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春秋笔法”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其独有的魅力和文风艺术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在历史意识空前发展的周代，“史官文化”因为史官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肩负对现实的责任而成熟，以《春秋》为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词，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传为孔子所作。《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它虽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随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原始察终，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他的爱憎，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被誉为“春秋笔法”，影响着后代史传文学作品。阐述《春秋》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的《左传》在阐述《春秋》思想之外，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练，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在对战争的记叙时，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人物成为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相比《左传》，《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在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但由于其中所表述“大同统一”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西汉乃极盛之期。

　　《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司马迁借鉴了《诗经》和《楚辞》、战国散文中酣畅淋漓的风格，又将“春秋笔法”发挥到了极致；在完成自己毕生抱负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司马迁的《史记》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巅峰。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近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仁哀肠；他善于将人物置于广阔社会背景下，使得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强烈的传奇色彩又赋予人物神秘感。司马迁的《史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这些全部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刺讥褒贬”，探究《史记》中的叙事艺术的特点，能深刻反映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爱憎情感，也能了解到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就已经十分重视了。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眼光超出了前人许多。后来到了三四十年代，研究《史记》的成果多了起来。其中李长之先生，他先是在40年代发表了若干单篇文章，后来集成一个集子。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白寿彝先生，他对《史记》思想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司马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研究得很深入，他撰写的《史记新论》虽然篇幅不长，却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多数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也慢慢集中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理解和表达上。不难看出，这三句话串联起司马迁整部《史记》，这包含了对人的描写，对历史事件的个人解析和看法，更是他对《春秋》中所熟练运用的暗喻褒贬手法的巧妙运用和开拓创新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对《史记》的研究首先要从它的译介说起。《史记》的主要西语译本有德文译本，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其中最早的德文译本是在19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把《史记》24卷译成德文，零散发表在《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上。后在1956年，一专门研究《史记》文献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弗勒兹·杰格的译文，《史记卷82》，载入《中日研究：安德烈·韦德迈尔诞生80周年纪念文集》。在法国，最早大规模译介《史记》的是汉学家沙畹博士。1972年，吴德明撰写的《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译注》是一种面向专家的学术性译介与研究的翻译典范，注重不同释义的考证，吸收了中国传统注疏、文学和语文学研究的成果。译风严谨，译语华贵、优雅，具有很浓的诗歌色彩。英文译本主要有两种：华兹生译本和倪豪士译本。华兹生在《史记》英译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史记》翻译工作，1958年他的博士论文《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是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之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史记》中涉及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的序。他的译本是《史记》已经出版译本中最为完整的英文译本。而倪豪士等正是在研读华兹生的译本过程中产生了对《史记》研究的兴趣。1962年，弗兰克·克尔曼撰写的《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一书中，他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渊源、资料来源、列传的总体内容与风格，指出司马迁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史记》谋篇布局的历史态度。1987年，黎志刚在《中国文化》总28期发表《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迁》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1988年，耶鲁大学侯格睿通过分析司马迁编纂史料的方式指出，《史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即历史史实具有道德教育意义，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阐释可能不会是绝对客观的，同样的史实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同样有效的不同含义。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新趋向。而《史记》中“春秋笔法”表现毫无疑问归到史学的研究上。《春秋》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大陆还是X，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都以单篇形式出现，多是零星的。在现有“春秋笔法”与史学的研究中，从微观角度辨析的案例占比重较大。《国语》、《史记》等史学著作，欧阳修，王鸣盛等史学家对“春秋笔法”的运用都是研究的热门话题，但相较《国语》，欧阳修，王鸣盛等个案研究，司马迁的《史记》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常德忠《（史记）中的春秋笔法》，赵彩花《（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上，下）侧重《史记》本文中“春秋笔法”的运用：常认为《史记》是效仿《春秋》而作，赵认为《史记》运用“春秋笔法”，是在渊承中有创新。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X学者张高评《（史记）笔法与（春秋）笔法》则侧重“春秋笔法”与“史记笔法”的比较。在比较时，王文兼重二者之间同和异，张文则偏重二者之同，并强调《史记》笔法对“春秋笔法”的拓展。在现有“《春秋》笔法“与史学的研究中，宏观的理论探讨也占有一席之地，与微观的个案辨析可谓是并驾齐驱。王晓天《“春秋笔法”是曲笔吗？》从孔子的治史思想和《春秋》本身分析出“隐讳”基本上是“直笔”。詹华明《试解“春秋笔法”》认为“春秋笔法”的特点在于材料的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表现手法是“一字为褒贬”，孔子是借修史以传其“道”。

