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研究以科睿唯安发布的期刊引文报告和基于SCOPUS数据库计算的SCImagoJournalRank指数为数据基础,系统分析期刊影响因子下滑导致期刊自引的策略行为。笔者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对期刊排名和自引率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了期刊声望是否二者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关键词:自引;期刊声誉;影响因子;锦标赛理论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1)影响因子
随着量化指标成为科研领域中的重要评价手段,各学科领域内都逐渐引入量化指标进行分析。虽然量化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事物的状态,但是由于量化指标均依靠数据进行计算,它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在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对刊物的评价当然也不乏量化的指标,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影响因子(JournalImpact Factor),简称JIF。 影响因子最早被提及于尤金·加菲尔德撰写的《科学引文索引》中,在文中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可以追踪论文被引次数的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加菲尔德通过自己积累的资本发布了第一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以下简称SCI),随后几年他发布了第一批期刊影响因子,并不断发文阐述自己关于引文分析的想法。虽然学术界对他的想法提出了异议,但是这一指标却受到了读者、研究员及图书馆员的欢迎。1992年,汤森路透公司收购了加菲尔德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了期刊评价指标的数据库。影响因子是通过前两年的期刊文章被引频次除以前两年期刊刊文总量计算得到的,公式如下: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以下简称JCR)每年会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水平进行学科内的排名,并根据学科排名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划分Q1、Q2、Q3、Q4四个分区。影响因子为学术期刊的定量评价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数字化指标,也初步奠定了期刊定量评价期刊的指标体系[]。
虽然影响因子在评价刊物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一味藉用影响因子评价期刊也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唯影响因子的倾向的出现,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将学术绩效评估与影响因子高低直接挂钩,而在我国,博士毕业、职称的晋升,学科的评估都是将影响因子纳入评价指标之中,催生出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因素不断介入科学研究界,影响因子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界内部运作的产物,它势必会和利益牵扯在一起。不论是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导向或者是相关组织对期刊进行评选,都会看重刊物影响因子的指标,甚至成为优秀期刊评选的门槛。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改进学术绩效的评价机制意欲遏制“唯影响因子”的风气,但是影响因子长年占据垄断的地位使得具体的落实仍然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影响因子和利益联系得如此紧密,加之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简单,为人为操纵影响因子提供了可能,导致学术丑闻频发。例如应用数学界类的刊物IJNSNS,曾因为其主编通过人为增加自引和利用主编所在大学组织会议的论文集对此刊物进行他引的方式,使该刊的影响因子一跃超过应用数学领域的一些知名刊物成为2006——2009年该学科内的顶级刊物。而在我国的外科类刊物中,2006-2010年影响因子位居前列的期刊的自引率明显高于同学科的其他刊物[]。由此可见,人为提升影响因子的现象并不罕见。根据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将人为操纵影响因子的方式归纳为两类:
(1)缩小分母,即缩小刊物的载文规模。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CSSCI核心期刊和经管类期刊缩减刊文量,这与我国社科经费快速增长的现实是相违背的,究其原因也是存在影响因子操纵问题[]。但是这一做法降低了期刊的信息密度,浪费了刊载资源,并不利于期刊和学科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期刊载文量的提升对期刊的学科扩散指标、学科影响指标之有促进作用,期刊载文量大则学科扩散指标和学科影响指标也大,期刊排名均比较靠前[],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载文量可能对影响因子无益,甚至对期刊的发展会起到弱化作用[],例如肿瘤学科曾经的旗舰杂志《ONCOTARGET》通过提升期刊载文量获得了较高的影响因子,但是在它不断扩大刊载量的同时,其权威性也受到怀疑,之后更是逐渐演变成投稿者口中的“水刊”,最终于2018年不再被SCI检索收录。