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NGO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行动策略研究——以“HDY公益团”为例

摘 要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湖北地区大规模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处于疫情风眼的湖北省更是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公共系统一度陷入“应急失灵”的状态。在物资紧缺、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大型社会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因物资配给不及时、不合理失去了社会公信力，导致XX部门无法及时有效整合民力。在此背景下，我国草根社会组织迅速反应，这些来自民间、甚至临时组建的草根公益组织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尽管面临着诸如合法性困境、资源困境等阻碍，但草根公益组织还是通过依附、合作等方式和片段式、多渠道的策略积极努力地参与到了本次应急志愿服务工作中，实现了抗疫目标。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不仅需要XX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更需要草根组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改变参与策略，推动XX变革。本文通过访谈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对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典型的草根公益组织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全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其生存和发展的策略及特点，希望能为以后草根公益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NGO；社会组织；COVID-19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我国湖北地区大规模爆发，致使湖北省多地公共系统陷入“应急失灵”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民众迅速反应，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本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形成了全民防疫、全民抗疫的风潮。许多民众自发组建小型志愿团队对湖北进行援助，这些来自民间、甚至临时组建的草根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草根公益组织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公益事业的主力军。这些组织的发展成长对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建设、XX职能的改革、社会资本的构建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较于正式组织，草根组织在制度身份、资源渠道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此背景下，它们是如何参与到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去的呢？采取了何种策略呢？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选取了一个新冠疫情背景下典型的草根公益组织“HDY公益团”，对其进行访谈调查，研究其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全过程、全阶段，探索草根公益组织在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局限和对应采取的行动策略。

2.研究意义

虽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国各类公益组织蓬勃发展，但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以及自身发展建设的不完善，现阶段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情况仍然比较模糊，需要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如合法性困境、资金困境、人才困境、能力困境等。然而现有的研究大都是沿着自上而下的宏观框架开展的，很少深入草根组织的内部，只是将这些障碍的源头直指“体制问题”，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必然。这种归因方式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的草根NGO在参与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等待XX安排，而是积极努力的探索参与策略和发展路径。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必须依靠XX和草根组织自身的双重驱动力量，缺一不可。一方面需要XX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改变相关政策制度，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草根公益组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改变自身参与策略，甚至推动XX变革。在对体制问题的分析思考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我们更加有必要增加从草根公益组织的角度探究其运作实践的研究，帮助草根组织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

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草根公益组织的行为就很好的体现了它们积极参与实践、不断改变策略适应形势，通过各种方式渠道改善生存环境赢得发展空间的特征。通过对其中某个或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草根公益团体进行研究，借助具体的案例，可以对后续的相关研究积累一些实证材料，为其它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同时，通过草根公益组织核心成员之口，发出草根公益组织自己的声音，让公众听到它们的话语，了解它们的贡献，从而更加有效的帮助其走出困境，继续发展。

最后，草根公益组织作为我国民间组织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休戚相关。研究草根公益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参与策略，不仅对草根组织自身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XX部门、官办组织、企业单位甚至是媒体公众也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对于XX转变职能、开展协同合作、完善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内容属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范畴，通过对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典型的草根公益组织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全过程描述，分析其生存和发展策略及特点，探讨现阶段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路径和所处困境，为以后草根公益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些借鉴。

在方法的选择上，本文综合运用访谈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首先，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XX关系的研究资料，借鉴已有成果，总结归纳该领域研究的空缺问题和研究方案。其次，通过案例选取和案例访谈，描述案例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全过程，并提炼出其参与方式的特色之处。最后，根据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和有关文献，分析我国草根公益组织参与应急志愿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相应策略。

　　1.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通过选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或几个个体案例，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描述其发展变化的全阶段全过程，达到以个体反应总体或以特殊性体现一般性的目的。本文所采用的个案研究，并不是希望通过一个案例推及整个草根公益组织团体的全貌，去代表其它草根公益组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深入草根组织内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案例组织参与疫情防控过程的动态描述来展现草根公益组织的探索、策略和创新，从而总结出适合草根公益组织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经验。

　2.访谈调查法

访谈调查法多数时候被简称为“访谈法”，是社会调查领域中最古老、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研究人员通过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交谈来收集口头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直接进行交流，可以消除被访者（研究对象）的顾虑，放松心情，从而提高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外，由于访谈时流程较快，双方处于不断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因此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往往无法进行长时间的思考，这种下意识的反应使得访谈结果也较为真实、可靠。本文在准备过程中，考虑到访谈的便捷性并结合访谈目标，笔者采用了线上和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搜集资料。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主要遵从“理论—案例—分析—结论”这一研究思路对“HDY公益团”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并对文章的具体撰写思路作出如下编排：

1.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2.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社会组织的相关概念、社会组织与XX的关系、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和应对策略等理论知识。

3.搜集相关时间、事件数据，整理分析各类社会组织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情况。

4.对“HDY公益团”主创成员进行访谈，结合其公开的数据信息，描述其参与过程，归纳其行动策略特点。

5.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HDY公益团”参与应急志愿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相应策略。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

图1-1 论文框架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进步，大量社会组织兴起并发展壮大，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出现的大规模NGO集体性联合救灾行动更是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因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国家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全球化的影响和应对改革中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的需要（张紧跟，2012）。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而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学术争议也一直在持续中。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社会组织是如何生存发展的、社会组织与XX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样的等。

（一）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

玉苗（2013）认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采用自上而下发展路径的组织是官办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与XX之间关系密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XX转变职能、参与社会的产物。这一类的社会组织大都有XX部门发起成立，虽然获得来来自XX的资源支持和合法性支持，但是在人事任免和内部管理等方面也要受到XX的严格管控。它们资源雄厚，但在形式风格上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特征。

自下而上发展的组织一般被称为民办社会组织或草根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是公民有组织的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整治过程的产物，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类社会组织大多是由一些社会精英人物发起成立，它们能够广泛的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在党XXX利不及、政策失灵或是默许的边缘地带，瞄准一定的公共问题展开积极的活动。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具有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等“双刃剑”特征。一方面这些特征有助于它们灵活开展活动参与公共事物治理，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们在社会公信度、资源获取能力方面还有许多欠缺。

（二）关于社会组织与XX之间的关系研究

　　1.国外研究

20世纪80年代，陷入XX失灵和福利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此背景下，X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事物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主张XX、市场和社区间的协调合作。XX要保障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但不一定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提供者和生产者。

