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速下降而下降吗？ ——兼析社会福利、公平感的缓冲作用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平缓，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其根本还落在全面提升国民幸福感上。在中国发展现状出现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国民幸福感研究也需要立足当下。故研究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的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仍然有重要意义。

本文使用有序Logistic分析模型，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2017年合并而成的混合截面数据，论证了我国国民幸福感没有随经济增速下降而下降。同时，社会福利、公平感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能够缓冲经济增速下降对幸福感的影响，使国民幸福感稳步提高。

本文丰富了幸福感研究的内容，完善了对“幸福悖论”的理论探索，表明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国民幸福感不一定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高，也未必会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下降。同时，本文为当下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数据支持，预示着在较低的经济增速之下，只要我们注重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平感，国民幸福感仍然可以得到持续提高。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感，要健全保障层次，提高保障水平；还要重视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国民的实质公平和公平感知。

　关键词：经济增速；国民幸福感；幸福悖论；社会福利；公平感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幸福，在微观层面上，是一个人积极的主观感受，也是普遍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在宏观层面上，是社会治理卓有成效、社会成就不断达成的集中反映。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公众对精神生活水平和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改善国民幸福感也逐渐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成为民生研究的重点。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自2010年开始写入我国XX工作目标。2012年央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你幸福吗？”基层访问，试图窥探公众的幸福感水平。一时间，“幸福”一词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提升国民幸福感也成为XX关注的重中之重，被纳入了XX工作的主要目标。

在民生福祉方面，XX对增强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性有愈加深刻的理解，更加注重民生事业的发展，在实际中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工作中更是要求相关举措需深刻把握提高国民幸福感的要点，抓住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重点。2017年XX总XX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的关键就是让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1]。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经济总量不断飞跃，2003-2010年期间，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10%以上，2010年出现增速断点，经济增速逐步趋缓。我国XX在近二十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不断进行调整，2012年XX工作报告提出了7.5%的预期增长目标，2015年下调至7%，到2017年GDP增长速度稳定在6.5%左右，再一次揭示中国新发展形势下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6%－6.5%是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2021年也仅设置了6%的下限[2]。事实上，我国实际经济增速确实在经历减缓期。GDP增长目标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稳中求进的新阶段，重心在提高发展质量。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作为固有的人类情感和主观感受，对更高水平幸福感的追求一直存在。围绕经济发展和幸福感，人们关注两个问题：国民幸福感得到提升了吗？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幸福感有何关系？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经济水平发展越快，国民幸福感越高。但是在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相关研究结论中，国民幸福感增长趋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一致的验证。有研究根据世界价值观（WVS）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感的平均值在1990-2000年从7.2降至6.5（十分制）[3]。在2003-2010年期间我国国民幸福感又从3.27提高至3.77（五分制）[4]。虽然研究的时间段不同，但是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是相同的，然而国民幸福感平均水平并没有出现与之共同增长的现象，甚至产生背离。

这种背离使得经济学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思考以GDP体系衡量国家发展水平、衡量国民幸福水平的有限性[5]。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不断发展，以GDP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福利水平已不再适用。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当幸福感成为引领发展的新风向标和指挥棒，当GDP不再是影响幸福感水平的唯一因素，各个领域都希望通过对幸福感的全面测量和深入研究，探索对其有更大作用的影响因素，找到全方位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关键之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其根本还需落在国家全面发展、全面提升国民幸福感之上。在中国发展现状出现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幸福感研究也需要立足当下，探讨在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之下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本文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速下降而下降了吗？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始于心理学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已经覆盖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主要内容围绕幸福感的测量方式、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解释理论。这些研究无一例外的都是回溯性研究。同时，现有研究在幸福感的测量上多采用自陈量表方法，属于时点指标；在数据结构上多基于横截面数据展开，少数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在时间范围上也各有不同。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

①本研究有助于丰富经济增速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内容。

首先，本文能够更新幸福感研究的研究范围。本文借助可获取的、涵盖最新的社会调查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测量结果，研究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下的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并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回溯研究。在研究范围上，目前围绕最新的2017年数据展开的研究很少，本文尝试使用混合截面数据来研究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以2010年-2017年为研究范围，作为对幸福感趋势研究最新的回答。

其次，本文助于探索经济增速与国民幸福感在长期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通过对2010年-2017年阶段经济增速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尝试将两者非线性关系的时间观测区间扩展至1990年-2017年期间。

②本研究有助于探索“幸福悖论”理论的完善。

“幸福悖论”是探讨经济增长影响国民幸福感的著名理论，它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经济增长无法带来幸福感提高”这一开创性发现，由X学者Easterlin提出之后便备受关注。国内外已有研究多基于经济上行时期展开，并对“幸福悖论”的适用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少有人关注“幸福悖论”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新形势下是否成立。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的现实背景，试图弥补在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回答在这一发展时期我国国民幸福感是否随经济增速下降而下降的问题，尝试延展“幸福悖论”的内涵。

（2）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公平与幸福感角度展开，与民生话题密切相关。提高国民幸福感、增进民生福祉一直是我国XX致力奋斗的目标。十八大之后，提高国民幸福感成为XX各项工作的重要阵地。我国主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不再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民生领域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让发展成就的惠及面更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探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公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可以验证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探索各种因素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机制，以期为XX及有关部门提供针对性建议和可行性对策，指导工作重点。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视角

