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小说《子夜》中的集体劳动关系

摘要

小说《子夜》写于20世纪30年代，通过几次工潮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紧张关系。集体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三权”，即团结权、争议权以及抵抗权团结权是后两者权利之基础，争议权发挥作用意味着劳工群体可与资本家进行谈判，而抵抗权则是“劳动三权”中工人手中最后一把武器。然而工人群体恶劣的生存环境、党派之间的斗争以及社会阶层的斗法等却使得该“核心”在当时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工人遭资本家剥削严重以致权益受损极大，劳资双方冲突激烈，矛盾无法缓和。集体劳动关系在此情境下难以避免走向悲剧。

关键词：团结权争议权抵抗权

一、引言

茅盾先生的《子夜》这本小说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状况与如今已骤然不同，但仍不乏一些共性。当今而言，罢工产生的原因，我们最直接快速想到的原因不外乎是工人为谋求更多的利益，抑或是工人原来的利益受损。但对于当时而言，有其复杂性：工会沦为资本家敛财的工具，甚至成为政党之间进行斗争的棋子。显然，良好的集体劳动合同关系并非如此，对工人利益的保护程度便可想而知。

（一）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现实意义

集体劳动关系涉及到劳动者“抱团维权”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行使“劳动三权”是该种“抱团维权”的法律形式。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为背景，通过描写裕华丝厂三次罢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冲突，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集体劳动关系以及工运状况。研究《子夜》中的集体劳动关系，目的是以史为鉴。这一研究对我们正确把握集体劳动关系的共性，加强劳动权保护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本论

上世纪30年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突出。一方面，资本家削减工钱增加工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另一方面，工人反抗情绪高涨，对资本家嫉恶如仇，罢工潮此起彼伏。总而言之，集体劳动关系畸形。

工人抱团取暖组成工会行使“劳动三权”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资本家暗中操作，工会沦为资本家敛财的工具。同时工会里暗潮汹涌，充斥着大小党派之间的斗争，其中尤以国民党与xxx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劳动三权”的行使之所以举步维艰，正是由此情景之下造成。

（一）集体劳动关系之团结权

从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到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再到后来的从学习技术向学习制度的转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国家，劳动立法是舶来品，故而只能参照西方。并且，劳动立法也是自工业革命开始，诞生在十九世纪初期。由此可知，旧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十分不健全，劳动法的内容可谓是赤地千里。在此背景下，工人利益于法律层面的保障无从寻求，劳资关系也愈发紧张。于是，工人团结起来发展工会组织用以保障自身权利成为一项重要的方式。但工会组织的发展之路却并不顺利。

工会组织的发展，在清末受到反劳工立法的长期制约。“中国法律对于罢工，初时采取绝对禁止主义，如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即有法律禁止罢工（清朝矿务正章第七十款第三条）：宣统二年（1910），罢工者当为刑事犯惩办”。换言之，光绪朝廷将罢工视作暴动，罢工入刑的做法使得工会组织发展受到巨大阻力。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一情况则有所好转。“五四运动后，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子夜》中描写的社会背景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但彼时的工人对工会的认识并不深刻，故而工人结社权这一权利接近于无。根据小说里的交代，有几次工潮的发生实际上并没有工会的介入。从莫干丞与丝厂老板吴荪甫之间的对话便可得知。“‘这一回工人很齐心，好像预先有过商量的’”。在那次的罢工潮中，只是因为几个工头听说了吴荪甫要克扣工钱，于是便带领车间女工罢工。而在第二次罢工潮中，玛金、蔡真、冯月娥等人在工棚开会，且有罢工总同盟的介入，甚至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虽然两次工潮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两次工潮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是工人不约而同自发而起，后者是有明确的计划，且有工会的带领，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可谓是权利意识的觉醒。

