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关中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摘要

明代的关中，虽已失去汉唐时期作为国都的辉煌地位，但关中地区的士人，廉洁正直、克己奉公，为明朝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尤其在明代中期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关中地区的士人人数众多。本文以明代中期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为研究时间点，通过对典型代表人物－康海、吕柟、马理、王九思、韩邦奇等人的叙述，总结五人在政治实践中的共同点，从而归纳出关中士人这一群体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关键词：关中；明代中期；关中士人

　　前言

1368年，明成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历经16帝，至崇祯皇帝朱由检，中间大致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明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君主制朝代。在整个明朝历史中，明朝中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一方面承接初期统治者的勤政成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宦官专权的兴起、农民起义军不断，内部矛盾不断尖锐，间接导致了后期的衰落。虽然这一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但关中地区涌现出了大批的有为之士，他们尽职尽责、坚守正道，成为明朝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对于明代关中士人的研究，现有的论文中，更多是从他们的文学方面展开的，对于政治生活方面的涉猎较少，但是对了解这一时期关中士人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全文从关中士人的政治方面展开，采用地域研究的方法，范围设定在关中，研究时间点为明代中期，以此展开对康海、马理、吕楠、王九思、韩邦奇政治实践的论述，从而总结出他们政治行为的共同点，为研究明代关中士人的政治生活方面的表现做铺垫，最终回归总论点，得出具体的表现。

　　一、研究概念的界定

明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到崇祯帝朱由检，总共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明代中期只是整段明史中的一部分。谈到明代中期，不得不探讨它的大致划分。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各位史家说法不一，据汤纲、南炳文教授编写的《明史》，其中写道：将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朝与瓦剌打了一仗，明朝皇帝英宗在土木堡做了俘虏，这件大事看作明代中期的开端。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进行了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改革，这次改革一般看作是明代中期的下限[1]。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明代整个封建社会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了解它的社会大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随着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明中期统治者已失去建国初的勤政作风，渐以怠慢朝政，贪图享乐，使得朝政大权落入阉党之手，明朝政治处于一个黑暗与混乱的局面中。到世宗嘉靖年间，宦官专权之势有所好转，首辅之争又如火如荼，社会再次陷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受压迫与剥削，农民起义军不断，内部矛盾不断尖锐，外部边防力量受削弱，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侵略者不断挑起战事，使得明朝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统治也发生了危机。

“关中”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最开始见于《战国策秦策四》，黄歇对秦昭王说：“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侯”[2]。此处的关中大致指其处于关隘之中，关名有所不同，范围也有大有小。因此有二关、四关、五关之说，但一般认同的是四关说，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意思其居四关之中。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在汉唐时一跃成为国都之地，将其地理环境优势发挥至极，更是在唐朝时，首都长安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各地的商贾以及外国的使者商人不绝于此。宋元时期，由于XXX中心的东移，关中地区渐渐失去了汉唐时期的中心地位，明朝基本继承了元朝的萧条景象，并且无多大改变，但关中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无可争辩。

据《明史》地理志中的记载，关中主要包括西安府大部分和凤翔府全部。其中西安府包括六州：华州（今华县）、商州（今商县）、同州（今大荔）、耀州（今耀县）、乾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以及三十一县：长安、咸宁（今属西安市）、咸阳、泾阳、兴平、临潼、渭南、蓝田、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高陵、富平、三原、醴泉（今礼泉）、华阴、蒲城、商南、洛南、山阳（成化十二年改巡检司为县）、镇安、朝邑、郃阳、韩城、澄城、白水、同官、武功、永寿、淳化、三水（今旬邑，成化初年始析淳化县地置）、长武（万历十一年始以郃州宜禄镇置）。凤翔府辖一州：陇州；下辖七县：凤翔、岐山、宝鸡、扶风、郿县（今眉县）、麟游、汧阳（今千阳）[3]。而当代关于关中范围的解释，则主要指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咸阳市和渭南市五个地级市，随着行政区划的变迁，我们明显察觉到当今与明代关中在范围上的区别，虽然有差异，但其“地灵”的优势一直尚存。正是关中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从而涌现出一批才华卓著的有为之士，他们虽大多为儒生儒士，却致力于报效国家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再者，他们肩负着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在明代中叶，关中地区出现了大批这样的士人。

关于明代关中士人的确切人数，没有特别详细的资料加以考证，可却有这样一份关陇士人的名单，可大致了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关中士人的概况。因为其中主要以关中地区的士人居多，所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嘉靖十七年夏五月，胡缵宗为马汝骥作《西玄集》序，其中这样写到：

