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摘要：2018年1月湖北省发布了《湖北省人民XX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为贯彻落实《xxxx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扩内需、稳增长、增就业、减贫困、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湖北省战略性支柱产业，结合我省实际，牢固树立大旅游、大产业的观念，按照“大策划、大宣传”的要求，大力推进旅游全域化、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加快项目建设和品牌培育，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湖北省旅游业告诉发展。

　　目前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关于旅游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仍无法摆脱传统忽略空间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框架。更有一些研究虽然考虑了空间因素，采用了地理距离矩阵或经济距离矩阵，但忽略了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以及模型的匹配度和稳健性，将研究的重心完全聚焦在被解释变量(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的空间相关性上，而没有将解释变量(如旅游产业集聚、政策因素、旅游资源、资本、人力、XX投入等)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模型，难以获得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值，没有引入与旅游产业集聚存在互相传导的交乘项，所得到的分析结果无法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依赖路径。鉴于此梳理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研究，借助产业集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地理距离构建空间权值矩阵，同时引入交乘项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下一步提升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旅游业；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

　　1.1.1选题背景

　　湖北，简称“鄂”，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武汉，因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东邻安徽，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南接江西、湖南，北与河南毗邻，介于东经108°21′42″—116°07′50″、北纬29°01′53″—33°6′47″之间。全省总面积18.59万平方千米。湖北省位居华中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秦时期，从哲学到文学，产生了老子、庄子、屈原，历经800年，楚国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湖北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武昌辛亥首义到新中国成立，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有70万革命英雄献出了宝贵生命。经过十年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湖北省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可以说是有大担当、大作为。湖北省的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都将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湖北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本省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

　　2018年1月湖北省发布了《湖北省人民XX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为贯彻落实《xxxx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扩内需、稳增长、增就业、减贫困、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湖北省战略性支柱产业，结合我省实际，牢固树立大旅游、大产业的观念，按照“大策划、大宣传”的要求，大力推进旅游全域化、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加快项目建设和品牌培育，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到2020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达到6800亿元以上，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把我省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率先在中部地区建设成为旅游强省。

　　目前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关于旅游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仍无法摆脱传统忽略空间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框架。更有一些研究虽然考虑了空间因素，采用了地理距离矩阵或经济距离矩阵，但忽略了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以及模型的匹配度和稳健性，将研究的重心完全聚焦在被解释变量(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的空间相关性上，而没有将解释变量(如旅游产业集聚、政策因素、旅游资源、资本、人力、XX投入等)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模型，难以获得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值，没有引入与旅游产业集聚存在互相传导的交乘项，所得到的分析结果无法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依赖路径。鉴于此梳理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研究，借助产业集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地理距离构建空间权值矩阵，同时引入交乘项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下一步提升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建议。

　　1.1.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恰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两者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维度表征了经济活动的动态变化过程。对两者研究不可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但长期以来的研究往往是选择一个侧面或者直接套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忽略了旅游产业自身的特性，并未深层次地阐述两者的内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从空间视角观察到了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但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尚未深入，所设计的测算模型并未充分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因此，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将旅游产业的特性纳入改进后的空间模型中加以考虑，并在模型中引入政策因素与旅游产业集聚交乘项变量，观察旅游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变形态，揭示旅游名省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互关联关系。同时，将旅游名省的政策虚拟变量和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基础模型中，构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重点考察了溢出过程中地理距离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实践意义：

　　本文从空间外部性的视角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评价，探讨了省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对临近市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省域旅游产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省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源，当溢出效应超越省域范围，则会对临近省域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即空间溢出的“外部性”。临近省域为应对空间溢出外部性而采取的措施会对溢出省域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以湖北省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旅游名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出集聚现状，结合时间和空间的影响，阐述集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路径，有利于省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通过产业集聚平台，深化旅游与省域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打破旅游产业边界，使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产业融合的形式贯穿融合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释放旅游产业集聚作用省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因此，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详细阐述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现状和实力，并实证检验了旅游产业集聚的作用，使湖北省能够充分意识到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于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制定促进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避免因盲目、盲从的旅游开发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后果，对进一步推进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推动湖北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1研究目的

　　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旅游经济发展的特征，对湖北省旅游经济的区域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进一步提升发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1.2.2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阐述了选题背景、意义，研究内容、目的及方法。

　　第二章主要从旅游产业集聚、溢出效应、旅游产业聚集溢出效应以及旅游产业聚焦和经济增长关系四个方面，对国内外旅游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第三章介绍了旅游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相关理论，主要从产业集聚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空间溢出理论三个层面进行了阐述。

　　第四章详细介绍了湖北省目前省内旅游产业集聚现状。

　　第五章在模型中引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旅游产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第六章对全文总结、提出湖北省旅游发展建议，并展望发展趋势。

　　(1)文献资料法。本文通过借助图书馆、知网中文数据库，查阅湖北省旅游发展统计年鉴，搜集与旅游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有关的文献和资料，基于此完成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并为实证分析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2)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针对空间溢出总效应解释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大而全无法深刻揭示空间溢出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选择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分解法对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得到的结果进行分解，并根据分解结果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解读。

　　(3)案例分析法。关于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本文选择以湖北省作为案例对该市域旅游产业集聚深入剖析，以探寻出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兼顾了传统研究的“内部性”视角，又发散性地在研究中纳入了空间“外部性”影响，为研究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作用于省域经济增长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相结合，更加全面地阐述旅游产业集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和外在机理，为解读旅游业发展的地域非均衡性及地域发展差异演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研究方法来看，根据旅游产业发展新特征，在索罗经济增长函数中加入产业集聚和政策实施效果等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量模型。同时，根据空间溢出效应遵循距离衰减法则，构建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依托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检验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之间的具体量化关系并将湖北省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2.1.1旅游产业集聚内涵的相关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内涵的相关研究，截至今日学界仍未达成统一。由于地理空间相对集中、产业间的关联性等特征是旅游产业集聚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旅游资源加速流动并在某一区域集聚产生的结果。因而，围绕这些集聚的特征和形成过程并结合传统产业集聚的特质对旅游产业集聚进行界定，成为研究者普遍的切入点(陈绍友，2006;邓宏兵等，2007;王兆峰，2009;马晓龙，卢春花，2014)。陈绍友(2006）[1]从旅游者的视角出发，研究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并不是随机地分布，而是依赖于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旅游企业的集聚会议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为导向(市场导向)，而集聚会给旅游企业带来多种优势。马晓龙，卢春花(2014)[2]也将视角移向微观的旅游者角度，提出旅游产业集聚既是一种以旅游产业链为纽带的聚合(产业导向)，也是共享旅游消费市场(市场导向)的必要和必然选择，在集聚的过程中不断的通过优胜劣汰的循环提升集聚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旅游企业的实力。