　　1.核心概念

（1）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涵义较为广泛，也有多种衡量指标。从广义上看，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周期内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增加；从狭义上看，经济增长指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在本文，采用狭义概念，用GDP提高衡量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就是经济增长率，是在一定时间周期内，GDP增减量与GDP基础量的比率。

（2）国民幸福感

Diener将幸福感界定为个人对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的主观性全面评估[7]。吴明霞对幸福感的定义是个人在自定标准下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8]。可见学界对幸福感的理解具有共识性，并且主要包含三个特征，一是幸福感反映生活质量，二是主观性，三是时间性。幸福感是在长期中从个人视角下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体对幸福感的理解和感受不尽相同。

幸福感本身是一个个人层面的衡量指标，但是“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的提出，让幸福感从个人层面走向集体，使国民幸福感成为在一定时期对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度量指标。在本文，幸福感指居民基于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现有生活状况的评价，国民幸福感指全体人民幸福感的总体评价。

（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概念尚无统一定论，但是目前基于社会福利的特征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是侧重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认为其是人类在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生活需求能够被满足、社会机会最大化发展且公平时的生活状态[9]。二是侧重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认为社会福利是采取特定的行动、必要的措施来促进一定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国家和XX应该作为实施主体承担社会责任[9]。制度层面上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和狭义的社会福利相比，广义的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特殊社会群体，而是对全体公民都适用。同时，社会福利的责任者也由单一XX扩大至社会各界。

本文的社会福利取广义概念，在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之下，指能够增进人类福利、改善生活状况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措施。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保障居民社会福利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并且具有较高的覆盖面，同时参照孙维颍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指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法[10]，在本文中用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指代社会福利。

（4）公平感

公平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郑功成认为公平是对利益分配合理与否和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平等与否的一种价值判断[11]。它反映的是被访者对生活现状综合性、整体性评价，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多重影响，包含对收入差距、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业机会、教育、XX信任等社会生活的多维度量。因此本文的公平感指主观公平感，是个体对生活状况和社会运行状况的整体评价，包含对收入水平的自我感知。

在幸福感研究中，对公平的衡量有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在客观上，使用客观指标基尼系数、收入差距来衡量公平感[3,12,13]。在主观上使用公平感知、收入分配感知来衡量公平感[14]。虽然客观指标对于研究收入不平等状况有重要意义，但是人为划定的统一衡量标准并不一定是个人公平感的比较基准。因此在公平感测量方式上，本文采用主观自评量表形式，来匹配公平感的主观性性质。

　2.理论视角

（1）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是由Easterlin提出的幸福与收入之间的悖论关系。在早期研究中，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收入增长可以带来效用进而提高国民幸福感。但是Easterlin发现收入对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影响存在差异，他认为，在国家范围内，和较低经济收入群体相比，拥有较高经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普遍更高；但是在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国民幸福感并不会随之提高[15]。“幸福悖论”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收入对个人可以带来幸福感差距，但是对国家却没有产生一致的影响，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幸福悖论”的提出和论证，让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国民幸福感受到格外关注。在这些实证研究中，试图使用代表性数据来验证“幸福悖论”，但是因为数据库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了基于短期横截面、混合截面或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的多类型研究。横截面上，Knight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 2002 年的数据发现了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16]；李路路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数据从宏观经济、社会平等环境和个人差异多元动态角度解释了我国“幸福悖论”的形成机制[13]。混合截面上，Brockman通过对1990年、2000年这两年数据的比较分析，该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中国部分，阐述了中国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背离[17]。鲁元平使用WVS 2001年和2007年中国数据同样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幸福感没有出现必然联系[18]。在时间序列数据上，邢占军（2011）分析了2002-2008年山东省的幸福感数据[19]；冯贺霞使用CGSS2005年、2006年、2008年数据[20]；吴菲使用CGSS2003-2013年数据，同样都发现了国民幸福感没有出现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增长态势[21]。这些研究都证实了中国存在“幸福悖论”，即幸福感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同步，国民幸福感没有随经济增长而提高。

在幸福悖论理论视角之下，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提高国民幸福感的充分条件。这给本文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思考，也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一是如果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使国民幸福感提高，那是否也意味着经济增速减缓也不会必然降低国民幸福感？二是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国民幸福感并没有随之下降，是否意味着存在其他重要因素缓冲了经济增速下降对幸福感的冲击？

（2）社会福利的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分散或者减灭社会成员风险的保障制度，它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增长[22]。福利学家穆勒曾指出，社会福利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23]。社会福利与幸福感的这种天然联系正是社会保障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决定的。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提高居民平等受惠社会福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使更多人幸福感得到提高、实现人与人之间公平幸福的过程。

在社会保障理论视角下，面对个体生老病死的风险、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风险，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来帮助国民摆脱生存危机，稳定政治和调控经济，使国民的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和满足。社会福利不断改善和增进国民福利的功能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在社会福利的制度化保障之下，参与社会保险能否能够提高国民幸福感？

（3）相对收入理论

相对收入理论指出幸福感在社会比较中产生。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与绝对收入有关，在社会比较的心理之下，幸福感还与相对收入水平有关[24]。相对收入理论强调个人关心自己的收入与某一个参考群体相比较的结果会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己比参照群体收入较高，幸福感越高；认为自己比参照群体收入较低，就会觉得幸福感受到了剥夺。在相对收入理论视角之下，人们通过追求在群体中相对较高的地位来获得较高的幸福感[25]。

