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有助于控制XX权力的运作，并鼓励其有效地管理。本文通过微信调研收回318个样本，通过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检验、相关分析，分析了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和公众参与渠道情况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得出本文的结论为：公众参与意识对其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志愿服务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公众参与渠道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后从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强化宣传力度、拓宽服务渠道等方面提出提高西安市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意愿的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城市管理；参与意识；志愿服务；参与渠道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关系，导致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对我们的企业进行打压。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国内循环，重视自主创新，重视国内市场。根据中央XX提出“十四五”期间新的发展理念，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个发展格局当中，城市化的2.0版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整个经济可以循环，社会可以循环，技术可以发展，人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的市场也会不断扩大。传统城市管理中存在诸多弊端，比如办事流程繁琐复杂、管理方式不人性化、管理手段和管理体制的落后引起城市管理的模式和理念发生了新变化。按照中国xxx中央委员会、xxx共同决议的有关城市高水平、高质量改革与治理的决策部署，加强和改进城市管理，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城市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建设“智慧城市”系统已成为XX与高校共同探讨的重要话题。XX要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意识，让公众参与到XX决策之中，公众参与有利于XX履行各种管理和服务职能，促进服务型XX构建，这与我国提出的“从节约型XX向服务型XX转变，从管理型XX向市场型XX转变”是一致的。而如何让公众参与到数字化城市管理之中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1.2 研究目的

数字城市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XX管理方式，改变了城市管理理念、过程和方法，对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解决城市安全问题、维护全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化管理的为实现精准执政、高效管理，让公众参与XX治理的各项公共活动以及决策之中，一方面对于XX内部监督、改革有着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群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提高XX决策的准确性、有效性，因此激发群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热情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梳理归纳学者们对数字化城市管理目的是为了为加大民众自觉自愿参与，对此，本文将以西安市为背景，重点探讨该城市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引进加强管理的过程，分析普通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现状，寻找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并着重探析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而为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低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当前，学者们对公共领域、传统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的不断推进，针对数字化城市管理领域公众参与度影响研究稍显欠缺。现有研究侧重于宏观政策性讨论和城市具体解决方案，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比较薄弱。因此，本文基于前人对传统城市管理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探索，结合最新发展，建立和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影响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模型，再针对各个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这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并且能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1.3.2 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重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问题滞已然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建设，过往由上至下单一的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于现在，不利于公众参与积极性提高。对此，为改进城市数字化治理与管理水平，提高执政效率和改进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让公众参与到城市数字化管理当中。推动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不仅可以从需求的角度进一步改进城市管理的方式，还可以直接提高公众对XX的满意度。因此，本文选择以西安市为例，运用公众参与理论，对西安市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结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为大中城市优化城市管理模式提供参考，促进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 国外研究状况

外国研究人员的研究重点是公众参与的影响、发生机制等。Sutcliffe(2009)研究学者提出公众参与量表理论，这为后续相关的一系列理论的研究与方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重点剖析了公众参与城市化治理的影响。在研究公众参与机制时，外国学者认为，公民参与更多的是由个人利益驱动的[1]。Caragliu(2009)研究者认可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等带来的影响，认为智能化正逐步影响社会生产与人们生活[2]。Deborah(2010)学者提出，影响公众参与到城市管理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含参与方式、参与形式，以及公众自身的参与能力等[3]。因此，外国研究人员认为公众参与能力是公众参与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1.4.2 国内研究状况