刊载量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众说纷纭,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2)增大分子,即提升被引频次,但是期刊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他引(虽然期刊之间可能进行抱团互引,但这种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为了稳定提升下年度的影响因子只好转向选择增加自引的频次。一些编辑部或因为出版商的经济压力或出于奖励申报的目的,就会冒险采取不易察觉的方法来提升影响因子排名,其中就包括人为小幅度增加自引。一些学者将人为增加自引数的行为定义为“虚假自引”。“虚假自引”是学术评价机制作用下催生出的怪胎,在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之下,一些编辑想法设法通过虚假“自引”增加期刊的总被引频次进而偷巧获利[],例如一些编辑在投稿要求中要求引用本刊物,建议学者添加发表在本杂志上的参考文献,这种做法虽然会使用一些较为温和的语言,但实际上却是暗示投稿人要么选择引用本期刊的文章,要么增加自己被拒稿的风险。根据Wilhite A W和Fong E A.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认为这种做法影响期刊质量,然而在学术压力的影响之下,却仅有7%的人拒绝添加多余的引文。
通过提升自引进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可以在学科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当一本期刊通过非道德方式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它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稿,能够进一步提升其在该学科的地位,导致部分学术不精的期刊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反而挤压了其他正常运作期刊的生存空间,不利于学科整体的发展。
(2)策略性自引
自引,通常被定义为引用和被引用的论文至少有一个共同作者的引用,然而该术语有时也用于其它类型的引文类型如期刊自引和机构自引[]。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将自引定义为期刊的自我引用,即某一期刊中的文章引用该期刊之前发表的文章的行为。期刊自引这一行为在学术界饱受争议。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一本杂志在长期的运作中会形成自己的研究偏好和专攻的领域,自引这一行为无法避免,合理范围内的自引也是研究领域正常的现象。另一方面,自引行为能够直接影响影响因子的水平,而通常期刊编辑部又难以控制他引的水平,因而只能选择增加引用本刊物上文章的次数,进而提升刊物的影响因子。科学研究也表明,过度自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科睿唯安(JCR的主管机构)每年也会对自引水平异常的期刊进行警告,并隐藏其当年的影响因子数据,并根据期刊后续的表现决定是否让其重回SCI之列。近年来,我国也不断重视期刊的诚信建设,例如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声明要将利益至上罔顾质量的期刊纳入黑名单之中。因此,大幅增加自引的行为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许多编辑部在日常维持编辑部生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着期刊影响因子排名降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就会遭受来自上级领导或者出版商的压力,并因此会选择小幅度地隐蔽地增加自引行为,次年的影响因子和排名也能相应提高。本文探讨的便是在期刊前两年排名下降的境况下,编辑为提升期刊排名增加的自引行为。这一行为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策略性自引行为。
(3)锦标赛模型
锦标赛模型是由Lazear 和Rosen 共同提出来的,最初运用于公司内部激励的一种手段。锦标赛是一种竞争性的激励机制,委托人(principal)为参与锦标赛考核的代理人设置以竞争排名为基础的差额奖金的竞争机制,最后根据代理人(agent) 相对的业绩排名来决定实施奖励或者惩罚,在这种机制之下,赛制中获得第一名的代理人可以收获最高额的奖金,然而这样的环境下,却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有悖于锦标赛最初目的的行为。一方面,锦标赛机制会激发参赛者选择短视的行为,参赛者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排名,会牺牲一些长远利益为短期效益服务。例如一些学者将锦标赛机制运用于对我国官员晋升的研究机制中,发现锦标赛机制中官员在自己的任期内为了顺利晋升,会选择短期经济利益较大但是长远看来会付出较大代价的政策[],一些官员可能为了提升任期内的经济表现而忽略生态文明建设,为当地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奖金的诱惑会降低组织中合作和互相帮助的意愿。锦标赛模型中的零和博弈特征也会使得代理人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高的排名可能会选择破坏他人成就的拆台行为,例如隐藏有利于他人工作的信息甚至暗中破坏他人的工作成果,致使组织中形成恶性竞争,组织的产出反而会受到影响。由于期刊引文报告每年都会根据影响因子对刊物进行分区内的排名,这种排名的机制就类似于锦标赛中的竞争机制,排名较高的刊物在学术界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能够接收到更多优秀的投稿,进而形成期刊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是通过排名来评价期刊实质上形成了刊物之间的锦标赛竞争,即为提升刊物在学科中的排名而展开竞争。根据锦标赛理论,这种竞赛机制可能产生包括欺骗等一系列旨在提升排名的非道德行为(Unethical Behavior),编辑为了短期内能够提升自己的排名就会选择人为增加自引这种短视行为。据此笔者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当刊物影响因子排名下滑时,期刊可能通过自引来提升刊物的排名。
