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与户县草堂寺

　　鸠摩罗什作为中国古代佛教三大译经家之首，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带领门下弟子在草堂寺从事译经工作。鸠摩罗什译作甚丰，所译经书多为意译，一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官方组织下直译经书的生硬晦涩。他所译的许多经书被历代奉为经典、广为流传，甚至流传至今。鸠摩罗什译作中大乘佛经占据多数，这与自身信仰有直接关系，通过译经他将大乘佛教系统地引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户县草堂寺是三论宗之祖庭，其始祖便是鸠摩罗什。同样，户县草堂寺能成为与少林寺、国清寺、华严寺、净土寺、香积寺、大慈恩寺、大兴善寺齐名的汉传佛教八大寺之一，也与鸠摩罗什草堂译经一事息息相关。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并无宗派之分，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对佛教进行分类判摄，才在隋唐前后，形成了佛教的宗派门户之见。

　　现今，学术界涉及鸠摩罗什的研究有很多，关于户县草堂寺的研究亦有不少，但将二者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远不及单独研究之数量。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对鸠摩罗什与户县草堂寺进行研究。从鸠摩罗什生平入手，重点研究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活动及影响。再结合草堂寺的历代概况与现今概况，分析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和影响，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鸠摩罗什草堂译经成果和影响的认识与思考。

　　鸠摩罗什之父鸠摩炎为天竺（今印度）人。印度是世人公认的佛祖乔达摩·悉达多的出生地，同时也是佛教的发源地。鸠摩炎所处的天竺是佛教传播的中心，佛教十分普及。作为天竺国相达多之子，鸠摩炎本应继承国相之位，但他深受信仰影响，心不在此，于是辞避出家。在当时，西域有四大佛教文化中心：龟兹、疏勒、于阗、高昌。于是，鸠摩炎为追求佛法，毅然离乡，东渡葱岭，止于龟兹，并被当时的龟兹王迎入龟兹，奉为国师，弘扬佛法，深受敬重。龟兹王有妹名为耆婆，耆婆年方二十，自幼聪慧，背生红黡颜色中间浅而四周深。曾有罽宾高僧预言“假如赤黡中间颜色变得与边上的颜色一样红时，就意味着她真正的丈夫已经来到身边，和那个男子结婚，会生出智力超凡的天才”。[1]而这个预言便应证在鸠摩炎身上。在龟兹王的施压和强迫下，鸠摩炎与耆婆结为夫妻。不久后耆婆怀孕，这个孩子便是鸠摩罗什。慧皎在《高僧传》的罗什本传中有记载“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自通天竺语”。[2]为耆婆讲经的罗汉达摩瞿沙也断言耆婆必怀智子。公元344年，鸠摩罗什降生于小乘佛法盛行的龟兹。鸠摩罗什出生后，耆婆经常带儿子出入雀离大寺，听高僧讲经，从而使鸠摩罗什从小沐浴在佛光之下。耆婆也早有出家的念头，奈何鸠摩炎坚决不允，再加上小儿子弗沙提婆的出生，耆婆暂且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次和耆婆和鸠摩罗什在从雀离大寺返程中路经荒野，见到尸骨进而深思人生真谛乃为苦，出家意志从此坚定无比，甚至不惜绝食。鸠摩炎最终应允，耆婆如愿受戒，受道于当时的小乘佛教高僧佛图舍弥统辖的尼寺。

　　从鸠摩罗什的家世出身中我们不难得出：其父鸠摩罗炎生于佛教发源之地，放弃国相之位毅然出家，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其母耆婆出生于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的龟兹，佛教在国内广为流传。鸠摩罗什不管是在父母的影响下，还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必然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为其成为一代佛教大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鸠摩罗什自幼成长在盛行佛法的龟兹国，在其父母的影响下，自小沐浴佛光，并在七岁时（公元350年）随母出家。七岁在当时的龟兹是允许出家的最小年龄。鸠摩罗什出家后，师从阿含学大师佛图舍弥，大约两年时间，每日日诵千偈。公元352年，9岁的鸠摩罗什随母耆婆来到罽宾，跟随主张“一切皆有部”的小乘学大师槃头达多学习中、长《阿含》、《杂藏》等。公元355年，鸠摩罗什随母返回龟兹途经疏勒国，疏勒国不同于龟兹国，大乘佛法比较流行。公元前356年，13岁的鸠摩罗什师从佛陀耶舍与须利耶苏摩第一次接触到大乘学。除广读佛经外，鸠摩罗什也涉猎外道书籍，自此鸠摩罗什开始形成庞杂的知识体系。

