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慰安妇问题国际立场

       在日韩相关人士和团体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也不断举行。
       “河野谈话”1991年12月对二战期间进行的调研，它主要调查了“慰安妇问题”的问题。然后在1993年8月4日的时候，河野洋平对外宣告了关于这次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何野洋平说，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军人确实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关于慰安的场地，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的“慰安妇”，这项活动还是长期进行的。而日本的军人在选择慰安妇 的时候，确实存在哄骗、强制性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在“慰安妇”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洋平代表日本发表调查结果，表示会以历史教育的方式来让人们认识“慰安妇”，承认了当时日军强征“慰安妇”。这次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日本官方的发言。
       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慰安妇”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报告。 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科马拉斯瓦密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认定战时日本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日本XX应对此负责，除此之外还忠告日本XX还应公开所有相关的资料，承担法律责任，对受害者予以道歉和赔偿，并在教科书中如实编写相关历史，惩罚战争犯罪。
       然而，日本XX依旧对国际舆论视而不见，公然抗拒各国的批评。尤有甚者，XX当局还绞尽脑汁对联合国的报告书进行抨击、抵赖。3月，日本XX对联合国的调查书提出反驳书，并散发到欧、亚20多个国家。
2000年12月8日，在日本的东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正式开庭。这是一场关于申讨日本对女性的侮辱的审理。虽然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宣判，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心理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为这一举动意味着法庭为她们做出了保护，维护了她们的权益和人格。法庭最终要求日本的XX还有军队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犯下的错误，并且要为他们的错误负起责任。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已经离世的慰安妇和还在世的慰安妇进行道歉，进行赔偿。要对她们做出完整的交代。。
       这次“世纪大审判”宣判日本当时的昭和天皇和日本XX犯有人道罪，宣布了对日本的劝告：要求日本彻底谢罪，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不再重犯罪行；对妇女的地位，特别是在宣传教育人民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是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的。大大提高了妇女的位置，深刻揭露了日本军人的无耻行为。
       在2001年7月24日的时候，莱恩·埃文斯提出日本关于二战时期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之事，正式“明确道歉”，并立即赔偿受害人。同时要求日本XX教育后代子孙时不得隐瞒此事实，并公开驳斥关于否认“慰安妇”事实的说法。 在2003年的时候，莱恩·埃文斯又一次提出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意见，依然遭到了日本的阻挠和反对，因此，他的提案并没有通过，没有成功。到了2006年4月的时候，莱恩·埃文斯开始了第三次的提案。这一次他发动了三十八名的议员共同参与，想用人多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阻挠。提案说道日本自出现”慰安妇“的问题开始不承认错误，不承担责任，且在战后赔偿交涉中，未充分承认有关“慰安妇”的罪行，却一直有XX官员企图否定事实甚至鼓吹在教科书中删除相关内容。因此决议案要求日本XX必须公开“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承认强征“慰安妇”的责任，驳斥任何否认此历史的言行；在教育中向后代阐明这是反人权犯罪；遵循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劝告。虽然遭到了日方的重重阻扰，但是于7月30日的时候，这项议案最终还是通过了。X对此案也是给予肯定的态度。
       然而，在2007年3月的时候，安倍晋三却否认了这个议案，认为”慰安妇 “的问题和日本是没有关系的，日本不比为此担负起责任，甚至认为1993年“河野谈话”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称即使X国会通过了议案要求日本对“慰安妇”道歉，也不代表日本就必须要道歉。此番话一下子就让日本掉进了漩涡中，淹没在申讨日本的话语中。安倍晋三的言语无疑会激起更为严重的民愤，事实也证明它的话确实激起了我国人们的愤怒，不止如此，它的话也激起了国际上人们的怒意。迫于民愤的压力，安倍晋三在3月的时候承认了“慰安妇”问题，并在4月访美时在X国会前再次重申了道歉立场。

       战争赔偿是战后不可避免的问题，日本的战争赔偿并未像以往一样通过法律形式解决，而是根据《波茨坦公告》由远东咨询委员会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解决的，且在实施过程中，又因为国际形势和X态度的变化，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最终不了了之。加上战后1948年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十分不彻底，只是追究了几个战犯的战争责任，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战后几十年都过去了现在依旧存在各种民间伤害赔偿问题。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XX对被判刑的国际战犯及其遗属都进行了赔偿和补偿，而真正受到日本战争伤害的各国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赔偿。
       自20世纪90年代，“慰安妇”受害者开始向日本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开始，日本国内外法律界也开始向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1994年尾山宏等日本律师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律师团”无偿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XX诉讼，并且垫付所有的费用。他期望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让日本人自觉承担战争责任。
       1993年在韩国国会制定了相关法律，为“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韩国的国会制定的相关法律受害者争取基本权利，从而推动韩国XX更加重视“慰安妇”问题。
       目前各国“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对日本XX索赔诉讼全部败诉。“慰安妇”受害者在战争中遭受身心的多重伤害，战后的幸存者大多没有子女，没有经济来源，且深受疾病缠绕，遭受他人耻笑，她们迫切的希望通过诉讼恢复名誉和尊严，为自己讨回公道。可以说诉讼是“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通过一次次的诉讼,使日本法院承认日本军队系统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承认了日本军人的加害事实和“慰安妇”的受害事实，使得日本XX对此难以继续否认和抵赖；同时诉讼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X国会的持续关注和高度重视,使日本XX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有利推动日本端正的战争责任认识；诉讼也推动了各国对“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调查和“慰安妇”相关问题的研究，使这一罪行真相大白；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名誉，使受害者从长期的精神压抑痛苦中解脱出来。可以说“慰安妇”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每一个国家要认识到如何推动中日韩三国友好相处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