然而,在锦标赛模型中,代理人的非道德行为也存在控制因素,根据文献梳理,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的控制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对破坏行为明确地界定。当组织明确使用了“拆台行为”这一术语来定义参赛者破坏他人成就的行为时,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就相应会减少。
2.奖励指标的设置。一是奖励指标之间的差额,因为竞争而产生的排名之间的奖金差额会显著影响组织中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组织中奖金设置的差额越大,参赛者内心的公平感越低,发生非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二是指标的多元化。当组织中对绩效评价的指标单一的时候,组织中的参赛者就容易产生短视行为。这也正好可以解释在唯影响因子的风潮之下,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
3. 沟通情况。当组织中代理人和参赛人或参赛人之间进行了良好的交流沟通,那么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也会相应减少。
故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类似锦标赛机制的影响因子排名中,应当也存在对策略性自引进行抑制的因素。
(4)SCImagoJournalRank
鉴于影响因子作为期刊质量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其他机构也开始建立新的指标例如H指数、SNIP指数,用以对期刊的质量进行评价。其中,SCImago Journal Rank(以下简称SJR)是近年出现的颇受瞩目的评价指标。SJR指数是由来自西班牙的SCImago团队基于Scopus数据库,利用谷歌发布的pagerank迭代算法对刊物声誉进行评价的指标,它强调期刊被高质量期刊引用的价值。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SJR的期刊评价功能相较于JIF和H指数更优,它克服了影响因子只考虑引文数量的缺陷,纳入了期刊引文的质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JIF。不少学者也通过研究证实了SJR的期刊评价功能与其他评价指标相比更具优势[]。
从计算方法上来看,SJR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识别期刊的过度自引。SJR在计算过程中会将期刊的自引上限限制在其发表参考文献的33%,这样既不会触及正常的自引水平,又能够有效排除过度自引所导致的期刊价值虚高[]。相较于影响因子,SJR也更能反映期刊的声誉水平,因为它除了考量刊物引文的绝对数量之外,也会排除部分自引并且将引文的质量纳入计算中。正因如此,如果期刊较为注重自身的学术声誉,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下降时,编辑可能就不会贸然采取增加自引的手段提升排名,因为增加自引就可能导致期刊SJR分数降低。据此笔者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SJR 指数越高的刊物面对影响因子排名的下滑,通过增加自引率提高其排名的可能性越低。
2.研究意义
①理论意义
我国已有学者对我国的科技期刊的自引行为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我国目前一些期刊通过大幅度提升自引的手段来提升自己在学科内的排名,使得影响因子指标失去了评价的公正性的结论[]。但是目前关于国外期刊自引现象,研究还较为匮乏,本研究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锦标赛理论长久以来都被应用在企业绩效领域,但是锦标赛的机制却存在于生活中许多的方面,许多现象也可以通过锦标赛理论进行解释,例如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有学者借助锦标赛理论对我国官员的晋升机制进行研究。将锦标赛理论引入学术研究期刊之中,可以进一步拓展锦标赛理论的使用空间,为解释一些学术期刊中的现象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②实践意义
期刊的自引行为,是研究延续性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一些期刊却将自引视作提高影响因子的手段。固然学术界明确并不认可过高的自引率,XX组织也对这种学术不端行为予以明令禁止,但是依然不能排除相关人员为了利益或者迫于环境的压力等等原因冒险小幅度增加自引行为的可能性。一些编辑部可能根据期刊排名的变动情况调整下一年的刊载策略,会在发刊要求中增加引用本刊物的文章优先的条件,本研究对这种现象作出了针对性研究,并且通过计量分析的手段直观地揭露自引率有关乱象。
本次研究也引入了SJR指数,笔者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的固定效应模型将两项期刊指标进行了联系,虽然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将影响因子其他的期刊评价指标结合起来,但是关于影响因子排名、自引率与SJR指数的结合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本次研究能够拓展学术期刊评价指标的联系网络,对建立全面的期刊评价机制有所裨益。
SJR指数衡量的是期刊的声誉水平,指数越高,期刊的声誉越高。该指数在计算中会排除期刊自引的部分,甚至过高的自引可能会影响期刊的声望水平,因此声誉较高的期刊在面对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下降时可能并不会贸然增加期刊的自引数。本研究着意探究期刊在面对期刊排名下降的情况下是否会选择增加自引行为进而提升影响因子,以及进一步探讨期刊的声誉是否会对这一步行为有抑制作用。同时根据锦标赛理论,在组织中对非道德行为进行明确界定,能够有效地遏制非道德行为[]。因此通过本研究直白地研究期刊的乱象,也能够有效对其他期刊起到警示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1.研究现状
