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背景下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

　摘 要

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成为全国大中小城市拉动经济发展最为普遍的发展模式。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取决于该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而产业发展离不开工业用地。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革新，我国的产业逐渐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传统的产业园区用地模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当前产业的需求，因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工业用地改革，探索新型产业用地的发展。

东莞市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也是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实验区，肩负着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路的重任。因此东莞市也在积极探索工业用地改造，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多份“工改工”政策文件，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因此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提高“工改工”政策执行效果的建议：重塑XX和市场角色、进行利益联动、抓稳成本提高收益、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和XX机构的执行力、推进功能区的设立、加强对目标群体的政策宣传、提高目标群体参与度、妥善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前后端联动发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的氛围等。

关键词：“工改工”；政策执行；史密斯模型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1）我国产业园区发展迈向新阶段

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成为全国大中小城市拉动经济发展最为普遍的发展模式。从深圳等4个特区的设立到xxx第一批14个国家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中国各地区各类园区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不同发展目标、不同功能、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园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需求的变化和相关政策引导下，产业园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园区从规模化走向功能化。1980年以来，我国的产业园区可归纳成四个发展阶段（图1-1）。1984~1991年的要素聚集阶段，主要是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依靠各项政策优惠的扶持，土地较为廉价。1992~2002年的产业主导阶段，该阶段对园区配套有一定要求，但基本上所有的配套和服务主要为产业服务，较少顾及生活方面。2003~2013年的完善提升阶段，该个阶段开始有意识的对自己所属产业园进行整顿、调节，源于自己所属园区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导致当时地方XX的恶性竞争和土地开发企业之间的随意转让，造成了土地利用开发资源的低效率和土地资源浪费。2014年至今的“产城融合”阶段，针对产业园与城市分离现状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而产城融合的理念孕育而生，开始渐渐出现产业园与城市之间的多种新型城市空间，并在地区发展中承担起经济推动器的作用。

　　图1-1 产业园区发展阶段示意图

（2）产城融合背景对工业用地利用提出新需求

我国最初土地利用绝大部分的用地是根据建筑与土地功能进行划分，严格控制土地利用的性质，等于限制了允许开发的建筑类型，建筑属性与土地利用属性匹配程度较高。使得产业园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刚性发展、单一且兼容性差。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信息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单一功能的工业土地用地利用方式无法满足新业态的发展需求、无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紧张等现实问题，并且也无法提供园内高科技人才良好的园区配套环境。从而，混合用地和用地兼容方式逐渐受到规划建设的推崇，使得产业园区逐渐向产城融合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糅合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中间载体的“新型产业用地”孕育而生，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产业用地政策的创新，反映产业空间利用方式的转变。

（3）东莞市在工业用地的新探索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东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接受辐射带动效应显现。2019年7月，省深化改革委员会批准东莞市建设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创新试验区，肩负全省高质量制造业发展任务。截止2019年10月，图1-2所示，东莞全市32个镇街共有1821个工业园，涉及32797宗地，其中绝大多数为村级工业园，平均容积率为1.01。因此为了发展高质量制造业，工业用地改造刻不容缓。

东莞作为广东省内制造业聚集重点地区，在土地空间资源紧缺、存量工业园区规模较大、镇街经济发达等现实条件下，“工改工”作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手段，被寄予了厚望。

　　图1-2 东莞市工业园区分布图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工改工”属于城市更新范畴下的研究，最初是由深圳市提出并实践，并渐渐在其他城市得到推广，因此“工改工”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界比较少。本文通过梳理产城融合的内涵，在该背景下对东莞市的“工改工”政策进行分析，进而完善“工改工”建设的理论研究，丰富城市更新的内容，并总结出东莞市的“工改工”政策执行的困境与改善路径。其次东莞市是没有县区级行政单位，所有“工改工”政策由XX和镇街来牵头，由于其特殊的行政划分研究东莞市的“工改工”政策执行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实践意义

东莞市处于广州市和深圳市之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了规避广州、深圳带来的虹吸效应，决定了东莞市必须要发展制造业。但由于东莞市目前可利用土地较少，工业厂房的容积率约为1.01。为了发展其制造业，必须要对其工业用地进行改造，因此东莞市“工改工”政策应运而生。本文针对东莞市“工改工”政策进行分析，找出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东莞市的城市更新和“工改工”政策推行大有裨益。

　（三）文献综述

　　1.工业园区改造的相关研究

（1）国内工业园区改造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工业园区改造的动力机制、方向路径和改造策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在动力机制上面，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来讨论。首先在外部动力机制上，张艳（2007）认为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工业园不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6]。沈宏婷（2011）则是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环保节能的要求。内部动力机制上[7]，黄春燕（2012）[8]、王琰琰（2014）[9]、王京海（2017）[10]认为是工业园自身的体制、规模、技术水平、环境不够，导致其发展受限，促进其转型发展。

在工业园区改造的方向路径上面，主要是有三种方式。第一，夏添（2015）提出是先通过产业技术的提高实现再工业化，进而提升内部工业体系[11]；第二，程慧（2017）认为先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产城融合，走综合城区转型的道路[12]；第三，李冬生（2005）认为充分发掘利用周边创新的资源发展创新产业园，走知识发展的路径[13]。