郑程（2019）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等概念进行阐述,运用新公共服务、计划行为理论等公共管理的概念,通过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等方法,以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为例,对目前该镇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践效果,通过问卷调查,描述性分析了目前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意愿的现状,运用SPSS软件,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个体特征对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意愿的影响,运用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剖析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公众参与渠道情况三个因子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后从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健全志愿服务、拓宽服务渠道三个方面提出提升泽雅镇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的建议和措施[6]。唐骏龙（2019）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对其城市管理现状进行简要介绍,并选取了电话通信、电子邮箱、网络软件三种主要依托信息通信技术和在线网络的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方式,对九龙坡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整体上近年来公众参与的热情呈现上升态势,但也存在公众参与方式相对单一、公众参与领域深度不够、XX信息公开不足、缺乏制度性建设和公众主动性有待提高等问题。研究从归因的视角入手,分析参与主体的动机是什么,解答分析公众为什么会参与城市管理,从而根据参与动机的不同,分析九龙坡公众参与出现的问题。这有助于后文根据模式,结合当前九龙坡区公众参与的现状、问题,从而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九龙坡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问题以及优化城市管理的相关建议[7]。韩普、李瑶康、马健（2019）为了识别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升智慧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首先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归纳出初步的影响因素,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来识别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众包模式对智慧城市管理有着较强的作用力,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XX对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费用预算、公众接包报酬、公众创新能力、XX在日常事务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相关制度的建立以及提升参与者知名度和影响力[8]。以上研究可为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4.3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只将公众参与能力作为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对公众参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公众参与的内涵和功能。但是这种方法的范围太大，没有明确合理的边界。要分析讨论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现状，必须检验西安市数字化管理工作有效性，总结数字城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数字城管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然后通过借鉴过往优秀的城市管理经验，借此为现阶段西安数字化城市建设助力，探析其未来发展及如何在大群体中推广这一新理念。

　　1.5 研究内容及方法

1.5.1 研究内容

本文将以西安市居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调查研究，其内容涵盖如下：

第一章：绪论。重点介绍本课题展开研究的背景，并对研究意义进行详细阐述，以及对国内外学者在城市数字化管理和公众参与意愿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为本文的模型建设和假设提供理论根据。最后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阐述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第三章：对西安市现阶段的城市数字化管理状况进行分析。

第四章：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归纳整理公众参与

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提出研究假设。

第五章：调查问卷设计及发放回收。设计“西安市数字化管理公众参与意愿调查表，”并进行发放回收。

第六章：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检验研究模型和假设。

第七章：研究结论和建议。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提高公众参与意愿的建议。

论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哪些？

（2）各影响因素对公众参与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

（3）如何根据不同因素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断完善现有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优化公众体验，提高公众参与度？

1.5.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梳理相关概念，构建公众参与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分析公众志愿服务情况、公众参与意愿、公众参与意识与公众参与渠道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第二，案例研究法。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因素，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第三，问卷调查法。设计“西安市数字化管理公众参与意愿调查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分。制作问卷，利用网络平台发放问卷，收集研究数据。

第四，数据分析法。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分析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分别与公众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性。

　　2 概念界定及理论概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城市管理

有关城市管理相关内涵的界定，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其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城市管理是指城市的管理者运用经济、法律和其他科学手段，有组织、有目的、有意识、持续地进行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推动城市发展目标实现的良性循环。从广义上讲，城市管理是对城市活动的全面管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涉及一系列的公共服务。狭义的城市管理，也称为“小城管”，通常指市政、园林、城市市容环境、绿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与之有关的管理。城市管理是动态发展的概念，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城市管理进行了全面界定，其内涵是城市XX和市民、第三方机构和企业组织组成的多元城市主体。

现代城市管理，是指城市XX，通过安排一定的城市治理制度和现代先进水平的科技手段，互动协作，整合城市各类资源，实现城市高效协调运行和正常运行，促进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现代城市管理为了适应城市的现代化和管理的现代化的需要，改变了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同时更新了管理要求，创新了管理模式，为新型城市化建设及其治理方式创新提供了契机。

2.1.2 数字化城市管理

1998年阿尔戈尔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新概念，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数字地球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被提上日程，并迅速发展，催生了“数字城市”的概念。2005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北京市东城区在推行新型城市管理模式“数字化城市管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着成效。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计算机和移动手段对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各种事件进行的处理、分析与管理。城市构建是城市管理宏观层面的要求，事件记录则是微观层面的城市管理内容，在数字化城市构建中，借助信息科学技术，运用了大量智能化操作方法与手段采集与收集数据，以此提高数据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信息技术加持下，也提高了城市化管理效率，让众多城市管理环节由繁到简，这不仅有利于行政办事效率提升，同时也方便了办事民众，大大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城市管理离不开公众参与，城市居民应发挥监督作用，当然这离不开XX带头作用，如果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仅仅依靠XX的力量，将极大地降低城市管理的有效性，通过互动交流，群众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形成社会公众和XX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2.1.3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X。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公民意识与政治民主观念的发展,”公共领域”理论被引入到XX管理中来，并成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始于Mills(1959)和Scott(1981)，他们主张让更多的公众社会公众决策，以扭转官僚决策的独断专行。

