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与《西游记》之女儿国比较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意识自古有之，可以说自从文学的诞生那一刻起，女性意识就初露端倪。新时期以后，各界学者对女性意识的研究更是报以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基本上是将女性意识划分段为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自发时期的女性意识主要是指从先秦到清末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对自身命运的反抗和抗争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本文主要是在自发阶段的女性意识的背景下，通过比较《镜花缘》与《西游记》中的女性意识在女儿国这个共同体上表现权重的不同为佐证，探讨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原因，探究在《镜花缘》背后的女性意识以及女性意识在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压迫下发展的扭曲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女性意识；镜花缘；西游记；女儿国

 

　　学术界普遍认为女性意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关于广义的女性意识，主要是指“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种女性意识不免有些泛泛其词，让人有些琢磨不透，而狭义的女性意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按性别分类，指女性自身作为人，对女性人生价值的认识和感悟，以及对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定义的反抗和颠覆；另一种则超越了女性这个性别，并不仅仅从属于女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性能从女性利益角度出发，关注女性生存境遇，表达女性生命体验，那么这个男性同样也具备女性意识。其实笔者认为关于狭义的女性意识主要是主体性别的区分，他们在把女性命运作为关注点上是一致的。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经历了自发期和自觉期两个阶段，自发期的女性意识主要是指从先秦到清末，作家在创作中表达出的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或是赞美，这种女性意识是自发的，是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指导，更多的是在社会生产生活经验中无意的发现和表达。而自觉期的女性意识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女性意识的相关作品的传入以及人的发现，逐渐使得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本文主要探析的是自发时期的女性意识，通过明清时期比较富有女性意识的作品《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和缺乏女性意识的作品《西游记》中的女儿国，找寻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原因，同时分析在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女性意识发展的扭曲性和局限性。

 

　　《镜花缘》与《西游记》都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女儿国作为这两部小说唯一有交集的部分，无疑称得上两部小说中的出彩之处，值得细细赏阅。《镜花缘》与《西游记》虽然都是男性作家所写，但是二者在关于女儿国的创作中，对女儿国的描绘却大有不同，不同之处约有三处：

　　首先，关于女儿国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然而《镜花缘》与《西游记》明显对《山海经》中的女儿国承继有所不同。女儿国，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且充满想象的世界，《山海经》对女儿国只是一笔带过，《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写道：“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说的是女子国在巫咸国的北边，有两个女子居住在这，四周都被水环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们住在一道门里面。。]在《大荒西经》中同样有这样一句话：“有女子之国。”[同上。]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女子国或者说女儿国确实是由来已久，尽管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国家，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对它的想象，或者可以说正是由《山海经》中关于女儿国的寥寥几笔的记载，才给后人创二者关于女儿国的描写上却完全不一样。《镜花缘》中，唐敖一行人到了女儿国，多九公邀请唐敖到女儿国游玩，唐敖因听说过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几乎被国王留住，所以不敢上岸，作者李汝珍这时候就直接借着多九公的口来说明此处的女儿国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一样，“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这里的女儿国另有不同，因为在此处的女儿国中，“历来本有男子”，与天朝一样，而这里与天朝不同的是，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这种“男治内事”、“女治外事”的模式也是有男有女，男女配合，不过是将女子与男子的角色或者确切的说是将男女的社会地位颠倒了过来，而在《西游记》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女儿国被称为西梁女国，“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西梁女国境内全是妇女，是没有男人的，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只是边笑边鼓掌，冲着唐僧师徒四人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好似没有见过男子，看到国中出现男子甚是惊异，须臾间人就塞满了街道，充斥着各种调笑声。这与《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大不相同，也更充满想象，也更加充满神话色彩。因为西梁女国有女无男，她们以水来繁殖，国中有条“子母河”，这里的人待到二十岁以上，才可以去喝那河里的水，喝完水之后便会觉得腹痛有胎。到了三天后，便去照胎水边照去，若是照得腹内有了双影，那便意味着该女子会降生孩子，异于常人的繁衍方式与那条神秘的子母河似乎更符合《山海经》中“水周之”的描写场景。从这里可以看出，《镜花缘》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虽都是由《山海经》而来，但是对《山海经》的承继是不同的。