在工业园区改造策略上面，目前研究主要是从产业发展、XX角色和规划策略上研究。在XX角色上，邱永永（2015）认为XX应转变相关角色，从主体变为主导，在政策上予以支持[14]；在产业发展上，张晓明（2017）认为要整合资源、优化创新型产业、落实相配套的政策以及招商模式[15]；在规划策略上，徐驰（2017）认为要根据人群、企业的特征的需要，分层、分区进行规划[16]。

（2）国外工业园区改造相关研究

由于国外工业发展领先国内，因此关于工业园区改造升级的研究也出现较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工业用地的更新升级。工业用地的更新通常包含在西部背景下棕地更新的概念中。棕地再开发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包括振兴恶化的社区、提供新的就业和税收、降低公共健康风险、提供绿地等。Perskyand Wiewel（1996）[1]和De Sousa（2002）[2]的研究发现，棕地再开发所提供的公共利益远远大于绿地开发。De Sousa(2003)考察了多伦多的10个“棕地绿化”案例研究，发现棕地再开发为增加城市绿地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从而带来了土壤质量改善、栖息地创造、社区经济振兴等效益[3]。DeSousa(2009)认为，未开发的棕地对周边房地产的价值有负面影响，而棕地的再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周边房地产的价值。

从经验上看，现有关于工业用地再开发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驱动因素和障碍、再开发治理结构、再开发成果评价等方面。比如，Lange和McNeil（2004）报告说，X的棕地再生通常发生在机场附近、中心城市附近或铁路附近[4]。Longo和Campbell（2007）发现，位于较繁荣地区（伦敦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工业用地更有可能被重新开发[5]。

　2.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

（1）国内产城融合相关研究

产城融合是近年来提出的新理念，源于对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之探讨。国内对于产城融合的研究在2010年后逐渐增多，主要涉及产城融合内涵、产城融合问题思考、产城融合经验探索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产城融合的内涵，最早是由张道刚（2011）提出，他认为产业与城市需要双向互动融合，产城融合的实质就是平衡二字[17]。随后国内学者有了不同理解，主要涉及新城区产业和新城老城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强调了产城的功能性融合，如下表1-1所示。

表1-1 产城融合内涵的主要观点

对产城融合问题思考的研究主要包括：产业园区配套设施不足难以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效集聚、存在“有城无产”或“有产无城”的产城分离现象、规划科学性等，代表性观点如下表1-2所示

表1-2 产城融合问题思考的主要观点

对产城融合经验探索上，虽然各地的实践行为还在进一步摸索，但是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模式[26]，如表1-3所示：

表1-3 产城融合实践探索的主要模式

（2）国外产城融合相关研究

国外目前并没有直接针对产城融合理念的研究，多是在研究其他理论和实践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外对于产城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理论中提出，围绕大城市周边而建设的新城需要有完整的产业。二十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的工业区位理论和弗朗索瓦·佩鲁（1955）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对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从侧面证明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规模经济产生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空间的发展，纲纳·缪达尔（1991）在其城市发展因果论中指出，城市一定阶段的成长是由其本身集聚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决定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89）提出城镇化的推进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快速进步的重要保证。二十一世纪以来，保罗·罗宾·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2005）通过对城市空间经济与产业集聚的研究，提出城市规模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的快速发展；沃尔瑟姆·内森等学者（2015）研究分工对城市化的影响，认为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需要以绿色环境与空间规划为支撑；梁栋与富田津司等（2016）提出城市与产业共生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在节能环保的同时实现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奇尔科娃等（2018）对俄罗斯产业园再开发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索了园区闲置用地的利用方法，认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对产业园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四）研究思路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浏览中国知网、查阅东莞市统计年鉴、搜集“工改工”政策文本等获得大量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总结分析，从多个角度了解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梳理了论文的逻辑脉络，为深入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

　2.座谈会、访谈法

通过和市自然资源局，道滘镇、洪梅镇、水乡功能区管委会土地管理所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对于东莞市“工改工”政策的看法和做法。后期通过走访当地“工改工”项目现场，了解基本情况，总结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比较分析法

由于深圳市是最先提出“工改工”并加以实施，所以深圳市在“工改工”项目上有较多经验，因此本文也会将深圳市以及其他地区和东莞市在“工改工”上的做法加以比较，找到适合东莞市的路径。

　二、理论基础

　　（一）关键概念界定

　　1.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是指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下，人口、产业、城市三维基本要素基于城市功能定位形成互补联动融合，从而促进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要素均衡协调发展。产城融合三要素（产业、城市、人口）的具体表现分别是：产业支撑体现在产业的定位、布局和要素集聚等方面；城市化支撑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相关功能设施等；以人为本则通过良好的人居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智慧的城市发展和充分的就业保障等内容来体现。

人口、产业、城市三者有机融合是产城融合主要特征，其中城市是载体，产业和人口是推动力，三者在发展运行的系统中相互促进、相互循环。一方面，产业和人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产业集聚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能够提高城市活力从而促进产业和城市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可以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促进产业发展和生活环境提升。另一方面，城市人口需要产业解决就业，产业又需要人才作为支撑，人口与产业相互协调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人口的快速聚集与产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城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产业的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相匹配时，城市的社会资源与空间环境满足于城市和人口的发展需求，在满足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人口能够自由流动并服务于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此时就进入了真正的产城融合阶段，即产、城、人实现动态平衡，即三者在空间、结构、运作及功能上适配并协调发展。

2.“工改工”