“劳动三权”中第一个权利即是团结权（工人结社权），团结权是集体行动权与集体交涉权的基础，有学者把他称之为集体谈判的“先行行为”。，也是工人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纽带。团结权是工人权利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固然重要，但外部势力的插足对团结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子夜》里描写的工会分门别派，比如旧领导势力莫干丞与青年领袖屠维岳之间，黄色工会里的薛宝珠与姚金凤之间等。这些人物在工厂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的是工头，有的则是工厂经理。此般分门别派势必影响工会的管理条例，执行路线方针等。行使团结权组成工会的初衷是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但工会里面的斗争容易使工会偏离初衷，变成各个派别争权夺势的工具。在后面的一次工潮中，姚金凤表面上是在为女工说话，然而女工们却不曾想到她们的工头已经被吴荪甫收买。薛宝珠虽然也已经被吴荪甫收买，但她为了和姚金凤作斗争，除掉姚金凤在工厂里的势力，把屠维岳和吴荪甫指定的镇压计划走漏了出去。由于之前姚金凤已经被工人识破，发现她根本不是在帮工人说话，而是一直在帮资本家做事，已经在工人中失去了支持。而薛宝珠虽然也是资本家的马前卒，但其把资本家的诡计走漏给丝厂的女工们，不仅已有的势力得到了巩固，在女工群体中的支持呼声也越来越高。屠维岳考虑到此般情形，于是在争得吴荪甫的支持后将姚金凤予以开除，而薛宝珠得到了晋升。资本家得以继续监视着工人们的一举一动。由此可知，工会里的分门别派实际上是对团结权的变相破坏：工人们组织起来的工会不仅不能行使其初衷，甚至愈演愈烈，沦为各个势力达到一己私利的工具。

工会内部各个势力的斗争会对团结权造成破坏，工会外部势力的渗透也同样如此。后文会提到的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就是外部势力渗透的结果，其所代表的势力分别为国民党与xxx。在政XXX影响下，工会从事的活动均需要在工会所属的政党带领下进行。换言之，原本行使团结权组成工会是为保障工人的权益，而在政XXX影响之下工会首先需要满足政XXX利益，工会已经沦为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且由于国民党和xxx之间的斗争，工会里的异党则会遭到打压。小说中的打压主要是国民党势力对xxx势力的打压。根据小说的交代，在七里桥农民暴动时，曾沧海的儿子曾家驹的国民党党员证无意之间被曾沧海发现。由于国民XXX势力在当时比xxx强大，曾沧海对此发现甚为高兴，于是不断督促曾沧海打击共产XXX势力为自己立功。这也侧面反映出团结权遭到破坏。工人不能随意组成自己的工会，在组成工会前还需要加入某一势力，再加入后如若站队不明还会遭到打压。并且在此情况下，工人的利益在工人群体中实际上已经默认无法通过组成工会得以维护，这对劳工群体行使团结权组成工会的积极性遭到重大打击。

（二）争议权于集体劳动关系之重要性

争议权，即集体谈判权，是指劳工有权集体性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雇佣条件。其目的是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情况下订立雇佣条件，以保障劳方应有的权益。小说里裕华丝厂的几次工潮均以失败而告终，集体交涉权被破坏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纽带”的工会与资本家进行交涉，其代表的是工人的利益。由于工会已经被资本家收买，其已不能替工人说话而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人对其失去了信赖。在此基础上，集体劳动关系实际上已经变成个别劳动关系。工会的效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其在劳资中间只是扮演一个“传话筒”的角色。并且，此“传话筒”具有特殊性和单向性。在整篇小说中，资方意见的唯一发表方式即发布告示。告示已经发出，对工人回应的要求即是照搬无误地实行，违者即遭到解雇。除此之外，由于工会已经被厂方收买，工人已经完全在资本家的监视之下。如若工头将资方的计划告知工人则被视作走漏资方的消息，这是不被资本家所允许的。

