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的苦难叙事 ——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路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活得精致的作家。路遥通过创作赚取稿费，因其作品较受欢迎，手头还算宽裕，同时他也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抽烟要抽好烟，喝酒要喝好酒，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路遥的一生很短暂，年仅42岁就与世长辞，可是他却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热爱，短短的几十年内创作了众多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为中国文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路遥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

　　综观路遥的小说作品，苦难叙事是其中不变的核心。在路遥去世后，文学研究界对其苦难叙事方面的研究日益完善，逐渐趋向多元化。关于路遥的苦难经历研究，有史铁生的《悼路遥》、刘凤梅的《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等；关于文本的苦难叙事研究，有黄建国的《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钟建波的《论路小说的悲剧情结和苦难意识》等。

　　路遥的小说道明了苦难产生的原因，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爱情与物质的矛盾、人生追求与生存环境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传统思想的限制、“家本位”思想的束缚，导致文明的步伐踽踽难行，表现在他的笔下，便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路遥的苦难世界里，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人性的善恶它们同样影响着事物的成败与优劣。

　　路遥苦难叙事从直观的角度清晰地展现了人物外貌和人物生存环境。人物外貌上的精雕细琢和大环境的烘托渲染，给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背景。

　　《平凡的世界》的开篇就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个极度贫困的男孩。这个男孩“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里半腿把上”、“他那两只线袜早已经没有了后跟”。这样看来，他的衣服不是用于保暖，而是仅仅起到蔽体的作用。

　　“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地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了头瞧了瞧：雨雪迷濛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1]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作者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正是因为在细致的描述里，读者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用这两句成语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路遥的苦难叙事不仅仅停留在针对独立个体的精心描绘，他对社会群体的生存环境同样是非常关注的。

　　阶级革命热火朝天地进行了十年，阶级思想不断折磨着人的身体与精神；国家的法制系统也在各方面呈现出动荡和混乱；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覆盖了科学文化教育，主次颠倒；政党里的腐败分子自私自利，他们企图掩饰不堪的政绩，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生活实际的一面无孔不入地侵入理想的世界，无情地破灭人们单纯的追求。路遥的苦难叙事从外到内，由浅入深，从立体饱满的大环境走入人物丰富的内心。

　　路遥通过第三人称描写、人物心理独白、细节描写、思想斗争描写，呈现出了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困窘。

　　少年时期的孙少平敏感、羞涩，因为贫困使他自卑又过分地自尊。作者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描述了孙少平的心灵世界，“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青年时期，孙少平的心理矛盾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他从简单的物质枷锁中挣脱出来，开始寻求人生的方向。但是，他走出农村的梦想与传统的劳作模式相冲突，思想上已经插上翅膀的他一度被现实捆住手脚。孙少平深知，这条路荆棘丛生，欲想通过注定要披荆斩棘，而他牵挂的家人们还留在双水村，他只能“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到了黄原城之后，也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2]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他饱经沧桑，尝遍了苦难的滋味。

　　孙少安为家庭放弃事业、放弃爱情，但是不论生活如何按照既定的路线步上正轨，他对初恋的感情是遗憾和不舍的。文中多次出现少安回忆过去、睹物思人的细节描写。不论从对人的思念还是对物的追忆，这种苦痛成为终身的遗憾而存在。

　　在我看来，路遥对精神层面的刻画最突出的思想斗争。例如田润叶在坚守爱情信念的时候不得不为亲情而放弃原则；孙少安面临工厂倒闭和破产时，斗志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摇摆不定；孙少平对田晓霞的感情呼之欲出却因为身份的差距隐藏在心底；郝红梅期待田润生的爱情却因为自卑而不安，因为舆论而战战兢兢。思想斗争是人、事、物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以推导出情节的发展走向，还可以反过来从人物的最终结局追溯到思想斗争，思考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路遥讲述的生命是黄土高原上的奇迹。为何称之为“奇迹”？首先，黄土高原有特殊的地质和气候条件：黄土粒细、土质松软、土层厚实；气候干旱，降水集中。植被缺乏保护又多暴雨，在长期的流水侵蚀下，地面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交错的沟壑，道路极少。所以，人们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取水十分困难。第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也非常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就直接影响了耕作，更是关系到了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粮食。粮食的匮乏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生活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然而这仅仅是苦难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社会背景才是苦难的根源。《平凡的世界》一开始便截取了阶级斗争中比较突出的画面——批斗，孙玉厚一家因为女婿王满银卖老鼠药而被牵连。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坚持走无产阶级道路且不允许有任何资产阶级剥削性质存在，这种社会意识主流成为人们脑海里正确的方向，当出现了背道而驰的人，社会舆论便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甚至连带集中在一个家族上。这种强大而又统一的社会力量是个体无法抵抗的。令人遗憾的是，力量团结却用错了方向，纠结于信仰上的黑白对错却忽视了生产价值和经济规律，最根本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阶级斗争只会加剧惨状。

