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星村”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问题与政策建议研究——以“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为例

　绪论

　　（一）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由XX总XX提出。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是我国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并且是我党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任务[1]。相比较于城市，农村建设更具复杂性。因此，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做好农村建设的任务复杂而又艰巨[2]。近几年来，我国发布的重要文件均涉及到农村，如何做好“三农”工作、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党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明星村”作为我国乡村发展中的成功案例，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更是“明星村”的典型案例。因此本文从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乡村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剖析出“明星村”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及政策建议。

　（二）研究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部分农村跟随改革浪潮，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全国闻名的“明星村”。通过研究“明星村”在历史上的崛起与发展，对于现阶段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为例，分析其历史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的经验与不足。通过总结经验，剖析问题根本，提出建议等，在现阶段乡村发展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我国实现乡村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作用。

（三）研究内容

本篇论文以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为例，总结其在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史上的经验，分析它们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乡村振兴发展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七个方面：第一部分主要提出相关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内容，并且对相关的理论进行大致阐述[3]。第二部分主要探索我国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的历史背景，并从中得出明星村乡村发展成功的经验。第三部分主要对我国三个“明星村”发展路程进行比较分析，对比其发展路程的差异，总结可以改进的地方。第四部分根据前文总结出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可借鉴的经验。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我国三个“明星村”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及产生原因。第六部分基于前文的经验、问题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4]。第七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研究展望。

　（四）文献综述

　　1. 国内文献综述

（1）乡村振兴的经济要素方面。

乡村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5]。钱雪松（2018）等人通过识别出企业振兴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资本配置效率对于产业振兴有着极大的影响[6]。徐盈之，童皓月（2019）研究发现，资本效率影响着经济增长的产生，其表现为对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质量发展存在着抑制作用。但是金融包容性，资本形成效率和资本产出效率都对经济质量发展存在着正向影响。映射到农业农村的领域，可以说明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资本的投入一方面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它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基础。乡村振兴涉及到多个方面，首先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其次，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输入。张红宇（2015）等人认为本质上，农业发展中各种要素的资源整合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8]。在保证农民生活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整合各个社会资源，资本参与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上，再通过逐步发展进而达到农村产业的振兴。

关于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领域中，我国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9]。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我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王丰（2019）等人认为社会资本的参与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十分重要[10]。他们认为实施乡村战略是为了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需要给予一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可以达到经济的循环利用。因此社会资本的参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王彩霞（2017）认为，资本的投入并没有对农业规模的生产效率产生显著的提高作用[11]。她认为工商资本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进入农业生产环节，不仅没有带来农业规模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使农业规模化生产出现了危机。工商资本的加入，造成了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可能导致农产品的盈利降低，农业规模化的预期也会大打折扣。

（2）乡村振兴的社会要素方面

实现乡村振兴除了经济发展，还需要社会发展与之同步。乡村的振兴发展既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也需要文化，环境，教育等方面的软实力发展。从人才方面来看，能人治理在乡村振兴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一些“明星村”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能人治理的成功案例。这些能人通过自身的能力积攒出乡村的原始资本，并且整合乡村各个资源，从而促进了乡村集体经济的产生。卢福营（2013）提出了能人治村[12]。他认为农村经济能人出道治理乡村，可以将经济管理中的理念引入到乡村治理中，从而达到乡村经济发展，构建特色乡村经营模式。从环境方面来看，乡村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隐形助力。罗长明（2019）认为乡村人居环境中，既要村中有景，也要景中有村。他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居环境改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2. 国外文献综述

