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金石萃编>对清代碑学的影响》

　摘要

王昶《金石萃编》一书注重对所录金石材料版本信息的考证，这对碑学的形成有引导之功，书中对历代碑文中的生僻字进行了详细梳理，有利于文字学的发展。此书补充金石学的资料的同时，还修正了先前碑文错误之处，使后人在查阅资料时更加直观明了，为后世开创了新的碑学研究途径和新的审美观念，对于当今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金石萃编》的成书背景展开，对本书自身的书法价值、对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对碑学思想完善与传播等角度进行详细分析，总结清代金石学对碑学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碑学；王昶；金石学；清代碑学

绪论

王昶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金石学家，先后编书《大清一统志》、《春融堂集》、《滇行日录》等，后又著《金石萃编》一书，收录碑刻1500余种，时代跨度从秦朝到宋末，该书还将著录、释文、考证资料等汇编于一体，为后世对金石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非常珍贵金石学集大成之作[1]。

学术界对于王昶此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从未停止，在建国前就有清代江潘、管同等人[2,3]对王昶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探索，建国后更有凌耕所编写的《王昶传》详细客观地描述王昶的一生；而对于王昶的诗歌作品研究当以赵杏银所著的博士论文《乾嘉代表诗人研究》、周广平所著的硕士论文《清代乾嘉时期学人诗研究——以“嘉定”三老为个案》为首。

与其诗歌词赋作品不同，《金石萃编》一书是王昶穷尽五十余年之力所撰写的一百六十卷文献巨作，收录下从西周至辽金时期总计约200万字的碑刻、铭文，是我国金石学史与碑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鸿篇巨制。而其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所收集的资料之富余，更多的是《金石萃编》中创发新见的编纂体例和其严谨专业的论述表达对后世的金石学发展与研究影响深远。当下对这一著作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近十余年来专门研究《金石萃编》的文章主要是顾吉辰所著的《王昶和他的<金石萃编>》从王昶的生平到《金石萃编》的成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大致的介绍，增加了王昶及其作品在学界的影响力[2]；而后又有赵成杰编写《<金石萃编>的传播与接受》和《<金石萃编>之续补及其金石学意义》两篇文章，从《金石萃编》的传播情况和接受程度以及该书对金石学的研究意义展开探讨[4]。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学者从《金石萃编》的具体内容、文学文献成就、研究价值意义等某些单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和研究，但迄今为止整个界内对该巨作的研究分析文章仍然位数不多，无法突出《金石萃编》在金石学、碑学史上的地位，本文试从对王昶生平及《金石萃编》的具体成书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出发，对两者进行详细研究。

　　第1章王昶生平及《金石萃编》的成书

　　1.1 王昶生平

王昶（1725-1806），乃雍正二年生人，卒于嘉庆十一年，享年八十三岁，字德甫，因其有兰泉书屋、琴德居而取号为述庵，江苏青浦人[5]。乾隆十九年王昶以二甲第七名中进士，朝试失利未能授予官职；而在乾隆二十二年时，王昶被授予为内阁中书；乾隆三十三年时，因两淮盐引案事发，王昶受到牵连被革去职位，此时正遇中缅之战，云贵总督阿桂亲自保奏，王昶由此随阿桂将军出征缅甸，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王昶从军九年，自此之后，王昶仕途节节高升[6]。

在学业上，王昶自幼便受到书香世家的文化熏陶和接受家中长辈的优良教育，使得他以《百世师录》为学前教材，在四五岁时就可以流畅演说《廿一史弹词》。学业上极高的天赋和成就，令王昶胸怀大志，十八岁以第一名成绩入学，二十四岁游玩吴中之际路遇名士，被杨绳武、蒋恭裴二人称为“宋文宪以后一人也”[6]；二十六岁又再次以第一考入紫阳书院拜惠栋为师，尔后其与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曹仁虎等人的诗作一同被选入编成《吴中七子诗选》，世人称其为“吴中七子”[7]。王昶所著《春融堂集》中金二雅《播琴堂诗集序》里说到对文者的定义：“所谓文者，非尽连蹇颠踬之谓，盖谓仕而在下焉而……然专其力乃能博于学，静其心乃能会于物，使身劳于国而虑尽于事，自非上智，必遑遽而不得宁，且遗忘茫昧以失所学。”这些都时王昶自身为人处世方式的方式、治学研学的远见卓识，因此才能有在诗歌词赋、金文碑学等方面有如此成就。正因他能够持之以恒地以“文者”身份要求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学习、严谨处事、诚善待人，不为功名利禄所左右，他才能在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坚持收集各地的金石碑学资料，编纂出如《金石萃编》一般尽极一生之力的著作，由此可见王昶专精学术、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如此难能可贵，值得世人推崇学习。

