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弱女子))创作于1932年3月，是郁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十多天里赶出来的中篇小说。该文共有27章，计有6万多字，主要以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三个性情、思想、志趣各不相同的女性及其不同的生活道路，尤着力于对主人公郑秀岳的刻画。郑秀岳是一位性情柔弱的女子，且意志薄弱，容易受外界的诱惑，这样一个弱女子有似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的零余者。小说着力突出其性情的柔弱及命运的悲惨，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郁达夫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很深、同时他也是一个西学功底非常深厚的现代作家。处身在那样一个新与旧、中与西各种思潮理论相冲突、融合的时代，郁达夫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还摆脱不了传统士大夫“名士风流”的心态，在他身上，传统的封建文化残留下来的男权意识使他不可能对女性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女性只是作为欲望的对象而存在，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但另一方面，他又毕竟生活在一个风云际会的过渡时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妇女独立的思想也会进入他的思考视域，因此才会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有那样全面深切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审视和思考。如果我们同意作者对于冯世芬是抱着赞赏、同情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就会同意，冯世芬的语言、行为、思想、也正是作者的语言行为、思想。郁达夫在这里改变了以往对于女性的那种仇视、乞怜、思慕的态度，转而关注起女性的独立、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索解的突转，但其中并非没有逻辑上的线索可寻。
《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篇小说发表于郁达夫加入左联之后，运用了左联普遍采用的阶级分析法而写作的一部小说。同时，这部小说是为政治服务的，先有概念后有小说，所以在很多评论家眼中，这部小说的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不高。
《她是一个弱女子》尽管力图塑造三个女性形象：“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犹豫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但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作家笔墨用得最多、性格刻划最丰满的人物形象则是郑秀岳这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犹豫不决的女性”。郁达夫以她的成长—逃难—丧生的短暂人生历程为小说主线，以饱含同情的笔触叙写了郑秀岳在杭州、上海两地的情感、生活变化，展现了她在情欲与理智、物欲与爱情、现状与婚姻等的矛盾冲突中难以消弥的“弱”的特征。
我们知道，在郁达夫的大部分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欲望化对象而存在的。女性的作用表现在要么激发男性的欲望，要么使男性的欲望得到平复，使“我”的精神得到提升。前一种情况很普遍，后一种情况则在《迟桂花》中有较为精细的刻画：“我”因翁则生妹妹的“率真而自然”的“朴素的天性”，使得先前因她而起的“一念邪心”不再发生，“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但实际上不管哪种情况都没有能够解决女性的真问题。女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欲望符号而存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即是说，女性在男性叙事的观照之下，仅仅是作为一个依附性的因素而存在的。叙事上的这种附庸地位，决定了“她”的主体性的散失。但在《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篇小说中，“她”即郑秀岳开始占据叙事的中心，其他人物和结构性因素都是围绕“她”而存在的。小说中不再出现一个主观性极强的“我”，从而避免了感性的泛烂，方便了作者和读者理性、客观地审视人物命运。
《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女性形象
（一）欲望的奴隶——郑秀岳
1、美貌动人
鲁迅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她是一个弱女子》则是一部纯粹的悲剧小说。郑秀岳的美貌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但是其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质。
郑秀岳有着“红润的嘴唇，黑阅的眼睛、高整的鼻梁”，长得十分美丽。在整个女校里，郑秀岳由于“天生丽质难自弃”却在情感、心理的发育上处于“断乳期”。小说在开头第一段就描写了她的美貌：“上课之前点名的时候，一听到这三个字(郑秀岳)，全班女同学的眼光，总要不约而同地会聚到她那张蛋圆粉腻的脸上去停留一刻，有几个坐在她下面的同学，每会因这注视而忘记了回答一声‘到!’，男教员中间的年轻的，每叫到这名字，也会不能自已地将眼睛从点名簿上偷偷举起，向她那双红润的嘴唇，黑漆的眼睛，和高整的鼻梁，试一个急速贪恋的鹰掠。”
