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尘埃落定》中的不可靠叙述

摘要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作为阿来的代表作品之一，能够体现作者的优越洞察力和文学功底，助力其成为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依获奖年龄而论，阿来也是最为年轻者。小说有很强烈的哲理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其惊艳之处在于创作中运用了奇特的叙事形式及叙事策略——不可靠的傻子视角、第一人称的限定视角与第三人称相互杂糅。这不仅成功地创造出了极为惊艳的艺术效果，还为中外文学增添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

关键词：《尘埃落定》；阿来；第一人称；反讽；傻子

　绪论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曾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根据阿来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也颇受好评，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业界关注，不管是从艺术性质还是审美形态来看，《尘埃落定》都是一部经典作品，开创了当代文学写作新潮流。本书的主角是一位藏族赫赫有名的大土司在酒醉后与汉族女人生下一个傻子二少爷，傻子不仅有超脱世俗的眼光还有惊人的预知能力，傻子在面对家族重大决定时，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在小事情上却毫不在意。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人物，既是历史见证者又是故事叙述者，掌握着历史的脉轮。不可靠叙述理论首次提出于韦恩·C·布斯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不可靠叙述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仅二十余年，但是它所受到的重视却不能小觑。《尘埃落定》作者阿来便选择了这样一种看似荒诞又极其对称的叙述方式，表达出作品的独特性，对“傻子”不可靠叙述的运用恰到好处，兼具超越时代的历史主义色彩。[1]这篇小说在叙事策略和思想意义上都具有较深远的影响。文中不可靠叙述的形态与社会真实现状之间产生有力的冲击，不可靠的傻子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视角越界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互杂糅，既是对反讽的有力解构，同时也深化了主题。[2]下面我们从四个角度来分析论证。

　一、不可靠叙述

　　（一）释义“不可靠叙述”

按照韦恩·布斯的观点，一部小说中的主要叙述主体可以按照价值判断的标准进行分类，基于可靠或者不可靠的价值评价标准被区分为有效与失效两者。有效即为可靠叙述者，失效即为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叙述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应该与小说所蕴含的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念相保持一致。一旦小说叙述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角度与小说作者所宣扬的理念不相符合，即便小说叙说者的理念自有其合理性，该价值观念也应该被归类为不可靠类型。综合言之，小说叙述者的可靠与否的标准主要参照系为作者所持观念，而与世俗的价值判断体系关联不大。就小说中的叙述者本身而言，其不可靠的标志主要也在于作者的描述，作者往往会在描写叙述者的过程中对不可靠的类型进行“否定性评价”，以此提醒读者小说叙述的角度不符合小说世界中的价值观。否定性评价的内容一般为小说叙述者的智力、能力等，其性格的描写等通常也蕴含可靠与否的评价内容。[3]

《尘埃落定》中的主角与多方位叙述者——“傻子”，是麦其土司与一位汉族女子的后代。根据传统的叙事学方法来看，“傻子”代表了传统叙事学中的典型不可靠描述者，其叙述的角度和内容与小说中所描写的客观世界格格不入，小说作者显然对其进行了表面上的否定性评价。正如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的描述，“傻子”代表一种小说世界中的白痴形象，智力的受限导致其成为不可靠叙述的典型[4]。傻子的形象具有一个不可代替的不可靠性质。《尘埃落定》中，无论傻子言语是否是真的愚痴，他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他的叙述、言语、行为都体现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通过小说的叙述，读者可以联想到相关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傻子”形象，比如《声音与疯狂》中的班吉角色，《阿甘正传》、《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等。“傻子”通过自身不同于常人的视角，从自身荒谬的理解出发为读者解读他眼中的世界，进而在小说中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不可靠描述镜像。与此同时，我们都能看懂傻子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他使得叙述者在这种铺垫下可以自由地膨胀、扭曲、胡言乱语、装疯卖傻，给主人公赋予特异功能、拥有更多奇巧地叙述空间。[5]

《尘埃落定》从土司家族里的傻瓜二少爷“我”的视角讲起，由“我”的片面意识展开对人物命运、制度由盛转衰等变化的叙述。在整体小说作品中，属于不可靠的第一人称限知性叙述，叙述者经常叙述“我”不在场的景象，这种“不在场”可能是“我”的视线范围以外的，亦或是“我”的知觉水平以外的情景——视角越界。“我”所讲述事件的角度，存在第一人称视角越界的情况，显然是不可靠叙述。[2]