　　通过对《史记》的原文阅读和分析以及对《史记》作品研究著作的借鉴，提出自己对《史记》中所运用的“春秋笔法”的继承喝发展的理解，通过基本表现手法的深入探究，从多个侧面和实际记载，剖析字句间的微妙思想感情和作者所持态度与对历史事件和现实的看法和深思。要完成这些，本文使用的方法为以下几种：

　　1、文献分析法：参阅图书馆藏书、网上文章、期刊网相关文章、有关专著等；

　　2、个案分析法：通过《史记》司马迁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的视角和笔触来发现其中所运用到的“春秋笔法”；

　　3、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相同方法叙述事件的不同点揭示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发展。

　　“春秋笔法”也称“春秋笔削”，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具体出处？文内注）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孔子在撰写鲁国史书《春秋》时首创的一种笔法，或者说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首先，“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出处？？）指文辞简约但意义显豁。

　　成公“十有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春秋、左传、史记的引文都需要标注出处，后文同）此处，叔孙氏是氏族名，因侨如奉君命出使，为了尊重君命，所以侨如前冠上了氏族“叔孙”的称谓，即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亲。后一句称侨如，而不是叔孙侨如，是因为侨如迎接夫人归来，为了显示对夫人的尊重，而只称侨如。这里可以看出，称谓不同，尊重的对象就有出入。另外，僖公“十有九年，……梁亡。”没有明确指出是秦国灭了梁国，而是指责梁君虐待人民，民不堪命，四散而逃，事实上是梁君自取灭亡。这实际上是孔子对于秦国灭亡梁国并没有批评的态度，不是秦国攻破梁国也会由其他国家来完成，梁国完全是咎由自取。《左传》中关于僖公十九年对这件史实为《春秋》展开进一步叙述：“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宫沟，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僖公“十年有四春，诸侯城缘陵。”杞国受到他国威胁，齐桓公不能救，率领诸侯在缘陵筑城，把杞国迁到缘陵。桓公不能率领诸侯救杞，是缺点，所以在文中没有提到修城的人。

　　第二，“志而晦”，指记载史实含蓄深远，文字简约，但表达的意思却很含蓄隐晦。

　　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疏》曰：“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指载录史实而意蕴深隐，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业。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此文的意思大致上是，桓公及戎在唐地相会，两人互相推让，不肯做盟主，会不成，故称公至自唐，即点明相会之地，而不说盟会成功。倘若三国以上结会，则一人为盟主，其余二人听命，结会成功，就不称至自某地，而用“会”字表示盟会成功。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春秋左传注》中曰：“凡师出，与谋约及，不与谋曰会。”意思是同志之国，共行征伐，若对方与我同谋计议，议程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若对方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也就是说，在出兵问题上，同志之国，事前参与谋划的称为“及”；事前未参与谋划而不得不出兵的称为“会”。有此可推断出，宣公此次的出征并没参与谋划而迫于是同志之国不得不出兵讨伐称为莱的国家。

　　第三，则是“婉而成章“，婉，曲也。辟，亦作“避”。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这里主要强调的是避讳，通过委曲之辞以达避讳之意，也被理解成表达委婉曲折却顺理成章。

　　僖公“十年有六，……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再又僖公“十年有七……夏，灭项。……九月，公至自会。”从字面上看，记录了鲁国僖公在淮会盟诸侯，第二年灭了项国，自九月而归。其实，中间的虚实都避而不谈。对此，《左传》中僖公十七年是这样记载的：“（鲁）师灭项。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会。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事实是，鲁僖公于十六年十二月在淮上会诸侯，次年出兵灭掉了项国，齐桓公因为此事把僖公扣留。僖公夫人声姜，因为僖公被齐桓公扣留，同年秋，遂于齐桓公相会于卞城。这样，鲁国僖公才于九月得以放还鲁国。声姜上演的这场“美女救英雄”的闹剧，在孔子看来是属于“为尊者讳”，因此，在撰写《春秋》时才避而不谈僖公第二年秋才归来的主要原因。还有便是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壁假许田。”根据孔颖达《正义》可知，鲁国的许田和郑国的枋田都是周天子所赐，按照周礼是不能互换的。所以从维护周礼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能说两国之间相互交换，之能说是用壁来借用许田，“假，借也”。也就是说，郑伯用枋田和壁向鲁国索要许田，这实际上是交换，但各个史书或是传记用借来叙述这件事情的，都是沿袭了当时对此事的记载。《谷梁传》则云：“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

