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与比较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多极格局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产品内分工逐渐取代产业内分工以及产业间分工。一国制造业最终产品不再由某国单独制造，而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连接不同生产工序，变成“世界制造”。生产性服务业随之成为保障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顺畅连接的“润滑剂”，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市场环境发生了剧变，行业竞争逐渐趋于白热化。在此基础上，制造业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简单来说，研发生产性服务产品，有助于推动行业发展，及时完成转型升级。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既可以推动行业发展，又能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分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综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和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并对国内外学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其次，本文基于2016版WIOD数据库、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测算2003-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中国制造业细分部门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国际分工地位这两个核心指标，并进行国际和国内部门的比较分析。最后，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检验前述分析是否准确，得出研究结论。经过反复论证，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2003-2014年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开放水平较多时期处于上升状态，国际分工地位除金融危机时期呈现一定下降趋势外，其余时期多处于增长状态，虽然与部分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但逐步赶超趋势明显；（2）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从影响渠道来看，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4）从生产性服务部门差异性角度来看，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分别高于低知识、中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5）从制造业分行业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对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均低于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加强服务贸易规范管理，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结构，制定差别化引入政策，培育创新人才队伍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展计划的影响下，各级XX积极响应xx号召，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实施资源倾斜。在此基础上，“中国智造”逐渐取代“中国制造”，并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需要实现技术的进步，也需要引导和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内含丰富知识、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引入服务或进口服务来为制造业提供充足高质的服务供给，推动我国制造业由低端粗放生产型转型升级为“智造型”。简单来说，研究人员以服务业为基础，将现代化信息技术融入其中，逐步增强自身竞争力。根据资料显示，全球服务业在1997~2015年之间，GDP增幅极为明显。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拥有57%的增幅；发达国家拥有74%的增幅。基于这一点，可以看出“服务型经济”逐渐取代“工业型经济”。《世界贸易报告2018》明确指出，未来的技术变化将促进贸易增长，以服务贸易为例，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其贸易份额直线上升，并已接近全球贸易总额的1/4。因此，对我国制造业来说，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格局、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制造业属于立国之本。究其原因，制造业的发达程度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根据资料显示，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随后，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制造业获得了海外市场的认可。与此同时，出口额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大幅度扩张。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别称。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再加上核心技术较为落后，严重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简单来说，“全而不专”、“大而不强”是制造业的显著特点。此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前者的止步不前，对后者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占据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不仅如此，制造业的供给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以外商投资为例，订单生产是较为常见的投资形式。而生产性服务业较为特殊，该行业具有知识密度大以及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在投资过程中，产业结构失衡与引进程度不高逐渐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久而久之，制造业陷入后继乏力的困境之中，也是造成中国制造业被压制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结合市场环境，采用“再工业化”的方式，全力支持制造业。具体而言，X以市场环境为基础，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英国紧随其后，制定了“高价值制造”战略方针；法国不甘示弱，推出了“新工业”计划；德国集中内部资源，开启了“工业4.0计划”。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制造业极为重视。

因此，作为当前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局面或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实现结构性改革、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契合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呈正相关。除此之外，企业还要结合自身情况，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单纯依靠货物贸易只能加剧工业化进阶任务的艰巨性。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不容乐观，开放度不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不利于一国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核心逐渐依靠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而这需要引进大量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影响下，各级XX必须双管齐下，同时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由生产导向向服务导向的转变，推进商业模式、业态创新。现实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均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强大支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极为重要。在国内人口红利不再的背景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何种影响对优化制造业服务化体制环境、获取新的贸易驱动力与经济增长点以及制造业与大众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2.1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

（1）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研究

Machlup（1962）在研究相关领域时，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与此同时，也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产出知识的产业”。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需要通过长期积累知识和经验才能提供[1]。Greenfield（1966）在研究过程中，选取服务使用者为切入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展开深入探究。他认为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构成了服务业[2]。需要注意的是，为生产者提供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意义，而后者则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也正是通过这种分类，生产性服务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完善和补充。Stanback（1981）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经济生产中的中间投入而不是最终的产出[3]。Howells和Green（1986）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从事经济生产的中间厂商为生产性服务业所服务的对象[4]。Gmble和Walker（1989）对上述观点做出一个归纳，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是非物质性服务；第二，生产性服务可以通过对企业投入知识及产业链延长等方式，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第三，人力资本与知识成本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5]。Hansen（1993）在研究相关领域时，选取价值链为切入点，对生产性服务展开深入探究。最终，他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由上游活动与下游活动共同构成的，它们可以将人力、智力和技术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中，是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源泉[6]。

从实际情况来，国内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研究周期较短，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刘志彪与高传胜（2005）在研究过程中，选取生产性服务为基础，对其特征展开深入探究。最终，他们认为软件、咨询、物流以及金融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些行业能够将知识资本融入产品和服务中，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7]。基于此，从投入产出角度，胡晓鹏（2008）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人力、资金和知识服务，它们是保证生产活动持续稳定进行的服务；第二层次包括物流活动、市场调研和法律法规服务，它们是保证生产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服务[8]。高传胜等（2008）在研究相关领域时，认为商业部门与XX部门均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广义的生产性服务意味着除满足消费者最终需求的服务之外的服务[9]。杨玉英（2010）则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生产的各个环节所需要的专业服务，并且依据其参与生产环节的不同，对生产性服务进行等级划分务[10]。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视角的不断增多，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尽管略有差异，但是其本质基本达成一致。简单来说，利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尽可能的压缩生产成本，并为中间厂商提供非实物形态中间要素投入的信息、技术以及知识水平的行业。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极强的关联性。换而言之，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于制造业的全部环节。此外，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下，产品附加值与技术水平都会随之上升。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根据资料显示，在上世纪70年代，学界开始着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问题。因此，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上。Markusen（1989）在研究过程中，撰写了《Tradein Producer Services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在书中，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1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也非常感兴趣。陈翠兰和庄丽娟（2009）在研究相关领域时，为制造业提供各种服务的行业，被称为生产性服务贸易[12]。李静（2012）、刘海云和余道先（2010）在研究过程中，明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体现形式。生产性服务业拥有两种存在形式，分别为商业服务以及跨境交付[13-14]。以往研究表明，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全球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的贸易开放将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生产性服务的贸易开放是一种拥有中间品特征的服务投入，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延伸。要针对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或制造业部门引入的生产性服务投入进行研究，需要采用合理的测算方法。就现存国内外文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三类角度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

第一类是基于服务贸易限制政策，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有频度指数法（Hoeckman, 1995）[15]、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Hardin，1997）[16]以及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需要注意的是，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获得了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合作组以及澳大利亚竞争力委员会的认可。Hoeckman利用GATS成员国的国家服务贸易总协定时间表，对特定部门特定服务贸易进行模式计分，通过一国的积极承诺数量与承诺数量最值之比衡量服务贸易频度指标，但是，在该测算方法中，不同种类的服务贸易限制被赋予了相同的权重，这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Hardin（1997）利用服务业实际FDI的有关规定，对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国家内部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引起的经济成本进行人为推断赋值，通过赋值加总得到限制指数，该方法虽对Hoeckman的方法有所改进，但权重赋值体系带有主观性。在确认指数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要以权重为基础，采用加权的方式，尽快明确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对服务贸易来说，服务部门的各项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要搭建测度模板，并采用打分的形式，使限制情况更为直观。此外，贸易限制指数与权重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不过，研究人员收集到的数据周期跨度不长，年份时间较新，仅有2014——2018年的数据。