　　其次，《西游记》创作于明朝中后期，此时皇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日趋腐朽，宦官专权加剧党争。政治上的混乱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统治阶级的逐渐放松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思想领域逐渐活跃的重要契机是陆王心学的兴起，《西游记》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编纂而成，虽然王阳明心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本心”，但是人们在探寻内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七情六欲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文学家纷纷扬起求世俗爱好个人情欲的旗帜。如李贽“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汤显祖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以及袁宏道的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等等，在社会上兴起了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冲击僵化的思维，打破禁锢思想的樊笼，但过度的“标新立异”、荒唐怪诞的行为有损于社会的正常秩序，以至于出现一些败坏道德的非理性文学作品，污染了文学的理性道德环境，但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比较顽强，这种思潮比较脆弱和凌乱，所以很快的衰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吴承恩仕途不顺，不难理解他会在《西游记》中寻找本心，女儿国在西游路上，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其中之一，是必须要克服的，是“灭人欲”表现与象征之一。这无疑代表了大多数文人的看法，尤其是接受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生长的文人，即使西梁女王大胆求爱，反映了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理念，但是女子会妨碍男人建功立业的想法更深入人心，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的进步思想，但无法摆脱封建礼教与宗法文化的禁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歧视与压抑。而到《镜花缘》创作之时，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引起了一批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地变革。他们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抨击摒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尤其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对封建君主制度做出了无比激烈的批判。至清中叶时，清初的启蒙思潮虽有所受到扼制，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在文化学术领域，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又重新振奋。汉学家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治学方法，使他进入了对理学问题的研究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他在《孟子字义疏证》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认为“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也就是说理解天下所有人的情感，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对“人伦日用”进行权衡没有差错的就是理。以此来批判宋儒的“以理杀人”，说上位者用理来责令下位者，给下位者定罪，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死于法，还有值得可怜的地方；死于理，有谁去可怜那些人呢？这更是对封建伦理制度的讽刺与批判。汪中也发表了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相悖的观点，在《述而·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节议》中，他反对妇女在丈夫死后殉节的“妇道”，认为这本来就是不理解理却说这种妇道是守礼的表现，并因此损害了妇人的生命，真是悲哀。《镜花缘》无疑受到了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女儿国中作者颠倒了男女的社会角色，为男性展示了女儿国中男子的生活处境，更是在三十三回中让林之洋亲自体验了一把男子缠足的痛苦。不难想象在那个读者大多是男性的时代，这样一幅场景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心理影响，会给他们以往的认知造成多大的冲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冲击了封建纲常伦理制度和封建礼教。

　　《镜花缘》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喻现实的小说，既是讽喻现实、寄托理想，那在女儿国中的种种描写皆发人深省。在三十三回“粉面郎缠足受困”一回中，详细地描写了林之洋是如何受困缠足穿耳的，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左耳也是一样，用手在穿针之处碾上几碾，而后一针穿过。之后“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著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在宫娥的监视下，林之洋丝毫不敢放松，夜间被两足疼醒，将白绫解开却被大王下令打板子。两脚痛极却仍要下床来往走动。“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两端，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同上。]最后“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林之洋的缠足场面成为唐敖一行人出游到女儿国描写重点，涉及女儿国的章节从三十二回至三十七回共六回，而描写林之洋的缠足场面描写足足有一回半，可以想象关于缠足的描写是如何详细，如此才能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缠足穿耳是多么的痛苦与泯灭人性。作者李汝珍如此详细地描写缠足穿耳场面，强调缠足穿耳给人带来如此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毫无疑问是在揭露以缠足穿耳为代表的这种封建陋习给人带来的戕害，深刻地批判了残害女性的封建陋习以及其背后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彰显了作者在当时那个时代进步的女性意识。而《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在整篇小说中所占篇幅并不大，仅仅是唐僧师徒四人西游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其中之一。在女儿国这一大部分中，又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唐僧与猪八戒误饮子母河中的水的故事。这是女儿国这个大的故事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暗线，唐僧与猪八戒虽肚子大了觉得“腹痛有胎”，读起来有些令人发笑，但这却不是故事的焦点。焦点在孙悟空到破儿洞落胎泉取水之时，就在此时引出了唐僧师徒四人与牛魔王家族的恩怨，一方面与前文在火云洞收服红孩儿的情节形成照应，另一方面又为之后向铁扇公主三借芭蕉扇埋下伏笔，而在落胎泉取水之时与如意真仙的打斗虽篇幅不多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链接了全文降妖除魔的一系列故事。第二个部分就是唐僧被女儿国招亲的故事。女王招亲是作为女色诱惑成为西游中的一难，女王在听到驿丞的禀告之后“满心欢喜”，当即说道愿以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自己为后，与他一起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西梁女王愿以一国之富，一国之权招唐僧为婿，于唐僧来说，莫不是取经路上的一大难，因为比之西游路上其他关于女色的诱惑，一方面来说女王是作为人而不是妖的身份，这于唐僧来说就不存在生命安全的威胁，仅是俗世中的一次缘分。另一方面来说女王容貌也不输于他人，文章中用了大段文字来描写女王的容貌，“眉如翠羽，肌似羊脂。……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诚然王母降瑶池。女王的花容月貌不似凡人，堪比天上的王母娘娘，作者更是用猪八戒的丑态侧面烘托女王的美貌，“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同上。]最后，女王招亲，不仅将一国之富奉上，更是将王位一并奉上，王权富贵唾手可得，对男子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然而如何脱困继续西游也无疑成为这个故事的关键和焦点。