　　第四，便是“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所谓“尽而不污”指的是尽其事而不迂曲、不加夸饰，“污”同“纡”、“迂”。

　　庄公“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宫楹。”即是用朱漆漆桓公宫内的柱子。根据《谷梁传》的注释，天子诸侯的屋柱是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涩，士则用黄色，用赤色也就是朱漆的人来漆刷宫内的柱子是不符合礼仪的，所以孔子在这里详细记录。后又庄公“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意思是在桓公宫内椽子雕刻花纹。而《谷梁传》同样对此加以注释，按礼制天子宫内的木桷要经过砍削和打磨；诸侯宫内的木桷也要经过砍削和打磨；大夫屋内的木桷只须砍削光滑就可以了；而士屋内的木桷只砍掉木棍的根须就可以了。因此，庄公把自己宫内的木桷上雕刻上花纹是不符合正规礼制的。孔子在此没有因为这是小事而忽略不将其记录下来，刻桓宫桷，丹桓宫楹，实际上是斥责庄公。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也是孔子对不符合礼制的又一描写。按礼制，车与戎服，乃位尊者所拥有而以此来赐给位卑者，所以诸侯都不将车或者戎服当贡品来献给天子。庄公“三十有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杨伯峻先生引《周礼·天官·玉府》郑注云：“古者致物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春秋》曰：‘齐侯来献戎捷。’尊鲁也。”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曰献捷，亦曰献功。《左传》中记载：“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遣俘。”由此可见，齐侯吧戎虏献给鲁国是僭越了周礼的。孔子将这些不符合礼制的行为，通过不同字的表达来传达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加隐晦。

　　最后，是“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这则是说善名必书，恶名不灭，以期达到惩劝的作用。

　　昭公“二十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襄公“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这便是盗与三叛人名。齐豹，卫国之卿，以《春秋》为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对卫侯的兄长怀有愤忿的情绪，起了杀他的心思，欲求不畏强御之名，《春秋》抑之，故书曰：“盗”。盗者，是对有罪的贼人的称谓。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都是小国的臣子，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所以书中记载他们时直道姓名，使他们恶名不灭。倘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倘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彰，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谈论到这件事情，其意甚明。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惩恶则善劝，故连言之。

　　“微而显”，是指辞微且义显。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同类事物的对照，来让读者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以《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在年轻时在粮库里亲眼看到老鼠偷吃粮食的事情为例子：“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栗，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司马迁在这篇列传开篇之处，就把李斯塑造成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李斯想到，只要在粮库里做个偷嘴的老鼠，随心所欲，偷吃粮食又不受惊扰，也就心满意足了。从后来的史实来看，李斯当了丞相，赵高让李斯伪造圣旨，逼死扶苏，拥立胡亥为帝；也是因为李斯对权位的贪恋，使他对赵高是言听计从，结果是，李斯在逼死扶苏之后，最终也是被赵高害死了。在结尾处，司马迁写道：“二世二年七月，具斩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具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孚！’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段话的意思是，李斯被处死刑，出城门时对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城门去捉野兔，还能够办得到吗？司马迁在细微处将李斯的人格充分展露在读者面前。他既承认了李斯的才能，干过许多大事，也揭示出李斯是个时时刻刻都是在乎自己个人得失的人。这样的，通过话语来刻画人物形象，铺陈事件都较为合情入理，进而也极为鲜明地表达出司马迁对李斯为人的鄙视。