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成绩也很好，“入学考试列在第七名的她，在暑假大考里居然考到了第一”。她和同座冯世芬始则疏离，继则亲密，乃至于“人虽然是很温柔，但情绪是很热烈的郑秀岳，只教有五分钟不在冯世芬的边上，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全世界所遗弃的人，心里头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洞之感，简直苦得要哭出来的样子。”郑秀岳的这种极强的依赖性埋下了她日后悲剧的种子，成了她后来走向歧路的一个不可少的因素。
2、贪婪本性
郑秀岳为什么到最后落得那样的结局？究其源起，还在于郑秀岳自身的贪婪。她的贪婪影响了她的选择，甚至不顾一切地去满足内心的欲望和身体上的快感，不得不误入歧途。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郑秀岳自身的选择。
她看了李文卿送给冯世芬的手表时，爱惜得不忍释手。在受李文卿骚扰时挣扎的时候，李文卿给她一只手的中指套上一个凉阴阴的戒指，她把自己的手缩回去，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在后文的：“但低头一看，在右手的中指上忽看见了一个背上有一块方形的印戒。拿起手来一看，又是一阵触鼻的烂葱气味，而印戒上的篆文，却是‘百年好合’的四个小字。她先用冷水洗了一洗手，把戒指也除下来用冷水淋了一淋，就擦干了藏入了内衣的袋里。”可以看出。
在任何时代里，人最讲究的就是“气节”二字，尤其是女子在这样的情境中更是要讲究气节，然而郁达夫笔下的这位女性却犯了天下人最容不得，最为之鄙夷的罪误。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处于弱势方里的贪婪者的软弱，这种软弱展现在一个如此年纪轻轻的官宦之后的女子身上，就集体地突出了她贪婪的不应该和其本身的“弱”态了！
3、依赖感
中国的男性很喜欢小鸟依人般的女性，因为那样才能让男人感受到自身的伟大。郁达夫笔下的郑秀岳也是这样的女子，她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虽然对自己的想要的勇于进行追求和把握，但是也不能掩饰其内心的虚弱和对别人的依赖感。
郑秀岳“一刻都抛离不得冯世芬”，“人虽然很温柔，但情却是很热烈的郑秀岳，只教有五分钟不在冯世芬的边上，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全世界所遗弃的人，心里头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洞之感，简直苦得要哭出来的样子。”……
她后来对李文卿的热爱，比对冯世芬的来得热烈，就因为李文卿除了满足她物质上的欲望和虚荣心外，还给了她肉体上的快乐。再后来她发现李文卿有了新的女人，就疯了似的展开对李文卿这位女同性恋对象的见异思迁的报复。这正是弱女子对她的弱势的疯狂的挣扎和抵抗！接着就是对于丈夫的失望和与张康及李得中的诱惑和牵扯，所有这些看起来虽然都很不合伦理道德，却也正是这样的追求得爱的女性在那个年代表现的难得的无畏和勇敢。文中写到：“世界上竟没有一点可以使她那颗热烈的的片时也少不得男子的心得感到满足。她只觉得空虚，只觉得在感到饥渴。”
4、无独立意识
从开始到最后死亡，郑秀岳都没有自己的性格，总是为别人的思想所主宰，她如同一棵无根的野草，被风吹到哪，就在哪里扎根，当她和冯世芬接近，她才想变好，这并不是因为冯世芬好她才去接近的。在冯世芬走后，她便在李文卿身上找到了寄托。从表面上看，郑秀岳有时候也有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些念头很快就转瞬即逝了。当李文卿有了新欢之后，郑秀岳也想过把自己的全部精神贯注到解放人类，改造社会的事实上去，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去找李得中、张康，最后见到了吴一粟，并且认为自己是处女般地来爱吴一粟，其实并不是吴一粟改变了弱女子，而是弱女子本能需要一个寄托者。
小说中有两处写到她对郑秀岳的劝导，明显地具有启蒙主义意味。第一次是在西湖边上吃茶，当郑秀岳对湖上军阀室家的气派表示歆羡的时候：冯世芬接着就讲了两个钟头的话给她听。女子的堕落阶级的第一段便是这虚荣心；第二次是在吴一粟失业，郑秀岳和吴一粟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对男子，也不可过于苛刻。我们是有我们的独立人格的，但是这些劝告对郑秀岳都没有作用，她仍然遵从她“内心的声音”，我行我素，热衷于追求形而下的肉欲满足，在道德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终至于彻底让渡出了自己的主体性，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二）女性化的男人：吴一粟的“零余者”形象
零余者是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作者多次这样形容过自己：“孤独”、“神经质”、“畸形”、“自卑狂”……这些虽然言过其实，显然带有夸张的意味，大概出于自我解嘲。而这些又同样是吴一粟的特点，比如吴一粟的孤僻害羞的性格，独来独往，说话会红脸；比如他自卑忧郁，他意志薄弱，失业了只能心神不快，失眠消沉；尤其是在他穷愁潦倒之后，郑秀岳出轨，他也只会惊奇，没有一点儿男子气概。
吴一粟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悲剧人物。这个人物脆弱到连最软弱的女性都不如的地步，实质上是对郑秀岳这样的女性的反衬。借他的软弱来反衬郑秀岳的欲望，对其充满了讽刺的力量。
如果吴一粟是一个正常的，郑秀岳或许不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正是吴一粟“弱”，为郑秀岳的再度沉沦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使郑秀岳性格中的“弱”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然而，尽管如此，作为陪衬的“弱”，无意中却有了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弱女子”的“弱”——她的沉沦和再度沉沦，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因归到生理因素上去，而吴一粟的“弱”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三）冯世芬和李文卿形象的单薄
1、革命者冯士芬