相对收入理论为本文测量公平感提供了理论依据。已有研究对公平感的测量通常包含绝对意义层面和相对意义层面。在绝对意义层面，大多数研究者使用个人绝对收入来衡量受访者的客观公平感，但是有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相比于相对收入并不显著[26]。同时，每一个人在社会比较中都存在一个参照系，但是这个参照系的边界和权重完全基于主观的判定[26]，因此用客观指标去度量相对公平并不恰当，相反使用主观公平感更为准确。在相对意义层面，研究者提出不公平感产生于在社会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感知和在比较中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因此针对相对公平感的测量，研究者使用了能够体现相对地位的变量，例如社会地位[27,28]。

基于相对收入理论，如果使用客观指标来衡量收入水平，需要研究者对比较的权重和边界进行主观赋值，不能够准确反映受访者本人对收入水平的评价[26]。因此，考虑到社会比较中强烈的主观色彩，本文认为主观的相对收入评价更具有说服力，在文中使用对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观感知来衡量公平感。

（三）文献综述

　　1.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幸福感研究是在20世纪中期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理论研究，最初作为心理学话题为人乐道。而今，幸福感研究已然突破了学科界限，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话题。围绕幸福感产生的问题也在多年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探索之中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是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围绕造成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机制两个主要方面展开。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按照是否与物质收入相关，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个人收入、国民收入、收入分配、收入预期、负债等都属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则包含：①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民族、宗教信仰等；②社会学变量：城乡差异、家庭人口构成；③管理学变量：社会保障、XX支出、公共服务等。

（1）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关系研究

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文献主要形成三种结论：一经济增长带来了幸福感的提升；二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三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

①经济增长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在个人层面，普遍认为，收入增长会增加效用从而带来个人福利的改善，进而提高幸福感。相关学者将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的提高联系起来，认为个人收入的提高能够提高效用，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朱建芳、杨晓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越高获得更大幸福的可能性越强[29]。

在国家层面，Diener等学者认为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30]，并且国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②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在个人层面，Felix 和Richard论证了在社会比较心理下产生的不公平感会对提高幸福感产生消极作用，而这种不公平感来源于相对收入的差距[31]。罗楚亮在研究中指出，和相对收入相比，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只具有微弱的联系[32]。官皓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幸福感并不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反而收入相对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26]。

在国家层面，Clark et al.认为地位优势在一国之内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其他人的地位就越低，因而即使相对收入在个人层面上能提高幸福感，对于国家而言却没有这种正向作用[33]。Easterlinet al.对中国近 20 年幸福感的专门研究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佐证，中国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经济增长出现相应提升[34]。

③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

这个结论认同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但同时指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35]。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这种倒U型关系在田国强和杨立岩的研究中也被反映出来[36]，说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提升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存在限度，当收入超过一定临界值后，非收入因素将会发挥更主要的作用。

上述研究就“幸福悖论”是否成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否存在“幸福悖论”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首先是回答了中国幸福感趋势究竟如何；其次从不同角度为幸福感与经济发展非同步增长的原因进行了论证。

但是“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否适用仍然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而造成此研究分歧的关键可能是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观测时点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局部线性关系。已有研究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可以归纳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1990年-2000年，以Easterlin的中国研究为代表，他借助WVS中国数据分析认为，在此十年间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国民幸福感均值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34]，并进而指出存在“幸福悖论”。而中国学者刘军强针对2003年-2010年发展阶段的研究阐明我国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显著提升[4]。单独观察每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存在线性关系，但是如果将时间扩展到1990年-2012年阶段，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线性关系不再成立。

联系中国发展实际，在2000年-2017年间，经济增长呈现由扩张到收缩的倒U形变化趋势，国民幸福感在此期间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我们已知在2000年-2010年期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而2010年恰好是经济增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现有研究暂未对2010年-2017年阶段的国民幸福感发展趋势作出回应。因此要回答这一疑问，我们需要追问，在2010年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如何？还会延续在2003年-2010年这一高速增长时期的相同趋势吗？

吴菲针对2003年-2013年的研究拓宽了刘军强的研究范围，跨越了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两个阶段，指出虽然国民幸福感在这一阶段有显著提升，但是可能并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21]。但她观察的时间段横跨两个阶段，这种与已有研究呈现矛盾性的结论，是否是考虑了经济增速减缓时期（2010年-2013年）所导致的？如果国民幸福感增减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增速的增减，就再一次印证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在长期中的非线性关系，同时也启示我们，这种非同步性可能与其他变量有关。这种非线性关系在后续时期是否继续成立呢？是否可以推广延伸至2017年？为此，后续研究亟需单独针对经济增速明显下降阶段，观察国民幸福感的变化。综上，本文想探讨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就是幸福感是否因经济增速的减缓出现了下降。

　2.非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如何创造美好生活的关注，更多的学者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例如健康状况[37]、社会保障[38]、XX绩效[39]等。这些非经济因素与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在公众日益提高的幸福诉求之下，XX对民生事业的重视程度也愈来愈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XX在公共领域所提供的种种服务等非经济因素，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民幸福感？相关研究有以下答案：

桑林在对社会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研究中，发现参与医疗保险能使居民幸福感得到明显提高；对医疗保险满意度越高，幸福感也会越高[40]。同样，褚雷，邢占军在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通过增强安全感和公平感来提高主观幸福感[41]。

李雅诗等通过研究参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是否与老人幸福感的提高存在联系，证实了基本养老保险对提升老人幸福感的正向积极作用[42]。何晓斌、董寅茜通过对2003年-2017年CGSS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险对幸福感的作用逐渐大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43]。