　　除了说话，还可以用某些细小的事情，来反映某些人或者家族的整体特点，《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就是一个例子。万石君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建，另外一个名叫庆。“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这段话的大意是万石君的儿子建，在朝中任郎中令，是皇帝的侍从官，写了一个奏事的文件，等文件发下来时才发现把“马”字写错了。他说“马”字下边有尾巴应该是五划，现在少写一划，皇帝怪罪下来就活不成了。害怕紧张得要死。他谨小慎微，对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万石君的另外一个儿子庆，是任太仆这个职位，陪着皇帝出门。有一次，皇帝问他，拉车有几匹马，庆举起手中的鞭子一个个地点这，然后才回答说有六匹。对拉车有几匹马本来可以张口就能说出来，但庆却硬是举起马鞭一匹匹点来，然后才做回答。这么做全是为了迎合皇帝，投其所好，庸俗不堪。司马迁特意将这两个人的事情分别写出，就是为了要清楚表现出万石君的一家人，都很恭谨，为人处事都小心谨慎，以此来换得主子的欢心。因此，万石君一家俸禄有两千石的官多达十三个人。司马迁透过这些细微的、寻常人都容易忽略的点滴小事，来讥讽贬斥汉武帝政治的昏庸无能，所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志而晦”意思是记得隐晦，“志”，用文字记载。指用用简括、隐晦的字眼来记载事情，来表达复杂的内容。这样既能表达历史真实，又使内容更为隐晦。

　　“春秋笔法”中大体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秦始皇出身之事，其中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根据此段所言，秦始皇的父亲应该是庄襄王。但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之楚，欲以钩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相互对照，同一件事情却不同的史实信息，我们不难得知，秦始皇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却名为秦庄襄王的儿子。由于秦始皇是尊重，司马迁不便在《秦始皇本纪》中直接道出他的身世，而是通过《吕不韦列传》来还原事实的真相。

　　又或者在《淮阴侯列传》最后赞叹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已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以灭宗祖，不宜益乎！”韩信有如周公、太公相俟的开国功勋，但却被吕太后诬陷为谋叛逆而死。前文中已经关于整件事情做了详细的论述，却在此处大加鞭挞。表面上是对韩信的讨伐，实际上是把韩信的冤死和统治者的加害暴露无遗。韩信最开始拥齐国之重，助汉则汉胜，顺楚则楚重，自立则天下三分。尽管如此，他拒绝自立为王，却在势力下降的时候又意图谋反，这会是有可能的事情么？

　　“婉而成章”，指委婉含蓄，婉转曲折，彼此相互映衬，将人物和事件，能够合情入理地表达出来。

　　对《史记》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只对天子称本纪，但惟独只有项羽却是其中那个没成为帝王而被司马迁列入本纪的人物。在项羽灭秦以后，号令天下，分封诸侯；在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际，项羽继承起义大业，彻底击溃了秦军的主力。将项羽列入本纪，看似格格不入，但却正是充分彰显了项羽的丰功伟绩，使人读之合情入理，也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最后未成功业的惋惜。尤其是项羽在巨鹿、鸿门、垓下三个险要关头，《项羽本纪》中成功地再现了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绚丽多彩的场面，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有声有色。“巨鹿之战”中，项羽破釜沉舟，奠定了灭秦的盖世功勋。战前，杀庆夺军，大义凛然；战时，勇冠三军，击败秦军；战后，声威显赫，被诸侯拥为上将军。在战场上，项羽英勇善战，是一位罕见的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鸿门之宴”，项羽骄傲自大，刘邦谦恭奉承。项羽、刘备各具风貌，神态迥异。一场看似平静如水、觥筹交错的“鸿门宴”，却比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厮杀来得更为凶险、激烈。这既是刘、项盟友转为对手的开端，也是项羽由胜利滑到失败的转折。在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项羽的厚重木讷，轻信奉承，使他成了一个政治目光短浅的侏儒。到了“垓下之围”，此时的项羽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他儿女情长，悲歌别姬。最后“溃围、斩战、刈旗”的决战，单骑突至乌江，在“天之亡我”的慨叹声中自刎而亡。一幅幅悲壮、凄凉的画面，将项羽烘托成一位顶天立地的悲剧性英雄。除了将项羽列入本纪以示司马迁对其的赞赏，对项羽英雄气概的着重描写，他的错误或是略而不载，或仅是轻笔带过，尤其是项羽在性格上凶残，坑杀人口数以万计，“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这段描述是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却未提及。婉而成章，彼此相衬。这并非有意替项羽掩盖罪行，只是依据不同篇目的不同目的，对史料加以恰当的分散处理。（再举一例）

