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准公共关系的思想和实践

　　现代公共关系最初产生于20世纪初的X，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国家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自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准公共关系的萌芽。无论是从文化、政治还是经济等各个方面来看，它们包含了许多宝贵的公关思想，出现了不少典型的公关实践。君主宰相，门客幕僚，凭借着自己的主张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关系思想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今社会极力倡导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国古代的准公共关系思想正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代准公关也成为现代新兴公共关系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参考。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断，我国古代准公共关系的萌芽由此产生。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各诸侯为实现宏图霸业，争相招贤纳士，各家流派，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借鉴，学术思想的发展呈现出繁荣之势，促成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20世纪末，我国公共关系的发展一直是引进西方理论，站在西方公关学的肩膀之上研究我国的公共关系，现如今，对新兴公共关系发展的需求促使我们对古代传统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究，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体系。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提倡“德治”和“仁政”，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轲。公共关系的萌芽虽出自先秦，但那时公共关系的概念尚未提出。儒家的准公关思想主要记载在《论语》中，《论语》一书，实则是对孔子准公关言行的记录和评价[[[]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2页。]]。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仁”的主张和周代“敬德保民”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民本”思想，他的思想从对百姓的终极关怀出发，虽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也恰恰说明他“以人为本”理念的崇高性，这也是现代公共关系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尊重公众。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在我国古代的教育领域也具有突出的成就。春秋末期，王权动荡，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孔子成为私学创办的第一人[[[]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2页。]]。贵族统治者对平民不断剥削和奴役，致使百姓积贫积弱，孔丘本身就是平民中的士阶层，对此他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谴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想要通过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来实现社会大同。

　　教育是一种范围广，并且高效的传播方式。孔子创办私学，教授弟子儒家学术，通过教育手段传播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人人都可以学习知识。这个观点扩大了教育对象和教育信息传播的范围。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是社会稳定，孔子以“礼”和“仁”为培养理念，将“礼”视为国之根本，于社会大有裨益。为了使人人知礼，他重视礼教，认为人不学习礼，不尊崇礼，就不能获得提升，而且学习礼要深入，能够体会一定的思想感情。同时，孔子也提出“仁”的主张，“仁”即“爱人”，但不是是非不分的泛泛之爱，而是以“仁”为标准，择之而爱，择之而恨。此外，孔子主张“力行”，要求言行相顾，只要是一般人格的人应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贺晓梅：《公共关系思想在我国古代的萌芽》，《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努力按照道德的标准来行事，就能够接近君子的标准了。

　　公关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公关工作的效率，它对公关人员自身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孔子的教育观念和现代社会对公关人员的素质要求是一致的。孔子的教育特点很多，其中他十分注重教育的综合性，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品德修养，要精益。孔子整理了《六艺》，并以此作为教育内容，他认为学《诗》可以兴、观、群、怨；学《书》可通晓历史；学《礼》可知“损益”；学《乐》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形成崇高的品格。孔子注重自身修养，当自身的质朴和文学修饰达到恰当的比例，才可以成为有德行的君子，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君子能反省修身，志怀天下。孔子对自己和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他要求自己要讲信用，与别人共事要忠诚，与朋友交往要守信，在学习方面，老师传授的知识也要时常温习，这些教育主张体现了他严格的形象自塑，这也与现代公共关系强调的塑造组织形象相匹配[[[]刘翠芬：《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阴山学刊》，1999年第3期。]]。

　　“孟氏之儒”是儒家学派中的一支嫡系，代表人物是孟轲，主要思想是“性善论”，“民本”，“仁政”，“利义之辩论”，这些主张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公共关系中的公众意识和利益的认识。

　　社会公众是公共关系的客体，孟子的准公共关系思想体现在他对公众需求度的准确把握上。他在《离娄上》中说夏桀、商纣失天下是因为失去民心。孟子也曾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要能够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要让百姓拥护政策的制定者，这样才能万民皆兵，集举国之力，为国家和自己而战，国家才能长盛不衰。由此可以看出孟子较早的就认识到公众力量的强大。

