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文献综述范文

1 生态效率的研究回顾

在1990年，Sturn以及Schaltegger等学者研究效率评价范畴时，对生态效率概念进行了界定[1]。《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出版于1992年，是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撰写而成[2]。在该组织的引导下，学界普遍接受了生态效率的概念。简单来说，任何主体在发展经济价值的过程中，都要降低环境以及资源等方面的投入。从实际情况来看，环境质量与人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生态效率是判断两者和谐度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生态效率也能成为衡量环境保护状况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学界更加关注生态效率方面的相关问题。上世纪90年代，国外引入生态环境概念，并对其展开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7-8]、测度方法[5-6]以及基础理论[3-4]是学界的主要研究内容。国内学者在研究该领域的过程中，借鉴了国外理论研究框架，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使生态效率概念更加本土化[9-14]。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并不全面，切入点较为统一。简单来说，学界更倾向于探究环境与人类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人类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对生态效率理论体系的详细分析，其测算方法也不准确。另外，小区域尺度的研究资料较少，阻碍了生态效率理论研究体系的完善。

在研究生态效率时，要先完成生态效率测度。其检测方法较多，具体分为模型法、指标体系法以及单一比值法[15]。环境影响比值与产品服务价值的比值，就是所谓的单一比值法。能值分析法、生态足迹以及物质流分析法共同构成了生命周期评价法。需要注意的是，单个技术对象与项目都能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不过，由于比率集合存在部分瑕疵，致使实践效果并不理想[16]；生态效率指标集的建立能够推动指标体系发的应用，进而调节综合表征区域的平衡发展。与此同时，评价结果仍旧会受到主观赋权的作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是模型法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覆盖范围最广的分析法。从实际情况来看，模型法的基本框架就是相对效率。通过这种方式，利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对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级[17]。不仅如此，该研究体系的流程较为简单，也能尽量保留原始信息。因此，学界更倾向于利用模型法完成相关研究。笔者收集效率评价的研究资料，对其进行梳理分类，并找出不足之处。首先，决策单元数量必须比评价指标多两倍，即3:1的比例。基于这一点，旅游地的数量不能太少；其次，生态效率测度存在盲区，且对非期望产出不够重视；最后，对单一地区的生态效率测度准确性不足。

2 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回顾

在研究生态效率时，旅游生态效率随之出现。从性质上看，属性与原理方面的继承性是两者显著特点。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升经济效益，就是所谓的旅游生态效率。与此同时，生态效率值是环境影响与旅游经济的比值，也是对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估依据。国外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对其规划与实施、理论与应用以及测量展开深入探究。

测量旅游生态效率：（1）测度内容。第一个引入旅游生态效率概念的学者是Stefan。在研究过程中，他选取意大利锡耶纳、塞舌尔、丹麦阿姆斯特丹、法国以及X国家公园等地为研究对象，并对上述地区的生态效率展开深入探究[18]。Sabine 等学者选取瑞士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卫星账户检测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碳排放量能够较好的代表温室气体排放量[19]。Bruijn 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收集荷兰的节假日数据，详细分析碳足迹的变化趋势[20]。（2）测度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单一指标法是Bruijn以及Stefan等学者运用的测度标准。在选择指标时，旅游业环境影响由旅游业碳排放量代替，除此之外，旅游业经济价值由旅游业收入代替。而Burritt和Schaltegger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以多元化效率概念为基础，完善了X-效率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构建了生态效率系列变化指标体系[21]。Susanne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运用模型法完善生态效率的理论研究体系[22]。在研究过程中，投入产出模型中的投入指标包括旅游土地利用量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等参数。另外，产出指标包含旅游业增加值。通过这种方式，有效评估旅游业增加值的波动。