（1）资本要素方面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在乡村振兴方面，许多国外学者也认为资本的投入对于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Rosenstein（1943）提出大推进理论，他认为可以通过大规模地投资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来增长国民经济，从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13]。这也强调了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Rostow（1960）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强调了经济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14]。不发达的国家需要通过规模性投资来达到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摆脱经济困境。他的理论侧重于指导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并具有重要意义。Lewis（1954）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他的理论中，他认为农村推进城市化体系建设需要与合理的资源配置相结合。而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工农业共同发展，使得一些劳动力剩余。因此在工农业共存的农村环境中，可以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经济二元平衡发展。Wiliamson（2000）通过分析经济治理框架，分析了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作用影响。他认为资源配置的合理才能达到最优的边际效率[15]。除此之外，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发展农业，需要采取农民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管理。在这方面可以将其当做一个企业来看，通过市场运作让其具有与企业相同的法律地位以及商业信贷的权利与自由。以此可以达到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

（2）社会要素方面

国外学者在关于乡村振兴和发展的方面研究相对丰富，在乡村振兴的要素方面，研究方向包含创新、组织制度等方面。在创新方面，Schurz（1976）提出传统农业改造理论。他认为要打破传统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低下，需要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等，这些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乡村产业，如果不能加入创新要素，那么乡村产业的发展将会停滞。因此对于乡村产业需要投入创新要素，不断提高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规模。在组织制度方面，以X为例，X农协是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该组织具有明确的工作划分，来促进农业发展，从而推动了农业与工商的一体化。可以说X农协在X农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乡村振兴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制度约束。如XX干预、引导乡村发展，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乡村发展。Kawate T通过对日本农村的发展分析，他认为与农村有关的社会组织改革在农村振兴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国家中，XX及有关农业的其他组织有预期性的干预农业农村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当地的农村发展带来一定的扶持作用。

3.文献评述

从国内外罗列的文献综述来看，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离不开经济要素，另一个离不开社会要素。在经济要素中，我国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要素的参与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主要偏向于农业经济发展。国外学者研究倾向于资本理论的实践，主要偏向于工农业共同发展。在社会要素方面，我国学者研究偏向于文化、教育、环境等软实力。国外学者的研究偏向于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结合我国国情，在经济要素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各有优势，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可以考虑取长补短。在社会要素方面，我国有关农业的社会组织优势并不明显，可以考虑在这方面适当发展，主要发展社会要素的软实力方面，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一、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

　　（一）华西村的历史背景

华西村在地理环境上，位于江苏江阴山镇交界地带。自改革开放以来，华西村在村支书的领导下，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努力下，逐渐摆脱贫穷。随着开办工厂，走向工业化产业道路的发展，华西村从一个贫穷的乡村逐步变为富裕的中国乡村。

1961年，华西村建村。华西村初期人口只有670人，可耕种土地少。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基础设施的简陋，华西村的土地收成惨淡。作为村XX的吴仁宝肩负起改变华西村落后现状的责任。他为华西村制定第一个“十五年远景计划”。初期，吴仁宝带领村民铺平高低不平的田地、开挖河流，拉直弯曲河道、集中分散的村庄来开垦良田，以此来发展农业，让村民先过上吃饱饭的生活。吴仁宝认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1970年，在农业发展稳定时，吴仁宝冒着风险，在华西村悄悄开办一个五金厂，一直持续至1978年。此时华西村已存在多个工厂，村中富余劳动力都进入工厂，至此，华西村走上工业化道路。1994年全国大型乡镇企业江苏华西集团新公司成立。1996年，华西村实现了共同富裕。

　（二）南街村的历史背景

南街村在地理环境上，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过去，南街村是一个的贫穷地区，农业收益低，同时又远离着工业中心。改革开放后，南街村克服投资少、经济薄弱等困难，走出一条特色发展的产业化道路。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下逐渐成为我国农业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力。在当时南街村由村支部XX王宏斌领导，他带领当时经济贫困的南街村开始走上集体经济化道路。同时以政治思想为引导，搬回并学习XXXxx语录、思想等举动。同时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在1989年。南街村当地集体经济产值已达到二千一百万元。1990年~1992年，在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政治议题背景下，南街村通过对外闯市场卖产品、对内狠抓政治教育等举动引起媒体宣传，官方扶持。导致大量贷款向南街村倾斜。1991年南街村在河南省拥有首个“亿元村”称号，南街村集团旗下食品厂、调料厂等拔地而起。