　　“尽而不污“，即直书其事，真实记载。对于记载的人物和事件，照实记叙，既不臆造事实，也不虚构编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这样记载：“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有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窦婴是失势的贵族，田蚡是得势的贵族，灌夫则是曾里过战功的将军。三个人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窦婴虽是贵族但因为失势，不被人们理睬；田蚡得势，人人都趋炎附势；灌夫对此而不平，灌酒骂座，得罪了田蚡。虽然是杯酒间的意气之争，但田蚡睚眦必究，最后将灌夫和窦婴都陷害处死。该列传中，司马迁通过田蚡要杀灌夫、窦婴要救灌夫，直闹到皇帝、太后前面，田蚡因倚仗皇太后的权势，捏造罪名，将灌夫、窦婴杀害，把一群蝇营狗苟的宾客，一班保官自全的朝臣，两位至高无上的君王和两位不可一世的皇太后这样一副群丑图，完完整整得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不得不对这样的一群势利小人加之唾弃和厌恶。他在结尾处这样说：“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司马迁按照历史事实，将故事原本记录，实在叙述。

　　又如《陈涉世家》，陈涉是一个平民，利用秦末社会动荡，举起了反秦大旗，但很快就失败了。即使如此，司马迁还是把这件事情写进了《史记》，并记为世家。因为司马迁认为陈涉在秦末之际风云变幻中，首先发起反秦大举，这是历史事实。假设没有陈涉的起义，更不能知道其后将由谁来当此重任，什么时候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陈涉从起义到失败虽然仅仅只有半年，但他的举动意义重大。司马迁将他列入世家，也是如实、客观地叙述历史。除了这点，司马迁不惧当时汉朝政治家、思想家对秦朝暴政的指责，而是肯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功绩，作了公允的评价。他说：“秦去天下多包，然事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他还如实记述了苏秦、张义游说诸侯的事实。苏秦早死，张义“振暴其短以服其说，成其横道”，诋毁苏秦。司马迁既没有为苏秦辩护，也不矫枉过正，只是记录二人游说各国及相互关系。他赞到：“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惩恶而劝善“，是指善名必写，恶名也记，赏罚分明，用来劝惩。用事实表示对于人物或事件鲜明的褒贬倾向。

　　魏公子，救赵，存魏，是一位礼贤下士的政治家，更是充满了侠义精神。《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载：“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司马迁毫不吝啬自己对魏公子的赞美之词，用事实表示了魏公子的德行出众，引得四方能人皆都愿意投身他的门下做食客。侯生巧献计谋，以报魏公子的知遇之恩‘如姬舍生忘死窃得虎符，以谢魏公子曾为其报杀父之仇；朱亥欣然前往椎杀晋鄙，报公子“往数请之”的深情；侯生最后之所以北向自刎，也是为了报答公子的厚遇。侯赢、朱亥、毛公、薛公四人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而公子仍以“能以富贵下贫贱”，“不敢以富贵骄士”待人，充分说明了魏公子的高尚品德。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极力讴歌了项羽的英雄本色，但对项羽的骄傲自大，依托武力征服天下的弱点进行了批判。

　　除了帝王将相，其他众多平凡的小人物，或中下层人物，甚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市井草民，也被司马迁用来当作惩恶而劝善的标尺。人物的精神品格，有的受到赞颂和肯定，而有的，则是无情的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虽然描写了酷吏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残暴行为，但也没有隐没他们廉洁行法，奉公执法，如郅都“伉知，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受正”。他们之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是则是，非则非，好的要宣扬，坏的也要书录。

　　《史记》在直接学习《左传》等史书以及先秦诸子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加以灵活运用和自行创造，以高超多样的修辞技巧、独具匠心的布局谋篇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微言大义”，颇具个性得传承与创新了“春秋笔法”。

　　在《史记》的论赞中，司马迁以正面表达爱憎情感和似正实反或似反实正这两种主要的论说口吻来议论时事。对应于具体时代，则是对汉以前的人事看法多直接表达，当代人事则多用反讽表达。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为例：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伯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网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

