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女形象定位差异的社会学阐释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派诗人，他在元和十年写出了传世经典作品《琵琶行》，很快便以其伤感意境传遍全国，后世文人充分借用题材，抒发情感，创作了有名的诗篇。由此《琵琶行》的故事也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改编创新。

　　如宋朝时期，该作品被改编成为戏曲《琵琶亭》，元朝时期，戏曲家马致远将该作品改编成为杂剧《青衫泪》。随后又有多为戏曲大家将其改编为多部戏曲，比如元代阙名戏文《琵琶亭》、明顾大典传奇《青衫记》、清蒋士铨杂剧《四弦秋》、赵式曾杂剧《琵琶行》以及敦诚传奇《琵琶行》等。但很多戏曲因为时间段的流逝而失散。如今仅存的几部为：马致远《青衫泪》杂剧、顾大典《青衫记》传奇等等，文章也将重点对这三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这些作品都是以《琵琶行》作为底本来展开创作的，其都是古代戏曲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些戏曲的创作都和作者的自身经历和情感有关，同时也有效反映了当时时代特征。通过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这些戏曲中琵琶女的形象变化的研究，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时代窥探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更深入地展现琵琶女这一形象在文学发展中的演变过程，也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那个时代作者内心中的情感和深层次的思想。

　　从马致远和顾大典以《琵琶行》为基础而创作的作品中可以获知，琵琶女为裴兴奴，在古代其是非常低下的奴婢。而作者则通过艺术创作将其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青衫泪》中裴兴奴为京师教坊司乐籍的官妓，年幼失怙，跟着母亲同时也是她的鸨母生活。她美丽聪慧，还师从京中有名的曹善才，弹得一手好琵琶。因此逐步成为教坊中最出名的官妓。但尽管如此，其还是要每日过着以颜色侍人的生活。裴兴奴一直都感叹自己的职业和身份极为低微，对于这种日子感到十分厌倦，但却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只有用琵琶曲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和期许，希望“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荆钗”。

　　而且裴兴奴是一个痴情的人。在《青衫泪》中她无意中遇到了白居易，并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在交往半年之后，他对白居易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情感，因此希望能够托付终身。但没想到这个时候白居易被贬往江州，因此她无法实现两人厮守的心愿。在两人分手时她向白居易表白心意，并且表示，在他走后，不会再留其他客人，一心一意等他回来。由此可见其对于白居易用情至深。即便刘一郎提出用巨额财产交换，她也没有动心和改变，发誓要为白守身，在虔婆威逼她时，她也决不同意刘一郎的示好。为了让裴兴奴死心，好嫁给茶商，让她能赚取利益，鸨母xxxx书谎称白居易已经去世，得知此事，裴兴奴心如死灰，在无奈和逼迫之下嫁给刘一郎。在江州独守空船之时，她想起白居易，于是，月夜之下清弹琵琶，表达自己对于白居易的相思之情。在遇到白居易之后，她按耐不住自己的内心情愫，主动提出希望与他相聚的想法。

　　《青衫记》是在《青衫泪》的故事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在该作品中，主角依然是裴兴奴，但其和《青衫泪》中的形象相比较而言，反抗情绪减弱。《青衫记》里的裴兴奴私叹自己沦落风尘，极其厌恶倚门卖笑的做派，希望能从良嫁一好男儿，早日摆脱这样的生活。

　　《青衫泪》中的裴兴奴从来都不会害怕虔婆，所以其在出场时就对虔婆的无情予以指责。但在《青衫记》中，裴兴奴却只能在自己房间里偷偷哀叹，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但她第一次见到白居易时就对他一见钟情，认为他和别人不同。即便在白居易打翻了酒水，她也让自己的钗儿再去当酒。在面对裴妈妈和刘一郎的威逼时，她也没有反抗，只是一味的委曲求全，最终在无奈之下嫁给了茶商。但在《青衫记》中，白居易和裴兴奴第一次见面就定情，在河朔兵乱之后，裴兴奴与白居易失去联系，由于思念白居易，所以自己出钱赎回青衫，到外地逃难，没想到，逃难竟然逃到了白居易的老家且得其妾小蛮、樊素收留。在白居易家，她被茶商刘一郎看上，希望用钱财来收买并娶她。但裴兴奴不愿意。有一天在她将青衫作为借宿礼送给小蛮、樊素之后，两人才发现原来她竟然是白居易的情人。后白居易上任后，让人接樊素、小蛮同去，二位还邀她一道，却被鸨母用高额的赎金阻挡。樊素、小蛮走后，贪财的鸨母xxxx书谎称白居易已经去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心如死灰，于是在无奈和逼迫之下嫁给刘一郎。在两个月之后，她在月夜之下清弹琵琶刚好巧遇白居易，于是借此诉说自己的情意。