第二类是基于服务贸易额，构建进口贸易情况和出口贸易情况的指数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指标。小岛清（1987）最先提出外贸依存度指标[17]，樊瑛（2012）基于此构建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指数（TRA），对服务贸易展开深入探究。她认为出口贸易依存度与进口贸易依存度共同构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指数。与此同时，市场开放程度与进口贸易依存度呈正相关，后者反映一国产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18]。徐晓岭和王磊（2010）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新加坡贸易环境为研究对象，并收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具体包括贸易相似系数、GDP、以及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数据。通过这种方式，对中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水平展开深入探究[19]。

第三类是基于国际资本流动，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测算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Arnold等，2011；Fernandes和Paunov，2012）[20-21]。Duggan等（2013）在研究服务业改革与生产效率的关系时，采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这一客观指标衡量服务业开放水平[22]。陈丽娴（2016）则结合服务贸易数据和服务业FDI数据，从外贸与外资两个维度测算服务业开放程度，并且在计算公式中加入附加值比例以消除经济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23]。Wei与Amiti （2009）[25]、Javorcik与Arnold （2006）[24]在研究过程中，明确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公式，用以反映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各部门的渗透程度，即用主要服务业的国家实际利用FDI数据乘以服务部门在制造部门所有中间投入所占比重，然而，各类制造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需要直接消耗外还需要间接消耗，因此陈明（2018）[26]、顾雪琴（2019）[27]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完全消耗系数为基础，对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展开探究。

1.2.2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相关研究

从实际情况来看，全球价值链的理论衍生于产品价值链。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对国际生产活动区域构成较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全球化分工会逐渐取代区域性生产。企业逐步从封闭的生产经营模式走向开放，生产流程扩展到渗透全球网络。这种全球化生产过程使得价值链发生巨大变化，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产品附加值的差异性会对全球价值链构成显著影响，与此同时，战略密集型环节的附加值含量更高（Poter，1985）[28]。施振荣（2005）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研究对象，对相关领域展开深入探究。随后，他提出了“微笑曲线”的概念[29]。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曲线下游包含售后服务、产品营销以及品牌宣传等环节；曲线中有包含组合包装以及制造生产的环节；曲线上游包含研发设计以及产品创新等环节。根据资料显示，附加值最低的是曲线中游。在实践过程中，中间产品进口国、多个经济体参与生产以及多环节生产均为全球价值链的显著特征[30]。

在当前中间品贸易形式下，各国基于产品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自愿成为全球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只负责擅长的生产环节。由此可见，一个完整产品往往要在不同国家间多次往返进出口。因此，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完整产品所蕴含的价值往往由多个国家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即海关统计的传统出口贸易总额并不是该国获得的全部贸易附加值。在“微笑曲线”的影响下，分工环节的差异性，会对服务贸易行业造成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参与主体所获得的贸易附加值差别也非常大。参与价值链两端环节的国家处于较高分工地位，可以获得丰厚的贸易附加值。与此同时，低端环节的贸易附加值非常少。因此，负责品牌宣传、产品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的国家利润空间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很感兴趣。经过反复研究，笔者发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研究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文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基于贸易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与测算。Amighini（2004）提出净出口贸易（NetExport Trade，NET）指数，兼顾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指标衡量产品国际竞争力，将其作为一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评价指标[31]。唐铁球（2015）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NET指数，指出国内的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数据偏高。究其原因，出口数据会受到“统计假象”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32]。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具体贸易案例数据进行分析，如Xing和Detert（2010）通过计算我国出口一部iPhone所获的的回报仅占其价格的4%，认为我国制造业的实际国际分工地位较低[33]。

第二类是基于出口产品价格。根据资料显示，出口结构的差异性与出口产品价格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后者也能反映其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Feensrtra，1994）[34]。在此基础上，施炳展（2010）测算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出口产品价格以分析其国际分工地位，根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分工地位并不匹配。究其原因，前者发展速度极快，后者停步不前。进一步通过测算按技术分类的出口产品价格，发现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要高于中高技术含量产品[35]。胡昭玲和宋佳（2013）基于Feenstra的研究以及增加值贸易理论，采用出口价格变化作为反映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指标，根据测算结果来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不高。不仅如此，国际分工地位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呈负相关[36]。林桂军和何武（2015）以中间品相对出口单价作为衡量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对中美日德四国装备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进行测算比较，发现我国装备制造业虽总体呈现升级趋势，但仍旧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肩[37]。

第三类是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Michaely（1984）在研究相关领域的过程中，首次提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38]。Hausmann（2002，2007）在研究过程中，以Michaely在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测算指标进行改进，提升了测算结果的准确性[39-40]。进行改进，后普遍为学者所采用。邱斌（2012）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为研究对象，并以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为基础。根据数据统计显示，他对24个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测算，最终认为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差距较为明显[41]。刘琳和盛斌（2017）在Hausmann等（2007）的模型基础以及王直等（2015）提出的总贸易核算法基础上，引入国内增加值系数以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构建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产品整体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未能提升出口品国内技术复杂度的结论[42-43]。王思语和郑乐凯（2018）在研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同样认为多数学者在测算相关指标时仅以最终品作为测算依据，忽略了国外增加值部分，因此采用国家制成品的贸易增加值替代传统贸易额来重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最终发现相比于其他服务要素，生产性服务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44]。

第四类是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某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Hummels等（2001）在研究相关领域时，首次提到了“垂直专业化指数”的概念。简单来说，研究人员以进口投入成本为基础，对国际分工地位展开深入探究[30]。在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影响下，研究人员选取增加值为切入点，详细分析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相较于分析出口总额，垂直专业化指数更能反映真实情况并减少偏差。如曾铮和张路路（2008）分析比较传统贸易指标和贸易附加值指标下的中美两国贸易差额，通过测算两国VS指数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对美贸易上的增加值增长不如绝对值，由此更真实准确地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45]；高静峰和王庭东（2017）运用VS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VS程度，分析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46]。Koopman等（2012）在研究过程中，完成了GVC指数的搭建。与此同时，他以KPWW总出口分析法为基础，通过建立国家投入产出表来衡量出口所含的国内增加值。需要注意的是，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指数共同构成了GVC指数。在实践过程中，GVC参与指数与国际分工参与度密切相关。此外，后者代表某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高低[47]。周升起等（2014）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国内制造业部门为研究对象，收集1995~2009年的出口数据，并对GVC地位指数进行测算。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国内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且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要高于其他行业[48]；陈艺毛等（2019）综合GVC参与指数、GVC地位指数以及Hummels等（2001）学者的研究成果，对VS指数展开深入探究。除此之外，陈艺毛还对我国贸易流量进行分解，分析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以及产业升级趋势上存在的异质性问题，发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获利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呈现良好的攀升状态[49]。

1.2.3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现阶段，学界详细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并产生了三个研究方向。具体而言，张世贤（2000）在研究相关领域时，提出了制造业需求主导论。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会受到制造业需求的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是对制造业的一种辅助和补充[50]。Kotwal与Eswaran （2002）、李辉和江小涓（2004）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主导论。具体而言，制造业竞争力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密切相关。此外，后者是平衡产业结构、完成产业升级的基础[51-52]。李晓慧和高觉民（2011）在研究相关领域时，提出了互动融合论。换而言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两者处于双向互动的状态。久而久之，两者的边界逐渐消失[53]。经过反复验证，互动融合论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究其原因，互动融合论更符合未来产业的发展模式。