　　大乘学较小乘学更具普世性，不同于小乘学主张的仅有一佛，即释迦摩尼佛，修行是为了渡己；大乘学主张人人皆可成佛，修行的目的是普渡众生。鸠摩罗什了解到大乘教义后，跟随须利耶苏摩学习了大乘经典《中》、《百》二论，并对大、小乘存在的矛盾加以思考。公元357年，14岁的鸠摩罗什与人论难，锋芒初露。同年，鸠摩罗什回到龟兹并奉龟兹王之命为王女阿竭耶末帝讲授大乘佛经《方等经》，又披读了《放光般若》。[3]两年之中，罗什全面深刻地阅读大乘经并体会其经义，自此彻底改信大乘，成为大乘学者。从小乘信仰到大乘信仰，这是鸠摩罗什生命中的第一次转折。

　　公元364年，20岁的鸠摩罗什于龟兹王宫受戒，跟随罽宾高僧卑摩罗叉学习《十诵律》。次年，21岁的鸠摩罗什与其师槃头达多讨论经义，长达一个多月，最后使其师信服改信大乘，槃头达多发出感慨：“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4]由此，不难看出鸠摩罗什佛学造诣之高。鸠摩罗什多方学习佛学经典，博闻强记，领悟力非常人所能及。早期的学习积累使鸠摩罗什辩才非凡，自14岁在辩论上初露锋芒，此后，回到龟兹的鸠摩罗什与人辩论未尝一败。此外，其信仰的转变也为龟兹佛教注入新鲜的血液。当时，龟兹的佛寺一改往日的皆是小乘，出现了王新僧伽蓝这样的大乘佛寺。鸠摩罗什便是在龟兹王的支持下于此讲授宣扬大乘佛学，使大乘佛学初步流传于龟兹。

　　佛教自产生起，因为与商人团体同属于与婆罗门对立的团体，于是，二者结为“同盟”，早期佛教东传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人活动。[5]鸠摩罗什作为名躁西域的高僧，能为远在中原的前秦国主苻坚所知，便与商团活动密切相关。据《高僧传》记载，苻坚对鸠摩罗什有“国之大宝”的评价，并将苻坚命令吕光讨伐龟兹归因于为了得到鸠摩罗什。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宗教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带有夸大性。苻坚讨伐龟兹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政治目的：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盛行的时期，苻坚作为拥有氐族血统却统治奉行儒家文化的汉人，这本身无论从民族还是文化观念上都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而这个鸿沟威胁其统治。奉行大乘学、声名远播的高僧鸠摩罗什恰好与当时佛学盛行的中原完美契合，盛行的外来宗教恰好与统治者的外来血统完美契合。于是，苻坚打算利用鸠摩罗什来维护自身xxx统治。另一方面，龟兹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逐渐统一北方的的苻坚野心也随之膨胀，将目标对准了西域，最强大的龟兹自然首当其冲。[6]在政治目的的驱使下，公元384年，吕光大破龟兹，俘获41岁的鸠摩罗什，并逼其破戒取龟兹王女为妻。这时的前秦惨遭淝水之战的失败，力量被大大削减，苻坚被杀。公元386年，吕光在凉州建立后凉xxx，被俘获的鸠摩罗什便被留在凉州，时年43岁。这是鸠摩罗什生命中的第二次转折，自此远离佛学体系成熟、氛围浓厚的故土。一个被俘虏的破戒之僧，从此很难如过往般发展佛学、传经普世，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自公元386到公元401年前后约15年时间，鸠摩罗什一直滞留凉州。从吕光逼迫鸠摩罗什破戒一事，不难看出吕光对佛教的态度。这15年间，鸠摩罗什从不被吕光信任的僧人，通过预言、幻术一步步取得吕光重用成为后凉政治顾问，这有赖于鸠摩罗什在疏勒国积累的庞杂的知识体系。鸠摩罗什最早的中原追随者僧肇早在罗什滞留凉州时，便开始追随其左右。在僧肇的帮助下，早在凉州时，鸠摩罗什便开始了解中原佛教发展和佛学典籍概况。凉州的15年，鸠摩罗什打下了很好的汉语语言基础，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提供极大的助力。

