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2009年，新农保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同于老农保只能依靠自己缴费，新农保采用了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模式，在个人缴费的同时XX和集体还会给予补贴，降低农民群体参保的支出压力。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参保人数不断增长,但也存在可持续发展不足的现象，表现为社会养老保险密度较低,大多是象征式参与，此外，退保、断保事件也时有发生。本文以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为研究主题，在“新农保”工作的背景下，将参保决策行为分为意愿和行为两大过程，将制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于参保决策影响的程度，可以更好的保证我国农村人口全面融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使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达成农村人口全覆盖，实现我国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关键词】农村人口；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人口老龄化在我国是一个长期且严重的问题。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388万人，占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12.6%。与2018年末相比，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439万人，比重上升0.2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945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目前，务农养老、子女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为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形式。随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批青壮年离开农村、养老生活费用的增加和务农收益的下降，务农养老、子女养老以及社区养老逐渐不能维持老年人口生活所需。因此，社会养老的方式将来必然成为农村老人养老的主要方式。2009年11月，国家启动新农保试点工作以来,打破了几千年来我国仅靠“养儿防老”的单一养老模式。自此，我国开始向国外的三支柱养老模式（见图1-1）学习。

图1-1 三支柱养老模式

目前我国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保险密度较低,还存在着意思性参保的现象，有部分地区提高参保率施行捆绑缴费等不可持续方式，退保、断保事件也时有发生。以中山市的农村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显著性分析和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制约当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实际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利于提高中山市地区新农保的参保率，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一支柱的重要作用，完善XX社会保障体系。

1.2 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外养老制度发展地非常成熟，目前，国际养老保险制度大多为三支柱模式，分别是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私营养老金计划以及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式主要分为三类：（见表1-1）

表1-1三支柱模式类型

尽管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但是目前国内新农保的工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之间，我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趋势。2018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23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37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838 亿元，基金支出 2906 亿元。

关于我国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丰富，陈其芳、罗荷花（2016）认为可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因素(如人口数量、老人数量、子女数量、家庭经济水平、耕地面积)、心理认知状况(如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外部环境因素(如城郊或者远郊、邻居亲属朋友是否购买)。郑沃林、吴剑辉、郑荣宝（2020）认为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婚姻状况、养老观念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为地区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甚至相悖。他们认为健康状况预期、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民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将参保意愿和参保能力两大角度来看，将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环境因素，利用SPSS软件分析各个因素对于参保决策中意愿与能力的影响程度，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提高中山市农村人口的参保率，进一步实现中山市养老保险农村人口全覆盖。

2 概念简述和理论基础

2.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由XX组织带头，农村集体事业单位和投保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在年满60岁后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状况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2 参保决策

参保决策有四个阶段：（1）需求认知，即投保人意识到有参保需要，知道风险的存在和分散风险的需求；（2）参保前的调查，即投保人在有投保需求后，开始寻找参保前所要知道的信息，以分析该保险产品的价值和特征，如费率，缴费标准档次（3）缴费档次的选择，即投保人在收集到足够的参保前信息后，就对各种缴费档次进行评价，做出最优选择；（4）参保行为。影响其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如知识、经验、能力、个性、动机、人口特征等；商品因素，如价格、费率等；情景因素，如社会普及认可度、缴费档次的多样性等。

本文将参保决策分为参保意愿和参保能力两个过程。

参保意愿：参保意愿即指在投保人愿意参保行为的机率高低，它受投保人各项特征、保险产品各项特征、消费情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参保能力：参保能力即投保人顺利完成投保行为所必须的能力，可分为经济能力、辨别与挑选能力、对社保宣传的感知能力等。

2.3 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是由国家或XX带头，以满足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需求为目的，实现追求公平的本质的社会保障机制，其内容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他是指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对因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受损而导致收入不能满足生活支出的公民提供经济帮助。

社会保障一词最早出自1935年X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国际劳工局对社会保障的界定是：“社会保障即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妊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大大降低而遭受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以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

社会保障有作用有二：第一是经济性，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有条不絮的实现稳步性增长；第二是社会性，对于在社会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氛围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而要实现这两个作用，就必须保证保障制度的互济性、普遍性、福利性以及强制性这几个性质不动摇。

2.4 福利经济学理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斯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见表2-1）