（2）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从实际情况来看，信息密集、人才数量多以及知识储备量大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信息、金融、运输和科技等服务均包含在内。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支撑经济持续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攀升的关键力量。随着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发展的研究开始逐步增加。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学者认为进口生产性服务引入了高级要素投入，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水平（王诏怡，2013；李强，2014；邱爱莲等，2016）[54-56]；在影响渠道的研究上，王晶晶和黄繁华（2014）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服务业FDI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东道国全要素生产效率。经过反复研究，他们认为溢出效应会受到制度因素与人力资本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57]。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也存在影响，Fernandes 和 Paunov（2012）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在竞争效应的影响下，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产品价格呈正相关。需要注意的是，服务业产品需求非常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能积极促进经济增长[21]；Georgios（2013）从示范效应的角度入手，认为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可以帮助东道国获取先进技术，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增强经济实力[58]。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中，Francois（2007）通过研究商业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发现商业性服务离岸外包能够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进而优化各国产业结构[59]；陈明、魏作磊（2018）以我国制造业为例，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为我国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并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强的稳定性，进而指出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壮大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60]。

基于上述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发展的研究视角开始从更多层次切入，现阶段，许多学者选取增加值贸易为切入点，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不过，该领域的研究资料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孙湘湘和周小亮（2018）；魏作磊和陈明（2018）在研究过程中，认为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严重影响了国内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效率。在这种情况下，XX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逐步降低准入难度[61][62]，这种提升作用对中低层次制造业更加显著（顾雪芹，2020）[27]。马盈盈（2019）基于跨国面板，对国际分工地位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论证，她认为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呈正相关。与此同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小[63]。在作用机制的研究方面，姜悦（2018）以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和垂直专业化为中介变量，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展开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他认为垂直专业化、产业集聚以及创新能力都会受到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正向影响。除此之外，制造业出口产品附加值也会受到以上变量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64]；罗军（2020）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两个渠道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服务创新渠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65]。

1.2.4 总结性评述

根据归纳整理以上现有文献，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是学界主要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并对此展开深入探究。经过不断努力，他们贡献了大量的理论分析、指标测算，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及计量基础。根据资料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生产效率、制造业技术进步以及一国经济增长都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进而呈现出增长趋势。不过，以上指标也受服务部门类别、制造业部门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对某些部门可能产生不明显甚至相反的影响效果，这些结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就现有研究来看，尽管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对该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显然存在，但将二者有机结合研究的文章大多基于跨国面板和省级面板，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特殊性研究尚不充分，也缺乏针对生产性服务投入来源、生产性服务部门异质性、不同制造业部门特征等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1.3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分析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机理与研究假设，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结合当前国际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测算主要变量的国内外数据，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最后，运用实证方法构建计量模型检验前述假设，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内含整个行业以及具有不同知识密集度特征的部门）开放对制造业（内含整个行业以及具有不同技术密集度特征的部门）国际分工地位产生的影响，在总结引入生产性服务中间要素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形成某种规律影响的基础上，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

（1）运用改良后的服务业对制造业渗透率计算公式，测算各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对世界各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进行对比，再对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比较，得出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真实情况；

（2）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是通过怎样的机理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结合理论分析采用相应实证模型对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

（3）针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开放之间的关系，找出问题所在以及问题成因，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还要对制造业部门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利用期刊、图书馆以及网络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对其加以分析，进而形成独特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笔者搜集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测度、动因、经济效应，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定义、测算、影响因素，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等方面。通过整理和梳理文献资料，拓展了本文理论分析的思路和计量研究的方法；

计量研究法本文首先进行定性分析，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并对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随后提出研究假设。不仅如此，该假设还要以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作为解释变量，以国际分工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管理成本、出口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基于大量测算数据、计算公式、图表，完成面板模型的搭建，并以此为基础，验证假设的准确性。

比较分析法本文实证研究虽主要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但在现状分析部分需测算中国和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指标和其国际地位分工指标。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而言，本文先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再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分部门和整体两个层面对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要量化各项指标，使分析结果变得更为直观。以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为例，研究人员要以国内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产品出口指标为基础，测算其他样本经济体的各项数值，再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最后，选取制造业与个别部门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两者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1.4.2 技术路线

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总结归纳出对应的影响机理，通过收集整理WIOD2003-2014年中国及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选取贸易增加值为切入点，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再以完全消耗系数为基础，详细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测算完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出口技术复杂度后，完成计量模型的搭建。在其影响下，采用回归分析的方式，提升实证结论的准确性。

　　图1-1 技术路线图

　　1.5 本文的创新点

针对中国制造业行业技术密集度特殊性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带来的作用。结合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等相关理论，本文提出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是调节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渠道。同时，有别于以往文献基于国家层面展开分析，本文针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技术密集度的特殊性进行研究，从而更切实和针对性地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为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带来的作用，对分析我国制造业近年来转型升级路径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完全消耗系数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制造行业匹配。有别于以往文献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直接消耗系数进行行业匹配，本文综合考虑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再以WIOD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基础，选取2003~2014年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完全消耗系数的最终值。用该系数与对应年度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引入外资数额相乘得到各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据此分析当前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真实水平及其原因。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的观点。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知识密集度、制造业各部门技术密集度具有不同的特征，分别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划分成几大类不同样本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不同类别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开放对不同类别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的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基础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研究后，本章将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涉及的理论体系较多，具体包括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国际分工理论。除此之外，笔者选取学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方面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作用渠道进行分析。

2.1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相关理论

2.1.1国际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1776）在研究该领域时，撰写了《国富论》。在文中，他提到了“劳动分工”的概念。他提出社会发展是劳动分工的基础，而劳动分工会对生产效率造成积极影响，进而实现国民财富增长。他强调了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催生出了国际分工理论。大卫·李嘉图（1817）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简单来说，他认为各国在进行国际分工时，必须考虑成本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各国应结合实际情况，挑选优势商品进行生产。与此同时，各国也要及时进口劣势产品，逐步扩大利润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都会受到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进而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另外，比较优势是由税收变化以及技能变化共同构成的。俄林与赫克歇尔（1930）在研究该领域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发明了“要素禀赋理论”。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指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过程中，要素禀赋理论可以提升分工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极多，具体包括资本实力、自然资源、税收变化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

从实际情况来看，产品内分工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简单来说，产品内分工是指各国凭借自身在某个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某个特定环节的贸易方式。Paul（1994）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价值链为切入点，对产品内分工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研究，他发现全球贸易增长情况会受到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呈现出增长趋势[66]。Gereffi（1998）则认为全球商品链是国际分工形成的基础，企业不断参与到全球商品链组建的一体化生产网络中形成国际分工[67]。产品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有所不同，其实质是“工序分工”，即产品的各个生产工序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协同生产，根据数据统计显示，零部件与中间产品的厂商数量最多。以全球生产网络为例，引入生产性服务可以视为劳动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深化与拓展，当企业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这种高级要素时，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将该理论运用于本文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降低了跨国交流的成本，国际分工的风险逐渐降低，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发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在经费、人才以及资源等方面的影响下，外包逐渐成为企业的最佳选择。消除短板之后，管理层可以集中内部资源，全力推动行业发展。当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无法满足本国制造业企业需求时，将通过引入国外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中间品来弥补自身在该环节上的缺陷，从而满足本国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升级需求，推动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两端。与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也会反过来推动产品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2.1.2全球价值链理论

