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以基础教育为例

中 文 摘 要

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使以青年为主的流动人口规模逐渐壮大。据统计，截止2017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44亿。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同时也扩大了地区间财政收支差异。从流入地来说，大规模人口流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但同时也会使得地方公共品供给带来拥挤效应，增加财政支出压力。从流出地来说，大规模人口流出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减慢了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公共品需求下降，财政压力得到减轻。地方XX如何根据人口流动趋势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公共品供求的最优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基础上，构建面板模型，以教育支出为例，对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第一，人口流出地地方XX没有随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相应调整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人口流入地地方XX的调整仍存在不足；第二，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加剧人口流动。针对以上结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央地事权、财权匹配优化、地方XX建立动态公共品预算制度、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人口流动；公共品供给；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从建国到2017年，中国人口增加了8亿多人，城镇化率从10.64%增加到57.35%。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通讯、交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人口流动并不普遍，人口流动问题也并不凸显；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形成深入推动了以青年为主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统计，截止2017年末，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4亿，并且呈现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特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给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之外，另一方面也对地方XX财政收支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地方XX如何依据人口流动情况调整公共品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以实现其供需匹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结合了地方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等相关知识，进行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的研究，能够促进跨越公共品供给理论和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各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差异会助力人口向更适合其偏好的地区流动；同时，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也会反过来对公共品供给造成影响，给XX带来不小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将人口流动作为主要因素，放入公共品供给分析模型中，既延伸了经典理论模型，又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两方面相交叉领域的研究。

（2）现实意义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流动人口问题逐渐成为各个城市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口流动也对人民的生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文章的现实意义在于尝试找出人口流动与公共品供给的相互关联关系，为地方XX在政策选择上提供参考。由于我国处于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XX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因此产生人口流动但公共品的供给没有“相应流动”的现象，造成双方的不匹配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再依据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尝试提出意见与建议，以改善因公共品供给不均衡、不匹配对流动人口带来的福利缺失，从而实现各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共同发展。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1.人口流动的原因、特征及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现象逐渐凸显，国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的特征、动机及其带给社会的影响。国内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也大致主要体现在人口流动的原因、特征及影响等方面。

首先是人口流动的原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仍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李国平、范红忠，2003），具体表现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平均工资、较低的失业率等，流入地的这些优势吸引大量的人口流入（王桂新、潘泽翰等，2012；夏怡然、苏锦红等，2015）；与此同时较低的工资和较高的失业率为流出地的人口流出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刘晏伶、冯健，2014）。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除了经济方面之外，良好的公共服务也是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汤韵、梁若冰，2009；），公共服务中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相对更大（张丽、吕康银等，2011）。

其次是人口流动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迈进，传统农业的地位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取代，农业人口也逐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蔡昉，2007）。于文丽等（2012）研究发现人口迁移在地域空间上呈现一种集聚的特征。除了农村向城镇纵向流动外，也存在不同城镇间频繁的横向流动（杜鹏、张航空，2011）。而省际间的流动主要呈现为向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集聚（刘晏伶、冯健，2014）。

最后是人口流动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劳动力的流动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可以降低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白南生、李靖，2008），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社会发展方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推动城镇化进程（毛丰付、王建生，2016），但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为社会管理带来了难题（江小国、贾兴梅等，2016）。

2.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公共品的概念由Hume（1739）提出，Samuelson（1954）首次对公共品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在此基础上，Musgrave（1959）将排他性引入了公共品的定义之中，认为公共品是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物品。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公共品供给发展出了不同模式，高琳（2012）指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财政自主权和公共品供给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分别从供给效率和供给水平两方面对公共品供给现状进行研究。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际XX财政支出效率总体上是偏低的，而且呈现东高西低的地区性差异（管新帅、王思文，2009）。公共品供给水平方面，我国城市公共品供给体制单一，各地区的公共品供给总量及结构都存在较大差异性（王永超，2012）。农村公共品供给也存在供给量不足（徐鲲、肖干，2010）、供给结构不合理（黄志冲，2000）等问题。

地方公共品中，基础教育支出是与人民生活相关性较大的几类之一，从2001年5月，xxx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以“两为主”为代表的思想在基础教育供给上起到显著作用，试图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杭州等地效果是显著的。但由于接近90%的基础教育支出都由地方XX承担，使得流入地的财政压力扩大，造成人员与经费不匹配，若得不到中央XX的财力支援，那么则难以达到与之前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供给（段哲哲、黄伟任、黄昊，2017）。但在公共品中，基础教育支出仍是与人口相关性最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平之一。

