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1.对外直接投资萌芽阶段（1979—1983）

　　这一时期，中国构建外汇储备极为短缺，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由xxxx审批批准，此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图1给出了1979年至1983年我国企业设立境内外非贸易性企业数量，在企业类型上主要是国有企业。1979年，xxxx颁发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15项措施》中首次提出要企业“走出去”，拉开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对外直接投资震荡阶段（1984—2000）

　　在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1992年，xxxxxxxx按南巡，中央吹响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些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我国经济得到发展、外汇储备增加并且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XX在这一阶段也放松了对于资本流出的管制，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企业中占有了绝对数额。

　　1985年7月，国家外经贸部发布《关于在国外开设非经贸型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提高了有意愿走出的企业的积极性。1989年3月，《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发布。1990年，《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布，对企业境外投资活动所需外汇的使用以及所赚取外汇的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199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财政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来规范国有企业境外资产产权管理。1993年国家外经贸部联合海关总署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关于国有资产实物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1994年国家外经贸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国国有财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加强了对境外国有企业的管理。1994年1月1日，受人民币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的影响，刚取得一些成果的对外直接投资在1994年出现大幅下降，直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局面才得以扭转。正如图2所示，这一阶段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波动。至2000年底，我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900余家[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5）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以及全球化浪潮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席卷全球，我国XX更加重视对“走出去”战略的落实。2000年，“走出去”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2001年，“走出去”与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并列为“十五”计划期间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大力支持有绝对和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重申“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走出去，依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xxxx十七大提出“创新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方式”。2012年，中共xxxx再次强调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努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

　　“十二五”计划期间，世界局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二五”规划战略对“走出去”设立了更高的目标，进入了“由吸收外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的新阶段。

　　如图3所示，从数量上看，此阶段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4567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35.9%，2015年流量是2002年的54倍[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4.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投资时代”（2016至今）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新要求；强调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将发生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十三五”规划期间，出于加速国内产业升级的需要，我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在XX的政策扶持下，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积极加入国际产业链，从而激励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跃升。进而由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企业改革，使我国经济完成出口导向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与此同时，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这些危险因素也加大了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推动了海外投资额的增长，其中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占据了大部分份额。根据普华永道相关分析报告，2015年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同比上涨19%。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降幅较大，这主要源于国家加强监管抑制了很大一部分的“非理性投资”和虚假投资，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作中的战略主导力进一步凸显。

　　随着国家战略支持和国有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数据分析，截至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集中在1—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述高达407起，其次是10—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比较多，达到121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的海外累积签订合同额为247亿美元，其中中国铁建同尼日利亚签署的铁路建设合同金额高达119.7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签署的最大金额的单笔合同。中国南北车海外宗合同金额达60亿美元，其中中国北车获得波士顿284辆地铁车辆装备的订单，金额为5.67亿美元，是中国轨道交通设备首次进入X市场。合并后的中国车正积极投标X的轨道交通项目。此外，中国中铁参与俄罗斯的高铁建设，合同金额高达24亿元，意味着中国高铁技术真正地走出国门。同时，中国核工业集团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再出海，与阿根廷核电公司合作建设压水核电站。

　　截至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92万家，当年新增境外企业2000多家。2018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再次增长，在对外投资结构上，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占比分别为37%、15.6%、8.8%和7.7%；流向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842.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占69.9%；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新增项目，非理性投资继续得到有效遏制。2019年1-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稳中有进，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53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217.8亿元，同比增长5.9%。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其中非理性投资大幅度下降。

