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复调性

　　复调在音乐层面被认为是非单一的，两段及以上的互不相同但是又通过和谐的配合达成完整曲目的一个整体。最早将这个声乐上的概念引入文学的应当是巴赫金。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上对于该点进行了表述“音乐上的复调强调的是不同声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同理，文学也是，不同的声音与思想充分的被纳入到一本作品中去，明明相反又对立却又无比和谐。”所以对于复调作品来说，充分的场景描写，人物性格描写、整个冲突矛盾的对立已经不再是重点，复调小说更强调在同一层面中纳入不同的思想与意识，将不同的声音引入到对一个事件的判断中去，不再狭隘的对一个事件进行自身想法的主观输出。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

　　1.人物内部的微型对话

　　“微型对话”其本质上是来源于一个主体站在不同角度，在一个层面上发生的多种思想的碰撞。“本源自我”代表着主人公自己本身的自我意识，“他人自我”则代表着对于思考在他人眼中的我的一个过程。个体感性存在的“我”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在相互阐释和映照中获取意义。

　　同样的手法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能发现，微型对话具体表现为主人公的自我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语。《摘星录》通过主人公的矛盾心理，间接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对话。直观层面的感受就会发现似乎是一个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了分割，例如在小说中用理性状态对人物进行分裂，一个失去理性的“我”萌生出了死去的念头；马上另一个理性的“我”就会立马以“不会死”“无处可走”来驳斥。这种对于一个人物在自己思想内部的斗争不再通过心理描写去展现，而是通过一个对话形式，使矛盾更加计划，冲突更加对立，对如复杂人物的刻画作用异常显著。《看虹录》中客人想象中的对话实际上是他内心的道德力量与情欲力量之间的冲突。女主人在读猎鹿故事时，客人觉得需要那么一种对话，来填补时间上的空虚。于是便有了客人臆想的对话：“太美丽了。一个长得美丽的人，照例不大想得到出于这点美观，引起人多少惆怅，也给人多少快乐！”“真的吗。你在说笑话罢了，你那么呆呆的看着我脚，是什么意思？你表面老实，心中放肆……”

　　其对话的内在深意往往表现得更为微妙，冠冕堂皇而遮遮掩掩，自我谴责与自我开脱这两种声音交织，形成人物的双重性格，揭示出永不止息地自我撕裂的生命状态。小说《摘星录（绿的梦）》首先展示的是人物在外的有声对话，对话较长且在主客拘束的状态下慢慢展开。但重点是无声对话，其中包括有声对话背后的潜对话以及肢体语言。沈从文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揭示出文本中隐藏在人物有声语言中的真实想法，还将真实想法依附在了身体语言中。譬如客人看到杂志中女人的全身时禁不住赞叹道“真美丽，美到这种样子，不愧杰作。看起来令人引起崇高的感觉。”话中所频频赞美的对象却已然不止是杂志人物，当然包括眼前女主人公的裸体。客人装作毫无所谓的说“这女孩子长得好看，年纪像是很青，不会过二十岁。”而真实想法是女主人长得很好看。主人回答“中国人也好看！”潜藏意思则是“我的裸体也好看！”两者有明显区别，一方面温文尔雅，一方面充满情欲。因此，有声对话和无声语言可以具体成为有声道德话语与无声情欲话语。两种对立话语产生的原因是社会中的道德偏见压制了人们的正常情欲，社会习规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爱无法直接表达。主客体之间由于情欲受到道德的束缚，以无声对话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沈从文结合了有声和无声两种语言，以道德的强行抑制任性来表现出主客内心的“贞洁”与“情欲”之间的矛盾。之后，情欲力量在客人身上迅速加强，而道德力量在女主人身上迅速增强。沈从文通过女主人的逃避和反抗延续了道德话语，重建了与男客人情欲话语的复调关系。

　　作者的意识不把他人意识（主角的意识）转化为客体，或在其背后得出最终结论，那么对话的复调效果就会出现。虽然采用了全知视角，但叙述者并不发表评论，表现出他的爱憎态度，只展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作者不把自己的裁决、自己的评价加到这事实上。叙述人的视野狭窄，看不到远景”[[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0页。]的情形完全一致。