王昶一生著作极多，学术水平极高，共著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青浦诗传》、《湖海文传》等，其诗还与袁枚并称[8]。他也曾参撰《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著书；在1754年曾帮助秦蕙田编修《五礼通考》《西域同文志》《大藏经》等[9]。

王昶不仅诗词、金文上有很极高的成就，在书法上也造诣颇深。隶，楷，行草皆善。他的书法并没有顺应当时“台阁体”千人一面的书法形势，王昶的大开大合，结构奇特，令人们耳目一新，因此广为盛行[10]。

1.2 《金石萃编》成书背景

自上古起，金石便作为承担着传承记载的责任的书写载体流传于世了，最早发现于《墨子》的“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球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中[11]。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篇章中还记载道：“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受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顾不久长。其身未段，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12]现代金石学大家马衡对金石的定义为：“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12]由此可见从上古至今历朝历代对金石的传承与研究从未停止，但是在宋代之前金石学并未成为学者专门研究的门类，直至宋代，金石学才迎来了它特有的黄金期，涌现出大量的金石学文人与著作，但随着年限的增长，相关著作遗失甚多，对金石学可传承的文献资料愈发稀少。

清代初期是金石学的复兴时期，清初学者大多积极倡导“实学”，以顾炎武为首的始终提倡经世致用这一学说理念，将金石学和碑学视为历史考证的依据以及正经补史的工具[13]。顾炎武攥写《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等金石著作，加强人们对金石学的认知，进一步振兴金石学在清代史学研究方面的地位，较之稍后的学者孙星衍等人也写下：“夫金石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益，古今兴废之迹，大有裨益于政事，不独奇文妙墨，足垂永久。”以此不断强调金石学的重要性[14]。

乾嘉时期国内社会稳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重视对古籍的编纂整修工作，故而清朝考据学文化繁荣昌盛，金石作为重要的考据资料被极大推广，大量的金石学家相继辈出，金史著作也不断增多。

乾嘉时期正是朴学兴盛之时，训诂考据称为当时研究学问的首要方式，也因此出现了讲究考据的“乾嘉学派”，这些学者继承和弘扬修缮古籍，对其加以编纂说明，让真正历史典籍版本流传于世，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让后人了解真正的历史，由于纸质资料的载体太容易损坏，乾嘉学派的学者便将资料来源聚焦于碑、鼎等刻有文字的器物之上[15]。乾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访碑拓片等方式来还原历史的真相，访碑在宋代形成，拓片是其重要载体和研究对象，虽然金石学在元明两代并热门，但随着清代学者对金石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拓片的需求也不断增加[16]。

到了乾嘉年间金石研学愈发盛行，访碑活动也愈发常见，拓片成为了书法大家、学者们的讨论主题，甚至众多学者以此方式广结好友[17]。除记录金文内容的功用之外，当时众人还会使用拓片记录自己的生活琐事，人们会相约拓碑、彼此相互赠拓片、相互题拓，这在当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金石学风气。

而《金石萃编》的成书受到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极大，王昶在一生游历的过程中结识了诸多喜好金文的有志之士，文人学者当时盛行互赠拓片以表情谊之风，故而文中的许多拓片为王昶亲自访碑或与他人相互赠送所得[17]。

