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三十年代，长篇小说走向繁荣。茅盾的《子夜》领起了社会剖析小说流派。这个流派的重要成员，有吴组缃、沙汀、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已得到公认首肯。而另外一位端木蕻良，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端木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在《子夜》出版的第二年即完成了《科尔沁旗草原》的创作，但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出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更少有人将其与《子夜》关联作出比较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其中引人瞩目地高度评价到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从此，研究者们开始研究端木和茅盾的联系，发现端木蕻良创作《科尔沁旗草原》前已先看到了《子夜》，他对《子夜》是既欣赏又有些不满足。这就决定了《科尔沁旗草原》的创作既受到《子夜》的影响，又有所超越。这两部作品分别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形象为描写重心，茅盾写小说来参加当时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端木蕻良描写地主大家族从发家到鼎再到走向衰亡的历史，以土地为重心，通过对丁氏家族内外交困诸因素的分析，揭示了封建大家族无可挽回的衰亡命运，也对当时中国东北农村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比较两位作家之间的承传与超越，无论对作家作品本身的解读，还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大有助益的。
一、《子夜》《草原》对社会性质的剖析
细细研读《子夜》与《科尔沁旗草原》（下面简称《草原》）这两部具有明显社会性质剖析的小说，我们可观察到其对左联阶级、家族阶级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描写。《子夜》描述了主人公吴荪甫实施发展民族工业计划的可悲失败，证实了所谓“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类说法的不能成立。茅盾塑造人物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用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指导小说创作，对小说人物形象分析中也具有对社会性质的剖析。
《子夜》与《草原》在社会性质的剖析上具有以下相同之处：茅盾运用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社会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理论学说）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阶级存在，以及民族工业资本家遭遇的外资挤压、同行竞争、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等，表明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日益加剧，我们能感受到《子夜》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时代色彩强烈，对三十年代的社会各个阶层生活描绘得非常真实与具体。
《草原》的创作者端木蕻良明显受到托尔斯泰小说影响，在进行社会性质剖析时着重通过人物的命运遭际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向，通过农民力量崛起预示国家民族的未来，这一切多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因此《草原》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端木对自幼生于斯长于斯的封建大家庭的复杂情感的抒写，对主人公丁宁的心理活动、情绪起伏、内心独白的浓墨重彩的表现，都使作品对社会性质的剖析更贴合生活、贴近现实。
（一）《子夜》的阶级剖析
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小说家和评论家，在对剖析三十年代社会性质时，他并没有简单地仿照外国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正因为其对三十年代十里洋场上海社会纸醉金迷、奢华流离的性质剖析，突出了个人创作的特点，也为中国的左翼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子夜》不局限于苏联文学对左联阶级性质的剖析，但又与其联系紧密。这部作品的问世，提高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
与之相比，端木蕻良对阶级的剖析侧重于乡村小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与五四思想启蒙，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行为更为接近。正如瞿秋白所说的那样：“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积聚着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小资产阶级是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一类人，因此具有满腔热血，往往会首先掀起革命的浪潮，但是同时，也会首先叛变或者落荒而逃，因为其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阶级信仰，属于两面派。
（二）《草原》的家族剖析