　　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聚焦在旅游产业集群方面。Huybers&Bennett(2003)[3]的研究视角聚焦于集聚的动力源(核心旅游产品)，强调了集聚分布与旅游资源区位的空间祸合性以及集聚的空间集中特性。Hawkins(2004)[4]选抒了旅游产业链为研究视角阐释旅游产业集聚的内涵，研究发现集聚区内的旅游企业间合作有利于节约时间成本，通过组合形式提供一整套的旅游服务，增强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内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直接将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混为一谈，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集聚的程度来看，集群是较为成熟的一种集聚模式，集聚只能算作是集群的必要前提和初级阶段，即脱离了产业集聚的过程直接跳跃成为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是不现实的，只有产业集聚不断地演进最终过渡到产业集群阶段。因此，集聚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未知的，可能演变成为一个集群(正向发展)，也可能消失、消亡(负向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旅游产业集聚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旅游要素驱动作用下，依托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能动作用或XX行为在旅游核心吸引物区域周围形成集中分布的现象。

　　2.1.2关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紧密关联。国内学者聚焦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测度旅游集聚水平。在旅游产业集聚识别方法方面，柳百萍等(2013)[5]从旅游产业集聚的基础条件、集聚度和经济效果三个方面度量了皖江的旅游集聚水平，研究发现皖江旅游产业集聚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摆脱对旅游资源和交通区位等因素的依赖。朱海艳(2016)[6]采用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嫡相结合的方法对陕西省旅游产业时间上集聚度的变化态势和空间上的集聚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空间上从单一旅游集聚区向多样化旅游集聚区发展。郑治伟(2017)[7]运用区位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京津冀2004-2014年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动态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证实了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内部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不均衡。张军谋等(2018)[8]运用区位嫡理论计算了甘肃省2010-2014年旅游产业相关指标集聚强度，研究发现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效应明显不足是甘肃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而临的问题。

　　2.2.1溢出内涵的相关研究

　　经济学领域的“溢出”(Spillover)概念起源于马歇尔(Marshall，1890)[9]对产业区域创新氛围的有关论述，“它是知识经济环境的产物，主要用于描述区域内企业由于存在信任和其他社会关系而更易于获得创新信息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在这之后，以庇古(Pigou，1920)[10]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将“经济外部性”概念解释的更为一般化，他们认为大部分开放型生产领域，市场难以辨识生产要素的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的差异，当社会产值大于私人产值时外部经济，反之外部不经济，这两种现象被称为经济的溢出效应。阿罗(Arrow，1962)[11]通过“干中学”模型提出了生产和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外溢，从而正式提出了“溢出”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Romer;Lucas1988)[12][13]认为“溢出”是会影响邻居福利的一种外部性结果，这种活动行为主体几乎对此既不付出成本也得不到报酬，且这种外部性具有两面性。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14]的《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中提到，“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是指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在满足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或效果的同时，自己的行为会带给他人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对“溢出”概念做出自己的解释，王俊豪(2001)[15]认为:溢出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造成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相偏离的现象。王铮，武巍，刘丽(2005)[16]认为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增长不再仅仅依靠其内在因素，而是会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表现出“外生性”的特征，这种“外生性”影响被称为溢出。

　　纵观中外学者对经济学中溢出的定义，基本上达成一致共识，认为溢出的经济学本质就是一种外部性，是行为主体活动的一种外部性结果，这种活动影响到邻居福利，而行为主体对此几乎既不付出成本也不会得到报酬。实际上，溢出作用具有两面性的特点(Bretschger,1999)[17]，可以是积极的“恩泽”，也可以是消极的“祸泽”(王铮、龚轶等，2003)[18]。通常来说，正的外部性是能为社会和其它个体带来收益或降低成本支出，譬如溢出形式中的知识溢出。环境溢出即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溢出往往是负的外部性。而区域间经济相互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溢出(GDP溢出)，具有可正可负的性质。

　　2.2.2溢出效应内涵的相关研究

　　溢出效应是溢出的表现形式。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进行探讨时，开始了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的讨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57)[19]在分析增长极的成长与扩张过程和机理时，认为区域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和“扩散效应”(SpreadEffect)两种方向不同的影响作用。回流效应是指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集聚形成增长极，不断扩大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扩散效应是指各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地区向外围地区流动，使得区域发展差异缩小，这两种效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此消彼长，共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是不均衡的。X经济学家赫尔希曼(A.o.Hirshman,1958)[20]在《经济发展战略》中阐述了“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和“涓流效应(Traekle-downEffect)”这两种影响作用机制，提出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他认为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核心区的高经济效率会吸引边缘区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向核心区集聚，从而加速推进核心区自身的成长，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而涓流效应则是核心区由于市场张力向边缘区输出生产要素和扩散经济活动，促进边缘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赫尔希曼指出，“极”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极化效应的优势只能维持一段时期，当“极”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产生聚集不经济的状况，再加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效应，必然要求出台经济政策改变区域非均衡增长状态。

　　2.2.3溢出效应的空间特征研究

　　通常从两个角度来对溢出进行研究，一是以产业或企业为研究对象，涉及产业内和产业间溢出，或者是某个行业内企业间的溢出和跨行业的企业间溢出，在考察知识溢出效应时多采用这种角度进行分析。Monjno&Waelbroeck(2003)[21]运用Probit模型考察大学研发对公司的溢出效应时发现有一个重要的溢出源，那就是产业内溢出(来自竞争对手的溢出)。周燕，齐中英(2004)[22]认为:“如果当地企业从本产业的外资企业的参与中受益的话，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横向溢出效应’，即‘产业内溢出效应’;而‘纵向溢出效应’，即‘产业间溢出效应’是由于外资企业与他们在当地的供应商之间的关联而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认为，各种企业、产业的集合起来形成了区域(Bretschger,1999)[23]，而不同的区域由不同的企业、产业组合所构成。溢出究竟在哪些产业上存在，是否与空间尺度相关。吴传均先生(2004)认为地理学之所以特殊，在于这门学科以区域为研究单元，这一点就与其他对人这个个体和系统进行研究的学科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带有地理色彩的区域则成为研究溢出的另一角度，空间尺度分为国家之间，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产业集群之间和集群内部这几种类型。不同区域层面、不同单元空间上是否存在溢出，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Sutart,Willima(2001)[24]利用r指数从国家、州、邮区(state,country,zipcode)等不同空间尺度来讨论工业的聚集性，认为不同的过程导致不同区域尺度的聚集。Fischer和Varga(2003)[25]研究发现存在国际间溢出，当空间尺度缩小后，则不存在溢出，同时也指出存在高技术集群向低技术集群溢出的现象。Port的集群理论认为溢出在集群内部和集群之间都是存在的，而Acs,FiztRoy和Smith(2002)[26]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结论，认为一个高技术集群对其它集群并没有产生溢出。