如前文所述，集体劳动关系中的谈判实际上是劳资双方的争议由资本家与工会之间进行谈判。工人的诉求普遍一致，由工会将工人的意见收集起来统一反应给资方，其效率远比以个人为单位与资方进行交涉的效率高。这也是集体劳动关系相较于个别劳动关系的积极之处。但是，能够行使团体协商力的，只有建立起真正能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根据小说的交代，丝厂老板吴荪甫收买了一大批工头用以平息工人的暴动。“先把工人散开，免得聚在厂里闹乱子，可是，下半天你们却不能休息，你们要分头到工人中间做功夫，打破他们的团结”。工会实际上是代表劳工的利益，但小说里的工会却形同虚设。青年职员屠维岳在最初被吴荪甫任命时说道:“……他们这所谓工会就只是一块空招牌——不，我应该说连向来的空招牌也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又要听三先生的吩咐，又要维持招牌，——我不如明明白白说，他们打算暗中得三先生的谅解，可是面子上做出来却还是代表红人说话”。工会代表是资本家安插在工会里的间谍，小说里多次用“走狗”二字来形容这些代表可见一斑。

集体谈判权的良好行使需要劳资双方关系缓和，且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纵观《子夜》全书，劳资关系十分恶劣，资本家与工人群众间极其不平等。裕华丝厂老板吴荪甫动辄克扣工钱，工潮运动此起彼伏，劳资矛盾激化。丝厂几次工潮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吴荪甫下令削减工人工钱、加长上工时间。薪资的定价权由资方牢牢掌控着，要降便出公告，容不得商议。虽然当时的社会形势极其恶劣，时局动荡，军阀混战，本土实业受到外国实业的强力挑战，丝厂的生存受到挑战。但吴荪甫野心过于大，且受到赵伯韬等买办资本家的蛊惑，动用大量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进行投机行为。但损失惨重，付工钱的资金出现缺口。诚然，丝织原材料的价格及其他物价的上涨使得丝厂经营成本变大，但最主要的原因仍是吴荪甫的经济野心过于大。一方面，他进入股票市场投机；另一方面，成立银行、信托公司以扩大生产，从而导致资金出现缺口。尽管吴荪甫对外接连强调要振兴中国实业，但最终被工人群众认清真相。工人还讽刺愤恨吴家家族有钱挥霍，无钱发工资。工人生存环境也十分艰苦，小说里交代工人们都聚集生活在“草棚”区，下雨屋顶还会漏水。同时，由于时局不稳，物价上涨厉害，加重了工人的生存负担。

在以上背景下，工人群众早已对资方彻底失望，劳资关系无法得到缓和。同时，劳资双方始终处于“劳弱资强”的境地，极其不平等，谈判权无从实现。于是，当工人合法利益被侵害时，厂方又削减工钱时，劳工群众只能通过罢工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换言之，“抱团维权”直接掠过谈判这一环节，直接进行抵抗罢工。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吴荪甫的丝厂里罢工潮此起彼伏。如前文所述，作为基础的团结权得不到良好行使，谈判交涉也没有根基，工人的利益又怎会获得良好保护。

集体谈判权的行使需要工人对其引起重视，换言之，权利意识的觉醒影响着集体谈判权的行使。但人们又倾向于安于现状，需要有足够多的理由，才能使他们离开现状。并且，在同等的情形之下，获得一些利益相比获得同等利益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刺激程度完全不对等，前者所带来的“愉快”远远比不上后者所带来的“不快”。换言之，对于他们而言，即使在明知工厂资本家对他们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在当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有发生，这一情况已被工人群里默认为常态），他们只要如此安分工作，在无其他特殊情况下，就不会失去更多的利益也不会丢掉工作。这实际上也可看作是资本家愿打，劳工群体愿挨的局面。通过谈判罢工等形式可以为工人群体争得更多的利益，但同样的，谈判以及罢工这样的抗争方式也可能会使得工人群体损失已有的利益，甚至会使仅有的维持生计的工作成为牺牲的代价，所以大部分工人群体并不愿意用谈判罢工去冒险。小说里大部分劳工群体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也可视为已经放弃了该权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裕华丝厂工潮激不起浪花频频失败了。根据小说的交代，厂方多次以“开除”作为对抗工人集体活动的武器，只要吴荪甫以及他底下的几个工头经理作出对于“闹事”者予以开除的决定，工潮中立马有一半以上的怠工者、罢工者回到原岗位继续工作。对于剩下的一部分人，再派公安局把一些积极分子抓捕，剩下的自然瓦解。在几次工潮中，吴荪甫等资本家均是用这种方法平息了工潮。