　　国有企业与XX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通过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吸收先进技术、获取高效管理经验、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援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等目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在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期间，凭借其与XX的关系，可以获得特别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促使国有企业实施对外投资。以五矿联合体收购秘鲁铜矿为例，2014年4月14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所属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宣布，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邦巴斯项目”62.5%的股权。邦巴斯作为世界在建最大铜矿之一，完工后前五年每年可生产铜精矿含铜量约45万吨左右。与此同时，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铜矿进口国，每年我国的铜矿都会有很大的缺口，收购邦巴斯铜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铜矿供应不足的困境，为我国国内资源的调配起到了助推作用。邦巴斯铜矿能够收购成功，更多的是国家、XX的帮助，虽然XX没有直接参与到收购中来，但因为国有企业与XX的“天然血缘”关系，收购才能够如此顺利。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融资渠道，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多样，数量巨大，较之民营企业，更少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其中，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融资手段是银行贷款，由于该类型企业的国家所有性质所赋予的较高的信誉与稳定性，银行对其风险评估后所能贷款的资金是非常可观的；此外，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渠道还有股票筹资以及债券融资，国有企业的信誉使得购买股票的散户都愿意购买，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股民最主要的信心来源，国有企业的稳定性同样使得购买国有企业债券的债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即使国有企业面临资产重组，但因为国家、XX的扶持，债权人的既得利益不会受损。基于以上几点，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广泛，当国有企业需要资金时，不仅能够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与债券实现融资。有了资金保障，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建厂、并购或是直接购买估分入股外国企业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从海外公司引进先进生产技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幅提升。

　　中国资源从总量来看是名列世界前茅的，但人均资源却是处于世界的中下游水平，中国人口基数大，所需资源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缓解国内的资源紧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调配国外资源供应国内，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矿产资源为例，我国矿产资源型企业大多投资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数达到了106个，占总投资比例的26.5%，国有企业投资83家，占比78.3%[数据来源：中国知网]，如表1所示。

　　中国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在矿产资源对外直接投资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从项目数和总体规模的区位分布上看，投资区域集中度较高，并积极向发达国家市场投资;但从单项投资规模上不难看出其在发达地区投资实力不足、投资难度较大。之所以是这种现象，就是国有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中寻求资源配资的结果，希望通过直接投资来推动资源分配结构的合理化。

　

表1  中国矿产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四）超越单纯的商业利益目标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体现了一定的国家意志，并不单纯为了企业盈利，而是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角度进行考量。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先进技术或是管理经验来满足国家所需。例如，在获取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上，以往我国汽车的发动机大多是从德国进口，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始终存在着油耗高、功率低等缺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国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或是其它方式收购国外企业，学习先进经验，从而达到推动国家汽车制造业发展的目的。

　　中国五矿2012年并购澳大利亚OZ矿产公司后，留用了OZ公司原来的管理团队，而这些团队成员拥有丰富先进的矿山管理和运营经验，中国五矿通过海外并购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助于中国五矿进一步提升其管理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吕水凤.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及经验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通过此次并购，中国五矿的管理效率大幅提升，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也流入我国，对行业乃至国家层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大多是由国家控股的、关系国防安全的重化工业，在产业整体结构中，制造业及能源产业占比过大，现代服务业比重小，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以我国国有企业在中亚俄罗斯从事产业的油气企业为例，如图4，共计41家，占33.9%；施工企业共29家，所占比例为24.0%；能源产业共有26家，所占比例为21.5%；其他共计6家所占比例为5.0%；其余各项主要是矿区服务业、零售业、物流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产业相关领域[王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7.]。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中依旧是工业占比最大，现代信息服务业比重只占了极小一部分，而要改变这种格局，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结构，合理对外投资成为了必要选择。受国家政策的倾斜，国有企业较之民营企业在推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将我国一部分能耗高、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转移到国外，同时投资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从而提高我国自身服务业占比，降低工业企业的结构比重，达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国家意志，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带动国内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

　　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嵌入特定国家的投资环境，因而东道国投资便利水平直接决定了跨国投资的成本与绩效。东道国的优惠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促进国有企业对外直接的外因之一，是因为国有企业到东道国投资能够享受当地优惠，可能是原材料购买上的优惠，也可能是税率降低带来的税负减免，这些优惠政策都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国有企业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取经济效益。而利润的增加不仅可以在既有国别或行业追加投资，加大企业的投资深度，促进集约边际的增长，而且可以投资新的国别或新的行业，扩大企业投资广度，推动扩展边际的提升。