在实现过程中，产品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要素。需要注意的是，“附加值”、“工序”以及“分工”均为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关键词。MichaelPoter（1985）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企业微观视角为切入点，对价值链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营销、物流、制造、设计以及研发均属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各国之间的经济活动被分为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加工过程都会令产品增值[28]。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小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市场竞争逐渐趋于白热化。在此基础上，整条价值链的综合竞争逐渐取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对企业来说，其竞争力会受到价值链内部多个环节的影响。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理论与价值链概念密切相关。Kogut（1985）在研究过程中，选取价值链概念为切入点，发明了“价值增值链”，应以此为基础，对各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展开深入探究。随后，他指出价值链条的全球配置会受到比较优势的影响。此外，企业的竞争优势又决定企业在不同的具体价值链环节进行生产[68]。Kogut选取区域和国家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价值链的特点。最终，他强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自然资源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是对Poter价值链理论的深化。

后续研究中，Korzeniewicz与Gereffi（1994）在研究相关领域时，将“全球商品链”融入其中，认为世界各国或地区企业围绕特定商品生产环节及不同阶段形成国际生产体系。在此基础上，全球商品链随之诞生。他们强调在全球商品链中，网络组织体系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69]。随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2）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各国的贸易进出口数据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研究，该组织指出全球价值链等同于跨企业网络生产链。需要注意的是，除实体生产环节之外，全球价值链还包括附着在各生产环节上所有参与者的价值利润分配。该定义强调中间产品的增值、价值链内企业的关联互动以及利益分配。

将该理论运用于本文主要体现在：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影响下，整条价值链的综合竞争逐渐取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提升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力。以“微笑曲线”为例，产品增加值与微笑曲线的位置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曲线的中间相当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而销售、研发以及宣传均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全球价值链体系使各国企业价值链条之间产生前后向关联，这为各国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奠定了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微笑曲线的两端往往是发达国家。究其原因，此类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较多，具体包括知识、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微笑曲线的中间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此类国家的低级生产要素较多，具体包括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引进高级生产性服务要素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必要手段。不仅如此，还有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要素带来的正外部性和学习效应。同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这种专业化分工模式，企业价值链长度得以拓展，通过一体化的生产网络系统，自身效率得以提升；企业间实现优势互补，从而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实现多赢。

2.1.3新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1988）在研究该领域时，撰写了《论经济发展机制》。罗默（1986）在研究过程中，撰写了《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在此基础上，新经济增长理论变得更加完善。随后，他们指出人力资本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更体现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协作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等。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罗默（1986）在研究该领域时，强调溢出效应是知识的显著特点。因此，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与生产知识呈正相关[70]。换而言之，技术进步与知识累积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外，罗默还强调了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外溢效应也会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因此，生产效率与参与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水平呈正相关。卢卡斯（1988）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社会人力资本的存在形式较多，而知识属于最为常见的存在形式。具体而言，劳动力的个人素质与专业技能可以通过在职培训与正式教育进行提升。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形成要素收益递增，逐步拓宽利润空间[71]。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都会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而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而人力资本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各国XX要结合实际情况，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将该理论运用于本文主要体现在：当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无法满足其制造业生产需求时，通常情况下，各国为弥补自身短板，必须引入国外生产性服务。在此基础上，各国XX引入的生产性服务往往内含丰富的高级生产要素，其技能水平与专业性非常高。以制造业为例，在引进生产性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掌握高级生产要素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可以提升熟练程度及改进利用方式而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能够不断提高劳动人员的学习能力和利用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使企业具备引进和利用技术复杂度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为进一步实现技术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当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将有能力依靠自身研发来提升技术水平。如此良性循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有效地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

2.1.4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Melitz（2003）在研究该领域时，撰写了《贸易对行业内资源再配置与行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在文中，他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并搭建了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通过这种方式，对出口决策行为以及企业差异展开深入探究。与此同时，他认为企业的贸易决策、贸易收益、进出口决策以及资源重置都会受到生产率的影响，并指出了贸易开放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72]。在后续研究中，Melitz又纳入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市场竞争强度、贸易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详细分析了社会福利与异质性企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并以分析结果为基础，对国际化组织形式与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规模效应与生产率密切相关，而贸易开放程度会对企业的市场份额构成影响。因此，企业必须提高生产率，更好的适应社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都会随之提升。Yeaple（2009)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现状及特点[73]、多产品出口决策问题（Mayer等，2014）[74]，以及企业组织形式选择（刘琳，2012）[75]等问题，也有学者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反过来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产生的影响（陈勇兵等，2016）[76]。

将该理论运用于本文主要体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制造业的竞争力与产品附加值都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本文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将制造业企业异质性特点纳入研究范围。在实践过程中，要素禀赋、生产效率、企业规模、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以及行业技术密集度等差异均为制造类企业异质性的主要体现形式。对企业来说，生产技术水平极为重要。究其原因，技术水平的差异性，会对技术转化吸收能力构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通过引入生产性服务来达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目的时，企业之间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也正是本文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将制造业划分为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进行分组回归的理论依据。

2.2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机理分析

从实际情况来看，管理水平、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持续性都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影响，从而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简单来说，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都跟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本文在总结和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种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认为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管理成本降低等途径能够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具体表现为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三种作用机理。

　　图2-1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机理图

　　2.2.1技术溢出效应

在实践过程中，技术溢出的主要体现形式为技术扩散与技术转移。具体而言，被动的技术溢出被称为技术扩散，而主动的技术溢出被称为技术转移（王俊，2013）[77]。技术转移指的是两国通过主动共享资源、分享技术，从而获取双向技术与资源的转移；技术扩散指的是技术的非资源扩散，即通过研发技术、管理经验的自由扩散带动提升劳动生产率。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技术溢出，都有利于参与国交流信息、积累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产生显性或非显性的技术溢出。这种技术溢出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升级的可能，进而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从实际情况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信息密集、人才数量多以及知识储备量大等特征，属于新兴服务产业。与此同时，还具有较强的产业联动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可引发制造企业技术转移或技术扩散，从而获取技术溢出效应。首先，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物化在外国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品上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也被带入国内，这些高级要素构成了管理、设计、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进入制造业生产过程的通道，为东道国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差异化优势和创新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性服务内涵科学技术渗透助力企业改善经济结构，创新管理方式，以追求先进技术前沿，促进企业投入更多研发经费实现技术创新与改进，从而推动东道国制造业效率和技术内涵的提升，增强其国际分工地位。其次，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将促进东道国制造业实现“干中学”效应。除此之外，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以及生产技术均为国内企业的学习内容。通过这种方式，突破管理、生产以及技术等方面的瓶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最后，当本国企业自身技术难以匹配外国企业的技术和质量要求时，外国企业还必须向本国企业提供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当本国企业实现技术改进，具有一定生产复制能力时，就能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研发业务，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因此，培训过程也是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

根据上述内容，本文提出假设1：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且技术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影响较大。

