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中“闲话体”语言与孤独主题的表现研究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呈现出“闲话体”的特征，让我们在随意的、闲聊式的语境中，感受人物的性格特征与顺其自然的情节设置，情感上内敛深厚，带给读者如听邻里故事般的娓娓道来，形成了人物语言浑然一体的和谐自然。刘震云的作品风格多样，在叙事语言特征上，有“实话体”、“梦话体”、“冷话体”，“闲话体”的叙事风格让熟悉他作品的读者耳目一新，是新的闲话体的回归，在对语言表达追求华丽的文字风格，繁复的表现手法的当代流行文学中，《一句顶一万句》的闲话风格坚守着朴素的文风，并在很高的文学素养支撑下发扬了这一文风。对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刘震云有着自己的清醒语言意识，没有被流行左右，而是撇去浮华，认真对待小说内容与想要向读者表达的情感，通过“闲话体”的方式，用慢节奏的叙事手法，一步一步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作者在文化交融，百家齐放的文坛当中准确的找准了定位，大气舒缓的将故事徐徐的讲给读者。是作者通过调整对作品的态度和对读者的态度，不断尝试不同语言风格的叙事方式，力求将人物情感与叙事方式达到完美结合的自我挑战。当读者在这种闲话家常的舒缓状态下去阅读体验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时，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故事背后所想要表达的内容。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从哲学角度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深奥的哲学话题，普通人很难从字面去认知。然而《一句顶一万句》这个透过“闲话”来表达的琐琐碎碎的人物情感和经历，让我们穿越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中，对这一哲学命题有了一定的感悟。

　　在诸多新锐作家利用华丽的辞藻，多种语言修饰手法，构造复杂的长句去吸引读者，想要通过这些语言表达技巧提高向优秀文学靠拢的时候，真正的语言大家却回归质朴，用较多的短句，口语化的表达让一部鲜活的作品与读者产生共鸣。

　　1.是对文学传统的发扬与继承。我国传统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时偏向于利用人物外在形象的工笔细描，通过人物的肖像、行为、表情形象的描绘，像大家侧面展示人物的身份、性格，让读者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对人物有着形象的认知。而新锐作家已经逐渐放弃这一人物塑造方式，更注重人物心理和情感的叙述，在人物外在形象上，读者只能通过自身的想象和经历去模拟人物轮廓，对一个人物有着不同的外在形象认知。《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采用的是传统的人物塑造方式，对每一个人物都进行必要的勾勒，用白描的手法，突出相关人物的特点，让读者见字如见人，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比如对章楚红的描写“饭店柜台后坐着一个小媳妇，二十四五岁，杏核眼，高鼻梁，翘嘴，胖，满胸奶，正低头盘账。”将人物清晰的、简明的介绍给读者。在突出小说主体“人与人之间交流问题的思考”中，文章开头就在人物对话中给了一段经典的描写，反复强调的慢性子和急性子，一个是老李，一个是老李他娘，老李因为儿时的事儿记了他娘的仇。在体现老李和她娘二人之间的人物关系时，作者这样写：“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老李：‘等着吧。’一等就没了下文。他娘：‘心里闷得慌，快去牵驴，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老李：‘等着吧。’一等又没了下文。”前文反复交代二人的性格特点，通俗直白的让我们对这俩人有了一定的认知，并且加深印象，在下文你来我往的对话中，慢性子的老李两句“等着吧”把这份慢性子突出的淋漓尽致，老李她娘说的两个“快去……”印证了她的急性子。作者通过口语化的表达，是将人物性格层次一点点剥开的过程，给读者营造清晰的脉络，真实的语境。同时文中在描写人物沟通表达时，用“说”、“又说”，描述心理思考过程时用“想”、“又想”等，这些口语化的描绘，增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减少了语言上的鸿沟，用读者较为熟知的口语表达方式给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人物经历。这些语言表现方式，是作者对文学传统的致敬，也是通过这种表现方式让文学传统得以发扬和发展，让读者在浮躁的语言环境中寻找更适合情感栖息的文字。