　　在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方面，最初是通过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探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分析。譬如刘晓红、李国平(2005)[27]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西安市旅游外汇收入对GDP的溢出效应显著;曹宇(2006)[28]定量分析上海市旅游外汇收入对GDP的影响来探讨旅游业的溢出效应;胡田翠(2007)[29]实证分析了安徽省旅游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雷平(2007)[30]从时间维度探讨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滞后效应，研究中发现旅游业直接经济贡献较低，但由于其较强的产业关联度，仍对其它产业有着较强的溢出弹性，旅游业的溢出传递时间受到较长产业链的影响使得滞后明显。

　　李凡、黄耀丽(2008)[31]把旅游业的特征纳入王铮、刘海燕构建的MF模型，结合旅游业的特点建立城市旅游经济溢出计算模型，实证分析区域间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所产生溢出的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珠三角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溢出作用明显，邻近城市之间旅游经济的竞争多于合作。刘承良、颜琪、曾菊新(2009)[32]也在王铮、刘海燕MF模型上进行改刘秀娜(2011)[33]探讨了旅游外汇收入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发现利用外资发展旅游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具有推动作用。上述文献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单纯的探讨旅游经济发展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反映了正方向的溢出效应。之后，学者们拓展统计手段，建立不同模型来研究旅游经济的溢出问题。

　　赵磊等(2014)[34]检验了我国30个省份1999-2009年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王军军等(2016)[35]为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于斌斌(2016)[36]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曹聪丽，陈宪(2017)[37]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临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赵华，于静（2016）[38]发现旅游产业集群在推动山西省经济进步、增强经济优势与地位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妍谢(2016)[39]计算结果表明江山市景区景点、星级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等要素的集聚度与江山市GDP增长分别呈高度相关、强相关和不相关。李航飞(2017)[40]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并未显著促进整个广东省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李姝姝等(2017)[41]考察了2005年一2014年全国31省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业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影响。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涵盖了旅游产业集聚的概念界定、动力机制和路径模式、集聚水平测量、集聚溢出效应等方面，研究涉及范围广泛，既有理论构建，也有大量案例实证研究，研究成果丰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1)研究内容而言，目前的研究结论基本都显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是针对旅游产业集聚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很少涉及且大部分的案例研究缺乏对于推进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经验的总结。

　　(2)研究方法而言，部分研究开始考虑空间因素，而在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二元邻接矩阵或门槛距离矩阵，这种矩阵假定研究对象间为简单的相邻和不相邻，这与现实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并不相符，忽略了距离因素的作用。更有一些研究虽然采用了地理距离矩阵或经济距离矩阵，但忽略了模型的匹配度和稳健性，将研究的重心完全聚焦在被解释变量(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的空间相关性上，而没有将解释变量(如旅游产业集聚、政策效果、资本、人力、XX投入等)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模型，难以获得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值，没有引入与旅游产业集聚存在互相传导的交乘项，所得到的分析结果无法准确地反映市域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依赖路径。鉴于此，为符合省域旅游发展实际，本文将采用地理距离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同时引入交乘项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考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已经取得成果，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视角研究湖北省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探索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方面，在模型中引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究市域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省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针对性地提出关系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建议。针对性地提出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建议。

　　产业集聚的概念由来已久，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从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Marshall，到20世纪末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Krugman都对产业集聚进行了深入研究。产业集聚早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与更多产业实现融合。关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集聚水平测算和集聚带来的经济效应等方面都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产业集聚联系最为密切的概念一经济外部性，这一概念最早由Marshall（1890）提出。Marshall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不断的演变(包括向高层次和最终瓦解两个方向)是由一定的内部动因支撑。他将这些动因概括为专业化生产、劳动力成本降低和知识溢出等三个主要方面。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

　　在Marshall之后，产业集聚的研究逐渐进入低潮期，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期间的大多研究并未跳出Marshall的研究框架，更多的延续了Marshall的理论内核。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个研究产业集聚的全新角度，即在传统研究以时间为变化轴的基础上加入了空间维度层面的影响因素。其中，新经济地理学派的集大成者克鲁格曼(1993)认为产业之间的地位是存在差异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是城市的经济基础，即核心增长部分，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则游离在核心区外围，即边缘地带。基于这种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产业集聚的“核心-边缘”模型既认同了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辩证地看到了集聚的离心力带来的削弱作用，并指出产业集聚的“核心一边缘”模型只是众多模型中的一种。新经济地理学派提出的“核心一边缘”理论进一步完善了Marshall和Webe:等提出的己有产业集聚理论。论证了产业集聚产生的本质原因是规模效应递增以及旅游要素在市场运行机制主导下的自由流动。

　　继Marshall,Krugman之后，MichaelE.Porter在产业集聚方面的理论探讨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了产业集聚理论。PorterC1998)摒弃了以往研究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仅从宏观产业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因由，他从集聚企业主体的微观视角重构了产业集聚理论，提出了经典的“钻石模型’，。根据“钻石模型”各变量间的作用关系，Porter(1998)将产业集聚概括为有内在关联的企业在某一特定地域集中的现象。与产业集群相比，产业集聚的形式较为灵活，集聚内部企业间的依存关系较为松散。此外，Porter研究发现，在同一市场竞争中，集聚区内的企业优势较为明显，优质的发展条件促使企业价值不断积累。Porter从微观视角阐述了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他所提出的“钻石模型”从微观视角阐释了企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的因果关系。

　　PaulM.Rower&RobertE.Lucas基于现实经济增长的发展情况，创新性地将技术进步纳入到内生范畴，使经济增长理论更加贴近现实经济增长发展，这一创造性的改变拓展了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深化了经济增长理论内涵。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在于技术进步，产业的技术进步离不开长期对人才的投入，通过人才的集聚实现知识的累积，最终通过技术进步的实现形式作用于经济增长。Rower（1986）等人的理论核心在于将技术进步或者知识累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充分地肯定并强调技术要素的投入可以改善以往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过度造成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减的现象，使传统的初级要素投入通过技术进步的改造释放更大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增长，可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是技术进步(知识累积)被重视的开端;Lucas<1988)在后续的理论研究中，将研究视角转移向了知识的携带群体一人才，通过建构模型，检验了人才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因此，人才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Baldwin&Forslid借助克鲁格曼“核心一边缘”模型，检验了人才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运用共生思想阐释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模式。新经济增长理论首次突出了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科技进步展现的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实现需要经济主体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技术进步后为经济主体带来的高效益会激励经济主体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此，经济主体对技术进步的需求是内部自发的需求，而非外部强加的作用力，进一步验证了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的内在驱动力。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规模递增规律”是引起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在地区间交易成本较小的前提下，通过“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特性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肯定了早期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货币外部性”是指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引起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这两种区域间的经济交互活动形成的经济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而“技术外部性”强调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企业从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因此，无论是“货币外部性”还是“技术外部性”都体现了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机制，反映了区域间经济增长受到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产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和知识技术溢出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同时还认为，“货币外部性”是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均衡分布的重要决定因素，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迁移和产品的运输成本等因素共同决定了资本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一方面，当基本要素和劳动力通过区域整合趋向集中时，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有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使运输成本最小，出现报酬递增效应，加大了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性较差，带来“市场拥挤效应”造成生产成本上升，这种效应促使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向周边地区扩散，减弱中心地区的集聚效应。这种解释似乎印证了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国家)能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入，拉动经济增长，最终与发达地区(国家)齐头并进的预测。