2.国内研究

我国有关XX和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陈为雷（2013）认为我国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通过概括非营利组织和XX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本土特点的双方关系模式；第二类是依托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的框架，分析XX和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理想类型，研究非营利组织与理想关系类型的契合度；第三类是通过对非营利组织某个活动或策略的案例研究，构建理论解释其行动原因，研究非营利组织与XX间的关系模式；第四类是讨论基于自上而下路径的理论的法团主义理论和基于自下而上路径的公民社会理论在描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现实活动的实用性。

汪锦军（2009）认为XX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从功能角度出发可以划分为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缺三种模式，合作层次逐级递减。拾遗补缺作为合作的最低档次，自社会组织出现之日就已存在，只要双方承认就可以存在，是一种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形式，但也使得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服务替代是指根据社会组织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性质，将其分为存量服务和增量服务两类；协同增效按照合作类型则可以分为弱制度化协同、制度化协同和相互嵌入三类。范明林（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民间组织的领导者是否有在XX机关工作的经验，会影响后续组织的生存以及发展活动的自主性。由此可知，XX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共容利益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成正比，共荣利益越多，组织越独立，发展越顺畅。Spires（2011）通过对草根NGO的研究，认为在XX权威碎片化的背景下，XX和草根NGO间存在着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警惕的关系模式，进而形成了一种XX处于强势地位的、有条件的互利共生关系。但如果草根NGO在民主化诉求上能自我克制，并且其组织目标的实现能够帮助XX提高自身绩效，一般情况下XX部门会对其“非法存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李凤琴（2011）从资源依赖的角度出发，认为XX与NGO之间存在这高度资源依赖关系，表现为XX对NGO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和NGO对XX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依赖，但在现实中由于体制惯性和XX选择的偏好，XX对NGO的公共服务依赖是有限的，两者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张紧跟（2012）认为在我国现行的严格的社会组织控制政策下，XX对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于具有较强的挑战能力且不提供XX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XX采取严格的限制策略；对于具有较弱的挑战能力且提供XX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XX通常采取宽松的放任态度。王诗宗（2013）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具有依附性自主的特征，尽管面临着以XX逻辑为主导的多层次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我国社会组织仍然可以在依赖国家的同时保有各种实际的自主性。

　（三）关于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和应对策略的研究

　　1.困境研究

受制于国情，我国自下而上发展产生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密切影响。这些因素在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限定了它们的活动空间。

李利（2011）认为社会组织陷入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资本的匮乏，资金不足、地位不合法，从而难以维系组织的运行及活动的开展。朱健刚、赖伟军（2014）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合法性不足、资源有限、组织行动空间受约束的问题。王垚（2018）认为社会组织面临着缺乏制度参与渠道造成的身份困境、社会组织的自组织存在缺陷致使多元利益主体带来管理困境和XX临时管理机制导致的合力困境。综合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把我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分为制度困境和资源困境两个方面。

1.1 制度困境。

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相关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与社会组织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法律条款还存在空缺。陆亚娜（2013）将其分为自身困境和外界困境。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内部自身规制不足、组织管理混乱；另一方面，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XX存在大包大揽的体制惯性，加上现在“双重管理”的体制弊端，XX担忧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很少放权给社会组织发展。康晓光（2020）认为民间不存在自主建构的全局性、整体性的宏观社会组织结构，多为联盟、伞型组织、平台、孵化器等中层组织结构，且大多属于未注册的“非正式组织”。至于微观层面，社会组织数量、种类繁多，但缺乏有效的整合、散乱无序。

1.2 资源困境。

社会组织面临资金、人才、能力、渠道等多方面的困境。陶鹏（2013）认为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的过程中，难以贯穿应急管理全周期过程，自身专业能力不足加上和XX之前缺乏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导致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突发事件中存在片段化、碎片化与被动化的倾向。刘慧扬（2020）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大多数社会组织受制于自身能力水平以及参与渠道，在公共治理领域尚未充分体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与自治性，其参与多集中在捐款捐物和协助基层XX从事疫情防控工作方面，未涉及到更深层次。焦克源（2020）以红十字会为例分析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困境，认为社会组织面临自身管理体制运行混乱无序、参与自由度受XX部门限制、信息公布不及时不透明和网络社会舆论扩散四重困境。

2.应对策略研究

不同的社会组织与XX的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依据所处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应对策略。

2.1 生存策略

大多数社会组织都是不合法的、不受正式行政监管的，它们的存在策略可以从“需求-供给”的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一，相较于XX部门在制定政策时的整齐性、普适性考虑，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且更加具体，能够更准确的为少数群体、特殊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其二，在效率方面，相较于XX部门的“广撒网式”服务，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成本更低、回报更高。其三，由于招募人手受编制限制、部分服务项目具有特殊性等原因，XX部门无法完成某些任务和项目，这时便需要社会组织补充进来。

Keech-Marx（2008）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组织如果要生存必须策略性的将自己的行动服务与国家目标结合在一起，从而得到存在的允许。例如妇女组织就是通过与话语共鸣的方式建构性别话题，帮助自身实现合法化。晋军、何江穗（2008）认为生存是社会组织在活动中考虑的第一要素，它们必须首先获取XX的信任。为此，社会组织往往会对组织互动的内容和策略进行自我审查、自我约束，尽量避免那些可能涉及重大社会利益冲突、容易被意识形态化的活动。其最佳行动策略就是在活动、策略上保持自身的非意识形态的特征，尽量避免在基层“扎根”。范明林（2010）认为一些社会组织参考市民社会的精神原则，以契约精神为指导，试图与地方XX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平等互利、分担责任的方式，保证组织自身较为充分的自主性和自治性，提升自身服务的效率和效益。

2.2 发展策略

通过分析我国社会组织适应环境和采取行动的策略，结合具体案例，可以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分为XX合作策略和组织间合作策略两种模式。

2.2.1 与XX合作策略

林闽钢、战建华（2010）通过对汶川地震与X9·21地震灾害救助的比较，分析XX和NGO在不同阶段政的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汪锦军（2014）认为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纵向与XX加强联系，加强行政合法性，从而获取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第二种是横向建立社会资本，为会员和社会提供服务，从而获取社会合法性；第三种是前两种的策略相结合行动，但有一定的侧重性。朱健刚、赖伟军（2014）认为社会组织受外部政治机会空间有限、组织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以及组织合作意愿不完全等内外部原因的影响，在参与XX部门主导的突发事件应对中会主动采取“不完全合作”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联合目标的自我约束、有限的组织参与、弹性的组织形式。康晓光（2020）认为XX在对于微观层面的慈善组织的管理中越来越重视利用中层组织结构实施管理。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XX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作为理性的权威主义XX，在面对民间组织的时会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抑制独立的中层和宏观组织结构的政治挑战能力，另一方面则利用中层和宏观组织结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2.2.2 组织间合作策略