　　2.是对口语化的文学加工。作者在语言运用的练达之处，就是将日常口语化的形式以精心的排列组合，构造了富于韵律和节奏的语言模式。让口语化语言内核的文学性体现出来。作者通过这篇小说像读者传达他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多样和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即“原来世上的事情都在绕”的思想主题。比如在罗长礼对醋和喊丧的喜好程度上，有一段看似颇为绕口的描述“但到了罗长礼这里，却不喜欢做醋。不喜欢做醋不是跟醋有仇，而是做醋之外，罗长礼喜欢另一件事，谁家死了人，他爱去喊丧。同是一个喊，他喜欢喊丧，不喜欢喊醋。喊丧能耽误做醋，做醋不能耽误喊丧。由于心思不在醋上，醋便做得不像醋。别人家的醋是酸的，罗长礼的醋是苦的，像刷锅水。”诸多短句集合，每一句都言简意赅，每一句都有明确的表达内容，将罗长礼对“做醋”和“喊丧”的喜好程度和内心排名利用这种缠绕的句式，颇为转折的却又十分精准的传达给读者，这种短句的排列不仅逻辑清晰，而且易懂，在韵律之外不失语义的明确，同时，这种实际身份与爱好的差距较大，这种撞击式的人物设置，也可以通过这语言的“绕”和出其不意感受到，人生的复杂和特殊，是不能通过某种具象化的概念来说的清的，也是作者世界观的一种展现。诸多的转折词的使用也是异曲同工，让文章叙事不流于口语化，具有很强的文学美感。

　　同时，作者在口语化运用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取舍，以避免小说流于市井。当谈到“口语”运用时，许多读者和作家都会想到方言，方言在诸多地方特色小说中都有着大量的运用，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里诸多京片子，鲁迅先生也善于运用方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陕西话等。而《一句顶一万句》虽是讲的延津发生的事儿，在方言运用上还是较为克制，突出其整体叙事的语言风格，在“口语化”和方言中进行了平衡，避免了两种相对随意语言的叠加对作品文学性的削弱。作者在配合口语化表达的过程中，对风景、人物独白等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处理，这种语言的精炼提纯手法，体现了作者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功力，让语言简而不略，概而不粗。

　　所谓闲话，是一种交谈的娓娓道来之感，而我们在日常交谈过程中，话题总是随着兴致和叙事需要进行展开，没有固定的章程和语式结构。《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在营造这种感觉时，有效的捕捉到了“闲话”的精髓，让故事和情节相互嵌套和连接，互为补充和说明，在这种点与线、线与面的交织过程中，向我们徐徐的展开了一幅生动的人生画卷。

