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

朱熹生活于南宋时期，社会内忧外患。为解决时弊，朱熹借鉴了孔孟、二程等儒家先贤的主要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朱熹认为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君主要起到道德示范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其次，君主要任用贤才，为官要体恤百姓。朱熹强调政治要施德政，同时他并没有忽视法治的作用，他提倡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社会道德教化与刑罚并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熹的德治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熹；德治思想；天理

　　前言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名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谥文，人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福建省尤溪县，生于剑州尤溪。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派的代表，儒家的大师，世尊称之为朱子。朱熹将儒家思想、理学与自身的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人，将儒家思想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继承了理学，发展了“理”与“气”的关系，他开创了“客观唯心论”，是“理学”思想的重要代表。朱熹的思想在明清两代占统治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社会。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朱熹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在国内有无数的学者，比如钱穆、陈荣捷、杨天石。钱穆《朱子新学案》是朱熹早期学术思想的主要成果，主要是探讨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同时也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述先在《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把朱熹的哲学发展历程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朱熹早期到成熟时期的生活历程；二是论述朱熹的思想体系结构；自二十一世纪初期，有关朱熹德治思想的文章逐渐增加，但总体上只有数十篇，而且都是重复的。张成权的《朱熹道德伦理学说建构初探》，从朱熹道德伦理学说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环节的分析，阐发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建构过程，相对来说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更是寥寥无几。韩国学者权相佑在其《朱熹政治学略论》中指出，朱熹提出的“理学本体论”，其重点是儒家所奉行的政治思想，并认为“风俗教化”的根本问题是“政治观念”，其目标是“君臣民”关系的“合理化”，以矫正政治上的弊病。尽管有许多针对朱子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著作却是璀璨夺目，如《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等。《朱子语类》仅对朱熹和他门下弟子的答疑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但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反映了朱熹的思想。《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以《四书》为代表的一部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著作，以其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朱熹的“德”思想，首先要从他的原作入手，其次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认识他的思想。

北宋理学的兴起，儒家思想重现曙光。南宋有朱熹，将儒家思想作出了新的诠释，集儒家思想之大成，使其重获新生机，焕发新活力。朱熹的德治思想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研究朱熹的德治思想，更有利于系统地理解儒家体系。朱熹认为，道德治理的根源在于修身，所以德治思想的核心，在于提高社会上每个人的道德素质。不仅要提高平民、官吏的道德修养，尤其还要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以道德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准则，如此君主能够更好的管理江山社稷，平民百姓。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如何提高社会上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就要兴教化，大力提倡道学。社会上义理之人多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了。

朱熹在任官期间清正廉洁，体察民情，他的德治思想深入后人之心。康熙帝就曾评价朱熹说：“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李鸿章说他“道德文章，照耀千古”，足以体现朱子的思想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民族是重视道德、崇尚修德的民族，历来强调“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2001年，xx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XXX总XX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朱熹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他提倡的德治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并且对于今天所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方略仍值得我们吸收与借鉴。

　一、朱熹德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社会背景是政治思想的产生的根，先贤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是后人继往开来的源，相比之下根比源更加重要。政治思想是为现实所服务的工具，任何一个政治思想的提出都要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因素。想要分析朱熹德治思想，首先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和整理。

（一）朱熹德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政局内忧外患

北宋末年，宋朝向江南地区迁移，中国北部出现了辽、夏、金、蒙古等国家。而且由于金军的困境下，岳飞冲锋陷阵，与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秦桧等叛徒设计陷害岳飞，导致原本大好的外战形势大打折扣，岳飞也因此丧命。正是因为连年的战乱，导致了南宋的军力衰微，士气低落，加剧了南宋XXX的动荡，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对外议和的过程中，南宋XXX以重金银财宝向外XXX称臣。而这种重担也是由平民百姓所背负，达官贵人们通过持续的赋税，对平民阶层进行剥削，从而导致了南宋的“内外混战”。对外战争的失利，对内农民的不断兴起，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统治纵情享乐，助长了社会对金钱的渴望，平民百姓却被严重压榨。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南宋，重建社会的伦理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的学者试图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伦理系统，以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朱熹的思想也就产生了，这是客观的社会需要。