3.人口流动与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Tiebout（1956）通过“用足投票”的理论第一次将人口流动与地方公共品联系在一起。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地方公共品供给如何影响人口流动。Yu（1995）和Johnson（2003）通过对X各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地区福利支出同人口迁移率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其中的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对吸引人口流入有较大的作用。国内学者董理和张启春（2014）、杨义武和林万龙（2017）等人也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关于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地方公共品供给。人口流动会给流出地和流入地带来一系列与公共品供给相关的问题，国外方面Moscone和Knapp（2005）发现一个地区的公共支出水平很有可能受到其相邻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国内方面，人口流动不仅会造成地方公共品供给正外部性（夏纪军，2004），还会导致公共品供需不匹配，在医疗、教育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陆铭，2016）。

综上所述：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人口流动、公共品供给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处在一个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对人口流动的反应并不相同，最后造成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现状如何，如何根据现状调整公共品供给，本文尝试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找出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根据结果给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本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主要对在财政分权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和意义进行分析；其次是对人口流动和公共品供给相联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确立本文的行文思路。

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本部分的理论基础主要涵盖四方面，分别为财政分权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人口流动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公共品的概念及公共品供给相关理论和流动人口与公共品供给相关性的相关理论。

第三部分是统计数据分析。本部分主要从我国公共支出和人口流动两个方面的现实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统计数据，先对各省份人口流动的规模大小、人口流动的方向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描述；其次公共支出各地方也不尽相同，通过搜集各地方公共支出数据，对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描述。

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本部分简单介绍普通面板模型的基本内容，通过我国30个省（香港、X、澳门、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然后通过检验确定采用的分析模型，实证考察我国流动人口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并针对结果进行有效分析。

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对策建议。本部分在第二、第三、第四部分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2.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当下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对本文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检索和研读，学习关于财政分权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研究，将其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以此为基础，形成本文具体的研究思路和内在理论。

（2）统计分析法。本文将通过统计分析法列举一些必要的图表对我国30个省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大小、结构形式、特征表现以及各省的公共支出规模大小、结构形式等进行系统分析，寻找两者间的变化趋势和相关性，客观、直观的了解我国的现实情况。

（3）实证分析法。本部分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明确人口流动与公共品供给的关系。以各省的教育支出为代表与人口流动构建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

（四）创新点和不足

1.本文的创新点

研究角度上增加了财政分权的大背景，结合中国财政分权的背景，对人口流动和教育支出（每个家庭都会涉及的公共品）进行相关性分析，实证考察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对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进而反映各地方XX公共品支出水平受流动人口的影响。

2.本文的不足

调研对象单一。本文的调研对象教育支出，虽然可以与所有家庭都有关联，但仍不能代表影响家庭的所有公共品情况，没有综合的考虑和分析，数据仍是相对单薄的。

二、相关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1.财政分权的概念

财政分权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现象，财政分权是指中央XX向地方XX下放一部分财政管理与决策权的过程（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2003），Bahl（1999）认为财政分权是一种可以平衡上下级XX间权利的制度安排。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XX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给予地方XX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XX能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XX的重要目标。

2.人口流动的概念

在国外对于人口流动的概念一种观点将人口在空间上的变动定义为人口流动；另一种观点则从时间和距离上将居民较长时间迁移到一定距离之外的地方定居称为人口流动。在我国，实行户籍制度的背景下，经常依据户籍的变化来定义人口流动，人口在地区间移动但户籍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称为人口流动。根据人口流动的时间，可以把人口流动划分为:①长期人口流动（离开户口登计地在1年以上）。②暂时人口流动（离开户口登记地1天以上、1年以下）。③周期性人口流动（有规律地定期离开户口登记地和返回户口登记地）。④往返性人口流动（一般是早出晚归，不在外过夜的人口流动）。在本文中主要是指前三种类型的人口流动。

3.公共品的概念

Hume（1939）将公共品理解为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益，并且只有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才能完成供给的物品。Samuelson（1954）认为公共品是指所有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即具有非竞争性，对公共品进行了首次定义。之后，Musgrave（1959）放宽非竞争性的要求，把非排他性引入其中，认为公共品是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并且将公共进行了分类：①私人产品（竞争、排他）；②公共资源（竞争、非排他）；③俱乐部产品（非竞争、排他）；④纯公共品（非竞争、非排他）。至此，现代经济学中公共品的定义得以完善。

（二）人口流动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相关性的理论

早期，有观点认为公共品的特征会引发“搭便车”等问题，所以只能选择由XX来提供，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地方XX相较于中央XX更了解本地居民的需求，由地方XX提供公共品会有效提高其供给效率（Tiebout，1956；Oates，1972）。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的背景下，Ravenstein（1885）整理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数据，提出“人口迁移规律”。在这基础上，Tiebout（1956）认为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差异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于流入地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会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扩大税基；与此同时也会给地方公共品带来拥挤效应，增大财政支出压力。对于流出地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影响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虽然减少地方财政收入，但也降低了地方公共品的需求，减轻了XX的财政压力。所以，在理论上，人口流动与地方公共品供给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