　　不同于日常谈话的旁逸斜出，作者在向我们讲述故事的时候，精准的利用了闲话的结构，让内容趋于日常生活状态，让故事与故事互为补充，由此及彼的有效粘结，让故事这张“网”有迹可循。首先是利用这种叙事方式将诸多人物串联起来，比如这一段描写“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短短几句话，交代了杨百顺、老汪、老汪他爹、熊掌柜、老熊他爷五个人物的特点和关系，这种随意的叙事，在看似随意间交代了每个人物明确的身份和特点，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让小说内容更加立体丰盈。其次，闲话的随意性还体现在内容上，我们习以为常的谈话内容都是生活息息相关的琐琐碎碎，东家长西家短之中又设置了人物的特殊性，让小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整体上，故事透过貌似闲散的叙述，立住了人物的设定，如故事的主人公设置是遭遇到了妻子的背叛，增强了人物的话题性；局部上，人物的性格、爱好、经历等也都有着精心的设计，不流于俗套。这是语言的随意和构思的精妙的完美搭配。作者利用内容的随意展开，通对人物的交流、寻找、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等层次的设计，一步一步的将读者引入人物的命运并引发思考。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叙事结构的意外化。在杨百顺一生的人物关系设置中，他在经历了人生诸多事情之后，留在他身边能和他说得来的就只剩下继女巧玲了，他们为了好日子，经受住了各种磨难与不易，好像一起都变好了的时候，巧玲又被拐卖了，杨百顺的日子，和他的名字就像背道而驰的列车，跌宕起伏。他思念巧玲唤他一声“叔”而不得，在世间万物面前，吴摩西开始思考，思考他这些年种种不得志，事业的波折，婚姻的不忠，儿女的悲剧。他几乎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所有的坎坷，想起这些，他就愈发的想念巧玲。我们透过他的几段经历去感受一下他人生“意外”的滋味。他和罗长礼一样，罗长礼不想做醋，喜欢喊丧，他佩服罗长礼，也不想磨豆腐了，想跟着罗长礼去喊丧，可是喊丧填不饱肚子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把他拉回了豆腐坊继续跟着父亲磨豆腐，我们可以体会他内心的纠结与不甘。当杨百顺终于在得知“抓阄”的真相后有理由摆脱和老杨磨豆腐的机会了，却开始了他被动的任由海浪拍打而不得翻身的人生逆旅，看似一个愿望的达成，实际是一个痛苦的开始，这种转折和意外牵动着读者的心，像心电图一样揭示着杨百顺充满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因为生存的基本需要让他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尽管生活很坎坷，日子很不顺。想学剃头，阴差阳错的被介绍去学杀猪，杀猪也好，可是学了一半，让挑拨的师娘得逞，被赶出来了，投奔老同学小宋，有机会到了染坊工作，想着这回应该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了吧，结果又手欠儿的去聊扯那只猴子，丢了好好的染坊的工作。好在意大利人老詹给又他介绍了一个在竹业社破竹子的工作，迫于生计，改了名，信了主，每晚听着老詹来布道。“为五斗米折腰”这事儿，在小老百姓身上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即使他骨子里压根不信主，但为了生存，只能让自己委屈在这种处境下。可是违背内心的事儿，又有多大的耐力能做久呢，这个伪信徒很快又因为打瞌睡丢掉了破竹子的工作，似乎一下子断了活路。给人打工这事儿似乎不成了，杨百顺也没再有人给介绍工作，开始了“自由职业”，在那个年代里，靠着挑水、卖苦力又能有怎样的生活呢，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似乎就在人生的谷底了吧，可是又一次的“时来运转”，元宵节闹社火，他偶尔扮了一下阎王，竟然获得了替县太爷种菜的好差事，并且还“嫁”了人，做了一个倒插门女婿，于是改了女方的姓，奔着马上要来的好日子使劲儿了，杨摩西随着老婆吴香香娘家姓了吴，这应该是为生存做的最小的改变了，当生活把你逼到这种地步时，改个姓似乎已经是将损失降低最小的代价了。人生又一次迎来了高潮，而且似乎是前所未有的高潮，作者同样没让读者失望，越高摔得越疼，妻子吴香香出轨了被发现了，妻子随着偷情的老高跑出了延津，六神无主的杨百顺并没有去寻她，他自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吴巧玲相依为命似乎也不错，可是，这老婆偷情和别人跑了的“绿帽子”事件，在尚未开化的时代里是多么的不堪，人们的舆论和家庭压力迫使杨百顺开始了找人之旅，这找人的路上又丢了说得来的继女巧玲。杨百顺的一生一波多折，在意外的支配下，走入一场蛮荒的随波逐流，事与愿违让这个悲剧的人物受尽人间不平事。作者通过这戏剧性的设置，带着读者如坐过山车般体味着杨百顺一生的五味杂陈。