　　公元401年，后秦国主姚兴下令西伐吕凉，吕凉大败。滞留凉州15余年的鸠摩罗什被姚兴以国师之礼相迎，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抵达长安，自此开始继滞留凉州后的人生的第三次转折。姚兴为何如此？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出于羌人的宗教信仰。姚兴所代表的羌族是北方胡人中最早信奉佛教的民族，换言之，佛教信仰在羌人群体中是较为普遍的，鸠摩罗什作为声名远播的佛学大师，受到姚兴礼遇是自然而然的事。

　　其二，基于羌人xxx中任用僧人为谋士的传统。鸠摩罗什庞杂的知识体系、在凉州担任多年政治顾问，无不体现出鸠摩罗什除了是佛学大师外，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其三，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在五胡之中，并没有羌族，但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xxx中，普遍视五胡为正统。《晋书》中载有江南士大夫辛恭靖面对姚兴许以高官厚禄的回答“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7]由此可知，姚兴面临的血统与儒统之间的冲突远甚苻坚。同样的，借助当时名僧鸠摩罗什的大乘学引领民众信仰以维护xxx统治更为亟不可待。

　基于以上原因，鸠摩罗什抵达长安，自此迈出了对中国佛教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步。

　　鸠摩罗什来长安之前的长安僧团真正形成于释道安时期，僧团规模约有1000余人。此时的长安僧团具有如下特点：在组织形态上仍然一如原始佛教，依靠的是领导者的修行和道德权威。在管理制度上主要宗依佛制戒律，拥有高度的僧团依律自制的能力。[8]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长安僧团的发展得到了后秦xxx的鼎力支持，再加上有佛学造诣极高、声名远播的高僧鸠摩罗什作为僧团领袖，于是，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长安僧团成为中国僧团发展史的高峰时期。

　　鸠摩罗什时期的长安僧团较之以往有如下变化：

　　其一：僧团规模急剧扩大。僧团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号召力往往影响僧团的规模，鸠摩罗什作为声名远播的高僧，他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鸠摩罗什时期的长安僧团得到了后秦国主的大力扶植：姚兴敕令800僧人受教于鸠摩罗什，政治权威的施加无疑使鸠摩罗什与长安僧团具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僧人纷纷涌至长安，大大扩大了长安僧人的规模。当时的长安僧团大约有僧人5000有余，僧团人数的剧增为草堂译经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二：僧官制度的创立。鸠摩罗什一生曾两次破戒，第一次破戒，是被吕光所迫，第二次破戒，是因为国主姚兴认为：以罗什之才若无后十分可惜。于是赏赐十几名宫女给鸠摩罗什。僧人素质的良莠不齐便在此初见端倪，许多僧团中的僧人甚至想效仿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于是召集僧团僧众，当众人之面吞下一钵针，称谁若能吞下一钵针，便准谁娶亲，方才平息此事。这是鸠摩罗什身为一个破戒之僧的无奈之举，也是对自身破戒行为的自罚。传统的僧团管理依靠僧人的自我约束和领导者的示范作用，此时的长安僧团显然不能墨守陈规。一方面，僧人人数的剧增加之素质的良莠不齐为管理带来不便；另一方面，领导者鸠摩罗什曾经破戒，以鸠摩罗什作为模范对僧团僧人进行示范显然不够有约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主姚兴力推建立僧官制：设立国内僧主、悦众、掌僧录三种职务来管理僧团。自此，长安僧团在管理方面与前代有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僧团的自我管理转变为国家设立专门僧官机构来管理。[9]