　（二）不可靠叙述的发展——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在20世纪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它已经超越了叙事策略，发展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许多作家对旧世界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可靠叙述的文学传统难以为继，不可靠叙述得以发展；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伴随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逻辑的不断变化，现代哲学开始呈现多元转变，其中非理性哲学的出现与蓬勃发展更是为不可靠叙述文学理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养料。相关小说作者借助语言学的进步结果将不可靠叙述的表达从单一转为丰富，在小说的叙述中更加强调对读者主动性的调动，尽可能以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在作品中回应读者，使得读者和作者处于借助于小说作品的同一个文化空间。这一方式不但使得读者的阅读地位得到提高，更实质上符合作者权威遭到挑战的文学现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可靠叙述从一种文学表达的当然逻辑降维成为文学叙述审美形式的一部分，可靠叙述不再成为作者小说作品的核心目标之一。不可靠叙述的表达手段帮助作家达到其期望的看似荒谬的审美效果。将不可靠叙述认定为一种文学观念，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也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20世纪以来纷繁的文学思潮。[6]

　二、《尘埃落定》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傻子

　　（一）傻子的身份

《尘埃落定》的主要不可靠叙述者是“我”，一个典型的“傻子”形象。“我”的父亲在小说中处于社会地位最高阶层，被称为麦其土司。而“我”尽管是其儿子，但是因为刚出生时的痴傻表现而被人尽皆知，被认定为傻子。所有和“我”接触的人都把“我”作为一个傻瓜对待，大哥对“我”充满怜悯，因为“我”是傻瓜，不会对大哥的继承构成任何威胁；父亲因为“我”是傻子，便觉得“我”很省心，反倒是母亲时常为我感到担心。[7] 在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我”的角度看来，“我”并不痴傻，周围人的看法只是帮助“我”更加客观地揭露整个世界的真实。读者可以一边享受傻子的“客观叙述”，一边从小说中他人的评价里明确叙述的不可靠性。整部小说由“我”这个傻子来叙述，也增加了故事的不可靠性，但傻子的单纯也会更大可能地使读者接触到真实的历史，或者所谓的真实亦是从虚构中来。[8]

傻子二少爷“我”作为小说的描述主体，呈现的是所谓“傻子”的角度。作者正是借助于虚构的傻瓜视角，一方面以看似荒诞的手法描绘土司制度的荒谬，另一方面又利用傻瓜的天真叙述，以宿命般的文字唱挽的方式揭露土司制度没落的必然。天真孕育在黑暗的现实之中，读者在作品中更加强烈感受到小说世界的不真实感，小说世界的灵气更加突显。

（二）傻子的思维

通过小说中大量的比喻，可以看到傻子的思维风格是非常丰富的。

“索郎泽郎的笑声则像大盆倾倒出去的水哗哗作响。”“这个山谷形似海螺，河里的流水声仿佛众生吟咏佛号。”[7]这些与当地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喻可以看到傻子思维的纯朴；文中也有很多对男女之情的描写,“老土司伸手来掀太太的衣襟，嘴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声音。”“我大叫着，她身体像水波一样漾动。”[7]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涉及两性话题时往往会比较委婉。但是“我”却直截了当，没有丝毫遮掩，既表现了当地豪放的风情，又展现出傻子思维的直接。但同时在行刑的场面中又可以看出傻子思维的复杂。当因 “我”而受鞭刑的家奴索郎泽郎受刑时，“我”只感受到“天井里却响起了皮鞭飞舞的声音，这声音有点像鹰在空中掠过。”[7]，平铺般的描绘衬托出“我”的冷漠。麦其土司夫妇经常对“我”说，“瞧瞧吧，他们都是你的牲口。”[7]正是小说中父母的教诲让作为“傻子”的我早早体会到了阶级差异。

在小说《尘埃落定》中，“我”是一个傻子少爷，先天便是简单、质朴的。但是在土司世界中，即便是傻子也会成为土司制度下的压迫主体，即便是傻子也会沾染上刻薄、贪婪。傻子的思维终究变得复杂多样，既有一个傻子的简单，又有土司家族的狡诈，其善良的一面和冷酷的一面共同构成了傻瓜二少爷的真实面孔。[8]