　　总而言之，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是区域经济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所隐含的现象，把“空间”、“区位”、“运输成本”等与距离相关的概念纳入区域经济理论分析框架模型中，深入分析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背景下“外部性”如何导致产生规模经济，造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同时也对在市场拥挤效应作用下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空间扩散机制进行了阐释。产业在空间上发生集聚还是形成分散取决于“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作用力的大小，二者经过不同强度的时空交替演变，最终促使区域经济活动趋于空间均衡。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譬如“技术外部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忽视了区域在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湖北省旅游产业经过多件发展，旅游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更加巩固。2017年全省接待旅游者6.39亿人次，同比增长11.5%，其中接待入境旅游353万人次，居中部第一；实现旅游总收入5514亿元，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8%。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省人均出游已达3.9次，人均旅游消费从2011年的411元增至2017年的877元，旅游已经成为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此外，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贡献能力也十分显著，对全省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达11.09%，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8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80%，对文化娱乐业的贡献率超过50%，对餐饮业和商业的贡献率超过40%。旅游投资方面，2017年，湖北省全年完成旅游投资1034亿元，同比增长12.3%，带动相关行业投资4250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12.8%。当年新签约旅游项目513个，总投资5011.63亿元。旅游业有效拉动投资，特别是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除了传统的景区和酒店项目外，各类资本通过旅游的桥梁进入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发展等领域，为一大批重大旅游项目的落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2017年，武汉三特集团荣获第三届中国旅游产业突出贡献奖——“飞马奖”；全省共有23个旅游项目入选2017年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湖北省四季旅游产品体系日趋成型。近年来，湖北省各市州依托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度假、康养等多种业态的旅游项目，有效丰富了全年旅游产品体系。纵观2017年湖北旅游市场，春季的赏花游人气兴旺，各市州旅游接待百花齐放；夏季的避暑游热度不减，省内一批山地避暑、康养、度假等旅游产品备受青睐；秋季的湖北层林尽染、气候宜人，全省旅游接待进入最为兴旺的时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冰雪旅游发展迅速，弥补了以往冬季旅游的短板，2017年神农架、咸宁、恩施、黄冈、宜昌、十堰等地的滑雪旅游与传统的温泉旅游产品形成组合效应，成为市场热点，受到游客热捧，呈现出旅游接待旺季更旺、淡季不淡的喜人局面。

　　据2017年湖北省旅游发展评价报告显示，2017年湖北省各市州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得分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武汉、宜昌、十堰、黄冈、恩施、咸宁、襄阳、神农架、荆州、黄石。2017年湖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排名为武汉、宜昌、十堰、黄冈、恩施、襄阳、咸宁、黄石、随州、神农架。武汉都市旅游及宜昌、十堰西部生态旅游旅游发展水平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中部。

　　湖北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仍然具有较高的集中性和不均衡性。武汉市旅游产业规模在全省17个市州中稳居首位，近三年武汉市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比重达到五成。武汉市和宜昌市两大旅游发展极的比值达到4.16，带动效应差异明显。另外，在湖北省四大旅游板块中，武汉都市旅游板块和西部生态旅游板块的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要显著优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中部文化旅游板块和东部人文旅游板块的旅游发展有待提升。

　　从上文区域旅游发展基本差异分析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内的地区旅游差异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武汉市“一头独大”，潜江、天门与仙桃等地区发展非常落后。为了进一步综合研究湖北省区域旅游的地区差异，本文从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和旅游经济增长潜力两方面提取了X1国内旅游收入、X2旅游外汇收入、X3国内旅游者人数、X4国际旅游者人数、X5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X6A级景区个数、X73星级以上宾馆个数、X8旅行社个数、X9地区GDP增长率、X10旅游总人数增长率、X11旅游总收入增长率、X12第三产业比重、X13第三产业增长率、X14人均GDP,X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15个指标，采用spss18.0和excel对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4.2.1数据的整理和标准化

　　Spss18.0软件能自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2所示。通过对标准化矩阵的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然后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从而得到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从表4.1中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收入(Xl)和国内旅游者人数(X3)、旅游外汇收入(X2)、入境旅游者人数(X4),3星级以上宾馆数(X7)、旅行社个数(X8)有较强的相关性，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XS)和旅游总收入增长率(X11)有较高的相关性，人均GDP(X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5)与国内旅游收入((X1)有较强的相关性。

　　4.2.2主成分的确定

　　根据SPSS18.0软件对各变量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因子的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作为提取标准，

　　变量相关矩阵包含4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801主成分的贡献率为52.008%;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3，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9.997%;第三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68，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0.457%;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066，主成分的贡献率为7.107%。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经过最大方差正交变换后，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9.568%，这表明了这4个主成分能够表明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可以描述区域旅游经济的综合差异性。

　　4.2.3因子旋转

　　为了更好地使提取的主成分清晰地表达原始数据所包含的内容，并且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解释和命名，本文采用最大正交法进行旋转分析，得到巧个指标在4个主成分中的载荷矩阵。

　　第一主成分F1在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者人数、入境旅游者人数、3星级以上宾馆数、旅行社个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有较大载荷，分别是0.988,0.947,0.978,0.949,0.934,0.923.0.855,0.831。其中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者人数、入境旅游者人数、3星级以上宾馆数与旅行社个数反映了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业绩现状，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支持力量。

　　第二主成分F2在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总人数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有较大载荷，分别为0.803,0.791,0.904,0.69。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反映了地区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旅游总人数增长率和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则反映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速度。

　　第三成分F3在A级景区个数上有较大载荷，为0.849，反映了区域旅游资源状况。

　　第四主成分F4在第三产业增长率上有较大载荷，达到了0.914，反映了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潜力。