Brockmann et al.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下降的困境时，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是造成我国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17]。当人们认为自己在经济状况、社会声誉等方面与他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时，强烈的不公平感会造成对幸福感的剥夺。黄嘉文在对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中，也论证了相对剥夺感对消极心理感知的激发进而造成幸福感的下降[12]。李路路，石磊的研究论证了个人需求层次的变化和对社会不公平感的感知会通过微观直接心理机制来调节个人对幸福感的感知[13]。在这些研究结论中，幸福感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与主观公平感感知有关。

上述研究对本文带来了启发，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否会提高国民幸福感？幸福感是否受到了主观公平感的影响？

故本文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速减缓对国民幸福感是否有负面影响？二是社会福利（包含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主观公平感是否缓冲了经济增速下降对国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经济增速放缓会不会造成中国国民幸福感下降？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受到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可以使国民幸福感提高的相关研究结论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国民幸福感时，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有何直接影响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的经济以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发展，但即使是在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头之下，国民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研究者将这种“幸福停滞”的现象称之为我国“增长的困局”[3,17]。从2008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持续降低，公众一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势态产生质疑，一方面对经济增速下降造成国民幸福感降低表示担忧。高速增长尚未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低速增长是否会让幸福感提升难上加难？

在研究高速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时，Easterlin提出“适应性理论”[24]来解释两者的悖论关系。在适应性理论之下，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适应经济提升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当新的生活水平成为习惯之后，由此对幸福感提升的作用可能会消失。Ball的研究也指出，生活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会比那些生活在增长较慢的国家的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44]。基于适应性理论，幸福感对经济增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每一次经济增速的提高也提高了幸福感的阈值，同时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将已然提高的幸福感水平当做基准，当经济增速不再提高，幸福感的标准却没有因此降低，也就带来了主观幸福感的相对下降。那么经济增速下降的时代，中国国民幸福感是否会随之下降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增速较高年代的数据进行分析，较少基于经济增速下降后的多年数据重新审视经济增速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经济增速越低幸福感下降越大。

Easterlin指出在经济增长时期幸福感的下降，是因为其他因素对幸福感带来了负面影响[34]，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那么是否存在一些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作用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下滑时期抵消了增速减缓的负面冲击，维持了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呢？

社会福利是否能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高？是否可以缓冲经济增速放缓对幸福感可能的负面冲击？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二。经济学家Lucas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福利损失，他指出哪怕1% 的经济增速放缓就可以给X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损失[45]。陈太明在Lucas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在经济增速放缓下福利损失的差异性，并指出经济增速放缓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福利损失比城镇居民更多[45]。文中指出，造成这种差异性影响的可能原因是城镇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稳定。Easterlin也指出在1990年以前中国较高的国民幸福感得益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32]。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46]，对于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幸福感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16]，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突出。社会福利的普惠化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给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有利于国民幸福感的提高。上述分析主要是定性推断，特别是缺少基于经济增速下降的多年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社会福利越好，国民幸福感越强，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有缓冲作用。

公平感是否能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高？是否可以缓冲经济增速放缓对幸福感可能的负面冲击？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三。对公平的强烈追求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和幸福感一样，公平感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当人们感受到不公平时，对幸福感的评价也会更加消极。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收入分配不平等[47]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一角度强调主观评价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绝对收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追求更高的收入位置[25]，通过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来提高幸福感[48]。二是个人在社会运行中的公平程度主观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主观上个人的比较心理和客观上资源禀赋的获得都会影响个人对社会公平的感知。D’ambrosio et al.提出的“相对剥夺效应”，解释了当人们在与他人比较中处于劣势时，会产生一种消极的“被剥夺”的心理感知，进而导致对幸福感的剥夺[49]。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获得增量，但是相对剥夺感却增加了[50]。对于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而言，由于社会资源可获得性不足，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带来较低的主观社会公平感。

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CGSS报告的我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均值存在细微波动，但是居民公平感均值在整体有上升趋势，人们的主观社会公平感有所提升（如图2-1所示）。

　　图2-1 2010-2017年间主观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趋势

2010年经济增速下降后，公平感的变化是否对国民幸福感的提高有积极影响？现有研究尚未给出回答，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公平感越强，国民幸福感越高，公平感对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有缓冲作用。

　（二）数据来源

1.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是一项全国性学术调查项目，并因其综合性、连续性得到关注和认可。项目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展开横截面调查，获取丰富的家户数据，揭示中国社会变迁趋势。从2003年首次启动，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执行下，至今已完成了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十次调研，调查结果也向社会公开。

由于2010年是经济增速出现转折的重要时间点，因此将其作为研究基准时间点，考虑到样本的时间代表性和适用性，本文拟选择2010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共四年的统计数据。为保证样本时间点的连贯性，本应该同时将2011年也纳入研究范围之中，但是由于2011年的调查缺少对社会福利相关数据的报告，只好舍弃。原始样本量与数据清理后样本量如表2-2 所示：

表2-2 原始样本量与处理后样本量

　　由于CGSS报告的是横截面数据，在连续性研究中的调查对象都是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在本文的研究中，将这四年数据合并，组成为一个混合截面数据。

2. 本文还使用到一些反映经济增长的数据，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百分点）。这些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的国家数据中得到。具体如表2-1如下：

表2-12003年-2017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和人均GDP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1. 研究方法

