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从袁劲梅的罗坎村谈起

　　优秀的文学，正是那些质疑现实与历史的固定法则的文学。同样，那些富于批判性的文学，其真正的勇气也并不表现在它们批判了现实或以批判性的姿态面向现实，而在于批判性地挑战了主流的对现实的僵化理解—它挑战的不是现实，而是关于现实的语言秩序，或某种宏大的元话语体系。从这一意义上，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众多文学作品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们技术的失败，而在于它们想象现实能力的萎缩。《罗坎村》从一个旅美华人的视点，讲述了一个关于当下中国的故事。1980年代以来，此类作品（它往往被称为留学生文学）形成了一个谱系。但《罗坎村》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此前同类作品的故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还以新的叙述，质疑了这种小说模式背后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进一步拆解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对生活真实的顽强塑造。

　　鲁迅的小说历史性开创了“离去一一归来一一再离去”的小说“归乡”模式。其通过一种类似于音乐复调的方式在向人们讲述自身也是他人的故事。无论是自己和他人的故事在鲁迅笔下诸多感情被慢慢地渲染开来，逐步滋润与渗透到每个读者的心间。事实上。鲁迅的多部小说都极致地表达了主人公离开家乡对于故乡的思念，并回到故乡，但又故乡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悲、失望之情，因此再度离开故乡。这种对于故土的眷恋和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绝望很好地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土现状落后的深刻反思，也表达出这些有思想、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和对现实无奈心境的交叉式的生命体验。[刘复生.罗坎式现代化的启示——评小说《罗坎村》[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罗坎村》这部作品跳出了普通的思乡与身份认同痛苦的小圈子，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处理多年海外生活的体悟。考察整个文本，可以发现作者设置的主人公虽然远离了故乡，但她身边却一直出现不同时期来自故乡的人，他们其实是故乡的代表，既减轻了“我”对于故乡的思恋，也一步步解构着“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虽然《罗坎村》这部小说依然延续了鲁迅小说中常用的归乡模式，但是明显超越了惯常模式。侨居异国的戴博士不再是愁容满面的番客形象，在对故土罗坎村的眷念中又夹杂着反思、怀疑和批评。罗坎村既有戴博士悠远而美妙的记忆，但也到处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弊端。被罗坎人引以为豪并用以表彰和教育罗坎人的七个牌坊“有一种水稻一样整齐的秩序”，“在罗坎的空气里，一排一排，密密地张开，绿色的”，其实都是丧失公正的确证，是以牺牲弱小为代价的，“我知道罗坎村有欺负弱小的毛病。以后，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罗坎人用“子为父隐”、“木兰从军”、“割股吠母”等承载传统文化精髓的样板故事教育儿童罗清浏代父受过，遭到反抗后便用以血缘为本位的权力和暴力强迫其执行这种被罗坎人视为美德的任务。这就是戴博士记忆中的儿时罗坎村；但罗坎村并非仅止于此。

　　在对罗坎村的书写上，小说《罗坎村》超越了本质主义的范式，将罗坎村放在时间的纬度上进行历史的考量和审视；于是作为故国浓缩样本的罗坎村就被时间切割为过去和现在两大时段，与之相应，涉及罗坎村的话题也被自然转换为传统和现代的话题。

　　作者在表现中西差异的身份认同时，设置的罗清浏是故乡原初状态的代表，他是“我叹记忆中那个和我一起看猪生仔的男人，即使他外貌变化了，他的骨髓还是罗坎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会成为以“我”前夫为代表的一心改革的新罗坎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因为“在按什么方式活着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只有罗坎式”他俩算是好人，只是“我”已不能完全认同他们在现代意识下的行为方式了。罗洋是新一代的罗坎人，他己经完全被现代化了，既没有了传统的温情和质朴，又没有把西方先进的思想学会，看起来比西方还西方，比如当街长吻，其实骨子里还是地地道道的罗坎老习气，罗坎的口音，罗坎的哥们义气。三个男人的相继出现让我们对故乡的变化有了心理上的适应期，消除了突兀感，也将对故乡的那科牵挂妊妊缕缕地缠绕住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另一方面通过对三个男人的描写，既表现对传统文化温情的缅怀，又含有对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迷失自我的切身之痛，而后一种批熟也使这部文本取得了历史的深刻洞察力，不是一味的谴责传统文化，而是看到了传统文化稳定存在上千年的历史可能性，问题的结症不在于传统文化，而在于急于将传统现代化过祷中产生的不适应，质朴的公正不复存在，以经济为杠杆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每个人都向金钱靠拢看齐。在《罗坎村》中，由于老邵虐儿案，“我”去参加陪审团，由此引出了对罗坎村儿时的回忆。罗坎村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伦理社会。小说中写到罗坎村有七个牌坊，那是罗坎村人民引以为傲的信念。“后来学了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袁劲梅在小说中这样写到。作者批判了这种由血缘，伦理构成的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看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社会，但却把人性给抹灭了。正如李泽厚所言：“孔子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小说中还批评了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欺负弱小的毛病。小说中写到：“我知道罗坎人有欺负弱小的毛病。后来，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小说一开篇就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的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需求。”正义才是构成一个和谐社会的因素而不是伦理道德。

