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研究——以苏州市工业园区为例

　　1、选题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至市场经济，随之引起政治与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来了重大变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迁，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居住偏好、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导致居民的阶层分化，促使了城市社区的分异，城市社区正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社区类型不断分化，出现了新的社区模式；社区利益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城市社区居民的需求多样化；封闭社区的形成与发展等，对XX包揽一切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异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区实践的变化需要急切寻求新的治理方式。

　　因此，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正在突破传统模式，形成现代化的治理形态，而其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成为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J].学术月刊，2012（8）:23-31]]。它是在XX失败与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它将极大地有助于缓解变革时期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推动社区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家首先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最早把社会资本概念化的是Granovetter。]]。它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我国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由此产生了一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式。

　　2、选题的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各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阶层固化的倾向增强，而这种社会不公正性的逐渐增强会激起社会秩序与情绪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同时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激荡也会影响公民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增强居民行动策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严峻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改变当前的治理范式，以新的形式应对社会发展的挑战。

　　而其中作为城市社会基本单位的城市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各种矛盾、冲突的表现场所，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社区为基础的，社区治理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与途径。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XX动员为主，行政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体地位，XX以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面对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社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加剧，凭借XX和市场单方面的努力，无法满足社会大众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因此在社会不断发育，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的治理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而协同治理作为对多元主体协作、均衡参与价值的深入探索，将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成为未来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对于善治的探讨之中，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得到极大关注。治理虽然改变了以往僵化的XX管理体制，在防止XX的官僚化倾向与市场失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治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治理中出现的缺陷以寻求更好的治理效果成为亟待学者研究的问题，在无数学者的研究之中，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范式逐渐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它将在国家治理中XX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最和谐的平衡。而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社会矛盾凸显，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基层社会作为公民生活的主要场所，矛盾与问题累积，致使公众对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愈加不满，治理风险逐渐积累，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协同治理以通过冲突、对话、协商、妥协，最终达到平衡与整合的方式，使得XX、市场和社会三者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同机理和运行机制更具操作性，在未来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19世纪80年代末起，国外学者开始对城市社区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区理论领域，之后的研究范围愈加广泛，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基本理论、城市社区问题、社区的运行机制与过程、城市社区类型等诸多方面，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将其定位于管制的范围之中，将新的治理模式置于其锁住的社会、经济管制模式之中来加以理解，对社区的治理也围绕战略管制、发生变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来进行研究。

　　国内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日益丰富，随之应用于各个领域，呈蓬勃发展之势，依据对于中国知网的调查，第一篇“协同治理”的文献出现于1990年，但是在2005年以前，协同治理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自2006年始，相关文献才开始增多，到2012年更是有较大突破，如今更是在学术界展开丰富的讨论。但协同治理作为善治发展中一个方向，它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得以构建？如何建立良好的机制来促进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尚缺乏具体探讨[[[]任泽涛，严国萍.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5）：71]]。国内目前的研究所涉及的方面比较狭窄，同时在协同治理方面国内的研究核心作者较少、著作的影响力较低；侧重于研究治理机制与主体，但是大都从宏观角度出发，对于微观的关注尚显微弱；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是质化研究缺乏量化研究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协同治理将会受到更多关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也将侧重于实证方法，核心团队也将创立，涉及的方面将更加全面，随着协同治理受到的关注的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协同治理理论将在一个更完整的框架下指导实践的发展，它将可以最大限度的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促进社区的良性发展，满足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期待。

　　通过对现有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风险问题的总结，探讨协同治理在应对这些风险中的作用与意义，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收集资料进行研究：

　　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参考资料，广泛搜集和汇总文献，整理文献综述，深入了解和掌握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已有的相关资料信息。

　　第二，实地研究法。理论基础奠定后，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在调查与观察中发现问题，与理论互相映证，丰富和发展理论。

　　第三，调查法。①自填问卷法，针对前期文献阅读与实地考察所得资料设计相应的问卷，去研究对象地区进行调研，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并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运用EXCEL、SPSS分析数据进行数据处理、资料分析、数据分析、分析模型、进行因素分析等定量研究，发现问题，为论文写作打基础；②结构访问法。在研究对象地区中选取有典型意义的地区和对象进行当面访谈，深入发掘的相关问题和对策。