笔者在各文献网站对相关文献搜集,在知网和万方上分别以“自引(率)”、“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声誉”“影响因子 操纵”“自引率 期刊影响因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学界关于“自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声誉”这几项指标都存在相关研究。而在国际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中以关键词对“self citation”和“Impact Factor”和“Journal Reputation”进行分别检索及组合检索,情况大体与国内相似。在探究自引率与期刊影响因子的关系及声誉与影响因子的关系方面都有学者做出了研究,例如赵星的研究表明,尽管SJR指数和影响因子在计算方式和数据来源方面存在差异,但是 SJR 与 JIF 之间仍然有较强的相关性(ρ=0.824,p<0.001)。 又如2000 年 Fassoulaki 等学者就认识到期刊自引率对影响因子的影响,他们以6种麻醉学期刊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学方法发现期刊的自引率与影响因子之间呈现高度相关(r=0.889, P=0.015)。
而关于自引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的作用以及期刊自引的原因。
自引并非不合理,往往是因为其来源的问题才会导致期刊的自引颇受争议,根据文献梳理,可以归纳出期刊自引的原因:
(1) 期刊的特征。一是当期刊的研究内容比较独特,期刊收录的文章很少能参考本刊之外的文献,这就会导致期刊的自引水平较高。二是当期刊研究的内容具有连贯性和承续性,期刊的自引水平也会不可避免的升高。
(2) 学科的特征。当本学科的规模较小,包含的刊物较少,学科内的文章对于参考文献的选择空间较小,这种情况下,期刊的自引水平也会较高。
(3)人为增加自引。这一情况也就是本研究想要探讨的对象,即期刊编辑出于操纵影响因子的目的,通过明显或委婉的手段,提升影响因子排名的学术不端行为。
关于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的作用,学术界争论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自引与影响因子呈正相关关系。根据Chia-Lin Chang(2013)和Micheal Mcaleer(2013)的研究,期刊的强制性自引会提升期刊的两年影响因子甚至会影响期刊的五年影响因子[]。而李贺琼等人根据统计我国2006-2010年外科学期刊的数据得出结论,期刊自引行为能够显著提高总被引频次,进而能够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
(2)自引与影响因子关系较为复杂,不能简单描述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根据温芳芳(2020)的观点,自引率虽然能够提升影响因子及排名,但是自引也会受制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正向或负向相关[]。而根据Campanario和Miguel J对连年上升的期刊的自引率所进行的研究,在些期刊上升的过程中,自引的贡献十分有限。
总体而言,目前研究不乏对自引行为的关注,除了探讨自引行为的动机,还对自引与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目前的研究尚未涉及期刊排名波动对自引率的影响,在期刊自引行为中引入声誉加以探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2. 锦标赛模型下的策略性自引行为
由追捧影响因子而引发的虚假自引现象,本研究尝试使用锦标赛模型的有关理论进行阐释。锦标赛理论最初是被应用在企业中的一种激励机制,它认为通过在公司中建立起以排名为基础的绩效评价机制,能够有效地鼓励员工为了提升自己排名而付出努力。当参与锦标赛的员工风险倾向都为中立的时候,锦标赛机制可以诱发员工付出更多的努力,组织能够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8]。这与影响因子的排名机制很类似,排名越高的刊物,在学术界就有更高的曝光度,期刊能收获更多优秀的投稿,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同时,更高的排名也能够为期刊吸引到更多的广告投资和政策扶持,例如在多学科的排名中都位列前茅的杂志《科学》每年的广告营收可达到约2000万美元,这无疑能够为期刊的运营和发展带来经济利益。当参与竞争的刊物都坚守学术诚信时,刊物编辑就会努力通过提升期刊质量提高影响因子。然而在锦标赛模型的实践中,这种具有期权特征的报酬结构也会会催生出一些破坏公司绩效的行为[],根据Gary Charness的研究,当组织中存在这种通过竞争提高排名进而提升绩效的计划时,员工就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人为地提升自己的绩效,进而增大自己在竞争中的赢面从而获得奖金[]。在ChristineHarbrin(2011)和BerndIrlenbusch(2011) 的研究中提到,锦标赛机制虽然能够激励员工为公司的目标付出努力,然而在这种相对绩效计划之中却存在着一个不能忽略的缺点,即代理人可能会采用蓄意破坏他人成就(Sabotage)的不端行为确保自己在锦标赛中胜出[12]。提高影响因子可以提升期刊在竞争中的排名,而增加自引就类似于模型中代理人人为提升自己的绩效。根据 Marco Seeber对自引行为的研究结论,当学术奖励与指标联系的越密切,期刊编辑就会倾向于使用发表策略,用来刺激良性行为的度量标准如果设计不当,甚至会更容易刺激不端行为做法的传播。影响因子与利益的关系如此紧密,因此当期刊排名下降,期刊编辑就可能受到来自上级领导及出版商的多方压力,此种情况就容易滋生策略性自引。建立影响因子机制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排名能够显示期刊的刊文水平能够让受众对期刊的质量有直观的感受。然而当这种本来用于客观评价刊物的指标与利益交错时,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下降时,编辑就会倾向于选择以人为增加自引的方式予以回应,本研究将这种人为增加自引的行为定义为“策略性自引”。
