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灵魂的压抑与反抗——解读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蒋丽莉形象

　　《长恨歌》作为海派文学的典范，融入了作者王安忆对于上海的基本理解。她在作品中主要叙述一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上海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这本书可以说是旧上海风情的缩影，也可以说是描写XXX女性的重要篇章。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但身为王琦瑶的好友，更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质的蒋丽莉常被历来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所忽视。历经上海三个重要时期的边缘女性蒋丽莉，她并不仅是一个用来显示当时阶级矛盾的配角，别样的气质和风范更让她的人生具有别样的魅力，值得研究与探索。

　　X著名评论家西华尔在《悲剧的眼光》里指出：“悲剧眼光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而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着孤独与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第66～73页。]]对于这位女性的凄惨命运，我们应当从她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的精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在另一维度里，有人将亲情、友情、爱情统称为人生精神的三大支柱，这三种宝贵的情感在不同个体的不同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能发挥巨大作用。每个个体对于他们的独特理解与领悟也会直接通过不同的行为呈现出来。蒋丽莉短暂的一生中，亲情、友情、爱情的破灭，社会和家庭的压抑，让她慢慢丢失真实的本我和情感的本源，以至走向生命的终结。

　　亲情是良好家庭关系的纽带，也为每个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养料。亲情带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会让每个家庭焕发生机与活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丽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厂主，但在外另有一个小家。虽然她与温和的母亲以及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物质条件富足，还有父亲探望，但父母零星的关爱从未让她真正地感受过家庭的温暖。在旧式婚姻中连仆人都可以任意欺负的软弱无能的母亲，只会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听唱片的孤僻的弟弟，蒋丽莉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只有金钱的供养，毫无亲情的温馨。她在缺乏关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精神生活寂寞空虚。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只能从小说世界中寻找希望和慰藉，活在了和女主人公王琦瑶截然不同的小说滋养的梦想世界中，没有能认清世事的通透，失去立足于人世间的根基。压抑、缺乏欢乐的环境同时也让她变得愈发深沉尖锐，性格带有天生的偏执缺陷而不自知，可以说血缘亲情的缺失是造成了她后半生苦痛无依的重要因素。

　　蒋丽莉和最好的朋友王琦瑶的结识源于一封蒋丽莉主动发出的邀请函，这邀请函发出的起因也正是由于蒋丽莉的文艺性格。她爱看小说，追求浪漫，在遇到王琦瑶这位“沪上淑媛”时，心中的喜爱和结交之意便掩饰不住，以至于她发出邀请函，且拒绝接受王琦瑶的不参加。后来尽管王琦瑶同意邀请，但蒋丽莉那类似于男女恋爱似的小心翼翼已然让王琦瑶起腻。其实，在最初结识王琦瑶的时候，蒋丽莉并非真正了解以至喜爱王琦瑶这个个体的本身，而是喜爱王琦瑶“沪上淑媛”的光环以及能给自己带来的符合文艺的幻想，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依托，因此两人的感情基础并不深厚。生日宴之后，蒋丽莉和王琦瑶成了朋友，蒋丽莉愿做陪衬，心甘情愿用自身资源为其铺路。在蒋丽莉有力的帮助下，王琦瑶获得上海小姐竞赛第三名，王琦瑶利用蒋丽莉这个活在小说中的单纯富家女作为跳板成功进入上流社会。王琦瑶在学生时代的两位女性好朋友分别是吴佩珍和蒋丽莉，王琦瑶聪明的抓住并加以利用这两位朋友的共同特点：长得丑，不如王琦瑶精明。而这闺蜜给予的痛苦给蒋丽莉带来的阴影终其一生都并未被消磨掉，王琦瑶成为她心里一个伤痕似的纪念。与此同时，得到蒋丽莉真心相待的王琦瑶从未站在蒋丽莉的“文艺性”立场上理解蒋丽莉的内心世界，因而蒋丽莉作为边缘女性在小说中就从未获得表明自身情感逻辑的机会，她只能依据现实社会的生存发展法则将个体发展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归咎为性格的别扭，她的各个方面都被王琦瑶压制，并受其影响，在两人友情里处于被动的付出的地位。而后两个人两次久别重逢，也都只是表面上的温情脉脉，或者说是两个人错位的温情脉脉。表面上是王琦瑶曲意逢迎，内里却全是蒋丽莉的退让，是蒋丽莉用自以为正确的方式去挽救本就错位的友情。只是最后她并未能从王琦瑶这里收获自己期望的真正友谊。