　　1、国外学者社区定义的有关论述

　　社区最初是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最早使用了“社区”一词[[[]滕尼斯用“社区”描述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通知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之后社区的研究愈受关注，社区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赋予它很多含义，除滕尼斯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社区含义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各有见解，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包含社会互动、地理地域、共同约束三个要素[[[]主要有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强调人群的汇集与地域性；B.菲利普则强调地域、共同实现的目标、群体三个要素；X社会学家希勒里收集了94中社区的不同定义之后提出：除了人包含于社区中外，有关社区的性质，几乎没有相同的定义。]]。

　　由以上可以得出，随着对社区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它的意义逐渐集中于“一定地域的共同体”。

　　2、国内学者社区定义的有关论述

　　1932年末，X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开始将“社区”一词引入中国。1933年费孝通等人在翻译著作时，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随后，我国不同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主要包括：社区是居住于某一地理区域，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动及服务体系的人群（蔡禾，2005）；社区是区域性的社会，换言之，社区是人们凭感官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何肇发，1991）；社区是占据一定区域，彼此相互作用，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许学强等，1997）。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突出社区定义中的地域性与聚集性，但是，目前国内对于社区也未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但也突出了它的地域性。

　　3、社区概念界定

　　由此可得，社区是一定的区域性社会，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它包含一下几个内容：①拥有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②一群以特定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人。③社区中居民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互动关系。

　　1、治理的内涵

　　“治理”一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此后治理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赋予了“治理”许多新的内涵，并且被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与管理学家赋予治理许多内涵，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诸多事务的总和，它是使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能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规章制度，也包括服从在居民同意基础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张小进、益昌盛.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07]]。

　　2、协同治理的内涵

　　虽然治理在通过改善管理方式提高了治理的效率，但是在实践中治理也出现了失灵现象，因此追求“善治[[[]俞可平.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以寻求更好的治理效果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命题，而其中“协同治理”在理论不断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从一定程度来看，社会协同的精髓内涵主要来自协同学理论，“协同学”源于希腊语，意为“协调合作之学”[[[][德]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版]]。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基最早提出了改词,其所倡导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发现自组织结果赖以形成的普遍性规律,并且关注于结构最终形成的总体模式”[[[]赫尔曼•哈肯基.高等协同学.北京：出版社，1989年：87]]。它在理解社会主体关系方面给予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把协同治理定义为“覆盖个人、公共和私人机构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全部行动”;此外，国内学者郑巧、肖文涛提出,“协同治理是指在公共生活过程中,XX、非XX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发的整体体系,货币、法律、知识和伦理等作为控制参量,借助系统中诸要素或子系统间非线性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调整系统有序、可持续运作所处的战略语境和结构,产生局部或子系统所没有的新能量,实现力量的增值,使整个系统在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标[[[]张军涛、曹禹玲、刘建国.协同治理框架下的区域公共管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究专题]]”。

　　由于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索。除引入大量的外国文献之外，大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协同实践或者针对具体政策领域或政策阶段协同实践的案例研究

　　[[[]具体领域的研究包括：“大城管”模式（张小明、曾凡飞，2010）、行政服务（储松燕，2006）、行政审批制度（骆梅英，2013）、基层综合应急救援体系（郑寰、燕继荣）水污染防治（朱德米，2009）以及征地冲突的整体性治理（祝天智，2013）。]]，研究还扩展到了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有，后全能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必要性（李景鹏，2011）、社会自治基础上的协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演进逻辑（燕继荣，2013）、协同中非盈利组织自主性形成机制（宋程成等，2013）和社会协同治理的努力方向（严国萍、任泽涛，2013）等。]]。虽然目前这一学术用语已被较多学者关注且研究，但学术界对于“协同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尚未完全确定，大多数学者将定位于“治理”、“协同XX”，将重点放于多元主义的价值取向，却漠视了协同的真正内涵。在后现代化的社会中，传统XX僵化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管理方式进一步削弱了XX的权威，而协同治理所强调的合作主义的意识在社会治理体系下，将能够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产生主体之间合作主义的意识形态，当这种行为不断累积，便能产生良好治理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最终趋向于制度化的运作体系，最终更好的促进治理的现代化。