（三）大邱庄的历史背景

大邱庄，隶属于天津市静海区。解放前大邱庄村庄四散分布，道路泥泞，坑洼不平，房屋无砖无瓦，破烂零散。由于土地盐碱，大邱庄以穷著称。改革开放后，大邱庄人在这片贫瘠土地上依靠工业产业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农业生产上，大邱庄对农业生产的管理遵循着集中管理原则，在后来的发展中更是提倡机械化生产。集中管理体现在土地集中，少数人承包土地。大邱庄将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集中耕种。管理土地上，鼓励有能力的人系统承包土地从而获得剩余劳动力，发展“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在机械化生产上，不断投资研发技术，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水平。最终使得大邱庄的土地由四个组承包，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空余出极大的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上，大邱庄创造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工业收益。当时的大邱庄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引进先进的设备，最后筹备15万元从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淘汰的冷轧机投入生产，经过试工，大邱庄通过一台淘汰的机器做出质量合格的产品。大邱庄从一个淘汰的机器中生产从而开办了第一家企业工厂，正是这个淘汰的机器不仅让大邱庄的投资回本，还有了盈利。之后大邱庄逐步扩展工业产业，建立起多家工厂企业。1992年，大邱庄投资10亿，建立“百亿元工业园区”。至此，大邱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闻名国内外。

二、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比较

　　（一）“明星村”的发展路程

　　1.起步阶段——经济萌芽

华西村：1965~1978年，吴仁宝上任以来，前瞻性地认为“无工不富”，从一个小五金厂开始，逐步带领村民走向工业化道路。建立村边企业以来，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村中大部分劳动力奔赴工厂，促进了工业企业发展。华西新村逐步建立。村办企业逐步发展为华西集团并形成了集体经济制度。

南街村：1984年到1991年，这几年期间是南街村起步的阶段。王宏斌通过建立村办企业带领村民走向致富道路。集体工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起步阶段。

大邱庄：从1977年~1983年，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建立的冷轧钢带厂，之后大邱庄陆续建立起工业厂房。大邱庄工业从无到有，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将建厂权力下发至各厂，滚雪球式建立若干分厂。

　　2.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发展

华西村：1988~1999年，华西村通过走集体化工业经济，率先实现了经济收入过亿，成为江苏省的“亿元村”；1999年7月，华西集团上市，成为我国第一个农村企业上市企业。2000~2015年，吴协恩，吴仁宝之子上任，成为华西村的党委XX以及华西集团的总经理。吴协恩上任以来，在原有的工业企业基础上，又拓展了新的产业，涉及到金融投资、旅遊服务、远洋海工等行业，在新兴产业上，也略有涉及。华西集团的商业版图上升了一个新层次。

南街村：从1992年到1997年这几年期间，南街村从最初突破亿元村，到一九九七年，南街村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营业收入突破十六亿元。从最初的起步阶段来看，南街村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高达上千倍

大邱庄： 1984~1992年，大邱庄的产业遍布，将旗下四大总厂改为四大公司；投资十亿元建立百亿工业园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

　3.消沉阶段——经济滑坡

华西村：2016年以来，由于钢铁产业的饱和，华西村的支柱产业亏损巨大，且负债率居高不下。

南街村：1998年到2003年，南街村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中遭遇经济滑坡。由于产业结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南街村的产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南街村的企业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导致企业销售环境不好，企业难以获得盈利。在2003年，由于当时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国家实施压缩信贷来调控经济。这对于之前依靠借贷维持企业运转的南街村来说，是一个重击。南街村的企业不能获得贷款，一度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这无疑给南街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一记重击。

大邱庄：1993年，因禹作敏事件，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逐渐淡出人们视野。2017年，因发展工业造成环境污染，关停、取缔近30家企业。