CGSS中对于幸福感的测量采用了自评形式的五度测量，是一个分类数据，也属于定序变量。在逻辑回归中，有序logistic回归的核心要求是因变量属于多分类变量并且可以排序。因此根据因变量“幸福感”是定序数据的基本特点，同时为了完整地反映序次中隐含的信息，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Ologit），借助STATA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2. 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经济增速、社会福利、公平感为核心解释变量，囊括经济、人口方面十个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为了厘清经济增速、社会福利和公平感与幸福感的关系及作用，本文构建一个逐步回归分析模型，通过不断在模型中加入相关变量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26]。具体如表2-3 所示：

表2-3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

　　首先，本文需要回答经济增速与幸福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模型1中，只包含因变量幸福感和一个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增速，旨在初步探究经济增速与幸福感的关系。考虑到其他现实因素对结果有效性的干扰，为了控制模型1的误差使模型结果更为稳定，模型2新增了十个控制变量，来验证经济增速与幸福感的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之后是否仍然显著且稳定。

其次，本文需要回答社会福利、公平感是否对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起到了缓冲作用。在模型3、模型4、模型5中，包含了因变量幸福感和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增速和社会福利或公平感，分别衡量当控制了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之后，在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的前提下，社会福利因素、公平感变量的作用。

模型6是本文逐步回归的全样本模型，包含了因变量、两类核心解释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探究社会福利和公平感在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下对幸福感的共同作用。

　　（四）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是幸福感。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采用自陈量表的形式，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来获得居民的幸福感程度。答案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完全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完全幸福 ”。本文将答案按照幸福感水平的递增依次赋值为1-5。

核心自变量为经济增速，经济增速（百分比）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原始数据，如表2-1所示。

社会福利变量应用广义的社会福利，在本文中操作化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部分。CGSS中关于养老保险的分类主要包含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本文将两者都未参加的居民视为未参加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险变量中赋值为0；将参加其中一个或两者都参加的视为参加养老保险，赋值为1。关于医疗保险的分类主要包含城市居民医保和农村养老保险，本文将两者都未参加的居民视为未参加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险变量中赋值为0；参加其中一个或两者都参加的视为参加医疗保险，赋值为1。

公平感是一个人在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体验，受到自身绝对感受的作用。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通过受访者对于社会整体公平水平的感知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使用社会公平感和主观经济地位来衡量相对意义层面的公平感。社会公平感通过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来反映。答案包含五个选项，分别为“很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本文为使结果更加简练，把选项合并为三分类，将社会公平感设置为三分变量，其中“很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合并为“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合并为“公平”。主观经济地位用问题“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来反映。根据被访者对平均水平的感知和比较，答案设置为“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本文将五个选项依等级顺序赋值为1-5。

在控制变量上，根据已有的研究，幸福感的差异可能受到经济总量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政治面貌、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等微观个体特征的影响。基于研究共识和对现有数据的有效利用，本文选择了上述十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面表2-4所示：

表2-4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4（续）

　　三、经济增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经济增速下降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1. 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在2003 年-2010 年的平均幸福感呈上升态势[4]。本文通过对2010年、2013年、2015年、2017年的幸福感评价统计，发现平均幸福感在2010-2017年期间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幸福感在2005年-2006年、2012年-2013年期间受到了冲击，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2013年以后又出现快速上升。在经济增速整体下降的趋势之下，幸福感均值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图3-1）。

　　图3-1 2003-2017年国民幸福感和经济增速变化趋势

　2. 经济增速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效用经济理论，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会带来高幸福感[51]。国民幸福感与宏观的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带来经济总量的提升，往往使得国民的经济效用提高，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沿着这一逻辑，经济总量越高，国民幸福感应该越高。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一定的发展周期里，都出现了国民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提升的现象[52]。

回顾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在1991-2010年期间除1998年、1999年之外都维持着8%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1年），我国经济增速又一次出现了高速增长。受到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内高速发展负外部性问题的浮现，中国的经济增速受到政策干预而逐渐放缓。中国发展的现实似乎将国民幸福感的下降与增长与经济增速的扩张与收缩联系起来。经济增速对国民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吗？

实证分析各模型的系数及显著程度报告如表3-1所示：

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模型的卡方统计值和P值表明，该模型中经济增速的回归系数显著不等于零，经济增速对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经济增速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9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如果经济增速越低，人们更可能拥有较高水平的幸福感。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模型的干扰，这个结果只能初步预测经济增速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的干扰因素之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同时经济增速与幸福感的负向关系在99.9%的置信水平上仍然成立。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人们获得更高幸福感评价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果否定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说明当经济增速下降，人们的幸福感可能更高。在2010-2017年期间经济增速与幸福感之间不是同向变化关系，经济增速下降没有导致幸福感的同步下降。

表3-1经济增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05, **p< 0.01, ***p< 0.001

（二）社会福利、公平感对经济增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缓冲效应

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研究了社会福利和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其拟合程度相较于前2个模型都有一定提升，模型的解释力也逐渐增强。从报告结果来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拥有养老保险或者拥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比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居民更容易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模型5中，社会公平感和主观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值，并且在9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其对幸福感有十分稳健的积极作用。对社会公平感知越好、认为自己主观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更容易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模型6中，社会福利和公平感同时放入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的模型中，社会福利、公平感与幸福感仍然是正相关。为了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将模型6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发生比率（OR值）报告如表3-2所示：