　　3、社区协同治理的内涵

　　社区是城市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基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经过多个学者研究与社区实践证明，社区的良好运行对于促进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加快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社区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的制度，是XX、社会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实际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要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且要依赖内部众多共同体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基础上的协同作用”[[[]杨贵华等.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页]]。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城市社区的发展演变中，随着XX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社区协同治理理念已初见端倪，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已逐步由XX一统天下的管理向注重市场和社区及居民之间合作协商的新型治理观念过渡；社区治理结构由单一的XX领导下的城市居委会向多元化主体发展，形成了目前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以及其他非XX组织等广泛参与的治理结构；社区治理的内容也从先前的主要发展社区经济，经由开展社区服务为主到以社区建设为实践的社区治理演进；社区治理的途径也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向“上下合作”转变。在应对目前由于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以及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权益冲突，作为一个城市社会基本组成部分的社区在未来可见的治理结构中，必将面临更大更艰巨的任务，而协同治理所特有的合作与道德逻辑将能弥补目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培养公民精神，缓解社会矛盾，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助益。

　　总而言之，协同治理不仅可以在制度层面优化目前的治理结构，更具有实践建设能力方面的优势，其倡导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协调的行为方式将构架处未来社会治理发展的一个美好框架。随着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崛起，未来的治理将呈现出XX、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协调的局面，在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的前提下，坚持协同共治的理念，优化目前的管理机制，将能解决目前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同时当前,我国城市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四大困境:一是社会主体多元化和个体化,社会协调难度加大；二是基层公共性的消退,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建设滞相对后;同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衰退，这就导致治理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进而导致基层建设的落后，无法满足公民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公民对基层的认同，进入恶性循环；三、XX治理体制中官僚化倾向依旧显著，管理体制僵化，无法回应社会问题所带的对于管理上的挑战；四是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公民和社会可利用互联网,一方面了解社会信息,发现问题,反映社会诉求;另一方面,也在监督XX行为,促使XX不断回应社会诉求,。现代社会已成为风险型社会,不再是单个主体就可以面对和解决的,不同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就为协同治理的应用于发展提供了动力。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农业社会时期，在儒家的治国理念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统治性行政；工业社会时期，社会分工不断精细造就了管理型的行政模式[[[]吕艳红.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公共权力异化成因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01期]]；而随着后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公民个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完善，人们对于正义与自由的追求，道德自主性与合作化意识极大地催生了对于道德管理的需求，因此服务行政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

　　在后工业社会中，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网络结构的形成成为可能，人们越来越多的进行多向度的交往，这就使得人们对传统的管理方式产生怀疑，过去以效率为基本目标，一味追求行政体系的科学化，以权力和法律控制为方式的管理，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追求技术主义的实践及对于使用主义的注重，必然会产生组织对于绩效的偏向追求和僵化的规章制度，这就会加剧公民的政治疏离与冷漠，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无从谈起。

　　后工业化的进程与全球化密不可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各类市场要素加速流动，选择日趋多样化，多元的治理主体与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治理方式不确定性不断攀升，同时知识技术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流的不断扩张、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XX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但是受到中国目前体制和机制的影响,XX几乎垄断了所有社会管理，虽然XX也在试图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改变这种局面。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虽然在特定时期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已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首先就是“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宏观环境和所起作用[[[]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从管理转向协同治理,不仅仅意味着XX审视自身以适应社会，同时也表明XX对于社会的重视，体现出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社会的快速变革使得群体阶层分异更加显著，社会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愈加显著，僵化的体制已无法适应这种剧烈变革，同时这种体制下所产生的决策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协同治理不同于以往僵化的管理结构,它的内涵是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建立宏观的社会协同机制，促进社会协同管理网络的形成[[[]胡钊源.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现状与评价[J].领导科学，2014（3）：18]]。

　　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得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出现了许多问题，威胁着社会安定。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着几大难题：①社区排斥与孤立现象。社区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及庞大使得社区目前的治理仅仅针对于内部的原居民，大量新入住的流动人口则被排斥在社区事务之外。这种情况导致暂住人口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②社区居民分异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和对于弱势群体的忽视。③居民参与热情低下，合作与公民意识薄弱，无法进行集体行动，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低，导致基层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滞后。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XX与公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公民可通过互联网了解信息并监督XX的行为，同时也放大了社会危机，这些都对当前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在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此，加速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调整，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基层治理危机,更好的应对居民需求和社会发展，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社会结构是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状态和社会内容的概念，它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新的城市社区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曾经的以地缘血缘为主的关系链条正在分化和瓦解，家庭观念相对减弱，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渐开放，日益接受当前社会的法理文化和准则。职业也不再单纯是传统的单位制下的员工，就业方式变得多样，收入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有所提高这些都为社区协同治理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职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自单位制解体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职业构成日益多样化，不仅仅在地域上不断扩展，而且延伸出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获取了更多的社会信息，对社区的管理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②收支结构。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导致居民的收入的改变，家庭的支出数额与结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的生活需求已不仅仅是满足温饱的初级阶段，而是已经注重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和更加多样的文化娱乐、休闲等服务，因此要求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无偿服务和有偿的社会化服务开始成为居民关心的主要方面。③人口素质与人口结构。虽然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各有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居民的素质已有较大提升，而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在社会中有更多的利益需要维护，权利意识觉醒，而且文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社区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石，同时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社区的人口结构开始变得更加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当地居民。