雍之文不有余响乎！明兴，雍当西徼，先进尚志。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而空同、对山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时则有若王太史九思、张民部凤翔、苏司寇民、段翰检炅、马太卿理、管中丞楫、吕宗伯柟、韩中丞邦奇、参伯邦靖、王宪使九峰、王翰检元正、南郡守大吉、刘宪使储秀、马太史汝骥、许中丞宗鲁、王佥宪讴、何中丞栋、张比部治道、李佥宪宗枢、王宫谕用宾、吕郡守颛、胡鸿胪侍、赵兵部时春、孙羽士一元，实与李、康同趣。虽严人心殊，而其归则太史公与工部也[4]。

结合上述材料，实际上当时关陇士人的人数也许不止这些。胡缵宗的这份人员名单，从中我们可以找出关中的士人有：康海、王九思、马理、吕柟、管楫、韩邦奇、韩邦靖、王九峰、王元正、南大吉、刘储秀、许宗鲁、何栋、张治道、李宗枢、王用宾、胡侍、孙一元、刘玑、王丞裕等人。除此之外，富平的杨爵、三原的王恕、岐山的杨武、长安的冯从吾也都是明代关中士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单就以上这些人，足以看出明代中期，关中地区人才济出，人数也是相较于前期和后期比较多的时期。在众多的关中士人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武功的康海，“前七子”集团中的领袖之一，鄠县的王九思，明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与戏曲家，三原的马理、高陵县的吕柟、朝邑的韩邦奇都是关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五人用自己的政治实践，为明朝中期的政治做出了贡献，他们刚正不阿、正直廉洁的品性以及为国为民的政治行为，不止在当时被世人称道，更在当今史册中成为一段佳话。

　　二、康、王、吕、马、韩的政治实践及共同点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西安府高陵人（今陕西高陵），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也是富有盛名的理学家。正德三年，吕柟考中状元，被授予翰林修撰，在翰林院供职期间，他尽心竭力的讲授义理，考核地方官吏时，不询私情，公正执法，主持修史的过程中，秉笔直书，如实记述，尽到了他为官的职责[5]。

吕柟步入仕途后，大宦官刘瑾（兴平人）欲以同乡之名招纳，他坚辞不就。当时，朝廷中一些趋炎附势之人为了高官厚禄，极力讨好刘瑾，但吕柟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洁身自好，最终引疾辞。当刘瑾被除后，陕西籍的官员遭牵连者甚多，在这时，他的告归被世人纷纷称赞，认为其有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

吕柟一生中，莫过于向皇帝谏言。他在复职之后，不顾个人安危，力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前朝中的一些君王在纳谏、修业、执政当中的经验，进行劝谏，他的意见得到了武宗的采纳与赞赏。正德九年，乾清宫突遇大火，吕柟借机向皇帝“陈言六事”，所说的都是武宗不理朝政的荒唐事。在六条谏言中，条条皆是别人不敢言之事，但吕柟极力上陈，在奏章被呈上去之后，虽然被朝廷力压下来，但听闻的人都害怕，毕竟在当时还没有哪个官员敢这样直接谏言，因此他的“陈言六事”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少的轰动。他自己在做官无望施展才能的状况下，愤然告归。嘉靖三年，大礼议兴，吕柟又以十三事自陈，因为他的主张不合皇帝的意愿，同时遭到桂萼、张璁等人的反对，这时朝臣纷纷议论，认为此为宰相的事务，而吕柟越了职权，终而因此下狱，一时直声震天下，人人称其为“真铁汉”。吕柟的谏言之路，次次遭到阻碍，他自己也因此惹祸上身，但他仍无所畏惧，坚守正道，一心为皇帝谏良言，并希望能以此辅助君王统治。

吕柟不只上劝谏皇帝，下也为黎民百姓做善事。他在解州代理知州职务时，抚恤鳏寡孤独，减轻丁役，劝民农桑，开渠发展水利，修筑堤护盐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发展解州的经济。同时，他还在此聚众讲学，四面八方的学者都闻名而来，在解州当官的三年里，因为他政绩卓著，被御史卢焕等人累荐，升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离任时，当地的士民皆哭泣，不舍相送，大都歌颂他的功德，甚至立碑用以纪念他的政绩，塑雕像来寄托对他的思念之情。