三、财政分权背景下人口流动及公共品供给现状分析

地方公共品供给主要依靠地方的财政，主要负责满足管辖内全体居民的公共品需求，但人口流动的普遍出现，使单依靠户籍制度确定公共品供给不能满足现状，加剧公共品不匹配程度。因此，需要对我国人口流动和地方公共品供给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人口流动的规模及分布

随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人口流动受户籍制度的限制逐渐变弱，流动人口规模逐年扩大，整体上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

亿人

　　图1 2010-2017年流动人口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图1展现了我国2010-2017年流动人口规模大小状况。在近几年的统计年鉴中，流动人口的统计开始出现，这表明人口流动的重要程度在提升，并逐渐被人们所关注。据统计结果显示，2010-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从2.21亿上升到2.53亿，但从2015年开始连续下降三年，且降幅逐渐减小趋于不变，总计下降了0.09亿。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流动人口数的减少呢？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受户籍制度限制的推力方面，外来人口无法长期在城镇低聚，导致返乡的人口增多；二是精准扶贫项目带来的拉力方面，随着精准扶贫项目的不断推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升，为返乡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规模及结构

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地方公共支出的多少所反映，因此本文对我国中央和地方公共支出进行分析对比。图2展示了2007-2017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性财政收支的比重。纵观11年的数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比例相对维持稳定。从财政收入方面来讲，中央XX和地方XX的比重在2011年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的中央XX占多半转变为地方XX占多半，地方XX收入比重在11年间总计上涨7.1个百分点。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相较于中央XX，地方XX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且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77%到2011年的84.9%，总体上升7.9个百分点，并且，从2011年开始基本维持在85%左右；相反，中央XX支出比重逐年下降，从2007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5.1%，总体上升7.9个百分点，从2011年开始基本在15%上下波动。

　　图2 2007-2017年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财政总收支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

同时我国中央XX和地方XX事权的分配现状也在图2中清晰的反映出来。地方XX支出比约占80%，而收入比仅占约50%，中央XX事权的不断下放和地方XX财权的不自由，使得地方XX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程度慢慢加深。而解决方式-由中央转移支付差额部分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时间的滞后性。

四、财政分权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基础教育支出影响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借鉴田甜（2017）关于人口流动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设定面板数据模型：

（1）

　　式中，被解释变量FEE表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解释变量FP为流动人口数，PRP为常住人口数，UR为城镇化率，FR为财政收入，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第t年度。本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9。

（二）指标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人口流动和基础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基础教育支出（亿元）；解释变量分别为：流动人口数（万人）、常住人口数（万人）、城镇化率（%）和财政收入（亿元）。其中人口流动指标的衡量标准为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之差，以突显出流动人口的规模；城镇化率为当年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本文按照11年流动人口数均值的正负将全国30个省市（香港、X、澳门、西藏除外）分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两组：即人口流入地区（16个）和人口流出地区（14个）。最终得到了N为30，T为11的共1650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

人口流入地分别为：北京、福建、广东、黑龙江、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青海、山东、山西、上海、天津、新疆、云南、浙江.

人口流出地人别为：安徽、甘肃、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宁夏、陕西、四川、重庆。

2.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样本为来自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香港、X、澳门、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2018）、CEIC经济数据库等。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1.人口流入地

表1人口流入地变量描述性统计

人口流入地的财政教育支出的均值为599.21亿元，最大值为2575.52亿元，最小值为33.57亿元，最大值为最小值的76.72倍，说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比较大，其中很大可能是受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2.人口流出地

表2 人口流出地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流动人口数中的负数表示人口流出的数量。

人口流入地的财政教育支出的均值为541.45亿元，最大值为1793.11亿元，最小值为40.33亿元，最小值仅占最大值的2.25%，说明较大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人口流入地地区，人口流出地的财政教育支出差距也很明显。

（四）实证结果分析

面板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中应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其次从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两个角度分别进行面板模型估计；最后用R2统计量确认模型估计的显著性。