公众参与，简而言之，就是行使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公众参与包括三个要素：参与主体，即对什么人能够参与公共管理提出了要求，XX以外的所有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公共参与的主体；参与对象，即公众能够就公共事务的运作发表意见。一般是指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问题，如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参与途径，即怎么参与，公众参与的手段分为两大类，正式和非正式的，包括了向公权力部门传递信息的所有手段。

　　2.2 公众参与意愿对城市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卫梦婉（2017）认为北京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之处是因为社会参与程度较低、参与效果不足。一方面社会参与意识不足，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对于城市治理参与途径了解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因其经济实力及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由于缺乏归属感，该部分群体在城市定居多年后仍缺乏城市治理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XX缺乏与社会公众分享城市决策权的动力，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方式、参与资格、参与范围等都由XX单方面决定，导致社会参与渠道不足，公众仅享有名义上的参与权，参与效果不足。这些都影响了北京城镇化质量和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26]。

公众参与有一些自下而上这些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XX信息公开不透明和公民知情权难以保障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是公众的参与性降低；二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由于公众过去的意见大多没有送达实际管理的XX部门，或没有得到应有的迅速回应，导致这些意见没有充分反映公众对城市治理进程的真实看法，而只是向公众提出建议和参考。通过对公众参与成功的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政策制定的早期阶段，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往往不足，公众意见难以积累，在政策颁布后和政策推进过程中，一些专家、团体或公众自发组织会形成利益群体，而媒体网络等其他力量会向XX执行部门提出真实的公众诉求。这些事件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其中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观念方面的问题。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会损害XX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XX必须在面向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参与方式和渠道的多元性和先进性，最大限度地消除被迫式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2.3 相关理论基础

2.3.1 计划行为理论

该理论是多属性态度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控制行为，但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客观条件制约或干扰个人意志，继而影响行为控制结果，这便使得个人意志能够控制行为的结论力度大大减弱。所以Icek Ajzen(1988,1991)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期待对个人行为作出更恰当的预测和解释。影响该行为意图的三个因素虽然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彼此独立，因为它们基于相同的信念。

计划行为理论的三大关键因素：

（1）行为态度：(Fishbein M, Ajzen,1975)指出态度是一种预设立场，即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持续喜欢或不喜欢，也可以说，对一个人特定行为的表现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估可以决定其行为态度。就城市管理来说，能够对公众态度达到干扰目的就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公众对城市管理有效参与的期望。如果有良好的城市治理效果，他们会更多地参与和愿意参与，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城市管理，他们的参与的意愿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个人经验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市民对城管部门管理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回应，并得到相关部门的及时解答，如果今后出现类似问题，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城市管理。

（2）主观规范：它是对个人在采取特定行动时所感到的社会压力。可以说主观规范是来自他人或团体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应实施某一特定行为。一是家人的态度，越是重要的人或团体支持你采取特定的行动，你就越有兴趣去做这些事情。影响主观规范的因素可能包括家庭成员等人的态度，如果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你参与城市管理，你参与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XX，如果XX制定鼓励公众参与城市管理，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公众对城市管理的热情会更高。三是互联网，推进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活动，例如微信、微博、等网络形式，增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意愿。

（3）知觉行为控制：也就是一个人期望控制某一特定行为的程度。例如，当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或渠道参与城市管理，并且认为这样做方便或容易时，公众就更有可能参与到城市管理建设当中。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XX部门往往不愿主动公开自己的信息，而通过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这就导致公众参与意愿大大降低。

这三个因素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和独立的，但它们确是密切相关的。

2.3.2 社会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治理”一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西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政治活动中广泛使用“治理”一词，在社会领域中“治理”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社会治理更强调的是一种多元治理概念，是由XX、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依法合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生活的过程，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就治理主体而言，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包括XX部门、社会社会治理、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在治理治理方式过程中，社会治理以平等、沟通、共同协作的方式进行规划、协调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2.3.3 参与式民主理论