　　其三：僧团“学问化”开始出现。在鸠摩罗什的带领下长安僧团对“中观”学说的翻译，将大乘思想引入中原，丰富了中国佛教思想。鸠摩罗什注重培养学问僧人，使佛经翻译有了自己的专门人才，从而逐渐摆脱对儒学知识分子的依赖，大大提高僧人文化素质。其培养出的优秀佛学知识分子，使长安僧团开始出现“学问化”倾向，推动了佛学的发展。这一变化也为鸠摩罗什译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专门人才。

　　鸠摩罗什时期的长安僧团无论从规模、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方面较于前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宏大的规模使更多僧人跟随鸠摩罗什学习，并在学成后赴各地收徒传道、弘扬佛法；僧官制的出现便于僧团的管理，让僧人的自我约束服从国家权威；僧团的“学问化”为佛经的翻译传播工作培养了大批的本土人才，其中，著名的有僧肇、僧睿、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等人。在长安僧团的协助译经下，鸠摩罗什将大乘思想引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佛教思想，为中国佛教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鸠摩罗什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草堂译经，这对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草堂寺后秦时被称大寺，初建于后秦国主姚兴时期（394-415），是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期的译经之所。现今，学术界关于鸠摩罗什在长安的主要活动场所逍遥园与草堂寺的位置考察有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草堂寺原是逍遥园的一部分，当年因鸠摩罗什在逍遥园译经讲经的需要，于是在园内营建一堂，因此堂以草为苫，故得名草堂寺；另有学者认为，草堂遗址位于现今户县，与逍遥园不在同处，逍遥园具体位置不可考，但大概位置距草堂寺不远。以上观点，笔者更认同前者，即可将草堂寺与逍遥园视为一体，前期称逍遥园，后在园内设堂得名草堂寺。

　　公元402年（后秦弘始四年），59岁的鸠摩罗什开始从事译经工作，这一年，鸠摩罗什带领门下弟子先后译出《众家禅要》三卷、《阿弥陀经》一卷、《贤劫经》七卷，于逍遥园先后开始翻译《大智度论》、《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和《百论》，其中《阿弥陀经》一卷的翻译首次将大乘佛学引入中原，《大智度论》则是鸠摩罗什首次将大乘中观思想介绍到中原地区。公元403年，60岁的鸠摩罗什于逍遥院内开始翻译大乘佛经《大品般若经》，并授五百余弟子以经义。公元404年，61岁的鸠摩罗什于当年四月校检完毕《大品般若经》。十月，在弗若多罗度的协助下翻译《十诵律》，但经未译完，弗若多罗度卒，后在姚嵩请求下更译《百论》二卷。公元405年，62岁的鸠摩罗什翻译《佛藏经》四卷、《杂譬喻经》一卷、《菩萨藏经》三卷，翻译工作历时5年的《大智度论》亦在这一年完结，成经100卷，鸠摩罗什与刚到长安的昙摩流续译《十诵律》，成经58卷。公元406鸠摩罗什开始于大寺译经，63岁的鸠摩罗什在大寺先后译出《法华经》八卷、《维摩经》、《华手经》。公元407年，64岁的鸠摩罗什重订《禅法要》，并翻译《自在王菩萨经》二卷，在昙摩耶舍和昙摩掘多的协同下翻译《舍利弗阿毗昙》。公元408年，65岁的鸠摩罗什译出《小品般若经》，共计十卷。公元409年，66岁的鸠摩罗什于大寺译出《中论》四卷和《十二门论》一卷。公元410年，67岁的鸠摩罗什在其师佛陀耶舍的协助下翻译出《十住经》四卷。同年，鸠摩罗什还翻译了由支法领从西域带回的新经，但新经名称现今不可考。公元411年，68岁的鸠摩罗什在弟子僧晷和昙影的协助下开始翻译《成实论》，次年九月，《成实论》译成，共计十六卷。[10]除以上具有详细时间记载的经书，另有译时不详经书若干：《诸法无行经》、《十住经》、《首楞严三昧经》、《持世经》、《金刚般若经》、《弥勒下生成佛经》等。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于四月十三日逝于大寺，逝后火化，唯舌头不焦不烂，应鸠摩罗什生前所言，证实鸠摩罗什所译经书，无一谬误。应验鸠摩罗什译经无误的舌头则葬于户县草堂寺。