表3模型估计结果

注：“（）”里为t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从人口流入地的角度来看，由于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249.3419，表明原假设不合理，即此时应采用固定效应的模型进行估计。同理，流入地也应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表明：人口流入地区和人口流出地区两个实证模型的R2值分别为0.9851、0.9241，两者均超过90%，且人口流入地区的R2十分接近1，说明模型对观测值拟合程度较高。从人口流入地来看，流动人口的流入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流入人口增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却随之减少；常住人口数、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具体的影响分别为：常住人口增加1万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增加0.4398亿元；城镇化率增加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增加19.2276亿元；财政收入增加1亿元，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增加0.1301亿元。由此我们发现，虽然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每年有增加，但并没有随着流入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从人口流出地来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流出人口的增加，导致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减少；常住人口数、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也都为正，其中常住人口数和城镇化率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影响分别为：常住人口增加1万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增加0.4601亿元；城镇化率增加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增加44.1170亿元。由此我们发现，随着流出人口的增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会随之减少，有利于财政支出的高效利用。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对地方XX公共品供给产生不同影响。本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根据现状将城市分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结合实证结果得出：

一方面，人口流入地的地方XX没有随着人口的流入扩大自己的基础教育供给规模，没有形成供需相匹配的基础教育支出水平，仍需加强合理化。人口流出地地方XX随着人口流出规模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了基础教育支出的规模，但为了城市的长远发展，如何将人才留住，吸引外来人口的迁入，减少人才流失，是人口流出地的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公共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公共品供给水平越高。这一点更促使人口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流动。

（二）对策建议

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XX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公平、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以户籍人口为依托的地方公共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即使部分城市开放流动人口户籍限制，但要解决上亿规模的流动人口群体问题仍然是杯水车薪。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划中考虑到流动人口群体，将其上升到社会服务综合管理的层面，才有可能解决其根本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现实情况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匹配优化，明晰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归属。从人口流入地来说，流入人口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依托户籍制度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无法给予流入人口合理的公共品。从人口流出地来说，随着流出人口的增多，流出地的生产力和税收均有下降，但依据公共品供给制度，依然需要提供流出人口的公共品，不但XX财政压力紧张，同时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彻底明确流动人口的公共品供给责任，优化公共品供给所依拖的制度，制定较为完善的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机制。

第二，地方XX建立动态公共品预算制度，依据辖区内实际常住人口提供相应数量的公共服务。无论对于人口流入地还是人口流出地，地方XX都应将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考虑到地方财政预算中，与此同时，中央XX也应将人口流动的规模和结构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转移支付科学化，分担地方财政压力，合理满足流动人口需要。

第三，重视地区间发展差异扩大化趋势，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间发展差异过大造成的，除了通过政策合理化来满足流动人口的公共品需求，同时也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减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实现协同发展，通过缩小人口流动规模，达到公共品供需平衡、合理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江小国，贾兴梅，成祖松.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模型解释[J].统计与决策，2016.

[2]傅勇. 中国式分权、地方财政模式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2007.

[3]杜鹏，张航空.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

[4]史桂芬，刘欢，陈昕.以财税政策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J].税务研究，2015.

[5]刘欢,张晨. 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对地方软公共品供给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8.

[6]刘璐. 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对人口集聚的影响[D].重庆大学,2014.

[7]付文林. 人口流动、增量预算与地方公共品的拥挤效应[J]. 中国经济问题,2012.

[8]夏芳晨. 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机制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9]官永彬.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10]刘晏伶，冯健.中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文地理，2014.

[11]丁菊红,邓可斌. 财政分权、软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J]. 中国人口科学,2011.

[12]陈昕. 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7.

[13]李一花,李静,张芳洁. 公共品供给与城乡人口流动——基于285个城市的计量检验[J]. 财贸研究,2017.

[14]王佳. 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18.

[15]杨刚强,李梦琴,孟霞,李嘉宁. 官员晋升激励、标尺竞争与公共品供给——基于286个城市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J]. 宏观经济研究,2017.

[17]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1995.

[18]王桂新，潘泽瀚，陆燕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2.

[19]蔡昉.发展阶段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演变[J].经济学动态，2007.

[20]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

[21]张丽，吕康银，王文静.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

[22]陆铭.供求的空间匹配[J].上海国资，2016.

[23]舒成. 中国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与实证[D].江西财经大学,2010.

[24]于文丽，蒲英霞，陈刚等.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与机制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2.

[25]汤韵，梁若冰.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09.

[26]姚鸿韦.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机制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5.

[27]夏怡然，苏锦红，黄伟.流动人口向哪里集聚？–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变动趋势[J].人口与经济，2015.

[28]段霏. 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6.

[29]王永超.提高城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研究与讨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

[30]Martinez-Vazque. J and R. McNab.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World Development,2003.

[31]Bahl,Roy.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Fiscal Decentralizaiton[M].Georgia State University,Atlanta,1999.

财政分权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以基础教育为例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2年11月30日

下载查看全文内容

已付费？登录 或 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