　　然而，社会背景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小说延续的是一种前进的、光明的写作方向，而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处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村经历着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激烈碰撞，社会状况呈曲折上升的态势。我们会看到前进的大方向，也更能深刻地感知这条道路的曲折蜿蜒和荆棘丛生。

　　例如：《平凡的世界》里的冯世宽面临老首长的黄原考察，买通老红军，让他们说“好话”。小说用极端讽刺的手法描写了这类人的丑恶嘴脸。各位领导明知“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这句话的涵义，却沉默不语。作者巧妙地展现了一个沉闷尴尬的环境：“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像轰炸机一般刺耳。”

　　不但政党里腐败分子制约着社会进步，而且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大有人在，比如专心阶级斗争的孙玉亭、自我满足的张有智、自以为是的田福堂等等。

　　路遥的小说蕴含着“家本位”思想，其中的人物对待感情的理性和保守源自传统的伦理道德。路遥在作品中赞美和弘扬了农民家庭生活的优秀特色传统，充分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情怀，体现了人情的真、善、美。这些人性的光辉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点：儒家传统文化的“家本位”思想。“家本位”思想与儒家的父子、君臣等思想在核心上是一脉相承的。路遥作品的共同点表现为农村家庭生活的融合，人际关系的热情和世世代代农民的悲欢离合。在路遥的小说作品中，尽管充分展现了家庭亲情的温暖，但也将万千农民的家庭生活关系投映于孙玉厚充满伦理道德的家里,用孝、悌、仁、善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直观地从孙玉厚和他家人们的行为中看出。孙玉厚经历了幼年丧父，母亲独自养育三个孩子的苦难。长大后为了能让弟弟娶妻生子，他又承担起了家庭债务。[[[3]赵慧妍：《路遥小说苦难叙事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1～22页。]]当弟媳要求分居时,他腾出了祖屋。路遥的小说中没有离开家乡的老一辈农民信奉的是一种宿命式的负担，他们的隐忍老实从父辈沿袭而来，本质上是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听天由命的习惯思维中下的麻木。

　　在路遥的作品中，苦难意识往往是叙事的主题，但因儒家思想的缘故，路遥的苦难叙事往往有一种独特的和谐感，一种温柔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路遥的作品细腻、真实质朴，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莫过于孙少平和孙少安了。这里我们就来聊聊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出身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因家境不好，在上学期间吃了不少苦头，遇到了不少麻烦。求学归来的孙少平，在双水村担任小学教师一职，三年后因为一些原因被学校辞退。这个时候的他明明可以选择做一个农民，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可是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崎岖无比的道路，注定要披荆斩棘地过完一生。孙少平为了实现自己憧憬已久的美好未来，他奋不顾身地背上破旧的行囊，走上了东关大桥头，像一头任劳任怨地牛犊站在那儿，翘首以盼东家。做小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孙少平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他深知这条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孙少平尝遍了事件的酸楚，受尽了苦难的折磨，可他却在钢铁般地磨练中将自己蜕变成新的模样。通过路遥细致地刻画，一个浑身透着股闯劲、敢想敢拼的年轻人形象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孙少安的苦难也迫于他贫苦农村家庭身份上的压力，但毕竟他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因此也就没有接受过城市文明的熏陶。除了面对田润叶时，几乎没有什么自卑的情结。他具备和父辈孙玉厚同样的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的品质。对于孙少安而言，偶尔也会有精神上的困顿，但苦难折磨主要是由于物质匮乏，比如他会为没有足够的钱和食物筹办婚礼而忧愁，为没有婚房而苦恼，为不能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而自责。而在种种苦难的重压下，孙少安从未自暴自弃，而是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决心，开办了砖厂，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这些社会底层人士聚集于路遥的笔下，将经受苦难演绎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这也是人生的常态。

　　人性恶是路遥小说苦难构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苦难的构成离不开大环境，更是离不开每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个体。当我们回到个体人物去思考时，会发现人物的恶行为具有某种特殊性和统一性。

　　先从特殊性来看，《平凡的世界》中的跛子女侯玉英虽然是次要人物，但是她对主要人物的影响确实不小。她向班主任示意孙少平在政治学习的时候看“反动书籍”；她在众人面前故意点明孙少平与郝红梅之间的暧昧关系，加速分解了这份不成熟的感情；她发现了郝红梅偷手帕，便激动地想要去告发，并最终导致了郝红梅命运的大转折。侯玉英因自身的残疾而得不到关注和认可，通过揭露别人的隐私和缺陷来填补心理上被需要的空缺，也是通过这样偏激的举动想证明：人都有不完美甚至丑陋的一面。侯玉英是作家塑造的比较特殊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却也是生活中可能引起的苦难因素。