由于民主理论十分复杂，不同学派的理论和思想相互交叉、相互充实，以及参与式民主理论在二十年代中期复兴后仍处于理论发展阶段，这些原因都导致当今学术界对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和内容缺乏明确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和解释。参与式民主的主体是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它与传统政治中的精英主义有着本质不同，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如果民主本身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必须以普通公民为基本主体。参与式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仍有很大不同。在当代西方政治舞台上，参与式民主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它不仅要求XX和公众之间建立平等对话关系，而且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从而使公共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合理化。而自由主义民主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主张，导致个人只注重实现自己的利益，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式民主理论寻求在基层和小规模共同体建立参与性社会，并在行使其参与能力的同时激发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今天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例如佩特曼、己伯等，都致力于构建这样一种理想，即公民通过不断参与生活实践，培养参与性实践，增强人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积极参与的公民不仅能够促进参与性社会的形成，而且能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民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参与式民主更多地注重于培养个体的参与性。

参与性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通过扩大基层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使社会管理最优化、最大化。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由于XX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要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加强社区建设。这种做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公民通过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提高其参政的能力，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周围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实现互助、互利、共同合作。因此XX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来促进公民参与。

　　3 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现状分析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西安是中国古都之首，12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之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罗马、开罗、雅典一起建立的首批世界世界历史名城之一。2023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含西咸共管区）1316.30万人。全市总面积 10752 平方公里。

　　3.1 数字化建设延伸至街区

目前，为了推进西安市数字化建设，加强城市管理，西安市已联通国家、省级联网公众，以便共同运营与更好管理地级市城市建设。不同的平台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应做好分工协作工作。此外，市政平台也应联动各区、县等XX机构，同时结合各类信息技术资源，在所属的区、县等平台同样搭建与布局好数字化软件平台，这样才能实现更全面的进行问题与反馈的采集，以便评估日后工作开展方向；针对城街管理应该使用社会治理，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搭建指挥平台，根据数字城市管理标准消除城市管理的组成部分、事件问题。现代化的建设城市综合数字化城市管理业务工作平台。

图3-1 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内容

　　3.2 建立问题反馈机制

西安各区、各县设立网络技术专员，成立专职小组，不间断检查信息平台问题，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各级城区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应与第三方机构协作，让其参与到与城市信息收集有关的问题。原则上，哪里有卫生和清洁，哪里就有信息收集。例如，主要道路和周边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主要的商业区，城市管理问题地区和主要旅游区等，检查的频率，每天应不小于4次；每天至少对一般市区、次要道路(水道)及周边地区进行两次检查；每天对小巷、城乡交汇处、拆迁区和未转让土地管理区进行一次检查。

　　3.3 纳入综合考核指标

“集约共享、统筹建设”强调的是一种将深度整合资源的模式，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等的协作，追求各层级结构共享资源，助力向智慧化城市转型。同时，西安市将全面建立健全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机制。各区县XX和各开发区管委会将依据“五有”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经费、有制度的要求，将重点推进各区、县的数字化机构建设。各个区、镇街道也应成立网络专员，管理与评估数字化城市业务，并做到长期跟踪、落实反馈与评价，将收集到的信息与获得的结论纳入城市管理评价中，从而量化数字城市建设成果。

　　3.4 公众参与城市数字化管理的渠道

“i西安”APP是为响应国家、省、市相关要求，以“高效、便捷、利企、便民”为理念，提升市民对智慧城市体验感为核心，打造包含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及社区服务在内的一体化“互联网+”城市服务平台。“i西安”APP自2019年8月上线，开启了西安“掌上咨询、掌上办理、掌上查询、掌上评价”的政务服务“掌上办”时代，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办理，完成了“一网通办”移动端的初步搭建。2020年8月全新上线的i西安2.0，以提升市民对智慧城市体验感为核心，在原有的政务办事服务基础上，对办事流程、整体交互进行了全面优化，同时拓宽了服务场景，西安已接入178项行政办事项，65项公共服务应用，集市民生活、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全生命周期智慧城市服务于一体，市民只需一次身份认证，便可一号通行、一站通享，随时随地掌上办。