　三、《尘埃落定》中“杂糅”式的不可靠叙事视角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叙述是典型的非逻辑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越界，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叙述方式。小说结尾处有写到“我”死后的感受：“我的神灵啊，灵魂终于挣脱了这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连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7]这段叙述产生两个疑点，“我”已经死了，怎么会有想法？怎会出现体验感受呢？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叙述的主体又会是谁呢？小说中的傻子不但感受到死亡的发生，甚至是死后的自我描述也相当真实。像是“我”死后的血液变化的描述，写出“我”不仅能有生命感受还有正常的情绪状态。

小说不仅仅是运用越界的策略叙述，还要为存在的越界行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主要在于体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人为性。叙述者总是跳出来提示那些解读世界的话无法等同于世界本身，叙述者和叙述内容无法统一，存在重重疑问。[9]第一视角是非现实性的，正因这种与世界的对话与事件本身存在虚构，叙述者才得以层层递进地对谎言做有利分析。[10]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越界

《尘埃落定》叙述者运用全能全知的上帝视角。小说中的“傻子”不仅代表一种看似怪异的叙述角度，也代表了读者的上帝似的阅读角度。正因为此，“傻子”的死后世界得以完整呈现，小说中“我”的死亡回顾也具有了合理性。我既亲眼目睹妻子私通，又能在重大决策面前做出判断，最后“我”死了，也没有任何叮嘱。这种无任何预兆的第一人称上帝视角是“我”的眼界情景之外的，来揭示虚构的性质，是“我”刻意造成视角越界。这种傻子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让人感觉仿佛身临其境，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到“我”的情绪、心理状态等。但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限定了叙事的维度，叙述者对自己不在现场的情景是没有发言权的。[11]

“我”独特的叙述视角能感知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运用第一视角对小说的描述进行大胆地挑战，整体的结构拘泥于个性化，透过“我”的眼睛来观察社会生活、人物命运、情感变化等。例如：“麦其土司又为心胸狭窄的女人叹了口气要是自动地把这一切主动叫土司分享一点，想到这些，父亲禁不住为人性中难得满足的贪欲叹了口气。”[7]不仅描写了“我”没有在现场的场景，又解释了父亲的真实心理活动，除此之外，“我”能够看到同时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没回头看，就知道翁博弈西拉着骡子正在走过来；“我”不在塔娜屋里，却知道她和大哥私通；“我”没亲眼看见大哥被仇人杀害，却认定杀死大哥的就是仇人。“我”没有在场证据，却又能在眼界之外进行描述，这种第一人称傻子叙述具有不可靠性质。

傻子不但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描绘者。传统文学叙事的逻辑遭受否定，傻子的描述成为读者认知小说世界的唯一途径。读者借助傻子的预见天赋从更加高级，但是也更加荒谬的视角看到小说世界的发展，介乎真实与虚幻的描写手法冲淡了逻辑怪异感，读者在感受到小说的逻辑严谨性程度降低的同时，也收获了另一种更有故事张力的审美愉悦。而作者也借助小说傻子的帮助，以隐藏自身的方式，更加间接操纵小说世界的走向，避免了与小说读者的阅读冲突的发生。[5]

（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

在《尘埃落定》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有大概两点需要我们深刻剖析，其中一，由以上举例可证，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并不纯粹，而是将第三人称杂糅其中，形成一种新鲜奇特的艺术风格。小说中以“我”的记忆为起点，以“我”的生命为终点，叙述傻子这一生所历经的几个重要事件。[11]与此同时也讲述了土司制度的由盛转衰之路，其中包括种植鸦片、贸易的引进、梅毒的传播，还有记录“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等相互穿插，通过第三人称这样的视角，使情景更加透明，更加容易理解。独特的叙述视角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和独特的思想与情感。[2]