　　4.2.4主成分与综合得分计算

　　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权重值W

　　计算得出湖北省17个州市区域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比值与排序

　　4.2.5评价结果解读

　　综合得分F大于零的包括7个地区，小于零的有10个地区，根据每个区域的综合得分，可将湖北省17个州市划分为5个等级

　　第一层次:武汉市。武汉市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高出全省其他各州市，其综合得分达到了2.202315，是第二名宜昌市的3.17倍。从各个主成分上看，武汉市主成分Fl,F2,F3为正值，分别为3.67453,0.29151.0.19197，说明武汉市在旅游业发展业绩、支持力量、发展速度以及旅游资源状况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二层次:宜昌市、恩施自治州。宜昌市和恩施州的综合得分分别达到了0.716969和0.635693。其中宜昌市的四个主成分都为正值，证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尤其是在旅游发展业绩上有教明显的优势。恩施自治州的四个主成分也均为正值，其中主成分F2为1.84843名列各州市之首，说明了该区域发展速度非常快，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层次:十堰市、神农架林区、咸宁市、襄阳市。这四个地区的综合得分值在0至0.5之I旬，分别为0.348342,0.295496,0.248072和0.051769。其中神农架林区在主成分F2,F4上得分为正值，咸宁市在主成分F2,F3.F4上得分值为正值，襄阳市在主成分F1,F3,F4得分值为正值，十堰市在主成分F1.F3,F4得分为正值，从其得分状况来看F1得分相对较低，说明了这四个地区旅游发展的业绩现状距旅游经济发达的武汉、宜昌等地还有较大差距。

　　第四层次:荆州市、黄石市、黄冈市、荆门市、孝感市、随州市、鄂州市。这七个地区的综合得分值都为负值，集中于一0.5至0之间。从四个主成分的具体得分上可以看出荆州市、黄石市主成分F2,F3为正值，黄冈市、荆门市和鄂州市仅有主成分F3为正值，而随州市则四项主成分均为负值。这说明了这七个地区无论是从旅游发展现状业绩上看，还是从旅游发展潜力以及整体服务业的水平上看都是比较落后的。

　　第五层次: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这三个地区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值在一1至一0.5之间，分别为一0.61597、-0.73459和一0.82204，是湖北省旅游发展水平最低的区域。在四个主成分得分上，也只有仙桃市的主成分F3为正值其余均为负。

　　根据以上对湖北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无论是用单一的旅游收入指标和人均旅游收入指标来衡量，还是采用多指标综合分析的方法衡量，武汉市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大大超出了全省的平均水平。具体表现在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数、3星级以上宾馆个数以及旅行社个数这些指标上，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州市，是湖北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三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无论从旅游发展业绩现状上来看，还是从发展潜力势头上看它们在全省均有一定的劣势。其余各州市处于省内旅游经济发展的中间水平。

　　第二，在湖北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中，宜昌市和襄阳市存在着旅游产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不高，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问题。相比之下，恩施州和咸宁市旅游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旅游经济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强有力的出尽作用，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第三，鄂西生态旅游圈旅游发展速度较快，潜力巨大。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上可以看出，湖北省旅游经济发展的第二层次宜昌、恩施均位于鄂西生态旅游圈，第三层次神农架林区、咸宁市、襄阳市、十堰市，只有咸宁市没有在鄂西生态旅游圈内。并且鄂西生态旅游圈内的地区在主成分F2,F3,F4中大多数为正值，这也说明了当地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发展速度、旅游资源状况以及整体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均处于良性的发展态势中。

　　第四，武汉1+8城市圈各州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巨大，武汉市作为区域旅游发展的增长极，带动作用不明显。在武汉1+8城市圈中，武汉市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周围的8个城市距武汉的距离都不是很远。但是先阶段只有咸宁市在利用武汉的辐射作用发展旅游业上做出了应有的成绩，发展速度较快，其余各地区发展都相对滞后，尤其是仙桃市、天门市与潜江市更是常年处于湖北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垫底位置。

　　在理论模型的设定方面，依据新古典经济学家Solow(1956)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

　　Y=AF(K,L)

　　K,L,A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技术。

　　在此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充分地考虑了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旅游产业集聚度、XX政策等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在模型中引入XX投入、公路网密度和人力资本，增强模型指标的科学性，改进后的经济增长模型:

　　上式中，省域经济增长用反映，省域旅游产业集聚度用pgdp反映，本文用旅游集聚区位嫡计算得到，lq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gov表示XX投入，hc表示人力资本水平，rd表示公路网密度，为随机误差项。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变量对数进行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不止具有时间属性，也蕴含空间属性，因此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不能仅考虑时间演变的影响，空间因素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动因。空间计量经济学强调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性，即充分重视周围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关联性和非孤立性，这种空间上的依存性是传统计量经济学并未考虑的因素。与传统的回归模型相比，空间计量经济学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的形式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更加真实的测量经济活动的影响和探究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必须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空间相关性和模型的适宜性。

　　5.2.1空间自相关检验

　　运用Moran'sI指数法检验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即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可理解为位置相近的省域存在相似性。如果一个高值周围分布着高值，低值的周围被低值环抱，可以说明该区域“正空间自相关”。如果高值与低值相邻，则为“负空间自相关”;如果高值与低值完全随机地分布，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Moran'sI指数的公式如下:

　n表示地区数量，xi表示第i个地区的观测数值，表示观测值的样本均值，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

　　在Moran'sI指数中一般用二进制的矩阵，即0-1矩阵，其中，0代表不与本地相邻的空间单元，1代表与本地相邻的空间单元。

　　其中W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元素wij取值为1表示当省域相邻，wij取值为0时表示不相邻，对角线元素为0表示本省域与自身不是邻居的关系。

　　Moran's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当Moran'sI指数位于区间(0,1)时，表示空间正相关，数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当Moran'sI指数位于区间(-1,0)时，表示空间负相关，数值越小相关性越强;当Moran'sI指数无限逼近0时，空间随机分，不存在空间相关。

　　5.2.2空间计量模型

　　经过Moran'sI指数检验空间自相关性后，如所选取的数据检验是存在空间的自相关，即存在空间依赖性，此时如果用OLS模型建立模型会产生一定的偏误，需要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用空间权重矩阵体现空间影响因素，在模型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包括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区别是空间依赖性的体现方式，通过相邻地区的被解释变量体现空间依赖性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通过误差项来体现空间依赖性的模型是空间误差模型，将两者结合起来体现空间依赖性的模型被称为混合模型，杜宾模型中会考虑本省域的被解释变量会依赖于其邻居省域的自变量的影响。

　　（1）空间滞后模型（SAR）

　　反映了相邻省域被解释变量对本省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W表经过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间滞后因变量，直观的来看相邻地区的人均GDP可能互相依赖，并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果。