图3-2数字化城市管理APP“i西安”

　　4 研究模型和假设的提出

　　4.1 模型的构建

因此本文将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以西安市为例，将从三个角度，分别是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来展开是否具备自愿自觉自发的参与意愿的探究，具体研究模型如图4-1所示。

图4-1 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显然意见，上述模型涵盖了三个重点，分别是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与参与意愿程度的影响。

　　4.2 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4.2.1 公众参与意识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

有关公众参与意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通俗意义上来说，即是公众观念转变，认为社会公共事务生活、政治生活不仅是XX的职责，同时也与个人息息相关。公众有参与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行使。于志丰（2017）等学者指出，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公众参与管理，所以应该加强与引导公众参与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公众对XX的信任是指在数字城市管理过程中公众对XX的信任对自身参与的影响。公众作为独立意识的对象，对人人参与城市管理的概念理解越深，参与数字城市管理的意愿就越强[20]。张婷婷（2016）居民参与对于社区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社区治理的好坏与居民参与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居民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包括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环境的改善、社区文化生活的丰富，也包括社区的政策制定、意愿抉择以及社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都需要居民的广泛参与[2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公众参与意愿能够决定城市治理水平，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效能。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

H1：公众参与意识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4.2.2 志愿服务情况与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

志愿服务也是体现公众参与意愿的一种方式，会影响公众参与数字城市管理的意愿。章丽丹（2015）认为，志愿活动的丰富性和志愿活动的动员性是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志愿服务的宣传力度是指XX部门对数字城市管理发展的宣传力度。XX部门在宣传上投入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受到影响[22]。陈丽（2018）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得出：（1）个人特征中的学历和收入对社会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具有提升作用；（2）行为特征中的参与主动性、参与次数正向影响社会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3）激励方式中的发展性激励、保障性激励以及精神性激励对社会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3]。因此，志愿服务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公众的参与意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志愿服务也是能够决定城市治理水平，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

H2：志愿服务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4.2.3 参与渠道情况与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

李梓佳（2023）认为由于公众对热线参与有着一种过度的的依赖，一时难以转变，从而导致在线参与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再加之在线网络平台的适应与使用需要一段时间，很多公众对其不太了解，也使得参与意愿降低，影响了公众在一次性参与时其参与渠道的选择[24]。孙硕（2020）认为由于公众本身没有合适的渠道，所以一旦公众得知城市规划的方案对于他们本身的利益产生损害、而现如今所存在的参与渠道无法让他们表达诉求的时候，公众通常就只能自发组织到城市的规划管理相关部门进行信访来表达自身诉求。所以信访通常是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管理里面最后的方式，也是最无助的方式。但是很显然，这种参与方式是滞后的，可能对城市规划管理结果起不到有效的影响，而且，如果一直都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太过频繁的信访势必会影响相关部门的其他工作。所以，只有建立充分合理有效的、覆盖参与城市规划全过程的公众参与渠道，才能与公众建立良性互动、充分表达公众对城市规划管理的意见[28]。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3：

H3：参与渠道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4.3 假设汇总

根据前文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公众参与意识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2：志愿服务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3：参与渠道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5 调查问卷设计及发放回收

　　5.1 设计调查问卷

公众参与是数字城市管理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因为XX公职人员有限，对数字城市管理的监督可能不到位。公众参与将XX与公众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提升和提高数字城市管理的整体水平。问卷的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旅游平台的基本使用情况调查，即调查对象的基本个人信息(基本信息Q1-Q5)，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了解渠道等。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对受访者“公众参与意识”（主体部分Q6-Q8）、“志愿服务情况”（主体部分Q9-Q12）、“参与渠道情况”（主体部分Q13-Q15），“参与意愿（主体部分Q16）”进行调查；问卷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打分，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对该项的同意度越高。主要内容如表5-1所示：

表5-1 调查问卷内容

　　5.2 发放及回收

本文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西安市群众。主要采取网络问卷的发放方式，网络问卷随机性强、抽样范围广。在调研时，选择韦曲南、小寨、大雁塔这三个地铁口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通过微信扫码在线答题的方式进行，主要对上班族、大学生及研究生群体发放。此次共计发放问卷 350份，其中收回问卷 318份，回收率 91%。

