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的《甲子絮谭》与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的比较论析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开始承认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不再仅仅是敌对文学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一种互补文学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它们之间有哪些新的互补之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哪些新的闪光点值得相互学习与共同借鉴，以至于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必将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与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来分析比较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风格特色。

　　《潘先生在难中》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20年代，江浙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作者写了一位小学教员潘先生携妻子从苏州逃难到上海之后的一段艰难经历。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叶圣陶成功地将潘先生这一形象典型化，呈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小学校长的潘先生，在临战之际弃家逃难到了上海，第二天，听到教育局正常开学和裁员的消息后，潘先生又只得孤身回到让里。最后，虚惊一场，战事平息，学校未开。小说通过真实地描写了潘先生匆匆逃难、苟且偷安的一系列自私行为，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己卑鄙。

　　对于潘先生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叶圣陶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与挑选的。作家在准确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的时候，关注个别实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家还需要把握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典型的塑造虽然突出了个性，但是在其背后，反映的却是一种共性，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他更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底层普通百姓和小知识分子。我们能从潘先生的身上折射出在二十世纪军阀混战时期，底层市民面对战争无能为力、逆来顺受、苟且偷安的形象，叶圣陶也借此为突破口，在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批判了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自私和麻木偷生。

　　新文学作家叶圣陶在写小说时，以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为写作目标，通俗作家却不是如此，而是侧重于讲故事。包天笑的《甲子絮谭》全景式地反映了江浙齐卢大战，在表现战争残酷，军阀草菅人命的同时，也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许多奇闻异事。《甲子絮谭》全篇以战争为话题，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难民逃往上海，车站秩序大乱，租界租房紧张，等等，还可以看到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暗娼盛行、前途大好的年轻人被社会压迫含冤而死、国人吸食鸦片成瘾、抢劫绑架日益增多、当铺被讹钱、无业游民心醉诗谜滩……《甲子絮谭》以一种全景式的格局来反映军阀混战下的百姓疾苦。虽然这篇小说中也有一些可以算得上典型人物的出现，但着重点仍然在于讲故事。例如工程局测量员许端民，老实本分，凭借学习到的测量技术认真工作，无意中因为一块地皮的纠葛含冤丢了饭碗，终日郁郁寡欢，最后被社会压迫而自尽。其实，许端民代表的更是一群兢兢业业、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即使蒙受了冤屈，也只能默默接受，无能为力。在这样一个混战时期，他们根本无力反抗，更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包天笑通过塑造许端民这一人物形象，真实地呈现出当时的社会现状，侧面地反映了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百态，使读者更为直接地了解底层老百姓遭受的压迫痛苦。《甲子絮谭》就是通过讲述一个个的故事，全景式的表现了上海以及周边地区受到战乱动荡影响的严重灾情。

　　《甲子絮谭》与《潘先生在难中》同样是反映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的小说，但两位作家对同一题材作出了不同的诠释。

　　军阀动乱，民不聊生，当时正在上海的叶圣陶，亲眼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灾难。当时所有人都迫切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仿佛生存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活着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连生命都不能保全，那财产、名誉、权利这些身外之物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叶圣陶以生存为主题，通过小学教员潘先生弃家逃难求得全家平安这一事件来反映战争下社会的混乱黑暗。

　　值得注意的是，潘先生不仅仅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小学校长。其实，在叶圣陶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或许与其拥有9年的教育工作、教师生涯有关，所以有切身感触。在叶圣陶的笔下，这些以教师为主的小知识分子，往往因为无权无势，没有政治地位而无法与混乱的社会作出抗争，最后只能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在这其中，潘先生是最为突出的，叶圣陶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突破口，来剖析社会黑暗、反映历史动荡。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选择潘先生作为突破口呢？如果是写一部反战题材的小说，大可以选择军阀、愚民、强盗作为主人公来反映战争的残酷，而潘先生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员，一个时刻担心妻儿安全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正是这一点，表现了叶圣陶的智慧超群之处。在旧中国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阶层，在国人的印象之中，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时刻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幸福。因此，知识分子天生就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社会使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潘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所以人们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定势，认为潘先生在这样一个混战动乱时期，理应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点什么，然而相反的是，潘先生与普通老百姓一样，苟且偷安、安于现状。按说，作为小学教员的潘先生，理应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是他却拥有着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和物质追求，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保全自己以及妻儿的性命和看守住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这样的反差，不禁让我们感到失望，可是失望是失望，现实总归是现实，我想，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功就是叶圣陶没有制造一些不符合时世的希望和虚无缥缈的理想，以绝对清醒的现实主义，在反映战争残酷的同时，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高举“为人生而艺术”大旗的叶圣陶，秉承新文学的写作原则，清醒地、现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小学教员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而包天笑的《甲子絮谭》则反映的是军阀混战给更底层的一些小市民带来的种种影响。通俗作家擅长于说趣闻逸事，包天笑写《甲子絮谭》的宗旨也亦是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真实地揭露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百态。“所谓“絮谭”就是作者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地‘神聊’。因此，镜头不一定对准这场战争，即便是写战争与声讨军阀罪行，也决不放弃这场战事中的一些奇闻与逸事。”[[[1]范伯群：《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43页。]]文学因此成为“游戏消遣的工具”。[[[2]蔡元培：《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12年，第1页。]]