　　在发达国家，XX往往利用金融优惠政策来引导外资流向，以促进其特定产业和地区的发展。例如，X肯塔基州乔治敦市为了配套丰田公司的投资，在土地采购、道路改进、工人培训等方面共配套投资了1.5亿美元，而丰田的投资额仅为8.2亿美元;法国的姆巴奇市对奔驰公司的XX投资额为1.1亿美元，而奔驰公司的投资额为3.7亿美元;荷兰则规定，对特定地区重要产业的外资项目，国有投资银行将提供由XX担保的贷款并给予不超过3%的利息优惠，同时还为有资质的企业提供战略投资基金、研发基金和员工培训补贴等。

　　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XX往往实施各种配套措施来给予外资支持，融资优惠政策便是其中重要一项。例如，新加坡XX规定，对于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的投资项目，如计算机、飞机零部件、彩色显像管等项目可获得长期低利率的补贴性贷款;土耳其在优先发展区域和工业区设立机构，为研究开发、环境投资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上政策都是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说提供的优惠政策，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机遇，以东道国优惠政策为基础，开展对外投资，发展我国经济，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

　　整体而言，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能为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便利，同时，这种便利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增长，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使得国有企业选择海外投资的概率增加，某些亏损企业可以实现收支相抵并选择再次进入海外市场，进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增加，调整范围扩张，投资扩展边际增长。

　　国际贸易摩擦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反作用，在贸易摩擦日益剧烈的国际环境下，国有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例如管理能力或是生产能力。国际贸易固然会将一些企业淘汰，但剩下的都将是精英。国有企业在贸易摩擦加剧的今天，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成为了必要途径。在新贸易格局下，世界经济波动加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紧密地合作来抵御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一方面将促使发展中国家加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将促进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质量，加快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持续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布局。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就目前来看，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这不是简单的贸易竞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对抗，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别的博弈。而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加快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脚步，是规避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促进和扩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XX应转变XX职能，增强服务观念，为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如在产业、财税、对外贸易、外汇金融、项目投资审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企业创造国际竞争优势，通过XX的积极作为促进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在产业政策上，以矿产资源领域中央国有企业为主体，联合金融企业，制定海外区域发展中长期规划。加大对新的潜在资源获取区域的外交力度与金融支持力度，扶持大型国有矿产企业在这些区域开展投资，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建立重要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在技术先进、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有能力、有经验的国有能源电力企业控股建设核电项目，促进能源电力产业的低碳发展，更好地满足国际上日趋严格的低碳法规和政策要求。将疏浚等特种工程船舶纳入国家造船业发展规划、船舶工业科研开发重点项目目录，增强船舶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

　　加大财税专项扶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制定税费专项扶持政策，加大海外资源勘探开发及国内重组并购的财税专项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调节与激励作用。针对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资源项目、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难度很大、短期内难以实现整体盈利的情况，可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允许国有企业用境外营业亏损抵减境内营业盈利，促进国有企业形成持续、内外联动的经营模式。适度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成本的税前扣除力度，鼓励国有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

　　加快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简化和平行开展审批工作，建立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审批的“绿色通道”。大型重点骨干企业集团长期总体发展规划经xxxx有关部门批准后，除国家另有规定或规划变更外，其具体项目不再审批，从而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抓住市场机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06年以来，中国XX鼓励企业进行合作区建设，探索“走出去”新模式，推动“走出去”向纵深发展。2008年2月，xxxx批复了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上报的《关于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意见》（国函〔2008〕17号），明确了合作区建设的工作原则和目标、总体要求、组织实施程序、政策措施等，对促进和规范合作区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合理利用这些政策，如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补贴、出口退税等，国有企业也可以“强强联手”发展对外投资，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节省很多成本，从而让企业的利润增加，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通过与他国开展合作区建设，发展对外投资，一方面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下一步，中国应积极筹划合作区新的布局，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国外实际相结合，调动地方XX的积极性和企业的创造性，国有企业也应该积极加入其中，充分利用对外投资政策，创新合作区模式，推动合作区建设取得实效。

　　对于国家的政策，国有企业需要加以深入解读并合理利用，如2017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第11号令，通过定义“敏感类项目“来对项目的备案或者审批提出要求。这就需要国有企业对政策的定义进行深入分析，但总的来看，第11号令对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控股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要求最为宽松。3亿美元以上的非敏感类项目只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进行情况报告，3亿美元以下的非敏感项目则无须备案。国有企业在一些低于3亿美元的非敏感项目上就可以多些自主权，简化了审批程序，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与活力。国有企业通过国家的投资促进政策能够更好地为企业、社会乃至国家谋福利。