　　（2）空间误差模型（SEM）

　表了相邻城市误差项对本城市观测值的影响程度，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权重矩阵中的矩阵元素，艺WJft。表示空间滞后误差变量。

　　（3）带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AC)

　　更一般的空间计量模型将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结合起来，

　　带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将因变量和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加以考虑，因变量和误差项的空间滞后性均被纳入模型中，其中兄表示被研究省域受到临近省域的影响程度，P表示相邻省域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省域观测值的影响程度，SAR模型与SEM模型都是SAC模型的特例，分别对应于=0,p=0的情形。

　　（4）空间杜宾模型（SDM）

　　表示来自邻接自变量的影响，为相应的系数向量。空间杜宾模型可以更加方便有效的处理本文中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一个作用的评估。表示经过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矩阵元素。引入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空间滞后项的SDM模型，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模型构建时的未能充分考虑的变量，而且在处理空间异质性与不确定性方面的效果更佳。

　　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应用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模型中表达空间效应，而空间权重矩阵就是将现实中的空间交互关系转化为数据结构的纽带。Anselin(1980)最先阐述了空间权重的含义，并率先提出了空间交互理论，基于该理论对空间权重与空间依赖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探索是非常契合空间计量经济学通过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出发点。张可云、杨孟禹(2016)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切勿将空间权重矩阵看作是对空间相关的测度，他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相关性。从计量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构建适合本研究的空间权重矩阵，首先本研究梳理了以往学者们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其后，构建本文的空间权重矩阵。

　　（1）二进制空间邻接矩阵

　　莫兰(1947)和吉尔里(1954)较早的在他们研究中详细地阐述了构建0，1空间邻接矩阵的方法，其中邻接关系的定义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空间单元有共同的边，为车相邻;第二，空间单元有共同的交点或邻边为后相邻;第三，以空间单元为中心，用半径规则，在半径以内的一定空间单元为相邻，不在半径区域内的为不相邻。其中，0代表不与本地相邻的空间单元，1代表与本地相邻的空间单元。

　　其中W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元素取值为1表示当市域相邻，WJ取值为0时表示不相邻，对角线元素为0表示本区域与自身不是邻居的关系。

　　（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该矩阵设定的依据是结合两个研究目的地间相距的地理距离，设定该地理距离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依据两地之间的路网距离的倒数表示。

　　另一种方法是借助地球大圆距离的方法测量两个研究目的地间的地理距离

　　式中，R表示地球大圆半径，和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3）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Fingletonetal（2008）提出经济距离矩阵与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关联性。空间关联度较高的城市间往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多的共同点，因此，经济距离与空间依赖存在高度藕合性。在设定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时，普遍的做法是对角经济发展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研究中对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林光平(2005)等人在研究中采用了我国28个省份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取倒数构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研究设定两个省份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与空间权重呈负向相关。张可云，王裕瑾(2016)在研究中规则提出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祸合度越高，则两地的经济空间效应就会越大，因此，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权重值越大。林光平(2005)使用基于地理相邻关系的简单空间权重矩阵W来研究我国28个省份1978-2002年期间实际人均GDP收敛情况，用地区间人均GDP的差额作为测量地区间的经济距离，其中，pergdp代表两个城市的人均gdp，经济距离权重。本文在经济距离空间矩阵的设置时，参考了凯斯等人构建容纳地理距离矩阵W和经济距离矩阵E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即，其中的大小决定嵌套权重中理距离W和经济距离E的权重值。有效地避免了空间权重矩阵设置过程中人为的主观任意性对空间权重矩阵的影响，同时，确保模型运算结果不会因空间权重矩阵的差异影响到模型的稳健性，基于经济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这有助于更好地量化空间经济关系。

　　LeSage&Pace(2008)研究指出空间计量模型对空间的定义是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它不会受到空间权重矩阵变化的影响。但是不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仅仅是通过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就去盲目推测研究区域的某种变化是不科学的，存在偏差的。而非空间权重矩阵(如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具有时间属性，能够更加真实地刻画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整体上展现空间溢出的分布情况，有利于较好地处理空间溢出效应暴露的问题。

　　因此，本文选用的是地理距离的倒数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以空间单元为中心，用半径规则，在半径以内的一定空间单元为相邻，不在半径区域内的为不相邻的0-1邻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去进行稳健性检验。

　　5.4.1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考察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对于省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对象为四批17个市域的经济增长，被解释变量选取人均gdp用来体现各省经济发展水平。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Inpg即)。随着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产业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导致旅游产业的范畴难以界定。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实际GDP表示省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为消除物价等因素的影响，以2010年为基期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成实际GDP，与当期省域人口总数相除得到人均实际GDP(赵磊等，2014)。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囊括了以下三类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指数(Inlq)。本文选用第四章计算得到的改良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指数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用来体现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

　　乘积解释变量(Inlq*P*T)，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系数与代表湖北省旅游的虚拟变量P*T的乘积，为了研究旅游产业集聚是否对边缘各省的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及其否通过创建湖北省这个路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P代表进行“创旅游名省”的政策虚拟变量，P=1则代表政策出台，P=0则代表政策没有出台;T是创建“旅游特旅游省成功，T=0则代表没有创建成功。但湖北省创建成功的时间不一致，因此无法获得在一个时间截点前后的对比影响效应。则用P*T表示一个整体创建湖北省的一个虚拟变量，若是P*T=1，说明政策设立并且创建湖北省成功;若是P*T=0则说明某一年里该省至少还没有创建湖北旅游名省成功的，其中包括:1、政策还没出台;2、政策出台，但是还没创建特名省成功。

　　控制变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用Inpk表示，以2010年为基期的固定投资价格指数对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折算，再按照“永续盘存法”，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物质资本存量。XX投入用XX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gov)，人力资本(lnhc)，本文中的人力资本是每万人高等学校学生数。公路网密度用rd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是旅游六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目的地可进入性的基本指标。现有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公路网密度越高，说明旅游发展的基础较好，对旅游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5.4.2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节用stata软件，对所选取的2011年一2016年主要变量均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进一步验证Moran'sI散点图测量的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表5-1中是用stata13对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旅游产业集聚与政策交乘项三个主要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其结果分析如下:

　　1.从符号上分析Moran'sI指数，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pgdp是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虽然不能像冷热点分析体现其每个省域的空间自相关模式，但是从各个年份的显著性来看，湖北省的空间依赖是显著存在的，这个与前文的冷热点分析是互相验证的。从Moran'sI指数的大小分析，湖北省的这种高低分布的趋势在稳定中上升，是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