　　《甲子絮谭》开篇就写了一段缥缈生与洞冥子有关于“三元甲子”的谈话，每逢甲子之年，中国必定不太平，并指出1924年这个新的甲子年多少会有动乱，暗指江浙军阀大战的发生。随后镜头一转，红桥镇周云泉家怕战事突然来临，自己儿子之前说好的亲事多半要延迟，便决心要提前举办婚礼，准备草草举办完就赶紧逃往上海避难，谁知新娘子进门的这三声炮响歪打正着成为了江浙大战开始的导火线。战争开始，周小泉携妻带母匆匆逃难，包天笑借小泉在上海几经周转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一事向我们反映了战乱下社会的第一个问题：房荒。

　　接着作者通过周小泉租主阿凤的故事，展现了军阀家在后方醉生梦死的生活。阿凤是一名暗娼，常常日夜流转于各大旅馆接客，有一次在晚上临睡前被接到一位来自湖北的军阀家，侍候被唤作张二爷的客人。张二爷肆意挥霍大量金钱，吸食鸦片成瘾，还惋惜“可惜我家里还有好几百土，没有带来……”[[[3]包天笑：《甲子絮谭》，北京；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九回，第4页。]]，阿凤也从张二爷这里得知了一个惊天骇闻的消息，原来战场上的士兵也吸食鸦片，有的士兵甚至借助鸦片的兴奋作用，麻醉自己上阵杀敌。活生生的人被当做战争的工具，我不禁感到痛心。况且，吸食鸦片的不仅仅是军阀家和士兵，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也深受其痛。鸦片已经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东西，这其中的高额利润可想而知，这难怪军阀家为了抢夺鸦片土地而发动战争了。包天笑借人物之口交代了战争发动的缘由，也向我们展现了1924年烟毒弥漫、云吞雾绕的社会情形，侧面地批判了军阀割据、草菅人命的罪行。

　　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前途大好的工程局测量员许端民，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却因为一块地皮的纠葛，上司的趋炎附势，生生地丢了工作，最后被社会压迫吞食鸦片自尽；平民百姓随意被拉去当拉夫，被草绳扎了手臂，一串一串地送到兵营处，弄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军阀官兵、丘八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横行无忌，之后便是强买强卖；武赌、诗谜滩之类的赌博性质的活动盛行；红十字会一趟又一趟地托运伤兵，伤势轻的士兵吃不饱饭，伤势重的因物资、人力资源紧缺连最基本的医疗措施都不能实施，只能活活等死；老百姓们整日过得胆战心惊，酱园被抢、当铺被讹、小孩子被绑，这日子没有一天是安稳渡过的。包天笑目不暇接地讲说了许多民间奇闻趣事、坊间风俗妙闻，使得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齐卢大战下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禁让我们对军阀深恶痛绝。

　　1.真情实感的客观流露

　　新文学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便是现实主义，“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们强调“人本”意识，提倡真情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现实主义也是叶圣陶最突出的创作特色。现实主义就是作者在创作中，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也不借笔下人物之口体现自己的主观情感倾向，而是通过对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具体刻画，自然流畅地以一种客观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主体喜恶。真情流露和方式客观是现实主义特色在小说创作中的外在表现。

　　生活在底层的潘先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委曲求全、妥协自保，叶圣陶对这一类人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潘先生们终究只是一群平凡的、无政治地位的普通小市民，所以行文未见任何辛辣的批判和猛烈的讽刺，叶圣陶的内心其实饱含悲悯之情，也未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来，他只是通过潘先生这个小人物在战争下只顾自保，弃家逃难来自然地传达对战争的批判和小知识分子性格特点、处世态度的揭露，这正是真情实感的客观流露。