　　2.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

　　当思想意识的争论和矛盾为两个人或两种声音时，思想的交锋对抗以小说的结构形式贯穿于作品的各个层面，此时的对话变成了“大型对话”。此时，人类生活与社会思想都是以对位的方式表现出来，复调叙述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的冲突全部体现出来。

　　小说《丈夫》中丈夫和妻子的矛盾是尊严与屈辱的冲突。尊严的睡与醒两个对立主题在小说内部反复出现，使得丈夫尊严沉睡之深与所受屈辱之重的矛盾与冲突一步步增强，并在最后达到高潮。沈从文并不偏袒一方去担当道德价值的评判者，只是以多声部的复调结构来展示特定环境背景下的现实复杂性。

　　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型对话同样在小说《萧萧》中。萧萧和坚持二狗在一起，对女学生生活的向往背后所蕴藏的都是她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憧憬。老祖父对于女学生自由、有悖传统的生活情形则是不认可和取笑，且借女学生打趣萧萧。两者的对立话语显示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话，揭示了乡下人于城镇文化间的一种尴尬处境，丰富了小说要表达的意义。

　　在沈从文的一些小说中，某些物象将故事划分成不同叙事层面，形成了小说内部的大型对话。《静》中的阳台把少女岷的生活分隔为两个世界，楼上是梦幻的、诗意的图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从船屋里隐约传来的喧哗，婚礼的音乐，还有一个河边洗衣服的小尼姑，而楼下却是残酷的、现实的：外面正在打仗，除了北生，岳岷家里全是女人；他们全无父兄的消息，在逃难途中进退维谷；母亲又病重。这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却又共同存在，生命和死亡，想象和现实，它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八骏图》中，作者通过书信将主人公的世界隔绝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使小说在不同层面展开。

　　刘西渭在对上述小说进行评价之时也提出了该点，对此进行了赞扬。“作品中对于现在内容的刻画已经超越了单纯刻画的范畴，全文都在不停的反衬，给予读者足够的自己思考的空间，现在的场景也许只是为了以后的反转进行服务，整个事件的发展就好像真真实实在不断地发生。直到最后的最后，读者才能恍然大悟，哪有什么跌宕起伏，原来只是反复无常的人性罢了。”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都能发现这一点，《看虹录》摆脱了线性叙事，将过去、现在、未来转化为多元层面的历史空间，形成了时空交叠的复调性。在这里，时间以多维度的空间存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使时间无限延长。不同的时空体将物象在各个叙事空间中并置，流动的时间中表现出所有生命的传奇。小说开头，小小的房间里橘红色灯罩下的灯光，把墙壁、地毯和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镀上了一层与世隔绝的颜色。接着，会跳跃的浅棕色的花马、发髻的几朵小蓝花和黑豹的小猫等物象依次出现，小屋的空间被打开，同时空间上物象的并置使得时间流动下的生命形态得以表现。

　　《生》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北京城中的老艺人，故事围绕着老人表演的两个连体傀儡道具展开。两个傀儡分别叫王九和赵四，但在傀儡戏中，无论战况如何激烈，结局都是王九胜。原来，老艺人的表演不是为挣钱，而是通过表演再现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表演中扭转那场打斗的结果，让死于那场打斗的独生子王九复活。在外人看来时间是此刻正在进行的，而对于老艺人来说，时间停留在十年前，且不断复制粘贴地原地继续。老人的儿子复活在每一次演出中，时间以这种形式得到延续，但真正流动着的时间只是给演出带来无限荒诞。直到最后，小说中才真正说出实情，原来王九已经被打死十年了，老人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刻画这个打斗，试图用自己的手艺去改变这个已经发生的结局。但事实上，打死王九的赵四在五年就也已经去世了，小说没有交代老人是否知晓赵四去世的事实。但是老人在这十年只是在自己不断的假象中活着，毋庸置疑。原来得以延续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老人自己的记忆。片刻性的存在与实际上永久性的失去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带来时间经验的荒诞感。