根据文献阅读及总结,笔者总结出策略性自引的几种表现形式:
(1) 通过作者源增加自引。编辑在刊载要求中会明示“优先录用引用本刊的文章”,或者在编辑与作者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明确或委婉地表示增加本刊物的引用,许多作者在科研压力和学术指标的作用下,可能就会在自己的论文中添加不必要的引文来迎合期刊编辑的喜好。
(2) 通过刊载源增加自引。迫于期刊运营的压力,编辑会选择刊载引用本刊频次较多的论文,或者刊载有大量引用空间的综述类论文。此外,编辑也可能在修改学者论文的过程中,擅自添加引用条目,提升本刊的引用频次。
3. 声誉对策略性自引行为的介入
期刊声誉,一般指的是期刊的科研水平和实力,以及期刊在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的影响力的广度与深度。编辑可以通过刊载策略短期内提升影响因子,但声誉却不是一个可以短期提升的指标,它需要编辑长期全面地培养期刊的各个要素,整体提升期刊的质量才可能为期刊树立良好的声誉。而选择策略性自引来提升排名,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期刊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譬如一旦期刊进入了科睿唯安发布的压制名单中,期刊不仅面临着被剔出SCI索引的风险,而且鉴于大众都有负面偏好,对于期刊的负面新闻都会更加关注,爆出丑闻可能还会导致期刊大量流失优质作者和资深的审稿专家。根据张丛的研究结果,高知名度的期刊会非常看重期刊的声誉建设,期刊的声誉如果受损,想扭转局面必将事倍功半,因此高声望的期刊会极力避免期刊的学术声誉受损[]。虽然增加自引行为能够提升下年度的影响因子,但是不合理的自引水平也会降低对学术期刊评价的权威性,影响期刊的声誉[]。在面对期刊排名下降的情况下,声誉就可能成为抑制编辑选择策略性自引的因素。
SJR指数,是由来自西班牙的SCImago团队根据Scopus数据库所建立的新型期刊评价指标,它引入了引文网络的概念[],利用谷歌发布的Paper Rank迭代的算法,计算过程比较复杂,但它兼顾了期刊的质量和声望对引文价值的影响[],更能够全面地评价刊物的影响力。根据学者的观点,SJR指数注重引文的质量,更能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能够衡量期刊的声誉[]。所以本研究将SJR指数作为期刊声誉的衡量指标,并据此建立假设,即拥有高SJR指数的刊物,在面对排名下降的情况下,采取策略性自引提升排名的可能性更低。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1.指标确定
要探索期刊排名和自引率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确定我们所要进行的数据收集的对象。WebofScience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以下简称JCR)会提供收录的期刊自1997年来所有的影响因子、排除自引的他引因子、分区排名等数据。而对于期刊的声望则主要通过收集SCImagoJournalRank网站所发布的自1997年开始计算的SJR指数。
然而,由于JCR中并没有直接提供自引率的数据,因此该指标只能通过所收集的数据后期计算的方式得到自引率。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由此可以确定,本研究所需要收集的指标为发布于WebofScience上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排除他引的影响因子、分区内排名以及发布在SCImago官网的对应期刊的SJR分数。
2.样本确定
(1)确定学科。本研究从Web of Science提供的SCIE和SCI的目录中选取刊物数量大于20本的212个学科涉及的993本刊物作为研究总体。首先,使用PPS抽样方法确定刊物,在这212个学科中抽取50个学科。考虑到在抽样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重复抽取学科的问题,为了保证严谨性,最后删除重复抽取的学科共7门,保留43门学科。初步确定学科之后,本研究收集了科目下属的期刊名单,并且确定每本刊物在整体的抽取过程中只出现了一次,建立了学科清单。
(2)确定刊物。在建立好的学科清单中从各个学科中均抽取20本刊物,运用spss进行PPS抽样,并舍弃重复抽取的刊物,最后得到993本期刊列为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对象。
(3)数据收集。这一步是将SJR及JCR发布的数据进行转录,由于JCR最早的数据为1997年,加之收集数据时为2020年4月,最新数据仅同步至2018年,所以将时间窗口设置为1997-2018年。然而,刊物的时间窗口并不一致,一些新兴刊物创刊时间或被SCI收录时间较晚以及一些刊物可能中途停刊,故而在数据缺失的地方本研究以“999999”进行填充,最后得到刊物的面板数据。
(4)数据校对。为了提高数据的质量,所以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采取随机抽样校验的方式。在数据初步收集完成之后,由组内成员进行互相进行随机的样本抽取并进行数据核实。并且在后续数据处理过程中,再次对遇到的错漏之处进行勘误。经过多轮的比对和校正,本研究的实验数据有稳定的来源和高度的可靠性,能够支撑我们后续的研究。
3.建立假设
根据前文的综述,可以得到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是期刊排名下降的位次,因变量是期刊的自引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期刊排名下降的情况下期刊是否会增加自引行为。由此可以提出假设一:
H1:期刊会因为期刊因子排名的下滑而提升其自引率。
而除了上文所提出的假设一,本研究也着眼于期刊的声誉是否能够抑制策略性自引的行为,由此提出假设二:
H2:SJR 指数越高的刊物面对影响因子排名的下滑,通过增加自引率提高其排名的可能性越低。
(二)数据分析