　2.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与政治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思想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在，经济需要为政治思想的提供实际支撑，而科学技术为政治思想提供方便手段与理论依据。

宋初施行不抑兼并，土地可以任凭进行自由买卖，从而使得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为了打破土地私有制膨胀的局面，宋代XX推行租佃制，佃户不可以将土地随意买卖，这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逐步减弱，推动了阶级的流动，平民百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应获得提高，引起人们的思想价值理念的活跃和多样，人们的精神气质整体上得到了转变，追求自由与开明的意识也逐步觉醒。

经济中心南移，恢复了社会秩序，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商业方面也获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坊市制度被打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市镇都形成了一副繁荣发达的景象，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此外，瓷器、农耕器具、造船、冶炼技术等发展，表明了宋代科学技术达到了空前的进步；毕昇在宋仁宗时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宋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铺垫。不少学者也创作出许多有价值的科技著作。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此书涵盖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知识，为后来思想的提出提供了诸多科研资料。

3.文化教育发展

要使人们产生关于本国文明的认同感，可以以知识作为提高道德修养的起点，通过士人来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教化。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文人，他们是教育的首要实践主体，思想觉悟也相对更高，北宋时期重文轻武，士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也为朱熹德治思想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两宋时期重视书籍、书院等教育载体，注重书籍的资料收集、印刷；兴办各种学校、学院，使私学得到大幅度的发展，这为国家提供并培养了不少人才。同时致力于科举制度的改进，主要体现在XX为寒门弟子提供补助，报销其科举考试的来往费用，如此几乎所有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也会随之增加，不但能促进文化的传播与繁荣、学术的活跃，而且为君主招纳了更多优秀人才。

4.纲常伦理失序

唐至五代，基于开放的环境，儒家思想的规则对于该朝人来说并没有吸引力，甚至被他们认为是一种束缚，儒家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统治者的支持，因此纲常伦理失序，整个儒家思想遭到冲击。在这段时期，儒家思想被惨遭抛弃，道德危机也随之而来，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北宋初年，社会结构获得了调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建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提高社会道德素质的任务被搁置。南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人被利益蒙蔽双眼，他们的道德基本观念受到了影响，一些人不知廉耻，在家国离乱之下仍被利欲熏心，麻木不堪。朱熹曾在章奏中指出：“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朱熹试图进行儒家思想的重构。

　（二）朱熹德治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

朱熹的德治思想正是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也是儒家思想在理论上的重构。朱熹的德治思想的核心与孔孟所提倡的治国理政方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德治思想对于君臣的要求和普适性的准则，主要通过的北宋理学家对于“天，道”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所以说朱熹德治思想的产生离不开这一系统的思想背景。

　1.先秦时期孔孟儒家德治思想的确立

中国古代治理关注自身的道德正当性，“德治”的实践方式把政治与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儒家政治哲学则为这种治理模式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治理实践与学理证成的结合，到两宋时期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程度。“德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诗经》中早有体现。关于德治，还有一层意义为“明德慎罚”。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正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为政以德”能够体现出，在进行国家的治理时，德更具有优先性。孔子认为，刑罚只是起到威吓的作用，暂时抑制住人们对恶行的释放。何况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有些人也不惧怕违反法律给自己带来的惩罚，因此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而只有德治才能提高人们道德的意识，会从内心深处激发出礼义廉耻的感受，从而趋善避恶且“日迁善而不自知”，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孔子的德治思想，巧妙的利用了道德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功能。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他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上出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性善论”、“仁政”等思想，要求君主通过“王道”来治国。首先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且善是与生俱来的，并非是后天习得的，而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一个孩童不慎跌落井中，无人能够不生怜悯之心。但是人性本善这种设想很难得到证实的，因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他混淆了可能为善和必然为善的差别。而朱熹对于人们所拥有的本性的特质，虽然与孟子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的“德育”和“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孟子性善论的启发。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里程碑。战国时期，封建贵族异常残暴和强势，孟子却力排众议，坚持“王道”，反对“霸道”，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乃至国家的安危与百姓息息相关。这一政治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发展，事实也表明了残民害理的君主终究没有好下场。夏朝的桀王荒淫无度，残暴统治，残杀百姓，以至于民怨盈途，百姓发誓要与他同归于尽，他最后沦为被放逐饿死的悲惨地步。只有君主惟贤惟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2.北宋时期二程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深化