　　2.别具匠心的艺术安排

　　在文章的结构布局方面，新文学作家致力于做到中心思想突出，首尾圆合，层次与段落严谨有序，有详有略。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在写法上也是有章法可循的。

　　首先，叶圣陶紧扣题目，全篇完整、详细地描写了潘先生逃难的整个过程，告诉我们潘先生为何逃难、潘先生是怎样逃难的以及潘先生逃难的结果，“在难中”这三个字是小说内容的最高概括。其次，叶圣陶严格遵守故事“自然时序”的原则，既没有用常见的倒装叙述，也没有用插叙，而是通过潘先生的行踪路线，串联起一系列的情节故事。最后，叶圣陶在塑造潘先生这一小知识分子形象时，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向读者呈现出每个人物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心理，特意安排了潘先生两次喊黄包车的情节。第一次是他逃到上海，好不容易和失散于火车站的妻儿重聚，心神安定之下喊了黄包车，略显“威严”，傲慢地和老车夫讨价还价，表现了潘先生侥幸自得、安于现状的心理，第二次是他回到让里时，听到正安失守后，匆忙收拾包裹出门，顾不得讲价就赶紧跳上了车，催促车夫快跑，两次喊车的不同心理和行为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富有表现力地呈现出一个懦弱胆小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形象。

　　3.艺术形象的典型化

　　新文学作家善于塑造典型，他们在冷静、客观地分析现实社会之后，对写作素材进行进一步地提炼、加工，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且体现出普遍意义的典型，从而富有表现力地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社会万物复杂多变，单纯地写实，记录社会上发生的大小事件，是万万不够的，新文学则要求作者独具慧眼，从社会万物中选择最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经过艺术化的浓缩与加工，塑造出典型。

　　潘先生这一形象就是在江浙军阀混战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下塑造出来的，他不仅代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底层市民百姓，更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潘先生这一典型的塑造，使我们不禁对作为父亲和丈夫自然流露出来的爱而感慨，也使我们感受到了小人物在战争时局下无可奈何的逃避与屈服，叶圣陶一方面体现了潘先生心理冲突下的复杂人格，一方面也显示了自己在小说形象典型塑造方面的现实主义运用的深度和广度。

　　4.注重细节真实

　　细节真实一直是新文学作家的写作追求，他们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微事件来进行艺术加工，从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表达主题意蕴。新文学作家认为，只有把细节描写处理得当，文章才能够通畅达意，优秀的细节描写不仅是评判文章真实与否的标准，更体现了作家的写作能力。细节真实地反映社会、再现生活也是叶圣陶创作的一贯思想。

　　《潘先生在难中》细节的选取与运用随处可见。如作品的第一节，潘先生带着妻儿逃难，火车刚刚到达上海，潘先生好不容易和妻子孩子从车厢上挤了下来，就是这个“挤”字，作者用了六段的语言去详细描述：先写了火车没有驶进月台时他对妻儿周妥的安排，他嘱咐妻儿要首尾一气，摆成长蛇阵，不断摇手臂“打电报”，提醒妻儿时刻注意队形，再写潘先生“挤”，只见潘先生用黑皮包挡在胸前开路，整个人用力向前挤，接着写他焦灼地对妻儿号令，不断地让妻儿看着他、跟着他，最终才写他历经周折从车门里弹出来。这些细节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潘先生在逃难中生怕丢妻失儿的那种狼狈可笑的心理，由此体现潘先生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于盘算、一心只念身家安全的性格特征。

　　小说中遍布大量细节描写，无一不真实客观地刻画了人物，揭示了主题，由此可见，注重细节真实也是叶圣陶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

　　1.通俗浅显

　　通俗文学最鲜明的特点便是通俗浅显，直白易懂，为普通市民大众接受。通俗文学的受众主要面向于普通大众，所以相较于面向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新文学，它更贴切我们的生活。通俗文学大都取材于民间，也流传于民间。其实，在教育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名著，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地知晓作者写作的意图和感情，所以通俗文学更令读者感到亲切。通俗文学适合于各个社会阶层，它对读者的学识学历没有要求，任何人随时随地都能够阅读。即使小说里流露出浓浓的社会人情世故和烟火之气，但通俗作家们准确地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以及现实社会的各种精神面貌。