　　6 数据分析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被调查者中，性别方面，男性为176人，占比55.35%，女性142人，占比44.65%，男性略微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中，31-50岁的调查人数最多，为137人，占比达到43.08%，18-30岁的次之，为111人，占比34.91%，51岁以上的为58人，占比18.24%，18岁以下的人数最少，为3.77%，被调查者中以中年人群为主。学历方面，本科以下人数为157人，占比49.37%，人数最多，本科学历125人，占比39.31%，位居第二，硕士和博士人数最少，分别为26、10人，占比分别为8.18%和3.14%，调研人群学历以本科以下为主。职业构成方面，XX和事业单位人数最多为107人，占比33.65%，其次是学生，人数为77人，占比24.21%，人数最少的是个体经营户，为20人，占比6.29%。在了解渠道中，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人数最多，为148人，占比46.54%，其次是电视广播，占比18.24%，人数为58人，这两者占据了了解渠道的主体，成为公众了解参与城市管理的主要渠道。占比最低的是XX门户网站和综合类门户网站，为16人，占比5.03%，所以XX需要加大对自身网站的宣传力度，另外没听说过这类人群为39人，占比为12.26%，如何让这类群体参与到数字化管理建设之中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表6-1详细总结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占比情况。

表6-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占比情况

　　6.2 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为了研究各变量之间相互的相关依存关系，需要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通过此方法能判断各变量间关系的相关性和方向，即各变量间呈正相关或负相关。本文使用SPSS23.0软件并采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来研究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与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具体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6-2 各变量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从上表反馈的几项数据情况能够观察到自变量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与因变量参与意愿之间均呈正相关（p<0.01）。其中，公众参与意识与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92；志愿服务情况与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88；参与渠道情况与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3。

　　6.3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用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的定量关系的一种方法，其前提是各变量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从上文相关分析可知，影响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的各个变量与参与意愿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能够进入回归分析环节。本文采用SPSS23.0软件对三个自变量和满意度进行整体回归分析，检验前文的H1、H2、H3研究假设，具体分析如表5-3所示。

表6-3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由表6-3所示，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参与渠道情况的Sig.值分别为0.001、0.001、0.001，说明这三个变量均通过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均会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变量的标准系数分别是0.518、0.514、0.564，均为正数，这表明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正向影响。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未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式如下所示：

参与意愿=3.373+0.546×公众参与意识+0.541×志愿服务情况+0.579×参与渠道情况

　　6.4 总结

根据相关性检验分析与回归分析结果，对本文假设检验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关于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情况、公众参与渠道情况这三个变量的研究假设均通过检验，具体如下所示。

表6-4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7 研究结论及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根据已有公众参与影响因素，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根据相关数据结果展开分析，便能获得如下结论：

（1）公众参与意识对其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结果表明，提高公众对XX的信任和理解，增强公众的公众主体意识，对于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需XX要通过举办网络市政大会、敞开市政厅大门、扩大线上咨询服务、鼓励市民创意发想等活动可以促进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增强对XX的信任度、加强对数字城市管理的认识，激发公众参与数字城市管理的意愿。

（2）志愿服务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当公众参与数字城市管理时，志愿服务种类的丰富性、志愿服务的实质性有效性和对志愿服务的激励会提高公众参与的意愿。所以XX要加大宣传力度力度，丰富志愿服务的内容，避免志愿活动形式化，提高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3）公众参与渠道情况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公众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时，参与成本越低、参与渠道的通畅度越高、XX处置效率越快，对公众参与意愿影响越高。因此，XX需要保持接触渠道的畅通，并注重及时解决和向公众反馈问题。

　　7.2 研究建议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西安市数字城市管理中能够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从而有了如下结论：一是公众参与意愿，包括XX公信力、个人观念、个人主人翁意识等；二是志愿服务，主要是志愿活动的方式方法、有效性等；三是参与渠道，包含渠道畅通程度、以及与公共事项相关的处置效率。西安市应结合当地现实情况，积极推进西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意愿，必须从三个方面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公众参与意识、志愿服务和参与渠道，同时给出有力的执行政策与举措。