4.重建阶段——突破困境

华西村：2017年以来，开始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拓矿产资源、智能芯片、高端研发等国际前沿市场，逐渐由资本密集型产业改革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南街村：2003年，南街村的企业经济一度下滑，在面临产品结构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夹击下，南街村企业经济达到停产状态，企业资金链断裂。为了突破困境，南街村依靠集体经济优势，村民自发捐款来挽救濒临危机的工厂企业，使得南街村集体企业再次得到运转。截止到2007年，南街村企业整体恢复生产，经济发展再次步入正轨。可以说，2003~2007年是南街村突破困境的几年。

大邱庄：从1994年到2001年，实施了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后对住房制度、交通工具、物业管理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2018年至今，着手打造生态绿颜。同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实现生产高效化、智能化。逐步向高质量发展。

（二）“明星村”发展现状

　　1.产业转型，积极改革

2020年，华西村收购了索尔思广电公司，产业结构逐渐有向技术领域转型的趋势。之后华西村开始投入半导体、芯片领域的研究，逐渐发展新兴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去依赖的钢铁、化工、纺织等产业的没落，造就了债台高筑。显而易见，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足以支持华西村的经济发展，面对生存，华西村不得不进行行业转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如果投资研发顺利，华西村或许可以获得一份紧跟时代的红利。随着改革，华西村现在的经济发展也在逐步向阳。

　2.坚持集体经济与传承红色文化并存

南街村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滑坡之后，依靠集体经济优势挺过了资金断裂的困难时期，经济逐渐步入正轨。2011年，南街村经济发展创下历史新高，不仅营业收入多达十几亿，而且利税超过了一个亿。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同时，南街村依然发展着红色文化，2019年南街村获得首届何家冲乡村振兴论坛十大示范奖。红色文化与经济发展使南街村依然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王宏斌作为南街村的活招牌，也一直受到关注，如今面对南街村的后续经济发展，他也在关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升级。

　3.探索绿色发展，打造生态产业

禹作敏事件后，大邱庄的经济在短暂消极后，又逐步发展起来。由于地理环境劣势，大邱庄一直依靠工业产业发展。大邱庄依靠工业走向致富，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规模。截至2019年，大邱庄拥有工业企业六百多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百六十六个，营业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综合商店或超市达一百二十一个。工业的发展伴随着环境污染，大邱庄的原本地理环境存在劣势，因此绿色生态发展逐步成为发展目标。2020年以来，在规划理念上，大邱庄生主打生态理念，并且建立起20项指导生态城生命周期的指标体系。大邱庄依据已有的工业园区，结合自身钢铁产业，以绿色建筑、新能源、医疗器械、新材料、节能环保、包装为六大方向，逐步促进产业链延伸，推动产业升级。

三、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

　　（一）“能人治理”的有效性

从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经济崛起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少数有能力的领导人。华西村的发展历程上，取得乡村振兴果实，是由于华西村党委XX，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仁宝的领导。南街村的发展历程上，正是由于王洪彬带领的领导班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才有了南街村“亿元村”的成果。在大邱庄的发展历程上，作为党支部XX的禹作敏，带领村民先饱后富，大力发展工农业，使得大邱庄成为我国乡村中第一个达到工农业总产值过亿的村庄。

“能人治理”除了“能人”的个人领导力，更需要长久的坚持能力。吴仁宝在华西村担任村XX长达48年之久，这份毅力令人敬佩，因此华西村能拥有“天下第一村”的称号，离不开领导者的长期治理。

近年来，“能人治村”的现象越来越多，这种治理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治理乡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可采取方式。不可否认，“能人治村”不仅使得个人能力和公信力得以展现，同时也为乡村的发展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治理效率。在华西村的治理过程中，吴仁宝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将个人利益放在后面，多年了坚持“三不”原则。王洪彬在领导南街村的领导班长期间，以身作则，发扬红色文化，贴近群众。早起禹作敏治理大邱庄时，以大邱庄脱贫致富为志，带领大邱庄走向工业化。正是由于这些“能人领导”对村民的关心，肩负振兴乡村的责任，村民报之以信任和服从，才有了共同富裕的成果。