　　司马迁将刘邦时的功臣与三代功臣子孙绵延对比，其中的快笔，婉笔，含蓄吞吐，褒贬自见。批判武帝规定诸侯买白皮币做贽礼，刻削诸侯，百余诸侯坐酎金失侯，丧失了三代以仁义安功勋之臣的古道。作者的情感倾向我们便不难体会到。紧接着，作者又马上转腔换调，以替统治者申辩的口吻，象是为掩盖刚才显露的批判情绪，铿锵有力地反拨上面一段话，而说，古今帝王面临的情况各不一样，所以不必相同，汉代又何必一定要像三代一样以仁义安诸侯呢？重要的是都能导向国康民安的成功之路就可以了。但联系汉代当时的实际，刻削诸侯带来的所谓现实成功几乎看不到，人们更多见到的是汉统治者的刻薄寡恩。这样越是张大其词地以“成功“为要务来替统治者辩护，越是能显示统治者杀害功臣借口的可笑，人们更是能注意到汉统治者杀戮功臣完全是违反古道，违反仁义的。似正实讽，上下段两种不同说话口吻的组接，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感情。又如《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记载：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秋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司马迁在其他相关篇章中也描述了战争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对这些为了一己私欲而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的厌恶和反感。但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中，又似乎用一本正经的口吻来赞扬战争，并以《诗》、《书》载有“戎秋是膺，荆荼是征”，齐桓公、赵武灵王、秦穆公都有对夷狄的战争，表明对夷狄不能仁慈。更何况现在汉家江山一统，四海皆富，岂能不加以利用去征讨四方呢？看似有理有据，细细推敲，则理由显得十分荒诞。武帝以这样的理由连年征战，结果是使死者无数，国家为之衰微。司马迁以反讽来表达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导致生灵涂炭的反对情绪。

　　相对的，司马迁也有时用似反实正的语言来体现微意。在《淮阴侯列传》中赞：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某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前一句表面责备韩信不能“学道谦让”，实际暗示韩信有可与周公、姜太公相比的安国勋劳，然后以“不务于此”转入下文，似乎以更严厉的批评态度，训斥韩信在天下已经安定之后，阴谋叛逆。韩信本是被汉统治者以谋反罪杀死，这看似是司马迁对韩信的死是死有应得的表达，实际上，经过他这样的批判，表面是把韩信的愚蠢暴露，内在的是为韩信的死喊冤，对统治者加害功臣的罪行的斥责。在本传正文中，司马迁反复突出韩信之义，如此有信义之人，怎么会图谋叛逆呢。这样，使得当时统治者加于韩信谋反罪的理由更显荒谬。

　　首先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用到的对比手法。

　　有直接进行对比的。如《张耳陈余列传》赞到说：

　　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也。

　　把张耳，陈余以势利相交，因利益而交恶与吴太伯、季扎之清廉高尚相比，褒贬自见。或是虽把两者放在一段之中，但没有明显把它们对比，而将对比蕴含其中，如，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受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惧。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萧何、曹参、韩信等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且萧何与韩信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特殊关系，曹参则是因为与韩信在一起，才能建立诸多战功。司马迁在评论萧何、曹参之时，极其自然得提到了韩信，暗含对比，让读者看到战功赫赫者和文职刀笔吏、功高震主者与战绩平平者得到的不同待遇。司马迁对萧何、曹参的定位与评价，将他对韩信惨遭杀戮，刘邦处置功臣的愤怒的宣泄暗含在其中。

　　在古今概述中把事物放在时间流程中，让读者看到其中的差别，以不明显对比而达到对比目的的手法，也是司马迁经常使用的。如《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记载：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积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

　　虞、夏三代至秦的帝业都是长时间积善累功而成，汉朝统治者却是“起于闾巷”、短时间内兴起。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汉王朝多是草莽并没有太多的“德洽百姓”。或者将对比的两者不放在同一篇之中，即“远比”。这必须要读者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有人将这样的方法概括的特色为“言在此而意在彼”。如《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提出无论天子还是庶民，好利都是极大的弊端，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利”的看法。而在《货殖列传序》司马迁又从人性、民俗的角度这样分析：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指出国家与民争利，是最下等的经济政策。而在《平准书》中，作者用客观的笔调叙述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使读者武帝的多欲与好利的一面，以及武帝时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最彻底的与民争利。将司马迁论及到与“利”相关的内容加以综合，比较，就可以发现武帝时的经济政策的实质和作者对此的态度。