两宋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深化，沿袭了先秦时期孔孟等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将“理”看作天下万物的本源，将“理”视为贯穿一切规则的依据。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不是理学的开创者，他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成熟，是二程理学的直接继承者，二程理学为朱熹德治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深刻的启发和影响。他们认为理是社会秩序的规范，而要达到社会的治平，就必须实行德治，所以在他们看来“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而要施行德治，作为人间秩序的“礼”，又是重要的一环。二程说：“王道之本，仁也”，只有君主遵循天理，才能实现仁政。

二、朱熹德治思想的内涵

　　（一）为政先正己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朱熹对于儒家思想的重构，君主的道德问题即为第一要义，要想端正人心，首先就要端正君心。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君心是否端正，他所采取的治国方略、他对百姓的态度就是最直接的表现。朱熹主张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他曾多次上书：“臣常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只有君主垂拱而治，爱民恤物，才能让天下百姓信服，使其有所依赖，同时更有助于君主树立权威。倘若君主道德底下，治理国家时恣意妄为，枉顾满足于一己私欲，就很容易导致祸国殃民的悲剧。因此，君主的修身养性就尤为重要。

在朱熹看来，君主不但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还要通过外物来对其统治进行制约。天理是朱熹政治思想的核心，它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规范也为君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准则和限制，将“君权神授”变成了“天理授权”，君主需要在天理的准绳和原则之下治理国家。

　（二）选贤任能

在封建君主社会，官吏是君主的臂膀，他们的政策对国家的治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政策的制定与官吏个人的品德、性格是分不开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指出：“治乱之要，其本在吏。”朱熹同样注重这个问题，再加上他丰富的任官经验，对于官员的选用也制定了一套标准，要用有肚量的、会做人的人才：识大体，平易近人，公事公办，不用小人。朱熹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要求官吏体察民情，他对当时缺乏爱民之心、不为百姓作为的官吏十分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因此，作为官吏，必定要提高道德素质，以先贤所制定的礼节要求自己，以理来节制物欲，以此来培养廉洁奉公的品格。

　（三）德法相济

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内在的道德素养控制恶端，但人性本身就存在弱点，因此仅仅通过自律来约束个人行为并不现实，还需要他律来加以辅助。朱熹总结了历代统治者的治理经验，就德治与法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要求君主施行德刑并施的统治方针，德治法治相结合，但要以德为主。无论德治还是法治，在国家的治理中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所谓以德为主就是要实行德治，重点在于道德教化。道德是人从善的根本，它能够消除人心行恶的苗头，因此朱熹认为德育比刑法更重要，德为本，法为末。朱熹认为作恶多端的人本身就不能够被宽恕，这样的人必须革除。而刑罚的作用除了消除害群之马，也是为了强制众人不要向恶的方向发展，它具有一种膨后性，杀一儆百，使后人引以为戒，防止人们走向歧途。朱熹没有忽视刑罚的作用，甚至主张恢复肉刑，但是德治依然具有优先性。法与刑固然有效，但一些刑罚的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弊端，况且法还是由人来执行的，制定乃至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有主观色彩。如果刑罚过轻，那就起不到惩戒的作用了。而刑罚过重，可能会诱发极端的报复与逆反心理，还可能会殃及无辜，给社会带来恐怖阴影。