　　《镜花缘》与《西游记》虽然都写到了同一个事物，但因创作重点不同，所以女儿国在两篇小说中所蕴含的内涵与意义也大不相同。之前写到在《镜花缘》中“男治内事，女治外事”的大环境下，林之洋作为天朝前来游历的男子却被迫缠足穿耳，作者还将缠足穿耳的场面细细写出，可以想象读者在读到如此篇幅之长，痛苦之深的缠足穿耳场面将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发笑之余难免深思：女性穿耳、缠足真的是合理的吗？其实作者对于缠足穿耳的态度早已表明，早在《镜花缘》第十二回中作者就借君子国的吴之和之口道出，吴之和向唐敖提出质疑，始闻妇女缠足之时，以为此女或许是做错事而被父母惩罚，因此用裹脚的方法来惩罚该女子。然而却没想到是“系为美观而设”，又问道西施、王昭君都是绝世佳人，在那时候又何曾把脚削去一半？读者在读到十二回中看到吴之和对于妇女缠足的疑问或许只是付之一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去思考一番，但是在第三十三回中看到描写的如此详细血腥的林之洋被迫缠足穿耳的场面，已经无法忽视，这种美是真正的美吗？缠足给女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肉腐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却看不到美好的地方，不如世间所有的男子都杜绝这种陋习，之后这种缠足之风才会慢慢消去。虽然这本小说没有借用主角唐敖之口明确地指出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女子的戕害，讽刺封建男权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束缚，但其间接的揭露封建陋习的弊端确是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冲击了封建男权社会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的思想观念，揭示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显示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念。《西游记》西梁女国中一国有女无男，女王一听到唐僧师徒四人要来倒换官文便说要“以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和他一起“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意识中，还是不自觉得体现了以男子为尊的观念意识，女子只是男子的附属，是上天赐予的，体现了封建专制礼教下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的思想观念。女王用一国之富、一国之权加上堪比王母娘娘的美貌招唐僧为王，这是西天取经路上的一大磨难和挑战，主要是用来体现师徒四人尤其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路上不受权利、女色诱惑的坚定意志。