“工改工”属于城市更新范畴下的内容，指的是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对低效利用的旧住宅区、旧商业区、旧工业区、城中村、旧屋村等通过拆除重建、功能改变、综合整治的方式进行更新改造。“工改工”作为一个城市发展更新最活跃的项目类型，就是可以通过存量低效利用的工业建设用地再开发技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情况来说，就是将旧工业区或现有存量工业生产用地升级改造为用地性质为新型产业用地（M0）或普通工业用地加新型产业用地（M1+M0） 的新型产业园，

　3.新型产业用地

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满足经济发达城市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高精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原本服务于产业生产的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和原有的生态链逐步分离，形成更高附加值、更专业的独立分工体系（即“2.5产业”，他们在空间定位、载体形态、配套服务等空间需求上，出现了新的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弥补了这类用地供应和管理的需求缺口。

（二）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策学领域出现了研究政策执行的热潮，其中比较著名且实用的一项就是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1973 年，史密斯在《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杂志上发表的《政策执行过程》（The PolicyImplementation Process）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描述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提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四个因素，如图2-1所示。

　　图2-1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三、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梳理及数据来源

（一）东莞市基本情况

　　（二）东莞市工业园区现状

截至2020年，东莞市全市共1821个工业园区，涉及32797宗地，全市规模以上建成工业园区总面积365.46KM2，市级工业园面积16.17KM2，占4.42%；镇级工业园面积60.33KM2，占16.51%；村级工业园面积288.96KM2，占79.07%。如图3-1所示，其中300亩以下的工业园区1268个，占69.63%；300-500亩300个，占16.48%；500-1000亩192个，占10.54%： 1000亩以上的61个，占3.35%。

　　图3-1 园区用地规模占比图 图3-2 园区就业人口规模分布图

在就业人口规模方面，如图3-2所示，超过10000人园区32个，占1.8%；5000-10000人园区90个，占4.9%；3000-5000人园区165个，占9.2%；2000~3000人园区165个，占9.2%；1000-2000人园区399个，占22.0%；500-1000人园区417个，占22.6%；小于500人园区553个，占30.4%。东莞市的16个主要镇街中，规模超过100人的首要产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茶山、企石、谢岗和长安4镇规模超过100人的首要产业为金属产业，道滘、洪梅、麻涌、万江和望牛墩5镇规模超过100人的首要产业为造纸和纸制品业。

在行业分布方面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且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图3-3所示，其中日用杂品等制造业占比20%，金属制品业占19.4%，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占14.3%，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制造业占12.2%，造纸和纸制品业占5.1%。

图3-3 园区行业分布图 图3-4 园区现状地类分布图

园区的现状地类方面。如图3-4所示建设用地335.53KM2占比 96.06%；未利用地8.36KM2，占2.39%;农用地5.39KM2占1.54%，其中耕地1.15KM2占0.33%。而园区土地权属性质中国有土地较少占31.6%，集体土地占68.4%。

如图3-5、3-6所示，园区内的厂房使用率比较高，大部分被租用，少部分是自用，闲置和空置的仅占比4%。并且这些厂房的大部分是在2010前建成，2000-2010年是建设峰期，但是厂房的容积率普遍都非常低，均在1.1左右，对土地的利用十分有限。

（三）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现状

东莞作为广东省内制造业聚集重点地区，在土地空间资源紧缺、存量工业园区规模较大、镇街经济发达等现实条件下，“工改工”作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手段，被寄予厚望，如表3-1所示，梳理了东莞市近十年来“工改工”相关政策。根据表可以看出，东莞市从2013年便开始探索工业用地的转型升级和“工改工”，到2018年以后“工改工”政策开始增多，XX也越来越加以重视。

表3-1 东莞市近十年“工改工”相关政策表

2020年，东莞全市“工改工”拆除平整任务面积7500亩，计划上半年完成拆除平整3000亩，第三季度完成拆除平整1500亩，第四季度完成拆除平整3000亩。截至2020年10月底，共有266个项目纳入了“工改工”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库，总面积约1.76万亩，计划投资金额约1600亿元。全市“工改工”拆除平整面积为5317亩，任务完成率约为70.9%，具体做法有以下五个方面：

　1.出台34条政策

一是出台“工改工”实施意见。东莞市市XX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镇村工业园改造提升的实施意见》，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创新模式、破解难题、机制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34条政策共86项“政策干货”，包括完善历史用地手续、调整规划、地价返还、财政补助、税收分成、工业厂房分栋分层转让、在建工程抵押融资等“政策硬菜”，力争实现“工改工”项目“想改、能改、快改”。二是开展“工改工”政策解读培训。在全市范围内，针对镇街、村（社区）、相关单位、开发企业和金融银行机构，从各方角度制作视频、分析数据、展示案例等宣传资料，开展政策解读培训，凝聚各方共识，切实提高镇街领导干部、村两委干部、企业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打通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4月份以来，市自然资源局已赴市委党校、东城、万江、常平等镇街开展了15场政策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达1500多人次。

　2.创新改造模式

结合东莞市改造主体多元、土地权属复杂的实际情况，东莞市创新性地提出了XX收储改造、市属国企土地整备开发、工业企业自行改造、开发企业收购改造、村集体自行改造、村集体+产业运营商改造、集体土地流转改造、单一主体挂牌招商改造等8大“工改工”模式。