　（二）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从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的发展模式来看，改革的第一步先发展农业，农民先饱腹，才有致富的动力。以华西村和南街村为例，在发展企业之前，农业发展基本稳定，因此可以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而大邱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土地盐碱的性质，先发展农业消耗成本过大，效果不明显，因此先发展工业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进而倒逼农业的发展。除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过程，农民通过富余劳动力发展工业，使得企业可以发展，加工贸易等得到了发展。最后，是市场的竞争。农业可以饱腹，工业可以生产产品，今日市场竞争可以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进而发展为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在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治理模式中可以看到，工业发展的走向最终是为了达到市场经济。“明星村”工农商的协调发展，不仅带领农民创造出多样的就业环境，同时也使村民过上幸福生活，走上致富道路。

　（三）立足绿色的根本性

虽然绿色发展理念最早是在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xxx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但是绿色发展的想法早就存在。例如华西村和大邱庄的农业生产发展，吴仁宝在带领华西村发展经济期间，没有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制度发展农业，而是选择了集体土地经营模式。率先通过科技发展农业，实现农业专业化、机械化。这一举动，不仅促进了华西村在农业生产上效率的提高，同时也避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间接地走上绿色经济道路。由于绿色经济的发展，华西村并没有因为工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反而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适合旅游的美丽乡村。南街村由于其地理环境影响，在农业生产上实施统包结合的发展策略，同时一直在实行机械化作业，降低劳动成本，立足绿色农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说立足绿色经济，是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以来，在初期一些乡村为了发展经济，不惜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随着实践发展，证明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取。因此也有许多乡村为环境的污染付出了巨大代价[16]。目前，越来越多的乡村注重绿色发展，华西村、南街村等“明星村”不仅发展着工业硬经济，同时也发展着文化旅游等软经济。

　四、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以“明星村”的历史发展作为现阶段乡村振兴的参照物，我们不仅要分析其成功的经验，还要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可否认“明星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是成功的，但是“明星村”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经济滑坡的阶段以及一些负面影响。通过查找、分析“明星村”所出现的负面新闻，将“明星村”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成因总结如下：

　（一）“明星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能人治理”的负面效应

在“明星村”的发展过程中，“能人”对乡村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同时也有着负面影响。南街村的发展过程中，王宏斌作为实际掌权人，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某些决策确实不值得认同。南街村主要走集体路线，在前期的发展中，关于农业土地的分散与整合，王宏斌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后续发展村办企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南街村逐步建立起各项民生制度。但是发展过顺，导致了掌权人的自负。2003年之后，王宏斌力排众议，坚决推进“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事实证明“永动机”项目并没有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反而赔进去数千万元。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的荒诞项目，如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太空种子扎根南街村等项目，可以说将前期的努力成果一一消耗。

大邱庄的领导人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值得引以为戒的。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一个传奇性人物、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之囚。大邱庄也曾有“中国第一村”之称，自从禹作敏事件后，大邱庄撤村建镇，沉寂低调了十年之久。从盐碱地上交建立工业，变成中国的首富村，再到集体经济私有化，由此看来，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人自身犯下的错误对集体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能人”治理除了自身决策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明星村，在治理方式上具有种特殊的“外圆内方”治理方式[17]。“能人”通过长期形成的个人影响力，给乡村带来持续的经济影响输入，使村民回之服从与信任。然而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中，集体经济中的内部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领导人会加大“内方”力度，“外圆内方”的治理方式，有着崩塌的危险，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受挫，那么乡村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面临重组。