吕柟到南京不久，选为国子监祭酒。在就职期间，因这个职位政务简易，他得以读书、讲学。除此之外，他还教授贵族子弟，对于每个学生的教授，他采取因材施教、宽严并济的做法，在教授过程中，注重礼教，勤于讲习。吕柟为培养封建贵族子弟，可谓身体力行，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只为培养有益于国家的栋梁之才，从而建设明朝，他的言传身教为贵族教育做出了楷模。在朝勤勤恳恳为国家效力，在就任闲职时，仍不忘国家的教育，希望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提升国家教育水平，着眼于明朝文明的长远发展。如此忠心耿耿之臣，却生活简朴，从不受贿，在他当官生涯的三十年里，曾官至三品，但家中唯有书，种种德行被关中高陵以及解州百姓人人称道，在他去世后，甚至连世宗都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

吕柟一生的政治行为值得国君、黎民百姓的称道，一个不畏权贵，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谏良言，为百姓谋利益的忠臣，值得世世代代被人们称颂，他是关中士人中在明朝为官的榜样。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陕西乾州武功（今武功县）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前七子”领袖之一，也是明代中期久负盛名的曲剧作家[6]。在他青少年时代便关心明朝命运，并且树下挽救明朝统治的伟大志向。弘治十一年，中乡试举人，三年后又殿试夺魁，考中了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翰林院供职的八年生涯中，他先后参与了宪宗、孝宗两朝的实录编纂，并且担任过会试考官和经筵讲官。

对于康海政治抱负的例证，莫过于他二十七岁时廷试作的《对策》，其内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大致体现了康海想要清除弊政、改革社会的决心。《对策》中，首先在国家用人、教化、礼乐、征赋等重大问题方面，他做出了自己独创性的见解。其次，针对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强调如何选贤任能。在此，他认为选人的关键在于皇帝，皇帝能否区分清楚君子与小人，然后在执政过程中近贤臣远小人。当然，这一方面需要皇帝聪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关键时刻借助群臣的意见。第三点，他要求朝廷改革用人制度，认为一些不称职的冗儒可以卸任，而选举一些真正有实才的人做官。他的这一篇切中时弊的《对策》，惊动了当时京城的考官们，惊诧之余，大多予以高度的评价。可见，康海在入朝为官之前，针对明朝中期的社会大背景，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朝廷中存在的问题，有了针对性的思考，他的这些远见卓识为他以后倡导的文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没入仕途之前，康海已不鸣惊人，任官之后，刘瑾借于与康海是同乡，又看重其才华，欲意招致康海为自己的同党，可康海正直刚毅、不阿权贵的品性以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恨，断然拒绝，绝不同此惑乱朝政之人同流合污。正德初年，担任户部主事的李梦阳，因代尚书韩文草拟写了弹劾刘瑾的奏文，而被捕入狱。受李梦阳之托，康海登门造访刘瑾，凭借自己雄辩的言词，据理力争，最终救出了李梦阳。当刘瑾案发后，他因当初的造访之名而被反对派诬陷为瑾党，招致丢官落职。但此事却成为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仕途生涯的结束，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从而有了《武功县志》的问世以及《中山狼》等作品。康海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被排挤出来的人物，因而他的作品中含有对统治阶级内部腐败的批判与讽刺，和对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的控诉，即使退至乡里，却仍从文学作品中体现着对明王朝政治命运的关心，表达着自己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这些作品在当时极大地丰富了明朝文学，并且成为当今了解明朝中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康海的政治生涯中，不得不提他作为前七子集团的成员之一，与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引导的古文运动。他们触权贵，骂阉党，上书言事，指责时弊，成为了与权阉奸佞之党相悖的一股清流。明代中期，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严重，在文学上出现了改革创新的思潮，再加上明初洪武年间，官方规定以八股取士，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禁锢，文化氛围也死气沉沉。他们因此推崇汉唐文学，将汉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典范。他之所以推崇改革，是因为他认为秦汉的学术之风符合他改革明朝弊政的需要，并且在复古问题上也提倡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为社会政治改革服务。古文运动，看似是文化方面的改革，实则牵扯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正是怎样的社会背景造就出怎样的社会问题。文化与政治本就相辅相依，文化中反映着政治，政治引导着文化的发展。