表3-2经济增速、社会福利和公平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OR值（模型6）

　　从结果来看，养老保险的回归系数为+0.09（p = 0.001），OR=1.095，显示养老保险与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效果一致的前提下，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认为自己拥有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比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增加9.5%。医疗保险的回归系数为+0.18（p =0.000），OR=1.200，说明医疗保险对幸福感有积极作用，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效果一致的前提下，参加医疗保险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相比，认为自己拥有更高幸福感可能性将增加20%。社会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0.58 （p =0.000），主观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68（p =0.000），说明公平感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仍然成立。并且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认为社会一般公平的居民与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居民相比获得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将增加38.4%，认为社会公平的居民获得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是认为社会不公平的3.143倍。与主观经济地位远低于平均水平相比，主观经济地位越高，拥有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经济增速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0.18（p < 0.01），经济增速每提高一个单位，居民幸福感会降低0.18个单位。这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和假设3，说明社会福利和公平感能够促进国民幸福感提高，对经济增速影响幸福感有缓冲作用。

控制变量的结果大致与已有研究相一致：与男性相比，女性拥有更高幸福感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年龄增长，获得更高水平幸福感的可能性也越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幸福感水平也会提高。已婚居民比未婚、同居或已婚、丧偶的居民更容易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中共党员比非党员的幸福感水平更高。健康状况越好，幸福感越高。户籍类型、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讨论

1. 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我国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在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下，我国国民幸福感不降反增。

现有研究集中于讨论我国在过去高速增长下的经济增长是否使国民幸福感提高，很少关注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之后的国民幸福感变化。本文借助2010年-2017年CGSS数据，研究了我国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低速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首先在幸福感发展趋向上，本文发现在2010年-2017年期间，我国国民幸福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与文献[4]研究发现一致，并且在其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国民幸福感在2003年-2017年期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次在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上，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延续文献[4]认为的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正向相关的结论，反而为验证其提出的推测提供了反向证据，即当经济增长出现收缩，幸福感不降反增。这表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国民幸福感不一定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高，也未必会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下降。

　2. 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幸福悖论”的新解读：低速经济增长也可能实现国民幸福感提升。

中国在20世纪末（1990-2000年代）的“幸福停滞”现象印证了“幸福悖论”，也是经济增长不必然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有力证据。虽然说经济发展和财富累积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必由之路[53]，但与经济高速发展一并带来的还有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转型期的现状揭示了一个负面问题：在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之时，往往会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实际上是以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为代价，诸如民生、环境、XX公信力等等。这些宏观福利的缺失，抵消了经济效用的正向作用，必然造成对国民幸福感的剥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幸福感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综合考量[53]。

经济发展的红利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制度建设的完善和社会治理的优化。随着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善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外部体制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甚至产生溢出作用，超过经济收入带来的积极影响。刘军强的研究则揭示了2003-2010年代“幸福悖论”的失效，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增长得以同时出现。

但在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增速持续降低，2010年以后从两位数增长下降为个位数增长。中央XX也开始主动转变发展理念，提出高质量发展观。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之下，不再过分追求经济增速的提高，而是由“增长”转向“发展”，将重点落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上。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提升国民幸福感确实具有正向作用[54]。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目标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更是以放缓经济增速作为发展民生的坚实保障，其根本仍落在增进民生福祉，是通过推动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本文的研究发现在2010年-2017年代，中国国民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增速减缓而降低。这既与刘军强研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年-2010年度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同步提升形成对照，也为当下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数据支持，预示着在较低的经济增速之下，只要我们注重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平感，国民幸福感仍然可以得到持续提高。

　3. 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缓冲效应实现机制

Sasaki等发现养老金福利是影响老人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养老金福利可以减少老年经济风险和相关焦虑进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55]。Gao和Smyth指出医疗保险是通过减小过重的经济负担，缓解因病致贫的焦虑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56]。陈晨指出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都可以通过提高公平感来提高幸福感[57]。侯志阳认为社会保险可以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流动到社会中上层，通过提高阶级认同来提高幸福感[58]。Oishi认为社会保险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可以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弥补初次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使居民幸福感在公共财政普惠化中得以提升[59]。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社会福利的功能，也指出了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一是社会福利激发个体心理动机功能，对个体心理产生潜在作用，通过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缓解消极的情绪，进而提高幸福感。二是社会福利分散或消减个体面临的风险，通过刚性的XX保障制度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经济支持和提供社会服务等等来解决“后顾之忧”，使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得到满足。对于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群体来说，社会福利是生活的“稳定器”；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社会福利的普惠意味着弥补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并通过一步步提高个体幸福感的下限来提高国民幸福感，是对社会整体幸福感的提高。可见，社会福利体现出国家及XX在民生事业中的兜底作用。

在经济增速减缓的背景之下，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实现了稳步发展。从2010年到2017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35984万人增长至91548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从43263万人增长至117681万人。随着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率的提高，全社会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更广、惠利更多的社会福利网络，为国民实现安居乐业，创造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4. 公平感对经济增速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缓冲效应实现机制

社会公平感对幸福感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冯莎、张芃论述了认为社会公平的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认为社会不公平的群体[60]。主观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在已有研究中找到验证，文献[12,21,50]等都从主观收入不平等的角度验证了主观经济地位越高，收入公平感越高，幸福感也随之越高。

社会公平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需要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来衡量。而公平感本身是一种带有高度主观性的感受，个人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是对整体社会环境的评价，同时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公平感的评价标准也不一致。正是由于公平感与幸福感都具有主观性，社会公平感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幸福感[61]。