表2-1福利经济学理论

庇古他一生的致力于研究如何对福利经济学下定义，以创造出一套适合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福利制度体系。福利分为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社会福利中包含经济福利，而其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他认为福利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收入分配公平性这两个方面。所以，要想提高福利，既要提高国民收入，同时也要注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2.5 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是X经济学家f·莫迪利安尼和r·布伦贝格、a·安东共同提出的一个消费理论。他提出来两个理想条件: 一假定消费者是理性人的，能根据自己的收入，合理地进行消费;二，消费者行为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自己所有预期收入，安排生命各个时间段的消费计划，使生命总的收入等于总的消费且每个时期的消费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不同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中当期的消费支出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生命周期假说的当期消费支出则取决于消费者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理性消费者应当根据其预期寿命和预期全部收入来安排每个时期用于消费和储蓄的资金比例。因此，人们在面临老年收入减少甚至没有和寿命不确定的风险下，为分散这些风险，人们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应当在中青年时期就要有所规划。

3 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2009年，国家对我国原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旧农保）发起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开始进行新农保试点工作，力求在2020年前基本达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覆盖这一目标。中山市在2005年就已建立起将所有农村人口都纳入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截止2009年底，中山市24个镇区农村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已超过66万人，参保率已达到94%。

根据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务网的统计资料，下图展示了自2014年到2018的中山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见图3-1）

图3-1中山市2014年-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由图表可以看出，2015的数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是由于当年将城市和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险合并成为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致，因此当年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以及参加人数变化异常。但中山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一直呈上升的状态，说明中山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开展的很好，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呈正向发展趋势。

4 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本文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看做购买行为，那么社会养老保险产品就可以看作为一种商品。人们对于某一商品的购买能力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和自身的经济水平，但一个购买行为的完成除了需要购买能力，还要以购买意愿为前提。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提高的制约因素在于人们的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本文将从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两个角度研究影响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实际因素。

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因素很多, 本文将分为四个大类因素，分别是：

（如表4-1）

表4-1影响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因素

4.1 参保意愿方面

dodds等认为购买意愿指消费者购买某商品的概率，也有学者认为购买意愿就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采购计划。朱智贤则认为购买意愿是消费者以满足自己某种需要所要购买商品的倾向，是消费心理的表现，是购买行为的前提。

参保意愿与参保行为直接相关，对于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了解影响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因素，可以以参保意愿的角度进行分析。

4.1.1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即投保人个性特征，本文考虑的特征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性别目前，关于性别对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不一而足。乐章（2004）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陈其芳认为目前我国农村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女性与男性接受新事物的态度无明显差异,且女性参保的回报期更长,更符合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因此他认为女性相对男性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更大。但郝金磊（2014）则认为由于传统农村社会家庭分工的差异,农村女性仍受旧思想的束缚,她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等新事物会有排斥的行为，而且在一些落后的农村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所能支配的资金较少，所以男性又比女性更有可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李莎（2018）在研究中发现性别对于参保意愿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实际中更多的男性有着参保意愿，而且想要入保的人数比例超过了５０％ 。郑沃林、吴剑辉、郑荣宝（2018）研究表明受性别观影响,女性参保概率略低,在同等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参保。李越认为男女家庭地位趋向平等其参保意愿也出现趋同。因此，本文认为性别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应无显著性影响

年龄肖应钊等（2011）调研发现农民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参保，尤其是对于离异、伤残、丧偶等状态的农民，他们的参保意愿会更高，未婚的农民对于参保的意愿不明显。苏东海等认为老年农村居民养老需求迫切且危机感较强, 参保后收益等待期短, 因此，农村老年人口的参保意愿高于年轻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表现出较明显的年龄上的逆向选择所以本文认为年龄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具有显著性影响，相比于青年农村人口，中老年农村人口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更强。

受教育程度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意愿有积极作用,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和规避风险的意识越强,参加新农保的积极性更高（陈其芳，2016）。李莎（2018）

在她的调查中研究了不同学历的群体对参保意愿的情况：（如表4-2）

表4-2不同学历的群体对参保意愿的情况

所以她认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的农民群体参保积极性更强。

但又有学者提出,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其经济能力更强,能够自己承担养老的风险,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只能通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来分析老年期没有收入的风险(姚俊,2010)。刘辉等认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抑制作用, 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能力较强,所得到收入较高,有足够抵御老年风险的能力。