　　其次，司马迁常用的手法还有反问。

　　如《秦楚之际月表》在比较虞、夏三代秦与汉朝得天下不同的基础上，司马迁感叹到：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看起来像是褒扬汉朝建立是得天命，刘邦时天命所归的“大圣”，实际上是用两个反问的语气委婉传达了他对此结论的不肯定，也引起读者的思考，让人联想到刘邦的为人其实与“大圣”截然相反，从而领悟到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又比如《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评价叔孙通时这样说：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此句并没有明显的褒贬倾向，接着作者引用《老子》中“大直若屈。道固委蛇”来形容他，再用以反问“盖谓是乎”来收尾，这样才看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不取和微词。

　　除了对比和反问，司马迁还常在论赞中运用模糊语言以传达“微意”，如《封禅书序》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开始一句“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似乎是在肯定封禅是古已有之的典礼，而接下来的两句却恍惚迷离，先是说有符瑞见则帝王都会去封禅，又在说由于种种原因自古帝王并没有封禅，致使封禅的礼仪后世没有听说过。作者也没有在其他文章中举出任何古代帝王封禅的例子。这便是司马迁用不确定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观点，没有明确指出。在《万石张叔列传》中，司马迁又运用语言的歧义来制造模糊效果：

　　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文中有三处提到“君子”，前两出是传统含义的“君子“，即指品德高尚的人，后一处是指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人，但含义已经变成能与时进退、不固守一操的人。表明上是称赞他们是“君子”，实则利用歧义来表达他的讽刺。

　　司马迁青年时期没随父进京师，而是在家中耕读，《太史公自序》中说：“耕牧河山之阳，但司马迁把耕牧当作一种修身养心的锻炼和初步的社会实践，这为他以后更大的社会实践开了好头。司马迁不满足于书本的知识，有目的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实地考察，扩展了胸怀，增长了自己的才干和见识。除了青年时期的远游，家学渊源对司马迁的文化修养和著书立说有重大影响。经济总是影响着一个人的处世看法。《太史公自序》说：“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秦铁官司马昌是司马迁的高祖，汉市长则是司马迁的曾祖。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首创经济史传。

　　司马迁对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十分崇拜，为孔子列传，名为“孔子世家”，地位与诸侯王并列。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忘我的，无私奉献的，是司马迁和孔子在人格和个性上的契合点。

　　虽然深受董仲舒的教诲，但司马迁仍然是有选择性得接受，他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便是他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公羊学派的“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贯穿了《史记》全文。不仅如此，公羊学派崇让和尚耻的道德观念，成为《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在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二代孙。司马迁在向董仲舒学习时，也向他讨教。他摒弃古文经文保守的政治倾向，学习古典文献学和古代历史学。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而司马谈的临终寄言，也推动着司马迁遵循儒家的道德评判观点，创作《史记》。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又借鉴了道家的“无为”，同时也对法家和墨家等都扬长弃短。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更是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提炼”，使之成为经世致用型。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两两对立，司马迁的褒贬倾向很是鲜明。《太史公自序》中称颂了禹、汤、文、武为德治之君，而秦始皇和秦二世这些是昏暴之君。他总结出了历史经验，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更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他在推崇德治反对暴政时，也提出“法治”，但不是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也很鲜明。《循吏列传·序》中这样描写：“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不难看出，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肯定了人民的力量对历史演进的重要作用和他们的反暴斗争。汉武帝时期的瑞安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亲思想已被舍弃。司马迁揭示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真谛，继承并发扬，提出了反对暴政的思想。他的这一想法，使他在《史记》中歌颂项羽，并为之立本纪；他在《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大大赞颂了他们的反暴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他抨击的暴君污吏都“多欲滋事”。所谓的“因循为用”。来自道家思想，却又与老庄之道有所出入。老子的“无为”主张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司马迁的“因循”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这个观点他在《货殖列传》中明确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的“因循”是积极地与时迁移。司马迁赞颂汉初的无为政治，“多欲滋事”的汉武帝，因其过度使用民力的做法，司马迁极为不同意。他在《平淮书》中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或者是不做事，而是办事有所节制，办该办的事情，不多生事端。也可理解为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而汉武帝则不同，《平淮书》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上“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到了武帝晚年，国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些衰败之迹，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有所察觉。