　　在分析过女儿国在两本书中创作的不同后，才能更好对《镜花缘》背后女性意识的萌芽及其囿于封建礼教制度下的局限性进行探究。《镜花缘》中确实展现了作者李汝珍进步的女性意识。首先，女性具有独立的生产生活能力。《镜花缘》中，闺阁小姐不在仅仅囿于闺阁之地，能够独立进入社会生产生活。骆红蕖因母亲终日操练武艺，杀尽东山之虎，为母报仇，廉锦枫亦是因为母亲习得一身好水性敢为母亲下海取海参，他们二人也都因此孝名远扬，得到一定的社会名誉。女子不再仅仅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可以拥有一技之长独立生活在社会中。其次，女性应与男性一般具有平等的教育权。如黑齿国设有女学塾，女子与男子一样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读书，以备考试。黑齿国虽无女科但是有观风盛典，同样定等第，能为家族带来荣耀。而且女子作起学问来，同样不输于男子，黎红薇、卢紫萱同唐敖、多九公谈学问，无论是音韵抑或是《周易》，唐敖与多九公皆不如黎红薇与卢紫萱两位女学生，最后只能借口林之洋逃出了学塾。三，女子应拥有参xxx。小说安排这一背景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就有深意，武则天作为女皇登位，本就是对封建男权的一次挑战。上林苑赏花时，命群臣以花名作诗，不论是何种要求，上官婉儿才思敏捷，语句清新，总是第一交卷，超过大多臣子。这一点同样明显地体现在女儿国，“女治外事男治内事”，女子可以同样与男子一般参政治国，并不弱于男子，与小说开始那句“今日灵秀，不独钟于男子”相照应。第四，反对穿耳、缠足这些封建陋习。第三十三回中，林之洋被封为王妃，受困于女儿国，大婚前要梳妆打扮作女子姿态，在这一回中作者借林之洋受困被迫缠足穿耳对穿耳缠足的场面作了详细的描写，展示了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压迫，揭露了封建陋习对女子的戕害，表达了作者对这种陋习的不喜与厌恶。但是作者身处封建社会之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长大，这种从封建男权社会发芽生长出来的女性意识或者说观念或多或少的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女性的婚配权上。骆红蕖、廉锦枫的婚姻大事被其长辈委托给唐敖，在《镜花缘》第十回中,骆龙遇唐敖时将其女骆红蕖托付给唐敖并说:“俟他年长,代为择配,完其终身。”[注：镜花缘/（清）李汝珍著；班古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12。]唐敖本来想聘廉锦枫为儿媳，然而在与尹元谈话时，几句话就将廉锦枫定与尹玉为妻，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作者还遵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遵循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女性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婚姻大事任由男性长辈做主，而且身为事件中的当事人，廉锦枫、骆红蕖亦或是千千万万的女性，本身并不觉得这种行为有何不妥，甚至在作者看来,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其次，在《镜花缘》第十二回中君子国的吴之和向唐敖提出包括缠足在内的很多封建陋习的疑问，作者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只是以国主有要事相商匆匆结尾。在最能表现作者女性观的女儿国中，虽是“女治外事，男治内事”，但是女子必须身穿男衣做男性打扮，男子却是面上敷粉做女性妆容，看似女性翻身当家作主，但女性只能以男性姿态外治于事参加社会活动，而不是作为女性本身，在这个男女社会角色颠倒的女儿国度中，“以治外事”的女子仅仅只是外表上的女子，在本质上，仍是封建礼教与封建伦理道德铸就的男性灵魂。在三十二回中，唐敖问若男子做妇人，管理家宅之事，他们会用脂粉，会缠足吗？林之洋答道他们最喜欢缠足，脂粉更是不能缺少的，甚至感叹幸亏自己生在天朝，若是生在这里，也要裹脚，那才坑死人哩！林之洋也算作是本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说起缠足，只庆幸生在天朝，这种“坑人”的事只会发生在女儿国的男子身上，即使被迫缠足后也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天朝的女子着想。所以作者的这种女性意识是狭隘的，他没有从根本上也就是站在批判封建礼教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女性以及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迫。最后，在《镜花缘》第四十回中武则天颁布的恩诏中的第三条写到:“太后因‘贞节’二字自古所重,凡妇女素秉冰霜,或苦志守节。或被污不屈,节烈可嘉者,俱赐旌表。”[注：镜花缘/（清）李汝珍著；班古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12。]第八条中同样写到孀居的妇人只有苦志守节，家道贫寒，才能获得奖励，对此，作者也非常赞同，体现在《镜花缘》第九十八回中，阳墨香、戴琼英得知丈夫被害，遂即到大营之中，抚著丈夫的尸首恸哭一场，之后决然自刎。由此，我们可看出，即使是在女帝的统治下，人们依旧恪守着封建男权社会所规定和宣扬的男尊女卑、夫为妇纲以及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观念，女性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与尊严。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从封建男权社会中发芽生长的不成熟的、扭曲的女性意识。

　　李汝珍虽然没有形成彻底的反封建意识，也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的女性意识。但在时代的局限下依旧能看到封建陋习及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迫，仍然值得人们的赞扬和肯定，就像胡适所说的，《镜花缘》“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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