小说运用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互结合的叙述形式，可以从小说中使用的称呼来分析：“我”对父母亲很少用爸爸、妈妈这样的爱称，而是多称他们为最富有的土司老爷、土司太太；称大哥为少土司、土司家族的大少爷；称妻子为“那不忠实的女人”、“塔娜”、“茸贡土司美丽的女儿”，很少称呼为我的妻子。这样的叙述视角成功的将“我”自己从小说中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整个土司家族故事的来龙去脉，更体现出了“我”和整个土司家族的格格不入，通过独一无二的叙事视角给予读者有力的冲击。[9]在小说的部分叙述中，一般读者很难区分出傻子与作者的界限。部分傻子的内心独白，可能既代表傻子自身的思考逻辑与结果，也代表作者的观念。而且傻子自身也同时代表了聪慧与愚笨两种特质，或者说傻子在某些方面的聪慧正体现出土司世界的荒诞。在小说的描绘里，周围人一旦将傻子作为愚笨的代表，傻子却能以行为证明自身的“英明”。而不时的“英明”却总是和平常的愚笨交相辉映。小说中也不时出现作者的旁白式描写。“好了，不要再说了，让这个人从眼前消失。”[7]

以上论述可谓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越界与第三人称相互杂糅，主观抒情与客观叙述的完美统一，传达出了小说本身具有的独特思想和情感价值。小说一方面用傻瓜二少爷具有本质人性的一面来阐述土司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丰富细致地绘了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社会背景，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在迫不得已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一种真实状态。[1]通过“我”的视角还原故事的原貌，将小说里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情节，如老尔依行刑人行刑、巫师破解咒等，叙述成非常平常的事件，使小说传达出的藏族文化神秘但不虚幻，清新又内涵深厚，最大限度上展现了藏族的民族风情以及厚重的文化底蕴。[11]

　四、《尘埃落定》不可靠叙事的功能

布斯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所描绘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意义。因为作者本身限于自身的文学素养、认知水平等不可能超脱于作品之外而塑造一个真正客观的文学世界。文学作品呈现的恰恰应该是作者的文学思考结果。文学创作的主体一般借助于其作品隐晦表达其理念，间接存在于作品之中。布斯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隐含作者”现象。正是由于“隐含作者”的存在，读者在体会不可靠叙述者的描绘同时，也能够自发认识到不可靠叙述中暗含的作者理念，进而对不可靠叙述增加认同感。作品的不可靠表达和作者的文学理念充分交织到一起，推动读者对作品的进一步思考，帮助作品表达出更有力的反讽效果。[12]

　（一）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

小说中“我”是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疯言疯语的痴傻形象，而“我”又常常脱离傻子的形象去做“正常人”才做的事情，作者阿来一方面赋予了叙述者不可靠的心智，“我”对真正意义上的事物在认知上有偏差；另一方面，又让“我”成为看起来可靠的、生动的、富有洞察力的“智者”形象。叙述结构呈现多角度，麦其土司的傻瓜二儿子，能准确预见翁博弈西的到来，能预料到土司制度即将终结，能透视到大哥和塔娜私通，也能预料到经济贸易往来可以互相和谐，并能

在重大事件面前作出正确决策，比如：哥哥不理解父亲为何派他去南方，而我能明白父亲决定的用意；不仅如此，傻子还能感受其他人的疼痛。二少爷在灵魂深处不是一个傻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动作等不同于常人，但只要到关键时刻就能涌现神仙般的智慧，去解救众人，有神奇的能量。

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叙述是为了强化二少爷这个人物，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是极其迷糊的。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位傻子的言谈举止，他的有些思考表面看起来很滑稽，但却内含很深刻的哲理，例如傻子每天醒过来，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每日自省，与自己对话，因为他无法正确给自己定位，在听到“我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的回答之后，他又休闲起来，所以才会有了土司二少爷具有深刻自省的话“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7]

以上论述验证不可靠叙述中具有可靠性。二少爷虽表面看起来很傻，但能预知未来，他能坦然地说出其他土司不能说出的真理，从整体的叙述角度来分析，傻子的想法和行为很明确，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的人物描写构建出整个框架，这证明傻子并不是无厘头地乱说话，他时不时地冒出大智若愚的语言，并非是人们口中十足的傻子，这里便包含一定的可靠性。[13]

（二）叙述的反讽意味

《尘埃落定》中存在很多本质意义和表层含义不一致的叙述，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布局，被称作为反讽艺术。不可靠叙述和反讽有着不同层面的关联，叙述者语言中的不可靠性质出现了表面的反讽，叙述者的价值评判中的不可靠是展示出文本的真实反讽性质。不可靠叙述的本质就是允许一个不具备资质的人来叙述一整个故事，正义与邪恶，爱恨情仇，清澈与污秽结合为一体，表现出独特意义。而后对叙述者进行反讽，从叙述表面来分析，具有非真实性质的叙述者无法讲述符合逻辑的事件，现象与本质有一个极大的反讽空间存在。在小说中以一个傻子视角去观察“正常人”，去满足内心对名利、金钱、爱情的欲望，他们和“我”