1.描述性分析
本文从webof science所发布的期刊引文报告收集了995本刊物自1997年至2018年的影响因子、分区排名及在SJR官网所发布的SJR指数,对于时间窗口不一的刊物进行了平衡面板的处理。最后得到如下表所示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期刊的排名变动呈现出比较平稳的态势,绝大部分都是小幅度的波动,偶尔出现一些波动较大的极端值,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学科之中,例如排名变动的最大值出现在刊物Econometics Journal,该刊物来自经济学,这些学科通常竞争大,排名的波动比较剧烈。此外,这些波动较大的刊物编辑部当年可能也出现了较大的政策改革或者中途休刊导致排名急剧下滑,故而这些刊物常常会呈现出连续两年的剧烈波动(大幅上升之后大幅下降或者大幅下降之后大幅回升)。此外在自引率收集中,出现了最大值为1,经研究校正之后回溯,发现这些刊物在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他引因子为0,考虑到该数据不符合实际情况可能会导致误差,故而在后续的实验操作中不予采用。
在声望指数中,最大值则出现在纳米科学和技术领域的《Nature Nanotechnology》,同时该指标标准差较大,数据呈现出离散的状态。考虑到SJR会受到出版周期的影响,由于期刊的出版周期不一致,所以导致了SJR在不同期刊之间差别较大[]。此外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自然科学期刊的SJR指数集中程度比社会科学期刊的SJR指数更低[11]。
表2-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自引率
(Selfcitation rate) | 声望指数
(SCImago Journal Rank) | 排名变动
(rank change) | |
平均数 | 0.16 | 1.11 | 1.06 |
最大值 | 1.00 | 20.61 | 143.00 |
最小值 | 0.00 | 0.10 | -183.00 |
中位数 | 0.12 | 1.73 | 1.00 |
标准差 | 0.14 | 15.50 | 13.14 |
观测数 | 13174 | 13174 | 10958 |
2.平稳性检验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进行了对数据的稳健性检验。对于面板数据,本研究使用的综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该检验能够更有效地测试数据的平稳性。在对数据进行了平衡面板处理之后,本研究进行了如下四种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2所示。
通过表2-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通过了ADF-FISHER和PP-FISHER检验,可以判断本次收集的数据是平稳的,可以进一步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表2-2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检验方法 | 自引率
(self-citation rate) | 排名
(rank) | 期刊声誉指数
(SCImagoJournalRank) | |
LLC | -13.89*** | -11.82 | -23.79*** | |
ADF | 2113.64*** | 1250.86*** | 1668.90*** | |
IPS | -26.41*** | 0.4301 | -8.61*** | |
PP | 2513.95** | 07.03*** | 1150.76*** |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2)四种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都是数据中含有单位根
3.回归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也称“平行数据”,是指同时在时间和截面上获取的二维数据。从截面来看,面板数据是数个个体在某个时间节点构成的观测值;而从时间上来看,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克服许多原有统计模型的弊端,提供更高的估计效率。考虑到可能会产生异方差的问题,一些刊物所在的学科刊物较多,排名变化幅度也更大,而学科规模小的刊物变化幅度偏小,以及一些刊物存在一年内有巨大变化的例外情况,本研究的过程都对各项指标都进行了取对数的处理,对于自引率和排名变动为0的刊物,赋值为0.0001后再取对数。
4.假设一验证
鉴于期刊引证报告的发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去年的报告往往要到本年六月左右才能发布,期刊的编辑所收集到的影响因子及排名故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设置的自变量即排名的变化会对数据进行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处理。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鉴于期刊排名的下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研究对自变量数据进行了差分处理,所以本文将自变量设置为滞后一期的排名与滞后两期的排名之差,并且为了保证结果的针对性,本研究舍弃了排名上升以及排名不变的情况(即rankc<0或rankc=0)。用排名变动的对数与自引率对数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表2-3 自引率对数和排名下降对数的回归结果
lnself | |
lnrankc | -0.0307** |
(-2.20) | |
N | 2289 |
R2 | 0.002 |