　　图2-2 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图

　　2.2.2 学习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增加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否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实现其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乃至国际分工地位的跃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习的方式、途径以及内容。一方面，管理层要以企业现状为基础，尽可能的汲取所需知识，逐步压缩学习成本，提升内部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对知识的获取、探索和创造将成本企业推出新产品的内在动力。同时，获取知识的过程对人力资本水平具有一定的要求，人才的质量也是反映企业是否有动力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惯例化的接受知识与利用知识过程能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和知识吸收，从而重复性地积累经验。当企业无法顺利利用知识时，需要改进旧的行为方式，这种开放过程将引发企业进行知识探索，有助企业建立新的经验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逐渐趋于白热化。基于这一点，管理层要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并以调研结果为基础，尽快完成探索性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学习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联系将进一步增强。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强，国外高端的管理人员、技术维护人员将与东道国进行更为频繁的横向流动，知识和人才的流入促使知识和人力资本不断积累，这弥补了本国生产性服务业滞后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与人力资本累计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高端环节将会获得大量的人力资本，进而实现技术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分工地位与制造业产品质量都会随之提升。其次，人力资本也是影响生产性服务开放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入国会通过培训学习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期能够掌握利用高端生产性服务的能力，这能够增强制造业对引入的生产性服务技术溢出的吸收与转化能力，间接促进了制造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此外，人力资本存量和知识资本水平的不断加强也将促使引入的生产性服务与本国制造业融合程度加深，提高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增值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使其尽快完成升级转型。

根据上述内容，本文提出假设2：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学习效应影响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且学习效应越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越大。

　　图2-3 学习效应机理图

　　2.2.3 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指的是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水平之前，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与边际成本递减，简单来说，平均成本与生产规模呈负相关。因此，企业要想降低生产成本，必须扩大生产规模，逐步拓宽利润空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加深，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从外部购买效率更高、质量更佳、产品更多样的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生产利润会受到生产要素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基于这一点，企业必须结合生产要素的特点，尽快重组内外部要素。通过优势互补，使各要素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而要素组合最优化能促进制造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不仅如此，企业的运行效率与协调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密切相关。而协调成本与管理成本的降低，可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增加企业竞争优势。这有利于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至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跃升。

国际分工可以形成不同程度的规模效应，引入生产性服务能够促使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专业化生产和优化资源配置。对企业来说，技术与资源方面的劣势，严重影响了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管理层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及时引进生产性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质量；又能降低企业在自身不熟悉领域的资源投入，从而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业务环节，提升资源利用率，增强自身竞争力，从而抢占更多市场份额。换而言之，在一体化生产的影响下，各个生产环节被拆分到不同空间进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资源配置，降低制造业成本，获取规模经济利益。

根据上述内容，本文提出假设3：

在实践过程中，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规模效应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图2-4 规模效应机理图

　　第3章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与比较

为了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和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所处位置的整体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需测算更多经济体和年份的数据来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本文选取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测算的2018年世界服务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具体包括德国、巴西、印度、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法国、X以及中国。对于它们在2003-2014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衡量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情况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测算，观察分析近12年来上述指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内的变化情况。

3.1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测度及比较分析

通过前文梳理文献可知，现有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测算大致从三个角度进行。一是利用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来计算该行业的贸易壁垒以表示行业开放程度；二是利用服务业贸易数据建立进出口指数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指标；三是从服务业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测算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经过反复研究，本文选定从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贸易和FDI两个角度衡量其开放程度的指标，以准确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并对指标计算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3.1.1 生产性服务业贸易依存度

首先根据小岛清（1987）、樊瑛（2012）提出的外贸依存度指标计算世界各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

　　需要注意的是，i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总额用MI 表示，i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总额用  表示。该指标反映某国某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发生的从他国进口或向他国出口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当外国生产性服务要素市场成为推动某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时，其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指数会不断上升。在研究过程中，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提供了GDP数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数据。

　　图3-1 中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平均贸易依存度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图3-1，2003年至2017年间，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都比较理想。就中国而言，2003-2007年，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稳定增长，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入世。在这一期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贸易依存度偶有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速高于服务业进出口贸易增速，我国GDP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2007年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达到峰值5.9%，随后在2007-2010年间，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持续降低，截止到201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8%。需要注意的是，该项指标的下滑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货币膨胀、货物服务贸易萎缩以及使企业面临严峻的资金短缺，最终使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在2008年后出现恶化。此后的近10年里，尽管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在2011年回升至4.5%，但仍未恢复到2007年的经济最优水平，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整体来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贸易依存度持续低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市场动荡，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中国为例，制造业的寒冬使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人口红利越来越不明显，严重影响了进出口额增长率。基于这一点，生产性服务业也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大国陷入困境之中。此外，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起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虚拟经济运营技术无法比肩欧X家，致使贸易额增速并不明显。

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平均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均都比中国高。发达国家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转移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依存度的恢复速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虽然增速放缓，但其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度却维持扩大趋势，而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呈现下滑趋势。2008-2017年，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增长率达到14.4%，而发展中国家为-2.2%，中国为-3.3%。经过对比，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实施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尤其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排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XX必须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制定一系列开放型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对制造业实施资源倾斜，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图3-2主要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贸易依存度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有何不同，本文还测算了十个主要经济体2003-2017年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情况。结合图3-2，可以看出这15年里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略有下降外，其余9个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英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持续位列前茅，服务业是引领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法国、德国、印度和韩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也处于高位水平，而X、日本和巴西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从计算结果来说处于中低位水平。X虽为生产性服务业净输出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数额之大毋庸置疑，但占XGDP的比例却不及韩国、印度等国家。

3.1.2 生产性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

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企业之间建立联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即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如何作用于每一家制造企业。这需要测算我国制造业各部门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率。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以于诚（2017）以及张艳（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率指标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渗透程度[78][79]，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投入额就是所谓的FDI制造业渗透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i代表我国细分制造业，t代表年份，k代表我国生产性服务部门，国家实际利用生产性服务业FDI数额被称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了所需数据。

代表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业各行业的渗透率，目前学术界主要通过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总投入中生产性服务投入所占比重得到。然而，仅根据2002、2007、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得到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可能并不准确。而且，各类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除需进行直接消耗生产性服务投入外，还需进行间接消耗。因此，本文根据2003-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测算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即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用以更准确地衡量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业部门的渗透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代表制造业i对生产性服务k的直接消耗，第二项代表第一轮的间接消耗，以此类推，第n+1项代表第n轮的间接消耗。

在对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进行测算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2002），本文借鉴黄蕙萍等（2020）[80]以及陈启斐（2014）[81]的做法，通过对比生产性服务业分类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以及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将生产性服务业与WIOD数据库使用的ISIC（Rec.4）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具体匹配结果见附录A。

图3-3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部门渗透率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图3-3，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FDI依赖度不断加深，在2003-2014年间，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产业渗透率均呈现绝对上升趋势，变化率最高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外资依赖度从138.27百万美元增长至1366.92百万美元，交通设备运输制造业在12年里的依赖度始终保持最高。此外，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依赖程度较大的行业数量极多，具体包括光学产品、计算机、医药、交通运输以及电气设备等行业。而木材、木材制品、软木制品制造业和焦炭及石油提炼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依赖程度较弱。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贸易性保障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可操作性。简而言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促进了高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要素的流入，这迎合了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愈演愈烈的浪潮，当制造企业选择在生产过程中投入高端服务要素时，“个性化”产成品在时代演变下更符合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产业结构调整对外部高级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国际外包的兴起、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外部协调成本降低都解释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生产性服务部门依赖程度加深的现状特征。

3.2 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及比较分析

3.2.1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

基于“能力理论”，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一国或者一部门生产产品的能力，可以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Hausman等（2007）基于国家收入水平构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普遍被许多学者用于测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即代表着贸易技术结构优化，也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过程。计算方法如下：