　　这些随着社会变革产生的变化考验着社区的治理能力，迫切需要改变当前的管理体制，而社会协同“有利于改变单位制解体后民众的“原子化”状态，增强公民的组织性，协调和整合多元化的利益与社会矛盾”[[[]王卫.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69-72]]。它为其他相关主体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机制，使得各利益主体能够在平等参与、协商对话、合作共赢中达到平衡，在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习得社会治理所必备的妥协精神，在充分参与的前提下促进社区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通过合理界定各主体之间的权责，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为了消除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风险，协同治理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它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对话、妥协，来达到平衡与整合，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满足社会发展对于多中心秩序下对于公民资格的期待。本章正是从三个角度论证了协同治理对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它是未来社区治理延伸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未来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苏州市是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也是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区。这不仅意味着苏州将领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更意味着苏州将率先进入社区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最为重要的是，近年来，苏州户籍人口平稳增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对社区治理创新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工业化使流动人口不断进入苏州，苏州成为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地之一，人口聚集使城市社会成员差距加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此时不能以单一僵化的管理体制对社区进行治理，应该调节治理方式，实现社区服务管理创新。

　　位于苏州市的工业园区是中国与新加坡XX合作开发的项目，在双方的合作互助之间，这些年，园区一直坚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综合发展指数在同等开发区中名列前茅。而园区中的社区更是在全国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自从2015年7月1日起，智慧平台正式出现在全区的社区治理中，极大地完善了目前的社区治理，全区推行的“互联网+政务”的模式优化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满足了居民的需求，得到了国家民政部高度评价，获得市和谐社区建设创新奖、社会治理创新优秀项目等奖项。优越的经济实力和突出的社区治理范例不仅为其它地区提供借鉴，也将对社区协同治理的推广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1、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调研了园区内的9个社区，分别为翰林缘社区、新加社区、东湖林语、苏安新村、东港二村、吴淞社区、闻涛苑社区、淞泽家园和青剑湖花园等九个社区。对这9个社区都分别进行了访谈和以抽样调查为主的问卷调查，基本情况见表1。

　　由表可以看出，园区社区居住人口学历较高，专科以上学历人口占了一半以上，人口素质有所上升，为协同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居民年龄分布呈现出“年轻化”趋势，4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达到了74.33%[[[]若如特殊注明，文中的数据来源于对苏州工业园区九个社区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人口构成更加多样化，非本地户籍人口已达到43.21%，同时在园区居住五年以下的人口也已接近一半，人口构成较为复杂，说明人口流动性有所增强。

　　2、社区治理结构

　　园区的社区治理主体可分为社区内主体与社区外主体两大类。社区外主体主要包括对社区治理负有责任的各级XX组织，社区内部主体是活跃于社区管理内部的，有权力参与社区治理的各类主体。具体的治理主体结构见图1。

　　1、社区党组织及其作用

　　目前，几乎所有的社区都设立了社区党组织，以加强XXX领导。社区党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社区都较为重视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开展不同形式的党组织活动，如鼓励失业的党员自谋职业，发挥退休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组建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的治安、环卫以及志愿活动等，在职党员则成为社区建设和服务中的中坚力量。

　　2、社区工作站及其作用

　　为了更好的为居民提供服务，大多社区都已设立社区工作站，并通过招聘

　　聘用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为居民提供帮助，为在职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服务，提高工作站人员的服务水平。

　　社区工作站根据街道与社区工作的特点，在社区开办“一站式”服务窗口，为居民提供各类所需服务，如计生、社保、法律等各类服务，方便居民办事。从而明确各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确保工作的完成。