　　而统一性则是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在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中，高明楼为了自己儿子的工作，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给下了，导致高加林的教师生涯终止；再有张克南的妈妈利用自己的职权，打着反对政党歪风邪气的旗号，成功地将高加林的辉煌人生画上休止符。人的自私自利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过于关切自身利益而忽视道德和善良就加重了人的精神负担。

　　路遥小说的苦难构成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所以苦难的构成必须回到生活中，回到人。如果只关注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而忽视了人的情感，小说就成了一部只有经济和制度历史剧。如果正视了人的善良和美好却忽略了人的虚伪和自私，小说便是不完整的。

　　从时间长轴纵向观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苦难认识的层次在不断提升。

　　路遥小说中的孙玉厚、高玉德、高广厚，这一类人物是敦厚、善良、老实的庄稼人，他们凭借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和劫难。苦、痛对于这些饱受风霜老人是生活的常态。他们具备“生于忧患”的保守思想和无底线的忍耐思想。他们当遇到生活不顺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承认现实、归结命运的方法来摆脱痛苦。这是一种压缩人性需求以适应环境的生存方法。这一类人物放大了社会道德的约束力量，将反抗能力降到了最低。

　　如果说老一辈的苦难观是忍耐，那以孙兰香、孙少平、田晓霞为代表的年青一辈的苦难观则是自强不息、创新求变。在他们眼里：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怕的是失去追求和理想。苦难需要忍耐，更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这一类人对苦难的认识跳出了对其本身的思考，而是以更大的胸怀去包容和理解，把美好的未来作为奋斗的原动力。

　　从时间长轴的横向观察：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对苦难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也有细微的差别。

　　在《礼记.礼运》说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这些与孙氏中的家庭氛围不谋而合。显然，传统的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了孙氏家族思想中。孙少安作为长子，不可推置地成为家庭的“主梁”，他对“家”的认识会比其他人来得更加深刻、更加鲜明。所以，孙少安在事业上选择“子承父业”，在爱情上选择“阿波罗式”。这些选择更多源于对家族的“责任”，进而，孙少安能够克服苦难，面向未来，与他这份承担是分不开的。

　　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与《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两个的人生常被拿来做对比。这里，我且只谈他们在苦难观上的区别。高加林得知了自己的教师职位被不正当地手段抢走，他是痛苦的、抱怨的、无奈的。因为他意识到他必须回到生存的话题上，他要通过体力劳动养活自己，他要当卖包子的小贩，他要做土地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农民。高加林的苦难观是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只有成为“人上人”，他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相比高加林，同样是面对农村和城市的选择，孙少平的苦难观更加令读者感到振奋。因为孙少平的选择原因具有英雄式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价值观是具有正能量的，他来到城市不畏艰辛并不是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而是实现他的个人价值，去做他认定对得起自己人生的事情。孙少平的为人和气魄都是高加林身上看不到的，高加林因为不公和不平等而怀有的戾气也是孙少平身上不具备的。所以，在苦难观上，孙少平是积极前进的，高加林是消极激进的。

　　作者对苦难的认识源自于童年印象，他几乎是在饥饿和忧郁中度过。“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并规范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悲惨的遭遇、坎坷的生活、童年异于常人的经历是路遥心底的创伤，而“过继”这件事情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点，缺乏父爱和母爱的孩子形成的自卑感深深埋在他的潜意识里，导致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所不同。没有被现实打败的路遥通过文学解脱自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生活的支点，就如小说中的孙少平经常用劳动来麻痹自己，用努力和优秀来克服困难，这正是作家在间接地对苦难进行了表态。

　　作者对苦难的情怀更离不开同时代作家柳青的影响。路遥早年阅读了柳青的作品《创业史》，他曾说“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4]路遥：《柳青的遗产》，《新读写》，2015年第7期，第10～11页。]]路遥从这位作家的写作中领悟到了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也认识到奋斗精神在历史转折期的重要作用。正如路遥自己所说：“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的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怀着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达到彼岸后的大欢乐。”

　　路遥小说的人物故事总是充满波折与不顺的。孙少安因为家境不得不放弃与自己从小青梅竹马的润叶，他最初开办砖厂因为“二把刀”的师傅而倒闭，在他迎来事业巅峰的时候，糟糠之妻却因得病而亡。孙少平艰难地走出农村，在城市里披星戴月，难得的爱情就萌芽之际便因晓霞芳魂逝去而告终。田润叶因为亲情接受一场有名无实的悲剧婚姻；金波喜欢一个不知姓名的藏族女孩，陷在思念里，却找寻不到故人；郝红梅因为一张手帕失去了顾养民，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她与田润生的未来同样是困难重重。