　　时间与空间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只有在物理学上似乎能将其进行联系。但是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他将两者很好的进行了结合与利用，对于一个事件的描写，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空间的变化发生了如下剧情等等展开。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采取了时间停滞的手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进行细致的刻画与描写，不紧不慢却又步步紧逼也许是对他的作品最好的形容。最具备该种时空色彩的作品应当就是《边城》，纯粹时间几乎静止，而其中包含的记忆、人物甚至细节等造成一种空间性的并置。

　　叙事角度的自由调度和多样运用是沈从文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创作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突破。沈从文早期创作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进行，崇尚写真情真事观念。从《阿黑小史·序》开始，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作品《八骏图》中，将传统的叙述视角与新视角进行了融合，使文本出现复调效果，对于该复调作品中的对话，又穿插进了作者自己独立的思想，使几个思想产生了碰撞却又能够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一起。《八骏图》中主要站在达士的角度对甲、乙、丙、丁、戊、庚、辛畸形和病态的性心理：教授甲喜欢艳体诗；教授乙喜欢偷窥海滩上的女人；教授丙心里惦记自己的内侄女；教授丁保有一种虐恋的爱情观；教授戊把女人当作怪物；教授庚对女人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爱；教授辛言行不一。虽然这部分看似属于第三人称叙事，但其实有关段落中的第三人称完全可以变成第一人称，因此正文对教授的描述是从达士视角展开的。在之后事情发展的情节中出现了一段达士与老王的对话情节，从那之后，叙事视角开始发生转变。老王说教授庚和女人快要订婚，快要订婚了，达士先生则微笑问快什么了？

　　“达士先生坐上有本老舍作的小说，老王随手翻了那么一下，‘先生，这是老舍作的，你借我这本书看看好不好？怎么这本书名叫《离婚》？’

　　达士先生好像很生气的说：‘怎么不叫《离婚》？我问你，老王。’”

　　至此开始，文本的叙事视角转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小说的后面情节中叙述者评论性话语也出现了，如“达士先生的态度，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的名辞负点责……”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公开的叙述者。而达士的日记和电报又显示出达士视角并未让位，它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交织存在。由此可见，小说一方面从达士视角表现出教授们的病态，另一方面更是由叙述者视角揭露了达士本人的病态,这表明作者在批判“他者”病态的同时还反省“自我”。

　　巴赫金的写作风格来自于通过语言上的描述，来对整个大范围的环境、文化历史等进行描绘，其写作的基本思想就是将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复调小说的出现无疑给了他新的思路，主体之间的语言不一定需要即时发生，存在脑海内部的对话，矛盾等处在一个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将对于社会的深刻反思、对于人性的深层思考以及文化历史变革描绘的淋漓尽致。他认为，整个大环境的变动例如战争与灾难正是这一写作思路的源泉，而俄国当时发生的资本主义灾难正是引导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这一写作手法的最佳土壤。

　　在“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现代文化的不断发展。沈从文虽没有学习新思潮所形成的文化观念，有的只是以乡下人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看待世界，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发现”激发了他的自我意识，促使他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

　　沈从文注重从文化和精神上关注人性，表现出对人性最真挚的愿望。他从原始形态的湘西提取原始的生命形式，在这里，人们的爱情、婚姻、生活按照自然原始的状态发展，涌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沈从文发现并试图保留自然人身上的纯美自然力和强悍力量，以期代替在历史、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造成的人性缺失。《柏子》中水手和妇人不是猥琐的肮脏故事，而是把水手的青春活力和妇人的泼辣大胆都极力包含在短暂的性爱相会中。《丈夫》中妻子做皮肉生意养家糊口，而这并不是违反道德的事，老实本分的丈夫见到妻子所受的侮辱后决定带妻子回家。作家对这些并没有做任何的评判和伦理度量，只是尽情展现出底层人民身上鲜活的原始生命力。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并非是理想状态的人，将好与坏的界定分的透彻，其更多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感性的人，人物内心的欲望成为了支配他行为的动力。但是这只是单纯的人性罢了，这是所有普通人都会做的选择，算不上卑劣更算不上耻辱。以往的崇高式的好人，不再出现；以往用以评价人物的既定道德准则与观念也发生了倾斜。活生生的人物在自己的人性以及理性之间挣扎徘徊，读者不停的对这个人一遍又一遍的刷新着认识，但却无法下一个完美的结论，这也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对沈从文来说，他所处的多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带正是成为他小说中呈现复调叙事的渊源。因为在多种文化体系相互冲撞、碰击，促使他不得不去思考不同的声音中是否真的需要分出一个高下。