旅游生态效率理论与应用：（1）旅游环境效应影响机制。Gössling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详细分析旅游业的经济收益以及环境影响等因素。除此之外，他们还以碳足迹模型为基础，量化计算了研究对象的旅游业生态效率，具体包括塞舌尔、法国、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及X国家公园等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收集不同国家旅游者的相关数据，详细比对了生态效率值。经过研究发现，生态效率与客源地密切相关。究其原因，度假地型偏好、旅游者行为习惯、旅游交通模式、旅游距离、停留周期以及人均消费能力等指标均能影响目标地区的生态效率。影响旅游环境的主要因素，就是航空交通旅行。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短途旅游[23]。简而言之，能够影响旅游生态效率的因素极多，而交通模式与旅行距离尤为重要。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游客的停留周期与消费能力关系到旅游生态效率。(2)系统分析资源投入产出效应。Kytzia 选取达沃斯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对就业、土地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等指标进行核算，从而较好的评估旅游生态效率战略[24]。根据模型预测结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酒店位置、居住环境以及旅游后经济效益均能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仅如此，地方经济与土地利用率受设施管理、建设设计以及空间规划的影响，进而产生较为明显的波动。（3）对碳排放强度和旅游能耗进行核算。Reilly 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哥伦比亚、英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相关案例。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收集大量游客信息，发现旅游距离会对游客出行方式构成影响[25]。对于游客来说，产生能源消耗与碳足迹的形式极多，而旅游住宿消费属于体现形式之一。Gössling估算了能耗强度，能源消耗的差异性是由住宿方式不同引起的。究其原因，游客消费习惯以及能源资源利用均能对其构成影响[26]。（4）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Lee 指出，环境管理系统、生态标签、清洁生产以及整合协调共同构成了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概念。而旅游生态效率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清洁能源、生态标签以及环境管理系统[27]。

旅游生态效率提升规划及实施：（1）旅游生态效率提升规划。在提升旅游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地方XX要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具体包括资金补助、住房补贴以及增设环境治理费等方式[28]。在开发旅游景区时，相关部门必须节省建筑材料、水源以及其他能源的应用，有效控制开发成本[29]。调整居民出行方式，对道路区域进行划分，通过这种方式，从而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30]；对汽车行驶进行限制，具体包括停车位数量缩减、低速行驶区以及禁行区等方式[31]；降低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费用，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使其功能变得更加强大，进而吸引更多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间接控制碳排放和旅游能源消耗[32]。（2）推动与阻碍旅游生态效率中的因素。地方XX必须意识到驱动机制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旅游生态规划效果。对于企业来说，外部驱动力与内部驱动力均为推动生态效率规划的重要支柱。简单来说，促使企业提升生态效率管理效果的内部因素，就是所谓的企业内部驱动力。与此同时，外部压力对企业形成的影响，被称为外部驱动力。Rebekah在研究该领域时，指出监管要求周期较长、资金匮乏、外部经济环境波动、信息网络系统尚未完善、管理知识受限、训练频率较低以及信息缺失等因素，都能阻碍到旅游生态战略落实[33]。

在旅游过程中，生态效率战略对游客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旅游生态效率涉及范围较广。既包含利益方的态度和意识，也属于技术类问题。当地利益方的碰撞，会对生态效率规划构成关键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效率规划具备相应的实践难度。究其原因，游客原住地相距较远。在立场不同的前提下，利益主体也截然相反。Kelly等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指出游客既能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又能促进基础设施的更新。除此之外，游客也愿意缴纳环境治理费用，进而保障旅游地的环境状况[34]。对于游客来说，其态度和感知存在多种可能。简单来说，需求满足、旅游动机以及个人旅游需求等因素会对生态效率规划措施与游客关系构成影响。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学者拥有多种研究手段，具体包括以游客为基础，对生态效率展开深入探究；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定量化模型研究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学者必须选取经典案例，逐步完成实证分析。与此同时，旅游流程异常繁琐，而且旅游消费环节覆盖范围极广。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相应的理论模型。在实践过程中，其应用价值非常突出。另外，地方XX也要承担更多责任，引导社会各界推动旅游生态效率战略和旅游生态效率规划的进程。

