处,但是他们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因其家国一体的模式也是一定会尽力维护国家利益的;第二种观点是比较看的全面客观的,看到了大变革环境下中国XX与人民的无奈,作为外交大臣的李鸿章他的外交思想及活动也因为这些无奈的持续增加造就了局限性的不断扩大,但是却忽略了李鸿章自身因素带来的影响;第三种观点则是将李鸿章自身的主观因素纳入了评析的依据,但是却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力,特别在那个对中国来说是从未遇见的大变局之中,以一人之力难以力挽狂狼的同时想要以一人之力摧毁一个几千年的庞大帝国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晚清外交的失败怪罪于一人之身,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综合以上几种观点,“和戎”思想是一个出于大变革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无可奈何之下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思想,当然这个思想的有待商榷之处就在于其确定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什么。
4.1.2对“以夷制夷”思想的评析
“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是一种利用矛盾使其为我所用的典型的外交方式,这种方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说是非常有用的吧,问题出于在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必须正确估量自身的实力,有充足的“和稀泥”的能力。这是一般国家在外交时都会使用的方法,所以别的国家也是熟知这一外交策略的,而我们要想使我们的外交取得成功,除了好更好的利用这一策略之外,还必须知晓一点,那就是你所想“制”的双方他们是知道你的这个策略的,我们不能将这一方法奉为圣旨,对某些国家强行使用这一策略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利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就如胡绳曾经说过的“李鸿章所执行的‘以毒攻毒’的政策,最后只是使更多的‘毒’都加到了中华民族身上,使中国迅速坠落到半殖民地深坑中”[15]所以,综合来看,“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虽然是一重要的外交思想,但是在运用时我们多考虑是否能真正做到利用他人牵制他人,是否能有效做到祸水东引。
4.1.3对“宗藩”体制思想的评析
从前面的“越南事件”和“朝鲜事件”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在不停地抨击着李鸿章等一行人,他们无法释怀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作为中国附属国被列强所夺走,殊不知清XX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其本质上“宗藩”体制早已崩溃,制早已无法真正运行,但人们在主观上始终无法超脱宗藩观念,体制已崩溃,留存的只是观念,而观念落后于现实的境况下,我们的外交自然也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在当时虽然知道抱守着“宗藩”体制的是无济于事甚至是贻害自身,并且也被迫放弃对属国的部分权限,但是在晚清XX及人们的心中对于“宗藩”体制早已骨肉相连,作为清晰认识到这点的李鸿章在处理这方面可以做到“剔骨削肉”实属不易。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有时在明明对当时的国际例行不甚了解却还自以为是并且过度夸大列强的恐怖之处,致使有些不必要的国家利益被妥协。
因此,李鸿章的舍弃“宗藩”的这体制并非有多大的过错,反而是在正确认识晚清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思想,其不妥之处在于错误的估计了列强与国际。
4.2本章小结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两面性,同样的每一个思想也有他的优劣之处、合适与不合适之点。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自然不外如是,我们应该对他的思想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优异的外交思想给予肯定,学习他的前瞻性,但是对于他的对于环境的错误分析与过多寄希望于他人之身这点我们应该做到努力避免。
结论
李鸿章的整个外交思想体系是复杂纠结的,是先进与落后相结合的。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分析研究是清晰明确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其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第二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是对其外交思想的评析。这篇论文的启示是告诉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视角去看待,不应该以后代的上帝视角,对于思想我们尤其应该如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在那个时代相对进步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某些非必要的原因抹杀其合理性与先进性,当然对于其愚昧的部分我们应该吸取教训,避免情况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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