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呐喊的方言运用

摘要: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的交织运用是鲁迅文学语言的一个突出特色。《呐喊》运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俗语，向读者展现了特定时期下的社会生活。鲁迅选用的方言，既有精心锤炼后的凝练，又有无意识的自然流露。鲁迅运用方言创作是其“立人”思想实践的策略，同时也是他实现统一的现代中国语文理想的最终原因。方言运用既凸显了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又进一步实现了文学现代性的建设。

关键词：鲁迅；《呐喊》；方言；价值

　引言

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它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地域文化涵义，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其文学语言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的交织运用。以其小说集《呐喊》为典型代表，鲁迅在方言运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小说集《呐喊》以其深厚的历史内涵和高超的文学技巧，成为我国近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作品在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中蕴含着深刻的的社会意义，向读者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深刻批判了封建礼教文化，对国民的劣根性作出反思。《呐喊》中方言或直接使用，或灵活变化运用，在展现独特的地域风情的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历史反思，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一、方言运用情况分析

语言是人类在集体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劳动群众不断地创造一些新词来表达他们日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说，方言产生于我们人类开始创造并使用语言的时候。方言不同，所展现的地区生活也是不同的，包括该地域人们的观念、情感等，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方言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反映特定的文化风俗等紧密相关。在文本中运用恰当的方言，对文本内容、作家表达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鲁迅曾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语言，他在作品中就运用了不少方言。本文以小说集《呐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呐喊》中的方言运用情况。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呐喊》中的方言运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表达简要精炼

方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简炼。在劳动人民日常地交流与表达中，他们通常喜欢使用一些简洁凝练的语言，几个字、几个词就能清楚地表述出来。

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柏树下去做市。（《风波》）

这一句描写了夏日里农民吃晚餐的情景。“做市”原来的意思是商家和顾客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活跃的市场，小说中借指夏秋季节的破晓和傍晚时分，蚊子成群结队地追逐、喧闹。作者借集市的喧闹、人群的众多和拥挤来表明蚊子的数量多。小说中虽然作者仅仅只用了两个字来描绘蚊子聚集叫闹的情景，但在阅读的时候，透过这两个字，眼前仿佛就出现了一大群蚊子从远处飞来，像赶集市一样随意飞舞的场景，耳边似乎能听到蚊子的嗡嗡声，非常简炼，非常传神。从“做市”一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方言词语虽然简短凝练，但仅一个词语便能表达一个很复杂的含义。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故乡》）

作者在写杨二嫂趁“我们”搬家时拿走了“狗气杀”这一部分时，他在“狗气杀”后使用了自注的方式。倘若将注释语代替“狗气杀”写入文本中，则显得过于冗长，作者巧妙地将其概括为“狗气杀”，语言也就显得简炼不少。

由此可见，“做市”、“狗气杀”等简炼的方言词语的选用为小说文本达到了一个精炼简洁的艺术效果。

（二）描写生动形象

鲁迅在有意识地选用简炼的方言之外，形象生动的方言运用也是鲁迅在写作时精心考量过的，尤其以谚语、俗语的运用为多。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狂人日记》）

“兜肚连肠的吐出”一词是运用形象化方言的体现。它的意思是把吃下去的东西从肠胃里整个儿翻吐出来。这是一种感觉，说明呕吐得严重。结合常识可以知道，把肠子里的食物都吐出来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作者在写作时选用了这个俗语，使得呕吐程度这个小细节更加的具体形象。

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阿Q正传》）

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运用了谚语“肚里一轮”。这一谚语出现在赵太爷收到举人老爷的东西的情节中。“肚里一轮”的意思是心里一想，肚里一盘算。“一轮”表动量，用以形容盘算之快，考虑周全。通常在表达盘算快、考虑全的意思时，“脑子里”显然要比“肚里”来得更为准确，更为合适。但其实在许多的口语和书面语表述当

中，“肚里”的这种说法是很多的。如“肚里一盘算”，“肚里做文章”等。这样的表达虽然略显奇怪，但细细揣摩之后便会发现它表达的形象性所在。鲁迅把这一俗语用在这里正写出了赵太爷的精明狡猾、善于盘算，展现了一个奸诈、自私的封建地主的形象。

除了谚语、俗语之外，形象生动的方言运用还从生活中常见的具体事物中取材。这种语言一般采用叙事或描述性的表达方式，使人们在联想的具体过程中得到深刻的印象。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风波》）