7.2.1 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数字城市管理的推进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群众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是最能发现城市管理存在问题的人，所以XX一定要与群众通力协作，培养公民建设美好城市意愿，提高公众城市管理水平。

第一，应加强与提高XX公信力。只有公信力不受损，公众才愿意相信XX。我们要为广大群众的城管意见、表达意见提供平台。数字化城市管理是突发事件和重点难点事件的良好反馈和处置平台，公众举报后，相关负责人应该及时处置，减少公众反馈等待时长，提高公众对XX处置问题速度与能力的信任。

第二，转变公众观念，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认识。可以通过相关主题活动宣传和日常宣传交替的形式来进行，宣传一定要落到实处，而不是走马观花。同时，在宣传管理服务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借助社区力量，将社区网格化，培养社区网络指导人员，让其在所属社区内带队执行与管理，进行相关信息搜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分工明确、责任明确、易于管理，也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7.2.2 强化宣传力度，健全志愿服务机制

社会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常见的形式便包含了志愿服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在公众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等人群对于城市公共管理的认识都有明显不同。而志愿服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公众参与的意愿与态度。

首先，应该加强认识。为了让加深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责任心，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让志愿服务手册的形式进入社区，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做志愿服务宣传。其次，建立激励机制。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制定奖励标准，对居民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最后，完善制度保障。健全组织体系。利用志愿服务，重点解决一些影响公众生活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志愿服务月”活动，通过微信、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互联网宣传，向社会公众展示公众参与数字城市管理志愿服务的有效性，扩大活动影响力，动员群众参与社区数字城市管理志愿服务，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社会群众志愿活动。

其次，志愿服务的类型应该多样化。活动的多样性才能触及更大的群体，增强公众参与意愿。现阶段，城市化管理中很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志愿服务的方式比较单一，导致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而数字化城市则拓宽了志愿服务渠道，将公众力量引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各个环节。XX等公共部门应该尽可能多的创造志愿服务方式，让城市公民与XX人员的沟通更为快捷与方便。

7.2.3 有力回应诉求，拓宽服务渠道

积极搭建XX与群众沟通的平台，不仅便于市民了解XX相关政策与信息，同时也可以让XX深入群众，了解市民真正需要。这是大数据网络时代下，对现阶段工作改进的诉求，也是积极响应智慧城市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首先，利用多元化渠道，扩宽服务方式，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提供针对性的沟通渠道。赋予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事务、获悉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案件档案查看的权利，相关责任主体也应在阳光之下办案，接受公民监督，同时有责任保护市民隐私，运用技术加强内部管理，严惩隐私泄露等侵权行为。现阶段，我们熟知的信息收集方式也包括了微信、微博平台，这是人们生活中熟知的app工具，也易于操作。

其次，积极反馈公众问题与诉求。将群众问题摆在首位，用心做事，用行动为群众服务。投诉处置完毕后，还需跟进回访，认真记录意见，内容应全面、详细，经过相关职能部门整改与反馈意见后，应该向群众公开，做到信息透明化，让公众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也是提高XX公信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当公众提出的意见得到反馈与处理后，也会增强数字化城市管理参与意愿，为智慧城市的构建贡献个人力量。

　　致 谢

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的撰写，我感受良多。要感谢所有在此期间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朋友们。从入学以来，老师认真督促本人完成论文写作，在论文选题、结构设计等方面耐心指导，解答了我很多疑惑，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在论文上给我提出很多建议，能被老师指导是我的幸运，她不仅在学习方面教会我很多知识，也在生活方面给我提供很多帮助，其次，我要感谢同学的热心帮助。在论文撰写阶段，给我提供了意见，让我所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能更好地与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最后，家人们在我论文写作期间，给我生活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与激励，特此感谢。祝愿大家永远健康快乐。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能在这里遇见你们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在大学接触到了健身，它带给我的意义就是不要轻易放弃，只有恒心不变，你才能慢慢看到自己的进步，我觉得它提高了我的意志力，让我在面对困难时不退缩，要迎难而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文至此，落笔为终，意味我的青春就要结束，始于2018年初秋，终于2023年盛夏，在这充满活力的校园里，留下的是青春的印记。

山水相逢，终有一别。再见了，西京路一号，再见了，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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