　　仿佛看尽人间沧桑，作者笔下悲剧的人生没有大声呼号，没有恩断情仇，没有声嘶力竭，语调尽显平静与内敛。如当被拐卖的巧玲多年后回到延津却没见到故人时，文中写到：“一个孩子被卖，本是一件大事；三十三年后孩子又回来了，也是一件大事；但卖孩子是三十三年前，三十三年前的大事，三十三年后，就成了“听说”，当年当回事的人，或走了，或死了，剩下的是一帮“听说”的人，也就无人把上辈子的事当回事。不把三十三年卖人的事当回事，三十三年后回来，也就没人当回事，虽也百感交集，到说起来，还是一段闲话。”这透过一段人间悲剧而引发的闲话论，深思背后的意义令人咂舌，可这一段叙述内敛而沉静，将情感理性化描绘，看似豁达的解释，于主人公本身是一种滋生于内心的悲怆，于故事中的旁人，是一段闲话，于书外的读者，是一段轰鸣于内心而沉寂于外在的情感体验。作者利用这种冷静的态度讲述了一个段水与火的故事，并不是一种没有感情的陈述，反倒是这种内敛的情感的处理方式，让感受内在化的蔓延，更加具有张力与感染力。作者爱他笔下的人物，才能设身处地的站在人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尊重和关爱每一个人物，因为他们的都是我们身边普通人的化影，有着不同的境遇，有着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心事，正是这份理解和熟知才让作者更加达观和理性的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有人评价《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和《百年孤独》中世代的孤独使命一样，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孤独人生，一个走出来，一个走回去，在人生路上的折返让这种孤独有了一个归宿。在诸多文学作品中，谈及孤独，主人公多为才子佳人，孤独在一些作品中以一种“小资病”的姿态蔓延。《一句顶一万句》中孤独的载体将范围扩展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来，他们是无名之辈，一介草民，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被人们关注，他们默默承受着内心和命运的煎熬，而孤独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份的低微而放过他们。也正是这不被发现的，一场闲话中的人物角色，让这孤独更加的深刻化与民族化。我们透过主人公孤独的人生去品味这最普通的亲情、友情、爱情，乃至思想与信仰。孤独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它是每一个有灵魂的人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存在于中国背景下的泛孤独现象，游走于“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身上，这是中国式的孤独。

　　我们回头审视作者抛给我们的孤独的形象，这是一种情感的缺失。是友情，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间的虚伪的不对等的友情态度；是爱情，是迫于生存而选择的婚姻下，一场出轨的感情闹剧；是亲情，是杨百顺对他娘的记仇，也是巧玲的失踪给杨百顺带来的世界轰塌。中国式孤独，是不善于言谈的，情感是内敛的，精神交流是缺失的，即使故事背景设置在百年之前，可这一代又一代的在孤独路上的往返与徘徊，不也正被承袭与重写吗？

　　书中有一处对《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解释，私塾的老汪告诉他的学生们，孔子一定是没有朋友的，因为如果身边有朋友，有人说知心话了，远方的朋友来了不是“添堵”吗，只有身边没朋友，才愿意把“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是对孤独这一主题的点睛叙述，正是因为孤独，杨百顺在苦苦寻找着，正是因为孤独，吴香香与人私奔了。每个人都有着交流和倾诉的欲望，而当这欲望在现实中无法予以施展时，孤独就会伴随着我们，书中的人物都处于孤独之中，为了找人而走出延津，为了寻亲而回到延津。而实质，这是一场基于生存上的孤独感，杨百顺为了生存随波逐流，几经起伏，在这条路上不断的去追逐，去奋斗，也在不断的渴望一段缓解孤独的情感支撑。这是一个人孤军奋斗的历史，也是寻求摆脱孤独的斗争史。通过对人物孤独奋斗的一生的认知，我们逐渐领会到刘震云所说的：“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其中的深刻内涵。

　　小说中有两个词“说得着”和“过心”。我们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人了，孤独是需要陪伴吗？孤独是处于人群中就可以缓解的吗？显然，缓解孤独是需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情感体验，更是人们内心的情感的真诚和倾诉的安全感的诉求。也就是有“说得着”的人，可以“过心”的去交流。只有这样，才是可以通过心灵的默契寻找到共鸣。