（四）以德化民

朱熹认为人天生就被赋予了仁义礼智，但人的本性并非是完美的。基于生活背景的差异与复杂性、个人气质的不同，每个人素质会参差不齐，因此社会上不稳定的事件也会时常发生。要促进社会的安定，最重要的让社会风气向更良好的方向转变，具体的措施就是进行兴办学校，进行道德教育。朱熹的德育思想也深受孔子的影响，不仅要言传，重点更是在于身教。通过知识的传授进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而道德实践是道德判断的外在表现，朱熹认为教育者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人，用明确的行为方式供受教育者学习，提高他们的对“德”的认同感，德育的效果会更加直接和深刻。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国家的良性运转必然少不了人才的助力，朱熹认为人才不仅仅要学富五车，“腹有诗书气自华”，更要“德爱理智，才兼文雅”，有一颗仁爱之心。所以他非常注重对理想人格的培养。朱熹毕生七十余年，有超过五十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针对南宋对于德育的忽视，他先后创建了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并复兴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将二程、张载等名家的言论编撰为《近思录》作为教材。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死记理论，写出漂亮的文章，追求名利、沽名钓誉，而是要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束身修行，正心养性，提高自我道德修养，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三、朱熹德治思想的历史实践

　　（一）重视农业发展

朱熹认为，君主治理国家最关键的就是关心百姓，农业是人民生存之本，因此朱熹格外重视也倡导教育者和官员重视农民和农业生产。朱熹曾经说过，“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他提出了许多农业生产的方法：“因地制宜，种植多种农作物”、“兴建水利工程”、“土壤改良法”等，朱熹还尽力详细简明地论述这些措施。比如，在谈到改良种植方法时，他说：“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壞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晒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朱熹制定的这些措施，都对当时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提出“减赋”

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朱熹除了在农业方面作出努力，还致力于进行减赋，希望以此来减轻百姓的负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国家税收，因为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苛赋的弊病极多，“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繁重的赋税使百姓苦不堪言，容易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不但会加大官吏收税的难度，而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与德治所倡导的理念是完全相悖的。朱熹认为应该给予民众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人民群众生活是否富足，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是否长治久安。

（三）设立赈济仓

朱熹还提出XX应该设立赈济仓。赈济仓为灾年发放救济所用，宋代的赈济仓数量不少，但多分布在城市中心，而在荒年来临之际，位于偏远乡村的百姓却没有办法接受救济，甚至一些官吏把赈济的钱粮私吞，使很多赈济仓形同虚设。朱熹在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使时，时常感叹官府不能全面救助灾民，于是上奏皇帝在乡间建立社仓，朱熹所建立的社仓，是希望借助民间的力量，来摆脱灾民对官府救济的依赖。经过皇帝的同意和当地官员的支持下，他在乡间建立了五夫社仓，社仓平时多方筹粮储粮，在土地青黄不接时将粮食借给百姓，一般抽取利息两成；如发生小灾，利息减半；发生大灾，免除利息。后世也频繁效仿这一举措，《建宁府志》记载：“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政也。”

　四、朱熹德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个政治思想再先进再高明，没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依旧是夸夸其谈。朱熹的德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他的德治思想主要为统治阶级所服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在社会治理方面上的价值。尤其是朱熹有关社会道德教化的思想主张，能够起到源头治理，从根本上使人向善的作用。应当将其与现实相结合，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它所蕴含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不合理私欲的摒弃和斗争，依然可以为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兼容。它对于XXX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人性当中价值观扭曲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领导干部队伍的官德建设