　　《四弦秋》中的琵琶女为花退红，她在年老色衰时嫁给了茶商吴名世。花退红非常痴情，却又无奈沦落凄凉悲惨的境地。她十分向往夫妻间长相厮守的感情，但茶商却非常看重金钱，因此没有时间理会花退红的情感。是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花退红感叹自己没有嫁对人:“娘情切，娘情切，须彼此相萦结;郎心劣，郎心劣，莫勉强相团捏。火易灭，火易灭，冰易裂，冰易裂，这村夫不过是个茶客。”于是月夜其独坐空船，将自己内心的哀怨都融入到一首琵琶曲中。“秋梦”一出中唱出曾经的佳人如今已经年老色衰，只有琵琶陪伴在侧的无限感慨，处境凄凉。

　　马致远撰写的《青衫泪》最终达成了士子的梦想，在这部作品中，士子、妓女和经商者之间存在三角恋关系，最终士子抱得美人归。妓女和落魄士子彼此十分怜惜，但是妓女和经商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暧昧关系，妓女就在士子和商人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中间发生了许多矛盾。妓女以及鸨母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顺从了商人。但是像马致远等很多作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因此采用多种方法抹黑经商者，不断赞美妓女的高尚品质，展示出士子的才华横溢以及远大的抱负。马致远在尽情地在文章中展现自己的愿望，欣赏自己的品质，这也元朝文人墨客的普遍特征。

　　顾大典成长与豪门望族，长时间受到儒家理论的洗礼，前人的道德规则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顾大典和沈憬差不多，编写的戏剧基本基本上都是命意主“风世”。顾大典认为明朝的社会非常不公平，充满着阶级压迫，他对此深恶痛疾，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理想抱负融入到戏曲当中，借助古代的伦理纲常讽刺当下的人间冷暖，对广大人民起到良好的引导教育作用。顾大典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历史为背景，流传至今的《葛衣记》讲述的就是南朝任西华和到灌女儿之间的婚姻历史，以此讽刺当下的人间冷暖、人情淡薄。《义乳记》虽佚失，吕天成《曲品》评云:“李善事出《后汉书》，事真，故奇。且以之讽人奴，自不可少。”《青衫记》对古代妇女道德表示肯定，赞颂了爱护国家忠于统治者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普及了古代的伦理操守。

　　蒋士锉作为封建文人，从出生以来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孝节义”是他思想意识的重要内容，宣传“忠孝节义”不仅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他个人品质的集中体现。蒋士锉对戏曲的引导教育职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表示：“要想治理好国家事务，不如先改善民间风气，要想改善民间风气，不如先创作修改一些优秀的剧本。”他的《桂林霜》、《冬青树》等作品都是以赞扬忠孝节义为核心，希望能够教化改善世间的风气。例如在《四弦秋》作品当中，他借助白居易被贬官的历史故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爱护国家忠于国君的伟大形象。蒋士锉也表示作为一名合格的臣子，就应该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与奸臣进行勇敢地斗争，因此他对白居易的作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是蒋士锉忠诚的具体表现。

　　社会学在分析探讨题材以及分析方法方面有着广阔的选择空间，分析对象涵盖了社会分层、越格行事、社会流动、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内容，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定性分析法；另一种是定量分析法。因为人类的行为活动都会受到社会环境、个体思想的影响。

　　1．元代前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元朝时期，蒙古族人为了强化统治地位，对汉族人民实施了严厉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社会人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与此同时，元朝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古代理论思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元代的文化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致远的《青衫泪》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2．明代中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明朝发展到中后期，不再有建国之初的盛世之景。国君十分昏庸，生活十分奢华，国家外患层出不穷，政治矛盾十分尖锐，使得思想文化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程朱理学过于呆板、保守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渐渐发展起来的王阳明心血，对理论思想、文学风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顾大典的《青衫记》就是创作于此时。

　　3．清代中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大王朝，在康熙、乾隆的英乾隆时期的社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社会格局越来越稳定，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是到了乾隆执政后期，国君出现了松懈，生活越来越奢侈，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管理制度，社会格局不再稳定，清朝也逐渐走向了落魄的时代。蒋士铨的《四弦秋》就在这个时期诞生。