　　小说的主题突出在语言和交流上，在向世人揭示孤独的时候，交流作为情感流动和获得反馈的一种方式，是摆脱孤独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孤独感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和交流上的不畅，这背后有着宏观的社会环境做支撑。但是，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普通民众身上，他们的生活似乎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宏观的政治也好，经济也罢，在大多数把目光集中在短期内的生活过程上时，他们会有各种办法去满足自己的最低物质要求，但是，精神上的交流与满足却没有办法通过各种打工乃至婚姻去得到。所以在民众间织成的复杂人际网中，找到一个知己去满足精神世界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小说里的人物对交流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比如老马说“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老裴呢对他媳妇娘家哥的“讲理”也心生恐惧，因为他“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让老裴心生杀人的念头，可见这“说不着”和“不过心”对交流双方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也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所以“说得着”显得多么可贵和难得。就像在杨百顺发现吴香香出轨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他想着他本来和吴香香也谈不来，吴香香和邻居老高能有的聊，和他和继女吴巧玲有的聊是一样的，所以他也不愿去寻她，他宁愿和吴巧玲相依为命。可是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他处于这个社会关系网中，大家的舆论，老丈人的逼迫让杨百顺不得不去出发寻找同别人私奔的妻子。在寻妻的过程中却将继女丢失了，他这时的真情流露，悲伤，难过，自责等情绪显然大过老婆出轨这件事，并且自发的背井离乡去寻找继女。可见，相比于“绿帽子”，“说得着”更重要。

　　由此可见，普通民众对于心灵的沟通需求是非常看重的，那是他们生活过程中的最可贵的情感，胜于诸多物质的满足，“说得着”在小说中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这是普通民众在生存悲剧中的一缕光，像潘多拉留在盒子里的希望，照耀着苦难的人们去寻找，追求与释放。

　　反映孤独的文学作品诸多，这个在精神领域被高度美化和提升地位的人类情感，似乎总带了些阶级偏见。人们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的知识或者有一定地位的人们才会孤独。然而，他们忽视了孤独是一种情感，和开心痛苦一样，并不是某个阶层所特有的，而是所有人类都与生俱来的。刘震云正是深入了孤独的存在，在底层人民身上攫取到了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他在小说中不用孤独感将人们进行断层似的的排列组合，而是平等看待一切有血有肉的人类，无论他是卖豆腐的，卖醋的，赶大车或者是杀猪的，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着孤独感和对交流的渴望，他们想要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对生存的渴望。孤独在有没有“说得着”的人之间进行了区分，精神世界的孤独将人们裹挟其中，人们挣扎着寻找着认同感。

　　然而普通民众在认知和思想上的统一度相对较低，当人们在对事物看法产生分歧时，沟通过程中拉开的就是人们情感上的距离，这种看法不一致的感觉，缺乏认同感的粘合性，在群体性较强的人类之间，认同感就像是情感的纽带，在小说中，用“说得着”和“说不着”来区分情感的亲疏。这也就是孤独感产生的源泉。也是人们在文化认同感上不断寻找和探索的动力。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传统的淡化，加之社会格局和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受社会地位不同与一些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作用弱化，脸谱化和表面的交际与交流并没有办法达到人们的内心。而交流作为人类正常的情感需要，长期在压抑中无法释放，孤独感日益增强，在生存之余寻找“说得着”的人，正是一种寻找相同的精神文化的契合的过程。文中提到了布道的意大利牧师老詹，他在传播西方信仰的文化过程中也是屡屡受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多少中国人深入的了解了西方的信仰，自然不可能与老詹有共同的文化认知，好在老詹内心是有神的存在，才不使他难于忍受孤独。这样来看，中国人在寻找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精力，这种孤独在相同文化探索中就是一种个人信仰的追逐。