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落脚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感知和宏观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是社会公平在经济收入维度的客观表现，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个人感知则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标准。在个体角度，个人认为收入分配越公平，幸福感会越高[62]。岳经纶也发现主观收入不平等感知与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个人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幸福感越差[14]。可见公平感知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重要作用[59]，如果人们无法公平共享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人们的幸福感[63]。

在经济增速减缓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公平感认知向正面转变，对社会公平有更加积极的预期，对收入分配有更加平等的感知，对社会公平的积极适应强于对增速减缓的消极适应，让人们对幸福的感知更强。

5. 社会福利、公平感对幸福感的作用的群体间差异

通过对不同群体分别在社会福利条件和公平感条件下的幸福感均值分析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能够提高不同群体的平均幸福感。但是对于研究生及以上群体，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表3-3）。这可能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其心理需求层次更高，要提升其幸福感，除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更全面更公平的社会政策。

表3-3各教育程度在社会福利条件下的幸福感均值

　　随着社会公平性评价的提高，不同群体的幸福感也随之提高，在同一类群体之中，认为社会公平的人拥有最高的幸福感水平。随着主观经济地位的提升，同一类群体的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但是当认为自身经济地位远高于平均水平时，相较于“高于平均水平”群体，平均幸福感出现了下降（表3-4）。

表3-4不同群体在公平感条件下的幸福感均值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以下结论：

1.在2010年-2017年间，我国国民幸福感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这一结论为“幸福悖论”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为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佐证，即在较低的经济增速之下，国民幸福感也可以得到提高。

2.社会福利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能够缓冲经济增速下降对幸福感的影响，使国民幸福感稳步提高。参加养老保险比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参加医疗保险比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幸福感。

3. 公平感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能够缓冲经济增速下降对幸福感的影响，使国民幸福感稳步提高。在相对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感知越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水平。

　（二）政策启示

1. 转变追求高经济增速的目标，通过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现实可行的。

物质和财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GDP固然重要，但是在国家和社会追求发展的过程之中，“唯利是图”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置民生诉求于不顾，势必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局面，诸如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等其他社会发展要素的不协调发展，导致社会进入发展的“陷阱”。孙立平将我国发展停滞的现象概括为“转型陷阱”，指在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要求维持现状来阻止进一步变革[64]。如果任由既得利益格局长期存在，会导致经济社会的畸形化发展，使社会问题积日絫久，不断浮现[64]。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时期的重要核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顺利渡过发展困境的必然要求，我国主动放缓经济增速，意味着发展理念的转变，意味着通过稳定经济增长水平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创造条件。要转变社会发展的理念，要将发展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从非均衡发展转移到均衡发展上，从被动应对转移到风险防范上。高质量发展不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强调稳中求进，在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高效益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幸福感。本研究结论证明，放弃对经济增速的片面追求，代之以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是完全可行的、正确的政策选择。

2. 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感，重点在于健全保障层次，提高保障水平。

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提高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应当以XX为主体，把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作为长期事业发展，全面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一方面要积极扩大社会福利区域覆盖面，让更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使社会福利惠及面更广，搭建全民社会保障网络。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福利差异化，社会福利在民生发展中担起弥补短板的责任，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了保障，同时也要关注对相对优势群体的影响，通过优化再分配结构促进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的缴纳者都为劳动适龄人口，但是高龄群体对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的依赖程度更高，在社会老龄化的严峻趋势之下，年轻一代的参保行为尤为关键，要提高社会福利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避免中青年群体在履行缴纳义务和享受福利权利之间的不平衡感。

3. 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感，要重视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全方位发展公共服务，提升国民的实质公平和公平感知。

为进一步提高国民幸福感，要把握主观社会公平感对幸福感的显著作用。一方面要以改善民生为落脚点，通过为人民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养老、医保等民生问题，实现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最大化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尽可能实现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建立基于应得原则的分配机制，缩小主观收入差距，让每个人劳有所得，得所应得。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平等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从转变公平观念出发，通过加强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的传播，促进社会理性公平观念的培养，摒弃过分攀比，维护社会公平。弘扬法治精神，维护个人权利，让法律为个人公平发展提供保障，使公正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三）本文的贡献和不足

1.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证明经济增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即使在经济低速增长背景下，我国也能实现幸福感的提高。幸福感的提升不在存量，也不在增量，而在于质量。这为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启示，一味追求经济增速的提高并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工业化后时代，要确保社会平稳发展需要以提高发展质量为根本，需要构建实质公平、发展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提高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均等化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

2. 本文的不足在于：

（1）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一个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结论的稳健性还需要其他全国性数据进行验证。

（2）限于调查样本和数据，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虽覆盖了已有研究提到的主要变量，但还不足以完全控制现实因素。

由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速的变化和国民幸福感的改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过程，因此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需要日后更长久年份数据加以验证。

　参考文献

[1]XX.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xxx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www.gov.cn/zhuanti

/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10-27.

[2]xxxx.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XXXX第四次会议上XX工作报告[EB/OL].http://www.gov.cn/guowuyuan/zfgzbg.htm,2021-03-05.

[3]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08):11-22,187.

[4]刘军强,熊谋林,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204(12): 82-102, 207-208.

[5]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J].社会学研究,2012,27(02):224-241，246.

[6]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021-03-13.

[7]Diener Ed.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 542-575.

[8]吴明霞. 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 2000,(4): 23-28.

[9]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1(03):113-121.

[10]孙维颖.社会福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D]. 南京大学, 2013.

[11]郑功成.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02):2-11.