在罢工之后，程序上依然会回到谈判上。劳工群体通过罢工，迫使资方出面，于是双方又围绕两者的利益进行交涉，双方就各自的利益作出妥协与让步，这实际上属于行使谈判权的延申。但在劳弱资强的大情景之下，资本家的剥削已被群体所接受，这种谈判在小说描写的剧情下实际上并不能发生作用。因为劳工群体一直处于弱势的一方，工会已经不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人群体无法对工会给予信任与依赖，工人群体的抗争是有心无力的抗争，作用甚微。最后罢工只能流于失败，一切回到原来的起点。根据小说的描写，几次工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意味着从组成工会开始，到罢工潮的活动的进行，整体维权之路流程下来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利益，原先被削减的工钱依然被削减，原先增加的工时依然增加，甚至资本家变本加厉削减更多的工钱，增加更多的工时。如此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以来，给劳工群体带来的只有莫大的失望，积极性也遭受重大打击，最后变成“不战不败”。此般种种，实际上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而要打破这种闭环，却囿于时代的特殊背景而无法打破，因为直到今天，虽然引起了XX的关注与重视，但集体谈判的形式仍然是不被我国所支持的。

（三）集体劳动关系之抵抗权

抵抗权，即罢工权。正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在各方的利益产生冲突之时，应当通过友好的沟通协商进行解决，这是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发生，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利益损失，但这也是理想当中的情况，而现实和理想的状态是相差巨大的。小说里也谈到了和平解决方式，但裕华丝厂里吴荪甫的“和平解决方式”依然是前文提到的——笼络工人群众，收买一批工头，以此瓦解工人的罢工组织。根据剧情的进展，显然这种“和平方式”并不奏效。在被工人们发现他们的领导以及工人已经被收买而沦为资本家的马前卒之后，于是立即实施罢工，并且还要重新建立真正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

罢工权是“劳动三权”中劳动者的最后一个权利。应当说的是，当维权进行到罢工这一环节时意味着：前面的团结权以及争议权对劳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失去效用。质言之，罢工属于劳工无奈之举。但笔者总览《子夜》整本小说发现，如果说火柴厂老板周仲伟与他厂里十个劳工的简单交涉勉强属于行使争议权，小说里的其他争议发生就只有一个方式维权：罢工。无论是丝厂第一次削减工钱导致的劳动争议，抑或是后来增加工时削减工钱等损害劳工合法利益导致的劳动争议，工人们只能以罢工作为维权的唯一途径。但即使这样，罢工最后也被视为暴动，实际上罢工这样的维权形式也并不被认可被接受。因为一旦罢工便会遭到开除，并且其中的积极分子还会被国民党统治下的公安局抓捕以“杀鸡儆猴”。

罢工权是作为劳工的一项自我救济性权利。然而作为一个兜底性权利，却也遭到破坏。罢工在吴荪甫等人看来它是工人暴动。换言之，在吴荪甫等资本家的眼里，剥削工人是理所应当并无不妥，而罢工即是造反。在数次的工潮中，均遭到了资方的打压，甚至请公安局带着警察开枪来抓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十多人一队的警察直冲进了群众的队伍，用刺刀开路”。“叫警察开枪！”。质言之，工人的罢工起不到任何作用，所提出的主张均无从实现，任凭资本家剥削。《子夜》里的几次罢工均只能进行最多一天，甚至半天。根据小说的交代，在罢工出现后，吴荪甫等资本家第一件事是找人平息罢工，平息的手段即强力镇压，而非遵循劳工的主张。在抓走几个罢工积极分子之后，对于继续罢工的，他还给出开除的命令。数次工潮的失败都以此般结局而告终。至此，“劳动三权”无一得到良好地行使。