　　鸠摩罗什译经大多一手执胡本，边看边译，其弟子在旁，抄录为汉经，新经之序，也多为门下弟子所做。除此之外，僧团中的僧人和外来高僧也有参与其中。因此可以说：草堂译经是在鸠摩罗什带领下的集体智慧的凝聚。从公元402年到公元413年，前后约12年，鸠摩罗什所译经书数量可观。其译作总体可分类为：般若类经、中观派经、大乘佛经、戒律。因其译作甚丰，文辞考究流畅，经义准确无误之故，所译经书广为流传。鸠摩罗什翻译的许多佛经成为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的重要典籍，有的甚至流传至今，鸠摩罗什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古代佛教与玄奘、真谛齐名的三大译经家之首。

　　草堂译经可以说是鸠摩罗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活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丰富多样的译作成为隋唐时期佛教分宗别派的理论依据。在鸠摩罗什之前不乏译经之人，但由于译经者个人知识局限性、个人号召力和XX支持力度等方面的不足，所译经书无论在数量、质量和类别上都不可与鸠摩罗什相媲美。鸠摩罗什无论在个人佛学知识和造诣上，还是在个人号召力上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大背景下，统治者大力支持，鸠摩罗什译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丰富的译作也为后世佛学家提供了争鸣的土壤，不同的依据和见解使佛教衍生出不同的派别。如：《金刚经》和《维摩诘经》影响了禅宗；《成实论》是成实宗的依据；《阿弥佗经》和《阿弥成佛经》影响了净土宗；《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与三论宗关系密切；天台宗受《法华经》影响；《十住毗婆沙》是华严宗创宗的重要依据。现今，中国佛教分为八宗，而其中六宗与鸠摩罗什译经密切相关。

　　第二：对东亚佛教起到促进作用。鸠摩罗什的译作随着航海术的进步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于公元4到6世纪，经由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传至日本。[11]其体系丰富、准确无误的译作，在东亚诸国受到广泛推崇，推动了东亚佛教的发展。受鸠摩罗什译作《法华经》的影响，在古代朝鲜和日本产生了弥勒信仰。

　　第三：将大乘佛学思想系统全面地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佛教思想。鸠摩罗什个人信仰具有从小乘到大乘的转变的历程，在两种体系中他无疑更偏向于后者，这点也体现在他的草堂译经工作中：大乘佛经的翻译数量远胜小乘佛经。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动荡年代，大乘佛教无疑可以给世人更多的心理慰藉。在这样的土壤下，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经在大范围内被接受传诵，从而丰富了中国佛学思想。

　　鸠摩罗什之所以能成为三大译经家之一，除了其所处时代赋予的译经家的开创性还离不开个人译经的独创性，总体而言，鸠摩罗什译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译经数量庞大。关于鸠摩罗什译经数量，大概有以下几处记载记载：《佑录.卷二》、《佑录.罗什传》、《高僧传.罗什传》、《历代三宝记.卷八》、《实相论》、《内典录.卷三》、《开元录.卷四》等，以上记载不一，分别为：三十五部计二百九十四卷、三十二部计三百余卷、三百余卷、九十八部计四百二十五卷、九十七部计四百二十四卷、九十八部计四百二十五卷、七十四部计三百八十四卷。虽然史书对鸠摩罗什译经数量记载不一，但其译经数量之庞大皆有体现。

　　其二：译作多为大乘经典。鸠摩罗什通过翻译大乘佛教将大乘佛学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中原，特别是全面介绍当时大乘思想最高水平的中观派学说。[12]

　　其三：主张意译，经书文字更为精准通顺。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日渐盛行，译经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鸠摩罗什之前的译经者由于文化差异和佛学造诣的局限性，所译经书多采用直译，虽然看似流畅，但期间经义并非完全契合。凉州经历使鸠摩罗什积累了扎实的汉语言文化基础，加上其早年生长环境和博闻强记。鸠摩罗什译经突破直译，他翻译的经书，不仅不偏梵经之原意，而且生动活泼、极富妙义。