　　3、社区居委会及其作用

　　我国的居委会都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在提供服务以及居民认同方面，其中园区普通住宅区的居委会职能发挥的比较充分，举办活动较多，所以居民满意度在三类社区中是最高的。居委会主要是在办完活动后，会拿一些问卷给居民填写，以此来调查居民对活动等满意度的情况。但是其他社区在社区治理方面常与居民产生摩擦，不能及时回应居民的需求，同时在选举以及政务公开方面尚有欠缺，导致社区的服务无法得到居民认可。

　　4、物业管理公司及其作用

　　物业管理公司是活跃于社区内部的，接受所有人委托，对社区内部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和社区相关环节进行管理的市场组织。一般普通住宅区的都具有物业管理公司，不同的社区所服务的物业管理公司不同，招聘有员工负责校区内部的环境卫生、治安和绿化等工作，有时也会协助社区进行一些社区工作，但是一些安置社区目前并没有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影响着社区的治安与环境。

　　5、业委会及其作用

　　在园区的各个社区中都设有自己的业委会，通过与居委会协商交流来维护居民利益，反映居民的要求与意见，但是各个社区业委会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业委会能够合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但同时有些社区的业委会并非由居民选举产生，甚至有些居民尚不知晓业委会已然成立，业委会形同虚设。

　　6、社区内的非XX组织

　　目前园区内社区已有的非XX组织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在社区扶持下的志愿者组织，例如青剑湖社区拥有的“老娘舅”组织，专为协调居民之间的矛盾，促进社区和谐；一类为与社会上一些志愿者组织合作或是自己培育的志愿者组织。例如新加社区拥有的一批志愿者团体。志愿者人数大概有800到1000人，差不多已经辐射到整个小区，为特定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组织缺乏专业性，服务有限，无法真正成为社区治理中重要的一环。

　　7、社区居民

　　随着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他们都有意愿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但是真正加入到社区治理当中的居民却很少，一部分是由于不了解社区事务参与的方式，社区的宣传不到位，另一部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大部分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影响较小。

　　Figure2是否愿意参与社区事务

　　Figure3参与社区事务的频率

　　1、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主体障碍

　　（1）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管理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社区中虽然有多个治理主体，但是每个主体发挥的作用程度有所不同。物业管理公司对社区管理具有较大的协助作用，不仅在改善治安、维护社区的基础设施、改善社区内部的环境卫生等方面发挥作用，还致力于协助社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协助社区工作站采集信息等，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逐渐渗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区居民良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帮手，同时物业管理公司已在与业委会积极联系，与业委会协商调解，力求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有利于理顺社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市场与社区之间的良好合作。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物业管理公司毕竟是一个私人经济体，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自己的目标，这与社区的公共性是相悖的，物业管理公司无法承担管理的职责，因此应当明确社区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社会角色，清晰界定职责范围，更好的服务于民。

　　（2）居委会的职责弱化，但同时也在积极调适。

　　在已经成为社区工作站的社区，工作站作为XX的工作平台，承接了大量社区的行政性事务，但是社区自身的自治与服务功能尚未有效开展，社区居委会已习惯之前行政性指令的工作方式，对自身的定位模糊，加之居民长久以来对社区形成的固有认知导致居委会的工作无法开展，其他新型主体的崛起客观上也对居委会的角色有所冲击，导致居民对居委会的诉求逐渐下降，居委会为改善自身困境，也积极开展活动。以东湖林语社区为例，社区内开设少儿跳舞班，会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但比市场价要便宜的多。这些活动一般都是居委会和一些社会上的组织建立联系，他们提供服务，居委会负责帮他们在社区里面宣传组织形象，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感知变化的情况下，居委会也在积极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挥自身的职责，共同为居民服务。

　　尽管如此，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不清晰，居委会的工作与活动也得不到居民的认可与支持，居民难以判断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也无积极的热情参与，表现出居民对居委会的冷漠。

　　（3）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尽管已有许多社区已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从居民的访谈中可以得知，业委会的职责尚未发挥到位，在对社区居委会的访谈中，都提及业委会已然成立，但是从与居民的访谈得知，一小部分居民尚不知晓业委会的存在，有些居民虽然知道业委会的存在，但是却不认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业委会成员，更遑论通过业委会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些都可以了解到，已成立的业委会在履行职责和日常工作开展的不到位，业委会或因自身的工作繁忙或者缺乏服务热情与专业素养而无法真正服务于业主，居民对其成员与工作运转不清晰，现实中工作的缺失让人唏嘘。

　　（4）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公民意识弱

　　居民参与是社区协同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居民的积极参与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血多矛盾与问题，推动社区取得最佳治理效果的重要方式。但是长期的封建体制的影响，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仍然比较低。