　　2.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的集聚程度。从Moran'sI指数的符号和数值大小表明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空间依赖性较为明显;从Moran'sI指数的大小符号，分析旅游产业集聚是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即每年空间分布以高低、低高分布为主;但是其指数绝对值随着年份的增长，呈现逐渐减小趋势，这种空间的负相关也是有所改变，其空间依赖作用逐渐减弱。表明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存在负向的空间自相关，高值与低值相邻的空间分布模式与上节冷热点分析的结论一致。

　　3.乘积解释变量(Inlq*P*T)，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系数与代表创建旅游特色名省的虚拟变量P*T的乘积，其中P代表进行“创旅游特色名省”的政策虚拟变量，T是创建“旅游特色名省”的时间虚拟变量，在创旅游特色名省的政策实施期，则用P*T表示一个整体创建旅游特色名省的一个虚拟变量，若是P*T=1，说明政策设立并且创建特色名省成功;对乘积解释变量(Inlq*P*T)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由于第一批特色旅游名省在2014年创建成功，所以在2011-2013年乘积变量没有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从2014年一2016年的自相关系数是负的，呈现显著的负向空间自相关，说明其空间依赖性一直存在。

　　5.4.3空间计量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根据上一章理论模型的设定，为了研究广西特色旅游名省旅游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途径与作用机制，用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建立了引入交乘项的模型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的分析，交乘项是lnlq*P*T(旅游产业集聚和“创特”政策的乘积)。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变量对数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17个市域代表经济增长的变量人均GDP、旅游产业集聚指标的区位嫡系数1q和乘积变量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具体估计中，本文采用以下三个原则在各个空间面板模型中进行遴选:第一、是用豪斯曼检验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的选择;第二、采用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和Rz值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第三、用似然比检验，将选择出来的模型进行两两对比，对于使用最大似然方法估计的模型，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可用于解决这些模型比较问题，如空间权重矩阵的替代或是用不同的解释变量。阐述了使用基于概率检验的不同模型比较。在本文中在用豪斯曼检验后，择优后的模型与杜宾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在构建的经济距离权重下三种空间模型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2，通过报告结果中空间依赖关系的空间自回归系数(Spatialrho)和误差空间自相关系数(lannbda)，可以发现它们均为正值，杜宾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进一步表明了湖北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6个方程估计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的绝对值都比较大，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Withv电Rz值也较高，最小的也达到了0.8以上，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比较，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各自的豪斯曼检验都接受了随机效应，对比三个空间计量面板模型，SDM面板数据模型调整后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拟合优度Within-Rz值要大于SAR和SEM，这与表中显示出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的检验值LL(sdmre)>LL(sarre)>LL(semre)的特点相一致。因此本文选用SDM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其他各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也列于表中，对于三类空间面板模型，各个变量的符号是基本上一致，从稳健性的角度来看，模型是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的，最终选择空间Durbin模型的固定模型作为最终解释模型。

　　空间Durbin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C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结果显示:空间自相关系数显著，邻近省域之间存在经济增长上的互动关系，相互之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状态，而是一种积极作用的影响，即相邻的省域在整体士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在特色旅游名省的创建的过程中，省域之间会有一定的联动，产生一定的正规模效应，不同省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日益频繁，尤其在旅游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带动效应、示范效应。

　　产业集聚度1q显著为正，旅游产业的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另外通过乘积变量lnlq*P*T来分析旅游产业的集聚是否因为创建特色旅游名省的政策途径对经济培长产生作用;乘积变量lnlq*P*T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即17个市的旅游产业集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同时，验证了政策也是旅游产业集聚作用经济的一条路径，通过实施特色旅游名省的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作用;在杜宾空间面板效应固定模型中旅游产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为0.013，乘积变量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乘积lnlq*P*T系数也是为正的，其边际效应为0.010，则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总边际效应是0.013+0.010*P*T，创建特色旅游名省对经济的作用也是通过旅游产业集聚推动。分析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效应，即旅游产业集聚对相邻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看，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的空间依赖系数为0.051+0.037*P*T，产业集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有一个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目前对相邻省域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集聚的效果会比通过特色旅游名省的影响大。人均物质资本存量(pk)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说明目前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是17个市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XX投入(gov)对经济增长在三个模型下也是一致的负向的作用;公路网密度(rd)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系数的符号为负向，可以解释为在这17市中，公路密度网是偏低的，旅游景区的可达性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公路网的密度增长己经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人力资本(he)的作用是正向的，本文选用的人力资本是每万人大学生人数，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撑了人力资本是特色旅游名省经济增长一大动力的论断。

　　5.4.4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用不同的权重矩阵，本文以采用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矩阵来探究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以省域空间单元为中心，用半径规则，在半径以内的一定空间单元为相邻，即dij＜150km，则wij=1,不在半径区域内的为不相邻，dij>150km，则wij=1,半径取值为150公里。并用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二是关键变量的替代，本文中的关键变量lq=YLQ1+（1-Y）LQ2，其中Y取值为0.5，旅游收入计算区位嫡系数中的LQ,,现在用旅游人数代替旅游收入计算旅游产业集聚的区位嫡，查看估计结果是否仍然稳健。

　　可知，第一种稳健性验证下，距离权重矩阵和以150半径为界的0-1邻接空间权重下，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符号一致，且其大小变动范围不大，显著性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空间权重的类型不同并没有改变模型稳健性;无论是地理距离权重，还是的0-1邻接权重矩阵，空间自相关系数由。都是显著的，所得的杜宾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第二种方法改变关键变量，在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计算中，旅游资源集聚仍沿用A级景区的的数量衡量，并对不同级别A级景区赋予一定的权重;而衡量旅游的效益则在稳健性中用旅游人数代替旅游收入计算区位嫡系数。在上表中可以看到改变关键变量后，lnlql和lnlq的系数符号是一致的，在大小上变化的范围比较小。在两种方式的验证下，空间自相关系数在相应的显著水平下方向一致，表明存在空间自相关。稳健性检验的结论是:文中构建的杜宾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sdmfe)较为稳健。

　　5.5.5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经过上述的检验可知，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sdm_fe)是合理的，下面对此模型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从方向上看，可以分为省域内溢出效应和省域之间的溢出效应;根据空间溢出效应的性质，分为正溢出和负溢出。根据上一章中LeSageandPace(2008)提出的溢出效应分解方法，本文首先从方向上对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省域内溢出效应、省域间溢出效应，其中省域内的溢出为直接溢出，省域问的溢出是间接溢出，而总溢出是两者之和，上节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遴选出空间面板SDM的随机效应模型，将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报告结果见表5-5。