　　其四：译经与讲经相结合，经文可配乐吟诵，雅俗共赏。译与讲相结合的做法，广泛地传播了佛教，使佛学为更多人所接受。经与乐的结合，使人耳目一新，意义深远的佛义与清淡悠扬的梵乐也是对人由身及心的一场洗礼。现今，在户县民间音乐中仍可见到龟兹乐的影子，这便是受鸠摩罗什的影响。

　　草堂寺初创于后秦，为逍遥园一部分，因鸠摩罗什讲经译经需要，便在逍遥园内营建一堂，因其以草为苫，故而以草堂寺命名。西魏以后，大寺一分为四：草堂寺、常住寺、京兆王寺及大乘寺，因鸠摩罗什译经于此，又称栖禅寺。唐元和中年敕修，仍称草堂寺。五代后梁开平年间重修，时称建福禅院。宋乾德四年（966）重修，但草堂、栖禅仍旧沿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再事修葺。明洪武十六年（1383）该寺成为“僧会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僧肇被雍正帝加封为大智园正圣僧，草堂寺也改名被称为圣恩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草堂寺再次被重修。道光以前，寺院各方面还可以，但以后逐渐衰败。同治元年（1862）由于回民冲突，战火波及，草堂寺庙宇被焚毁。光绪七年（1881）草堂寺又遭遇洪灾，经过修复，较为简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对草堂寺进行五次修葺：改建东廊、彩绘大殿和厢房、修建玉石塔和圭峰碑、新筑古钟保护亭。1972年草堂寺文物管理所成立，除了重筑山门、改建围墙，还新修烟雾井。

　　草堂寺原有规模，由于现存文献记载有限，不可详考。宋代时草堂寺占地面积约为10顷，明代时因屡遭破坏，草堂寺面积大大缩减，至明末，面积仅存43亩。1983年5月，草堂寺面积实地测量总面积为32400平方米，约合为48.6亩。

　　现今的草堂寺有殿堂房舍百间有余，寺院主要建筑呈南北走向。穿过山门，可以看见天王殿，钟楼、鼓楼分列两旁，走过碑廊、碑亭，大雄宝殿映入眼帘，大悲殿、地藏殿和三圣殿等依次排列。鸠摩罗什纪念堂、鸠摩罗什舍利塔和烟雾井位于西面。卧佛殿、莲花池及观音阁处于东面。因为超凡的佛学地位和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2003年，草堂寺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同时，草堂寺也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其中的圭峰碑、大殿、碑廊、铁钟，烟雾井为重点保护范围。当日落终南之时，轻淡的烟霭，摇曳于圭峰之颠，这种壮观的景色被称为“草堂烟雾”，为关中八景之一。[13]缥缈的烟雾为这所千年的古刹更添一抹神秘的色彩。除草堂烟雾外，寺内的鸠摩罗什舍利塔也值得一提：该塔用西域进贡的大理石筑建而成，塔身置于金刚座之上，为八角形宝龛，宝龛内原盛有鸠摩罗什之舍利，后因舍利不知所踪，现为空龛立于草堂寺，默默诉说着鸠摩罗什译经无一误的传奇。

　　草堂寺佛事诸多，对外交流方面，因为草堂寺被日本日莲宗奉为祖庭，因此与日本交流最为频繁。1980年，日莲宗首次派遣使团参访户县草堂寺，感慨寺内遗存保留完整，为报鸠摩罗什译经之恩，便决定以奉安鸠摩罗什尊像的方式彰显鸠摩罗什之遗迹。1982年4月13日，中日僧尼于草堂寺大悲殿前将1.2米高由上好楠木雕刻而成的鸠摩罗什坐像安放于鸠摩罗什当年译经之地，这便是奉安开光法会。1990年5月，日莲宗为草堂寺资助日元1500万，用以修建鸠摩罗什纪念堂，两年后纪念堂落成，中日僧尼再次齐聚草堂寺，为纪念堂的落成举行庆典法会，进行佛法交流。2004年10月16日，中日双方僧尼为纪念鸠摩罗什华诞1660周年，又一次汇首户县草堂寺举办学术交流会议。2015年9月10日，草堂寺开办为庆祝草堂寺藏经阁落成及佛像开光的仪式，当天，5000信众虔诚焚香，其中包括远道而来的日莲宗代表90人。2015年12月7日，草堂寺首届“户县草堂讲经堂”正式开讲，草堂讲经堂的学员都是佛学初学者，来自户县37个场所。该活动由户县佛教协会与户县草堂寺共同举办，活动自此以后常年举办，对弘扬佛法、提高佛教居士的综合素质具有重大意义。