　　对于蒋丽莉这个爱看小说充满浪漫情结的纯净姑娘来说，爱情就是她的信仰和全部。在与程先生和王琦瑶的相处中，蒋丽莉喜欢上了温文尔雅、气质卓然的程先生，慢慢深陷。但即使是蒋丽莉自认为是她与程先生的约会中，第三个人王琦瑶也始终是在的。三个心思各异的年轻人组合在一起产生摩擦本就在所难免，但这情感的牵绊与纠葛无疑是让蒋丽莉单纯善良的柔软心灵背负了巨大的伤痛与无奈，为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祸根。蒋丽莉深爱程先生，程先生深深迷恋王琦瑶的“余味”无法自拔，这样俗套又典型的三角恋情本身就是畸形病态的。满腔爱意的蒋丽莉为了和程先生多一个交流话题，重拾钢琴。虽然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和情诗给她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在独自疗伤之后，她对程先生始终坚定如初。《长恨歌》中两次描写蒋丽莉在电梯处等待程先生回家的情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个执着的姑娘不相信程先生会不回来，也不相信她会找不到程先生，不相信她会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她只会傻傻地等待程先生回家，守着无谓的希望。只是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两人越是矢志不渝，就越是伤痕累累。情之一字，误尽两人终生。后来蒋丽莉与纱厂军代表老张的婚姻更是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夫妻双方从未寻得和谐的情感共鸣。对于蒋丽莉，“如果你爱了却没有唤起爱，如果你的爱没有再创造爱，如果你出自生命地倾心相爱但却没有被人所爱，那你的爱就是无力而不幸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失去恋情饱受相思折磨的蒋丽莉像流失最后养分的鲜花，娇艳不再，以至沦落到伤心病故的境地。

　　杰克·霍吉有言：“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杰克·霍吉：《习惯的力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蒋丽莉的偏执性格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毫无温情的原生家庭让蒋丽莉在幼年遭受巨大的精神创伤，并且孩童在幼年受到的伤害会持续存在，影响一生。但这个本性善良真诚的姑娘懂得从书中汲取养分，初时性格还只是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敢爱敢恨的果敢。在与王琦瑶相识相交之后，她颇为冷静现实的处世策略影响到了蒋丽莉。尽管程先生已经与王琦瑶分手，但是和程先生在一起的蒋丽莉总被王琦瑶的耀眼光环压制，她旁观着两人的藕断丝连，始终担心程先生会离她而去，极度缺乏安全感，以至于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吃味，这本是一个热恋中的姑娘常会犯的错误。接着王琦瑶关于“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将蒋丽莉往偏执性格上更推了一步。“自然是面子和芯子两全为好，可人的条件都有定数，倘若只能凑合，不如丢下一边，要个满满的半边，也是不圆满里的圆满。缺一半，另一半反而更可靠更安全也说不定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在芯子里做人，虽然见不得人，得到的却全是实惠。既然面子与芯子不可兼得，倒不如潇洒舍弃一边，得到另一边。求“实”派理论为蒋丽莉提供新的视角也在她的心里生了根，是她日后选择老张的重要原因。友情的背叛和爱情的离失让她成长期中遭受巨大挫折，增强了她怀疑和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质，进一步让她从执着走向了偏执，变成一种虚拟的浪漫和歇斯底里的狂热，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行愈远。因为偏执，所以病态；因为病态，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做的过头，越不喜欢什么越要做什么。这完全是在与实际意愿相违的方向上自我要求过高。她完全否定原先的自我，将放纵任性改为全面约束，为了与过去决裂，毅然加入xxxx，嫁给纱厂工人，却只是矫枉过正，忽略自己本应循心而为，更忽略对外部环境是否正确自身是否需要改正的思考。婚后异常的生活处境也在加剧她的偏执性格，她变得更加暴躁易怒。蒋丽莉这种偏执型的性格一旦形成后就恒定，她将固执己见当成坚持不懈，最终走向无法避免的悲剧。