①测算全球范围内特定产品k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RODYk：

在n国，k产品的出口额用表示，所有产品的总出口额用表示，k产品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的比例用表示，人均GDP用

表示。产品k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权重为各国出口该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对其人均GDP进行加权平均。

②测算国家n某行业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设k产品隶属于j行业，权重是n国出口产品k占该国出口j行业内所有产品的比例。n国j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该产业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加权平均。数值越大，则国家n在行业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越高，

③测算国家n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n国总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以该国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作加权平均，权重是n国k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数值越大，表示国家n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越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采用传统的贸易出口额计算容易丧失指标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出口额占比是以上研究采用的权重。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忽略了产品的二次加工，从而将国外附加值纳入了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统计中。由此可见，该国的实际情况低于测算结果。盛斌与刘琳（2017）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完全增加值系数为切入点，并用国内增加值替代传统的贸易出口额。通过这种方式，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彻底消除。[42]的方法，引入国内完全增加值系数，将传统的贸易出口额替换为出口所含的国内增加值。经过修改之后，其测算公式为：

①全球范围内特定产品k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

其中，表示n国k产品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表示n国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

②国家n行业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其中，表示n国j行业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

③国家n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的国家对生产阶段的技术复杂程度要求较低，其横向劳动差别较小，生产的产品逐渐趋向普遍化，进而对服务要素投入量的依赖程度降低，对物质要素投入量的依赖程度增强；而产业链上游的国家对差异化竞争力以及劳动力素质要求极高。与此同时，此类国家对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量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本文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时，选取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衡量国际分工地位具有一定合理性。由此可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具体而言，后者会对前者产生积极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建的UIBE GVC指标体系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为本研究提供了制造业国内增加值；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为本研究提供了人均GDP数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为本研究提供了产品贸易数据。另外，笔者以5位码分类标准为基础，完成了后续研究。

3.2.2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表3-1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2003-2014年间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情况，刻画了这十个国家从工艺、产品升级进阶至功能和链条升级的攀升过程，对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展开深入探究。根据表3-1可知，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截止到2009年，该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并在2011年后趋于稳定或以更大幅度上升。在样本时间内，发达国家始终引领全球市场占据价值链顶端位置，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大多高于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总是较多出口高技术产品。如发达国家中日本和X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日本十分擅长“高精尖”制造领域，如电子信息与纳米技术，以X为例，机械设备、航天设备以及车载设备均为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表3-1 世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及WD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如表3-1所示，印度、日本、X以及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稳定上升趋势。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印度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最低，其次则是中国，而X与日本最高。截止到2003年，日本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X紧随其后，中国与印度较低。需要注意的是，X比中国高1161美元，而中国比印度高1164美元。在2014年，X超越日本成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排在第3位，印度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最低。此时，X比中国高236美元，而中国比印度高3470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极快，并逐渐呈现出赶超X的趋势。

3.2.3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及分部门比较

图3-4 中国制造业部门分类别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及WD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本章前述测算方法，在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测算后，在此对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测算。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以5位码分类标准为基础，并结合邱斌（2012）的研究成果，将该产品分类标准与本文所需参照使用的WIOD数据库的ISIC（Rec.4）分类标准进行匹配，具体匹配结果见附录B。此外，为考察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本文参考杨仁发等（2018）[84]按照国家统计局《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07版，将16个制造行业划分为低技术、中技术与高技术密集型三类进行统计分析，详见图3-4.

从整体上看，样本期间内三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水平保持在最上方，而低技术密集型和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水平处于较下方。从2003到2007年，三类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其中高技术密集型和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增速较快，分别增长了1.5倍和1.8倍，而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长较慢，仅有35.2%的增幅。在2008年，低技术与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后者的增速呈现出疲态，而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基本持平，2009年之后，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恢复上升趋势，其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幅最大，2014年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超过6000美元。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虽在2009年出现短暂回落，但从2010年起重拾升势，并逐渐趋于较为稳定的水平。

（1）低技术密集型行业

图3-5 中国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及WD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由图3-5可见，在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为稳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对出口复杂度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在2009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迅速恢复正常。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大幅度领先其它行业，在2014年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突破6000美元。虽然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的加工精密度较低，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位于首位，这表明我国凭借劳动力优势成功广泛嵌入该行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并逐渐掌握该领域关键环节。以皮革行业为例，技术人员将高新技术融入产品中，使其适用性与美观性大幅度上升。具体而言，高压、微波以及超声波均为皮革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食品、烟草及饮料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五个行业中也处于上游水平，而且增幅最大，2009至2014年间，增幅达到62%。需要注意的是，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的行业数量极多，具体包括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造纸和纸产品制造业以及木材和木材制品制造业。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与造纸和纸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样本期间一直在1000美元上下波动且增长缓慢。

（2）中技术密集型行业

图3-6 中国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及WD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由图3-6可见，从整体上看，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3年，中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名较为稳定。具体而言，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石油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以及基本金属制造业其中，金属制品业的排名由2006年的第二下降为2007年的第三，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的排名由2006年的第三上升为2007年的第二，除此之外，其余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名保持不变。基本金属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但金融危机给该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造成较深的负面影响，波动较大。这表明我国基本金属制造业的出口依赖度较高，随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呈现趋同的演变趋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名始终靠后，由此可见，规模经济低、产能过剩均为国内焦炭行业的显著特点。换而言之，该行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非常低。

（3）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图3-7 中国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根据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及WD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如图3-7所示，在2003至2014年间，金融危机之前，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2009年出现短暂回落或增速放缓现象，并于2010年逐渐回暖。其中，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遥遥领先，并从2003年的5660美元增至2014年的12507美元，实现了20%的增幅。需要注意的是，电气设备制造业、化学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领域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处于中上游水平，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增幅达到近2.2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为落后。虽然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不断增强。但仔细分析可发现，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大幅度拉高了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值，而2011年后大部分高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缓慢下降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虽以劳动力优势广泛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且逐步深入至高技术制造业内。不过，国内制造业的研发能力较弱，核心零部件的研发效率极低。在此基础上，XX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市场环境。通过这种方式，逐步提升研发能力，从而改变国际地位。

实证分析在上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和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算与分析的基础上，本章以2003-2014年中国16个制造业为样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机理以及可能存在的行业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

4.1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并参考现有文献，在计量经济模型的帮助下，完成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相关研究，并得出以下公式：

需要注意的是，随机扰动项用表示，截距项用表示，年份用t表示，制造业各部门用i表示。在衡量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时，可以用expy表示，也就是出口技术复杂度。ser是前文测算的制造业各部门在不同年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通过这种方式，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进行测算。表示研发强度，表示人力资本，表示管理成本，表示出口密集度。

通过对2003-2014年12年间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而从整体和细节上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的影响。在后文的实证过程中，制造业细分行业使用ISICRev.4（WIOD数据库2016版投入产出表采用）以及2017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7-2017（《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相结合的分类标准，具体包括16个细分行业，匹配情况详见表4-1.