　　①居民互动意愿较强，但是参与的邻里互动较弱。受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的影响，以及随着居民自身文化素养、社会生活与生活质量的影响，大多数的社区居民都愿意提供帮助，愿意增强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但是主动了解并与邻居发生联系的人却很少。根据居民的问卷调查，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指导与了解邻居的基本情况，有些居民甚至不太清楚邻居的姓名、工作等基本信息，双方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较少。

　　从调查问卷可知，邻里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之间不会形成合作意识与利益联系，会进一步强化个体性的存在方式，造成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居民丧失政治意识，逐渐丧失公民精神，协同治理更是无从谈起。

　　②参与内容有限。大部分社区的居民仅仅参与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其余的有关社区事务的管理、决策与监督事务一概没有参与过，社区的财务公开事项更是闻所未闻，参加的社区治理十分有限。

　　2、社区协同治理的制度障碍

　　（1）治理理念转型的滞后

　　回顾以往较大的几次XX改革，我们可以发现，理念的创新要在制度转变之前，正确的理念是制度变革的先导，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是治理变迁的实践起点，但是通过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不难发现，目前我国治理理念相对于治理实践发展而言尚显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就治理目标而言，治理的目标尚未摆脱追求“刚性稳定”的束缚。社区工作人员如今大多依旧在执行自上而下的各种命令、指示、考核等，无法真正发挥自治作用，提供公共服务，以维护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各种管理手段实际上是以多方利益主体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协商的话语基础的缺失为前提的，无法维系其生命力。②就治理手段而言，将治理转型简单的等同于技术手段的革新。随着科技的发展与XX的倡导，现代科学技术十分迅速的成为各社区的不可或缺的治理手段与治理工具，却忽视了手段创新背后所应当包含的对于“自由”、“参与”和“协同治理”的价值诉求，社区将侧重点放在管理的成本与居民的流动性上，未了解到现代化技术使用背后所带来的社会重塑过程，是社区组织失去了自我调适的可能性。③就治理过程而言，行政干预主义并未完全消散。为更好的便民，大多数设立了社区工作站以整合社区的服务，这一行为一方面提升了社区事务治理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它也是行xxx力主观的服务供给，对社区治理转变难以有推动作用。

　　（2）治理角色定位不清，管理体制僵化，官僚主义倾向尚存。

　　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比较集中地表现为主体角色的身份危机[[[]赵晶、杨华锋.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创新的审视.新视野地方治理创新，2015（03）-0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社区管理出现了变革，实行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而近年来随着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发展与接入，原先在传统模式下确定的居委会的职责逐渐受到外界冲击。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居委会在社会变化的情况下固守的管理体制在面对外部力量强制介入时，地位十分尴尬，这种困惑带来了治理角色的识别困难，并因此带来了行为困惑。

　　在转变治理方式的过程中，由于基层各类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治理官僚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为了维护既有的利益格局与其所固有的保守倾向来自官僚体系对于未知的恐惧，他们以强烈的姿态维护着既有格局，这就阻碍了管理体制对于外界的包容性以及自身的创新性，与此同时长久的封闭的官僚体系使得XX的行政人员在进行自我认同时，形成强烈的官本位的倾向，形成“行政傲慢”，这种制度与人员所带来的障碍将会阻碍协同治理所需要的社会基础的形成于发展。

　　3、社区协同治理的平台建设障碍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于社区治理也产生了冲击，因此，为了更好地回应公民需求，城市社区治理也相应的进行了相应的创新。目前园区的大部分社区都已开始利用网络化管理,搭建智慧平台,整合社区的治理方式。然而，目前的“互联网+”的社区治理模式仍旧不能适应当前社区发展中的社区需求与居民利益多元化的需求，在平台建设中仍存在很大的问题。