　　心理学领域有一个观点，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价值和权利的觉醒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也可以将这种自主意识表述为女性将自己定位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完全认同自己的性别及其产生的意义。女性意识主张抛弃性别偏见，尊重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对等角色，不以任何一方为附庸。女性意识中对独立自主和人格尊严的强烈渴望于蒋丽莉与王琦瑶而言无异于平地起雷，她们在自我意识中发现自己的价值，渴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领悟到她们的形象属于她们自己，她们的灵魂属于她们自己，属于她们真实的生命体。这本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女主人公王琦瑶的觉醒主要是在于对权利和繁华的追求与依附，蒋丽莉的女性意识觉醒主要表现在渴望政治生活，寻求个人价值方面。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开始反叛抗争，但她们能反抗的程度有限，她们在女性意识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局限性。王琦瑶对于金钱以及所谓幸福的追求让她忽视自己本应得到的角色平等和个人尊严。而蒋丽莉对政治公共领域权利平等的过分追求，让她忽视自己在家庭等私人领域无法得到的应有的公平和权利。“她看见他们就生厌，除了对他们叫嚷，再没什么话说。他们既不怕她也不喜欢她，只和他们父亲亲热。”[[[]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但对于母亲而言，爱孩子应该是一种本能！蒋丽莉对家庭的疏离、对孩子的冷漠就是她缺少女性意识中的人文精神、人文意识的表现之一。因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狂热追求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尊严，想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并不可惜，但作为一个女性个体，已然失去了本真的生命活力，淡化了自己身上的女性个性，只徒留对独立自主的渴望。这样的自由终究是单薄的不完整的。