小说里的一个情节引起笔者的深思。在五四运动纪念游行当天，杜新箨对张素素说：“翻遍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用这种所谓示威运动变成了既富又强，此等聚众骚扰的行径，分明是没有教育的人民一时间冲动罢了！”讨论评析问题，应尽量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会导致极强的片面性。杜、张二人诚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并不能因为杜少爷认为这些示威游行是“胡闹”，便说其是为了维护其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使工人的罢工权遭到了破坏。其这番话不无道理，示威游行罢工等群体性活动的确容易演变成烧杀抢夺的暴动行为。根据小说里的交代，示威游行声势浩大，导致附近的居民心惊胆战。其次，旧中国社会文盲率极高，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参加罢工示威的群众几乎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群体，他们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而受教育程度与权利意识具有正相关，质言之，劳工群体因其受到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权利意识也较为浅薄。他们只是简单的停留在“资本家削减俺工钱，俺便罢工迫使这些资本家妥协”，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由这些权利给自身实际利益带来保障。因此，他们较为容易受到蛊惑煽动而被有心之人利用。

(四)政党与工会

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内局势动荡，国民党与xxx斗争激烈，在各个阵地争权夺利。在此背景下，工会也难免会受到政党势力的渗入。且不论政党势力的渗入会对工会产生如何的影响，只要是能够领导工人群众建立真正代表工人群体利益的工会，并且能够带领工人取得真真切切的利益，就会获得工人的信任，就是好工会，集体劳工关系也会因此得到缓和，劳资矛盾也就有调和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民XXX黄色工会以及共产XXX赤色工会均没有为工人谋求到合法的权益，小说里他们各自带领组织的几次罢工潮均以失败而告终。

1．黄色工会

“黄色工会是在1928年出现的。彼时的国民党，为使工人群众听命于他们，让工会成为他们争夺权利的工具，收买了大量的工头，同时也软硬兼施迫使一部分工人群众进行所谓工会的活动，并且让他们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规章条例组织自己的公会”。大革命失败后，黄色工会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盛行。上海当时属于“白区”，由国民党进行统治，小说里的丝厂以及火柴厂等实业产业就存在着许多黄色工会。但究其本质，黄色工会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给国民党争权夺利，并不是为了工人谋利益，所以到后来，它没有获得工人的信任与支持，并不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裕华丝厂里的工会其实就是一个黄色工会，它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一个是以桂长林为领导，另一派是以钱葆生为领导。桂长林是丝厂的旧领导，但由于能力欠缺被吴荪甫用精明能干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代替了。桂长林这派属于旧有势力，在工人群体中被看穿是资本家的“走狗”，得到的支持并不大，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新领导人屠维岳，成为了屠维岳整治工人的左臂右膀。钱葆生这派正是由于过于狡猾，从而迷惑了众多劳动者，势力较大，于是在争权夺利中想把旧有势力桂长林这派取缔下来，却不曾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屠维岳成了丝厂的新晋领导。当屠维岳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一直在压迫钱葆生，因此钱葆生经常被屠维岳的势力打败，钱葆生则通过拉拢曾家驹、马景山等吴荪甫的亲戚以及莫干丞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小说里还说钱葆生、桂长林属于国民党内部不同的政党，其分别属于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因此，钱葆生和桂长林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在丝厂里针锋相对。甚至由于这些斗争还使他丝厂的老板吴荪甫的利益遭到损失。但不管两派内部怎样斗争，其始终是属于黄色工会，归根结底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即吴荪甫等的利益，即使这两个工头在最初因为争权夺利短暂性地帮助了工人，替工人说哈，但最后工人地利益仍然得不到维护。在黄色工会的挑拨以及屠维岳的诡计下，丝厂地多次罢工潮均是失败的结局，工人的利益与其他诉求都无从实现。