考据之风的盛行促使金石学发展，而金石学的研究十分注重访碑一环，王昶作为乾嘉时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从壮年游京师之际便开始喜好研究金石，而后王昶入朝为官，第一次官宦之迹到达永昌府担任XX一职，借此机会他游历过楚雄府、大理府、云南府等地，往返腾冲保山之间，亲自访碑，研究金石，收录记载下诸多资料。而后据史料《清史稿》一文记载：“上命大学士傅恒出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王昶再次入滇复职，担任阿桂将军的幕僚以求戴罪立功，在此期间他又前往云南境内向西一路行径至安宁、大理府、永平县等地探访碑刻[18]。正因其特殊的任职之旅，王昶一生所访金石碑版高达一千五百余通。

在《金石萃编》的自序中，王昶写道：“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旧物难聚而易散也，后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伟怪丽之文消沉不见于世，不足以备通儒之採择，而经史之异同详略无以参稽其得失，岂细故哉？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前文表达了王昶自幼便对古学有浓厚兴趣，之后十分喜爱摹挲金石文字，随着他为官期间到处任职时不断走访收集金石，真正体味到其中的艰辛困难，而前人的金文著作大多存在金文时限较短、文章收录不全、收录字体局限性强等问题无法满足后世学者对金石碑刻的需求，故而为了使这份“瑰伟怪丽之文”永存于世间，为了使得金文碑学源远流长，王昶决心将所考据的金石资料汇编成书以供诗人参考，他将一生所访得以及友人相赠的金石碑刻收集整理，考订成册，编制成文，最终《金石萃编》成书于乾嘉十年（1805）[19]。

　第2章《金石萃编》对清代碑学复兴的影响

　　2.1 《金石萃编》的书法价值

汉代以后的唐至明朝期间，始终推行楷、行、草等书体，由此显出隶书要已远故，汉隶这一成就极高的书体几乎成为绝学。直至清初，纂体与隶书的发展出现了新转机，清代乾嘉时期的书法大家多大170余人，考据之风的盛行开始带动隶书的发展，推行隶书、篆体的大家数量不断增加，近乎可与常善行草书者分庭抗礼，此一现象与金石学在清代“死灰复燃”似的重新复苏密切相关。专擅隶书的书家越来越多，由此开始在技法上进行新的专研，不断增加取法对象，亲自访碑拓片，推研字体和文字内容[19]。清代考据之风盛极一时，学者们潜心专研古时的金石文字，在发掘碑中对历史所起到的重要价值的同时，这些经史学家也在学习书法艺术，发现碑刻中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书法家价值，引起书法大家对临摹古金石文字的兴趣[20]。

上元人郑簠在康熙年初，为寻访古碑行走千里，亲自访碑临摹汉唐的碑碣，据《隶法琐言》中郑氏的自述：“初学隶，是学闽中宋比玉，见其奇而悦之……沉酣其中者三十余年，溯流穷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趄奇怪之妙。”从中可知郑氏的隶书练习与专研历时多年，其亲自搜访描摹汉唐之碑的行动，使得他在碑派书法的艺术上收获颇多，奠定了金石碑文隶书、纂体在清代盛行的基础，也让郑氏成为当时的集大成者之一，引领后人对清代碑学运动的推行[21]。

嘉庆十年王昶将长期收集的金石资料撰写成《金石萃编》一书，在这长达一百六十卷的巨著中，从秦到宋末的各种碑文体例均被详尽记载，文中内容形式多是按照原碑的尺寸、收藏情况、摹写附上王昶自己的考证与评价。故而书中有很多地方都直接提及王昶在游历之际对所寻见金石碑刻中文字的直接评价，这些字体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和书写价值，因此很多人以金石碑刻中的字体为创作蓝本，甚至在其中探寻书法的历史变迁及其字体的演变情况[21]。

《金石萃编》中大量引用郭宗昌《金石史》中的相关题跋，又因郭氏不仅专精于金石的收藏研究，更擅于隶属创作，因此在《金石史》一书中多写道关于碑帖书法欣赏等方面的思想，也被王昶所采纳收录。