[12]黄嘉文.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社会, 2016, 36(2): 123-145.

[13]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3): 95-120, 244.

[14]岳经纶,张虎平.收入不平等感知、预期与幸福感——基于2017年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11(3): 100-119, 211-212.

[15]Easterlin R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1974:89-125.

[16]KnightJohn,GunatilakaRamani.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World Development,2010,1(88):113-124.

[17]BrockmannHilke,DelheyJan,WelzelChristian,et al.The China Puzzle: Falling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9,4(10):387-405.

[18]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0,(11):5-14.

[19]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1, 25(1): 196-219, 245-246.

[20]冯贺霞,韦轲.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6, 466(22): 113-117.

[21]吴菲.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J]. 社会, 2016, 36(4): 157-185.

[22]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6-9.

[23]高和荣.社会福利分析视角的转型:从政治、经济到社会[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46(06):132-136.

[24]Easterlin RA.Explaining happines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100(19):11176-11183

[25]BudriaSantiago.Are Relative-Income Effects Constant Across the Well-Being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3,14(4):1379-1408.

[26]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 155(5): 56-70.

[27]郝身永.究竟是患寡、患不均还是患不公?——基于CGSS(2006)对居民幸福感决定的经验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5, 31(5): 3-18.

[28]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J]. 金融研究, 2016, 434(8): 34-50.

[29]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9, 26(4): 7-12.

[30]DienerE,DienerM, DienerC.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851-64.

[31]Felix Cheung,Richard E.Income Inequ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s:The Effect of Relative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6,110(2):332-341.

[32]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季刊),2006,(02):817-840.

[33]ClarkAE,FrijtersP,ShieldsMA.Relative income,happiness,and utility: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 JournalofEconomic

Literature,2008,46(1):95‐144.

[34]EasterlinRA.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e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109(25):9775-9780.

[35]GrahamC,PettinatoS.Happiness,Markets,and Democracy: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1,(2):237-268.

[36]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5.

[37]赵佳丽.收入、健康与主观幸福感[J].经济问题,2017,(11):118-124.

[38]李晶.社会保障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2,29(08):31-35,46.

[39]马亮.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2):104-10.

[40]桑林.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J]. 社会保障研究, 2018, (6): 31-45.

[41]褚雷,邢占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和CGSS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20,(10):86-94.

[42]李雅诗,黄茜茜,刘步平.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能否提升老人幸福感?——来自CGSS的证据[J].深圳社会科学,2021,4(01):152-159.

[43]何晓斌,董寅茜.从经济到社会——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迁:2003-2017[J].南京社会科学,2021(03):54-63.

[44]BallRichard,ChernovaKateryna.AbsoluteIncome,Relative Income,and

Happines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8,3(88):497-529.

[45]陈太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居民福利的差异化影响[J]. 财贸研究, 2014, 25(6): 1-13.

[46]李迎生.全球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中国对策[J].人民论坛,2011,(10):55.

[47]BjornskovC,DreherA,Fischer JAV,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When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reality do not match.[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3,(91):75-92.

[48]ChangWen-Chun.Climbing up the Social Ladders: Identity, Relative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3,113(1):513-535.

[49]Conchita D’ambrosio, Joachim RFrick.Income Satisfac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An Empirical Link.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81:497-519.

[50]IshidaA,Kosaka K,Hamada H.A Paradox Of Economic Growth AndRelative Deprivation[J].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2014,38: 269–284.

[51]DiTellaR,MacCullochR,OswaldAJ.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3(85):809–827.

[52]Easterlin RA.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J].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107(52):22463-22468.

[53]周绍杰,胡鞍钢.理解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基于国民幸福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01):57-64.

[54]丁守海,徐政,张普阳.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3(2): 133-146.

[55]SasakiI,KondoK,KondoN,et al.Are pension types associated with happiness in Japanese older people?: JAGES crosssectional study[J]. PLOS ONE,2018,13(5):e0197423

[56]GaoWenshu,SmythRussell.What keeps China’s migrant workers going?Expectations and happiness among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J]. JournalOfTheAsiaPacificEconomy.2011,16(2):163-182.

[57]陈晨.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险参保行为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40(2): 38-45, 164-165.

[58]侯志阳.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11(6): 87-111, 211-212.

[59]OishiShigehiro,KesebirSelin, DienerEd.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22(9):1095-1100.

[60]冯莎,张芃.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J]. 调研世界, 2017, 285(6): 45-51.

[61]周茜. 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居民幸福感研究[D].南京大学,2016.

[62]孙计领. 收入不平等、分配公平感与幸福[J].经济学家, 2016, 205(1): 42-49.

[63]SunFeng,XiaoJingJian.Perceived Social Policy Fairness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2,1(107):171-186.

[6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 开放时代, 2012, 237(3): 125-145

致谢

首先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在整个毕业论文环节中悉心指导，从研究方法到论文写作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尤其是当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老师的及时点拨帮助我厘清了思路，得以使毕业论文顺利完成。

其次特别感谢公共管理学院的任课老师，是他们在课堂上的教学与启发帮助我筑建学科思维；特别感谢我的同学和学习伙伴，是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帮助我提高学习能力；特别感谢在华工认识的所有朋友，是他们的谈笑与鼓励让我收获很多快乐。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和诸多亲人，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使我得以安心学习。这一路上我受到太多人的帮助，得到太多的爱和关心，我永远心怀感恩。

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速下降而下降吗？ ——兼析社会福利、公平感的缓冲作用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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