　2.集体企业发展瓶颈问题

集体经济中，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关系到集体组织的建设进程[18]。在如今高速发展的时代，集体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如何跟上时代，不被淘汰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昔日以“钢铁致富”的华西村，经过发展，建立起涉及钢铁、纺织化纤、材料、商业、旅游等多个行业的华西集团。2013年-2016年，华西集团钢铁行业营业收入占总体营业收入比超百分之六十，但在2016年后，钢铁行业的亏损总计多达上亿元，在此之前，其他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亏损。截至2016年，华西集团总资产542亿，总负债389亿，资产负债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据其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四千一百万元，1991年达到1.01元，1995年是十二个亿。1999年是十四多亿元，2000年是十四亿，如此快速的发展速度，却是与破产的危险并存着。事实上，南街村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银行贷款，发展至最后，甚至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截至2004年，南街村集团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大邱庄在经历经济下滑后，通过改制引起经济回流，但发展至今，产业链完整度不够、高端产业缺乏、配套服务不完善等发展问题依然是一个瓶颈需要去突破。企业的发展给村民带来利益，企业发展的停滞，便会有淘汰的风险。

　3.人才储备少的问题

“能人”治理一直是“明星村”特殊治理模式。“能人”与“明星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明星村”领导人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自身影响力和个人能力维持了“明星村”的热度。现如今，华西村的支书，年逾古稀依然坚守岗位。南街村XX王宏斌，依然带领着南街村集团。因此，“明星村”的“能人”领导对“明星村”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可以说“明星村”的“能人”是“明星村”的活招牌。但是“能人”们总有退位的一日，如何选定接班人选成为一大问题。接班人是否能稳定人心，接班人的能力是否能肩负发展的重任等问题关乎“明星村”的未来发展。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存在着裙带关系的问题。以华西村为例，吴仁宝的子女基本都加入了华西村的领导班子。虽然吴仁宝、王宏斌等人会挑选自己看好的领导班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挑选的精英，可能大部分都附属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挑选出来的人才精英，其个人能力不能完全发挥，个人影响力也并不显著，最终可能导致“明星村”的“能人”无以为继，影响乡村经济稳定发展等问题。

（二）“明星村”问题的成因

　　1.个人私利的过度追求

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利，不断膨胀的资源的人，无疑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在“明星村”的治理过程中，毫无疑问“能人”们将其治理的乡村打出名声后，其拥有的资源、人脉在不断的扩张。同时他们对乡村的经济贡献又上升了一个度，这也成了他们维持自身权威的根本。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明星村”的领导人是“明星村”的支柱，“明星村”的领导人给集体带来利益，才能在治理上稳固乡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一些“明星村”的领导人没有守住底线，利用其手中资源为自己谋私利。如大邱庄的原党支部XX禹作敏，一手将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后因犯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等成为阶下之囚。又如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生前以工资少，无私奉献等标签示人，然而在其突然逝世，整理遗物时，发现其拥有两千多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随着媒体的披露，这些“明星村”的领导人所强调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工资、领导与工人同工同酬等，显得极为讽刺。“明星村”的领导人在为自己谋私利的同时，损害着集体的利益，他们的个人能力在治理乡村上，也由为村民谋幸福，变成谋利的工具。

2.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

在乡村治理中，乡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和运营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关联明显。诚然，在“明星村”的治理上，集体经济的治理模式也与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挂钩。产权制度上，改革开放以来，“明星村”相继走上集体经济道路，相应的集体经济的产权应该归属于集体。从理论上、政策上讲，明星村村庄集体财产本应属于其村民共同占有，但是随着发展，“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基本掌握在“明星村”的领导人手中，乡村集团企业变相的成为乡村领导人的私有企业，其中南街村最能体现这种特质。这种“干部经济”现象使得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的产权人，并不能按照程序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最常见的便是“明星村”领导人实行“外圆内方”的治理方式，对外追求经济效益，对内过分苛求职工，其中以南街村的耿宏事件最为突出。种种现象，使得乡村企业的产权不再是明晰的，村民的利益将会受到挤压，而集体资产也会逐渐流失。在经营制度上，“明星村”的发展史上，都经历了经济滑坡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壮大，但依然存在着效益亏损等现状，究其原因，除了乡村接班人的能力问题和改制问题，还存在着一定“啃老”问题。自2000年以来，华西村虽然涉及多个行业，但还是靠起家的钢铁行业维持高收益，最终也是因为钢铁产业变成高负债，因此在经营制度上，华西村缺乏创新和改革契机。南街村依然是王宏斌前辈领导着，至今依然以红色文化著称，其经济能力也逐渐淡出视野。另外有媒体披露南街村集团由集团经济变为私有体制，虽然南街村领导人矢口否认，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南街村在经营制度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另一方面可能是私有体制下的发展阻力。