从实际情况来看，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应用以及测量等内容，均为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测量（1）测度内容。杨桂华、李鹏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香格里拉为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产品生态效率进行深入探究，并量化游客碳排量。通过这种方式，核算出旅游生态效率的最终结果[35]。陈东景、李斌在研究该领域时，详细计算生态效率值。随后，他们又将生态足迹结合在内。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加准确的计算框架[36]。于爱芬、肖建红等学者研究该领域时，详细分析舟山群岛的特点。除此之外，他们核算旅游生态效率，并准确评估了碳足迹。需要注意的是，废弃物、餐饮、游览、旅游住宿以及旅游交通均属于旅游过程[37]。不仅如此，部分学者结合旅游生态旅游与生态足迹，使计算结果变得更加准确。张婕、章锦河选取黄山为研究对象，详细划分旅游生态足迹，具体包括娱乐、购物、游玩、住宿、出行以及食品。另外，他们还将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足迹进行融合，并得出最终结果[38]。（2）测度方法。陈东景、李斌以及肖建红等学者研究过程中，其测度旅游生态效率的主要方式就是单一指标法。简单来说，旅游业收入与旅游碳排量是较为常用的指标。陈田、姚治国研究该领域时，明确指出区域旅游收入能够代表旅游经济收益。同时，还要将数据融入计算指标。对于旅游环境来说，其核算指标即碳足迹的结果。另外，学者们设置的研究变量就是旅游收入，丰富了指标体系的理论建设[39]。王兆峰、刘庆芳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等方法勾勒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借助VAR模型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间的互动响应关系[40]。

旅游生态效率应用：姚治国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海南省为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他以生命周期为基础，详细计算了旅游生态效率、旅游能源消耗以及碳足迹等指标，并将其进行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旅游生态效率机制得到优化，并全面研究了生态效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针对游客的调查问卷[41]。根据统计数据所示，旅游生态效率会获得企业以及游客的支持。与此同时，其投资意愿以及购买意愿极为强烈。需要注意的是，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会影响到调查结果。最后，根据上述结果，该研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率的低碳旅游对策以及海南省在低碳旅游管理上的措施。甄翌构建基于碳足迹测算和生态足迹测算两种方法的生态效率评估模型,以张家界为实例，分别测算2012年张家界旅游活动各环节的生态效率[42]。结果表明：张家界旅游具有高效性，旅游收入与生态环境负荷没有线性关系。基于碳足迹的评估方法揭示：提高旅游生态效益主要是要提高资源及能源的利用率，降低旅游活动尤其是交通、住宿环节的碳排放。基于生态足迹的评估方法揭示：提高旅游生态效率的措施，除了节能减排外，提高生物性生产土地的生产力尤其是耕地也是关键。

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因素都会对旅游生态效率构成影响。章锦河和彭红松在研究该领域时，以时间序列为基础，构建了SBM-DEA模型方法。除此之外，其指标体系以及测度检测模型均具备一定的实践功能。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选取黄山风景区为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1981至2014年的官方统计。对生态系统进行测度，并深入探讨分析生态系统的阶段与特征。在此过程中，学者必须检验研究结果，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完成相应任务[43]。根据研究结果显示，生态效率受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三者呈正相关。除此之外，其投资水平受到的影响截然相反。不仅如此，生态效率不会被环保规制所影响。刘德亚和卢飞在研究该领域时，以SBM-Undesirable模型逐步完成旅游生态效率测验。另外，他们还收集大量数据材料，使空间计量模型与面板数据变得更加全面[44]。经过长时间研究，他们认为引入外商资本，既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又能促进生态旅游效率的进步。而且，地方XX高超的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使生态环境出现的各类问题得到抵消。旅游经济要想实现飞速发展，必须申请XX干预。旅游环境压力能够凭借技术进步，逐步产生低效的现象。而外商投资与否，取决于大众劳动生产水平。

简而言之，国内学者在研究该领域时，其特点和趋势极为明显：（1）由于生态环境会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而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基础上，学界判断环境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时，仍会采用碳排放量进行衡量。（2）由于相关数据缺失，再加上测度方法较为单一。学界更倾向于研究城市与国家，但很少研究景点、县城以及城市之间的特点。（3）在研究资料匮乏的同时，详细分析旅游生态效率的特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快纠正不足之处。通过这种方式，使旅游发展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4）XX为丰富理论研究体系，收集更多相关资料。与此同时，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推动旅游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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