　　通俗小说叙述奇闻异事，迎合大众的口味，所以免不了会说些“平庸凡俗”的事情，但是叙述得当，倒也无伤大雅。就拿包天笑塑造的妓女阿凤为例，阿凤临睡前被旅店的小二全生喊醒，说是有客人找，阿凤便重新起来，说道，“要做生意也叫没法，看铜钱面上只好去了。”话音刚落便洗了一把脸，利落地梳好头发。等到赶到饭店，碰见酒店老板，阿凤忍不住得了便宜卖乖：“这种短命生意，人家已经睡觉了，价钱给他说多少，少了我是不做的呀。”当得知价钱还没有着落时，阿凤便径直走出了客人的房间，要求店主先将价钱谈拢，举手投足间尽显世故老辣。小凤在包天笑的笔下变得异常鲜活，她的话语与动作都透露出浓浓的世故，读者们也被生动的故事所吸引，饶有兴趣地想要继续看下去。

　　《甲子絮谭》字里行间都透着无限的世故和烟尘味。语言生动鲜活，人物性格千姿百态，恍如一场繁复的“清明上河图”。它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的上海具有浓浓的人烟气息，不管是做妓女的，逃难的，或者腐败的军阀官僚，或者劫数中营生的底层百姓，都散发着一种激昂的活力。

　　2.娱乐至上

　　通俗作家极力提倡宣扬文学的创新趣味，新文学作家则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思想启蒙的媒介，旨在改良人生，立人救国。通俗作家追求作品的趣味性，以供得读者消遣，在通俗文学中，救人救国仿佛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娱乐至上、迎合大众口味才是第一要义。兴味、趣味也正是包天笑写作的主要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包天笑从事多年报刊编辑工作，趣味是刊物的首要影响因素，只有刊物有趣，才能吸引读者，走进市场，趋于流行。当通俗文学与“市场”挂钩，文学作品便增添了商品的属性。

　　《甲子絮谭》为了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开篇就借缥缈生与洞冥子的谈话，提出“三元甲子”之说，既暗示了即将有灾难发生的故事情节，又成功地吸引到了读者。小说中，也有许多新颖有趣的故事。例如阿荣被忽悠在手臂上刺花，当大街上有人在捉拿刺花党时，阿荣害怕地随便找了个走方郎中医治，结果手臂血肉模糊，痛苦不堪，还是阿凤给了几块大洋，才得以去洋医院救治；阿凤的娘想摆脱不务正业的游小龙，请了一个叫钱生富的律师，用了点手段把游小龙逐出了租界，可是好景不长，钱生富被泼硫酸毁容，阿凤的娘也暗生嫌弃，与他分离；有些游手好闲的刁民把老鼠装在盒子里，到内地的当铺里去当，说盒子里装了个宝贝，等着铺员打开盒子，老鼠跑了，趁机讹了一大笔钱；车夫阿二在一个丘八那里用两块大洋买了一床被褥，意外在被褥里获得了几千块……

　　3.语言俗白

　　在语言上，通俗小说贴近大众，为了增加流通效果，作家们大都运用了地方方言。《甲子絮谭》中也尽可能地运用了苏州、上海的一些方言，来具体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例如周云泉对街边百姓说的“白相人嫂嫂”有所不解，打听过后方知，原来“白相人”就是指那些不干正事、游手好闲的人。

　　在结构布局上，通俗作家则继承并改良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章回体。《甲子絮谭》全书分为20回，标题或是单句，或是偶句，每一回以“话说”开始故事的叙述，每两回之间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过渡语，使故事情节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在人物塑造上，通俗作家对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他们主于叙事，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的讲述，自然而然地使故事中的人物生动了起来。除此之外，通俗作家致力于紧密联系的故事情节，以悬念迭起、强烈的戏剧性吸引读者，提供读者闲暇之余的娱乐消遣。《甲子絮谭》中，苏州殷实富主何士远逃难到上海租界后，成天百无聊赖，不干正事，日日到新世界诗谜滩猜诗谜，因财大气粗，不怕输钱，随身带着钞票纸，被歹人盯上，生生地害得自己的小儿子被绑走。何士远报官未果，中西侦探也没查出个什么所以然，只得登报寻找绑匪，最后还是靠中间人寻得了自己的“掌上明珠”。包天笑用了整整五回讲述这一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具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使读者“欲罢不能”。

　　范柏群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已经不再是敌对的关系，两种文学之间有可以相互借鉴与学习的互补点。虽然通俗文学作家与新文学作家在创作方法和视角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在同一题材下，可以相互补充，全方位地体现同一题材的层层侧面。

　　《甲子絮谭》与《潘先生在难中》同样是反映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着重塑造典型，通过塑造潘先生这一小市民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苟且偷安和自私庸俗，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浩劫，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打击。而《甲子絮谈》重点不在于塑造典型，而是全景式地反映了江浙齐卢大战，用奇闻逸事的讲述反映出战争的不同侧面，使小说在无形中提供了一种背景式的参照，对《潘先生在难中》起到了补充的作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同一题材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共同呈现出小说创作的多样性。