　　1923年，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沈从文离开了湘西，正是踏入了京都。当时满怀理想的他，到了都市之后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人。由于他只有小学教育经历，在文学界处处碰壁。由于对于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满怀志向却无人赏识，都间接的造成他对城市文化以及农村文化激烈碰撞的冲击的认识。同时由于他自身是少数民族，在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中，也受益颇多。但是从整体的笔触与文学色调来看，很显然他当时是处于深深的失望中的。1928年，沈从文来到浮华喧嚣的上海，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所体验到的文化冲击。在上海的三年多时间里，沈从文创作了占一生整个创作数的三分之一篇作品。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产生的作品全都充斥着一股大都市与乡下交叠的味道。这个时期的作品抛去了以往理想化的追求与对文化的极大热情，在情节内容和情感基调上都有相似性，且都围绕人性的视角展开。一个视角来源于对于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的感慨，另一个视角则是对湘西美好的风土人情带来的活力进行描绘。颇具代表性的正是《会明》一文中对于主人公朴素善良的描写，其正是来源于对于湘西的美好感受。另外《糜烂》则恰恰成为其对立面，把浮华都市中的奢靡揭露出来。1930年创作的《一个女人》和《虎雏》都揭示了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性。我认为这是处于都市环境下的沈从文，不自觉地将对于都市生活的描述映射到湘西小说中，形成都市与湘西的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性的关照。

　　复调小说的特点是每个声音没有十分严格的是非之分，每一种不同的思想都应当占据一席之地，只有将多种文化思想放置在一起进行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才能使每一种声音都证明了其存在的意义。他的作品中理性与感性并不是十分绝对的，反而恰恰是互相成就的，理性的存在映照出了都市的糜烂生活；但是非理性的部分又将这一生活的诱惑力进行了充分描绘与刻画。由于沈从文的自身经历，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碰撞夹缝中，要使一方不能盖过另一方是十分难做到的，对双方自身的把握本来就比较困难，对其进行调和更是几乎难以做到，因此矛盾必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在二律背反中足见沈从文小说文本的张力。小说《凤子》最后一章，通过两个人物彼此唱和的对话方式来否定现代文明进化。物质文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变化给湘西带来的是破坏和骚扰，乡村自然美好的天性面对社会巨变何去何从？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对立的冲突充斥着作品，不如说他将湘西作为一个参照物，通过对于湘西世界的描绘更深刻的对都市进行了描绘。两种文化缺一不可，失去了都市文化，那么作为参照物的湘西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湘西文化，那么都市文化也只是单纯的描述，没有任何深思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沈从文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将两种原本对立的双方，放置在了一个层面是去架构，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各人的存在。”沈从文的作品不论是湘西题材还是都市题材，都是对现实的穿透，指向个体生命精神的存在。他更多的关注个体生命的物质形态，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生活，以此宣扬生命主体、生命存在的天然、本真的精神状态。