　　作者一直写到了现代化的罗坎村。虽然生活条件变好，好多人离开了罗坎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但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人们开始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一个人成功的象征。虽然没有了宗法制的存在，但是这种影响依旧潜移默化。“我”的前夫“石壕吏”，不仅当上了高官，成为了所有人巴结的对象，而且还被誉为“清官”。这是“我”无法理解的。罗坎村的男人为了生存，用尽了各种方法，抛弃了尊严，可最后依旧什么都没得到。

　　“戴博士”是作者在对畸形现代化批判和对公平的建构中理想化的人物。作为一个移民，她既融于两种文化又能自由的在对两种文化的思考中看到两种文化的优缺点。她来自于罗坎但罗坎在她身上没有印上太多的传统，她承认罗坎式的亲情文化却更赞成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公平和正义“石壕吏”、邵志州、罗清浏等都在不停地在自己周围建立着罗坎式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人情社会的继续戴博士却不同寻常地尽量脱离这些关系，她的思想在这方面是西化的，厌倦中国复杂的人情往来，崇尚简单的生活态度;对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也是避而远之。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拉力和西方文化的排他中左右逢源，通过对她文本中身份的梳理可以看出作者的理想化。戴博士其实是一个没有根的人，她本人并非罗坎出生，只是迁居于此，其实她对于罗坎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是处于冷眼旁观的位置，她在猪场生活，不参与罗坎人的日常劳动，所以罗坎人在需要判案时才会找他们这些外人评理，作为外姓人的她并不能算是罗坎文化的直接传承者，她的根不在这里，她生活的传统也不在这里，当没有了亲属的联系，自然会缺少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少了这种牵绊又有利于她顺利融入西方文化，获得新的身份认同。[郝朝帅：《海外写作的一种症候:漫谈<罗坎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第4期。]

　　整个文本为我们展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戴博士:她没有罗坎的土，罗坎的显摆，罗坎的人情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身份认同是一个常写常新的话题，但与众多描写认同焦虑的作品不同，《罗坎村》把这种认同的可能性给定了:要融入异族文化，太多的历史负载是累赘，只有相对脱离了这种负载能自然而顺利地融入另一种文化之中。

　　我们从戴博士儿子的生活中看出这个小家伙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历史，现在的身份才是他唯一的身份，通过他的身份和罗洋的身份比较可以更明显的看出作者的意图，罗洋有罗坎的根他只能是一个外来异族，不可能完全融入X社会，而戴博士的儿子则能完全认同现在的身份，戴博士本人也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更好的，更适合孩子发展的，儿子是“新世界人”，在不经意间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的身份认同的画面，虽理想但是毫无道理可言。[马倩娜：《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安徽文学(下月），2010年第6期。]

　　袁劲梅在她的小说中呈现了“大陆意识”，以她在大陆生活的经历进行了创作，在这种创作中进行了反思。除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对现代中国的文明进行了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去寻找一种文化归属感，也让自己在异国他乡可以产生依归之感。

　　戴博士看着现代化冲击下的罗坎和逐渐蜕变了的罗坎人不禁悲从中来，故乡这样被现代化解构的体无完肤了。在这望作者将对故乡蜕变的思考由普通的传统不能适应现代化就需要这种惯性逻辑上升到了更高层次到底什么才是现代化的思考？显然《罗坎村》在文化思考与改造上比其他作品更具有一种高度。[李雪梅：《论袁劲梅的小说创作》，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32期。]