　　作为彼此的好朋友，蒋丽莉和王琦瑶本应该承担一种彼此之间相互寄托和扶助的角色。有心理学家曾提出一种看法，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与精神恋相似的东西，因为女性个体之间更习惯一种细腻、温柔的沟通与交流方式，随之而来的亲昵与情感共鸣也只有女性之间能相互了解体会，异性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情感默契和价值认同。男女之间完全的信任与理解犹如乌托邦，真正能够体会女性辛劳，陪伴女性成长的，只有女性。虽然如今女性之间的友情也存在虚情假意或者“毒闺蜜”的情况，但能设身处地体贴爱护女性的，只有同性。蒋丽莉与王琦瑶作为彼此的好友，的确也有相互间的扶持，但两人在女性意识的成长道路上着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两人的友情虽也有对彼此的“心领意会”，但大多是靠一个男人进行连接的。蒋丽莉通过程先生得知王琦瑶的近况，王琦瑶主动避开程先生以期成全蒋丽莉的爱情，蒋丽莉受程先生之托照顾带着孩子的王琦瑶。这两位好朋友的感情以男性程先生作为焦点与主线缠绕在她们与异性的亲密关系当中。蒋丽莉与王琦瑶的友谊虽然有对彼此想法的理解与分享，但这想法往往只和分享爱情经历与私密感受相关，比如王琦瑶与蒋丽莉谈李主任，难以见到她们有在更深层次上比如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工作发展上的沟通。两人间的友谊只是围绕生活琐事的浅层情感的交流与分享，是基于情感的表达需要而与他人倾诉排解，换言之，其他人也未尝不可。这种女性友谊虽然比男性友谊更加细腻深刻和紧密，但浅层次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友谊也让蒋丽莉和王琦瑶忽视彼此之间存在的丧失主体性的危险，和自我人格认识上存在缺失的问题。同时，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友谊也体现出，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依附男性生活，以男性认同为价值而缺乏自我的处境。若欲对女性间的友谊进行详细阐述，就必须将其置身于女性所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中，充分考虑到其联结性与紧密性等诸多特点。王琦瑶作为一个聪明务实的上海女孩儿，在她选择搬进蒋丽莉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时，她就放弃了自己的个性与纯真。原是女性意识开始萌芽生长的绝好时机，结果却是在妥协和欲望面前毫无生机。其后她在生活中汲汲营营，以美色谋生，以温驯邀宠，拿捏朋友，操纵局面。在与李先生、康明逊的交往中，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物化，丢失了关于自我人格完整的概念。表面的尊重和自由遮蔽了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她在自我生命价值上认同世俗观念依附男性自轻自贱。这种种的行事准则和人生态度在总体价值取向上是放逐自己的女性意识的。所以将王琦瑶引为知己，潜意识里将王琦瑶当做自己的人生导师深受其影响的蒋丽莉也在自身的主体价值认识上行差踏错，她将以世俗态度来衡量女性存在价值的人生观奉为圭臬，选择以政治层面为突破口来谋求主流社会话语的认同，却不知这实际上就是对自身已经觉醒的女性意识进行阉割，放弃自我主体在其他领域的应有权利和价值。其实在此过程中蒋丽莉也并非毫无判断一味相信王琦瑶，第一次对于王琦瑶的不认同是在她得知王琦瑶成为李主任的情人。她想：“王琦瑶是受过教育的，平时言谈里也很有主见，怎么会走这样的路，是自我的毁灭啊！然后她就着手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想证明消息的不确实。”[[[]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从中可以看出，蒋丽莉在这时还是坚持本我的女性意识，想要把王琦瑶拉出火坑，但后来受王琦瑶的“求实派”理论影响，她还是走上错误道路。虽然这两人都在自身女性意识的缺失中前进，但稚嫩的蒋丽莉显然比王琦瑶痛苦的多得多。并且后期的蒋丽莉对于自身在主体价值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并非没有意识到，只是再也无力改正。面对王琦瑶的女儿薇薇，“蒋丽莉看着那婴儿时，心里确实有一刻平静。但她的烦乱心情使她脸上总带有紧张与暴怒的表情，那孩子便有些怕她……她去哄她，又总是越哄越哭，她简直束手无策，心里是无比的沮丧。”[[[]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面对未被污染的温暖光源，蒋丽莉想要触碰想要反抗却也越加迷惘，想要拿走压迫自己的那种未知的别扭与痛苦，但更迷茫于如何去打破那种力量冲破那种枷锁，寻求自我价值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的平衡。王琦瑶可贵的友谊本能够成为蒋丽莉私人生活的慰藉和情感支持，还能够在更大精神层面上发挥作用，成为影响蒋丽莉公共生活认识和社会人格的助推器。可惜，王琦瑶与蒋丽莉丢失了女性主体性的相互扶持注定会让她们成为悲剧，由中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缺失。正如董蓬蓬所言“一旦失去自我，女性注定会陷入几千年的宿命圈套（死亡）。”[[[]董蓬蓬：《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安微文学》，2008年第11期，第44～45页。]]《长恨歌》里的悲剧，并非仅仅是蒋丽莉和王琦瑶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众多女性悲剧实打实的群像，从中可看出蒋丽莉的悲情，还有一声声无奈的未曾被听见的叹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始终依附着男性而存在。社会要求女性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女性为人妻、为人母被颂扬为天经地义的职责和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千百年来，固化的思维使女性封闭自我，扼杀自我。另一方面，社会资源的缺失导致大部分女性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这个方法来获得社会生存，靠男人赋予女性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必须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洋娃娃，她得不到自由。”[[[]西蒙·波娃：《第二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长恨歌》中也借王琦瑶外婆之口道出当时社会对女人地位的认识：“其实说起来，外婆比王琦瑶更懂做人的快活。王琦瑶的快活是实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起另一半。外婆则是全部。”[[[]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那么女性全部的“快活”是什么呢？作者王安忆通过对外婆思维的理解将其表述成三个方面：一为“女人的美”，二为“女人的幽静”，三为“女人的生儿育女”。这是王琦瑶与外婆思维中的全部的快活，其中也折射出男权社会对女性价值的直接定义。然而，这种欢乐，是屈辱的，是女人放弃追求美好生活和多彩人生的欢乐。如果认可这种错误的价值观，那便回避了人如何审视自我，两性如何角色对等的一系列问题，女性主体价值和个人意义则完全被抹杀。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当蒋丽莉面对哭闹的孩子束手无策时，王琦瑶嘲笑她三个孩子都白生了。蒋丽莉流露出的软弱无奈与挣扎其实就是她在以男性社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自己，是她在两性认识上的失衡。男权社会的压迫让她无所适从让她绝望，但对女性本身来说，越是压抑，如何成为自己便越是重要。当她遭受友情与爱情的巨大打击时，她还是选择了符合男性社会主流价值的方式——加入xxxx来试图打破阶级矛盾以唤起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价值尊严。而世人对女性软弱可欺的固有印象早已根深蒂固，女性无法以强有力的姿态在男性话语拥有绝对主导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所以，如果想与男性比肩，女性会选择在生理特色和形象气质上“雄性化”增加说服力，蒋丽莉也是如此。她会抽烟，手指上都让香烟熏出了发黄的斑迹，她不修边幅，“穿一身蓝咔叽制服，晃晃荡荡的裤腿底下，是一双乱糟糟的中学生样式的丁字猪皮鞋。”[[[]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她大大咧咧，脾气暴躁，像男人一样用锐利的眼神审视周围。蒋丽莉成功将性别异化，成为了一个“女强人”，这样的她在男性社会中貌似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为他人所羡慕。但是她这样的女性性格完全不符合男性为女性设定的家庭角色，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应当贤妻良母、温柔贤淑的评价标准。她始终是无法做到两全，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的。她没有亲近过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的丈夫、婆婆相处冷淡，她想要证明自己的女性尊严，却没有认识到她已然在以男权社会的条条框框重新构造自身；她努力将己身的意识契合男权意识规范的要求，却也因个人部分角色的缺失而永远拿不到梦寐以求的xxxx员身份，永远实现不了真正的自我价值。这种境地其实非常的矛盾和痛苦，她迷失在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漩涡之中找不到出路。她的行为正契合尼采的那句话“男性为自己塑造了女性形象，女性又按照这个形象塑造了自己。”[[[]赵林：《论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意识的缺陷》，《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学报》，2005年第6期，第42～44页。]]可蒋丽莉是想要打破这条压抑她的思想禁锢她的灵魂的锁链的！