社会组织内部和之间也在不断合作发展，出现了社会组织与XX的跨部门合作、社会组织与企业的跨部门合作和社会组织内部的联合。晋军、何江穗（2008）以云南水电站开发为例，研究民间环保组织直接进入沿江社区进行组织和动员来帮助底层群体表达和捍卫自身权益的行动机制。童志锋（2009）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提出了弱联结和强联结两种NGO联盟形式，探讨了环保NGO之间、环保NGO与媒体之间和、环保NGO与公众之间的独特关系结构及其动员机制。

（四）文献综述小结

现阶段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大都将草根公益组织和非XX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不加区别的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无视这些组织的本质差异。然而，那些可得数据较多、声名显赫的慈善会、基金会，其实在我国社会组织总数中仅占极小部分。而大多数（超过90%）的社会组织（称为草根NGO或草根公益组织）受制于各种原因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它们活跃却无“合法”身份，但同样为我国公共服务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对于社会组织和XX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数学者都是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XX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然而，在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四大类公共危机的研究中，出于资料的可得性和研究的效益性，学者多数将研究集中于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方面，如“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对于发生频率较低、无法预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甚少，距今仅有“SARS非典病毒”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协同治理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组织研究对象，大都是在XX部门有备案、取得合法身份的官办、民办非营利组织，它们大都与XX部门间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而草根NGO缺乏合法身份，自然不在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内。

有关于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研究大都是和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相结合的。通过案例介绍列举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件的各方面各阶段存在的困难、部分组织采取的应对策略，总结出一般经验，为社会组织实现生存和发展需要提供策略指导。此外，该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常态化的公共事件和常设性的社会组织，而并未涉及对于那些针对特定突发公共事件所成立的草根NGO。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范围广、时效性强、作用力大，关乎国计民生。XX部门和各级NGO之间如何妥善处理相互关系，制定行动策略，对公共事件解决的效率和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应当得到各方足够的重视。

从既有的文献来看，通过政策环境、政治体制的视角切入研究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的理论已经相对较完善，但从草根公益组织自身出发，通过研究组织内部的运作和实践，提炼出草根NGO的生存和发展策略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本次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草根NGO，它们通过自身力量为抗击新冠病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本文决定从草根NGO自身视角出发，选取“HDY公益团”这一案例进行草根NGO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个案研究，探索其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段中的参与策略，研究我国现阶段草根公益组织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限制与策略，希望可以为今后的公共应急服务体系以及XX和NGO的行动提供一定参考。

　三、案例分析

　　（一）背景介绍

2019年1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2020年1月9日，武汉市出现首例新冠死亡病例。突如其来的不明病毒在我国湖北武汉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借助当地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不断扩散，轰动全国乃至世界。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世卫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月30日10时20分，我国各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731例，死亡病例170例，治愈出院病例128例。四通八达的交通加上遇上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春运，配上扩散速度极快的病毒和潜伏期无症状感染的迷惑，疫情在湖北地区迅速发酵。哪怕调动全省力量应对，疫情重灾区还是很快便面临了医疗人力、物资、设备全方面的不足，XX应急能力告急，亟需社会各界力量相助。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迅速在全国各地区发酵，引起人们恐慌的同时，也牵动着全国同胞的心。根据20年1月26日《民政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这一公告从政策层面上确立了湖北省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在此次救援物资接收和调配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各级XX、公益组织、民营企业、海内外华人华侨以及社会群众纷纷捐款捐物。

然而几天后，湖北红十字会的《物资使用情况表》在网上被爆出，经过网友自发传播，层层挖掘，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表格显示，在湖北红十字会发放的3.6万个口罩中，作为抗疫一线医院的武汉协和医院仅得到了3000只口罩，而打着“专治不孕不育”旗号的、为接收发热患者的“莆田系”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却得到了1.6万只口罩。事件发酵过程中，1月31日下午，湖北省红十字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湖北省红十字会关于“N95口罩36000个”接收和使用情况更正说明》中，竟然将落款时间写为2019年，引发了民众新一轮的愤怒。另一个负责物资接收和调配工作的武汉红十字会也同样引发了众怒，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分配物资名单中根本没有武汉协和医院，去到现场想要领取物资的医护人员更是被拒之门外，抗疫医护被逼到自制口罩，引发舆论哗然。

不难看出，疫情初期，湖北省红十字会等5家民政部指定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权责不明、职责配置不合理、机动性不足等问题，社会组织间和组织内部分工不明，应对突发事件反应不够及时，信息公开和宣传公关也不够及时、有效，使得官办社会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存在一定的“缺位”和“错位”。另一方面，根据管理学的期望理论，当现实滞后于期望或无法满足期望时，人们便会产生负面情绪，并且通过各类传播渠道不断加深这种负面印象。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大了人们对于官办社会组织的主观期望，而红十字会的实际表现则直接引发民众对其的质疑，形成信任危机，导致在后续的抗疫行动中，红十字会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救助作用，民众更倾向于向防疫一线医院定点捐赠物资。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情况

为解决此类问题，部分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通过自发形成的志愿组织和现有的社会组织来填补XX服务缝隙，促进社会联结。在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途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协同治理的一部分，与XX共同构建具有整合性治理取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和治理体系。此类社会组织多为街道所属或者行业协会、商会等，它们配合党政机关，参与到基层社会乃至全社会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如“志愿者+社区组织”的合作模式发挥了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优势，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服务，借助群防群治渠道，通过行程排查、物资供给、健康追踪和公共场合消毒等，能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平缓民众心态、保障物质需求。各地行业协会和商会则对各自的会员单位进行约束，除生活必需品、医疗用品企业外不提前开工，不提前返乡，助力湖北地区疫情防控。此外，这些行业协会还在疫情防控后期搭建起了XX与企业间的沟通桥梁，提供物资、人力、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另一种参与途径则是具体的功能领域，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性强、资源多、效率高、沟通协调便捷的优势，提供差异化和精细化的服务。主要由以下五种形式：

其一，资源动员形式。在本次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各类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通过为一线工作人员和困难群体筹集所需物资、资金，弥补XX部门的资源缺口，助力疫情防控。如本文的研究对象“HDY公益团”。