F | 4.8255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1, **p< 0.05, ***p< 0.01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在这张表中,lnself是指期刊自引率的对数,lnrankc是指期刊排名下降位次的对数,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排名下降的位次与期刊自引率为负向相关。
5. 假设二验证
假设二是在假设一的基础上加入SJR指数作为交互项,探究SJR指数在假设一关系中所发挥的控制变量的作用。为了后续能够顺利处理数据,本研究先对自变量排名变动和调节变量SJR分数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防止多重共线性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交互效应的公式:
Y是研究中的因变量即排名的变动,X是自变量即自引率,Z为控制变量SJR指数,据此本研究只需生成交互项lnrankc*lnSJR,以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表2-4 SJR指数对数介入自引率对数和排名下降对数关系的回归结果
lnself | |
lnrankc | -0.0288** |
(-1.97) | |
lnSJR | -0.0966* |
(-1.91) | |
lnrankc_lnSJR | 0.0187 |
(0.93) | |
N | 2311 |
R2 | 0.004 |
F | 2.8156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0.1, **p< 0.05, ***p< 0.01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在此表中,lnSJR是指当年的SJR分数的对数,而lnrankc_lnSJR则指的是SJR作为 控制变量的调节效应的交互项。
(二)结果分析
从以上数据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的结果否定了我们最初的设想,假设一回归系数为-0.0307,并且这一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期刊自引率与期刊排名下降之间呈现显著负向相关的关系。
而从假设二的结果来看,虽然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达到了显著,但是由于交互项的显著性系数大于0.1,只能说明不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将在后一章节对数据结果予以分析,并总结相关结论。
三、结论
根据锦标赛理论,在我们的假设中,期刊排名下降可能导致编辑部会面临着多方压力。在竞争的压力下,期刊编辑会选择策略性自引行为。然而这一假设却被本研究的数据处理结果所拒绝,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下降,自引率也会相应下降。这说明,总体而言,学术刊物作为学术共同体之一能够抵制影响因子排名下滑带来的压力。但是,根据锦标赛的有关模型,参赛者利用破坏行为提升自己的相对绩效的做法会被很多因素抑制。因此,本研究认为编辑在选择策略性自引时也可能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抑制:
(1)沉没成本的限制。对于期刊来说,跻身SCI检索并不容易,往往需要期刊编辑长期努力,期刊往往会非常重视这一头衔,即便是排名有所下降,过往为了进入SCI所付出的沉没成本使得编辑也可能不会选择冒险增加自引[]致使自己被SCI索引除名。
(2)主管机构的有效管控。科睿唯安作为JCR的主管机构,为了保证JCR数据的可靠性,会对期刊的自引行为加以监控。当年自引率异常的期刊会被取消一年影响因子计算资格。根据锦标赛相关文献,当环境中明确地将破坏行为定性为非道德行为时,参赛者的破坏行为会显著减少。科睿唯安通过设置处罚措施表达了对人为增加自引的否定态度,这或许也抑制了期刊编辑的策略性自引行为。此外,许多国家也出台了关于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命令,例如我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已经将随意添加期刊自引文献和暗示作者引用本刊列入学术不端的范畴。
(3)编辑对学术诚信的坚持。编辑者对于学术诚信有着自己的坚持,不会因为期刊排名的下降而选择有悖学术诚信的做法。
(4)编辑有其他提升期刊影响因子的方式。根据一些学者对人为增加自引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人为增加期刊自引频次虽然能够提升影响因子,但是由于人为增加自引可能会导致自引占比过大,并不利于期刊后续进行学科间的交流,这与提高影响因子的目的又是相悖的[]。所以编辑并不一定会选择增加自引这种冒险行为。
虽然SJR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然而由于影响因子的垄断地位,纵然SJR有着许多影响因子无法比拟的优点,学界也不乏对该指标的褒扬,但是由于出台时间较晚,仍然处于一个次于影响因子的辅助性地位。此外,SJR仍然是一项数据化的指标,我们依然不能排除是否存在人为影响SJR指数的行为存在,例如近十几年创建的衡量研究人员和组织质量的H指数也仍然存在人为操纵的行为。
同时,数据处理结果也表明SJR指数在衡量期刊声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SJR指数仍然是在期刊影响频次的基础上进行计算的,但期刊的声誉并不仅仅是通过被引频次衡量的,它不仅涉及期刊被引频次这些客观因素,涉及到期刊品牌建设、编辑自身对学科热点和动态的把握的能力、审稿专家库等等众多主观因素。期刊编辑团队是学术期刊的守门人,在期刊的声誉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编辑甚至能够通过把握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从而影响该学科的发展前景[]。除此之外,期刊自身的科学声誉也包括了诸如作者群中知名科学家的比例、刊载科技成果获得转化的比例及期刊承担社会责任在内等等多种因素,譬如知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期刊也不仅仅因为其在医学学科内影响因子卓著,还依靠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上直言不讳[],才获得享誉全球的美名。期刊声誉不是一个纯粹以被引频次及被引质量进行衡量的指标,而SJR的计算过程仍然是以期刊被引频次为主,可能还是无法完全契合作为衡量一本期刊声誉的综合性指标。正如学术界所呼吁的那样,要让期刊挑战使用综合框架和其他期刊指标进行个人和群体评估,并要求使用同行评审进行更公平和更客观的分析,以判断他们研究的重要性[]。