表4-1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匹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B/T4754-2017和ISIC Rec.4整理所得

4.2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为防止变量间出现较大差异造成误差，研究人员必须提前设置好解释变量。简单来说，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取对数后的值被称为，也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需要注意的是，可以代表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FDI渗透率取对数后的值，即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上述指标前文已有详细解释。同时，为提高模型精确度，笔者引入了多个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出口密集度（ex）、管理成本（mc）、人力资本（hum）以及研发强度（rd），具体解释如下：

（1）研发强度（rd）表示企业愿意花费在研发活动上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良好的研发能力能帮助制造企业占领中上游的高端生产环节，从而提升企业出口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同时，制造企业的研发强度反映了企业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引入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分析研发强度的过程中，笔者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为基础，完成了相关研究。

（2）人力资本（hum）指具有研发能力的高端知识型人才，反映某个行业或企业劳动力本身的生产技能。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使社会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此同时，还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载体，高端研发人员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可以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出贡献。在分析人力资本的过程中，笔者以行业年均从业人员数以及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人员为基础，完成了相关研究。

（3）管理成本（mc）可以表示制造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简单来说，企业的信息传递效率与内部管理成本呈负相关。究其原因，压缩管理成本，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此外，企业管理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其扩大规模，进而实现规模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在分析管理成本的过程中，笔者以行业主营业务成本以及管理费用为基础，完成了相关研究。

（4）出口密集度（ex）可以反映行业的开放程度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对制造企业的发展存在显著影响。简单来说，海外市场的拓展属于利弊参半的商业活动。究其原因，出口企业很可能遭受压榨，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出口企业也可以获得技术支持。因而双向影响产业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选取行业总产值与行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为切入点，对出口密集度进行测算。

从实际情况来看，笔者利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收集到了出口密集度（ex）、管理成本（mc）、人力资源（hum）以及研发强度（rd）等方面的数据；又以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为基础，收集到了人均GDP等方面的数据；随后，又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了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最后，利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与2016年新版WIOD数据库，收集到了贸易领域的相关数据。

4.3 基准回归

（一）总样本回归

通过以下实证，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4-2，总样本共计192个。

表4-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选择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时虽然要尽可能做到分析全面，不过，多重共线性与自变量密切相关。简单来说，后者数量的增长，会对前者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检验多重共线性时，研究人员可以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及时发现多重共线性。如表4-3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多重共线性问题与VIF值呈正相关。换而言之，当多重共线性不严重时，VIF值必定小于10。此外，自变量VIF最大为6.94，最小为1.28，均值为3.546，在此基础上，多重共线性并不存在。与此同时，本文要以选定的变量为基础，逐步完成回归分析。

表4-3 方差膨胀因子

表4-4对各变量进行了回归检验，在回归之前本文先经过F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基础，搭建了固定效应模型。究其原因，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更为准确，详情见表4-4。需要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不在第（1）栏中。第（2）至（4）栏分别依次纳入部分控制变量，第（5）栏为纳入全部自变量的估计结果。纵观表4-4各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其核心解释变量（lnser）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该实证结果的准确性较高。同时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正向作用。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开放程度越深化，将越有利于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第（5）栏的实证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每提高1%，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将提高0.341%，这一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本研究前文的推论。随着中国制造业引入越来越多的外国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自由流动促使中国制造业可能在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等作用渠道下获取更多比较优势，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话语权。

就控制变量而言，从整体上看，研发强度（rd）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或是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导致部分企业虽投入较多科研资金却仍难见成效，研发投入的增加未能有效快速形成市场化和产品化，不能对制造业产品带来质的变化，因此未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甚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纵观表4-4可见，人力资本（hum）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

表4-4 总体样本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和1%；回归系数下的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同）

定的抑制作用。如表4-4所示，人力资本（hum）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干中学”有利于企业积累知识，通过获得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方式提高自身出口竞争力。根据第（5）栏，管理成本（mc）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将下降3.913个百分点。这表明管理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更低的管理成本意味着更大的利润率，因此对于制造企业而言，管理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出口密集度（ex）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低端锁定效应，制造企业获取国外技术支持，优化自身生产结构，进而提高行业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

（二）调节效应检验

结合第二章机理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主要有三种渠道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分别为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在此对上述机理进行验证。岳中刚（2014）在研究过程中，以检验调节效应为切入点，完成了计量模型的搭建。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包含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因变量以及自变量等要素。本文以计量模型为基础，对相关领域展开深入探究。具体而言，若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则认为存在调节效应[85]。基于前文分析，本研究选取研发强度（rd）、人力资本（hum）和管理成本（mc）分别作为技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与调节效应的调节变量，详情见表4-5。

表4-5 调节效应的检验

在表4-5中，模型（1）、（2）、（3）分别代表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示研发投入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即技术溢出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与前文第2章的假设1不符，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虽在研发上投入较多资金，但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能力偏低，因此，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此外，还可能与制造企业的产业政策、技术吸收能力有关。简单来说，国内的技术转化水平不高，导致技术产出效率极低。根据模型（2）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和人力资本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学习效应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换而言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使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强。该结果验证了假设2，说明学习效应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路径之一。以模型（3）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管理成本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管理成本越低，越加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规模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规模效应表明，随着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外生产性服务，其平均成本越来越低，有利于企业将资金集中用于核心环节，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4.4 异质性检验

（一）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按知识密集度分样本回归

由于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部门所蕴含的知识、信息与技术等高级要素不尽相同，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类型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考虑到不同性质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借鉴原小能和吕梦婕（2017）[86]的研究成果，以劳动生产率指标为基础，完成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类别划分，并按照前面章节的类似做法，分别考察了这三种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详情见表4-6：

表4-6生产性服务业按部门知识密度分样本估计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lnser）的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呈正相关。与此同时，知识类型无法对结果构成影响。

第二，回归系数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差异性的特点，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的估计系数最大，而且低知识、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的估计系数比中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更为显著，这说明高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低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而中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最小。简单来说，高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包含丰富的技术、大量的知识以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能够产生更强的知识外溢，另一方面，引入的生产性服务技术复杂度越高，就越需要优质的人力资本，这会倒逼本国设法提高自身人力资源质量，以增强对高级生产性服务知识溢出的吸收转化能力，从而推动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商务与租赁、零售与批发、邮政与仓储以及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均属于低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据统计，此类服务行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会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生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均为传统服务业。具体而言，技术含量较低是传统服务业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知识外溢效应较为明显。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中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保险服务）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最低。究其原因，国内的金融市场受限较多，金融体系存在明显漏洞，而且引入的国外金融服务在与本国金融市场相结合时存在一定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中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从控制变量的角度上看，总量的回归结果和表4-6的结果极为接近。简单来说，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不会受到研发强度的影响。人力资本（hum）出口密集度（ex）的影响显著为正，管理成本为显著负向影响。前文已对上述原因进行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制造业部门按技术密集度分样本回归

表4-7制造业按部门技术密集度分样本估计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不同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参照前面章节的类似做法，将制造业各部门按照技术密集度特征分为三个类型的制造业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尽可能消除制造业部门特征差异带来的影响，详情见表4-7。经分析可知：

第一，无论是在低技术制造业分组、中技术制造业分组，还是在高技术制造业分组中，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简单来说，三类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呈正相关。由此可见，总样本回归结果较为准确，进一步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技术密集度的差异性，会对制造业构成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影响，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和大小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低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最弱，中技术制造业紧随其后，高技术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大。造成这种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比，对中间服务投入尤其是蕴含丰富高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依赖性更强，在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需求更大，因而生产性服务开放程度对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研发强度对各技术类别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这与制造业总样本回归效果类似。其中，研发强度显著抑制了低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究其原因，劳动力堆砌是低技术制造业的主要生产特点。与此同时，技术要素对其影响不大。当投入高昂研究开发费用时，内部资源结构失衡，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另外，本文结果只说明了短期内研发效果并不明显。不过，当研究周期较长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会随之上升，行业价值链也会获得升级机会。人力资本对三类制造业的影响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管理成本呈负相关。简单来说，国际分工地位越高，管理成本就越低。因此同时，低技术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远低于中高技术制造业。据统计，中技术制造业与出口密集度呈负相关；高技术制造业与出口密集度呈正相关。此外，低技术制造业与出口密集度关联性不强。原因可能在于对中技术制造业来说，出口程度越高，越面临更多风险，容易遭受发达国家的“挤压”，形成低端锁定效应，从而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