胡宏伟等（2009）调研表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参保意愿产生的影响呈倒“U”型，即学历太高或者太低的农民参保意愿都不明显，处于中等学历的农民通常会更倾向于参保。因为高学历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有更多抵御风险的能力，能有效处理对于步入老年后没有收入的困境。而小学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群体多从事农业、建筑业等低收入工作,其参保认知度和经济支出能力较小。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群体观念仍然比较传统,相比于参保来解决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他们更愿意将这笔参保支出节省下来,用于现阶段的消费支出。譬如，大部分农民工宁愿选择加薪,也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学历较高或者较低的农民参保意愿不明显，前者是对于新农保的无需求，后者则是无能力。而处于中等学历的农民，他们一方面对于参保认知度较高，也对未来的养老生活有着合理的认知，另一方面对于新农保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所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参保意愿产生的影响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因此，本文也认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影响。

婚姻状况以前的研究认为婚姻状况对农民的参保行为有一定的影响，aydede（2007）认为相对于未婚群体而言,已婚、离婚、丧偶的农民更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未婚农民群体大多处于青年阶段,其消费、储蓄的计划不仅仅是有养老，更多是房贷、车贷等消费。郑沃林等人研究发现未婚农民群体认为,政策规定养老保险缴足15年即可,不一定非要现阶段开始缴费，大多以45岁为参保的临界点;也有部分未婚农民认为,15年时间收益等待期过长，不愿意参保。胡宏伟等（2009）调研表明已婚的老年村民参保经济性往往较低。但有学者认为农民参保行为更容易受家庭特征影响,因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参保的作用那么显著(郝金磊 等,2011)。本文认为，婚姻状况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4.1.2 家庭因素

家庭子女数量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 老年人养老几乎都是依靠子女, 这意味着子女越多，所能提供的养老保障也越高, 参与新农保等其他养老方式的意愿越低。詹连富（2010）认为现在农村人口的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虽然国外的三支柱养老制度有力冲击了传统的养老观念,但目前在农村中，子女提供的养老支持仍具有重要作用。

肖应钊（2011）研究表明有子女的被调查者的参保意愿要明显地强于没有子女的被调查者。子女数量对于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呈正向影响(雍岚等,2007)。郑沃林等人的研究也显示子女数量对于农民参保的概率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一般情况下,如果子女数量较多 ,子女们往往以共同出资、轮流赡养等方式为老人养老,同时替父母参保,作为家庭养老费用的补充。但实际上,子女数量较多老人的养老大多会陷入一个权属不清的僵局,每个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作为农民群体，大部分的中青年人都会选择去城市工作,对于父母的赡养义务,只能定期给与生活费用,并为父母购买养老保险。相反,子女数量少的农民,子女需要承担夫妻双方父母的养老义务,在一个“421”家庭中，分摊到子女的老人赡养成本较高,因此他们因为经济能力的减弱而降低参保的积极性。

但随着二胎政策的开发，家庭子女的数量会在二胎开放前水平略有提升。因此家庭子女数量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积极作用。

4.1.3 认知因素

对新农保认知程度社会养老保险内部线索社会养老保险的内部线索是指与社保的使用价值的相关属性。投保人的参保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老年生活的养老需求，因此社会养老保险的内部线索会直接影响投保人的参保意愿。社会养老保险自身所表现的养老保障属性是农民群体采取参保行为最主要的动力，对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的评价是影响参保意愿的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对于新农保的认知程度很大一方面要去感知它的价值，即新农保对于农村人口养老生活的作用，才会提高人们的参保经济性。

社会养老保险外部线索社会养老保险的外部线索是指与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属性无关的外部因素，比如价格档次、缴费期限、保证等。因此，当人们了解到新农保具有高的品质和低的功能风险，就会产生高的参保意愿。

养老观念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养老观念则以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家庭结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现实中农村高龄老人大多采取务农自养。今天，仍有部分农民群体并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这是否说明养儿防老等传统养老观念仍在影响农民的参保行为?