　3. 加强招商促改

针对不同类型“工改工”项目，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招商优势，实行多主体、多渠道招商，以地招商、以房招商，以改造支撑招商，以招商促进改造。东莞市目前形成五大招商模式：一是XX直接招商，如麻涌镇XX直接招引以纯集团投资的服饰生产基地落户麻涌新基“工改工”项目；二是行业龙头企业招商，如长安镇知荣服饰创新中心项目就是由改造主体香港环球制衣集团利用自身行业经验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进行招商；三是产业运营商招商，如中天产业集团负责为寮步横坑万荣工业区“工改工”项目进行招商和运营；四是大型开发集团招商，大型开发集团发挥其资金、资源优势招引优质产业资源，如星河集团与市投促局、黄江镇联合为黄江镇大冚人工智能小镇项目引入贵州航天电器集团；五是市属国企招商，如东实集团根据道滘镇XX的产业导向开展道滘镇小河片区招商，与深圳赋能方舟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作为5G产业示范基地运营主体，推动沙田港湾科创产融城的招商。

　4.下沉一线破解难题

一是分片督导专人跟踪。由东莞市自然资源局领导亲自带队，安排了20名工作人员分6个片区、每个片区挂钩一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深入一线，实地走访了32个镇街、70多个项目，摸清基层、企业意愿和项目实情，及时发现问题、收集问题、现场解决问题。二是高位协调破解梗阻。东莞市建立了市级快速回应快速协调工作机制，市领导牵头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问题，先后召开了13次镇村工业园“工改工”项目督导协调会议，组织相关部门对32个项目的65个问题进行逐一研究，并给出清晰确切、可执行的解决方案，破解了项目落地的梗阻问题。

　5.简政放权加快审批

一是落实简政放权工作。根据《关于加强功能区城市更新统筹职能的实施方案》，结合功能区工作实际，东莞市2020年5月1日起将“三旧”改造单元前期研究报告审查审批、更新单元划定方案审查审批等城市更新5个主要事权正式下放至功能区，通过逐步放权进一步加快审批速度；同时，将部分相对简单“工改工”项目改造方案审批下放给镇街XX，制定了《东莞市“工改工”单元（项目）改造方案委托审批业务指引》，进一步压缩“工改工”项目审批时间。二是落实审批拆迁“并联措施”，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于纳入“工改工”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库的项目“包审批”，实行同步审批、同步拆迁，以拆促改，加快项目落地。

　（四）数据来源

本论文数据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座谈和访谈形式获取，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政策数据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访谈获取；二是园区基本概况数据通过网络收集及相关负责人提供；三是问题凝练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座谈、访谈素材。

其中，深入访谈人员主要有：市自然资源局相关人员，道滘镇、洪梅镇、水乡功能区管委会土地管理所人员，通过座谈会了解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的现状，各个工改项目进展如何；二是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三是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四是对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具体访谈提纲见附录。

根据深入访谈与现场调研，总结的座谈情况概要见表3-2。

表3-2 座谈情况表

对座谈结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一，东莞市对“工改工”项目在管理上较好，建立了专有的计划项目库，资金支持也比较到位；第二，XX较重视，由市自然资源局和市府办进行牵头，推进政策的执行；第三，政策执行过程中问题较多，目标群体的支持度和配合度较低；第四，基层工作难，主动性不高，专业工作人员缺乏；第五，对于改进建议较为中肯。

　四、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产权碎片化明显

东莞市工业用地权属非常混乱，产权碎片化很明显。一个村不同的地块所有人和承包人都不一样，有的是村集体的，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XX的，这就导致了在规划时很麻烦。其次东莞的老工业园区面积较小且分布也较混乱，难以进行大面积规划，给改造带来了很大困难。根据东莞市镇村工业园摸底调查，接近70%的镇村工业园面积在300亩以下，工业园平均规模约287亩，进驻企业平均占地面积约11.5亩，企业用地非常分散零碎。

　（二）补偿期望高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调查了200多个改造项目的成本数据和20多个新型产业载体的租售价格数据发现，连片“工改工”项目的补偿物业面积约占总计容建筑面的1/3，原权利人普遍期待“工改居”“工改商”获取高额拆迁补偿，旧厂房拆迁补偿成本区间为200-800万元/亩（也存在超1000万元/亩的案例），普遍位于200-500万元/亩。经测算，假设土地成本为200-300万元/亩、贷款利率6%和建成后工业厂房可以全部分割销售，300亩连片“工改工”的工业厂房平均售价要达到6000元/平方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3%左右的微利；若假设工业厂房全部只租不售，盈亏平衡衡点租金为20-30元/平方米，静态投资回报周期一般超过20年。

在座谈时某工作人员提到“东莞市很多工业用地的原业主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承包的土地，赚了当时的第一桶金，实现了财务自由，但是他们很聪明，知道土地就是金疙瘩，即使后来公司倒闭了也不流转土地出去，占有欲很高，因此要想拿回土地的补偿成本会非常高。”

　（三）历史土地问题包袱较重

城市更新“掀开”了各类历史问题，难以处理。典型有三：一是历史征地问题，部分工业用地虽然已办理了国有土地证，但由于历史征地补偿低、以租代征、征地程序不完善、土地管理费等问题，村集体对项目改造提出利益诉求。二是普遍存在的私下土地流转、挂靠使用土地等历史遗留问题，各类历史协议复杂多样，初步梳理已有十多种，如何认定历史权属直接关系到村集体与历史用地单位的利益问题，处理这类历史问题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行政风险、审计风险。三是早期为了腾出用地规模，大量旧村、旧厂等现状建成区被划为特殊用地、生态绿地，比如南城街道原诺基亚厂房于1995年前已建成使用，在土地规划中为特殊用地。