　　1.源流不同

　　1923年鲁迅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1]范伯群：《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2页。]]，也就是说，新文学来自于国外的新兴思潮，知识精英们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学资源，渴望在国内宣传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当时的新文学先驱们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主张文艺从古典主义趋向于写实主义，所以，新文学在主题思想、语言风格、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与创新。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以一种绝对清醒的现实主义，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冷隽客观地表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自私卑怯，琐屑庸俗，明哲保身、精明圆滑，活画出这类小市民知识分子自私麻痹，缺少是非观、正义感的委琐魂灵。

　　与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是，通俗文学作家继承并改良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传统。“五四”时期，新文学一直站在通俗文学的对立面，此后通俗文学便在吸收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经验中发展，其实通俗作家中的许多人并非不懂外国文学，但是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能自愿地回到中国的本土民族文化中去，从而使通俗文学有了新的创作色彩。包天笑的《甲子絮谭》则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章回体，一回一个故事，情节新颖曲折，通俗易懂，供得读者闲暇之余的消遣。

　　2.创作目的不同

　　新文学崇尚永恒，而通俗文学主张流通。新文学作家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为人生而艺术”，一派“为艺术而艺术”，不管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旨在能够创作出流传于后世的经典名篇，所以新文学作家以塑造典型为自己的创作目标，希望能够在文坛上留下不朽的典型。相比于透露着新文化气息的文学，通俗文学则散发出浓浓的烟火味。通俗作家在执笔创作时，迎合大众，传播流通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所以，通俗文学是最贴近百姓、最易融入市场的。

　　除此之外，新文学作家更加渴望的是用手中的笔拯救祖国。“五四”时期，新文学先驱者们“专心致志的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而通俗作家创作作品其实就是为了给读者消遣，不可避免地，“趣闻性”是他们的追求目标。

　　《潘先生在难中》就是通过描写潘先生在战争动乱中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一系列行为，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卑鄙，以此抨击整个旧中国的腐败黑暗。而《甲子絮谭》则充分地显示了通俗小说的纪实性，向看官们展现了战争下的民间百态，通过无数个奇闻异事，博读者一乐。

　　3.受众不同

　　创作目的不同，受众也会不同。“‘五四’一代作家知识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外语掌握较好”[[[2]严家炎：《论“五四”作家的西方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第4页。]]，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新文学作家，面向的必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而创作，期待由此结成队伍，对中国文学进行一场改革。他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新式思想、外文单词、他国故事，一般的普通百姓是不能够理解的。知识精英们用文字尽情抒写自己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文学信仰，所以，新文学对读者的学识有一定的要求。而通俗作家在创作时可能没有救人救国的宏图大志，作品的传播与流通才是第一要义，不可避免地，浅显有趣成了通俗文学的突出特色。通俗文学基本上适应了全国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因为他们大都是站在普通市民的视角上，去真实地表达市民的喜怒哀乐，反映社会生活。

　　通过《潘先生在难中》与《甲子絮谭》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同一题材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相辅相成，各有侧重。新文学受外来新兴思潮的推动，重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批判社会。《潘先生在难中》潘先生这一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上世纪2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与卑怯自私，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中国的腐败黑暗。通俗文学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而加以改良，极力提倡文学的趣味主义，表现出浓厚的世俗气息，通过讲述奇闻异事，生动地反映社会百态，满足绝大部分市民大众的娱乐需求。《甲子絮谭》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的讲述，反映出军阀混战下底层社会的不同侧面，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超越感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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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月.范伯群通俗文学研究述评[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6).

　　[3]范伯群.通俗作家对军阀混战罪行的谴责——以《政海》《甲子絮谭》为中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5(4)：2-13.

　　[4]邱贵芹.浅析《潘先生在难中》的表现手法[J].大舞台，2010，3.

　　[5]严家炎.论“五四”作家的西方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J].上海鲁迅研究，第16期.

　　[6]李建，林青.潘先生形象现代解读与当代阐释比较——读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J].名作欣赏，2012，(17).

　　[7]范伯群.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源流与运行轨迹[J].河北学刊，2011，31(3).

　　[8]孟繁华，周荣.文化消费时代的新通俗文学——新世纪类型小说的叙事特征与消费逻辑[J].探索与争鸣，2011，(4)：69-72．

　　[9]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J].学术月刊，1997，(3).

　　[10]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