其二，医疗救援形式。医疗类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了灵活化、专业性的优势，它们既可以前往抗疫前线进行医疗救助，又能够通过网络搭建起线上问答平台，提供医疗服务。如湖北省民政厅、社会工作联合会组织160名志愿者在方舱医院开展医务社工志愿服务，通过“线上+线下”以及“舱内+舱外”相结合的方式，大大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其三，心理疏导形式。从事心理健康类服务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通过咨询热线、网络服务、上门咨询等方式，对疫情期间出现心理障碍的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如普陀区“美丽心灵工作室”和“六横爱帮义工协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主动为对疫情感到恐慌或心理不适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其四，宣传引导形式。疫情期间社会组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吸引并动员企业单位参与捐款捐物，另一方面也向群众普及防疫、抗疫知识，帮助民众理性看待疫情、减少恐慌。如山东省沙画协会利用沙画艺术和VCR短片记录抗疫故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其五，社会救助形式。针对疫情期间的弱势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社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专项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如“荆州四叶草”对当地困难儿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展开排查工作，通过发放临时救助金、捐赠防护用品等措施进行救助。

（三）“HDY公益团”案例分析

遵循个案研究方法中案例选取的典型性和研究的可行性两个基本原则，本文选取了“HDY公益团”作为研究对象。“HDY公益团”是在疫情期间针对疫情防控工作成立的民间自发性公益组织，组织目标是给抗疫一线医院直接捐赠医疗物资。该组织由高校学生发起，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组织采用挂靠手段，通过资源动员、宣传引导等方式进行募资、采购、承运，为湖北疫区捐款捐物。此组织的主创人员中有几位和笔者来自同一所学校，因此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

2020年1月到2020年4月，由海内外高校学子自发组建成立的HDY公益团通过公开募资、募捐，国内外采购的方式，共向湖北地区的4个城市、8余个区镇、20余家医院和基层单位捐赠4轮物资，其中医用酒精8吨、口罩1万余只、其他各类医疗物品数百件。

表2-1HDY公益团物资捐赠表

表2-2 HDY公益团项目轮次表

“HDY公益团”一到四轮的物资运送内容并无本质区别，而本文的研究内容为非XX组织的行动策略，并非该组织的详细参与内容。因此按照轮次对其参与过程与特征进行分类并无太大研究意义。基于此，本文决定遵从“HDY公益团”的行动逻辑，将其工作内容分为按照每一轮中的具体工作流程进行划分，研究其行动策略。

　1.成立组织：共同经历凝聚使命感

HDY公益团的发起人陈N是一位S市的X留学生，1月以来，她发现家乡湖北的疫情愈发严峻，XX物资供应无法满足当地的医疗需求，抗疫一线医院被迫公开募集物资。看到这些公告，陈N便有了一个从广东当地采购物资然后找物流公司直接运到湖北省有需要医院去的计划。2020年1月24日，陈N把自己的想法和之前一起参加过一个共同的社团活动的朋友们分享，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几位具有相同想法的志愿者们聚集在了一起，她们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本科三年级学生，受疫情影响留在在广东省的家中，HDY公益团自此成立。

关于共同经历和共同命运的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与自己有同样情感经历的他人建立社会联结（Nakayachi& Ozaki,2014）。社会联结更高的个体之间，由于彼此喜欢，彼此信任，更有可能合作（Balliet& van Lange,2013）。HDY公益团的主创人员们在疫情之前的共事经历和相似价值观成为了她们本次合作促成的直接基础，也使得团队在后续合作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中更加团结、有凝聚力。

　2.募集资金：网络渠道拓宽知名度

　　2.1初创时期，简单转发。

组织初成立时，志愿者们各自编辑了几条微信朋友圈，通过反复发布和请亲朋好友帮忙转发的方式，筹集到了第一笔资金20799.58元，购买了第一批物资送往黄冈市黄梅县的三家医院。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反馈第一轮物资运送细则并于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后，HDY公益团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大大提升，志愿者们开始马上筹备第二轮、第三轮物资，并与抗疫一线医院紧密对接。

　2.2“电商”认购，创意募资。

为有效助力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2月底，HDY公益团创新性地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万只口罩行”项目，并在微店平台推出了虚拟和实体商品。民众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或者认购口罩的方式向公益团捐款，募集资金将以物资的形式直接抵达疫区。截至2020年3月5日，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HDY公益团共募集专项善款50099.8元，约为到韩国KF94口罩（对标国内GB2626口罩）2368个。

　2.3信息公开，媒体宣传。

HDY公益团借助互联网成立，也借助互联网发展。在成立之初公益团创立了微信公众号“HDYer”，从第一轮物资运输结束到第四轮项目报告，志愿者们通过9篇细致入微的公众号文章，向社会公众详细展示了组织职能、运作过程以及项目成果。完整透明的流程和账目，成为HDY公益团在疫情期间赢得民意的关键因素。公益团的志愿者们还组建了捐款人微信专群，积极主动为捐款人答疑解惑，并将各类信息第一时间转发到群里。在第二轮物资运送的过程中，志愿者团队首次尝试使用抖音APP进行物资运输的全程直播，并积极联络湖北籍企业家募集善款。在第一轮物资运送结束后，HDY公益团的主创人陈N受邀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新闻报道发布后，为HDY公益团带来了很大的热度和支持。此外，HDY公益团主创人员所在的高校也对志愿者们的行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通过高校媒体平台使得HDY公益团进一步扩大知名度、提升公信力，师生捐款为公益团提供了大笔采购经费。

　3.选购物资：依据形势选择策略

　　3.1物资紧缺，转寻货源。

时值春节假期，多数电商平台仍处于歇业状态，偶尔找到的几家营业公司也早已在年前清空库存，线上采购基本无法实现。实体渠道方面，疫情带来的社会恐慌导致民众纷纷采购储备口罩，线下药店普遍出现库存不足的问题，货源采购难上加难。HDY公益团决定放弃电商采购这一渠道，转而寻找更深入的供应商、经销商、厂家渠道，希望能够在它们那里直接订购大批物资。

3.2“震中”瞩目，关怀周边。

在进行第一轮捐赠工作时，考虑到各地的物资有限集中于武汉，但周边城市的疫情也同样严峻，HDY公益团的志愿者们决定根据武汉周边城市的需求募集物资。志愿者们了解需求后寻找货源，然后再告知医院捐赠的医疗物资品质标准，然后等待接受与否的答复。

待到第三、四轮的物资捐赠工作，在捐赠对象的选择方面，HDY公益团决定将后续捐赠的重心放在荆州和武汉两市的各大社区医院。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社区医院不开设发热门诊，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病患是经由社区医院确诊，再转入定点发热门诊接受治疗。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及医院工作人员仍有感染病毒的风险。另一方面，社区医院承担着本社区的隔离点管理任务，但却没能像大医院那样配备齐全的医疗设备，部分医疗物资极为紧缺。