　　“民本”和“仁政”是孟子公共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尊重人民，也就是现代公关中的尊重公共关系的客体。《孟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想要国强邦盛，君主就要以百姓为先，以社稷为先。《孟子·公孙丑》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层层比较诸多因素之后，“人”这一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作用。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体现出较为浓烈的人民主体性[[[]郭杰：《仁政·性善·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承认了公众对社会诸多方面的重要性，当今社会也遵循这种思想，“以人为本”成为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不计其数，今存兵家著作有《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百战奇略》等，这些著作是古代兵家思想的结晶。兵家的许多战略思想是对人的心理的深入分析，也就是现代公关中对公众心理的研究。

　　《孙子兵法》中主张“庙算决胜”、“上兵伐谋”，体现了计谋深远，运筹帷幄的战略思想。公共关系的危机处理中，也要求组织主体保持沉着，先谋划，再行动。“庙算”主要就是计算战争的得失，参与一场战争需要付出多少财力和物力，又能得到多少回报，有多大的把握可以胜利。孙子说，谋算多的一方，获胜的可能就多，少谋算的把握就小，不谋算就发起战争的根本没有胜算可言。在宏观上，要先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进行比较[[[]张泽华：《中国古代准公共关系探析》，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17页。]]。未战先算，即为“慎战”，所以作战前首先要分析敌我所处形势，运筹谋划，不可轻举妄动，不谋划而战，必会吃败仗。哪一方掌握了较多的有利条件，取得胜利的把握就越大。战争的胜负，除了受双方的军队实力的影响，自身凭借筹划而创造的有力条件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孙子就利用这一战略思想攻下强敌楚国。

　　社会公众作为公共关系的服务对象，攻破社会公众的心理防线，是公共关系运行的重要方法，“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为公关工作带来了灵感。三国马谡说“攻心为上”，语出《孙子兵法》中的《伐谋篇》，诸葛亮采纳了他的意见，七擒了孟获。“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用武力攻下一座城池，只需要一支虎狼之师，而攻破人心是需要进行心理战术的，攻心艰难，但使人心诚服，才是一场正义之战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在处理公关事务时，对待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或重要的事的时候要实现做准备，先做到互相了解才是明智之举。《孙子兵法》的《谋攻篇》中说：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每次战争都能取胜；只了解自己，而看不清敌方的，胜负可以持平；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对方的，那就必败无疑。“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可见把握信息，是百战百胜的关键。孙子认为想要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敌我双方的情况。我们总是认为认清自己最重要，自己是事件的主体，而知彼不易，会受到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人们总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高估自己的能力，导致失败，所以，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是一样重要的。

　　“攻心”的说法很宽泛，但实质上就是让社会公众发自内心的诚服。《孙子兵法》中主张以法治军，尉缭子认为单单靠法来管理军队是远远不够，还要通过德治来辅助，尉缭子的作战治军风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国家想要安定，要主张礼信、仁爱,必定要有孝慈、廉耻的风俗，他吸收儒家的仁义、礼信、廉耻思想[[[]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82页。]]，深刻的意识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对尉缭子思想的分析中，会发现他把兵家和儒家的主张进行了不少的融合。首先，他认可治军必严的观点，但要想士卒甘心诚服，让军心稳固，还需要以仁爱来感化他们。“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周全俊：《从《尉缭子》将帅思想看军队领导应具备的素质》，《领导科学》，2009年第32期,第51～52页。]]，“爱威并重”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治军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和“攻心”别无二异。

　　法治原则是公共关系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公共关系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因此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至关重要，法家思想就奉行着法治的原则。为了适应统计阶级的要求，法家思想成为某些诸侯国的主流思想，韩非子提出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可以认为这是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提出了应该履行的责任，即君臣，百姓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君临臣民要满足地位和权利这两个客观条件。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提及过上述三个观点，但是分开而论的，韩非子此法，将法家的法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奠定了君主专制的地位。