　　草堂寺的历史地位大概主要有以下三个：中国首座国立译场、佛教八大宗之一的三论宗祖庭和日莲宗在华祖庭。草堂寺之所以有如此地位，一方面与前面提及的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活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户县志》关于草堂寺地理位置有载“草堂寺，在县东南20公里圭峰山下，今宋村公社草堂营村西北。”[14]结合现今地理位置分布状况，不难得出1600年前草堂寺在前秦时期的地理位置概况与优越性：距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不远不近，既便于获得XX支持，又不会受到过多政治干扰。东傍高冠河、西傍太平河、南依圭峰山，环境的相对封闭为译经提供了清静不受打扰的条件。山水皆有的优美自然环境，可以使译经者心情舒坦，便于更好地开展译经工作。在以上两者共同作用下，成就了草堂寺独特的历史地位：

　　草堂寺是中国历史上佛学东渐的首座国立佛经译场，是与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荐福寺齐名的长安四大译场之首，也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策源地。较之其他三所译场，草堂寺译场译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草堂寺能有如此地位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佛教给予世人的精神支撑使佛教广为流传，对佛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前人译作难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创立译院便有了迫切需求；其次草堂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具有优越性可为译经提供便利；再次，姚兴的支持为译场的创立提供了物质和权利基础；最后，鸠摩罗什抵达长安，无论是他在佛教徒中的号召力还是他本人高深的佛学造诣和译经才华，都为草堂寺译院的创立和译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论宗之得名于《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此三论。《中论》和《十二门论》此二论为印度大乘佛学论师龙树所著，《百论》是龙树门下弟子提婆的著作。由于三论宗主要经典《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首次被鸠摩罗什译成于草堂寺。“经罗什弟子僧睿、僧肇等弘传讲说，开创三论宗之端绪。”[15]后在后代僧人僧朗、僧佺、法朗的发展传承下，隋大业四年（608年），“吉藏完其佛学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初创三论宗。”[16]由于此间渊源，草堂寺被佛教八大宗之一的三论宗奉为祖庭，便有了“三论宗祖庭”之称。

　　日本的日莲宗与草堂寺颇有渊源。5到6世纪，中国佛教经朝鲜三国传至日本，其中也包括了鸠摩罗什所译的经书。其中的《法华经》成为日莲开宗之依据，为感恩鸠摩罗什译经之恩，日莲宗奉鸠摩罗什为本宗初祖，而草堂寺也成了日莲宗在中国的祖庭。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创伤，能给人以安慰的佛教开始盛行。在此背景下，佛经翻译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此时，自身佛学造诣、号召力和译经才能，鸠摩罗什无一不是此时佛僧之中最适合的。由此，以鸠摩罗什为领导核心的译经工作，在国主姚兴支持下开展。此次译经较之以往，无论在规模、参与译经的人员数量和国家的扶持力度方面，还是在所译经书的数量、体系和质量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译经，鸠摩罗什将大乘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佛学思想体系。其译经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体系之丰也为后世佛教分宗别派奠定了基础。因为鸠摩罗什译经的需要，户县草堂寺成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国立译场。因为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户县草堂寺不仅被三论宗奉为祖庭，还被日莲宗奉为在华祖庭。罗什译经使户县草堂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而户县草堂寺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势，也为鸠摩罗什译经提供了良好的译经条件和场所。鸠摩罗什的草堂译经活动，推进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佛教发展，在印度佛教东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龚斌.鸠摩罗什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

　　[2]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汤用彤，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45.

　　[3]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6：291.

　　[4]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罗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531.

　　[5]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商人与佛教[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77-197.

　　[6]尚永琪.鸠摩罗什及其时代[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68-71.

　　[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姚兴载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84.

　　[8]王永会.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20.

　　[9]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