对于农民而言,社会养老保险只是家庭养老的补充,难以替代家庭养老的作用。林淑周（2010）提出了传统养老观念对农民群体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有反向的显著影响；肖云（2006）发现目前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在短期内仍不会转变，农民的参保意愿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极大的提高。

李莎根据研究调査结果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对于养老的观念不再是子女养老，反而更加把注意力放到社会养老或者社区养老这一方面。但是现在的老年人对于子女养老这一方面的观点还是十分固执；根据上面年龄影响参保意愿的分析也发现，越年轻的人越倾向于入保。

因此，本文认为在短时间内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观念仍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依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和单位养老为辅。所以，养老观念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无显著性影响。

社会公平感知目前,大量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知会影响行为人对现实事物的反应,如影响行为人对XX政策的支持态度，对他人之间的合作信任度。当个人认为一个社会充满着不公平的氛围,他就会对XX所做出的的决策产生怀疑，继而不会对XX所做出的举措给与支持的态度。而如果农民群体对社会的公平产生质疑时，他们也会质疑XX的公共政策,包括作为XX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 并通过农民集体效应,在大范围降低农民群体的参保积极性。且社会公平感认知较低的农民更容易质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的各个环节,无形之间削弱其参保积极性。

郑沃林表明社会公平感知与农民参保的概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本文假设一致,社会公平感知直接作用于个体,公平感知高的个体,其政策认可度也较高,促进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更强;而公平感较低的个体,往往会对XX出台的公共政策有排斥行为。

因此，社会公平感知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性影响。

自评健康程度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929)表明：一般来说,当人感知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会增加医疗、养老等保障性支出,以降低风险。在诸多风险中,农民难以避免健康风险,但能通过参加保险来分散风险。

郑沃林等人研究表明当农民的对健康的预期评价变差时,会主动寻求分散这一风险的途径,增加其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支持。长期下来,农民会逐渐认可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参保意愿增强。相反,健康预期较好的农民没有风险的紧迫感,他们往往更愿意将参保费用用于其他支出。

陈其芳表明自评健康程度与参保决策之间存在着逆向选择这一行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身体状况越差的农村居民就越倾向于参与新农保。另外, 健康状况差的农村居民已经享受到了社保带来的福利补助, 对国家社保政策的信任程度大于其他农村居民, 其参保积极性也强于其他农村居民。

因此，自评健康程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着反向显著性影响。

4.1.4 环境因素

投保情境因素 投保人的参保决策会随着参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周围人对于新农保的态度、保险代理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参保意愿。因此保险销售人员的素质，周围亲友社保参加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着显著性影响。

新农保普及和宣传程度李振功（2019）认为新农保信息公开一方面可以提升农村人口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新农保工作的顺利进行。政策信息公开，有利于农民更好的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从而识别自己是否有参保需求。因此新农保普及和宣传程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着显著性影响。

4.2 参保能力方面

另外一个限制农村人口参保行为的要素就是参保能力，包括经济能力，信息寻找能力，产品识别能力等。

4.2.1 家庭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同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民参保行为有明显作用的观点,但究竟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仍未达成共识。王良健等(2015)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其参保积极性越高;而钟涨宝等(2014)则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越有能力承担养老支出,越不倾向于参保。

胡宏伟（2009）研究发现了家庭经济条件会正向作用于农民的参保意向，呈现倒“U”型，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农村人口，参保意向强烈，家庭经济条件处于富裕或者贫穷水平的农民的参保意愿普遍没有经济条件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民高。因为农民参保是一种投资行为,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只能满足当期消费,而没有余钱用于保险费用支出。而高收入的农民,养老不成问题,他们更愿意将收入进行一些高回报率的投资。而经济条件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民的收入除了满足当期消费外还略有盈余，但所盈余部分较少，不适合用于高回报又高风险的投资，处于理性消费的考虑，更适合用于参保的保费。但是也有学者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参保意向没有明显关系(罗遐，2011)。本文认为,社会养老保险是消费支出,也是收益资产,家庭经济状况是农民参保的经济基础。

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总收入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着显著性影响。

4.2.2 认知因素

参保能力的认知因素包括对新农保宣传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记忆能力等。

新农保了解程度新农保是一种社会福利型的保障制度, 制度设计对农村居民来说具有较大的利益。就理性经济人的逻辑而言，农村居民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越高, 参保意愿越强。

4.2.3 环境因素

政策帮助

2009年，国家对我国原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旧农保）发起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开始进行新农保试点工作，力求在2020年前基本达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覆盖这一目标。中山市在2005年就已建立起将所有农村人口都纳入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截止2009年底，中山市24个镇区农村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已超过66万人，参保率已达到94%。不同于老农保只能依靠自己缴费，新农保采用了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模式，在个人缴费的同时XX和集体还会给予补贴，降低农民群体参保的支出压力。