　　法家向来主张君主的集权地位，支持君主的立法权，但君主的绝对权力还没有建立，三者分开谈，对君主的权力造成了限制，但韩非子则直接提出了君权之高无上，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君权至上的直接体现。先秦时期的法治，只能在特定的时期起效果，在传统的格局之下，君权至上的出现属于必然。虽名为法治，其实还是君权为上，和现代社会的法治概念大不相同，现代社会中，所有人行事作为要契合法律，例如公共关系思想指导下的一切实践，也不能和社会法制相违背，韩非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已然超前了。

　　尽管法家思想和儒家等思想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它坚持严厉的法律才能管理好臣民的观点，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古代的各家学派，没有由于立场的不同，而忽略对公众的关注，法家管子也认识到政治的顺逆，也离不开民心，这个观点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样的，认为百姓的爱戴拥护是xxx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而这一点也是现代公关坚持的理念，对公众意识保持充分尊重。

　　儒家、法家、兵家是准公共关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但诸子百家的其他几家也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准公共关系思想。老子认为，人的生活应该是富足、美好、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自己的平静生活不会被外界打扰，小国寡民的理念是他推崇的主张。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这不仅对现代XX公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在人际交往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关系思想，是现代公共关系发展的宝库。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准公共关系实践，春秋战国时期集中了许多典型公关实践案例，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公关实践已经成为民间美谈。这些公关实践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各项社会变革，也为现代公共关系的运用提供了灵感。我国古代的准公共关系实践是我们发展新兴公共关系的有效参考。

　　信息的传播方向主要有两种，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公共关系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信息的传播推广，它是组织主体和客体的双向交流过程。明代时期，郑和下西洋就是古代公关实践中典型的体现传播推广思想的案例。

　　明永乐、宣德年间，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朝初期，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雄厚，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加上成熟的航海技术，共同促成了航行的顺利。根据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起因诸多，其中宣扬国威说，支持者甚繁。郑和下西洋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海外诸国建立上邦大国和藩属之国的关系。郑和此行不仅带了丰厚的礼品给诸国国王，而且领大明皇帝之诏诰封海外诸国君臣，以此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稳固的邦交。

　　明成祖朱棣继位名不正，言不顺，朝中对此争议颇多。郑和远航西洋，宣扬了国威，引来海外诸国朝贡，获得海外势力，以此来堵住悠悠之口。同时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审时度势就是对眼下时局的把握，组织主体想要掌握在社会公众之中的话语权和有利地位，就要善于观察环境，作出准确的预判。东汉末年，天下三分，蜀国先主刘备临终托孤，智者诸葛孔明为报知遇之恩，出师北伐，匡扶汉室，所作《出师表》更成为遗世佳作。蜀国之南蛮夷之族屡次骚扰来犯，后方不稳，诸葛亮遂率兵南征，首战大捷，生擒南蛮酋长孟获。孟获骁勇，可败不可降，孔明惜才，为使其甘心臣服汉室，须得“攻心”，诸葛亮擒孟获而不灭，首先就是考虑到汉室实力尚未稳固，此举既保存了军事实力，巩固后方，也就是对时局的预判，同时也收拢了南蛮少数民族的民心，一举两得。他对孟获礼遇有佳，况且孟获在族人中威望极高，单靠武力不会有成效。于是诸葛亮便想出七擒七纵的办法，孟获真心服输，叹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

　　南中平定战中，诸葛亮不仅体现出宽宏的气度，而且从公共关系角度分析，他极擅长审时度势，擒获孟获一人容易，可消除南蛮少数民族对汉室的抗拒心理实属不易，“攻心”是上上之法。

　　公共关系的咨询建议与收集信息紧密相关。只有收集足够的信息，我们才能完成咨询和建议功能。咨询建议是指公共关系人员向决策层和各管理部门提供意见和建议，使决策更加科学[[[]刘翠芬：《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阴山学刊》，1999年第3期。