　（四）治理手段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推动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和相关的法律保障。尽管东莞市“工改工”政策实行了最大限度的让利，XX不仅不收取土地收益，而且拿出财政资金给予奖补鼓励，但是仍然也需要采取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环保执法、安全生产、税务清查等合法合规的联合执法手段，倒逼拆迁改造。

正如某位工作人员所说“拆迁工作如果仅有 ‘胡萝卜’而没有‘大棒’，推动的难度很大，XX给予的奖励和补助是‘胡萝卜’，强硬手段是‘大棒’，只有两者共同发挥作用，软硬兼施才能推动政策执行。”

（五）当地产业落后

东莞市目前的产业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全市的日用杂品等制造业占比20%，金属制品业占19.4%，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占14.3%，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制造业占12.2%，造纸和纸制品业占5.1%。对于这些产业来说现有的工业用地很适合他们。但是“工改工”政策推行后会对他们的生存发展产生阻碍。“工改工”所改造的新型产业用地适合从事高端加工制造业，工业用地容积率比较高。但是东莞市现有的大部分产业一两层的工业厂房最适合他们，楼层较高对于这些产业也不方便。其次产业上楼之后必定会对环保标准有所提高，这无疑也会加大企业的成本。

某位工作人员说“以水乡片区为例，什么样的企业最喜欢选择这，那就是冷链运输，冷链运输所需技术成本几乎零，一层的厂房就够，而水乡这边厂房容积率低，适合他们，其次水乡这边靠近国道和高速，运输方便，冷链运输更喜欢这里了，因此在水乡实施“工改工”便是困难重重。改造了之后没有产业引入，也损失了现有的产业”

五、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出现问题原因剖析

针对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本文选取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分析，首先史密斯模型是政策执行领域较权威且实用的分析模型，在分析中能清晰的表明各因素的关系，其次东莞市“工改工”政策中最重要是执行人员和目标群体的分析，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中四因素跟本文的研究重点相吻合。如图5-1所示，在利用史密斯模型分析“工改工”政策执行时，四要素都有其各自的问题，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图5-1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问题原因分析图

　（一）政策本身

根据史密斯模型来看，影响政策执行的好坏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实施的方式、方法、根据应该有清楚地界定，社会对政策的认知也包括在内，政策本身可以从根本上决定一个政策执行效果，好的政策能够平衡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政策环境，推动政策执行，而不合理的政策反而会阻碍其执行。因此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限制了其政策执行的效果。

　1.政策缺乏激励效果

东莞市XX对“工改工”十分重视，XX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原因也是出在政策本身方面，东莞市“工改工”大多是XX来主导参与，很难调动原权利人、开发企业、入驻企业的积极性，资金来源也是大多由XX承担。面对如此庞大的改造量，XX的资金始终是杯水车薪。其次是东莞市XX是大力发展“工改工”，对于“工改居商”的审批较少，与目标群体本身的意愿相违背，便导致很多企业积极性下降。

（二）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即推动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在对于东莞市“工改工”政策的执行机构主要是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镇街土地管理部门等，这些都是一线工作力量。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机构的设置、权利分配、工作人员能力素质、业务水平都和政策执行效果息息相关。

1.基层管理难到位

由于东莞市是不设县区的地级市，很多事情都是由镇村来直接管理。在“工改工”政策实行的时候给了镇村足够的权利，镇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如果镇村干部责任意识不强、立场不坚定，就会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发生。特别是村干部大多是从村里选出来的，其各种关系也在村里，农村是个人情社会，所以村干部工作中会受人情世故影响。这另一方面也导致群众的不公平感，不利于政策的顺利推广。

　2.基层工作力量不足

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推行过程中，基层工作大、人手少、工作人员相关知识能力不够。基层工作人员完成实地的调查以及审核、审批、动态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还要经常接受同级或上级部门的调查和监督。

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不足，特别是很多年长的村级民政专干，他们经验足，办事踏实，但是文化水平低，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不足。据东莞市XX给出的数据来看各镇街专职人员只有254人，规划、土地专业的人员仅占25%，近50%人员从业时间3年以下，人员不固定、流动性大，政策业务不熟，难以提供足够服务保障。因此与广州、深圳、佛山顺德等市、区相比，东莞市城市更新队伍建设落后，力量薄弱。

（三）目标群体

政策的目标群体是政策执行对象，执行效果的衡量标准往往是靠目标群体，也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目标群体会直接对政策执行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东莞市“工改工”政策，其目标群体是指开发商、企业、业主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同时普通群众也属于目标群体范畴中。发掘目标群体的诉求，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对提高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

1.部分业主改造意愿低

目前东莞市许多工业用地是被业主承包，这些业主大多是上世纪最开始承包这些土地的人，他们是赚到了当时的第一桶金。尽管后面企业经营不下去倒闭了，但是仍然是很富有的。而且这些业主很聪明，知道土地就是金疙瘩，因此只要还在承包期内，就不会轻易转让出去，对土地的占有欲极高。因此尽管XX给出很好的政策和补贴，业主也不愿意进行改造。