2．赤色工会

赤色工会是由xxx领导的工会组织。由于遭到国民XXX全力围剿（当时的公安局是国民党领导的XX机构，在罢工潮中抓捕了大量的赤色工会成员），赤色工会力量大幅削弱。然而他们却因为失去了法律地位，被迫转移到地下进行活动。小说里的何秀妹、陈月娥、张阿新以及小说后半部分才出现的朱桂英等均是赤色工会的代表。与黄色工会所不一样的在于，赤色工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真正为工人谋取利益的。在共产XXX带领下，工人们从最初被黄色工会迷惑利用，到后来认清其真面目并与之决裂。然而好景不长，由于xxx当时工人运动路线具有严重的左倾思想，赤色工会在带领工人维权的路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首先第一方面，在力量明显小于黄色工会的前提下，赤色工会行事高调且盲目行动，公开对黄色工会进行反对，搞所谓的“飞行集会”。该方式类似于当下流行的“快闪”文化：定好日期地点，实现佯装成路人，突然开始播放音乐进行舞蹈。“飞行集会”用的是吆喝砸酒瓶方式表示开始，甚至放爆竹，期间有演讲发传单等等。前文有讲到，赤色工会实际上是躲在暗处，已经被迫转入地下。如此高调的行事，最后换来的便是方便国民党抓捕，赤色工会损失惨重，工人维权之路更加艰辛。

其次，赤色工会固然是真正为工人群众所谋取利益。但在并不充分了解工人群众的实际需求，以及没有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前提下，下达罢工命令强制进行罢工。换言之，就是没有实事求是，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也没有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毅然而然地强制进行罢工，为了罢工而罢工。可想而知这样并不利于工人群众的维权。并且还搞所谓的“红色恐怖”，即若不听命令有其他的声音则会受到XXX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利益是不可能得到好的维护，劳动权则得不到保障，而且加剧工人群众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使集体劳动关系进一步恶化。

3.小结

根据小说的交代，政党从一开始便对工人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劳资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的渗入工会导致的。当时的上海由国民党进行统治，xxx则转入地下进行一些活动国民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工人群众作为工人阶级，其利益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且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法调和。在工潮运动进行时，吴孙甫的做法是请公安局警察对罢工群众进行抓捕。而在工潮运动发生前，工人群众里面已经渗入代表吴荪甫利益的势力，只是在最开始，工人群众并没有发现这些工头已经被资本家收买。换言之，罢工产生前，领导工人的背后势力是资本家，其本身不可能为劳工群体带来利益；罢工后，资本家联合与其利益一致的国民党对罢工进行镇压。质言之，工人罢工与否，均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此般情况下，“劳动三权”从团结权到罢工权，无一权利可发生作用。

纵观整本小说，虽然工人后面觉醒并在共产XXX带领下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但如前文提到——xxx方针路线的失误，并没有使罢工获得胜利。三次工潮的失败之悲剧不可避免。

三、结论

子夜，是黎明到来前最黑暗的时刻。茅盾先生的这本小说写于上世纪30年代左右，用“子夜”作为小说书名不言而喻。评析《子夜》中的集体劳动关系，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情景，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外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外国资本家为转嫁矛盾冲击着国内实业，九一八事变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国内时局动荡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明争暗斗，劳资矛盾激烈，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本家的斗法。纵使那时距今已将近一百年，但集体劳动关系的共性且是核心仍是“劳动三权”，这对如今加强劳动权保护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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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权-学术百科-知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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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辞

走的最快的总是时间，来不及感叹，大学生活已近尾声，四年多的努力与付出，随着本次论文的完成，将要划下完美的句号。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论文初稿与定稿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设计期间，老师为我论文的指导有着启蒙的意义，我的二稿和一稿无论在内容还是格式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