　　]]。隆中对是咨询建议的典型示例。官渡战役后，刘备逃往荆州，驻守新野。刘备雄心勃勃，不愿在小小新野龟缩。刘备认为，他因无能而屡屡被打败。出于长远计划，刘备全心全意地寻求能人帮助。襄阳有个叫司马徽的能士，刘备去拜见他。刘备道明来意，司马微说“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得天下”。卧龙就是指诸葛亮，他定居隆中，耕读不问世事，在徐庶的引荐之下，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指点江山，这次对话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局势，曹操要挟天子来号令诸侯，各项实力不容小视，孙权三代人占领了江东地区，势力稳定，现下尚且没有实力将二者取而代之，于是提出先取荆州，再取益州成三足鼎立之势，之后再一统中原的策略。刘备说“我得孔明，如鱼儿得水”，诸葛亮借助《隆中对》完成了对刘备的咨询建议，正是诸葛亮对天下局势的分析，帮助刘备完成霸业。

　　大泽乡起义，也称为陈胜吴广起义，是农民起义中比较有名的案例。秦二世元年，百姓饱受统治阶级剥削，掀起一场声势浩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乃农民出生，有大志，但无权无势，要想揭竿而起，当务之急是说服所有人，于是他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下了“陈胜王”一词，并将其放在别人抓到的鱼肚里。士兵买了鱼，然后用锅烹煮，在鱼的肚子里发现了布条，他们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陈胜偷偷将吴广送到守军驻地旁丛林中的神殿。到了晚上，他用竹子掩盖了灯火，假装是鬼火。他像狐狸一样大喊：“大楚兴，陈胜王！”第二天，军队四处谈论，指着陈胜。在迷信的帮助下，吴广逐步将思想传播给人们，并成功地使人们认可这一观点。农民起义的规模逐渐扩大。

　　此次起义，不仅人员安排十分到位，而且用鬼神迷信之说来使人信服，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也充分体现古人的公关智慧。

　　塑造组织形象是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之一。组织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公关实践作用于公众客体，为自己塑造有利的形象和口碑。商鞅的徙木立信就是形象管理的典型。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实力日渐雄厚，秦国赋税改革和私有制的产生晚于其他诸国，为强秦国之力，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但害怕旧派势力的反对。因此，徙木立信之法应运而生。商鞅在城南门立了三丈长的木头，将百姓聚集在城门口，“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百姓心觉怪异，无人敢应，商鞅见状再次说道：“能徙者予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有一名壮汉，轻松将木头运置北门，商鞅信守承诺，赏金五十，通过此事，商鞅赢得秦国百姓的信任，为秦国变法打下了群众基础，也成为秦一统六国的重要政治条件。

　　徙木立信实质上是一种在公众心中建立典型形象，确立XX公信力的行为。公众给予XX管理的认可，赋予信任，社会秩序便形成了。商君始入秦,深切感受到秦国XX存在的问题，对于秦和秦国的百姓而言，他们急需的是一个不朝令夕改，言而有信、法出必行的XX。公众的信赖会极大减弱变法的阻力，降低管理成本，这也是徙木立信促成秦国统一的理论依据。

　　公关危机是组织状态异常的表现，危机公关的首要处理原则就在于及时止损，尽快控制危机场面，遏止损失。约法三章就是张良等人的危机处理之法，不仅挽回了刘邦的形象，而且让刘邦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崇高。公元前207年，刘邦领军攻入关中，占领咸阳。刘邦本想住在王宫之中，人再贤德，也无法抛弃七情六欲，刘邦以汉室正统自诩，入主咸阳后也想享受君王的待遇。樊哙和张良恐此举会失掉人心，作为回应，刘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下令关闭仓库，并派遣了一名警卫返回军队。为了凝聚民心，刘邦与乡亲父老约定了三章法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且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父老、豪杰们认可约法三章。接着，刘邦立即派人和秦朝旧吏们到和县乡村镇张贴告示，约法三章晓喻各家。刘邦治军严谨，刘邦攻下咸阳，百姓心中欢喜，于是纷纷送上酒食慰问军队将士，刘邦坚决不肯收下，当地民众更加欢喜，唯恐刘邦不在此地为王。

