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舞蹈的即兴性研究

一、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

苗族舞蹈的程式性曾被描述为：需要在固定的芦笙场和时间完成，道具和服装也相对固定，除此之外，跳舞的人、跳舞的形式，跳舞的场合等也有较稳定的安排，例如时间通常为集会日或赶场天等固定的节日;道具通常为木鼓、芦笙;服装通常为专门的盛装等，这种已经成型并要求严格遵守的舞蹈表现形式，被称为程式化，可见对苗族舞蹈程式性的规定，对舞蹈主体的创新行为进行了严重的限制，自由发挥的意识受到打击[1]。通常情况下人们以程式化作为舞蹈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并认为两者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程式化是区分不同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可以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民族民间舞程式性特征并不完全由单个人决定，其是区域人民群众共同智慧的结晶，可以将其视为对应民族的文化标签，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精神追求等方面都可以在其程式化中得到体现，民族内所有人尊崇民间舞的程式化，是其坚持整个民族共同理想的具体表现，使共同的舞蹈形式能够代代相传，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并不以满足观众对舞蹈美的追求为目的，其更加注重自娱自乐和实际功能，所以相比舞台舞其对规范性要求相对宽松[2]。一方面，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通常其产生并不是为了满足娱乐目的，而是突出实际功能，所以原生态民族民间舞通常包括宗教类舞蹈、爱情类舞蹈、劳动类舞蹈等不同的形式，具体的形式在长时间的继承中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舞蹈方式仍得到保持，所以其在由具体向抽象，由注重功能到追求娱乐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沉淀性突出，例如蒙古族的安代舞其创建的目的是控制妇女抑郁症，而现阶段其功能性已经消失而民族情感表达的娱乐性突出。一方面由于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建立在民族个体自愿放弃某些权利的基础上，如其愿意受到固定形式的限制进行表演，所以其对身体的规训特征明显，当程式化的身体规训特征消失时，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形式也将随之消失。

二、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即兴性

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表演者并不具有专业性，也未受到严格规范的训练，其表演中的舞蹈节奏、动作次数很大程度上受表演者的舞蹈能力决定，所以原生态民族民间舞在具有程式性的同时也具有即兴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即兴性普遍存在于各类原生态民族民间舞中，即使庄严性较强烈的形式也可发现即兴性特征，例如蒙古族在喇嘛寺院中跳的查玛舞，宗教信仰意义突出，在表演的过程中会创造出与肃穆庄严的寺院气息呈强烈反差的快乐愉悦氛围，而观赏的人群会在原始萨满教巫师行巫的同时自由的随兴跳跃，创造出精神恍惚的状态，可见其即兴性特征明显，另外在维吾尔族的赛乃姆、朝鲜族的乱舞等原生态民族民间舞中也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即兴性特征3]。一方面，即兴性在表现的过程中会体现出一定的程式性，这是因为完全没有规律的表演舞蹈会被认为是没有内涵的乱舞，所以在原生态民族民间舞即兴性特征中蕴含着一定的程式性，即所有即兴的舞蹈动作遵循着相同的内在规律或动作规则，只是动作规范相对宽松，其可以结合舞者的情绪、思想得到调整，例如维吾尔族赛乃姆在表演的过程中虽动作形式存在较明显的即兴性，但舞者的表情和舞蹈的节奏存在一定的程式性。

三、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与即兴性关系分析

原生态民族民间舞产生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即兴性而实现，即兴性的存在有利于调动民族个体的参与欲望，形成民族舞蹈的特有风格，即兴性并不是完全的放弃民族舞蹈创作的规律，而是在坚持某种固定原则前提下的即兴，通常情况下这种固定的原则是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化表现，程式化是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以区分的前提，是其独特表现风格形成的依据，其规训身体的特征决定，民族成员自愿尊崇本民族舞蹈的程式性特征，这是保证其得到传承的前提，可见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与即兴性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例如安徽花鼓灯，其在固定的框架、程序中进行，程式化特征明显，如其固定的先进行大花场，然后进行小花场，最后进行后场小戏，但其也具有即兴性，例如在大花场中虽然队形、拐弯等形式是固定的，但表演者可结合个人的特长在腾跃的过程中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呈现，使个人魅力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花场中虽然表现爱慕之情的形式以固定为鼓架子和兰花，但具体的舞蹈形式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舞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舞者的即兴表演并不会脱离花鼓灯的锣鼓点等表现风格出现，由此可见原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与即兴性辩证统一的关系非常突出，要实现对其较好的继承和发扬，既要认清本本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和即兴性，又要遵循其辩证统一的关系。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有效继承和发扬，需要对其程式性与即兴性产生全面准确的认识，而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程式性与即兴性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在继承的过程中应有意识的避免片面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