王昶的隶书成就显著，因其多年临摹金石文字，将汉篆融汇进自身的隶书笔法之中，形成独到的艺术特点。在《金石萃编》中可清晰看出王昶笔力雄强，其字体圆浑凝重，笔画平直不拘板，结构均匀，整体字形方正端庄，运笔之间有碑刻字体的风韵，舒张飘逸、洒脱不羁，世人看后都会感慨于其凝于字里行间的豪迈大度[22]。

　2.2《金石萃编》对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王昶始终注重利用金石碑刻文献同当时的历史文献相互校正，一方面是因为金石文献所记载的古时之事可以补充史传之漏，正如史传未记载西域的敦煌长史武斑薄伐匈奴之功，而在《敦煌长史武斑碑》中才可得悉武氏之功；另一方面，金石文献中所提及的碑主与书碑人之事均需要借助史传的详细记载来加以介绍，或通过史传阐明部分碑文所载内容的背景，如需要通过《晋书》所记载姚氏被迫西迁的背景因素，才可明晰《姚辩墓志》中姚氏子孙为何播越居于威武[23]。

金石文字与碑帖之文大多为当下所著，相较于改朝换代之际史官所记载存于纸上的资料，记于当时当下的金石碑刻文字才能保存最为真实完备的历史资料，但这类记载史料的物件又常埋于地下或是置于荒野之中，如王壮弘在《碑帖鉴别常识》一文中所述：“凡改朝换代，必修史乘，于本朝不利者皆篡改删除，故史籍不尽可信。而碑帖之文，皆为当时所作，或埋地下，或置荒野，或藏弃旧家，不及篡改，今得之皆可校订史实，是其功用之二。”由此可碑学与金石学对于后世研究史料的重要性。

《金石萃编》是王昶潜心将碑版之学融于史料，考究其原貌，补足史缺，如同其通过《大泉寺新三门记》此碑获得大泉寺的相关信息，借以补足《江南通志》等之缺：“碑文此下载峰之阳有大泉寺，因泉而题。今细检《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凡山水、寺观、古迹、名宦、方外各门无一语载及者，竟无从考证矣！……修志乘者不及搜釆金石，以致纪载漏略如此，盖金石文字有裨于舆图考索者为功不细，而小爹志秉笔者往往土宜弃之，则亦无可如何矣！”在《金石萃编》中还有诸多对史料的补充说明，就如王昶考录《李广业碑》来补证历史人名的缺失、考录《段志玄碑》补充人物传记的缺失等。

除了以碑补史，碑学还可以用来校正错误的历史。正如王昶依据《东郡怀古诗刻》这一碑文纠正史传的错误之处：“李德裕在东郡怀王京兆阳给事诗二首……以诗结相考之，则德裕是检校户部尚书出为郑滑节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礼部尚书，两《传》皆误，而《中州金石记》以为‘正与史和’者，非也。”

随着清代金石学的推进，在考据学盛行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被金石所吸引，参与对金石学的研究，在不断的研究下发现以碑补史、以碑正史的重要性。《金石萃编》这样一旷世巨作，将史籍资料与金石碑学资料相互校正补充，订正偶误之处，进而推进了清代碑学和金石学的不断发展。

　2.3 《金石萃编》的传播完善了碑学思想

《金石萃编》经过了四十多年的不断沉淀，抛开别的不谈只是修改书稿就已经用了五年的时间，最终在公元1806年成书，此书一经推行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关注碑学和金石学的人们都竞相争阅这本旷世巨作。清代初期金石学的发展，促进并且完善了碑学思想的萌芽，《金石萃编》这本著作的问世也对碑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15]。

《金石萃编》在清代掀起了金石学与碑学的研究浪潮，许多学者都在为这本书里面出现的碑刻进行标注，后世还有许多文人为《金石萃编》里不曾记载的碑刻进行补充，这也使得更多值得专研的碑刻被挖掘出来，对于碑学的发展有着绝大的好处，这也使后人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历史。