　　秦国百姓守严刑苛法压迫已久，对贤君明主的渴望早就消磨殆尽，刘邦和百姓“约法三章”，对三秦之地的百姓来说，犹如黑暗之中的光。刘邦既是历史上的贤主，但也是常人，人之贪欲，在所难免，“约法三章”是成功公关的代表，他利用舆论，寥寥数语，击中公众的内心，不仅挽回了自己的形象，也获得了公众的拥戴，后期，楚汉争霸，汉室自然是民心所向。

　　公共关系协调是沟通的基础。经过协调与沟通，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和谐发展的目标。协调的重要作用是保持组织管理系统的总体平衡，使各个部分相互协调，帮助发挥整体优势，并确保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内求团结，外求和谐，是公关协调工作的宗旨。

　　“合纵连横，方能以弱胜强”。春秋战国有一段历史极为醒目，群雄割据，实力均衡，七国之间相互顾忌，不敢轻易挑起战争。秦国历经商鞅变法后，实力猛增，可与强齐抗衡，两大势力集团对峙，“合纵连横”得以出现。秦惠文王赢驷拜张仪为相，张仪精于雄辩，擅长谋略，有“一口倾国”的美称，他主张“连横”，即以秦为发起者，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苏秦效力燕国，游说赵王，提出“合纵”战略思想，各国联手共同发难秦国。张仪机警，发现“合纵”对秦国的威胁，他从实力较强的齐和楚两国入手，诓骗楚王，以六百里土地表示自己的诚意，成功瓦解两个强国的联盟。张仪凭借自己出色的雄辨能力和洞察力，沟通诸国，平衡利益，是古代出色的公关大家。

　　蔺相如是赵国门客，也是一名出色的公关大师，完璧归赵这一事迹更是成为千古美谈。秦昭襄王听闻楚国至宝和氏璧流转到赵王之手，想用十五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王觉得不妥，但畏惧强秦，不得不应下。于是赵王召门客蔺相如出使秦国。一番周折后，蔺相如既保全和氏璧，又避免两国战争。蔺相如胆识过人，在危机情况之下，既保全了赵国的利益，也将自己解救出秦国困境。从公共关系角度看，蔺相如运用自己的智谋，平衡两国利益。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历史是延续的，任何时代之间是无法割裂的，尽管我国的公共关系是舶来品，但千百年来，它的种子早已植根于华夏大地，枝干中流淌着中国的血液。我国的古代准公共关系跨度极为广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又继续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前进。

　　在儒家伦理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人们深受“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影响，这些等级区别和德行要求也就构成了公众的人际关系[[[]单爱珍：《试析公共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中国自古讲究“礼尚往来”，重“礼”而且更重“礼”中的感情，也围绕“仁”这个核心。儒家有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儒家始终坚持孝和敬两个字，亲情也成了无法割舍的关系[[[]潘玥：《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影响》，《前沿》，2009年第6期。]]。“孝”谁？孝自己的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先孝顺自己的父母，再延伸到孝顺别人的父母，到最后能够礼貌的对待全天下的老人。“敬”谁？敬自己的师长，敬别人的师长，最后能够尊敬天下所以的可敬之人。国学文化中强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要爱自己的孩子，然后才能爱别人的孩子，在此基础上提升自己的品德，直至爱我们全国的同胞，爱整个人类。自古以来，在中华传统中是重义轻利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的人往往称之为君子。公共关系的原则是处事真诚，互惠互利，“重义”就是很好的体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虽然也有他自身的局限，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如果所有的人能够拥有广泛人际关系，树立一个好的组织或个人的形象，那社会将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和睦景象。

　　古代准公共关系思想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也体现在树立XX形象方面。孟子认为，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冠仇”[[[]来玉英：《古代准公共关系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体现出公众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推理就可得知，XX必须要在公众面前呈现一个有威信，有作为的优良形象，这样公众才能支持XX，政策实行起来就减少了不少阻力。