　　2.各主体利益平衡难

东莞市在“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非常众多，有开发商、企业、业主等。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东莞市市XX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其实补贴了非常多的钱，但也是杯水车薪。各方利益主体都想着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只能是XX牺牲最多，但是XX的资金和资源也是有限，无法满足各方利益主体，最终导致了“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到重重阻拦。

　（四）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往往是当地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其影响是比较深远且不易纠正，因此环境因素更需要予以重视。其次在特定政策执行环境中，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都会受到影响。政策环境良好，表明了执行机构和目标群体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执行体系较完善，政策执行更顺利。对于东莞市来说，其经济、产业发展、历史问题都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影响。

　1.工业用地规划困难

东莞市工业用地权属非常混乱，一个村不同的地块所有人和承包人都相同，有的是村集体的，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XX的，这就导致了在规划时候很麻烦。其次东莞老工业园区面积较小，分布也很混乱，难以进行大面积规划。根据东莞市镇村工业园摸底调查，接近70%的镇村工业园面积在300亩以下，工业园平均规模约287亩，进驻企业平均占地面积约11.5亩，企业用地非常分散零碎。

2.历史遗留问题影响

东莞市的历史遗留问题典型有三：一是历史征地问题；二是普遍存在的私下土地流转、挂靠使用土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早期为了腾出用地规模，大量旧村、旧厂等现状建成区被划为特殊用地、生态绿地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东莞市在政策执行环境方面困难重重，要想继续顺利推行政策首先要妥善解决好以上历史遗留问题，这也为当地XX带来了更多挑战。

　3.产业引入难

“工改工”政策执行之后改造好的新型产业用地势必会对企业进驻产生一定的要求，必需要求产业上楼。东莞是建设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实验区，肩负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路重任。因此东莞也是朝着发展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较长的产业发展，然而东莞这边很多企业都是低端制造业，对这些企业来说一两层的工业厂房是最适合他们的。其次新型产业用地对于企业的环保等各方面指标要求也会更高，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不是有利的，因此在引入适合的产业时难度还较大。

　六、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优化分析

　　（一）各地新型产业用地政策经验分析

为了落实国家产业发展的方针，促进创新型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打造制造业强国。而以往的已经出让的工业用地产业低下，土地使用率低，已经不能满足新型产业的需要，因此我国各地陆续拉开了工业用地改造的序幕，新型产业用地政策纷纷出现，由此各地也陆续开始了“工改工”的探索，如图6-1所示。

　　图6-1 我国新型产业用地情况分布图

　1.北方地区：政策虽已出台，但是落实较少

（1）北京市：M4

如表6-1所示，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新型产业用地相关文件，用来缓解工业用地空间紧张的情况以及管控工业用地“过度房地产化”的乱象。但是政策的后续的推动动力较小，相关具体实施方式也并未明晰。

表6-1 北京市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汇总表

（2）北方其他城市

在之后的几年间，北方很多其它城市纷纷出台了工业用地的政策，比如在2016年济南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工作的意见（试行）》、天津市也出台的M4政策等，但是都被予以废除。

　2.长三角地区：政策落实性强，对创新型产业用地开发限制条件明确

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模板，政策落实比较到位，XX高度重视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新型产业用地上面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1）上海市：M4、C65

如表6-2所示，从2013年开始上海统一规范工业研发用地（M4）和研发总部用地（C65）后，上海市的工业用地改造便拉开了序幕。

表6-2 上海市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汇总表

（2）杭州市：M创

2014年1月，杭州市发布了《关于规范实施创新型产业用地管理的意见(试行)》文件，首次提出了创新型产业用地的概念。“M创”的容积率的要求是不低于2.0（其中各区标准稍有差别），但是没有上限。与此同时，“M创”的另一大亮点是采取“先租后让”的弹性供地制度。待租期满后，达产验收的企业发展便可办理剩余使用年限土地出让的手续；未达到质量验收的企业之间会有一年的延长期，一年时间之后仍未通过学生便会解除劳动合同。“先租后让”降低了XX的风险，让XX能够掌握主动权；同时如果企业经营的情况不好，也可以提前终止租期，降低了企业可能的损失。

（3）南京：M科（B29a、Ma/Mx、C65）

如表6-3所示，自2011年以来，南京的工商综合办公用地，先后引进了三类创新工业用地。目前南京市新增的科技园区类项目的主要用地类型大体为“M科”，

表6-3 南京市新型产业用地分类表

3.珠三角地区：政策创新性强，落实速度快

珠三角地区对内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排头兵，对外承担着我国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因此，珠三角地区在制度创新方面一直是领先水平，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产业用地的升级创新也一直走在前列。

（1）深圳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由于三来一补的政策的推动，上个世纪无数工厂扎根深圳，但是由于深圳土地面积有限，从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就拉开了旧工业区改造的大幕。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圳市工业用地改造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探索、XX主导，多方参与的“个案化”、政策统一完善的全面发展、基于保护制造业的制度严控四个阶段，与之相对应深圳市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工业用地改造和“工改工”方面深圳市有着很多先进经验。

表6-4 深圳市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汇总表

（2）佛山

佛山市自2007开始“工改工”的探索之后，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经过梳理大致可分为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提升阶段，如表6-5所示。