《子夜》中对家族的剖析是以吴荪甫为吴家老太爷举行葬礼的情节，作为引出全书重要人物和情节的线索的楔子，在此之前，我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大多结构简单，线索单一，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复杂的现代结构的长篇小说，茅盾所书写《子夜》的问世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线索，《子夜》中都以主人公吴荪甫为中心，借助人物雷鸣的出场引导出其家庭内部的矛盾，突出显示出吴荪甫的人物性格与家庭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纠纷。因此，《子夜》对于家族社会阶级结构的描写是张弛有度，富有节奏感的，让读者感觉到真实且具有说服力。
与《子夜》中对主人公吴荪甫的描写相类似的是，端木蕻良的《草原》中以丁家三代人的发家史为线索，描写家族发展的历史面貌；主要篇幅以“末世”的小爷及丁宁为中心，通过丁宁的观察、交往和处理内外事务构成各种人际关系，展现丁府与东北社会各方面的横向联系。拉扯出剽悍的农民大山，自怨自艾的父亲，阴狠毒辣的母亲以及一些些麻木愚蠢的佃农等，反映出地主家族的没落情况，农民的反抗等生活现状。这也使得端木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有着乡土和都市两种人生经验。
（三）经济形势剖析
经济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或缺的方面，经济基础的表述就是说明。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比较《子夜》与《草原》，可以发现茅盾在《子夜》中所运用的经济视角是具有独特性，茅盾创作《子夜》的初期对当时的社会性质作了大量的经济现状调查，《子夜》中描写的经济现象有丝绸企业、剥削工人和资本家吞并欺诈等，着重笔墨关注丝绸行业，所描述当时丝绸行业的经济状况是十分萧条的，当时市场秩序混乱，许多丝绸厂由于原料不足和人员不足等问题，导致农民生活困苦，当时外资入侵金融行业，导致民族工业发展越来越艰难。《子夜》中对以一丝绸产对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作了详细、全面的描写，剖析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
因此，社会剖析小说的鼻祖《子夜》源于三十年代初大上海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其不仅表现在茅盾对农村生活的眷恋，还体现在确定的社会意识层面，也体现了小说家的人文关怀。严家炎在归纳社会剖析小说的特征时认为作家自觉地从经济入手来剖析社会，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从而深刻地揭示出某些规律。[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87页。]
草原描写了被精神病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者思想和感情的直接表现。直到1933年，在天津的学校里，他发现自己是这种思想感情的源头，在左派作家为了躲避被捕威胁，逃离北京的天津二兄弟的家。在国家遭到破坏的瞬间，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杜安的心情极端。他说：“一个人睡觉，死了，不知道自己如何生活。精神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不安和厌恶。”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勒休恩的信使他的目光转向光明，使他想起了他被遗忘的文学生涯。这个时期，他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经验进行反思。
（四）都市阶级关系与农村社会结构
茅盾被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激发出创作灵感，萌发出以小说创作参与论战，形象地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的创作意图。《子夜》主人公吴荪甫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英雄悲剧，这悲剧来自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对他形成的压迫包围的合力，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经济渗透给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带来最大的遏制，买办资产阶级成为他的致命对手。由此探讨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分析了当时社会阶级关系与农村社会结构。
端木蕻良创作《草原》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读的是历史系。剖析家族历史与描绘当下现实，纵横结合，体现出“通古今之变”史传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子夜》结构相比较，《草原》堪与媲美但严谨略有不及，此小说以土地为中心，以草原的丁宁为中心，和佃户的关系剖析东北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复杂交错的阶级矛盾，端木蕻良笔下对于农民人物星星的分析都充斥着顽强的生命力与粗狂的性格，造成这种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地形地势影响，东北大草原区域给人的感觉自然环境恶劣，人民必须具有坚韧的精神；另一方面，端木蕻良的创作受到当时整个文学氛围的影响，因此这种农村社会性格的剖析是基于作者自身的素质以及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的，体现了浓烈社会色彩与创作者的个人政治倾向。
二、《子夜》与《草原》人物形象比较
（一）民族资本家与大地主