　　《旅店》传递出的生命依循自然性冲动行事的原则，依然是采用的复调手法。小说里面的小人物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没有崇高的生活地位，没有受人尊敬的职业或出身，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这些本质上源于对于生命，对于能够生存下去本能的祈求与热爱。作品《黑猫》描述的是一个丈夫早逝的寡妇，自己独立经营了一家旅店。她一直为丈夫守寡，没有产生过任何别的想法。但是突然某一天，一切都变了，她那沉睡的身体欲望变得焦躁不安，与一个客人发生了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黑猫在丈夫死后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倒不如说丈夫的死只是为黑猫的欲望进行了一个理性的压制，其本能迸发出的强烈身体需求自始自终都存在，和大鼻子客人的撒野行为也不过是一种平常的生命本能冲动。黑猫只是遵循自然性的本能和冲动行事，这种自由的背后是高昂的生命力，是自然生命的自由状态。沈从文通过黑猫传递出：人是肉体与本能的存在，人的生命就应是肉体与本能的充分发挥。

　　当生命个体感到孤独，对自身存在意义不确定而产生焦虑时，他便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确认自身的存在。《摘星录》中的客人便是以涌动着情欲的语言来展示自己对性的渴求，与充满道德力量的女主人的话语形成对话的复调，在复调对话中发泄自身的空虚和压抑，同时也强烈流露出情欲，以此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当然，这也映射着作者本人来到异己的都市后的孤独和性压抑。

　　生命不是一个只需讨论存在与否的基础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拥有生命而是在于一个自我的形成过程中不断迸发出的活力与热情。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不是对一个整体的生命概念进行切入，他所描绘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命所绽放出来的价值，他倾听每一个小人物的声音以及同一个任务中各种矛盾的声音并对其予以展现。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的人物是思想独立的，是自由的，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作为一个自由人会有的矛盾与痛苦。就好像宋大图说的那样“复调的基础来源恰恰使对笔下人物独立性的肯定。”

　　沈从文小说及其人物的复调性也体现在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道德秩序的突破和对历史理性的解构，这主要是通过身体欲望和狂欢化书写得以实现。

　　沈从文能够突破认知权力话语的栅栏，对一切束缚身体的伦理道德规范加以解构。身体是承载着精神力量的以及欲望本能的载体，两者似乎可以进行理论上的分解，但却没法进行实质上的分裂。身体与精神共同作用下，才能够带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看虹录》中客人与主人的对话形成道德话语和情欲话语的复调性，虽然身体欲望以“压抑——反压抑——回归压抑”出现，最终显示的是身体欲望存在的现实困境，身体在得到了欲望的满足之际，精神上获取了快乐的同时，对于道德伦理的规制又一次的使自己意识到身体的叛逆。《旅店》中的黑猫在丈夫去世后守寡三年，遇到大鼻子客人后身体欲望被勾起，一反常态与客人做了野合之事。究其缘由，黑猫的身体欲望是由现实生活所制约的。遇到客人之际，黑猫是纠结的：一边是欲望的，一边又是道德的约束。两者不断地在一个身体中进行冲撞，最后身体本能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性的压制，对于本能的顺从更像是一种对于生命个体尊重。作者通过对黑猫内心世界的展开，让她与自身对话，与社会对话。性在中国传统道德秩序的规训下被扭曲被隐藏，而沈从文通过身体欲望挖掘出真正的人性，唤醒生命的原始活力。

　　1.刘康：《对话的喧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美]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

　　3.高少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及其发展》，《东南传播》2007年第7期。

　　4.历晓云：《巴赫金复调理论诗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张杰：《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非对话性》，《外国语》2004年第2期。

　　6.刘辉兰：《沈从文情爱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心理及出路找寻》，《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7.刘晓勇：《沈从文小说中的矛盾心态》，《安徽文学》2016年第8期。

　　8.孙英：《文学与音乐的奇妙结合——论沈从文小说的音乐性》，《语文建设》2014年第9期。

　　9.孙孝良：《浅谈音乐与文学之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0.曾锋：《西方古典音乐与沈从文的“美的宗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11.张森：《沈从文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理论与创作》2010年2月第2期。

　　12.王雪静：《论《凤子》“对话性”与沈从文的“人生观重造”》，《文学教育》2018年第9期。

　　13.徐艺：《论沈从文作品的音乐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4.彭志荣：《沈从文小说<生>的多声部“对话”》，《东京文学》2011年第10期。

　　14.王玉林：《沈从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和创化》，《邵阳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