表6-5 佛山市新型产业用地和“工改工”政策阶段表

（3）广州

广州市自2008年以来实施市区产业“退二进三”以来，新型产业用地和“工改工”政策主要经历了鼓励自行改造、自行改造政策收紧、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三个阶段，如表6-6所示。

表6-6 广州市新型产业用地和“工改工”政策阶段表

　（二）东莞市提升“工改工”政策执行效果的思考

　　1.政策本身

（1）重塑XX和市场角色

在现有的情况下，XX进行税收征收比较难，二级房地产介入会提高业主的预期，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所以在接下来，是由XX主导，市场支撑。比如由XX单一主体挂牌，XX出台统一的政策，进而打消业主的博弈心理。其次便是进行土地一二级联动开发，从事土地一级开发的片区、园区开发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甚至主导二级开发。这样有利节省成本，可以使开发商收益最大化也可以降低单纯一级开发的风险。

（2）进行利益联动

既然权利人不愿进行“工改工”，主要原因是不能从中获利，所以要实现“工改商居”与“工改工”项目的平衡，扭转市场预期，进一步激发市场动力。可以实行台账联动。年内将出台城市更新联动平衡台账管理制度，研究建立城市更新产业指数、居商指数，通过合理调控“工改工”“工改居商”“旧村改造”等项目的改造数量和开发节奏，实现城市更新各类项目的平衡，从总体上达到以“工改商居”促“工改工”的目标。

（3）抓稳成本提高收益

一是出台城市更新拆迁补偿指导意见，合理确定补偿时点控制不断出现的违法加建扩建行为，减少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成本，分类型提出指导性的拆迁补偿标准，引导拆迁补偿预期，稳定改造成本，加快谈判进程。二是出台《东莞市“工改工”财政补助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拆除补助、新建补助、税收分成的标准、申请流程，落实财政补助优惠政策，提高改造积极性。

　2.执行机构

（1）加强基层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素质

作为政策执行者，“工改工”政策中基层工作人员业务水平至关重要。基层普遍工作繁琐、事情多、压力大，工改工作的专业化实现需要专业的城市更新或者规划相关队伍。东莞市XX应加强城市更新教育，培育专业的城市更新或者规划相关人才及时补充到相应的工作队伍中，以保证“工改工”工作的专业性。同时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政策法规、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特别是年长的工作人员，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工改工作的基层人员都是直接接触相关利益者主体的，因此更要注重基层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工作理念的培训。让他们认识到权为民所用，不能乱为、注重公平正义。正因基层工作人员直面群众，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工作态度能减少矛盾，大大提高XX形象，增强XX的公信力，也可以顺利推进“工改工”政策的执行。

（2）提高基层待遇

基层工作者任务量大，工作杂，平时压力也大，处理的事务更加琐碎，因此为了保证工作者的高效工作，XX必须要提高基层工作者的待遇。对于从事工作坏境恶劣、工作量大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岗位津贴和经费补助。在工改工作中，奖罚有序，对于工作负责，成绩显著的工作人员给予奖励晋升，而对于随意、敷衍、滥用政策、以权谋私的工作人员严惩不贷。

（3）推进功能区的设立

东莞市是中国5个不设县区的地级市之一，市级之下就直接是镇村，因此镇村的权利较大，而且东莞目前有4个街道、28个镇，市局直接管理任务量也较大，因此可以在东莞市设立功能区。功能区一般是由相近的几个镇组成的自治组织，由各镇的领导来担任功能区的管理层，负责统筹规划该功能区内的相关事务。市局可以向功能区派一定的拥有城市更新、土地资源管理、规划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指导，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功能区的设立一方面便于各镇之间相互交流、共享经验和资源，另一方面也便于市局来管理监督，这样会更利于政策执行的推动。

　3.目标群体

（1）加强对目标群体的政策宣传

宣传工作是做好工改工作的前提，想要使“工改工”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宣传工作一定要做到位。群众只有知政策、懂政策，才能更好参与的工作。尤其是要加强对业主、开发商、企业的宣传，让他们知道“工改工”是惠利大家的政策。让业主打消对土地这么强的占有欲和希望获得更多赔偿的侥幸心理；让开发商明确XX补贴的政策和后续的利益分配；让企业懂得新型产业用地对发展产业的优势，推进企业改革升级。

（2）提高目标群体的参与度

要提升“工改工”政策执行效果，提高目标群体的参与度是不可或缺的，这也为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了群众基础。要提高目标群体的参与度，一是参与意识的培养。培养业主、开发商、业主的主人公意识，工改是为他们谋福利，他们是最终的获利方，因此基层工作人员和干部加强与他们的交流沟通，梳理他们的参与意识。二是思想的转变，业主、开放商、企业等的思想很多都是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尤其是业主不愿进行改造，所以转变他们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思想转变了才有参与的意愿，因此工作人员要在这方面多下心思。三是建立民主协商制度，“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牵扯主体众多，要想顺利执行就要找到各方利益平衡的一个点，因此需要建立民主协商制度，由XX的牵头让各方利益主体互相交涉，寻找解决方式。

　4.环境因素

（1）妥善破解历史遗留问题

用足用好省改革创新实验区的优惠政策，争取上级部门支持，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出台历史不动产权益确认指引，针对早期以租代征、私下流转、挂靠使用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民事自决为原则，通过历史协议核查、集体民主表决确认、公开公示等程序，合理确认历史不动产权益。二是多路径解决规划问题，目前东莞市正处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渡时期，为解决过渡时期建设项目落地问题，以一致性处理为原则，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使用、有条件建设区使用、建设用地规模置换、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等五种方式可局部修改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符合强制性内容的情况下可修改城市总体规划。