　　虽然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政有批评，但他认为统一天下十分不容易，感叹“盖一统若斯之难娿”，所以又肯定了秦始皇的功绩。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对秦朝的统一的赞颂，是给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他称赞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这些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史记》中的历史事实的记叙，是通过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的相互参对来追求历史能达到最真的还原，它也表明了司马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见识。在《史记》中，他大胆得采用了《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记载，开篇便是：“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汉代学者多认为这两篇中都说到尧以前，说到黄帝，这种说法非圣人之言。但司马迁的亲身经历和实地察访，加上以文字互参发现，民间传说与文字记载彼此印证，肯定了民间传言的真实性。刘知几曾批评司马迁叙事不依旧录，但他就利用平原君子处得来的口传史料，纠正社会上流传的错误记载，他在《郦生陆贾列传》中这样说：“世之传郦生书，多日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平原君朱建曾追随黔布，也曾宦海沉浮，所以秦末汉初的很多是都是亲身经历的。司马迁和他的儿子较好，于社会上那些杂乱的记载相比，自然子得于父的口耳相传更具真实性。文字史料的难免掺杂着记载者的个人喜好和偏向，有时会失去真实和客观性。口传史料虽在传承中有一些遗忘或增饰，但不能完全否定其真实性。两者相互印证，才能使人们离历史真相更近。而司马迁更是用文字史料来纠正口传的谬误。在《赵世家》中，司马迁这样赞叹：“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冯王孙氏冯唐的儿子，冯唐父子与司马谈迁父子是好友，冯王孙熟悉赵国掌故，这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战国史料。

　　深入体察是司马迁撰史的宗旨和原则，他无畏那个重经传，受家法的时代氛围，“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的学术传统，面对当时一些学者的批评指责，用口传史料为文字史料作有益的必要补充，完成了《史记》，使之成为一世经典。

　　司马迁认为孔子首倡的儒家之礼具有“百代不易之理”，对此很是推崇。即使在贬斥儒家学说时，他仍对儒家学说者提出的君臣名分说坚决维护。司马迁在理论上“尊君抑臣”，《史记》全书的体例安排上能看出君臣上下贵贱等级之分。《太史公自序》介绍这本书的体例，“上自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以皇帝为中心，目的在于说明古今圣统之承转，乃一以贯之。司马迁说：“维我汉继武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而“二十八宿还北辰，三十副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更是体现出明显的君臣观念。司马迁对破坏君臣等级差别的逾礼行为予以严词谴责。他批评战国时代诸侯列强不尊周礼，横行无忌的行为。在对臣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司马迁同样要求君主的行为要符合规范。君主应该具有天帝那样的高尚德行，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君主制定了礼仪，那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德行要成为天下民众的表率，“君子审礼，则不可以欺以诈伪”，要“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

　　通过对孔子《春秋》中的“春秋笔法”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用到的“太史公曰”的比较，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扬。他在汲取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看法，不只是一味模仿，更是将史学著作推向一个高峰。《史记》的成就，从后人的各种评价中我们不难发现。但只有经过这样的，从一个具体的方面切入，才更能体会到《史记》成书的价值和司马迁对历史记录所作出的无以言表的贡献。而他在撰写《史记》中的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和对还原历史真实性的态度，以及他勇于突破成规的勇敢，也是让我们无法忘却的。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8

　　[2]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J].宝鸡文理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5期

　　[3]赵彩花.《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J].湘南学院学报，第25卷第4期

　　[4]张金梅.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3期

　　[5]金英娥.《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J].边疆经济与文化，总第61期

　　[6]常德忠.《史记》中的春秋笔法[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7]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

　　[8]董要华.《史记》中的“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9]何静修.从《史记》世家论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J].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10]朱志纯.从《史记》和《左传》春秋霸主形象的比较看司马迁的创作[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4期

　　[11]苏高岩.从《史记》看司马迁对人的认识[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2]肖锋.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评述[J].《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3]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J].《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14]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中华书局，1979

　　[15]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38卷第4期

　　[16]张强.《史记》研究四题[A].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第6期

　　[17]刘猛.20世纪《史记》“太史公曰”研究评述[A].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期

　　[18]施丁.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进展[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公羊高.《春秋公羊传》[M].中华书局，1980

　　[20]Frank A.Kierman Jr.《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t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M].1962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斯韦茨出版社

　　[21]黎志刚.《Ssu-ma Ch’ien as a Confucian Historian》[J].《中国文化》总第28期

　　[22]侯格睿.《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M].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3]杜润德《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The Autobi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J].《X东方学会会刊》总第106期

　　[24]李乃萃.《Mirrors of Virtue,Four Shih chi Biographies》[M].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5]左丘明.《春秋左传》[M].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