在2012年，中山市还实行了新的规定帮助更多的农民群体有能力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中山市将采取三种措施增强农村人口参保能力：一开展缴费贷款，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农保主办银行协商，由农保主办银行向参保村中的“老人”提供商业贷款；二是允许分期缴费。经市XX同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分期付款办法，在镇XX、镇财政做担保的前提下，允许分1年半或3年内分期缴清；三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人口的总收入，保证有能力持续交纳农保费。

5 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和建立模型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由于研究对象为中山市农村人口，因而本研究剔除去其他地区以及非农村人口的数字外，使用了180份问卷数据。

参保决策这一行为受很多因素交叉影响，根据问卷的内容以及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我们一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养老观念、社会公平感知、自评健康程度、对XX养老保障工作满意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为自变量并赋值。（见表5-1）

表5-1模型解释变量赋值表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自变量中存在离散变量，因此，对于本研究的实证分析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该Logistics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P为农村人口参与新农保行为的概率;n为自变量的个数, β0为常数项;βi (i=1, 2, 3…n)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i (i=1, 2, 3…n) 表示农村人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第i个影响因素。）

5.2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2：

表5-2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5.2.1 性别对参保决策无显著影响

图5-1 性别与是否参保的交叉制表

由于男女地位的逐渐平等化，性别不再成为是否决定参保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影响因素。男女之间的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经济能力都在逐步持平，从数据可以看出，男女之间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基本持平。（如图5-1）因此，原假设正确，性别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无显著性影响。

5.2.2 年龄分组对参保决策无显著影响

图5-2 年龄和是否参保的显著性分析

通过对年龄分组进行方差的单变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年龄对于参保决策无显著性影响（如图5-2）。我们在对年龄的分组是参考了国际上对于各阶段年龄的界定，分为少年（16-29）、青年（30-44）、中年（45-59）和老年（60以上）。各年龄段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呈现一个“U”型，与原假设不符。因此，对于中山市农村人口而言，青年人口更容易参加养老保险。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农村居民收入稳定，老人和小孩的负担还比较轻，乐于接受新事物。所以中山市XX应该关注少年与中年群体间的宣传工作。

5.2.3 受教育程度对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

受教育程度一定上影响了个人的收入以及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力。相较于高中以上学历的群体而言，如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农民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呈反向作用。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收入较少，只能维持日常的生活费用，还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群体对社保的了解不足，相比于购买保险，他们可以更愿意采用传统的处理方式，就是讲多余的钱存入银行。本文在之前的假设中认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影响。因为对于硕士或者博士类，学历很高的群体，他们本身可能对于风险就具有抵抗能力，而不需要保险去分担，但由于在这次问卷数据中，缺少这类很高学历群体的数据，因而，只能说明受教育程度的确对于参保决策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5.2.4 婚姻状况对参保决策无显著影响

有研究认为，相较于单身而言，有家庭的农民群体会更倾向于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但本文认为婚姻关系对于参保决策没有重要作用，而实证分析中也证明了婚姻关系对于参保决策无显著影响。因为本文缺乏离婚群体，大多为未婚和已婚，两者对于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都大概为1：2。因此，在中山地区，单身或者有家庭的群体对于社保的需求和购买能力相对一致。

5.2.5 子女个数对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

子女个数对参保决策也成“U”型，当子女数量为1-2个时，农民参保的概率大概为1:1；而当子女数目为0或者大于3是，农民参保的概率就被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无子女的情况下，农民群体可能还没有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而当子女数目大于或等于3时，家庭的开销就会变得极大，因而能留给社保支出的余钱就变得极少了。而且在子女数多的情况下，农民群体也可能会下意识的选择子女养老。

5.2.6 养老观念对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

图5-3 养老观念与是否参保的交叉制图

养老观念对于参保决策也有着显著作用，对认为要由XX负责的农民群体更倾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而认为要由子女负责的农民群体要倾向不购买保险。但目前从数据上看，大部分的农民群体对养老观念还是处在家庭养老的阶段。但也有较大部分认为养老应由XX、子女和老人共同负责，这符合国家上常见的养老三支柱模式，也是对于老年人养老最为稳妥的方式。因此，若要提高中山市农村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努力提倡建成“家庭、子女、老人”三方面共同养老的新模式。