　　清XX统治时期，中国自诩天朝上国，闭关锁国，从而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现如今，xxxxxxx经常会到各国访问，其他领导人也会到我国出访。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相访问，一方面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关系，如中国和俄罗斯，在领导人访问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在领导人的会谈中，签订许多贸易政策，2015年8月我国与阿根廷签订了生牛肉的协议，促成了两国的经济合作。当然这个活动本身还有增强国家之间的了解，增加友谊，文化融合的重要作用，能够为国内和国际发展营造和谐的环境。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就体现了明成祖的眼界，也是XX公关的典型事件。

　　xxxxxxxxxx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不可忽视[[[]蔡娟，张甜甜：《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廉政文化研究》，2018年第6版,第33～39页。]]。法家思想的中心就是依法来治理百姓，主张“性恶论”，严苛铁律之下，社会自然稳定，儒家、兵家一些学者坚持德治，但也不否认法治的效用。法律是稳定社会的工具，道德是安抚人心的良药，两剂方子自然更有成效。

　　企业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企业对于自身形象维护的重视，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得大批忠诚的消费者，这也让公共关系一词的含义越来越偏向企业公关。中华老字号同仁堂门前的对联说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宣传语，成功地塑造了它货品质量上成的良好形象。企业形象就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这个观点就是源自我国古代准公共关系思想。

　　从表面看，诸葛亮“七擒孟获”是获得军事成就的一则妙计，但细细斟酌，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灵感源泉。南中平定战中，诸葛亮七次擒住孟获，须知让英雄能人心悦诚服相当不易，诸葛亮此举，让孟获的内心有所触动，甘愿归降汉室。这也就是一种从人的心理入手的公关策略。

　　如今，许多企业纯熟地运用这种智慧，以当下势头正盛的京东集团为例，除了国家劳动法规定的薪资福利待遇之外，京东集团管理层向员工承诺，如果在任职期间发生任何意外，公司将负责该员工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直至学业结束。京东将员工称为“一线兄弟”，这不仅仅是是物质奖励，更是内心的抚慰，让企业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向心力。

　　端正“和为贵”的经商态度，自古以来就是商人成功的秘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主张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和”在公共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了“协调”之上，和而不同，又以和为贵，就是一种利益的平衡。

　　和气生财是中国人赚钱的门道，买主卖主的身份是可以互换的，无论是诚信不欺客，还是物美价廉是在创造“和和气气”的生意氛围，这样一来，生意便能做的长久。成大事者也应该具备应有的气度，善待公司员工，以身作则，如此才能做好团队的领导。

　　古代准公共关系思想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运营上。现代广告宣传模式也深受古代公共关系实践的启发。“徙木立信”就是在为政治变革造势。现代社会，各种新产品的预售，新的影视作品的预告，是制造一种噱头。明星代言也是增强公信力的一种普遍，且应用广泛的手段。虽然，古今运用的领域不同，但是为了达到预设的目的。

　　公共关系作为一件西方舶来品，总是带着神秘的面纱，引进中国后，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粘有了中国特有的色彩。查阅了许多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文献之后，对我国古代准公共关系的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古代学者和政治军事家的丰富思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能够大放异彩。在古代社会制度的压制之下，能够突破制度的禁锢，提出带有现代公共关系思想色彩的理论，作出放在当代社会能成为典型的公关实践案例，这些是应该令人敬佩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单单一本《三国志》，就能挖掘出许多公共关系思想，不少国外知名企业，将《三国志》作为公关的宝典。

　　本文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归纳上还是沿袭以往，但在思想分类中做了些许变动，统一以思想学派作为分类标准，依据公共关系的职能，对准公关活动做了分类，将公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只有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实际意义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当前可查的文献资料中，大部分着力研究古代准公共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对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研究较少，因此在实际意义上的参考基础也较为薄弱。

　　［1］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张泽华.中国古代准公共关系探析[D].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4］段俊平.试论孔子的公共关系思想［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1）.

　　［5］贺晓梅.公共关系思想在我国古代的萌芽［J］.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02）.

　　［6］来玉英.古代准公共关系浅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03）.

　　［7］刘翠芬.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J］.阴山学刊，1999，（03）.

　　［8］周全俊.从《尉缭子》将帅思想看军队领导应具备的素质[J].领导科学，2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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