　　现代化解构了传统，那么应该建立怎样的现代制度呢，作者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一味的迎合X文化，也没有过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罗坎村的社会结构和各种习俗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它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以祠堂为中心的罗坎文化其实就是以等级、孝梯、忠义等为纲常伦理的传统文化的影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伦理之上，并且延续至今。作者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没有把它与现代文明完全对立起来，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不可融合，也没有绝对地高低贵贱之分，X不是以往作品中那个所有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历史地位不容置疑。这部文本跨越了西方就是先进的，东方就是落后的并且一定会被先进的西方文明吞并这种较狭隘的文化观点，而把落脚点集中于两种文化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一一正义，这是使一种文明能够长久发展的保证。“我”处于两种文化的交融地带，从而可以以跨文化的视角审视两种不同的文化，X文化不是完美地无法撼动的，也有其自身的不合理性。老邵的案子，作者此时的视角是罗坎村式的以亲情为依据的，面对法律和亲情的二律背反，“我”不能够完全认同X式冷酷的法律，毕竞人是感情动物，完全地背离感情，而采用所谓客观的法律主宰一切，这让从罗坎那个感性的环境中出来的“我”无法认同，所以“我”以罗坎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体系为参考，力争为老邵减轻惩罚，最后的结果是正义和亲情调和后的产物。虽然作者的这种处理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有想调和中西文化对立的想法，毕竞两者不是你进我退就能共存，而且到底是正义和公正，在不同文化中定义和理解都是不同的，然而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多少还是对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差异有了新的启迪。[李丽：《<罗坎村>叙事技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以上是本人关于从袁劲梅的《罗坎村》对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的论述，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感知小说《罗坎村》正是用鲁迅的归乡模式为我们建构起了海外华文文学对中西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新的认识。袁劲梅通过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这些华人的生活经历，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在回望母国文化的时候，与大多数作家的观点不同，袁劲梅的态度是批判中国文化，欣赏西方文化。这就造成了写作中的一种弱势。造成这种弱势的原因就是袁劲梅从西方文明回望中国文化的时候，作者总是信心满满地做出了终结式的论断。但这种论断因为过于决绝所以容易产生问题。袁劲梅无论对中国的以前还是现在，都缺乏审慎的了解。并且她所进行的比较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比较。这种比较明显不在同一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是昨天与今天的比较。袁劲梅无论对中国的昨天还是今天的了解都不够透彻，而且中西文化之间本来就“隔着一层纸”。袁劲梅试图去捅破这层纸，但是她所采取的方法有所欠缺。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感知，作者是站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以及中国社会过往变迁对所谓传统文化的对文化改造与认同提出自己解读，这种发人深思的解读不仅具有鲁迅归乡模式叙述的一种惆怅，更多的是对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发展、改造的一种深邃的认知，为此《罗坎村》的变迁不仅作者心中的隐约的痛，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了，经历经济高速发展、多元文化冲突下中国社会变革的阵痛。新移民文学一直围绕着“文化归属”“文化流散”这些关键词进行。袁劲梅在作家群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她曾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在生活在X，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之外。她还是一名哲学家，所以她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同。她的哲学素养给她的小说增加了许多思想启示，对当下的中国现实有着深刻并且独到的认识。袁劲梅一直致力于拆除中西文化之间的墙。她在《月过女墙.自序》中写到：“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袁劲梅：《月过女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袁劲梅致力于把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化融会贯通。但在袁劲梅小说中甚至是新移民文学中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中国一直在追随着西方，但是在这种追随中却逐渐丧失了国家文化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丧失对中国会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这样的写作模式到底会不会限制华文小说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何才能在两种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在这个平衡点内创作，也是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在新时期该如何变革如何改造还是引入深思。华文小说在创作方向上如何突破固有的模式，展现出新时期的中国文化这也是未来华文小说的研究方向。华文小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何摆脱“局外人”的身份，对当今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1]刘复生：《罗坎式现代化的启示——评小说<罗坎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2]马倩娜：《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论袁劲梅小说<罗坎村>的价值》，《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6期。

　　[3]刘复生：《普世主义的文学残梦——以袁劲梅小说<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为例》，《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4]王宗峰：《于边缘处求索——评析袁劲梅的流散小说<罗坎村>》，《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5]王萍：《人性刻写与文化省思:袁劲梅小说论》.暨南大学,2017年。

　　[6]李雪梅：《论袁劲梅的小说创作》，《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7]李丽：《<罗坎村>叙事技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8]郝朝帅：《海外写作的一种症候:漫谈<罗坎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9]王泉：《文化焦虑与人性守望——袁劲梅小说之“道”》，《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2期。

　　[10]杨会：《夹缝中的分裂与弥合——论袁劲梅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2期。

　　[11]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2]袁劲梅：《月过女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