　3.3对接医院，寻求“贵替”。

确定物资同样是HDY公益团需要考虑的策略问题，因为大多数的医院只接收采购名单上的产品，很多东西可能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医院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接收。为了能够找到匹配的抗疫医疗物资，志愿者们参阅了许多医学文献证明，甚至自行学习了各种医疗器械的注册证号。由于84消毒液和过氧乙酸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找不到货，HDY公益团在查阅灭活冠状病毒方面的相关医学文献并与医院详细沟通后，决定采购84消毒液的高价替代产品二氧化氯。

2020年2月末3月初，国内医疗企业的生产能力尚未能够满足市场需要，而湖北省的基层医院仍然有大量需求缺口。为扩大募资渠道，有效助力疫区，HDY公益团决定前往海外进行口罩采购。公益团所采购的韩国KF94口罩，对标国内N95口罩，可供医护人员多次使用，可以在当时缓解多家医院的物资紧缺情况。

4.运输物资：社会关系与组织间合作

　　4.1境内运输

根据2020年1月的政策条文，民间组织捐赠的医疗物资如果想要进入湖北省各个城市，其组织项目就必须先拿到相关资质证书。考虑到疫区的紧急情况和流程的时间成本，HDY公益团决定寻求广东当地有运输资质的货运公司进行合作，由它们帮忙运输，助力物资及时抵达捐助医院。通过一位志愿者家族内部的关系，HDY公益团联系到了中山旺达物流公司和聚盟全直达物流公司，前者为公益团提供了0.6厢货车，后者帮助公益团找到了愿意前往疫区的物流司机。

另一道门槛则是通行证问题。湖北省大多数城市都已经“封城”，民间组织的救援物资想要进入湖北都需要由医院协助办理的相关道路通行证。由于疫情重灾区人手紧张，黄冈市指挥中心的车辆通行函医院一直没能成功申请下来，花费了HDY公益团的大量时间。在与其它民间组织联系后，HDY公益团和其它两个民间组织联系了当地有关部门与公益救援机构“LT救援队”，经过协调，有关部门为志愿者办理了车辆通行函，“LT救援队”则负责将这份车辆通行函交到志愿者手中。2020年1月29日，在“LT救援队”和“SY援鄂大队”的帮助下，HDY公益团捐赠的二氧化氯消毒液、医用手套、防护面罩等抗疫医疗物资抵达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人民医院、黄梅县大河中心卫生院以及蕲春县基层医院。

在后续的物资运送和募集过程中，HDY公益团还与“S学子武汉驰援团”、“DS软糖志愿者队”等草根公益组织互帮互助，借助自有的货车资源担当承运物资的角色，利用自身开辟的绿色运输通道并通过其它公益团队的协调引荐，合力将抗疫物资运往疫区，展现了非正式组织内部的合作和联合的力量。这些草根公益组织以募资、采购、运输医疗物资为目标，以内部合作、主动公开为实现途径，弥补XX部门和相关机构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出现的缺漏，帮助自身在紧急情况中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避开XX部门限制，高效实现了组织目标。

此外，HDY公益团还通过帮助企业实现社会价值、名誉升值来实现组织目标。公益团的志愿者们对接了一些湖北籍的企业家寻求物资援助，帮助企业家们将捐赠的物资定向送往家乡。此外在第三轮的酒精运输中，企业家得知HDY公益团所购买的五吨酒精是要运送至疫区时，也提出了免费捐赠。HDY公益团通过这种“项目策划+承运”的方式，既实现了组织目标，也帮助企业提升了社会价值和美誉度。

　4.2跨境采运

考虑到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HDY公益团无法在完成募资救援的同时准备合法背书，因此选择了挂靠在早已具备合法资质的深圳市慈善会名下。通过共享深圳市慈善会的公募资质，HDY公益团顺利将一批KF94口罩从韩国通过国际快递运进国内，并送往湖北省助力疫情防控。

　（四）本章小结

本章总结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形式以及HDY公益团的成立背景和参与内容。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动员的形式、医疗救援的形式、心理疏导的形式、宣传引导的形式和社会救助的形式参与进来，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官方指定湖北省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在此次救援物资接收和调配工作中占据主导权，负责统一调配捐赠物资。但随之而来的各类负面新闻凸显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官办组织存在的“缺位”和“错位”，民众对其产生不信任，这就给草根公益组织的参与提供了路径渠道。

“HDY公益团”是在疫情期间成立的民间自发性公益组织，通过资源动员的形式活跃参与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面对当时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局势和自身身份所带来的重重困境，HDY公益团通过网络宣传渠道、线下深挖物资、境外采购、寻求私人关系帮助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寻觅到大批医疗物资送往湖北省各地市，为助力疫情防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案例讨论：“HDY公益团”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限制与策略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作为草根公益组织的HDY公益团难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面对多重困境，HDY公益团也采取了诸多应多策略。

表4-1 “HDY公益团”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限制与策略

　（一）突破制度限制的策略

　　1.挂靠策略

XX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无法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每一个角落，这就给民间力量特别是草根公益组织的参与和协助提供了政治机会。但郭枫（2011）认为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的不足的问题，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时缺乏常设性的政社协同机构、缺乏规范性制度设计的问题，导致我国民间组织虽然在蓬勃发展中，但仍旧很难取得合法身份。草根公益组织如果想要按照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暂行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取得合法的身份和正式的募资资质，是一件困难且费时的事情，不适合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志愿工作时进行。

在本次疫情防控的初期，国内口罩资源紧缺，HDY公益团从韩国订购了一批KF94口罩，希望可以运送到国内助力疫情防控。而对于海外运进的物资，根据当时政策，社会组织属于非市场主体，无营业执照，如需办理进出口业务，需向所在地海关申请临时注册登记。为了口罩物资能够顺利通过海关，HDY公益团选择“挂靠”在深圳市慈善会名下，通过深圳市慈善会提供的背书从海外运进物资，并借此完善组织的合法身份。