如果七斤将“皇帝坐了龙庭”说成溥仪重登帝位，这意思也是十分清楚的。而鲁迅选用方言“皇帝坐了龙庭了”来指明皇位的复辟，这就使复辟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具体形象，且更为含蓄婉转，听来极其富有趣味。

另外，鲁迅在小说里的绍兴方言还采用了不少生动形象的重叠形容词。如“滑溜溜”、“笑吟吟”、“白厉厉”、“呜呜咽咽”。“滑溜溜”描写的是“狂人”眼中的蒸鱼；“白厉厉”用以形容一些凶狠动物的牙齿的光泽，在小说里用来描写“狂人”眼中那些吃人者的牙齿；“呜呜咽咽”用来形容“狂人”看到的吃人者表情和听到的吃人者笑声。

　　（三）贴合普遍大众

方言的运用能为作品增添不少色彩，但作家也不能无原则地滥用方言。作品的接受对象是大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假如在作品中选用生僻难懂的方言，它不仅无法准确地表达出地方性事物的概念，也不能传达出具有地方性事物的特征。由此看来，有意识地运用贴合普通大众的方言是有必要的，这样才会使作品更贴近民众。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风波》）

浙江绍兴一带农村家门口的一块泥地，绍兴乡间通称“道地”，鲁迅出于民众对“道地”的陌生化而改用了 “土场”。

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摩得滑腻了？（《阿Q正传》） “摩得”的含义是轻轻地抚摸着。鲁迅在起草《阿Q正传》时，“摩”原是方言“扌卢”。“扌卢”，据《越谚》解释：“不视而轻手抚摸。”鲁迅虽然认为“扌卢”字更符合文意，但他感到“扌卢”字太冷僻，恐怕许多人不理解，为防僻而终究不用它，用了“摩”字。

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

（《阿Q正传》）

“老鹰不吃窝下食”原来是绍兴的俗谚，意为老鹰虽然贪食，但不吃窝下之食，与“兔子不吃窝边草”表达意义相同。这句俗谚，在《越谚》中原写为“鹞鹰弗抓窠下食”，鲁迅在作品中活用了这句绍兴俗谚，但为避免生僻字“抓”的使用，而改成易懂的“吃”字，就更富于口语化和理解力。

　（四）流露本土自然

无论什么时候，人必定身处于一个环境中。尤其是作家，对于自己生活过的环境有较深的记忆和情感留存，地方的文化和语言总会保留在作家记忆深处，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尽管鲁迅在绍兴只生活了他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但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会保留着绍兴方言，保留着越文化。因此在他的小说集《呐喊》中有着许多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方言流露。

鲁迅在《呐喊》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作品中，鲁迅在人物的称呼上不自觉地运用了方言。如：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孔乙己》）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孔乙己》）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一件小事》）

《孔乙己》中，“长衫主顾”指穿长衫的顾客，“长衫”是旧社会绍兴读书人或有钱人的象征。作者在描述咸亨酒店的顾客时，自然而然地使用了“长衫主顾”一词，并非作家在作品中常用的“顾客”、“客人”等词。同样，“荐头”指的是旧时为介绍佣工为业从中剥削的人。这个词是当地人们在日常交流时普遍使用的，作者在作品中直接使用“荐头”一词，而并非书面语中的“介绍人”、“担保人”等词。“伊”，绍兴人习惯把“他”、 “她”、“它”统称为“伊”。《一件小事》中，鲁迅无意识地选用了绍兴的习惯语“伊”，而并非当时通用的 “他”。

小说除了在人物称呼上运用了方言，还涉及了不少的风俗现象。如：

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药》）八一嫂也发怒，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棒打人’……”（《风波》）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阿Q正传》）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社戏》）

“化过纸”是指烧过冥纸，绍兴称烧纸，是一种黄色土纸。出嫁的女儿夏天回娘家歇息称为“消夏”，是绍兴的习俗。“恨棒打人”意为打自己的孩子，指的却是对方，含有指桑骂槐的意思。“转折亲”，绍兴人又叫“瓜葛亲”，指东拉西扯，勉强拉上的亲戚。“化过纸”、“消夏”都是绍兴的旧俗，“恨棒打人”、“转折亲”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现象。不管是风俗习惯的描绘还是社会现象的表达，鲁迅在作品中都不自觉地使用了方言来表述。