　　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国有企业有必要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提高资本投资回报率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果单纯只追求经济效益增长，便同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了区别，同时也很容易被误以为搞成私有化；如果只强调为社会办大事的职能，在党和国家需要时作出贡献，那可能就会陷入国有企业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误区，而且又会使国有企业走回政企不分的老路。因此，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要站在我国政治大局和国际竞争全局的高度，将改革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综合考量，尤其是在XXXxxxx之后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绝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谋取经济效益，在履行好国企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又要认真落实好对其他社会利益相关方和生态环境保护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动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一致的进程中不断前进。以国有企业中的煤电企业为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是从国外购买原料开采地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在用原料进行生产发电进行商业活动时，不能因为治理排污费用高而选择不作为，环境也是属于社会效益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发展固然需要利润的增加，但良好的社会效益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

　　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多边产能合作以及产能贸易等多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随着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上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整体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完善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更加使得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摩擦的可能性降低，缓解了世界贸易摩擦加剧的紧张局面。在帮助沿线国家发展的同时，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将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外援助，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增加，从而为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除传统融资渠道以外，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还应借力于新型融资方式，如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新型的机构投资者。私募股权基金不同于战略投资者，其主要投资未上市企业，且不谋求控股地位，通过企业上市来实现其股权退出。这种赢利模式使得私募股权基金成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实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极佳的潜在合作者。它也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其投融资功能也可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借助股权投资基金的并购已成为跨国投资的趋势和主流之一。私募股权基金通常拥有强大的资源信息库，能够为并购和被并购企业寻找合作伙伴，提供经营及资本运作等领域的咨询，以及提高企业经营能力，降低决策风险。国有企业走出去通常会面对选择收购对象的决策风险、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整合风险等。私募股权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在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中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如淡化国家色彩，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并购能力和并购承购率，完善并购后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强公司治理能力。

　　[1]Buckley P J,Clegg L J,Cross A,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Palgrave Macmillan UK,2010:353-354.

　　[2]Carril-Caccia Federico,Milgram-Baleix Juliette,Paniagua Jor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oil-abundant countries:The role of institutions.[J].PloS one,2019,14(4).

　　[3]Morck R,Yeung B,Zhao M.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3):337-350.

　　[4]Gugler P,Boie B.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trategies[J].2008.

　　[5]高鹏飞.中国OFDI动因演变、多元特征与潜在挑战[J].国际贸易,2019(10):73-79.

　　[6]李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分析[J].经济师,2009(04):244-245.

　　[7]刘凤,聂清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J].西南金融，2019（06）：83-89

　　[8]王飞琴.基于风险防控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探究[J].会计师,2017(10):19-20.

　　[9]杨波,柯佳明.新中国70年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J].世界经济研究，2019（09）:3-15+134

　　[10]郑磊.立足持续开放的中国，中企应内外兼修“走出去”[J].国际融资，2016（12）：24-25.

　　[11]吕水凤.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及经验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

　　[12]李飞.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13潘少勇.温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动因及策略分析[D].吉林大学,2010.

　　[14]王令佳.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分析[D].辽宁大学,2016.

　　[15]王羽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驱动因素与宏观影响因子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6.

　　[16]吴启龙.我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6.

　　[17]张兵.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D].南开大学,2013.

　　[18]常玉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动态特征——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例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02):87-94+137.

　　[19]李享章.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J].江汉论坛,2011(11):16-18.

　　[20]刘昕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D].华南理工大学,2018.

　　[21]朱兴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制度研究[D].武汉大学,2016.

　　[22]周晓玲.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对OFDI的影响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6.

　　[23]邱立成,杨德彬.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06):139-147.

　　[24]陈岩,杨桓,张斌.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J].管理科学，2012,25（03）：112-120.

　　[25]王强.我国油气企业在中亚俄罗斯投资战略选择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7.

　　[26]薛琰如,张海亮,邹平.所有制差异、套利动机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基于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分析[J].经济评论,2016(02):13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