冯世芬则是这篇小说，或者说竟是郁达夫全部小说中仅有的一个人物类型。她不但是一个敢于思想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敢于实践的人。她和她的小舅舅陈应环因为思想情趣而走到了一起，不顾世俗的议论而勇敢地结合，“犯下了一宗决不为宗法社会所容的罪”。但她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恋爱是神圣的，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也要争我们的权利”。她在从家里出走以后，自力更生，在工厂里做工以养活自己，从经济上取得独立，同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大众的事业而不惜牺牲，不怕劳苦，在精神上完善自己。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很值得我们注意。
但冯世芬的革命追求就显得非常单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表达某种特定意义而创造出来的角色。她虽然自称是革命者，但一遍遍的向郑秀岳灌输革命观念却未取得任何效果。同时，她的革命者角色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婚姻的自主来反映的，即便是和小舅舅的不伦之恋……
2、放荡者李文卿
李文卿性格中的强悍与放任自由完全违背了传统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而李文卿对其他同性与异性的占有与掌控的角色互换更是超越了男性对女性的角色限定。李文卿是一个女双性恋者，她性欲强烈，无视伦理道德。她和父亲发生性关系，甚至以金钱引诱女学生，这是典型的肉体欲望主导的动物，一味只是满足自己的肉欲，其他的都不予考虑。这是郁达夫笔下的“妖女”，一个妖魔化的人物。作者对其充满了诅咒。
这显然是一个男权的视角和立场。如果从关怀女性成长与女性生命存在的角度去看，李文卿纵有诸多不耻之处，可是从文本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不幸，作为一个正处于成长成熟期的少女，她的性格的变异，显然与家庭有关，与父亲对她的占有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值得同情的。但叙述者却粗暴地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她，显示了作家郁达夫的男权视角与立场，显示出男作家竭力贬抑叛逆女性背后的男性恐惧心理和男性霸权心理。
如果说，作家有意识地将郑秀岳与冯世芬比照在一起是为了表现郑思想的落后的话，那么叙写郑在冯离校后与李文卿等人多角变态的荒淫生活，则直接暴露了其内心对于金钱、性欲狂热追求的本性。在小说中，李文卿是一个体格粗壮有力、家财富有、男女关系混乱、人格极为低劣的女性。她认为“贫穷是罪恶，有了钱就是美”，“恋爱是性交，性交就是恋爱”。她采用金钱和武力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就将郑秀岳拥人怀中。郑亦因李“既给她物质金钱上的满足，又给她一个肉体上的现实”，沉酒于这种变态的同性恋中，而将冯世芬的关爱、嘱托，尤其是冯转赠的革命书籍(共产主义ABC)等抛诸脑后。郑就如受了诱惑的“夏娃”带着“原罪”的体骏更加走向荒淫。
总结
《她是一个弱女子》表明郁达夫已从正面探索了妇女解放问题。与前几篇小沉杆匕较，这篇小说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作者的视野已犬为开阔，眠尤大为敏锐，一斤展示了广泛的社会背景:不仅写了工人罢工，还写了反动军的罪恶和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从而猛观份色扦击了当时的现实，匀勒出大革命前后社会的真实画面，使这三个“意识志趣不Js1的女性”形未获得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因为这样，这篇小说受到了国氏党反动当局的两次查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篇小一说的弱点是明显的:由于郁达夫没有真正脚踏实地参加这时期的革命十争，所以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斗争生活是陌生而浮浅的，甚至有不真实的地方;再加上过多的自然主义色情描写，使这篇小说涂上了较浓厚的不健康色彩，对作品主题的深化有一定的损害。
郁达夫通过对这些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女子”形象的刻划，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画面，揭露、祖咒了造成妇女不幸命运的根源—罪恶的社会制度。这些“弱女子”形象，是旧中国下层妇女的缩影。她们生活庄同一个社会环境里，有着同样不幸的命运。她们的心在社会沉重的压迫下变得麻木愚饨，难顾羞肚;但她们的善良品格扰存，被扭曲的灵魂不时放扮出美的尤彩。她们不满于自己的境遇，向往正常人的生活，渴望人与人之间真挚感情的温暖。对不合理的现实，她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力所能及的力量，作了不同程废的反杭。郁达夫描写了这些“弱女子”在xxx、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纹勒下挣扎的不幸命运，对她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同时肯定了她们的反抗精神，着重挖掘了她们心灵的美、人格的美，并把这种美与社会的卫恶相比较，对黑吕音社会现买的揭露、祖咒就显得更为深刻、彻底。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在小说中忆个性解放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和社会解放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川互应了时代的潮流，对当时妇女的觉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郁达夫这类题村小说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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