　　1．元代琵琶女形象反应出的社会学

　　第一，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商者的地位不断提升。

　　蒙古族人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利用经济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制定并实施了多种合理有效的制度，推动了商业的快速发展。元朝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元朝时期的国际商业制度都能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而且国内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商者采用多种方法扩展经营范围，提升自身的社会等级，这对社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文人墨客的重视。对初期阶段的戏剧作品中可以看到，商人大都是尖酸狡猾、唯利是图的反面角色，甚至有的商人刻意干扰妓女和士子地爱情，这也说明了广大士人对商人的压物之情。马致远的《青衫泪》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诞生的作品，展现了经商者、妓女、士子之间的爱情经历。郑振铎先生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中也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的三角恋故事，其原因就是元朝的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文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

　　在古代时期，文人都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念。但是在元朝时期，蒙古族人的统治方法十分粗暴，打压文人墨客，并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社会等级制度，汉族的士人根本没有出头之日。文人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但是被元朝统治者废除了，直到1315年才正式恢复。就算是这样，科举考试中依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高级管理者大多都是蒙古人，汉族文人只能做一些地方小官，汉族文字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当时流传着“九儒、十丐”的说法，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然而蒙古族人对文字墨客的打压确是真实的。在《青衫泪》中，说明了白居易被贬官的根本原因是国君厌恶华丽的词句，虽然看起来比较可笑，但是这是马致远对元朝文人墨客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不满。

　　第三，社会文化氛围的多元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展开了激烈的碰撞，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动摇，过去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在婚姻制度方面，在母权制理念的影响下，展现出一种十分开放、十分野性的风气格局。延续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女性的管理不再那么严格，女性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女性可以追逐自己的爱情。马致远作品中的裴兴奴就是一个妓女，关汉卿作品中的赵盼儿侠骨柔肠、聪明伶俐，两者虽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裴兴奴打破传统思维观念的约束，极力保护自己的权益，敢于追逐爱情的伟大形象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裴兴奴的婚姻不会受到父母的约束，而是和白居易私定终身，就算与刘一郎成亲，但是在见到白居易时，抛弃传统妇女贞操的束缚，大胆与白居易开启了私奔的征程。

　　因为草原上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弱肉强食的思想在蒙古族人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强抢民女、逼迫婚姻就是真实的体现。自从蒙古族人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蒙古族人的思维理念造就了很多悲剧。原代戏剧中有很多作品都展现了这一社会现象。例如在《青衫泪》中，刘一郎花言巧语诱骗裴兴奴跟自己成亲，但是在传统思想理论的引导下，马致远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儒家思想。《青衫泪》中的白居易被贬官，但是依然爱护祖国忠于国君，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为祖国效力，这就是儒家思想“忠君爱国”的具体体现。作品对商人进行刻意地诋毁，不断提高士人的社会地位，充分展现了马致远期望儒家学派能够重现辉煌，再次形成完善的道德伦理观念。

　　2．明代琵琶女形象反应出的社会学

　　首先，政治腐败，文人仕途不顺。

　　在明朝刚刚建立初期，开国皇帝励精图治，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到了中后期，明朝的管理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国君骄奢淫逸、只顾享乐，政治格局十分混乱，xxxx受贿现象比比皆是，奸臣当道，太监专权，文官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心存正义的能臣义士遭到无情地打压，自愿放弃官职的人员非常多。科举考试也非常不公平，暗箱操作的事情时有发生，导致很多有能力的人没有良好的舞台。尤其是万历年间，朝廷的官员缺失现象十分严重，“万历中，百度废弛。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三十六年，科止数人，道止二人。南科以一人摄九篆者二岁，南道亦止一人。内台既空，外差亦缺，……”。在这种肮脏的政治格局中，诸如钱岱、邹迪光等很多官员都主动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家乡，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融入到山水之中，利用戏剧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顾大典也是其中的意愿，他的官职被贬为禹州知府，到了万历年间，他主动辞去官职，再也没有进入官场。自此之后，顾大典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戏曲创作之中，并成立了一个戏曲班，四处演出，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然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

　　明代时期地商业发展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嘉靖年间，南方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影子。各个地区成立了多种多样的商业组织，拥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当时的人们都说“士不如商”，充分说明了明朝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再遵从以前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而是想着铺张奢华的方向发展。明朝建立初期，朝廷对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女婢数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普通人民使用奴婢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还会将奴婢改为良人。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女婢的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女婢已经成为达官贵人彰显身份的重要方法。例如在万历年间，乡绅们豢养了很多女婢，还成立了家庭戏班，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潮流，顾大典也豢养了大量的女婢。所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女婢任务，这也是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例如在《青衫记》中，樊素、玲珑就是新加入的女婢人物。