但是需要明确，在事实上，“HDY公益团”仍然不具备合法募资的资格，之所以可以筹集到一笔钱购买物资送往湖北，一方面是因为“HDY公益团”选择将全部信息公开给深圳市慈善会，自愿接受官方组织的监管，共享深圳市慈善会的公募资质；另一方面，草根、临时性质的公益团体不具备挑战XX权威的潜在风险，而XX部门自身又对其提供的资源具有依赖性，因此XX对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Spires，2011；李凤琴。2011）。此外，到4月时，疫区状态已经走向平稳，在与武汉市多加方舱医院的沟通中“HDY公益团”了解到除口罩外的医疗物资XX已经能够满足需求，并且在持续改进扩张口罩生产线后，公益团成员认为XX已经有了余力，而自身的服务方式存在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继续践行原有的组织策略会与XX服务产生替代甚至冲突，因此决定结束本次应急志愿服务，退出“抗疫舞台”。

为了能够实现组织目标，许多草根公益组织会选择挂靠在官方组织的名下，依靠官方组织提供背书，活动受到官方组织的严密监管。为此，在活动过程中，草根公益组织就只能选择克制性的行动策略，有意避开争议或敏感的领域，以此赢得XX和官方组织的信任。张紧跟（2012）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草根公益组织多选择资源救助的形式参与应急管理，提供的服务具有临时性的特征。与XX部门相比，草根公益组织具有协调便捷、服务细致、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能够快速提供某一阶段所需的应急管理服务。但随着突发事件进入稳定期，XX部门有了余力，便会重新占据这部分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权，逐渐压缩草根公益组织的合作空间直至替代。

“我们当时找了深圳市慈善会来做背书，当时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是有他们的人全程监督的。在国内如果一个公益组织想要走那个流程去拿到可以合法去公募的那种证书，流程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因为这一次疫情，我们也想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做公益的人的故事，包括深圳有一个奶奶，她说她也搞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她其实是没有资质也没有背书的，她也是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凑了一笔钱，买了一批物资送过去。记得她说有一天她被警察敲门了，但是当时的民警对她非常的尊敬，并且调查了一下她的筹款的情况，去哪了，买了什么东西，发票什么的检查一下。然后发现账对上了，没有问题，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形式的判断是说，因为毕竟这一次太紧急了，前线真的是非常需要，所以如果真的走流程去把我们的组织搞成一个很合法很正规的组织，太久了，可能疫情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官方组织来帮我们去背书。然后其实国家明面上也有一个态度了，就是允许民间组织去和医院直接对接，去捐东西。我们也觉得说可能这次国家对于我们这些民间组织的态度就是只要你不涉及诈骗、钱公开透明、是用来去买物资、真的交到医院手上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SOHDYLY20201207）

“我们最终还是跟它们（深圳市慈善会）有这样一个合作和某种背书的关系，然后当然了我自己对它的准确定义是背书。然后但实际上它在宣传效应和在法律上共享它的公募资质的部分，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挂靠。然后这个部分是在于我们当时货物需要进关的一个必须要做的选择”（SOHDYCN20201218）

　（二）突破资源限制的策略

　　1.广泛社会动员策略

和其他任何组织一样，草根公益组织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作为一个有机的开放系统，必须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以维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各类募捐募资对于草根公益组织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然而相对于正式社会组织和XX组织的宏观调控和集体动员能力，草根公益组织在资源获取的渠道和能力方面都面临着诸多不足。

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大型社会组织凭借自身合法资质可以轻松募集物资并实施配给，而小型草根组织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物资、资金来源。在资金来源方面，在“武汉红十字会事件”前，普通民众倾向于将善款捐赠给具有合法资质的官办公益组织，或者是追随明星，将善款捐赠给以“韩红基金会”为代表的大型民办公益团体，很少考虑到捐款给草根公益组织。而货源采购方面，口罩资源全线告急，加上春节假期工厂放假，其他各类抗疫物资也很难在市面上购买得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当时绝大多数草根公益组织的共同状态。

为了能够有效的助力疫情防控工作，HDY公益团采取了广泛的社会动员策略，通过接洽动员社会各阶层企业、组织、个人，筹集善款和物资。在本次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过程中，HDY公益团的资源和资金来源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直接捐赠的物资。公益团成员通过“广撒网”的方式联系到一些生产相关物资的企业，说明来意，询问其捐助或买卖意向，然后通过采购承运的方式将企业捐赠的物资运送到有需要的医院，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和朋友圈转发的形式宣传企业善行，帮助企业扩大影响力，提升企业形象。另一部分的来源则是主创人员们所在学校的师生捐赠。这个由高校学子组织建立的草根公益组织吸引到了所在学校师生的注意力，公益团主创人员所处的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学院都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转发的形式对志愿者的善行进行了宣传，为公益团的募资工作起到了推广助力作用。相较于外部公益组织，高校师生更容易对同校学生产生信任和支持，也更加愿意出资捐助。这些来自民间的支持是“HDY公益团”实现组织目标的根本。

相较于XX的宏观调控和集体动员能力，草根公益组织想要得到足够的资源支持，有效参与应急志愿服务，就必须要借助于广大社会群体的力量。而在实际运作中，草根公益组织也确实能够很好的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应急需求开展积极的活动。互联网作为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相较于传统的电视、报纸、杂志等，具有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无视地理跨度、成本低等的特点，非常适合草根公益组织用来募集社会资本。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往往牵动着普罗大众的心，但受制于空间、时间等要素的限制，民众很难亲自参与到救助活动中，只能通过新媒体手段获取信息。草根公益组织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募资信息无疑给公众提供了一条参与渠道，通过不断增加曝光度，志愿组织可以在短期内筹得大量救助物资，从而迅速实现组织目标。此外，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美誉度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指标，企业主希望通过慈善事业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形象，也会通过媒体渠道主动寻求草根公益组织合作。

“我们一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朋友圈转发。我们自己编辑了文案，然后附上付款码，尽可能的找身边的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这样一个项目，你们愿不愿意捐。我们当时的想法也是觉得第一轮肯定没什么人，所以只能找我们身边的人，大家先凑到一笔钱，买到一些东西先送过去，然后并且把整一个活动给它记录下来。就是整一个流程可以让后面的那些捐赠者更加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和流程的公开透明。所以第一轮虽然我们筹集的钱比较少，但我们的流程是完整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哪里采购的物资，什么牌子的，它有多少个，然后路费多少钱，包括防护服，有多少件是给哪个医院的，甚至连给司机的两件我们都算上去了”（SOHDYLY20201207）

“我本身对于这种小型公益的理解就是说它与其说是去解决一个问题，它更多的是说安抚我的捐赠者，就是让这些可能捐100块钱捐50块钱的人，他依然会觉得我帮助到了国家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情况，如你所说，红十字会的失信等等，群众的情绪是一种愤怒的无助的，觉得非常不开心变成upsetting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对于这种小型的公益组织，它在这个部分的功能是比较主要的”（SOHDYCN20201217）