　　人们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二是婚姻中关于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会消耗掉双方之间的爱情。对于蒋丽莉来说，她的婚姻就是坟墓。她与老张的婚姻无关爱情，更多只为合适，她只是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合作来完成身份和情感上的转变。婚姻生活里男女双方的确可以相互救赎，但只有两个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联盟才可以帮助双方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那么如何才能长久呢？唯有以自由为基础才能让婚姻达到高质量的稳定和舒适的长久。蒋丽莉的初衷是对的，但她不知道的是，两个够独立的人才能悦纳异己。人格有所缺憾的个体常常会被那些和他们完全相反看起来能够达到互补效果的人吸引，但两个无法平衡无法兼容的人只能构建出失败的婚姻，并且这不健康的原生家庭更是会对下一代产生无法消弭的消极影响。因而蒋丽莉希望通过嫁入无产阶级家庭来弥补自身作为资产阶级的缺陷和不足的想法是错误且不可能实现的。《长恨歌》中对于蒋丽莉和丈夫老张的相识相知直至最终结婚的过程一笔带过，并未详细叙述。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见，难忘最爱的蒋丽莉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嫁给自己嫌弃的山东老张的决定，并且与自己的娘家决裂，生生断绝了自己的所有后路。男权社会大环境本身就对蒋丽莉的思想进行阉割，使其缺乏主体性而更加依赖男性，并且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受到了更多来自于本可以依靠的丈夫的冷暴力，由丈夫和婆婆的态度侧面表现出来的男权社会大环境的压迫。蒋丽莉通过电影导演的介绍加入无产阶级的阵营当中，放弃了还有两年就可以拿到的毕业文凭，只为进入纱厂做一名工人。进入婚姻中的她也没有享受过来自丈夫的体贴与儿子的孺慕，她对王琦瑶和程先生也还是有怨气的。她虽然每半年就“挖心挖肺”的向党组织写申请报告，但是她在心底还是保留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心气”，看不起那言行举止粗俗邋遢的丈夫。她穿着军装，目之所见口出之言都是共产主义道理，但其行为却始终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烙印。蒋丽莉和老张两人政治倾向相冲突的婚姻根本难以长久为继。这些潜意识里表现的想法蒋丽莉自己并未察觉，可是身为枕边人的老张和她婆婆却是看懂了的，并且由于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和接受过具有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蒋丽莉，所以对于蒋丽莉在家庭关系上的不和睦与两性认识上的错位也属于看破不说破的状态，而且老张还利用蒋丽莉的别扭和偏执，将三个儿子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最终是肩上骑一个，怀里抱一个，手上再扯一个的回家”[[[]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对蒋丽莉进行亲情上的孤立。两个人根本不能相互理解和包容，因而在丈夫的冷暴力下，蒋丽莉失去了婚姻中的甜蜜和身为母亲的柔软天性，过着“一个人吃完饭，躺在床上看报纸，这边闹翻天也与她无关”[[[]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的局外人生活。在男权社会的隐形压迫下，她既不能正确的以主体的尊严对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以主体的责任要求自己的丈夫，这婚姻对她来说反而是更加重了她受到的迫害。蒋丽莉这稀里糊涂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个道理：当婚姻掺杂政治话语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泛化而又出身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丽莉就已经注定要沦为“牺牲品”。她希翼能够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接纳但始终被排斥在外的窘迫处境正如《长恨歌》中所写的：不耐和消沉相继而来，希望也是挣扎的希望，它是闺阁里的苍凉暮年。希望也只是挣扎反抗的希望，她渴望打破枷锁冲破束缚，却终究是以男权社会有失偏颇的标准自我标榜，弄巧成拙。蒋丽莉和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女性一样，一直处于跪着的状态，她们刻在骨子里的传统就是一直以来敲骨吸髓致使她们丧失生机的工具。