《子夜》及时地、全景性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其描绘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斗争为主线，各色文人及交际花在对立的两大资本家阵营之间的活动等，社会画面纷纭斑驳，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特征。由于吴荪甫是茅盾着墨最多，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形象。
端木在作品里主要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在动荡的大时代里，变得极端个人化的英雄主义的表现。端木认为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音响下，谁掌握了可以支配一切的土地即掌握了社会的重要发展方向，所以作者搜集了草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地主阶级，并且将其进行对比分析，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草原丁氏大家族作为文章的中心描写，接下来对家族内的人物逐一进行分析，文中最重要的人物丁宁在这时候凸显出来，丁宁作为接受了南方文化影响的“新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立志改变大草原的现状，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贫苦雇农。然而，令他感到备受折磨的是，帮助雇农的父亲为了金钱而将春兄卖给土匪而丧命时，丁宁无法挽救，只能无动于衷。在庞大的家族阶级中，面对大草原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阶级斗争中，丁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情感的幻灭，当伟大的抱负遭遇到残酷的现实时，理性与感性因素不断交织撕扯着丁宁的同情心，最终他成为唐吉诃德式的聂赫留朵夫。
（二）资本家振兴民族工业与地主发家史
《子夜》这部作品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将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纠葛一一呈现出来，从而勾画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因此此作品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商业、军事等重大社会问题，以资本家振兴民族工业与地主的发家史为线索，并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剖析，具有史诗的品格，《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宏大的规模描绘了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第一次以独特的思考角度描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这一典型形象。这样出色的创造方法是读者在以前的其他作品中从未见过的。这样的创作方式和表现都市生活的内容相适应，使得作品的内在节奏也加快了，对于读者的“重建”过程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草原》着力描写丁宁这一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丁宁拯救和改造社会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端木通过对农民力量的崛起昭示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实际上，丁宁在当时的社会关系内属于一个外来者，他既无法站在父亲的这一族，又无法站在母亲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丁宁只有痛苦地挣扎，确定自己的社会存在，他想拯救雇农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他想成为草原的拯救者与改造者却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丁宁只能是社会罪恶的发现者与批判者，在思想上经历了无尽的痛苦折磨后，丁宁只有选择再次地离开草原。
三、《子夜》与《草原》的现实主义模式
（一）为写小说而去经验人生
《子夜》的创作不同于《蚀》。《蚀》是茅盾经验了动乱人生以后写成的小说，与之不同的是《子夜》是“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为了决定《午夜》的写作，作者对1930年夏末和秋天的感觉的写作意图对中国社会的特性进行了讨论。“我只写小说，回答资产阶级学者的图像，中国不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是更多的殖民地化。”在明确了写作的目的之后，茅盾从人生的侧面、思考、作品的构思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用6个月的时间一次性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长篇佳作。
然而，现实主义模式也不止一种。茅盾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初期，曾在研究文学倾向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当他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更倾向于托尔斯泰式的写实创作，托尔斯泰在经历了动乱之中的人生之后，感觉到受到生活的支配，对社会性质的剖析产生自己独特的视角。
（二）经验了人生之后写小说
端木蕻良的《草原》的创作晚于《子夜》一年，且端木先期读过《子夜》。在崇奉、敬佩之余，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这就决定了端木的创作必然选择托尔斯泰小说的写实模式。