康海虽然仕途生涯不算长，但他在文化方面的造诣同样为明中期的地方教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况且他也并未在回归乡里后，不关心明朝命运，仍旧用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贡献，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样地，在弘治、正德、嘉靖这一段期间，关中地区还有一位在明代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他的政治行为并不算多，可修建了户县城西的涝河大桥造福了一方百姓，此人便是明代中叶著名文学家、戏曲家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又号紫阁，陕西鄠县（今户县）人，成化年间中举，官至南阳府府学教授。他的仕进可谓是如鱼顺水，十八岁考中秀才，过了三年中举人，弘治九年（1496年）考中会试进士，由庶吉士造授翰林院供职期间，经筵讲学，还参与《孝宗实录》的撰修荣获褒奖与赏赐。同时他又是一位关中地区因“刘党之嫌”而被贬官的士人，在任寿州同知期间，他明断刑狱，设防修渠，振兴文风，时有惠政，但最终也因打击排斥回归家乡。

王九思同康海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被排挤出来的人物，在他回乡后，长期生活在农村，接触下层群众，了解百姓的疾苦，对百姓的衣食住行极为关心。他曾经倡议并主持修建涝河大桥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流经户县城西的涝河，每逢春秋之季大雨淋沥，河水泛滥，水患严重威胁着周边百姓的生命安全，王思九面对此情况，深有忧虑经过筹划他决定修建一座石桥。他亲自制定修建方案，并鼓励涝河附近的大户集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修建终于修成了一座高一丈六尺，宽三丈六尺，长二十五丈的十孔石桥，解除了涝河附近群众的危难，得到了百姓的赞扬，他的这一善举在周、户两县传为佳话。

暮年的王思九家境贫困粗茶淡饭勉强度日，但他仍不忘为百姓除害兴利。嘉靖二十四年，渼陂镇石桥修复完工，当时王九思已经七十七岁了，生活的困苦使他无力为渼陂镇石桥的复修资助，由于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便作《渼陂镇石桥复修记》作以叙述。自己的生活都无力支撑却仍心系百姓，默默为地方政治做着贡献。

其实在王思九的文学作品中亦能发现他做官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他的杂剧《杜甫游春》，看似描写安史之乱后杜甫游览曲江，实则借此批判着李林甫妒贤以及破坏朝纲的史实，从而表露出自己对当时执政大臣的愤恨之情。这些作品体现了王九思在不为官的情况下的一种政治情怀，以及对明代政治所拥有的政治抱负。仕途上的不得志只能借助文学作品去表达，虽然是一种抒发与倾诉，但所含有的政治主张也是明代中期关中士人在政治中的一种表现，况且他的作品也丰富了明中期的文学氛围，从这一点来说，王九思是明代关中地区杰出的代表之一。

除此之外，马理又是另一位关中地区的重要人物。明武宗时期，杨一清督学陕西时，见到马理与吕柟，康海三人的文章时大加赞叹说：“康海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也。”可见，马理身未出陕西，声名却已传呼在外。

马理，生于1474年，卒于陕西大地震中，字伯循，三原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得到杨一清的提拔，后起任考功主事。当时，武宗决定南下巡游，各位大臣均觉得不可，马理与郎中张衍等劝阻皇帝南巡，皇帝不仅未采纳他们的意见，还下诏责斥他们跪在宫殿门口，施以杖刑，且夺去俸禄。不久，马理告假返乡。嘉靖初年，他又被起任稽勋员外郎，参与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朝廷内一直就世宗朱厚璁本生父的尊号争论不休，此事自世宗即位后不久开始，争论了三年。嘉靖三年七月，武宗下令：追尊本生父兴献帝为皇考，群臣纷纷争论不休，马理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世宗大怒，下诏将马理等在内的一百多人逮捕下狱，再加以了杖刑，剥夺了俸禄，在逮捕的人中，以马理名列首位，可见，其在当时朝廷中的地位。以上两件事，足以见证马理为皇帝上言而所受的政治遭遇，但即便如此，也未阻挡他为官的正直，以及为皇帝进谏的决心，自己的安危已置之度外，一心心系明朝政治建设。

嘉靖五年，马理与大学士贾詠、吏部尚书廖纪一同考核地方官吏，其二人因私怨，想要免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的官职，马理当时与二人力争说“三人督学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7]。两人这才罢休。马理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公正的官员，他的举措必定招来二人的痛恨，但他并未顾及自己一己之安危，即便是自己丢官遭排斥，也要力保朝廷贤良之才，可见其坚守正道，刚毅公正的品性。