　　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流离命运充满了怜香惜玉般的同情，对于次要人物蒋丽莉的悲惨人生，她也抱以极大的怜悯与同情。她将蒋丽莉最后脾脏破裂人格消亡描写出大音希声的破碎美感，认为蒋丽莉的死亡是美的坍塌，是世俗琐屑的重现。蒋丽莉糊里糊涂的人生糊里糊涂的婚姻是她各方面的缺失以及社会无形的压迫导致的，亲情的缺失让她在幼年产生的阴影无法消除，青年时期的无望初恋又让她弥足深陷丢失自我，和王琦瑶的浅薄友情更是在爱恨交织中走向最后的绝望。蒋丽莉的个体生活和人格被社会边缘化，她的命运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女性普遍受到压迫的缩影。还有多少个我们未知的甚至她们自己也未意识到的“蒋丽莉”呢？然而尽管蒋丽莉的反抗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看起来渺小且可笑，但她勇于打破且超脱流俗的审美框架和桎梏，这是《长恨歌》中蒋丽莉这个角色更为高纬度的价值所在。《长恨歌》的“恨”既不是对爱情的绝望，也不仅是对命运的嘲讽，而是作者王安忆想要以此来启发世人，待人言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王安忆跨越狭隘的意识形态，以女性的细腻描写与独特视角使写作焕发出广泛的社会价值，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挑战愚昧和黑暗。女性从来不应该被其他人定义操控，能决定女性的，从来只有女性自己。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魏蓓.精神的放逐与自我的迷失——对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蒋丽莉形象的再阐释[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3(5).

　　[3]王金城.《长恨歌》的平行阅读[J].闽江学院学报，2008（4）.

　　[4]陈凤珍.《长恨歌》所彰显的女性意识[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5]宋来萤.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内涵[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3）.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7]李俊红.解读王安忆《长恨歌》中闺阁情谊[J].语文学刊，2010（2）.

　　[8]王安忆.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9]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10]西蒙·波娃.女人是什么[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

　　[11]李玲.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J].扬州大学学报，2007（1）.

　　[12]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3]王一茗，周芸芳.浅谈《长恨歌》中的“女性情谊”[J].绥化学院学报，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