《草原》与茅盾先前创作的《蚀》比较接近，主体属于经验了人生以后写成的小说。富有较强烈的自传色彩，选取作者最为熟悉的东北草原上地主首富的丁氏大家族“从中兴到末路”的历史，以家族兴衰折射社会变迁。小说的主人公丁宁，是在关内求学接受了现代思想教育的“新人”，返回家乡，试图拯救家庭的败落未果，最后再次离家而去。丁宁的形象有很多与作者重叠之处，面对读者将丁宁等同于作者的评论，端木明确声明：“至于丁宁，自然不是我自己，但他身上流贯着同时代的青年的共同血液。
《草原》所选择的现实主义的模式同时显示出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家族兴衰折射社会变迁，见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也见出史传传统“厚今薄古”“略古详今”对“当代性”的追求；富有关东地域风情的描写，则很好地展示了活的历史。这些都是有别于《子夜》的独特的创造。
《草原》所选择的现实主义的模式同时显示出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家族兴衰折射社会变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同时也富有关东地域风情的描写，很好地展示了生活的历史。这些都是有别于《子夜》的独特的创造。
四、《子夜》与《草原》异同成因探源
（一）主观原因
《子夜》和《草原》的内容构成较强力的互补关系。茅盾原来的写作计划非常庞大，既想写都市，又想写乡村，想写一部都市和乡村的交响曲，外加30年代的“新儒林外史”。可具体写作受到限制和影响，不得不作出调整，“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农村的那条线索在第四章提及吴府管家去双桥农村收租，亲眼见到农民崛起反抗暴动，此后便被掐断了。后来写到乡村地主冯云卿，只身跑到城里来当寓公，似乎有所呼应。这个乡下土财主，想把农村积攒下的钱拿到城里投资赢利，却怎么也玩不转，最终大败亏输。这一情节与《草原》中的小爷，聚拢乡下闲散资金到城里去搞投机倒把，结果血本无归无颜回家，有异曲同工互补呼应之妙。我们在《草原》中却看到了对《子夜》缺憾更多的弥补，端木以土地为重心，对东北农村社会结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对地主与农民矛盾斗争的叙写，以及农村革命风暴的积聚爆发，终致日本鬼子入侵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愤怒的农民“云从龙，风从虎”般地会聚成浩荡的队伍向沈阳进军，揭开了抗战的序幕，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很明显，《子夜》与《草原》相加，才构成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貌。
《子夜》理性思考更严谨，《草原》更富于激情。茅盾作为中国xxxx最早的一批党员，曾经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教员，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对于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有深度的理解把握。加入“左联”初期，为了克服早期革命小说的偏颇，他发现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的必要。在确立了《子夜》的写作意图之后，便带着这一意图去体验生活，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自己梳理生活、遴选素材。小说选取的素材既包含对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的剖析，又包括对当时人物性格的书写。这样的理性思考，逻辑绵密，思路开阔，严谨到位。作者还采用象征手法将自己的逻辑思考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例如以自然计时的《子夜》为题，就比原先的《夕阳》更能概括当时社会的本质。
（二）客观原因
《子夜》在客观写实方面更为扎实厚重，《草原》诗性张扬的成分更多。由于茅盾掌握了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指导自己对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现实、阶级关系的梳理分析，既能抓住主要矛盾，也不忽略次要矛盾。逻辑绵密的分析有时反给人人为斧凿刻板的印象。端木写《草原》总体表现为激情写作。他写自己最为熟悉的大家庭从繁盛走向衰败，自己想拯救这种衰败却又无能为力。小说的家族史叙事始终贯注渗透着一种矛盾复杂的感情，既“带着一份儿敌意”，“又存着一种神秘的崇拜，仿佛也非常光荣似的”。小说正是通过丁宁这个极富自传色彩，却又绝不等同于作者本人的内视角人物的艺术设置，通过他的限知叙事、切身感受，很好地传达了作者对生身家族多层面、较复杂的真情实感。这样的书写，是既真实又富于抒情意味的。总之，《草原》对家族和土地这个“重心”的集中书写，电影底片式的剪接方法，限知视角人物的设置，以及流丽清新、极富抒情意味的小说语言，共同构成了《草原》诗性张扬的史诗风范。
结语
《草原》和《子夜》既有相异之处也有相近之处，都进行社会性质分析，但是具体分析的着眼点不同。
笔者在第一部分采用四个角度去对《子夜》和《草原》进行社会性质分析，分别是左联阶级剖析、家族剖析、经济形势剖析和三十年代初期社会阶级关系与农村社会结构。
第二部分人物分析呼应第一部分社会分析的主题思想，茅盾写民族工业资本家振兴民族工业，与买办资产阶级巨头，拼实力、参与经济斗法，同时也有镇压农民和工人的反抗；端木蕻良写大地主的发家史，以土地为中心，兼并土地。
第三部分比较两部作品不同的现实主义模式，《子夜》中的矛盾是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草原》中端木蕻良是既有“经验了人生”而后写作，又有为写作而“去经验人生”，可以说是兼容了两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但主要以前一种模式为主。
第四部分从主、客观原因方面探究前几部分比较异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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