马理在关中大地震中遇难，穆宗即位后，赠他右副都御史，天启元年，又追谥忠宪。如果不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人，他怎会获得皇帝如此高的称号。马理自初担任官职到晚年离仕，大部分的时间不在朝，其间因病请假告归乡里多达四五次，究其原因是对朝政的不满与无力，只得愤然告归。但他在位期间，尽职尽责、廉洁公正，是关中地区在朝做官的又一杰出典范。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西安府朝邑（今大荔）人，是明代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武宗正德三年，考中进士，自此开始了仕途生涯，历经武宗和世宗两朝皇帝。他一生为官五次复起，五次里居，曾担任过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员外郎、山东布政司参议、浙江按察佥事、山西左参议等职，是明代关中士人中的杰出代表。

韩邦奇为官清正，坚守正道，政绩颇多。正德六年，他受命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庸俗之心私送小帙（红包），想要巴结讨好她，希望韩邦奇“上天言好事”，邦奇当即便怒，夺其帙，吓得都御史连忙道歉，众下属也都惊慌失措。正德九年，韩邦奇任浙江按察佥事，曾目睹富饶的浙江地区因为朝廷的横征暴敛，宦官搜刮民脂民膏，强征富阳春江一带的渔产及茶叶，导致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于是，他愤而创作了《富春谣》一诗，因为诗的内容触碰了搜刮民财的宦官王堂的利益，王堂便罗织罪名，邦奇因而被世宗逮捕入狱，其后被削官为民，押解回陕西。

韩邦奇的做官生涯是坎坷的，虽有削官之遭遇，但他仍忧心国事，关键时刻勇于担当。嘉靖三年，任大同都御史的张文锦遇害，形势所迫，韩邦奇临危受命任山西左参议。当时，世人都觉的危险不敢前往，而邦奇受命后立即前往，以单车入城，无所惧怕，当时人们听闻他来了都感激泣下，顿时安稳了人心。后来因为胡瓒不听邦奇所言，遂致仕归，之后大同果如他所言而再乱。嘉靖八年，已年过半百的韩邦奇又被诏任山西巡抚，当时，大明王朝的衰局已定，但他仍忧国忧民、尽职尽责、他出疆入塞，观察敌情，修筑城堡，忙于备战，并且亲自到军队，安抚士兵，尽到了自己保卫国家的天职。直到71岁时，因年事已高多次乞辞才得以告归，他的一生皆报效于大明王朝，勤勤恳恳在朝为官，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士人榜样。

综合上述吕柟、康海、王九思、马理、韩邦奇的政治生涯，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共同点。首先，五人均崇尚气节，坚守正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在为官期间坚持正道、不阿权贵、敢于担当。吕楠、康海任职时期，时值大宦官刘瑾专权，因为同乡之名，刘瑾欲意招致为自己的同党，但他们或引疾告归或断然拒绝，不与此惑乱朝政之人合流。韩邦奇、马理更是在考核地方时公正无私，坚持正义，他们均是关中士人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五人均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对明代中期的政治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这点在他们个人的从政过程以及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再次，他们上对朝廷尽职尽责，给皇帝极力谏言，下对地方发展一方经济，管理一方吏治，教化一方百姓。吕柟、马理等的谏言之路，使自己深陷困境，并未被皇帝采纳与接受，但仍忠心耿耿极力直谏。王九思修建的涝河大桥，解了户县百姓的安危，吕柟在解州供职的几年，为百姓办好事等，他们均对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最后，五人大抵有相同的政治遭遇。他们的从官经历皆是坎坷的，均有官升官降，复起里居，贬官等的经历，仕途都并非一帆风顺，加之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有不同程度的受“刘瑾之嫌”的牵连，但这些遭遇并未阻挡他们忠心于明朝的决心。

　　三、关中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在明代整个的历史中，当属明代中期关中士人的人数居多。西北大学的师海军写的《明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关于明代洪武至崇祯年间的全国进士人数与陕西省进士人数进行了一个比较，数据显示明代中期陕西省进士人数占全国进士人数百分比最高，而这一时期，陕西士人中又主要以关中士人居多，所以很容易得出，明代中期的关中士人数多于前期与后期。再加上，这一时期关中士人名气较盛，因此中期的关中士人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较能代表整个明代的水平。前文介绍的康海、吕柟、马理、王九思、韩邦奇是明代中期士人中的典型代表，根据四人政治实践方面的共同点以及其他士人的政治表现，简以概括明代关中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守正道，不阿权贵。这一点与关中地区的人们注重“气节”之风是分不开的，当时，关中地区盛行关学，大多的关中士人都是关学的代表人物，关学的特色就是崇尚气节，因此，他们将此之风继承在自己身上，似乎骨子里也多了份坚贞与刚毅。关中士人在任职期间，刚正不阿，坚持正义，不收取贿赂，不同黑暗世俗同流合污。比如康海，初入官场，大宦官刘瑾想要以同乡之名招纳为自己的同党，毕竟康海的才华已是众人皆知，但康海并未像一些谄媚小人一样接受刘瑾的好意，而是断然拒绝，坚守自己的正道。韩邦奇在考察都御史时，都御史私袖帙（红包）暗示，想要以此来巴结他，他当场便严加呵斥，吓得都御史再不敢有此心。还有马理在考核地方官吏时“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的正气，即使是遭到贾、廖二人的嫉恨，他也站在正义的立场。他们的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气节，证明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政治品性，是为官士人中的榜样。在明代中期，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的状况下，正是有如此正直的关中士人坚守在执法严明的阵线，并与其他地区的士人共同建设，才得以有大明统治的稳固，关中士人树立的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种精神典范。