“基本上就是三所高校，一个华工，然后一个深大，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北师大浸会，北师那边是转了微博，然后是做了一个校内的访谈；然后华工这边你应该知道比我多，然后深大的话跟华工差不多，团委那边帮忙报项目、团委那边给写一些公众号什么的，基本上这个程度”（SOHDYCN20201218）

　2.私人社会关系策略

此外，HDY公益团几位核心成员的私人社会关系也在助力疫情防控、实现组织目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资金募集方面，主创者自身来自湖北省，其部分家族成员主动向主创者捐款，通过HDY公益团为家乡筹措的善款占据HDY公益团资金总量的近一半；在物资采购方面，团队主创者借助私人关系从韩国采购多次KF94口罩运回国内，缓解疫区物资紧缺状况；在运输渠道方面，依托公益团核心成员的家庭关系，HDY公益团联系到了相关物流公司提供货车和人力资源，帮助运送第一轮和第三轮物资；在宣传推广方面，HDY公益团成员在某媒体实习，通过独家专访，帮助公益团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草根公益组织通常由部分精英人物发起成立，组织核心成员在社会各领域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

“第二批到第五批的车子是我自己的一个family friends他给我们介绍的，但基本上也是市场价。最后一批的2万个口罩是我自己的一个好我朋友的父亲，他们家是韩国人，然后给过来的资源。除此之外，包括很多防护服，然后等等那些的货源全部都是说成员自己去 get到的”（SOHDYCN20201217）

“是私人的关系没错。从时间线上顺的话是我们先办的第一轮项目。办完之后，因为他们有了解到，因为这两位都相当于是我的family，friends，他们有了解到我在做这个事情，请然后就说我也想给家乡捐。因为湖北人在深圳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圈子，然后我也想给我家乡捐，你也帮我搞这个事情。我说ok你把钱给我帮你搞，是这样子顺序”（SOHDYCN20201218）

　（三）突破能力限制的策略

　　1.组织间合作策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伴随着XX在短时间内的“应急失灵”，无力搭建成熟的应急志愿网络，致使社会组织无法有效参与，更无法有效做到沟通交流、信息共享。此外，短时间内网络上真假信息鱼龙混杂，会增加社会组织辨别信息的负担，致使社会组织反应延迟。

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是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都会面临的现实困境。诸如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医院对于各类物资的需求情况、各地区高速公路不同的关卡政策、各类医疗物资的购买渠道等信息通过单一的草根公益组织很难搜索完全，即便成功汇总了一些信息，信息的时效性问题也需要社会组织成员们时刻警惕。将精力倾注于此显然是一种收效甚微的方式。

因此，为了避免资源重复配置、资源浪费、服务滞后等问题，有着共同服务目标的社会组织便会自发的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草根NGO之间的松散的网络关系。这些组织之间共享信息、甚至共享资源，以此来提升自身参与的有效性。但是这种团结是松散的有限度的，组织间之共享资源但不共享资金，当一项行动结束后，不同的组织便会回归到自身的服务中去，不再保持合作关系。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HDY公益团”与“LT救援大队”、“S学子武汉驰援团”以及其它一些社会组织之间就是这样的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与后两个草根公益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它们在运输渠道方面的资源和信息，“HDY公益团”解决了物资运输的问题，顺利将抗疫资源送往指定医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NGO微信群中，“HDY公益团”凭借自身的货运优势，也承担着帮助其它社会组织将物资运往湖北的功能。而当国家在后期民营快递企业的抗疫物资运输专线后，“HDY公益团”便不再需要借助其它组织的力量转运物资，各组织独立性提高，这种合作关系也自然走向了结束。

朱健刚（2014）认为这种合作网络表现为组织间合作的非正式性，草根公益组织间大都凭借核心人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取得联系并开展救助合作，内部没有层级划分，彼此之间较少干涉。这些组织以任务为导向，大部分时间都根据形式各自开展活动，且涉及领域较为重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合作自然走向解散。

“跟我们合作的基本都是民间组织。当时在武汉有一个叫做LT救援基金会的，它们主要负责的不是采购物资，而是运输物资，它们在武汉有一个车队的资源。然后当时我们把东西运到武汉的时候还是封城的状态，外面的车不能进，所以就让它们在高速路口那里去交接。它们其实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渠道，帮助我们把物资运送到当地的医院。”（SOHDYLY20201209）

“LT救援队的性质跟DS公益团以及我们还合作过的一些一起运货的不太一样，就在于LT救援队是专门负责接地的这一块。我们货物过去之后LT救援帮忙去转送到社区医院和一些医院，因为它们不仅是在那一个区县，它们在很多区县都有他们的分队。然后LT救援队的联系方式也是相对比较公开的，而且它们很好找，基本上你去找它就都会在那里，然后有什么它一定会能够帮到你。然后但是DS和其他的一些组织就很多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群里边这样去认识的，然后它们的合作方式就主要是这样去运货的过程。就是我们替它们去做从广东到湖北这一段过程的运输，然后LT救援队是说它们帮我们去做，而湖北比方说某一个高速或是哪里，然后去或者到一个区县，然后直接转手给它们，然后它们再转到医院去这样子”（SOHDYCN20201217）

“包括第一轮我们有带其他组织的货进湖北，就是在于我们当时是比较确定和决心是一定要直接用货车运。那个时候快递的效率也完全没有得指望，而且很多就是说进去之后，他们其实是很难直接通过医院收到。有些快递，甚至说需要向上面红十字会请示的情况。所以我们是最早就确定的是一定是货车直运的，但是很多其他的组织没有这样的资源和资金储备，然后他们有的可能项目比较小，有的可能对这个不是很坚决。然后我们中间在找车跟找市疾控中心等等这些资源，因为还涉及到一些跟湖北几个省市团委的那边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过很多个就是这种公益组织之间的互助的微信群的，还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朋友中间都是有联络。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拼车，你们把我们的货带进去，然后都是ok的”（SOHDYCN20201217）

“群里会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几月几号送到哪边去，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可能跟某一个具体的省市的医院已经对接好了，或者就想送到那个省市去。然后有一些是货源，像在我们这个群里的都是说有比较明确，就即便货源没有，但也是有钱的。然后说想要说怎么送，然后干什么这样的情况。然后很多包括跟我们合作的，其实都会是比较小的项目，大的项目自己可能已经去了。然后在互助群就这些，以及会问说有没有哪个市的疾控中心的负责人手机是多少，然后哪个市的就是说团委或者什么样的负责人手机是多少，人怎么样，能提供什么帮助之类的”（SOHDYCN20201218）