在方言运用上，不论是精心选用还是自然流露，都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地域世界，体现了鲁迅与地域文化的密切联系。鲁迅的创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童年环境和母语的影响。方言的独特运用是鲁迅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方言运用的深层原因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语言作为作品中必需的要素，承载着作家的写作态度。鲁迅在创作中采用方言写作其实是他自身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身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鲁迅，他提出“立人”思想，并指导于作品中，显示其言文一致的个性表达。而方言的运用也使最终实现统一现代的中国语文理想成为可能。透过鲁迅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坚定的思想立场和愿景。

（一）方言运用是“立人”思想实践的策略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常常通过作品来传达自己的立场与姿态。鲁迅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大量的方言词汇、俗语，反映了其写作背后的思想态度。

鲁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极其尖锐复杂——封建王朝衰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状态，国家存亡危在旦夕。面对如此现状，鲁迅怀着民族危亡之感去往日本。在日本，他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并开始探索人类文明史，试图在历史发展规律中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和西方现代化的考察，他对中华民族危机又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指出，中国由于自尊自大，忽视了外界的压力，长期处于一种舒适的状态，社会风气颓废糜烂，导致普通民众愚昧迟钝，看到好的外来文化也不主动学习。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开始走向衰落，西方纷纷出现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将目标指向中国，意图对中国采取措施。而它们只要稍一施动作，中国便会瓦解倒塌，使得人心惶惶。鲁迅认为，中国潜在的危机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变成了现实。归根到底，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文化的根本危机，其背后有“人心”的危机。因此，救国首先要以救人为前提，救人首先要以救心为基础，“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在得出中华民族失败于文化竞争的结论之后，1907年，鲁迅提出了“立人”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他看来，只有实现了“立人”才能进一步实现“立国”。为了达成 “立人”的目标，鲁迅试图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启蒙，通过“尊个性”和“张精神”这两种方法，促使民众觉醒，从而实现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呐喊》出版于五四时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高潮期。所以《呐喊》描绘的重点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而是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对人民群众的束缚和压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以农民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的严重影响。而且鲁迅在《呐喊》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典型也恰恰是作者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鲁迅想借《呐喊》来向愚昧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传达 “立人”精神。然而，由于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的局限，鲁迅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将方言运用其中，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所以方言运用所带来的效果就是鲁迅在《呐喊》中运用方言的原因。方言运用其实是鲁迅“立人”思想实践的策略，通过作品中的方言运用，让普通大众对作品易于理解，从而达到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二）方言运用是实现现代中国语文的最终归宿

如果说通过方言运用来传递“立人”精神仅仅是一种表层的原因，那么借方言在作品中的成功运用来实现统一的现代中国语文理想便是更深的原因。

在辛亥革命后，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鲁迅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心理、思维方式和语言有着直接的关系。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每一个概念体系又都体现着一定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语言往往代表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思维和心理发展水平。文言，鲁迅认为比起白话来，虽然的确字数少，但是它所表达的意义是比较含糊的。看文言文的时候，不但不能增益智识，而且必须依仗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等到翻译成白话之后，这才能看懂读懂。显然，僵化的文言与当时萌芽的现代语言观念格格不入。

所以，当语言文字失去了对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时，语言文字的改革就显得尤其重要。而文字改革同样也是语文改革的关键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入手，才能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建设。面对“文盲”大众的现状，鲁迅认为作品的语言选择和作品的阅读群体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要想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相当的阅读水平线，就要还字于民，让作家竭力为大众选取熟悉的语言，创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他们能懂、爱看。基于这样的诉求，方言也就自然而然地运用于作品中了。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道：“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大众化。”[1]这个逐步从地方推广到全国的大众化的过程，显然就是地方方言逐步吸收新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方言与其他形式的语言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开放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局面，进而实现现代中国语文的理想。

　三、方言运用的文化价值

　　（一）艺术审美与启蒙教化

法捷耶夫曾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方言是鲁迅创作中的一大创新，它的运用呈现出了一番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风味。

1.修辞美

方言修辞的使用鲜明地展现了方言在作品中的艺术审美。《呐喊》中一些方言俗语以对偶的形式呈现。如：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别的做什么？（《端午节》）

“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就是“文不像文，武不像武”，比喻一个人没有一点本事。鲁迅选用这个方言俗语一方面以对仗工整的语言形式来向读者塑造方玄绰的形象性格，使文字更加灵动，增加文章的文学性，另一方面通过以口语化的形式使作品增添了一丝韵律，加强内容的可读性和理解性。

同时，《呐喊》中方言修辞的使用还体现在借代上。如：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风波》）