第二，身体力行，极力直谏。在明代，关中的士人以“直”声而闻名，他们个个不顾个人安危，即使自己会身陷牢狱，也要为皇帝谏利国利民的良言。其中著名的“直声震天下”的冯从吾，在明神宗中年时期，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XXX落入宦官手中，人民苦不堪言的状况下，愤然上疏，指责皇帝的昏庸，言辞犀利，明神宗见到他的陈疏，甚为愤怒，当即下令廷杖，因刚好适逢太后大寿，才得以幸免。还有吕柟的“陈言六事”以及“陈言十三事”，毕竟他所说的都是武宗的荒政，当时，还没有哪个官员敢直接奏皇帝的短处，但他所说的都是为国家建设的良言，哪怕自己下狱也敢于提出。除此之外，还有朝邑的韩邦奇、渭南的南大吉和富平的杨爵，他们都是这一时期极力直谏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其是杨爵，因谏言世宗，获罪入狱，遭受百般折磨，曾至血肉模糊，在狱中被羁押七年之久，但仍泰然自若。他们的仗义直言，无不体现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铮铮铁骨，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甘愿自己受罚，也要敢言别人不敢言之事。在谏言这方面的关中士人很多，他们正是本着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的初衷上书言事，希望当时的朝政能有所改观，这些士人用生命谏言的忠心值得永远赞扬。

第三，勤政质朴，关心民生。关中士人在地方任职时，勤于政事，也是百姓口中的好官。他们接触下层群众，深解百姓的疾苦，给百姓谋利。比如，管理地方吏治，给百姓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发展地方经济，解决百姓的温饱；开展地方教化，提高百姓的教育水平与文化氛围等，这些都是关中士人在地方当官中的作为，他们用自己的一己之力，为明王朝的地方建设做出贡献。例如，吕柟在解州当职期间，抚恤鳏寡孤独者，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并且开展讲学，教化地方百姓。许宗鲁在保定任职后，严厉查核驿传，定徭役，又筑堤扞滹沱河；何栋在调任宜兴知县后，体恤民生疾苦，厘正士兵习气，筑便桥，建学社，士民皆高兴；张治道在担任长垣令期间，依法处置不法豪强，处死者十余人，又修长垣城，修孔庙，增添学舍，并且上书解决黄河决口的事等。从以上个别的案例中，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围绕百姓，一切皆为百姓谋利处的百姓官。也难怪当吕柟离开解州之际，百姓皆哭泣，不舍相送，并且歌颂他的功德。他们为地方所做的贡献，值得百姓的称道。当官的数载时间里，他们自己也并非大富大贵，而是过着简朴的生活。王九思暮年时，粗衣淡饭仅够勉强度日，吕柟曾官至三品，去世后，家里也只有书，如此质朴廉洁之人是关中士人中的典范。关中士人中，大部分都勤政为民，正是他们为地方的无私奉献，使得明代的地方建设得以添砖添瓦，从而为整个明代江山社稷的稳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论

明代中期是整个朝代历史中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关中士人的人数占整个明代历史中的大部分，其中以康海、马理、吕楠、王九思、韩邦奇等为代表的士人，尽职尽责、廉洁奉公，他们用自己参政为官的政治实践为明代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关中士人中的大部分更是将关学发扬光大，间接提升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于关中士人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治国的实践不仅对当时社会有着重大影响，更深深影响了后代。尽管他们的言行已背负了时代的烙印，或许带有局限性，但对于他们政治方面的探索，应置身于社会大背景中。本文通过以个例的方法最终引出关中士人这一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他们坚守正道、不阿权贵，身体力行、极力直谏，勤政质朴、关心民生的参政实践，值得当今世人加以永远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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