　　最后，封建道德地强化。

　　明朝刚刚建立时，管理阶层借助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制定并实施了很多束缚女性的条文规定，例如撰写《内训》、《古烈女传》等书籍，不断加大妇女道德的教育宣传力度，要求女性爱护贞操、不相互妒忌、遵守妇道等等。此外《大明律讲解》对戏剧创作内容做出了细致的说明，督促戏曲创作人员要宣传封建统治的好处、发扬优秀事迹。管理阶层希望借助戏曲内容来引导改善人们的思想道德，约束人们的活动。

　　3．清代琵琶女形象反应出的社会学

　　首先，经济发展，士商关系更加密切。

　　清朝乾隆皇帝登基时，前朝皇帝已经打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乾隆皇帝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清朝的人口数量与日俱增，国内市场空前好大，为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商业重镇，即使是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商业经济也十分发达，经商者获得巨额的财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与士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士人也不再变低商人的地位和行为，甚至有很多士人加入到经商行列当中，与明朝中后期相比，经商者和士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在清朝的戏剧节目中，很多商人以及商业行为成为节目的陪衬，是为了丰富节目内容而添加的。在《四弦秋》中，创作者没有说明商人吴名世和白居易之间的冲突，一是因为创作者想说明原诗的本来意思，二是在当时社会已经不再贬低商人。

　　其次，程朱理学的回归，乾嘉之学的兴起。

　　满族人参考明朝灭亡的教训，在入关初期就摒弃了政统，确立了道德统治的方法策略，例如康熙皇帝十分青睐朱子之学，将朱熹的思想理论放在重要地位。但是在雍正、乾隆年间，统治者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焚书行为，大搞文字狱，针对文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约束制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学术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压。程朱理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此后乾嘉考据之学得到了充足有效的发展。《清史稿·儒林传序》显示，在乾隆主持下，大臣文人编纂各经书，兼收各时代学说，在《四库全书》完成后，清朝风气更加精博了。充分展现了乾嘉学术理论的特征，该学说以扬州学派地学者集大成者，很多文人墨客、戏曲创作者聚集在扬州地位，幕府和疏远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场所。例如卢见曾幕府就是一个有名的戏曲创作者聚集地，为学术沟通、戏曲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书院则以安定书院、梅花书院最为出名。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集中在一起，相互交流思想学术以及戏曲创作，社会上的考据之风十分浓厚，有的戏曲创作者借助考据手法创作戏曲，出现了很多戏曲节目。蒋士锉曾经是安定书院的管理者，他以才华横溢的优点，在扬州地区的知名度非常高，例如《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四弦秋》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的。

　　最后是家庭化戏班子的衰退，花雅之争兴起。

　　在乾隆时期，朝廷三令五申“禁外官蓄养优伶”。但尽管朝廷一直都有禁令，但在江南一带的富商官僚依然都留有家庭戏班。根据相关书籍的记载可以获知，在乾隆下江南时，扬州一带的富商巨贾都纷纷组建家庭戏班，希望能够获得乾隆的青睐。但总体而言在明末清初时，家庭戏班就已经走向没落。正因为家庭戏班的衰落以及统治者喜好的改变，导致民间戏班快速崛起。相对于家庭戏班而言，民间戏班在相关剧目的选择以及舞台表演方面更有娱乐性，也更加商品化，可以满足当时民间各个层次人群的需求。由此花部戏开始崛起。到乾隆年间，戏曲界占据主要地位的为昆曲，但花部戏拥有极为强劲的发展趋势。一开始是京腔盛行，随后引入皇宫成为御用唱腔，随后秦腔势头也越来越猛。在此阶段，雅部昆曲的唱词较为高雅，但相应的其腔调也很繁琐。所以该唱腔一直都在文人中流行。但花部戏则因为较为通俗，所以更为民众所喜欢。当时有很多人士在对昆曲的改革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如，蒋士锉就不断吸收花部戏的艺术形式来展开创作，在创作中使用地方声腔，小戏等。以此来迎合普通人对于戏曲的需求。尽管其展开了大量改革，但其依然是一位传统的文人。因此在其改编的作品中，《四弦秋》体现出典雅的文辞和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但从整体而言，该戏曲的舞台意识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琵琶行》作为白居易的传世佳作，其创造出来的“邂逅相遇，同病相怜;商妇哀婉叹薄命，司马情深湿青衫”的感伤情怀和意境让人们格外感慨，也引起了诸多读者的共鸣。当前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戏曲艺术也一直传承下来。而受到诸多戏曲家青睐的《琵琶行》也被多次改写，每个时代的改写都加入了不同的意境，让观众体会出诸多感受。时代的不同其内涵也不同。这些戏剧作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客观价值，其是当时时代的风气和背景的缩影。文章通过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这些戏曲中琵琶女的形象变化的研究，从各个不同的时代窥探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更深入地展现琵琶女这一形象在后世文学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作者的内心思想和深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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