“锄头柄”是农民常用的种田工具，“三代不捏锄头柄”实际借代的是农民。作者在介绍祖父三代时没有直接表明他们的农民身份，反而使用这一生动形象的方言俗语来指代他们的农民角色，既突出了农民的身份特征，又使语言更显形象和变化。

2.音韵美

鲁迅将方言创造性地运用于小说语言之中，使方言与白话文相互融合，由此带来了独特又和谐的音韵之美。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日记》）

据有关资料显示，绍兴方言的声调保留古四声，各分阴阳，形成发音响亮清晰，吐字质朴沉实，连读和谐，

声、韵、调排列严整等诸多特色。[2]《狂人日记》的这一句，作者将方言词汇“发昏”与普通话糅杂在一起，再加上长短句的相互交错，读来极其富有韵律感。

除了方言与白话文的融合所体现的韵律美之外，方言中的叠音以及拟声词的运用也为文章增添了不少韵律。如：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狂人日记》）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狂人日记》）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狂人日记》）

由于汉语口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可自由组合性，因而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口语音节的仿音能力就更加突出。鲁迅在作品中运用像“呜呜咽咽”、“滑溜溜”、“白厉厉”这样的叠音、拟声词的方言，恰恰释放了这模仿自然声音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使语言显得逼真和活泼，让人身临其境，在枯燥乏味的文字中感受到自然的韵律，品味出语言的魅力。

纵观当时社会，鲁迅可谓是方言写作的先驱者。方言运用所展现的修辞之美和音韵之美，对于当时的普通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文学性，也使文章更具可读性，充分达到启蒙的目的。

　（二）文化现代性建设

自白话文运动改革之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方言写作的潮流。胡适、陈独秀等人大力提倡方言土语进入文本。鲁迅更是率先示范，直到1936年他还在为白话文不断抗争。鲁迅将方言运用到创作中，《呐喊》的面世为文学界开启了良好的局面。

《呐喊》中方言的运用，其实是以鲁迅的汉字拉丁化主张为基础的。鲁迅把汉字拉丁化看作是改造中国文化的首选出路。就方块字来讲，它因繁琐的书写而无法适应现代的文化发展节奏。而拉丁化恰巧能解决这一问题。在鲁迅看来，“对于拉丁化文字，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由此可见，汉字拉丁化的实行使广大民众都能够读书写字，能够接受新思想，真正做到启迪民众的作用。这也为实现改造中国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目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鲁迅又进一步强调，汉字拉丁化应该先拼写方言，“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3]方言作为汉字拉丁化实施的第一步，汉字拉丁化的成功实践也推动了方言的运用，为塑造民众、普及文化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促使文化现代性的建构。

鲁迅关于语言文字革命的一系列论说，饱含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他从方言入手，改革语言文字，废除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倡导汉字拉丁化，首先实现语言现代化。而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的手段，更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映照。语言的变革进一步促使了民众现代思维方式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最终实现了思想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可以说，鲁迅所主张的语言观念对他的创作以及他对创作的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现代性语言决定了鲁迅语言观、思维及其创作的现代性，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意义。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的选择和行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有着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的鲁迅。鲁迅的方言观直接影响到他对汉语发展的认识，影响到他对语言改革的认识，影响到他在写作中运用语言的策略，这影响了他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实践。

结语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对小说集《呐喊》的方言运用研究，已经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文化价值问题，甚至是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文学建设的关系问题。通过方言运用这一小角，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历史和时代信息，正确把握现代性和现代文学的建构。

鲁迅的语言与文化的建构对当今的文化现代性建设有着借鉴意义。鲁迅一生都在坚守“文学启蒙”的理念，他力图通过方言写作来启蒙无知麻木的民众，来改造民众的精神状态。正是在不断的探寻中产生了其独有的语言观念、文化态度，鲁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出路。此时的语言文字对于鲁迅来说，不再是痛苦折磨，而是其“战斗”的工具，是其不断发声、不断呐喊的方式。

在本论文中，笔者仅仅是对《呐喊》方言运用情况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梳理，并围绕方言运用探讨了相关原因和价值。细究起来，这样的研究探讨忽视了一些其他探讨点。所以，对鲁迅小说《呐喊》的方言运用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它尚且存在着许多未开发的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与补充。

参考文献

[1]高玉：《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

[2]刘东方：《从胡适、傅斯年到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的变迁》，《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

[3]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期。

[4]李金涛：《鲁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