相对比，可谓真正的傻子。更神奇的事件是，明明傻子是不可能去完成伟业的，而他们不择手段想完成的，“我”这个傻子却都能做到。阿来在正常的傻子与非正常的傻子之间进行对比，形成双层的独特反讽艺术。[14]因此，选择一位傻子出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叙述整个故事，本质上就与叙述者本身拉开了距离，反讽的意味越发浓烈，在清醒的故事叙述之中逐渐暴露出残酷的真相。最后，反讽的目的就是解构的合理性，这种叙述形式的存在打开了世界的另一面，也展现了独一无二的叙述策略与形式。

小说在叙述声音整体上饱含诗情、婉约、凄凉的艺术美。但这种美的背后也暗含着对现实的反讽。例如小说开头中诗歌式的描绘：“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唤。”[7]这种独特的叙述策略揭露了生活的戏剧性和人性的扭曲，开端的生动诗意的描绘实在是一个虚伪漂亮的外壳，在“这个美好的土地”上充满着畸形的爱、夸张的动作、凶残与杀戮、罂粟与梅毒，无法与诗意的美好相结合，比如，小说中对残暴的描写“舌头落在了地上，沾满尘土，它失去了灵动和鲜红的色泽。”[7]这部分中，讲述者沉着冷静，仿佛不动声色的在看他们所表演的一切，而这本身其实是在描述刑场上的残酷与冷血。这因叙述者所表达语言的可信程度而有十足的反讽。作者对性的描写：“我仍然大叫着：卓玛！卓玛!马跑到了尽头，那里出现一段高高的悬崖，我在马背上飞了起来，落到了悬崖下边去了，很久以后，我才在蜜蜂嘤嘤的吟唱中醒来。”表面上是对自然情感的表露，但实质上是对人物不可逆的悲剧命运的体现；在这场“我”自认为很美好的性爱之中，实质上是对人性畸形的一个真实写照。[15]

这种不可靠叙述与世界观对比的强烈反讽意味，把欲望本身的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反讽的风格对比明显。就现当代小说来讲，叙述的技巧和策略特别重要，《尘埃落定》在叙述上有了很大的变革，在语言上、体裁上、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叙述策略。在反讽角度看，本书也是一部典型的反讽佳作。从内容上看，作品选择了一些家国民族大义的事件，或者体现民族历史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丰功伟业；在形式上，通过浩大的艺术结构，描绘了挥之不去的“藏族风情”。

《尘埃落定》中傻子视角造成的不可靠，正好暴露出强烈的冲击感，这种叙事的不可靠性是小说对生活和历史进行深刻揭露的独特手段，让读者在非现实与虚构之间跳跃，让读者感知到傻子表面的世界外，还要跳出故事独立思考，营造独特有趣的审美韵味。[11]

　结论

阿来的《尘埃落定》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书中讲述了上个世纪解放前夕，四川阿坝地区的土司制度由盛转衰的故事，生在“王权”的傻子，亲眼见证所谓的聪明人在土司制度从繁荣转向消亡的过程中发生的爱恨情仇。其中，身为独特的不可靠叙述者“我”—麦其家的傻瓜少爷，有时以第一人称出现，有时则是第三人称，有时又像旁白一样展现内心活动，不断转换角色，在情景内外跳来跳去，间距感和灵活性显得尤为突出，通过傻子既能置身其中又能超然物外的奇特叙事视角。其中傻子不可靠视角的可靠性与傻子这个形象本身带来的反讽意味更使得整部作品更加厚重。

《尘埃落定》揭示了人性的智慧与愚痴，真爱与欺骗，信仰与阶级，诅咒与仇恨，给中国文坛带来新风，揭露藏族文化的神奇，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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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感恩导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对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耐心回复，全心全意传授，开启人的思维，传递精华。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父亲母亲，我会将这份自考阶段最后的答卷，献给一直以为无私奉献支持我的父母。感恩您们对我自考道路上的大力支持，感恩你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会不断提高自己，在这里向老师父母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与感谢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