四、研究展望
本文对科研期刊界可能存在的策略性自引行为进行了探索,虽然研究的结果与假设相去甚远,但是或许能够提升我们对科技期刊的信任。科技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如果在社会前沿耕耘的科技期刊都无法保证其研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那么科学事业的成果可能就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科研学者和期刊编辑应当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担,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我们社会也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合理的期刊评价网络,摆脱“唯影响因子”的风气,建立更全面更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能够衡量期刊影响深度及广度,建立非文章形式的成果鉴定和合作研究鉴定机。
经过整体的回顾,可以得出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
(1) 策略性自引作为一种隐蔽性手段,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文献得到许多编辑进行策略性自引的手段和途径,但我们始终无法在自引率这一指标中对期刊的合理自引和策略性自引进行区分。
(2) 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控制变量抑制了策略性自引。根据学者的研究,我国的非SCI索引收录期刊自引率偏高,而进入SCI索引的期刊自引率则相较正常。可以推测为SCI索引收录可能是影响期刊选择策略性自引的另一控制因素。此外,可以由此延伸出另一种思考,即便是期刊被SCI索引收录之后,位于较后分区的刊物会面临掉出SCI索引的风险,在这种压力之下,期刊编辑更可能采取策略性自引的手段去保住刊物的学术地位。
虽然本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等方面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但是通过这次研究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国外文献评价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抗风险性,即影响因子排名下降也不会造成期刊自引的上升。随着我国的科技期刊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提升影响因子水平能够使得我国的刊物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关注,但是提升期刊影响因子绝不能投机取巧,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脚踏实地提升刊文质量。希望期刊编辑都可以将学术诚信谨记于心,实践于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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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lhite A W , Fong E A .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Coercive citation in academic publishing.[J]. Science, 2012, 335(6068):542-3.
致谢
大学四年如白驹过隙,回望过去,有无限遗憾,但人生始终是一条单行道,我无法重回过去改变现在,只能背上行囊向人生另一座山峰进发。
恍惚四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父母,曾几何时我总是厌倦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时光,现在细想来往后却再难有常伴他们膝下的机会。有时,自我感觉父母总是留在原地,而我却不得不向前出发,开始独自承担风险,开始独自面对社会,我的人生他们不会再多有干涉,长大或许就是这样的滋味吧。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内心对这种宛如出走一般的长大有无限哀愁,但是正如李白那句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虽然对过往岁月恋恋不舍,但是我们依然要收拾好心情,到未来一探究竟。
其次,我想感谢悉心指导我的副教授,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甚至在假日都在批阅我们的论文,让我们对学术研究有了初步的理解。
再次,我想感谢我的朋友。论文撰写期间,无数次抓狂,无数次崩溃,多谢他们愿意做我的情绪垃圾桶,陪我收拾好心情,让我能在崩溃之后继续在stata继续耕耘。当然他们并不仅仅是在我论文期间鼓励着我,在我四年每一次黯然神伤、落寞崩溃的时候,他们都站在某个地方等着我。能被他们相信、鼓励着前进的我,在每次无助的时候想起他们,都会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最后,我想感谢华工,感谢她赐给我每年的羊蹄甲花瓣雨,感谢她赐给我一年四季亭亭如盖的树木,感谢在这里碰到的每一个人。我与华工的缘分或许就此而止,但它所承载的关于我青春的回忆,必将历久弥新,在我记忆里默然长存。
结束之际,我祝愿父母身体康健,老师事业节节高升,朋友前程似锦,祝华工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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