　　从园区的社区治理建设效果来看，虽然采取了一些协同举措，但在平台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单打独斗的现象。同时，各部门之间由于对“互联网+”的技术平台意识不强，沟通协调不顺畅，未能充分利用不同服务项目、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串联与沟通，先进经验做法难以推广铺开，其他部门还要再次摸索，浪费时间和资金。此外，“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构建过程仍有很大社会资源被排斥在XX的建设体系之外，这种模式也缺乏相应的安全标准与审核标准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协同治理的理念是基于各主体之间的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但是如今XX与公共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短时间内仍然无法改变，其他治理主体在XX垄断信息资源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融入社区治理中来。因此，在当前社区治理现状与互联网发展的状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建设来推动社区的协同治理，以便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推动作用，实现治理模式的提升与改善，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课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治理体制，以增强对于社区的认同，最终通过平台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象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XX在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XXX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引起市场各界高度关注。]]，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日渐丰富，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更是备受关注，但是现阶段园区社区治理中出现的治理各主体的发育不够充分，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治理理念的尚未更新，以及目前社区治理所表现出的体制僵化和官僚化的倾向，导致目前社区治理滋生许多弊端，为改变这一窘况，未来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规划。

　　1、社区治理的主体上的协同

　　界定各主体的角色，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从管理主体而言，要处理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各自不同的职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协调好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与协作的关系，居委会应当将自身的工作重心放于公共服务的方面，物业公司则是日常的社区生活的管理。

　　（2）处理好居委会与业委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居委会与业委会都是自治组织，在现实中两者的职责有交叉现象，因此有必要界定两者的关系，居委会是居民利益的代表，负责辖区内的社区建设工作，它可对业委会进行管理与指导，业委会只是小部分居民利益的代表，代表居民的意见参与社区治理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商，当它与物业公司发生冲突，居委会或工作站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协调。

　　（3）对于业委会的职责缺失问题，可加强业委会的自律和对其的监督，发挥其自治的作用。

　　（4）提高居民的认同感，激发居民参与。居委会可通过一些活动或是一些休闲场所，创造互相交往的空间，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也可借助互联网技术创建社区论坛，提高居民之间交往的可能性，同时可通过宣传教育使居民意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并通过多重方式让居民了解到各种社区参与的方式，使居民在有意愿的前提下，可以清晰的了解自身可通过怎样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

　　2、社区治理的制度上的协同

　　（1）以社区自我发育取代行政渗透，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

　　吉索普将自组织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他认为自组织也可能存在失败，从而提出“元治理[[[]元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设计更合适的制度规范，设想更合适的远景，从而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发展，协调组织之间的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及后果等。]]”这一理念，由此他也肯定了XX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社区治理中仍旧不可忽视，XX在提供治理的基本规则，保证不同治理机制与规制的兼容方面的作用不可代替。

　　轻度控制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行政控制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导致管理崩溃，要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XX包揽一切的做法，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多、更积极、更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在共同体的建设中，加强社会组织制度化参与，以社会的自我生长来不断完善各类主体的参与制度，从而实现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提高基层社会福利水平与善治能力，既有利于实现弹性稳定，又可以避免隐藏的脆弱性。

　　（2）以社会理性推动治理理念的转变。

　　基层社会的稳定与综合治理十分重要，围绕此主题所进行的努力的价值无法忽视。然而协同治理更大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的和谐，提高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得社会意愿可以在一个自由合作的环境中得到彰显，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系统，更重要的是培育居民相互合作的精神，因此社区应跳出管制思维的困扰，坚持社会理性这一原则和价值取向，在社区治理中找寻到适宜的位置。

　　（3）创建合作性的权力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发育，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一种各种力量相互合作的机制，但是由于行政体制故有的弊端和公司机制导致的公共性的缺失与责任问题使得基层社会治理低效运转，得不到居民的认可，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培育社会资本，改变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注重合作意识的基础上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而当前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极大地降低的信息共享与彼此交流的成本，重塑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构，而这种冲击与改变将能促进未来基层社会的治理，实现权力、资源与信息三者之间的协作，推动社区治理的完善。

　　3、社区治理的平台建设上的协同

　　当前中国多元利益主体的碰撞和摩擦成为常态，必须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进行整合，实现系统化、民主化的重构，即“从利益博弈到利益共享”，形成“网络与网络相互嵌套的多元治理体系”，使得多元治理体系贯穿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及平息的全过程[[[]刘霞.多元社会的稳定逻辑—论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J].学术前沿，2013（1）:74-83]]。在“互联网+”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思维，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平安社会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有序。运用互联网使云政务公共平台的建设成为可能，包括人口管理、交通监测、公共安全等各类服务可通过平台进行系统化的整合。而其中XX的职能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定义，转变为网络设施的供应方，借助现代技术降低XX运行的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可及性。街道和社区各相关部门则应全面接入政务平台，利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工具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基层XX治理体系，创建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回应诉求、吸引公众参与的新平台，为其他主体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建设透明XX。