　　尽管书中的人物生活充满了悲剧，但是悲剧把美撕碎了给人看，常常比喜剧更震撼人心。小说难得的不是作者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的苦、痛，而是突出了人克服困境，涅槃重生的抗争精神，彰显了人在悲剧面前“春风吹又生”的韧劲。

　　如果说，用励志的角度去分析孙氏兄弟，那真实是不可多得的典型教材。我们确实不能否认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是仅仅集中在个人奋斗的哲学探讨里，很容易把人带到一个不断蜷缩自我、模仿英雄和榜样的生存方式。

　　孙少安一生波折不断，特别是砖厂倒闭，使他的经济负担雪上加霜。读者能够感受到最后少安成功的心酸，这是因为读者陪他一起经历了低谷时的苦楚。颓废的时候，“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冷酷无情！”“走入绝境的他，竟然像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地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比如，让他掘到老地主的金银财宝，这样的幻想在大多数人的身上都会发生，因为自己无法拯救自己就不再有其他的办法，这才令他陷入了自己否定自己，又找不到出路的死胡同。孙少安按照社会的需求被迫地寻求人生价值，当他认同社会需求的时候，自然地会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个人的不幸上，也增添了个人价值无法实现的无奈。

　　孙少平的奋斗道路十分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作者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少平先进的思想与实际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而是把少平奋斗的行为与他高尚的品德和谐地统一，使读者自觉地脱离现实，将读者的目光集中在人格魅力上。当掀开这层魅力的光芒，我们可以很直接看到，少平来到城市打零工，后来成为煤矿工人，本质上这种追求人生价值的行为是模糊的，没有方向性的。而关于少平的爱情，也是因为作者巧妙地安排，避免了现实的一面。

　　高加林因为裙带关系而失去了工作，他憎恨这种通过“走后门”而霸占别人利益的行为，但是他“走红”后得到了心理上强大的满足，以至于昧着良心抛弃了刘巧珍，选择在他原本憎恨的阶层上步步高升。很滑稽的是，不论是在底层的农民儿子还是“城市里的一颗明星”，高加林向往的阶层从未改变，不论这个阶层是黑是白，他都无条件接受，并把个人的奋斗完全融入到这种社会秩序里。高加林虽然最后回到农村，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但他十分痛苦，痛苦的是他没有那么幸运继续地生存在理想的阶层里，就这么不幸地打回了原形，不仅如此，还失去了幸福。从根本上讲，高加林只是简单得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命运，而不是制度的本身。由此可以看出，路遥小说中的人物放大了个人奋斗和自我反思，而没有站在社会批判的角度去重审价值追求的方向。

　　人对于苦难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人活着的意义”的探索。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关于意义有这样的解释：“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世界上一切苦难的东西。”“对死亡的闪躲，那就是希望。”[[[5][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我们可以这样以为，苦难之下，人们因某种叫“希望”的东西而活着。

　　但是，希望是个美好的期望，却不是真正的终点。经历波折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到生存的支点，并不是格林童话中必将美满的王子和公主。

　　作者在言语间引导读者朝着“某种光明的希望”而努力，主人公孙少安最后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关于社会秩序探讨的呼声。同样地，孙少平探索新的人生价值，只是追求了一种简单的形式，重视其个人的努力和行为的精神性，忽视其有效性。这是一种较为主观的，理想化的叙事方式，即“终点光明论”的大团圆思想。从社会批判角度上看，作家本身对苦难的认识具有局限性，缺乏力度和深度。

　　路遥一生饱受苦难，却始终为文学创作事业不懈努力。他坚持自己的文学构思，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尽心竭力地书写出时代苦难，展现了当代农村生活的全景，把徘徊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村青年置于社会改革的浪潮下，讲述了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苦难进程。他们出生在农村，对自己居住的土地爱得深沉，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让他们不愿意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渴望向城市展示自己的才华，渴望另一种生活。然而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挣扎，让他们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心中充满了纠结和煎熬。经历苦难，不抱怨苦难；写出苦难，不沉湎于苦难；认同苦难，战胜苦难。

　　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遵循自己的人生轨迹，将苦难意识融入文学创作，在苦难的磨炼中，沉思苦难，以创造自我价值。通过书写世世代代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民的苦难人生，路遥表明其对苦难的理解和关怀。路遥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学意义，展现了较高的审美水平和艺术研究成果。

　　［1］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秦晖.传统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张雨菲.再议“路遥现象”与《平凡的世界》[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7).

　　［7］白浩.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3).

　　［8］齐璠.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苦难意识[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张晶茹.路遥小说中的苦难叙事[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曹国辉.《平凡的世界》中的人性美[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5).

　　［11］白烨.力度与深度[J].文艺争鸣，1991(4).

　　［12］宗元.路遥小说的美学追求[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2).

　　［13］赵慧妍.路遥小说苦难叙事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14］刘朝霞.论路遥的生命悲剧意识与积极抗争的人生态度[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