在《金石萃编》成书之前，王昶对碑学思想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亲自寻访、考订金石碑刻，具体探究其成书过程，从中发现除了著者亲自访碑求实以外，王昶还广交贤友，相互探讨金石碑学问题，在友人的支持与帮助下，他把对金石喜爱之情、对碑学的研究思想传播出去，加深与友人在碑学思想方面沟通交流，也由此获得樊明征等有人所提供拓片，增加了《金石萃编》的资料来源。正因如此，王昶所藏的拓片众多，以南资长老上门所求碑版拓片作为临摹对象之事为例，在《九月杪·移居教子衡衝》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才罢衡文更校文，时余为史馆撰修。书生结习正纷纭。求碑又报南华使，双屐闲阶破藓纹。南华资长老寓书，求圆通庵碑记。”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碑学思想颇为深入人心，引起各大家探寻摸索。

王昶与倪敬堂的书信往来中，常会谈及其对碑刻的认识和看法，如《复倪敬堂书》信中所写：“来书谓《圣教》乃集狐成腋，为右军书之最粹美者。此碑楷模百世，所不待言……即《明徵君碑》笔意亦出于王，特参以褚法，稍加展拓。”在另一封信《又复倪敬堂书》中王昶又言：“来索唐高宗碑帖，箧中有《万年宫碑》今以奉上……自来书家于金石文字，不能旁搜博采，故知高宗者绝少耳。”从中得以窥见这种碑学思想的交流情况，在书信中常言论可谓精到独特。

后世的金石著作多以《金石萃编》作为参照，罗尔纲在《金石萃编校补》一书中曾言：“王昶积五十年精力成一百六十卷《金石萃编》。金石文字自欧、赵以来，至此蔚成巨观，嘉、道后作者，皆循循守其藩篱。”一语道出了《金石萃编》在金石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该书对后世研究金石学、碑学文书的创作影响力，如《金石萃编补略》《金石萃编补目》等文，均是《金石萃编》对碑学思想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

结论

从对王昶生平的探究中可知其因所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积累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内涵，为今后进行金石学的学术研究之路奠定基础，而王昶一生为官，任职之处遍及国家的大江南北，创造了他寻访金石碑文的有利条件。乾嘉时期推行考据学，朴学学风的盛行推动金石拓片交流加深，好友之间互赠的拓片也为王昶后期著书提供了大量的金石资料。可以说《金石萃编》的编书不仅代表着王昶个人学术成果，更是清代金石学集大成的缩影，该书与其他金石学著作共同构建了一个以考据题跋为中心，汇聚前人精研成果，辨析史实、考求源流，构建出存目、录文、摹写等为一体的编纂体例，形成清代金石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并得以长存。

金石学在清代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清代碑学的繁荣，这阵考据学的“东风”还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清代的学术思想，而《金石萃编》除了在金石学与碑学方面建树颇高，在书法方面也极具研究价值。王昶在著书中的鉴赏评价对后世学书者具有一定的审美导向作用，展现出当时的书法家对于艺术的不懈追求，以及其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影响后世人对书法鉴赏的认知与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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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杏银：《乾嘉代表诗人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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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衡讲金石学》，第3页。

[12]（清）孙星衍：《京畿金石考》，《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8745页.

[13]（清）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S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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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赵成杰.《金石萃编》的传播与接受[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

[25]凌耕.王昶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致谢

论文即将完成之际，忽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似乎昨日才刚刚踏进宁静的校园，还未细细体会四年的欢乐时光，时间便恍若白驹过隙，一去不返。

我当是幸运的，这四年的求学之路，每每在最需要的时候，总能及时地得到师长厚爱、知己的帮助。在诸位老师严谨认真的教导下，学生更加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解专业知识，提高个人专业技能。

在此要特别感谢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他是我本次毕业设计研究的老师，正是在其亲切的关怀和悉心指导之下，我才能顺利完成本次研究。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我的导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我的导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这篇论文虽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我大学生涯的一个小结，经过此次学习过程，除了掌握了论文书写技巧外，更加学会了今后立于世间必须要有责任心，要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对待学业与工作。

而今这四年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在这分别之际，愿未来能够不负恩师的教导，将所学应用于生活，做到学以致用。

最后，再次对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