　3.“能人治理”的权利过度集中

在“能人治理”下的“明星村”，“能人”积压自身权威的同时又带给村民一定的利益，长此以往，村民对于领导人的充满着信任与依赖[19]。在集体经济模式下，村民本身有着参与治理的权力，由于对领导人的信任与依赖，逐渐将自身权力转移至“能人”身上，因此“明星村”的领导人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明星村”中的发展中，“能人”们在村民眼中是超能一般的存在，村民由于缺乏经济资源与政治意识，他们的潜意识里依赖给他们带来利益的“能人”，甚至随着既得利益的增大，这种依赖会更加强烈，而“能人”所集中的权力也会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然而权力滋生腐败，这在“明星村”的发展中也有体现。如王金忠，披着廉洁的外衣中饱私囊，但事情爆出来时，王金忠已经过世，南街村的领导班子在村民面前做了深刻检讨，动之以情，重获村民的信任。又如禹作敏，倚仗自身权力以身试法，妨碍公务等，最终以阶下之囚收场。

　五、基于“明星村”历史经验我国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能人”治村的引导

从吴仁宝子女担任华西村要职、南街村集团被传改为私有制企业、禹作敏事件等“明星村”的负面事件来看，“能人”治理下，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济私现象。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中，要避免“能人”治理的过度集权。

无论任何组织，集体权利可以集中在有能力的人身上，但不能过于集中，应当有一个界限，以避免滋生腐败。在乡村治理上， “能人”治村是非常有效且解决成本的策略，为了避免“能人”腐败，应当加强对于“能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建设。对于“能人”治村的引导策略也应当是持续性的灌输，作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表面功夫。同时“能人”作风的建设成果也要做到有保障，避免表里不一的现象发生。在引导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倡导作风理念，营造良好民主氛围，让“能人”们心中建立起民主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多关注“能人”们的心理，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做好“能人”们的“后勤保障”工作。除了引导“能人”，还需要多关注村民。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百姓走上致富道路，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村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他们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在引导“能人”作风问题时，也要引导“能人”们加深对村民民意的了解、引导村民的权益意识，提高主人公意识，加强村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实现乡村共治[20]。

对“能人”治理的引导不仅体现在党组织的领导，还体现在民主监督上。对于“明星村”存在的过度集权、形式主义等问题，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对完善乡村治理有着重要意义。经济是民主监督的基础，只有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保障，才能调动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民主监督才能有效开展。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到政务公开、透明化，从而实现村民民主真正的监督。并且要完善相关的监督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确保村民民主决策权、民主监督权的真正落实[21]。

　（二）改革集体经济制度

从“明星村”集体经济发展上来看，华西村成立华西集团以来，虽然村民逐渐变得富裕，但是集体企业的管理村民却很少参与，甚至部分村民只看重分红，并不关注企业如何运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甚至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私有制企业经济。

在集体经济模式下，村民是集体经济产权的所有者。然而在“明星村”一些不合理的治理下，“明星村”的领导人掌握着村中资源与权利，村民在集体产权的支配权逐渐淡化。究其原因是产权制度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集体经济的产权划分，使村民了解自己的产权和个人利益，明确各自权益。如此一来，村民不仅加强了对自己产权的管理，也变相地对集体经济的管理者起到了监督作用。