（2）前后端联动发力

“工改工”和城市更新涉及的链条长、环节多，下来将强化全链条资源的对接融合，着力形成全产业链的合力。一是城市更新+招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基地、市镇联合招商基地、低成本空间等招商政策进行充分对接，探索以政策换“招商权”、购买“招商权”、合作招商等多种方式，为XX统筹一批即时可用的优质产业载体，“工改工”项目注入更优质的产业，招商促改，同步推动空间再造、产业再造。二是城市更新+金融。建立由XX部门、行业协会、金融企业、开发企业构成的城市更新金融服务联合议事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共同建立城市更新金融产品集中发布机制，对优质城市更新项目特别是“工改工”项目推出贷款利率更优惠、贷款期限更长、贷款方式更灵活的金融产品。三是城市更新+税务。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项目协调会、接洽会，对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开展税务政策咨询服务；结合税收政策尤其是改造成本认定等常见问题，汇编城市更新税务问答小册子，加快项目进度。

（3）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的氛围

“工改工”的推动绝不能仅仅靠XX单方面的力量，XX的专有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不可能推动全市的“工改工”政策执行，因此需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在全市氛围内营造支持的氛围。只有整个社会一条心，大家劲往一处使，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工改工”政策执行的效果。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以访谈法和座谈会的形式，通过和东莞市自然资源局，道滘镇、洪梅镇、水乡功能区管委会土地管理所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了解总结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沟通过程中，可以发现XX是希望政策能够顺利实施下去，并且综合考量各方利益主体给予一定补贴和红利。但是业主、企业等方更多是想安于现状，或者补贴的程度要比XX预计的更多，因此形成了XX和业主之间对立的局面。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涉及四个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通过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中存在以下五个问题：产权碎片化明显；补偿期望高；历史土地问题包袱较重；治理手段缺乏法律保障；专业化人才不足。

对“工改工”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四个因素进行分析。政策本身方面包括“工改工”政策本身缺乏激励效果；执行机构方面包括基层管理难到位和基层工作力量不足；目标群体方面包括部分业主改造意愿低和各主体利益平衡难；政策执行环境方面包括工业用地规划困难、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产业引入难。

分析上述问题的原因，并结合我国其它地区新型产业用地改造的经验，提出了以下解决途径：一是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包括重塑XX和市场角色、进行利益联动、抓稳成本提高收益；二是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和XX机构的执行力，包括加强基层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素质、提高基层待遇、推进功能区的设立；三是提高目标群体的参与度，增强与群众的交流，包括加强对目标群体的政策宣传、提高目标群体参与度；四是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包括妥善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前后端联动发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的氛围。希望可以为东莞市接下来的“工改工”政策执行提供一定的借鉴。

“工改工”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面对不同的问题需要灵活应对，而政策的执行过程也不能一概而论，特殊问题需特殊对待。

　（二）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本文通过对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是研究过程也是比较浅显。总结出的问题主要是通过XX给出了数据和观点，对于目标群体的观点和看法了解较少。因此在以后的深入研究中，首先可以通过对业主、开发商、企业、群众等再进行比较细致的走访，去发掘他们的诉求和看法，为本文增添更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本文是一篇质性研究，更多是从政策的角度去思考，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定量的思维，去探索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各方利益要如何分配和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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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琰琰.安徽省省级开发区转型发展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4.

[4]王京海.产权博弈与重构：城市工业园区转型机制研究[D].南京大学,2017.

[5]夏添.跨区域老工业区与大都市老工业区转型路径对比——以上海杨浦老工业区和东北老工业区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5(06):123-129.

　致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文至此，落笔为终。一晃四年过去了，很荣幸能够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度过我的四年大学时光，在这我系统地学习了行政管理专业以及土地资源管理方向的各方面知识，深深佩服各位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学识，回想起四年前来到华工的那一天至今还历历在目。

此次与“工改工”相关的毕业论文，使我对于一个陌生的专业领域进行了探索和思考，获益良多。其中我最感谢的是我的论文导师，对我论文的选题、定题到论文撰写和修改都给予了很多的建议与关照，及时指出我论文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建议修改，为我论文的完成提供了全程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带我前往东莞市进行调研，使我对东莞市的一些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领悟。同时也要感谢身边家人、同学、朋友对我的支持，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为我提供物质以及精神上的保障，也会和我进行论文内容的交流和沟通，使我始终保持思考的状态。虽然论文仍然存在瑕疵，但是最终能够完成离不开老师、亲人、同学、朋友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再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论文的最后我还想说些题外话，当初我是因为填错志愿阴差阳错来到华南理工大学来到公共管理学院，尽管大一的时候有过后悔，但是到了今天我可以认真地说我不后悔。在华工我结识了一群好友，遇到了一群优秀的老师，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与人生而言四年很短，但是这四年带给我的收获是获益终生。本次毕业论文算是我第一次独立去完成研究，也为我今后的研究生学习打下基础。既然选择了远方，便不顾风雨兼程，漫漫研途，未来可期！

产城融合背景下东莞市“工改工”政策执行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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