（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部门回归

表4-8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估计结果

为进一步讨论部门差异性给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带来的影响，本文以技术密集度为基础，对制造业进行类别划分，具体包括中、高、低三类。分组检验不同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此三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影响效果，详情见图4-8。据统计，模型中所有F统计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Hausman检验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较高，能够满足其他模型的使用需求。根据表4-8，可以发现：

第一，对于低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效果，低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高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中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低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对低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为高知识生产性服务业，而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未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究其原因，低技术制造业对引入的金融、保险业等中知识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不高，因此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人力、知识资本未能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难以满足低技术制造业发展需求，故而未能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

第二，对于中技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效果，三类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系数最大，说明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相关领域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低知识生产性服务业紧随其后，而高知识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果相对最小。造成这一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中技术制造业更容易消化与吸收引入的中知识类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知识与技术溢出，因此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增强有助于中技术制造业实现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满足中技术制造业技术升级内在需求，进而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

第三，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较多，影响效果极为明显。低知识与高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中知识生产性服务开放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生产性服务开放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引入信息、计算机、软件等高知识生产性服务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租赁等低知识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较强。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开放水平可以提高衔接效率，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除此之外，在高级要素的影响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随之上升。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又可以拓宽利润空间，从而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4.5 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一个问题是可能存在内生性，为此，为克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模型内生性的问题，笔者以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指标为研究基础，选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为研究工具，开始检验总样本的稳健性。如表4~9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前述结果基本稳健。

表4-9 TSLS回归结果

第5章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制造业向服务化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经济背景引出本文研究主题，并分别基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增加值贸易视角量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及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情况，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中国制造业当前发展面临何种国内外环境后，建立了以生产性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两个指数作为核心变量的面板数据，最终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理和异质性作用。依据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5.1 主要结论

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性服务FDI产业渗透率呈现上升趋势，而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整体形式不容乐观。从服务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依存度整体呈现稳中下降的趋势，2007-2010年下降幅度最大，2011年及之后维持相对稳定状态。不过，国内的制造业水平尚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肩。从生产性服务FDI产业渗透率来看，中国制造业各部门渗透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不同性质行业间存在明显差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依赖度始终最高，医药、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等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特征较为明显。简单来说，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依赖程度要低于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及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改善，但仍未打破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分工格局。从中国制造业整体来看，出口技术复杂度除受金融危机影响期间出现短暂下降外，其余时期均处于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从制造业细分行业来看，国内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与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间的差距也在拉大。此外，由于发达国家持续以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因此各经济体的指数变动趋势始终未能较大程度打破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分工格局。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整体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国际分工理论均为两者关系的理论基础。从影响渠道来看，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正向调节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与部门类别存在较强的关联性。需要注意的是，高知识密集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低知识密集度生产性服务业和中知识密集度生产性服务业；第二，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呈正相关。与此同时，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也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第三，技术水平的差异性会对部门开放水平构成较大的影响。对低技术制造业而言，低知识与高知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提升；对中技术制造业而言，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均能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均能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且低知识与高知识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中知识生产性服务业。

5.2 政策建议

基于文章前述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分析和实证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帮助XX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5.2.1 对XX的建议

深化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投资形势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创新驱动逐渐取代了要素投资驱动。从基于速度的大规模增长转向基于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增长，要继续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保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在这个过程中，XX要结合自身情况，全力推动高端要素的发展，具体包括技术、资本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取代原有的低端要素。除此之外，XX还要集中内部资源，对制造业实施资源倾斜，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契合度。另外，XX还要对其进行引导，提高出口产品的价值。

加强服务贸易规范管理，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在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外资以及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规范与管理，为制造业引入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制造企业当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尚不占据优势环节，引入生产性服务投入时面临重重风险。因此，XX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逐步提高生产性服务的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国内的企业摆脱困境，使其更好的应对市场竞争。

优化生产性服务开放结构，充分吸收高端生产要素在实践过程中，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性服务开放部门密切相关。基于这一点，XX必须结合行业特点，不断调整开放节奏及开放顺序，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既要做到整体推进，又要做到有的放矢，重点加快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为引入高知识密度的生产性服务要素提供政策与财税支持，具体包括减少税收、发放补贴以及聚集产业等方式。与此同时，也要充分把握发展机会，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换而言之，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下，制造类企业要在沿路开放更广泛的新型市场。

结合制造业生产需求，制定差别化引入政策中国制造业应注重引入的中间服务投入与自身生产需求的匹配性，因此，制造类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优化尖端技术的引进机制，合理引进所需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拓展利润空间，又能推动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此外，由于技术赶超需要时间，目前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是稳定国内经济的基础，因此在制定生产性服务开放政策时不得盲目扩大各部门的开放度，而是要掌握不同制造部门所需的最优区间。

5.2.2 对企业的建议

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引入优质服务要素。从实际情况来看，规制环境与制造企业的发展速度密切相关。基于这一点，制造企业必须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包括税收、人才及金融等方面政策，积极寻找合适的服务化合作伙伴，通过引入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至生产环节，延长制造企业增加值产业链，提高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

积极探索创新之路，培育创新人才队伍。制造企业应提升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促使研发投入向成果转化，并进一步提高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消化和吸收能力，打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企业分工地位的技术溢出渠道。同时，企业应加强对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定期展开员工培训，并以考核的形式，检验员工的培训成果。与此同时，企业还要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并将考核成绩纳入员工档案。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拉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根据自身发展特征，结合实际引入生产性服务。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首先应对自身发展特征具有全面清晰的认识，明确自身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适合引入何种生产性服务要素，进而才能明确当下转型升级的重点，高效利用引入的生产性服务。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会面临各种挑战，由于在不同时期，企业自身实际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因此，企业在具体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时，要充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从研究的样本范围和时间维度看，本文两个核心变量的部分测算精度较低。究其原因，笔者以WIOD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了30个发达国家，12个发展中国家，其余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加总放置一个指标中。在此基础上，样本量偏小，且大部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较少；其次，WIOD投入产出表最新年份截止至2014年，这可能导致测算数据无法达到对近些年发展现状分析的需求。未来应当采用其他更新的数据库或测算方法，以及等待WIOD数据库进行版本更新，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的行业分类方法看，由于本文数据涉及三种行业分类标准（WIOD数据库采用ISIC（Rec.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UNComtrade数据库采用SITC，而在实证中为保证分类标准统一需将行业进行匹配，所以在匹配过程中可能存在数据对应的不完全和不准确问题，从而对变量测算和实证分析结果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影响。未来随着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各统计年鉴等数据的更新，可以延长研究的时间区间、并进一步提高数据匹配性，以更好地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从研究的视角看，本文主要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期望将行业与国家（地区）相结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FDI来源地与流向的国家（地区）差异。

参考文献

附录A

表A GB/T4754-2002与ISIC（Rec.4）分类标准对照

附录B

表BSITC（Rev 3.0）与ISIC（Rec.4）分类标准对照

续附表B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与比较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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