在经营制度方面，要顺应时代变化，及时对集体产业的发展方向做出调整、变革，以免被时代淘汰。如华西村，虽然依靠钢铁等工业走向致富，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华西村所依赖的工业企业逐渐成为夕阳产业。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收益，反而使自己债台高筑，最终走向企业转型的道路。因此走集体经济路线，要多方综合考虑未来发展方向[22]。比如实行多产业化的经营方式，拓宽经济渠道等，但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这条路，有些适合缩减产业，对精锐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等。如大邱庄，因为其地理环境的劣势，只适合走工业道路。但是不得不面对工业污染带来的麻烦，因此大邱庄发展至今，曾缩减了部分产业，对重点产业打造升级，建设绿色生态工业企业。

（三）做好人才管理

人才培养关系到“能人”治村的战略发展，也是乡村振兴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关于人才的培养，XX应当给予重视，既要适应市场经济，也要引入市场竞争理念，拓宽人才选拔和用人渠道，为乡村选入一批有志青年，作为乡村的储备干部[23]。在人才储备过程中，要适当放权，一方面避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另一方面给予储备人才历练机会。

人才管理除了人才选拔，还需要注重乡村接班人的选拔，完善选举机制。从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的历届选举来看，这些乡村经过多次换届选举，最终仍是原先的班子成员平稳连任。在后续发展中，“能人”的自身权威不断累积，村民的自治制度逐渐演变成形式，甚至于乡村领导人员间存在着裙带关系。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改革选举制度，规范民主选举竞争机制。在人才管理上，既要培养人才，也要选好人才，历练人才。

　六、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从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明星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村实现富裕的可能性。成功不能复刻，但可以借鉴。从“明星村”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汲取其成功的经验，建设我国现阶段落后的农村。例如发展人才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本土产业、绿色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同时也要以“明星村”的糟粕之处为戒。发挥好党组织基层领导班子的表率作用、缔造核心企业、勇于创新改革、不故步自封。

　（二）研究展望

乡村振兴战略一直是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明星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乡村振兴在以此为鉴的基础上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党组织领导作用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经济要素方面，截至到2021年，我国对于乡村的经济扶持上，帮扶资金约252.5亿元。在发展经济上，遇到的阻力的可能会小一些。在后续的发展中，更多的是关注社会要素中的软实力，比如人才培养、环境发展等。人才培养以及“能人”治理方面，离不开党组织领导；环境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之后的乡村振兴研究方向可能会侧重于社会要素的软实力方面。

　结论

从“明星村”的发展来看，其成功不是偶然的。从经验上来看，“明星村”的振兴离不开“能人”治理。“能人”治理不仅降低了发展成本，还提高了治理效率。其次是协调发展。“明星村”的从起步到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工农商协调发展，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是协调发展。最后是立足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明星村”发展至今，除了注重经济发展，还着重于绿色、生态发展。在借鉴与引以为鉴上，乡村振兴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与社会两要素。在乡村振兴上，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人才、环境等软实力发展为辅，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公秀丽.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发展路径探究[J]. 农场经济管理，2021(4)：40~42.

[2]赵松淼.我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J]. 劳动保障世界，2018，0(6X)：55~55.

[3]孙徐若. 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剑川县甸南镇为例[D].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9~10.

[4]邓杰. 兵团团场农工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研究[D].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2~15.

　致谢

光阴似箭，大学时间即将结束。在这四年，感谢老师们的教诲，室友们的陪伴。回想以前，每个上课的夜晚、周末的早晨，我庆幸我没有将时间全部留给懒觉，多少还是给自己灌输了些知识。

想到毕业，总是会有遗憾和彷徨。大学四年，疫情两年，从新疆来武汉上学，却遗憾没有好好看一看武汉这个城市。许多时光没有好好珍惜，最终还是从指缝流逝。希望毕业前最后一次以学生的身份看看武汉的机会不要被疫情抢走。

感谢导师在我完成论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表达能力的欠缺总是让我陷入纠结，索性坚持到了最后，也有了现在的论文模型。

在生活上，感谢老买同学的一路陪伴，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也以过来人的身份提出来很多建议。感谢我的朋友，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的陪伴和支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以此来表达我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