　　小说语言描写，善于充分调动人体的身体特征表现来配合语言表达，让语言表达内容和情感更加完整。《一句顶一万句》中充分的利用了这种手法，营造了这种口头形式的风格，符合闲话的要素，让语言看似平平淡淡的描写，实则真真切切，震撼人心。如教私塾的老汪，作为一个老师，在别人问他有没有学问时，他就“红着脸”，接着追问他为什么说不出来时，他就“叹息”。在说话的过程中，老汪“红着脸”是人物内心羞愧的外在化体现，“叹息”则是一种失望和无奈。这种闲话式的身体特征描写，契合了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正是由于没有人懂老汪，他才感到失望，他叹息时，孤独感一定围绕着他。让这个人人物形象立体饱满了起来，一两句话的功夫，对人物的性格、精神状态就有了很好的判断。

　　文中诸多这种看似闲话的描述，将人物的外在形态和内心的孤独很好的契合在一起，随意中暗藏心机，是在精准的抓住了人物特点和人物内心之后，所选择的词汇表达，让我们通过这种活灵活现的动作加语言加思想状态构造出了生动的图画，仿佛会读心术一样体会着作者笔下每个人的孤独和心理变化。

　　小说中对于人物故事以及情节的描写，刘震云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和风格。在故事情节中，用闲话体语言表达人物的孤独，不仅仅局限于平静的故事描写，也有着激烈的情感对抗。本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在一百多年前，物质和精神相对匮乏的农村，他们身上有着诸多时代和地域鲜明的特点，如会说粗话，会动手打人，有着自己的发泄情绪的一套方式方法。比如老杨在买豆腐时，因为不善于吆喝，便敲鼓吸引客人，可是左右两边的商户老孔和老窦听烦了。老孔说：“一会儿咚咚咚，一会儿咔咔咔，老杨，我脑浆都让你敲成凉粉了，做一个小买卖，又不是挂帅出征，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老窦性急，不爱说话，黑着脸上去，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我们通过这样的描写便感受到了人们情感的流动并不是平和的逆来顺受的，而是具有爆发力的，这些都是我们透过这闲话式的语言叙述中能够充分想象到的，这也是作者在语言描绘和设置上的精妙之处，给思想和情感以充分发挥的空间。再如，吴摩西在长期受到吴香香欺负后，第一次挨打时，吴摩西终于不再隐忍，而是骂了一句“去毬”发泄了不满的情绪。仅仅俩字“去毬”背后蕴含的情感风暴有多么的激烈，又透露着多少不满，这些对抗情绪都顺着闲话叙述中溢于读者的内心。

　　刘震云的这部小说中用特有的闲话体语言，字数不多，看似内敛，实则张扬。借故事情节，刘震云想要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一字一句的表达似乎力量并不明显，很简练的语言反而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吴摩西在长期受到吴香香欺负而无处倾诉时，找到了邻居老高，此时他并不知道二者的私情，老高在听了他的诸多诉苦后回复了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于吴摩西看来，这是一种冷落，推脱，不愿多交流的高傲和明哲保身，而实际呢，实际他说的这些作为吴香香情人的老公都清楚，都知道，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从何说起呢，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将自己撇清，也避免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一句看似无表情的话牵扯出的心理世界是何等复杂和跳跃。又如牛爱国和曾经占有杜清海畅谈其婚姻危机时，杜清海这样回复了一句“俗话说得好，量小非君子”。那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多种问题的解决途径在这一句话面前土崩瓦解，也点醒了局内人牛爱国，让他对婚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用大幅的心理描绘、原因解释、人物争辩等去展现道理，更多的是一种归纳式的简洁扼要的直白表述。这短小精悍的语句，背后背后蕴藏了诸多人生哲理和观念，给读者以思考，也让读者更深刻的领会，句子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具有一定的新意。

　　[1]刘震云.刘震云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2]史晓韵.瞧，这小说：读《一句顶一万句》[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3]吴义勤.刘震云研究资料[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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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韦甜甜.表达极简：一句顶一万句[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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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马晨蕊.浅析刘震云语言世界中的“绕”思维——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名作欣赏，2017(10)

　　[10]董丽萍.孤独的世界迷惘的寻找——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审美内蕴解读[J].名作欣赏，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