　　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特色旅游名省旅游产业集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0.034，间接效应为0.012，即旅游产业集聚对本省经济增长是正向影响，旅游产业集聚对相邻省域经济增长是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旅游产业集聚对本省经济的直接效应大于对相邻省域经济发展的间接效应，即省域内的空间溢出是大于省域间的空间溢出，基本上省域内的空间溢出的省域间的空间溢出的3倍。

　　为了分析特色旅游名省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是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一个途径，通过这一途径是如何影响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通过乘积变量Inlqit*P*T;t作用于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特色旅游名省旅游产业集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空间直接效应有两个部分组成0.034+0.009*P*Tit，间接效应为0.012+0.025*P*T;}，显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是正向的，且与实施特色旅游名省政策是正向相关，0.025*P*T;t>0.009*P*T。表明特色旅游名省创建成功对相邻省域间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比对省域内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比更好。创建特色旅游名省是对一个省域的旅游产业的一种认可和支持，对相邻的创建省形成了良好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效应，特色旅游名省的创建可以带动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物资资本存量、XX投入和人力资本空间溢出的总效应是正向。公路网密度空间溢出总效益是负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总效应较高且为正向，其间接效应显著大于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中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GDP的比值在临近省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表明湖北省在一定程度上是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公路网密度变量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但从效应的方向来看，公路网密度提高对本省域旅游发展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相邻省域的旅游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公路网密度高的省域会吸引周边省域的客源，促进本省旅游发展，从而对周边省域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作用。XX投入空间溢出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是正向的，而直接效应是负向的，由于XX对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的属于长线投资，回收周期长，周边省域共享了投资产生的外部性利好，对周边省域的溢出效应为正向显著。人力资本的总溢出效应较高且均为正向影响，表明现阶段旅游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在旅游产业集聚的过程中都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2012-2017年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的测算，分析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情况，整体上，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存在发展不均衡，两极分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同时湖北省内部的旅游产业集聚空间分布模式是以高低分布为主。相邻的省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从相关性检验结果，以及模型空间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可以验证，相邻的省域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采用地理距离的倒数1/d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以空间单元为中心，用半径规则，在半径以内的一定空间单元为相邻，不在半径区域内的为不相邻的0-1邻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去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选择了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以研究湖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本文研究的17个湖北省市旅游产业存在集聚现象，整体上集聚水平普遍偏低，省域之间集聚呈现非均衡性，但“创特”政策的稳步推进，推动了全区旅游产业的大繁荣，逐步缩小了省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的差距，域之间旅游产业集聚差异呈现收敛趋势。

　　第二，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是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系数显著，人均相邻省域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存在互动，临近省域人均GDP的上升会引起本省域的GDP的增长，表明相邻的省域在整体上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的创建的过程中，省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产生一定的正规模效应，在特色旅游名省不同省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日益频繁，尤其在旅游方面存在一定的带动效应、示范效应。

　　第三，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验证了“创特”政策也是广西旅游产业集聚作用经济增长的一条路径，通过实施特色旅游名省的政策对省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作用。此外，旅游产业集聚区位嫡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乘积结果显示，创建特色旅游名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通过旅游产业集聚推动的。

　　第四，人力资源和人均物质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人力资源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才在省域聚集不仅可以推动技术创新，而且旅游市场效率也可以得到提升;投资行为可以推进旅游企业规模的扩张，表现出旅游产业的资本存量积累。投资行为间接效应也是正向的，不可置疑的是人力资本储备和投资行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本文中也得到验证，同时相邻省域的人力资本提高对本省域的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投资水平提高也是促进资本积累进而使得旅游产业集聚规模扩大的途径，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在促进旅游业发展和省域经济增长时，将旅游与经济充分的衔接，从培育旅游专业人才，提升旅游业从业者的素质方面切入，在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推动旅游业态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XX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向的，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是负向作用，间接效应是正向作用，代表着在“创特”期间，特色旅游名省将大量资金投入在公路、旅游厕所、景区等资金回收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方面，这些投资并不会给本省经济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使周边省域共享了投资产生的外部性利好，对周边省域的溢出效应为正向显著。

　　探索湖北省域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本文的最终目的。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旅游产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说明旅游产业集聚不仅对湖北省自身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还能促进地理位置较近各省的经济发展。但是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的带动能力仍然存在局限性，旅游资源要素在各省域间的流动性不足，应促进旅游资源要素在各省域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中心的溢出效应。

　　6.2.1构建不同层次的旅游产业集聚中心

　　进一步推动省域旅游产业集聚向更高级别发展，促进广西形成各种级别的旅游产业集聚中心。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湖北省已经显现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迹象，但是目前湖北省域旅游产业集聚能力还很薄弱，对省域经济增长的辐射只是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因此，要牢牢把握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对广西旅游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打造南宁和桂林两大核心旅游产业集聚中心，鼓励旅游经济基础较好的地级市打造次级旅游产业集聚中心，提高省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应该只重视旅游产业集聚内部产业规模、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的扩散，更应该完善省域之间的旅游产业合作、资源共享机制，重视发挥优势省域产业集聚的涓滴效应，带动临近省域旅游产业发展。XX通过建立次级旅游产业集聚中心，进一步加强相邻省域间的旅游产业合作，打通旅游产业资源在市域、省域间自由流动的渠道，促进旅游要素市场的无障碍流动，实现旅游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激活广西旅游发展网络，整合特色旅游资源，加速旅游要素的空间流动，丰富省域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湖北省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

　　6.2.2优化升域旅游产业发展软环境

　　根据湖北省旅游产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发现旅游人力资本和投资水平对于省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合理化进程都具有推动作用，XX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提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表明在合理利用XX投资，加大科技创新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上，注重旅游人才的培养，注重创意、创新与旅游的融合以及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标准化，对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跳出“小旅游”的管理思维模式，由行业管理向产业协调转变，强化旅游部门的市场监管能力，加大对旅游市场乱象的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继续加大旅游标准化推进力度，通过旅游标准化示范省和示范企业的创建工作，加快省域旅游的标准化建设步伐。实施人才强旅战略，加大对省域旅游从业者的培训力度，配合旅游专业人才引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同时，要注重区内外的旅游专家的指导作用，为湖北省旅游发展建言献策。

　　1.本文对于旅游产业集聚的概念、特点、旅游集聚的形成原因、旅游集聚的衡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来看，当前学界对于旅游集聚的研究特别是旅游集聚的发展阶段评价当面还存在较多的争议和不同的见解，本文在文献评述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积极的对旅游集聚发展阶段的界定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试图探索旅游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与传统制造业生命周期的差异。

　　2.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提高旅游产业集聚的路径，分别是加快技术创新投入是旅游产业集聚升级的根本路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着重从各个省域之间的异质性的角度切入，验证省域间的异质性是否对旅游产业集聚作用省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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