“大型公益组织一般不会在这些群，这些一般都是像一些学生团体或者是有一些公司要去做慈善等等一系列，不一定有特别深厚就是慈善的基底和资源的一些个人和组织。现在这些团在群里发消息的频率的话，当时基本上可能每个小时都一定会有信息，然后每上午和下午都一定会有重要信息。信息其实基本上是货车、人，就这些东西，现在的情况、哪里又怎么样，就是一个捐赠的风向。就现在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干嘛”（SOHDYCN20201218）

　2.片段式参与策略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迫切需要整合全社会的专业资源共同遏制病毒传播，这就对参与疫情防控的草根公益组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它们可以涌现出专业的人才，开展专业的服务，填补XX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然而出于资源、制度等方面的层层限制，草根公益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时，大都表现出以任务为导向的特点，其服务难以贯穿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全过程，呈现出碎片化、被动化的倾向。

在本次的应急志愿服务过程中，草根公益组织虽然积极参加抗疫活动，但还是暴露了其在人才力量上的薄弱和在专业服务能力上的不足的短板。大多数的草根公益组织没有参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缺乏深度参与应急管理的能力（孔卫拿，2020）。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看到，草根公益组织所有的工作均围绕具体的援助环节展开，提供补充性帮助，如捐赠物资、参与社区排查等。而在前期预警环节和后期重建工作中，很难看到草根公益组织的身影。

“HDY公益团”在前期缺乏医疗物资的情况下，紧急成立，选择运输疫区同样稀缺的消毒液体并且前往韩国海外采购大量口罩资源，有效缓解了XX无力顾及的当地基层医院的困难状况。而当疫情走向平稳，各类医疗物资XX有能力供给时，公益团便选择退出应急志愿服务体系。

事实上，这种片段式参与的局限其实也是草根公益组织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主动作出的战略性选择。一方面，草根公益组织不具备合法资质，对比于片段式参与，合法进入整个应急管理体系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过多，性价比不高；另一方面，对于募资捐物、社区排查等门槛低、易上手的工作，XX部门面临人手缺口，草根公益组织可以轻松参与进来，发挥自身“拾遗补缺”的功能，实现组织目标。

“像你问说为什么后面没有再出新的项目？一个方面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比较趋于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多XX的机构不错；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像提到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轮项目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式，然后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我们的范围拉得非常广。就是说当公益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去重新思考说我们应该什么东西可以做，我们什么东西不能做，然后我们下一步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思考。而且我们基本上把所有公益组织当中会遇到的问题都遇过一遍了。比如如果资金断了怎么办？然后如果货物或其他东西的运输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尤其是在有一个时间背景的框架下面。然后如果你要做的事情和XX想的方案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在你背书跟资质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选择？就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跟我是已经遇到过了。但是我们遇到过并不代表我们有最好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很确信自己的解答是对的，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后会觉得ok停一段时间，就即便说我们现在有一定的经费再去开展一些公益活动，我们也会觉得可能很多东西还要再去重新的想一想。当这些比较急的事跟需求不再重要的时候，这个之后的一些公益也好，还有说和XX的这种关系要怎么去处理，就是当整个语境不再是一个应急的过程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然后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事情，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SOHDYCN20201218）

（三）本章小结

本章总结了HDY公益团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采取的各种对应策略。在面临组织合法性限制时，HDY公益团选择挂靠在深圳市慈善会名下，共享其公募资质；在面对资源紧缺的问题时，HDY公益团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媒体发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内部成员私人关系的帮助，努力筹措物资；在面临组织自身的能力限制时，HDY公益团积极和其他草根公益组织合作开展活动，通过片段式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目标。

五、结论

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类公共危机急剧增加，草根非XX组织凭借自身灵活、高效的优势逐渐参与到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体制机制、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缺陷，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应急救援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社会组织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应对。

本文通过对“HDY公益团”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个案分析，发掘草根公益组织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结合当时情况分析“HDY公益团”在其中采取的各项应变策略和行动。总体而言，“HDY公益团”采取的行动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生存策略来看，草根公益组织表现出了“依附性自主”的特征。“HDY公益团”选择“挂靠”在具有合法身份的深圳市慈善会名下，依靠深圳市慈善会获得海外搜集物资、公开募资的资质，并在其实参与工作中为XX部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二是从发展策略来看，“HDY公益团”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草根公益组织互相帮助，共享信息，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网络；三是从资源渠道来看，“HDY公益团”充分利用身边私人资源，并动员媒体力量、企业力量、高校力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募资网络；四是从参与方式来看，“HDY公益团”采取了片段式的参与策略，在XX应急管理能力不足，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领域提供相应服务，等到XX部门力所能及时“撤离”，不参与专业医疗救助工作和灾后重建事项。

“HDY公益团”是新冠疫情期间众多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草根公益组织的一个典型样本，其面对的种种困境极具代表性。分析“HDY公益团”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所采取的行动的内在逻辑和动因，可以为今后草根公益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定的参考。当然，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分析和归纳，对于草根公益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实践机理需要挖掘，从而为草根公益组织提供更具适用性和实践价值的策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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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论文的完成意味着我大学四年的学习即将画上句号。从初入华园的青涩懵懂到现在怀揣着忐忑和憧憬踏上下一段旅途，华园的四年在我的人生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收获良多。感谢华南理工大学提供给我一个这样的学术、生活平台，帮助我不断成长不断蜕变。在此，我要对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真诚地说一声感谢。

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对学术认真严谨的态度激励着我在论文写作中不断思考，学者用学术思维和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我而言，老师的谆谆教诲不仅体现在论文上，更体现在潜移默化的学术思维、学术态度以及学习方向上。接受老师论文指导的时间里，我从众多学者的学术经历中慢慢摸索着自己的方向感，在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中思考着今后的工作与生活，我想这些所得所获已经远超一篇毕业论文本身所带来的价值。

感谢我的师兄师姐、朋友、舍友们，感谢大家在我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毫无保留的帮助和付出，感谢大家在我沮丧不安时真诚的安慰和暖心的陪伴，感谢大家在我退缩时对我一次又一次的加油鼓励。大学是一段茫然的试错旅程，是大家给了我一路走下来的勇气和能量。

感谢父母、家人的关怀、照顾和支持是我最长久的动力来源，也是我坚定信心不断向前的底气和驱动力。

最后感谢坚持到最后的自己，虽有意外虽然迷茫，但还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毕业作品。

草根NGO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行动策略研究——以“HDY公益团”为例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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