XXX强调：“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各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的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会影响到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朱熹十分注重领导者和官吏的德行，领导干部要终身学习，不断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首先，中国xxx植根于人民，领导干部要从内心尊重人民，行动上要帮扶人民，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其次，领导干部不能把权力作为私人财物，也不能把它当作为个人谋私的工具。要抵制不良诱惑，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国家有一些干部官员被利欲蒙蔽了双眼和大脑，趁职务之便，私下里进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将国家财产中饱私囊，生活作风腐败，谋害人民利益，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官员出现这种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淡薄，理性未能战胜私欲，从而导致私欲膨胀。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员、官员要加强传统文化道德理论的学习来不断提高道德意识和理性精神，有助于其正确行使权力，从内心抵制物质利益与诱惑，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有利于推动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优化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经济是否能更快发展，社会是否能够和谐稳定，国家是否能够长治久安，主要在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才的选拔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朱熹所提倡的“选贤举能”和反对“按资排辈”的用人原则对于今天领导干部选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XXX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领导干部同时具备德与才的资质，是提高工作实绩的保障。中国xxx注重领导干部建设的重要性，但在领导干部选拔竞争的方面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拉票贿选、职位内定等，这些问题在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尤为突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干部选拔的监督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所以要不断促进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科学化，提高干部选拔工作质量，始终坚持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政治能力、政治忠诚等方面进行深度考察，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提高领导干部选拔过程透明度，让人民选择自己真正信得过的干部。

　（三）有利于社会道德文明发展

朱熹的德治思想中值得借鉴的内容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民众的道德教养的重视。个体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会导致其对法律与制度的轻视；每个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了，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平也就随之提高了。朱熹强调社会治理要德刑并施，以德为主。这并不代表朱熹轻视刑法的作用，而是他认为道德教化是更直接、更根本的方式。德与法呈互补的关系，他们相辅相成，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上，一种是依靠道德教化，一种是依靠制度强制，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德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在各个朝代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有重要影响。但社会的治理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道德和法律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不仅包括言传，更在于身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建设XXX，国家领导干部要有崇高的人格修养，以身作则，要遵守法律，尊重公民权利，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于民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这也正是德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促进社会进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方式。

（四）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健全理想人格

朱熹一直在强调道德对国家重要性。在今天，我们依然十分注重道德教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延续，也是现实的恒定需要。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相应地，大学生的思想层次和道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明程度。高校是培育人才的关键基地，重点在于对其专业知识的培养。而人的思想和品格是具有多样性和潜在性的，拥有高智商并不一定就拥有高素质，因此高校开展的思政课程与相关实践活动，对大学生正确三观、个人目标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朱熹所倡导的德育的内涵在于，教育者不但要直接传授道德理论，还需要帮助受教育者如何通过格物致知、克己等方式，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批评、自我鼓励，提高自我修养，达到修身的目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汲取朱熹道德教化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增强现代高校思政教育实践的效果，帮助大学生培养理想人格，培育出真正有志向、有素质、有美德的人才。

结论

在朱熹所构建的哲学世界中，天理是一切的主宰。朱熹将天理观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并重视个人道德素质，寻求社会生活和谐的真谛，汇成了其独特的德治思想体系，阐释了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姓都要遵循天理的规则。

几百年过去了，虽然朱熹的德治思想无法给现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和方法，但其对道德层面的论述永不过时，我们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将经典思想的精华同社会发展状态与个人意识形态状况相结合，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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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就有离别。四年时光已接近尾声，马上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小时候喜欢毕业，因为没有作业，而现在我的心境却和小时候大不一样，甚至有种想哭的感觉。这四年来，有欢笑，也有遗憾，我会将这段时光封存于心。此外，我想在离别之际，对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带我走进了政治学的学科世界。尤其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老师乐观向上，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我由衷敬佩。我的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夏老师的辛勤付出。

其次，感谢我在大学里遇到的最好的朋友—方远娇，我会一直记得我们在校园里的点点滴滴，感谢你在生活上对我的关照，在我失意时的安慰与鼓励，能遇见你真好！

再次，感谢四年来遇到的所有人，正是与你们的相遇，才绘制出了我完整且美好的四年。

最后，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给了我生命，让我看到世界的美好所在。二十多年来的养育，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支持我选择的每一条路，让我没有压力的成长。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我要带着你们赋予我的勇气继续走下去，变成更好的自己，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希望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