5.2.7 社会公平感知对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

社会公平感知是一个人对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认为是否公平的感觉。社会公平感知评价的高低很大程度关联于XX的工作。当XX营造出一种公平公正的氛围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会对XX的工作任务以及政策条规表现出信任和接受的态度，这也有利于农民群体对社保工作的支持和参与。Logistic模型也显示社会公平感知对于参保决策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与本文原假设相符。

5.2.8 自评健康程度对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

当自评健康程度更高一级的时候，中山市的农村人口对参保的积极性会更进一步。不同于现有研究，问卷的调查对象没有过多的逆向选择，反而在身体状况良好时也愿意购买养老保险，这一个方面是人们对于社保的认可，另一方面这一行为会更加符合理性要求，因为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购买养老保险会比在身体状况良好时购买所花费的费用更高。

5.2.9 XX养老保障工作满意度对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

XX养老保障工作可以分为新农保的宣传工作以及政策帮助。合适而广泛的宣传工作有利于农民群体了解社会养老保险，对其形成需求，而政策帮助可以帮助一些没有能力参保的农民可以参保。对XX养老保障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保率就增加0.06个单位。

5.2.10 家庭经济状况对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

家庭经济条件比一般水平好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保，因为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安全需求只有在满足了温饱需求才能得到实现，也就是避免风险的需求。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庭能在满足温饱需求之后还可以满足安全需求，譬如购买保险。因而，家庭经济状况对参保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目前农村社会中男女地位逐渐平等，男性女性之间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支付能力没有太大差异，晚婚晚育的生育观念也使得人们的结婚年龄普遍延后，农村社会的养老观念在近几年人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婚姻关系和年龄这三个因素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应无显著性影响。

而对XX养老保障工作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知、家庭经济水平、自评健康程度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都有显著性影响。

家庭子女数量、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影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大一方面会影响家庭总收入的高低，因此两者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合甚至趋势相同。

6.2 政策建议

6.2.1 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支出力度

对于因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农民其他参保行为的现象。建议XX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财政支出力度，将低收入农民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并入“农村低保”的范畴,并成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专项基金。而对于已参保的低收入群体,可以统一由支付给予补贴或减少其缴费金额。此外,重视加强其他惠农与非惠农政策对新农保的辅助。李伟和姜东升（2015）研究发现，超期缴费激励政策也会极大促进参保意愿。因此，其他政策的实施和挂钩可能会积极影响新农保参保意愿，XX在设计推行新政策时可考虑社保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提高农村居民经济水平才是根本。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此, 因地制宜运用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对低收入家庭和养老负担较重的家庭提高养老补助。XX还可了解低学历农民群体的养老保险需求,支持国有企业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结合低学历农民群体的工种(农业、建筑业、餐饮业、运输业等),推出特色养老保险项目,提升其参保水平。

6.2.2 宣传工作上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针对青年人比中老年人的参保意愿更低的现象，主要还在于对农村地区的宣传普及和在青年人中营造一种参加新农保的范围，发挥群体带头作用。尤其在宣传工作上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可以依照不同的年龄段对农村人口采取不一样的宣传方式，对于青年人，可以利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这些青年人常用的社交网络软件去宣传新农保的信息，提高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新农保信息的接触度。

6.2.3 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金融环境显著影响新农保参保行为。XX可考虑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为农户创造良好活跃的金融氛围。另一方面，居住地保险公司数量越多，其宣传影响越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农户的养老风险意识。

6.2.4 XX部门应增强农户对新农保的评价和信任

社会公平感知对于中山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有显著性影响。因此，XX可考虑进一步优化新农保政策设计，监督其实施过程，提高实行效率效果。新农保工作的重心应逐步由政策宣传向后期服务转变。要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监督机制, 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权利, 便利农村居民领取养老金, 增加农村居民对国家福利政策的信任度。

6.2.5 加大农村地区关于新农保的宣传推广政策

乡镇公务人员可建立定期的学习培训制度。可以有计划、分层次进行培训，培训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从基础养老金、缴费档次、XX补贴、缴费年限、养老金的发放进行学习培训，让乡镇的相应社保工作人员也可以掌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知识。通过这样的方式再通知到农村的有关负责人，进村进行培训学习，建立起一支知识过硬的宣传队伍，让农民更加了解这项制度。

6.2.6 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

保险服务人员是投保情境因素之一，对于农村人口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XX可以对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增强新农保工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能够妥善高质量地解决农民的问题；要求工作人员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时间，增强农民对办理养老保险体验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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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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