　　基层XX需要建设智慧平台，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形成覆盖城市社区的智慧社区互助网络。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进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与社区内相应社会组织的协调，为构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服务的社区组织提供各类支持，将更加专业与多样化的主体引入社区治理中来，

　　（六）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介绍苏州市工业园区社区的具体情况，通过访谈与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了目前园区社区协同治理的具体实践内容，分析了治理中各个不同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在未来可见的协同治理的进程中，现今发展中的不足，同时通过深入分析，探究了社区协同治理进程中的障碍并依据协同治理的内涵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希望以此丰富目前的研究现状，为未来的社区治理添砖加瓦。

　　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核心在于培育社会参与所需要的公民精神，寻求人与人、人与组织等各主体之间的和谐共治，培育完整的个体人格，更好地改进社区治理的方式，这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性步骤。社区的协同治理的未来方向在于促使治理主体从单一主体转变为多元的主体参与，使得治理的方式从刚性僵化转向灵活服务，治理的空间由平面化转向多层次，强调治理中的价值理性，期待社区治理中每一个亚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培育公民精神

　　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使得公民的差异化需求更加显著，对于目前的社区治理提出挑战，急需加强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这就对于社会力量的发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构建多样化的志愿服务网络，促进社会组织的产生与成熟，这种做法不仅能进行针对性的精细化服务，也可以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助性、自主性与社会责任感，提高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2、创建平等交流的空间，提高公民的政治理性

　　在未来城市社区的治理中，应明确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职责，使得社区治理在合理的制度化道路上前进，通过创建多样化的沟通交流的渠道与方式，打造公共交流的空间，实现社会组织以及公共等多元力量的平等协作，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从而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公民的政治理性，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与具体的民主实践，使得公民在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通过有序的参与来培养未来社会治理所需的妥协与表达参与的理性。

　　3、增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的治理效率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精致的个人主义导致了社会信任缺失、规范意识不足，这就使得社会合作的成本不断攀升，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冲突带来了资源浪费，集体行动存在困境，因此要加强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高居民的规则意识，健全监管机制，从而协调体制内各种因素，遏制多元主体之间的摩擦所造成的耗损，通过调整制度与主体减少内耗提高社区管理的效率。

　　4、建立协同机制，保障公民权益

　　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居民与社会关系，而这一切与利益问题密不可分，同时信息不对称，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居民的利益难以保障，这就需要打破各部门之间的阻隔，建立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使得各主体在制度化的条件下能够有限的协商与参与，同时加强公民对于居委会与业委会等服务组织的监督，从根本上维护居民的合理权益，从而实现“善治”的目标。

　　总而言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理念与体制的双重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是现代化的标志，只是能够提升XX的管理能力，我们应当侧重于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作为基层治理重要主体的XX应当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其自主性；公民群体应当能够拥有自由合作的空间进行参与而不被外力压制；社区的各种社会组织应该在合作型权力模式下实现社会理性的回归，通过各主体之间多元合作方式，促进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继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理想中的集体行动是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些整合模式确保在不剥夺行动者自主权的同时，也就是说，在确保他们追求对立目标的可能性的条件下，实现必要的合作”，虽然我们也在渴望这种社会现实，但是它具有的乌托邦的色彩使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就协同治理理念而言，并不奢望行动者能够实现地位的平等、行为的互涉、影响的均衡。因为在不确定性因素始终存在的情况下，行动者是不平等的，“那些能够通过自己的地位、资源或者能力掌控不确定因素的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所以说，协同治理的主要问题不是追求上文所言之平等，而是试图在干预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寻得一种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既有助于避免行政国家现象的出现与演化。协同治理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在复杂的系统内部寻找到不确定性形成的根源，从而重塑权力博弈的过程，达至相对均衡的状态，这种均衡也就意味着合作秩序的形成。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研究——以苏州市工业园区为例，首先通过对于社区治理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延伸出协同治理对于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意义，社区协同治理将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一个前进方向，随后通过对苏州市工业园区社区协同治理现状的探讨，分析了我国目前社区协同治理中的困境。从园区的实践之中可以得出，协同治理缓解了信息孤岛困境，进一步整合各部门分割化的信息资源[[[]陈慧荣、张煜.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_以上海市市A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2015）01－0100－17]]，改变了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困境，极大地推动了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协同治理通过重塑利益偏好、改变力量对比、降低治理成本和开辟合作途径促进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变迁，能满足利益分化，集体行动困境之下社区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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